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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花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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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短篇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唐传奇与唐诗一道,作为唐代两造文学之高峰而并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为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为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唐传奇的故事取材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故事结构完整逻辑性强,人物形象塑造极富笔力,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宋以后,传奇体就成为历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小说以及戏曲文学都从唐传奇中有所取材。人物形象塑造之成功,是唐传奇得以流传千年、广为传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古至今,文人学者对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倾注更多心血去研究整理,而男性形象作为唐传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今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例如王枝忠的《唐传奇中的男主角》,沈菲的《唐传奇“寒士”形象探源》,林明华的《唐传奇表现的士人心态》,王卫的《唐婚恋传奇中的男性形象研究》等等。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从不同角度挖掘唐传奇中男性形象的人格类型、个性特点以及群体特征,从而为更多后辈提供多角度思考分析的有力范本,嘉惠学术良多。本文中,笔者参详前贤时彦的精彩论述,通过对唐传奇中书生形象的分析与归纳,进一步探讨唐传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重要意义及其历史影响。一、淡漠功名,看破红尘 文人士子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怀有治国平天下的胸怀抱负,期望通过科举考试的选拔来改变命运,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但世事多艰,官场险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跌宕起伏的仕途中苦苦跋涉,能够常保富贵而善终者少之又少,因而唐传奇中有一些颇具悟性的文人能够在入世理想破灭之后勘破功名利禄,出尘世外。 例如《枕中记》中以富贵梦想为追求而功名不就的穷困书生卢生,在与旅途中偶遇的道士吕翁感叹郁不得志之后,倚着吕翁的一个瓷枕头沉沉睡去,在梦乡中娶妻升官,子孙满堂而富贵非常,八十岁久病不治而断气之时,卢生一惊而起,看到身旁一切如故,店主所蒸的黄粱米饭还没有煮熟,由此了悟,自言“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知之矣。”于是向吕翁连连磕头拜谢后离去。与此相似的是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书中讲游侠淳于棼一日在宅南大古槐下与友人豪饮而醉,睡梦中应邀来到槐安国拜见国王并被招为驸马,官拜南柯郡太守,政绩卓著,备受宠任;好景不长,淳于棼大败于檀萝国军,公主病死,身遭猜忌,国王“夺生侍卫,禁生游从”,淳于生郁郁不乐,国王遣他暂归本里。还归家门而梦醒,见二位友人尚在身旁,夕阳犹未西落,于是与友探寻槐下蚁穴,洞中积土均是城郭状貌,与梦中所见一一相符,淳于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二、博取功名,挫中奋进 文人士子经世济国之理想,抚平天下之豪情与儒家学说密不可分,加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令,历代帝王拜祭孔庙的举措,让儒家思想学说、孔子文化符号传承千载而不息,流播四海而勃兴。虽说中晚唐时期政局不稳、民生困苦,道家学说对社会思潮影响深远,劳苦大众在无常世事中多有浮生若梦之叹,但在出将入相的社会主流思潮影响下,对于求生渠道狭窄、以科举功名立身的广大书生而言,更多的士子还是立意科举,在坎坷的求索之路中锐意进取,博得功名,以此改变命运,彰显人生价值。 例如《陈季卿》中的主人公江南人陈季卿,离家十年参加科举,立志考不中进士不进家门,因屡屡不中只得滞留京城。他非常思念家乡,“自谓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虽然中途归家,但又因考期将近,强忍不舍离开了妻子兄弟。 又如《焦封》中,焦封丧妻后,续娶得“簪缨家女”,这位高门大姓家的女子容色殊丽,温柔缱绻,夫妇二人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本应心满意足的焦封,“不出经月余,忽突引而话曰:’我本读书人,当为名宦,今日名与宦未称心,而沉迷酒色,月余不出,非丈夫也。’”于是离开了出身高门貌美如花的妻子外出求取功名了。可见功名思想还是战胜了门阀观念,凡俗士子依然逃不脱功名利禄的引诱抑或说束缚。正如杜甫所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不仅仅是杜甫的目标,也道出了广大读书人的心声。 