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计论文报告

一、资产减值核算的国际比较 （一）我国目前对资产减值核算的有关规定。1998年开始执行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及财政部文件规定，公司应计提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四项准备金）。2000年底发布的《企业会计制度》要求对所有符合资产定义的不实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同时，规定企业不得计提秘密准备。1.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计量。我国确认资产减值时采用备抵法。在“资产负债表”中，各项资产减值作为其资产的减项列示。关于资产减值的计量，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分别就存货、应收账款、固定资产等八项资产项目作了具体的规定。2.资产减值准备的披露。企业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在期末对外提供财务会计报告时，应在“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中单独披露。披露内容包括：各减值准备的年初金额、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及年末金额。（二）国际上对资产减值核算的观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第121号准则公告《长期资产减值和待处置的长期资产的会计处理》规定，在评估长期资产和某些可辨认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可收回性时，如果使用该项资产以及最终处置可产生的预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总和低于其账面值，就应当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的计量应建立在公允价值的基础上。在评估可收回价值时，FASB采用的是未折现的预期现金流量，而在确认资产减值时则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国际会计准则IAS 25《投资会计》规定，长期投资的账面金额因非暂时性的下跌而发生的减少数，应计入损益表，除非它们能与以前的重估价相抵销。当投资的价值升高或跌价的理由不复存在时，已经减少的账面金额可以转回。1998年发布的IAS 36《资产减值》准则规范了企业确保其资产以不超过可收回金额进行计量的程序，要求企业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与此同时，IAS 39中也对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判断、确认作了具体规定。国际上规定，企业对资产减值准备的披露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信息：导致资产减值发生的具体原因及其对资产服务能力的影响，估计可收回价值的方法，资产的可收回价值，确认的减值损失及其列示，资产减值冲回的原因及金额和在报表中的列示。（三）国际惯例与我国制度对资产减值核算的差异分析。1.资产减值的确认。（1）资产减值的确认标准，目前主要有三种：即永久性标准、可能性标准和经济性标准。不同国家对于确认标准的选择有所不同。美国等一些国家使用可能性标准，其主要特点是，确认和计量的基础不一致，确认时使用未来现金流量的未贴现值，计量时使用公允价值，这样可能会导致资产价值的高估；英国等一些国家采用永久性标准，它强调只有在预计的未来期间内不可能恢复时，才对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确认；IAS 36等广泛采用经济性标准，只要发生减值就予以确认，确认和计量采用相同的基础。从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来看，我国资产减值的确认标准基本倾向于经济性标准。（2）关于资产减值的恢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如果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应在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范围内转回。这一点，与国际会计准则、英国会计准则已形成了共识。然而FASB 121不允许资产减值的冲回。2.资产减值的计量。（1）资产减值的计量属性。国际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减值应采用资产的净售价与在用价值孰高确定可收回金额进行计量。美国会计准则规定，企业使用和持有的资产应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允许确认未实现损失或利得。英国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减值应采用可变现净值与在用价值孰高为基础进行计量。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则按照不同的资产对其计量属性作了具体的规定，仅允许确认未实现损失。由此可见，我国的会计处理更为充分地体现了稳健原则。（2）可收回价值的确定。对于可收回价值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美国FASB采用的是未折现的现金流量。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将其规定为资产的销售净价与使用价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IAS 36中也有类似规定，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是资产的使用价值或其销售净价。虽然各国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都体现了谨慎性原则，而且都有着国际化趋势，进一步提高了各国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在测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时，我国通常以单项资产或资产类别为基础测定，这在操作中有局限性。IAS 36中规定，如果不可能估计单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企业应确定资产所属的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而“现金产出单元”评估的方法正好弥补了我国测定中的不足。3.资产减值的披露。国际上要求对资产减值披露的内容更为详实，不仅包括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中的要求披露的内容，而且还包括导致确认或转回减值损失的事件和环境等内容，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进一步杜绝人为操作利润的可能。二、进一步完善和利用我国资产减值核算信息的建议（一）将资产减值核算的评价纳入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督范围。现实生活中，一些企业存在大量银行信贷资产，这些资产大都转化成了物化的资产。当企业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时，转化后的物化资产也逐渐被消耗掉，成为空壳，银行损失将无法计算。那么怎样才能让银行损失减少甚至不发生？笔者认为，对银行贷款资产组合中的不良资产计提减值损失，让银行记录贷款的经济减值。鉴于考虑信贷资产转化为物化资产后，企业可能会出于粉饰报表业绩的动机，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增加当期盈余，或者改变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转回、核销的时间，调高当期的利润。这样给银行制造假象，误认为企业仍有还贷能力，不能觉察到贷款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要杜绝企业虚报资产、操纵利润的现象，笔者认为，让企业会计人员与银行委派人员共同组成一个专门小组，定期或至少每年年末对企业中的信贷资产转化后的物化资产进行全面检查，合理预计并对这些资产可能发生的经济减值进行记录，及时采取措施。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的信贷资产主要指专项贷款。（二）进一步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引用“现金产出单元”的估计。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在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时，往往以单项资产或资产类别为基础进行确定。这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某些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认定某一资产的可收回价值，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都是许多资产共同作用产生现金流入。笔者认为，不妨引入“现金产出单元”进行评估。现金产出单元是不依赖于别的资产组合就能为企业产生现金流量的最小的可辨认的资产组合，可以是某一单项资产，也可以是若干资产的组合体。它的提出，为分析资产的可收回价值奠定了基础。通过对企业资产使用方式、作用和特点的分析，就可以将众多资产进行组合。在其组合过程中，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产品线、营业特征、地点、地区或地域及管理当局的有关政策等。如果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难以确定，管理层应据此辨别该资产所属现金产出单元，估计该单元整体的可收回金额，并通过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比较，来判断是否发生减值损失，以此确定发生减值损失的金额。然后，在单元的资产间分摊减值损失。笔者认为，可以采用加权分摊法，根据单元中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与以各资产剩余使用寿命的比重为权数加权后的账面金额之间的比率进行分摊；同时考虑在更新换代较快的资产和价格较稳定的资产之间进行平衡。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控制概念的变化论文

