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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生，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柳青9岁起于寺沟村上学3年。1927年，考入佳县螅镇高小。1928年，随长兄柳春园到米脂县东街小学读书1年，5月刘义维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因大哥离开米脂，返回葭县（今佳县）媳镇小学读书1年半。1930年夏，考入省立绥德师范学校。在此，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少年漂泊者》、《反正前后》、《西线无战事》等不少进步书籍，启发很大，勇敢地参与学校的学潮斗争。经常上街讲演、张贴标语、游行，与国民党顽固派、土豪劣绅斗争，绥师进步师生的革命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愤恨，“白色恐怖”很快袭来，组织被打散，学校被封闭，柳青被迫返家种地半年。1931年，其兄春园在东北教书赚钱，资助柳青考入榆林省立第六中学学习，他苦心研读，开始钻研文学作品，经常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在思想深处，奠定了走文学创作的道路。从初中二年级起，开始学英文，一年后即能阅读一般的英文原著。1934午夏，柳青考入西安高中，开阔厂视野，丰富了阅读内容，增加了不少知识，提高了热爱文学的兴趣，特别向往进步文学，开始自学俄文，介绍苏联文学，走上业余创作道路。在学校经常写散文、诗歌，翻译外国短篇小说，不断在报刊上发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燃及西安，他积极参与游行示威，宣传抗日，呼吁“停止内战”。当时，柳青是西安高中学生会负责人，担负学校高中学生刊物《救亡线》的编辑，不断鼓舞西安学生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学生运动再度高涨，柳青积极参加。12月底，经董学源介绍，与延安来的李一氓、冯文斌相识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李一氓领导的陕西省委临时宣传委员会工作，任学校党支部宣传委员，西安学生联合会刊物《学生呼声》主编，在《学生呼声》刊物上，发表了《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短篇小说《待车》。1937年，柳青高中毕业，担负《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负责西安青年文协党团工作。当时，“九·一八”事变已发生6年，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祖国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柳青利用报刊鼓动人民奋起抗日。是年，平津失守，北京师大、北大和天津北洋工学院部分师生流亡到西安，办起西北临时大学，两月后，柳青考入该校俄文选修班，一边学习俄文，一边从事苏联文学翻译。因日本飞机频繁轰炸，学校于1938年4月迁陕南城固，柳青未去，跟随八路军到前方打仗，开始了他的创作活动。1938年5月至1939年7月，柳青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任“海燕”诗歌社秘书，民众娱乐改进会秘书，做机关党的工作。翻译西班牙小说《此路不通》后，与刘祖春等人赴晋西北前线采访，先后发表了不少通讯报道。1939年春，回延安随民众剧团去陕甘宁边区9个县体验生活。6月回到延安，写了两篇小说。8月再度上前线，到晋西南115师独立支队2团1营、129师386旅771团任文化教员。1940年10月回延安，在抗联全工作，先后写出《误会》、《牺牲者》、《地雷》、《一天的伙伴》、《废物》、《被侮辱的女人》、《在故乡》、《喜事》、《土地的儿子》、《三垧地的买主》等10多篇小说，生动地描绘了抗日军民的英雄形象。后来，他将这些作品收集在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地雷》中。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柳青暂时放弃写作，参加了整风运动。1943年2月，组织派他到米脂县民丰区吕家检乡任文书，他经常深入农村，发展共产党员，领导群众开始减租减息，组织大生产运动。繁重的工作，艰苦的农村生活，使他病了一场。在紧张的春夏秋冬里，他读完5本《斯大林选集》。工作实践，学习中的启发，使他原来不愿到农村工作的思想感情，起了根本性的转变。柳青在这个乡一直工作3年，收集了不少资料。1945年3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他的《米脂民丰区三乡领导变工队的经验——三乡班干部一揽子会上的总结》。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手稿，也是在这里完成的。1945年10月，柳青带着《种谷记》手稿，随军奔赴东北，开辟解放区。1946年2月，柳青到达大连，负责接收整顿大众书店和印刷厂，开始修改《种谷记》。1947年7月，东北光华书店印行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这部作品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率先问世的一部成功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10月正式出版，先后印刷7次，发行70万册。1946年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西北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于1947年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柳青想回陕北，体验战争生活，后因战事、交通阻塞被留在冀东参加土地改革半年。1948年10月回到陕北，解放战争已进入大反攻阶段，他深入到米脂县，以著名的“沙家店战役”中一个粮店支前为题材，用8个多月的时间，广泛征集了《铜墙铁壁》长篇小说的素材。1949年于秦皇岛写完这部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于1951年、1958年、1976年13次印刷，发行百万余册。之后，柳青参加《中国青年报》的创办工作，任编委和文艺副刊主编，培养了一批青年作者。后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访问。1952年8月，柳青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他深入调查研究，给区乡干部、农民讲社会发展史，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亲自指导王莽村“七一联合农业社”，皇甫村“胜利农业社”。使长安农业社运动健康发展，成为陕西和西北的先进典型。