另外还有一些书生,对科举考试本身的执着追求令人咋舌,如《冯藻》中的主人公冯藻,已有官职不必奋斗,他却醉心科举,考试不止,已参加了25次考试,不顾家人朋友的劝阻,他说“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将功名以外的一切都抛诸脑后。唐代确有这样一群读书人,将科举功名看得比做官重要,他们认为只有官位而无功名乃人生憾事,终不为美,在功名与物质利益之间,他们选择了建功树名。三、失意堕落,嘲蔑权贵 毕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在科举之路上实现人生价值,在社会发展层面相对狭窄的时代,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可能很难完全理解落第士人的苦闷。这种苦闷不仅是精神上的,更反映在困苦生活的折磨之中。一生致力于科举而不成,他们很难再去从事其他行业,也不愿意再某生路,因此科场失意、四处行乞,饥寒交迫、虚度残生的状况在唐代士人中并不少见。 例如《孙定》中所描写的那样:“晚年丧志,放意酒杯。景福二年,下第游享,西出远门醉中走笔寄储诗曰:’行行血泪洒尘襟,事遂东流渭水深。愁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沉。一枝犹挂在堂梦,千里空驰此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离。’”从中我们不难读出落第文人孙定悲伤痛苦的心酸。 另外,困境往往能磨练人的心性,不少意志不坚的人为了摆脱困厄之境,不惜作出损人利己之事,行为卑劣,为人不齿。如李秀才(《李秀才》)偷窃他人文章,将他人亲戚说成自己的亲戚,即使被人揭穿依然面不改色,恬不知耻,无赖嘴脸暴露无遗。 刚正不阿、恃才傲物是读书人常有的个性,他们才华出众,自信满满,自恃可以凭借才华能力建立功勋,甚至留名青史。因此在顺境中不少读书人刚直不屈的品性光耀史册,为人传颂;而一旦身陷困境,怀才不遇,他们对自身遭际的愤懑往往与暗黑的社会现实形成共鸣进而讽刺挖苦、嘲蔑权贵,在讥讽怒骂中寻求心理平衡。如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控许怨,人问其故,扬曰:今哺药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焉,无德而衣紫衣,与驴覆麒麟皮何别矣”(《杨炯》)再如萧颖士:“恃才傲物,覆无以比,常自携一壶,遂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雨风暴至,有紫衣父老,领一小童避雨如此,颖见其散冗,颇肆陵侮(吏部黄尚书)。”四、超拔勇毅,儒侠风采 一场安史之乱结束了初盛唐的强盛国势,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又加速了李唐王朝衰落的步伐。社会动荡,世风日下,当穷苦百姓深陷战乱之泥沼难以脱身,人们对充满正义感而又能力超拔的游侠充满了期待。唐传奇则成为了人们寄托这种期待的平台,富有才情而又来源于社会中下层的唐传奇作者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以除暴安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的侠士,在满足市井人民殷切期望的同时,也促成了唐传奇的广泛流播。 这些侠客形象丰富多彩,并不是每一位侠客都有一身过人的武艺,那些以书生形象示人、却也从不缺乏正气豪情的侠客,我们可以称之为“儒侠”。如《柳毅传》中的柳毅,虽为一介儒生却正义满怀,孤身下海为境遇悲惨的龙女传书送信,又不畏钱塘君之强暴拒绝婚事,历经周折,终与龙女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当他听闻龙女的哭诉,毅然表示:“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足见其侠肝义胆。而洞庭君与钱塘君的表述也都从侧面烘托出柳毅正直高洁的品性:“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再如著名的传奇故事《柳氏传》中的许俊,在一次宴会中察觉了韩翊的失魂落魄,追问之下得知了韩翊之妻柳氏被有功番将沙咤利强纳为妾之事,于是生性豪侠的许俊驱马来到沙咤利处,设计救出柳氏带给韩翊,并说“幸不辱使命”。后经侯希逸上书,唐肃宗下旨,一对有情人终于团聚。这篇故事以“章台柳”一段为世盛传,而我们也不应忽视对故事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许俊,“犯关排闼”、“劫”柳归韩,豪侠之行令人激赏,正如故事结尾处作者的评价一般:“许俊,慕感激而不达者也。”“许俊以才举,则曹柯、渑池之功可建。”五、家富万贯,浪子放逐 唐传奇中塑造了不少浪子形象,他们大多家底较为殷实,热衷游荡玩乐。《唐国史补·因话录》中记载:“长安风气,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有一些不务正业的子弟,在游玩中获得奇遇,如《崔炜》的主人公崔炜,因行善而遇仙,历经种种奇妙境遇,“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不知所终。又如《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少落魄,不事家产,然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再如《东城父老传》中的贾昌人称之“神鸡童”,时谚“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靠斗鸡发家致富,见宠圣上。唐传奇的作家们在活色生香的描写中倾注了对浪子行为的激赏之情,但后世人也能够从客观的角度体察其中隐含的批判精神和揭露意识。六、风流俊朗,负心薄幸 婚恋题材在唐传奇中占有很大比重,研究唐婚恋传奇的专家学者也以原典为基础做出了很多有益研究,如果将婚恋传奇中的男性形象草率地贴上“才子”、“负心汉”等标签,显然有失公允。而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男性形象对爱情的态度,大致上分为两类:钟情型男子和薄情型男子。 一些混迹青楼的风流举子、自负才华的年轻士人,在青年时代任性放荡的生活中不免玩弄女性,垂涎美色,但他们并没有足够强烈的责任心来面对一时的爱意,对爱情不能一以贯之,负心薄幸的行为伤害了他们身边的女子,也遭到了读者的唾弃与诟病。