一、引言

合并财务报表在财务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被认为是一大难题，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合并范围的界定需要会计人员的执业判断；二是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具体操作较为复杂。其中合并范围的界定不论是新准则还是旧准则，都是以“控制”作为基本依据的，因此对控制的概念界定将直接影响到合并范围的确定，从这一角度看，“控制”的界定就成为了非常关键的问题。

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控制概念的变化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控制”的概念界定也经历了从有一定的局限性到更加全面的变化。原有的IAS 27号准则中描述“控制”是要统驭一个会计主体的两个政策——财务政策和经营政策，并且通过统驭会计主体这两个方面的核心政策来为自身获取利益的权利。这一界定强调了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统驭”和“获取利益的权利”。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均为独立的法人主体时，这一概念完全可以体现控制的本质，但是当有特殊目的主体存在时，原有的概念就不能全面地反映控制的情况。

2011年5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了新的合并报表准则——《IFRS 10——合并财务报表》，与此同时，《IAS 27——合并财务报表和单独财务报表》和《解释公告第12号——合并：特殊目的主体》这两个规范中对于“合并”的规范和解释部分予以废止。新的合并报表准则对“控制”的界定主要从三个方面完成：一是要求投资方拥有主导被投资方的权力，能够参与被投资方的经营管理活动；二是要求投资方拥有权力和参与活动的行为可以为其带来回报，而且这一回报的金额不是固定的，当然在有的情况下也可能给投资方带来不确定的风险；三是要求投资方可以通过其拥有的权力来影响所得回报或所承担风险的大小。同时，在新发布的IFRS 10中，把“控制”作为了交易双方主体是否形成合并的唯一判断标准。

同时，IASB还对控制权的具体判断进行了详细的规范，包括实质性控制的判断、代理人身份的判断、单独主体的判断等。这一界定弥补了原概念中特殊目的主体的不足，表述更为准确。

三、我国控制概念界定的变化

我国会计准则对“控制”的概念界定经历了两个版本：2006年发布的33号准则中“控制”的概念表述与IAS 27中的表述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它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判断依据：一是投资方能够决定被投资方的财务政策和经营政策这两个企业经营的核心政策；二是投资方能通过控制被投资方而获取其所需要的经济利益。