1953年3月，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保留常委职务，开始定居皇甫村，住在一个破庙里，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等文学作品的创作。1960年4月，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10万册的稿酬16065元，捐给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他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电线、电杆费用。1963年到1964年，柳青两次参加长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冒着风险，和打击一大片的极左思潮进行斗争，保护了一批农村干部，深得人心。在长安县，他还写出《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1955年秋天在皇甫村》、《王家父子》、《邻居琐事》等散文。还写了《关于王曲人民公社的田间生产点》、《怎样沤青肥》、《耕畜饲养三字经》、《美学笔记》、《狠透铁》等作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柳青被打成“反动权威”、“黑作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失去自由，身心受到摧残。之后，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单位，派人在长安调查一个月之久，写出《柳青在长安的十五年》的长篇报告，肯定他历史清白、工作正派，作品经得起历史考验。1967年9月，“四人帮”的黑爪牙，到处宣传抗战时期柳青在四川搞过特务活动，说他是“特嫌”、文化大革命的幕后“黑手”，再次把他关进“牛棚”，折磨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的家被捣毁，伴侣马崴被迫害致死，但他始终立场坚定，不动摇，不妥协，坚持真理，坚决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但他的病势日重，身体渐衰。1972年，周恩来总理得知柳青病危，批示中央卫生部予以妥善安排，并嘱咐陕西省主要负责人对柳青予以照顾。同年国庆节，周总理又让《人民日报》记者捎话给柳青，希望他搞好身体，写完四部《创业史》。柳青受到巨大鼓舞，再次精心修改了《铜墙铁壁》和《创业史》。1978年，于陕西省出版局、省委召开的文艺创作会和《延河》编辑部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发表了《生活是创作的基础》，进一步阐述了美学思想。1978年5月，柳青到北京治病，他想利用医院的现代化条件，支撑身体，争取时间，改完《创业史》第二部。但因体质太差，病情严重，于6月13日下午5时，不幸逝世，终年62岁。柳青的骨灰分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和长安皇甫村神禾原墓地。北京和西安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先念、陕西省委、省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追悼大会。柳青是当代著名小说家。他一贯深入生活，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农民中间，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他的小说大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生活气息浓厚，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近几十年历次重大历史时期农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其代表作品是《创业史》第一部。由于“四人帮”剥夺了他10多年最宝贵的创作时间，《创业史》的全部创作计划未能如愿完成，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憾事。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地雷》（光华书店1947年2月初版），中篇小说《咬透铁锹》（载《延河》1958年4月号），长篇小说《种谷记》（山东新华书店1950年3月初版）、《铜墙铁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9月初版）、《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第：版，该小说最早在《延河》1959年第4—11期上连载）、《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创业史·第二部下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6月）。

作者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人。1936年在西安主编《学生呼声》，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著；1938年赴延安，任随军记者、文化教员、米脂县基层乡政府文书；1949年后任《中国青年报》编委、文艺部主任，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52年赴长安县乡村插队务农，后作长安县县委书记。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创业史》 《铜墙铁壁》（一九五七年纪事），短篇小说《地雷》《待车》，散文集《皇甫村的三年》等。 《创业史》，1960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内容概要《创业史》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作品内容：反映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农业合作化运动，指出了在当时农村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坚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梁生宝、高增福等贫雇农；另一边是富农姚士杰、中农郭世富、村长郭振山之间的是梁三老汉。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创作过程柳青在《创业史》中第一句话就说：“我这是在写小说吗？不是。我是在写历史。我想要写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在进入社会主义那一瞬间时的生活感受” 。因此这部小说所具有浓郁的陕西风情，以及作家深刻的思想立意能够深刻打动读者。1951年5月，《中国青年报》创办者之一，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突然离开了首都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来到陕西长安的皇甫乡安家落户。