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广为人知的张生(《莺莺传》),对崔莺莺不仅始乱终弃,最后还将莺莺寄给他的书信公布于众,并将自己科场不如意的罪责归咎于莺莺。对他行为的评定,古往今来众说不一,有人批判他虚伪懦弱的卑劣行径,也有人认为在爱情与功名不能兼顾的时代他的选择是无可奈何的。当然在唐代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这种有情人劳燕分飞的结果有时难以避免,但张生公布信件、归罪莺莺甚至诟骂莺莺是“妖孽”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等行为确实卑劣不堪,这是张生人格品质上的严重缺憾。 又如《云溪友议·薛媛》中的南楚材,为攀得高门而停妻再娶,还蒙妻子说自己游访山川求仙问道去了,幸好聪慧善良的妻子薛媛能诗善画,以一幅自画像和四首深情款款的情诗挽回了负心人南楚材的心。这个故事虽然以喜剧结尾,但故事发展中南楚材的负心薄幸实在为人不齿。 另外像《霍小玉传》的李益,《河东记》中的卢佩,《玄怪录》中得崔生,《云溪友议·慎氏》中的严灌夫等,都是这一类型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相关作品还有《异闻集·庐江冯媪》、《潇湘录·焦封》、《华州参军》等等。七、心如磐石,忠于爱情 在貌美多情的温柔女子形象下,男子形象的光彩稍显暗淡了,仔细阅读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与薄情男子相对,心如磐石、忠于爱情的男性形象毫不逊色,有一些甚至令人敬佩,引人深思。例如《无双传》中的王仙客,为娶钟情的表妹刘无双历尽艰辛,毫不退缩,最终结为夫妇,幸福美满;《离魂记》中的王宙是一位至诚君子,钟情倩娘,与之灵魂成婚并生儿育女,终与倩娘归家,合家团圆;《任氏传》中的郑六,明知任氏是狐妖而未加嫌弃,爱之如一;《灵怪集》中的郭翰,一心爱恋织女,娶之不得便思之成疾,未尝忘记;《传奇》中的下第秀才裴航,为求得聘物玉杵不辞千辛万苦,最终怀抱佳人,双双成仙;《本事诗》中的崔护,以真情呼唤因思念他而逝去的女子,使她起死回生,终成眷属;还有前文提到的《柳氏传》,男主人公韩翊是一位忠情士子,历尽苦辛终与爱人柳氏团圆。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我们可以参考:《李章武》、《河间男子》、《广异记·张果女》、《窦玉》、《张云容》等等。这些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与那些风流俊朗而负心薄幸的男性一样都是俊逸有才的书生,也都以渴望真挚爱情开始走上恋爱之路,并在爱恋过程中遭遇种种磨难挫折,但不同的是,他们的美德洁行、笃定意志,帮助他们在磨砺中勇敢地战胜客观障碍,在世俗礼法与知心爱人之间选择了后者,坚守爱情,最终获得了人生的幸福美满,也得到了后人的褒扬。 唐传奇成功塑造的这些男性形象,与那些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交互辉映,体现了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重要特色,透过这些男性形象及其活动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宏丽阔大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的日常图景。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大率篇幅漫长,记叙委曲……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或者模拟而已,唯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从中我们自然可以窥见男性形象的广泛影响。参考文献 1.《太平广记》宋·李昉 2.《唐国史补·因话录》李肇,赵璘 3.《柳毅传》唐·李朝威 4.《柳氏传》唐·许尧佐 5.《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余秋雨 6.《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 7.《中国小说史略》鲁迅 8.《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杨义 9.《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韩云波 10.《唐传奇中的男性形象》李利军. 2013.3 11.《唐传奇中的男性形象分析》冯达. 2010.第23期 12.《唐婚恋传奇中的男性形象研究》王卫 13.《唐传奇中的男主角》王枝忠 14.《唐传奇“寒士”形象探源》沈菲 15.《唐传奇表现的士人心态》林明华期待你的加入: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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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ycai4141

重邮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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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经典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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馋死宝宝啦

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这里也可以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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