在准则执行了5年之后，为了进一步推进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我国财政部于2012年5月发布了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修订的征求意见稿，并于2014年2月20日正式发布了新33号准则——合并财务报表，要求从2014年7月1日起执行。新33号准则在保持与IFRS 10持续趋同原则的指导下，对“控制”的概念界定和IFRS 10中的概念界定基本保持一致，也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对“控制”权进行了规范。笔者认为我国会计准则中“控制”概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要素”向“三要素”的转变。

原33号准则中对“控制”的界定强调了两个关键的要素，“决策权”和“获利权”。决策权指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财务政策和经营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享有决定的权利。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财务政策和经营政策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力量，当一方能对这两个核心政策拥有决策权时，可以认为这一方控制了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能力。“获利权”是指一方之所以要控制另一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取利益，这一界定也充分体现了投资方最原始的投资目的。

新33号准则中对“控制”的界定主要规范了三个要素：一是拥有权力；二是享有可变回报；三是权力影响回报额。“权力”要素是最基本的要素，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而且强调这一权力的“现时性”和“实质性”。“现时权利”能够使其目前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这一表述只注重权力的现时存在意义，而不考虑其是否实际行权。“实质性权利”强调在行权时的可执行性，而不存在任何行权障碍。实质性权利既包括原概念中“决策权”，也包括对决策产生影响的“提案权”。

“可变回报”是指投资方取得的回报可能会受被投资方经营业绩的影响。这一表述是概念界定更规范的'突出表现，原概念中的获取“利益”调整为获得“可变回报”。“利益”从中文的直观理解容易认为是正向的利润，而从潜意识中忽视亏损的风险。“可变回报”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全面涵盖了“控制”可能给投资方带来的收益和亏损，使得概念更加规范、更加准确。

“权力影响回报额”是新概念中增加的一个要素，这一要素突出了前两个要素中的“权力”和“回报”是相关联的，正如概念中所说，“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来影响回报金额的大小，这也体现了被投资方的经营活动和投资方可能获取的回报是息息相关的。

从“两要素”到“三要素”的转变使得“控制”的概念界定更加规范、更加准确、更加完整，在准则国际持续趋同的同时，也对“控制”的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控制确认的变化

原33号准则中对投资方是否对被投资方形成控制主要从两个渠道进行判断：如果投资方拥有被投资方50%以上的表决权资本，基本可以认为投资方对被投资方形成了控制，除非被投资方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投资方并未对其形成控制；如果投资方拥有的表决权股份比例不足50%，则考虑其在被投资方是否拥有表决权、决策权、任免权或席位权，若拥有其中的一方权利则可以认定为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若四项权利均未拥有则投资方不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而新33号准则中对“控制”的判断则更加注重“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强调投资方应当按照控制权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而不能仅仅以控制权的表面形式为依据，更加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具体对“控制”的判断应综合考虑以下5个方面。

（一）实质性权利的控制判断新33号准则中提到对“权力”的判断时，引入了“实质性权利”的概念，要求投资方对权力的实施一要有能力，二要可执行。在判断时主要考虑投资方行权是否受到阻碍和能否从中获利等，阻碍既包括来自外部的经济、法律等方面，也包括来自被投资方内部的经营管理方面，还包括与投资方合作行权的其他方的态度等。

另外准则还排除了只享有利益而不参与决策的“保护性权利”，即当投资方只拥有“保护性权利”时不能判断为控制权的存在。

“实质性权利”的具体判断途径如图2所示。

（二）投资性主体的控制判断“投资性主体”是我国会计准则中首次出现的概念，主要是针对母公司而言。如果母公司拥有一个以上的投资或投资者，通过向投资者提供投资管理服务而获取利益，则通常情况下母公司可以被认定为“投资性主体”。当母公司是投资性主体时，并非其全部的子公司都应当被列入其控制范围，能够列入母公司“控制”范围的只包括为其提供服务的被投资方，而不参与活动的被投资方则不应当列入“控制”范围。

（三）多个投资方的控制判断控制权的存在不同于共同控制，其具有单一性。当有多个投资方均享有对被投资方的现时权利时，控制方只能有一方，而对控制方的判断要考虑多个投资方中哪一方对被投资方起主导作用，对被投资方产生重大的影响，则该投资方拥有单一控制权，其他投资方仅拥有参与被投资方活动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权利，而没有控制权。也就是说，即使存在多个投资方，最终拥有控制权的只能是其中的一方。