这位曾经的“团中央高级干部”（ 据说他当时的级别是9级，是非常高的干部）在镐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柳青的《创业史》当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据说稿费就是十万元，柳青把这些钱全部捐献给了农村，为农村买化肥、农业机具，安装电线等，总之，他是一个彻底忘我的文学家。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其实就来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之后，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胜利合作社的1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陕西地区历史上最高的粮食生产纪录。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个月，柳青就将所有的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渡过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一贫如洗。当时，“文革”前，中青社出版的三红一史在中国文坛上可以说是独占鳌头，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柳青的小说不仅在读者当中赢得了好评，而且在文学界也是一片叫好声。《创业史》所创造的梁生宝、徐改霞、梁三老汉等艺术形象成为文学界议论的对象。柳青写《创业史》其实也是受到“文革”前所谓三面红旗的影响，尽管他对农民和农村倾注了大量真诚的感情，但是，他也无法摆脱当时社会主流理论上对社会进程的某种解释，梁生宝这个人物当时也是存在争议的，很多人认为这个人物被作者拔高了。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还是恰如其分的。不过，这是历史的局限，谁也不可能脱离历史自己去独立发展。其实，从研究的角度看，重要作家历史观念上受政治因素影响恰恰是文学研究必须要接触的内容。长安的常宁宫。那里有孔窑洞，据说这是柳青创作《创业史》的真实地址所在。《创业史》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式巨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著作解读《创业史》通过中国西北地区一个小村落蛤蟆滩的生活演变，广阔地概括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社会矛盾冲突，着重表现了在这场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小说一开始在“题叙”中叙述了梁三老汉一家三代创家立业的悲惨历史。这部历史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典型概括。“题叙”意在表明，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民要真正致富，即使拚尽毕生的精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走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农民才会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然而“创业难”，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小说的正文围绕着粱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直至灯塔社的建立，完整地概括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遇到的复杂斗争。作者把这场斗争的主要对立面体现为三股力量：一是富裕中农郭世富，这个农村坚持个体经济的代表人物，凭借个人优厚的经济力量，用自己的“榜样”去吸引个体农民，公开跟农业集体化对抗；二是反动富农姚士杰，这个狠毒的阶级敌人站在郭世富的背后，施展阴谋诡计破坏互助组；三是党内的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郭振山，他是土改后的新中农，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暗中抵制合作化运动。这三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作者表现他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向上，却无意中结成了同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梁生宝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团结、教育农民群众，取得了节节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作者这样确立小说的矛盾支架，显然是遵循着当时所普遍确认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基本矛盾的认识，即：与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的斗争、与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的斗争。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矛盾的本质化认识，化成了艺术构思。但可贵的是，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没有把这些斗争简单化、表面化。首先，它大胆地揭示了这些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性。在作家笔下，即使贫农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坚定地同梁生宝站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高增福、冯有万；也有梁三老汉、王二直杠等不同程度地落后于时代革命潮流的人。梁三老汉长时间对互助组持怀疑的态度，王二直杠至死也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他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也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种阻力。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农村各个阶级、阶层、家庭、邻里以及党组织内部各种思想性格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思想性格冲突，有的表现在行动上，有的表现在思想上，也有的只是表现在心理变化上。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跟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联系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铺展这幅历史画卷时，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有着独到的见解。农业合作化运动跟土改运动不同，土地改革可以用政治强制手段，剥夺地主的生产资料，因为他们是阶级敌人；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主要和大量反映在人民内部。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和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观念的束缚，只能靠教育的方法。因此，小说没有去写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没有制造轰轰烈烈的斗争大场面，而是通过梁生宝互助组“买稻种”、“新法育秧”、“进山割竹”等一系列“生活故事”，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在农村社会生产方式面临着历史性变动时，我们只有积极地发展生产，创造一种能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优越的生产方式才能吸引农民自觉自愿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创业史》通过真实展示生活的具有魅力的艺术手段所揭示的这个深刻的思想，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使它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更能经住历史的检验。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人物形象小说《创业史》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他小时讨过饭，长大熬过长工，解放前在荒山野岭当过“地下农民”，跟继父一道饱尝了创家立业的辛酸，并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劳动者的优秀品质。这个年轻的预备党员，在党的教育下，一旦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就决心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正当“老资格”的党员郭振山在革命的征途上退了坡的时候，他勇敢地担负起带领庄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担，成为一个积极、聪明、公道、能干的领袖人物。然而小说并没有把他写成“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角色”。他谦逊、纯朴、老实、厚道、善于思考，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更不指手划脚、夸夸其谈，表面上甚至还有些面嫩口拙，爱情生活上更是缺少勇气和机智。但是，听党的话，热爱社会主义，富有牺牲精神，是他的最可宝贵的思想品质。小说抓住他的性格中这一最主要特点。着重描绘了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坚实有力的行动。互助组初期，当庄稼人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富裕中农郭世富时，他跑到郭县买回稻种，在互助组内搞稻麦两熟。这件事比郭世富楼房架梁仪式更能牵动庄稼人的心，人们一下子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粮食增产措施上来了。此一举使郭世富深为不安，他想：“没想到让他小子跑到咱前头去了！”“活跃借贷”时，富裕中农不愿再把粮食借给困难户度春荒，连有能力的郭振山都束手无策了，他却组织人们进山割竹，解决了困难户的粮食和互助组的肥料问题。显然这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很“平凡”的行动，在蛤蟆滩庄稼人的心底掀起重重波澜，使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小说还通过“买稻种的路上”、“和增福夜谈”等章节“对梁生宝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入细致的揭示，展现了他的崇高的心灵美。他决心把自已的一切部献给党的事业，“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活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他认为“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作者创造这个农村新人形象，自然有其坚实的现实根基。尽管作者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学理想，有意对人物作了净化的处理，略去了这个年轻农民身上不可避免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形象的可信性。但是，这个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于进取、坚忍不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严于律己和注重求实的作风，确实曾经有力地吸引了许多读者。尤其是作者对陕西农民所特有的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感情状态以至语言习惯的精细把握，更有助于他使这一形象保持着感人的魅力。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在旧社会，这个老贫农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创立家业的辛酸史，因而衷心拥护土改。作为一个小生产者，他最大的梦想是利用新社会分给他的土地，用狠命的劳动真正地创立起个人的家业来，也做个郭世富式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所以，当社会生产方式要发生重大变革时，他一时是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的。这是他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制观念因袭重担的农民的保守性所决定的，另一面，他又是个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者，“被剥削过的痛苦的记忆”，“受压迫的心灵”，使他“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党支部、生宝们挨近”。