“两个或两个以上投资方”的判断与原33号准则中“共同控制”的判断是有区别的。共同控制要求多个投资方要在对某项决策行使表决权且表达一致意见时，共同控制权才存在，而共同控制的各方均不能拥有对被投资方的单一控制权。

（四）投资方的代理人身份判断有时投资方并非亲自参与被投资方的决策，而是将其决策权委托给代理人来行使。此时，被投资方的控制权在投资方手中，而不是在代理人手中，代理人仅拥有代理决策权而不拥有控制权。要判断决策者是否为代理人，应主要考虑该决策者是否可以被单方投资者无条件罢免。若是，该决策者为代理人；若否，则综合考虑决策者在哪些范围内拥有决策权，是否存在其他投资方也拥有对被投资方的实质性权利，同时还要考虑行使代理权的决策者的薪酬水平是否足以维持其为投资方全心全意代理决策，以及决策者可能承担的风险等相关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五）对单独主体的控制判断通常情况下，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是针对被投资方整体存在的，但如果被投资方有独立的、可分割的部分存在时，该部分被称为“单独主体”。投资方是否对该单独主体形成控制，主要考虑该主体是否真正独立、可分割，可以从两个角度去判断。一要看该部分的资产是否和该部分的权益单独对应，也就是说这一独立的部分所产生的债务是否只是由这一部分的资产来偿还，如果是，则说明该部分资产相对独立；二要看该部分的资产所能够带来的权益（包括剩余现金流量），是否由相对独立的所有者享有，而没有其他所有者共同享有，如是，则说明该部分权益相对独立，两个条件都满足时，该部分可以被认定为“单独的主体”。如果通过判断认定该部分为“单独主体”，则应确定投资方对“单独主体”的控制权存在。这一规定意味着，投资方不仅可以对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实施控制，还可以对法人主体中相对独立而可分割的一部分实施控制。“单独主体”的概念界定扩大了控制的范围，也更加能够切合实际的经济业务。

以上5个方面均为“控制”的新概念在具体执行时需要进行的执业判断，不难看出，新33号准则对“控制”的重新界定使得判断更加全面，对实质性控制的要求更高，对会计人员的职业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五、控制确认变化的影响

“控制”概念的变化除了影响其本身的判断、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以外，主要还影响到了后续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时合并范围的确定。子公司是否应当纳入合并范围主要考虑母公司能否对其形成控制。根据新的“控制”标准，在判断时应当更加注重实质性的控制权，具体的判断标准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况：

1.母公司持有子公司半数以上表决权的，可以认为母公司控制了子公司，应当将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2.若母公司持有子公司半数或半数以下表决权，应综合考虑以下情况：（1）通过和其他表决权持有人之间的协议控制半数以上表决权，则认为母公司控制了子公司；（2）相对其他表决权持有人而言，若母公司持有的表决权份额最大，也可认为母公司控制了子公司；（3）加上持有的潜在表决权，母公司持有的表决权总数若超过半数，同样可以认为母公司控制了子公司；（4）若有其他合同安排产生表决权，可以认为在本次合同执行过程中母公司控制了子公司。

3.如果上述两方面依然无法判断控制权的存在，则可以通过以下因素来综合判断：（1）母公司能否任命或批准子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若能，则控制权存在；（2）母公司能否出于自身利益决定或否决子公司的重大交易，若能，则控制权存在；（3）母公司能否掌控子公司董事会（或职工代表大会）成员的任命，或者能否从其他投资者处取得他们投资的代理决策权，若能，则控制权存在；（4）母公司是否与被投资方的核心管理者或是与被投资方董事会等类似机构中的大多数成员存在关联关系，若是，则母公司的控制权存在。

企业在具体判断时，可以根据上述三个方面的条件来判断母公司能否控制子公司，从而确定是否将该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对于投资性主体、多个投资方、代理人和单独主体，原概念表述的含糊不清导致集团在判断合并范围时主观意识多于规范要求，会计信息的不真实现象不可避免地存在。新的“控制”概念虽然增加了会计人员执业判断的难度，但是在这些方面有了更加规范的要求，从2014年7月1日起，集团在划定合并范围时就会更加有据可依，从而达到提高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并且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持续趋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