他尽管怀疑、反对儿子办互助组，但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命运。作者相当精彩地描写了这个矛盾着的双重性格，并着重表现了这个人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他先是反对互助组，接着对自己迷恋的旧道路产生了怀疑，最后终于承认了自己儿子的道路是对的，站到了合作化运动的一边。梁三老汉这样的曾经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艺术形象，虽然并不是《创业史》里所独有的，但是能够把一个农民在告别私有制时思想性格的转变，及其心灵上经历的艰巨的、痛苦的斗争过程，示得如此完整、细腻、入木三分和震撼人心，确实令人惊叹，可以说，梁三老汉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的形象，也塑造得各有特色。郭振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警策意义。他身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互助组冷眼旁观，极力打击它的威信，成为合作化运动的一块绊脚石。他虽然精明强干，头脑灵活，但只顾个人私利，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这就使他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他明明走的是一条错误道路，却装腔作势、强词夺理、指手划脚、咄咄逼人一派家长作风。小说通过他自己的言与行、他的言行与梁生宝的言行的生动对比，把他的这种思想性格揭示得十分深刻、鲜明。这个形象告诉人们：抱着个人主义动机在党内找出路，就要同党的方针路线形成尖锐的对立，这样的共产党员如下认真改造思想，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最终也会在政治上毁掉自己。郭世富和姚士杰是作者描写的两个既有共同点又彼此区别得很清楚的反面人物。在抗拒合作化潮流上，他们有一致性：然而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使他们在动机和行为上带有各自的特点。富裕中农郭世富外善内奸，贪婪狡黠，精明谨慎。他出于个人的发家狂，处处跟党的号召相对抗，但搞的是“合法斗争”，姚士杰这个富农分子则跟新社会有深刻的阶级仇恨，他表面“老实”、“积极”，内心阴险狠毒，诡计多端，暗地进行破坏活动，表现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此外，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任欢喜、王二直杠、梁大老汉、高增荣、改霞、素芳、生宝妈等，都是些性格鲜明的人物。他们以相互不能取代的地位，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的形象世界，给作品带来了丰富的思想意蕴。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题材及结构《创业史》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概括，从广处着眼，向深处突进，具有史诗的特点和规模。在题材的处理上，小说把历史的广度与深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作品描写的重心是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个题材本身的历史深刻性的挖掘上。《创业史》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各种思想的斗争，艺术的触角既触及到了农村中那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也伸进了蛤蟆滩草棚院里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角落；既展现了运动的滚滚向前的主流，也揭示了它的支流、暗流和逆流；既写了人们的政治立场，也写到了人们的思想动向和心理状态。无疑这是对生活的很有深度的反映。同时作家又以历史家的眼光开拓了题材的广度：一方面通过“题叙”以及人物生活史的介绍，把蛤蟆滩的现在同蛤蟆滩的过去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通过郭世富黄堡镇卖粮、改霞进工厂等情节，把蛤蟆滩的斗争，跟当时全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联系起来。这样，蛤蟆滩的斗争就有了一个十分广阔的背景，读者能够从历史的联系中看到它的位置，从全局的联系中看到它的意义，历史的深度同广度达到了统一。在人物的描写上，小说表现了宽阔的艺术视野。作家笔下的人物很多，几乎包括了农村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典型。这些众多人物把社会生活面铺展得很广。同时，作家又特别注意揭示各种人物的独特性格、独特命运形成的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使每个人都有一部生活史。通过对人物的这种有深度的描写，读者就能理解他们在现实斗争中何以如此表现，并且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如由于梁三老汉解放前有一段悲惨的创业史，土改后又产主取得四合院长者地位的梦想，那末他在合作化运动面前踟蹰不前，跟私有制观念决裂得那么艰难，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又如通过素芳极为特殊的悲剧命运，以及对她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受着封建宗法家长制禁锢的描写，就有力地揭示了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关系。在这里，人物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进程就联系起来了，增加了作品的含量和厚度。在结构的安排上，按照史诗规模的要求，《创业史》采取了多卷式的布局。第一部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题叙”与“结局”。“题叙”为行将开始的斗争提供了背景，“结局”在第一部与第二部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前者叙述了生活的源头，后者显示了生活的去向，这就使第一部既是一个独立的艺术整体，又是历史长河中一个还要发展的生活阶段，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在严谨的结构安排上得到了落实。《创业史》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有些章节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冗长，造成了情节的发展阻滞迟缓。但从整体来说，《创业史》不失为思想与艺术达到了相当完美统一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