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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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7.13%，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5.09%，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11.53%，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12.73%。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6.4%、31.8%、28.7%。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5.47%。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5.5%、8.49%、9.55%。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 总结 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 经验 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 保险 资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 措施 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摘要： 文章 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 社会 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 总结 当前 理论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 农村 集体 经济 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 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 目前 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 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企业 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 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 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 工业 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 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 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 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 社会 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 研究 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 现代 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 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 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 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 经济 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 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 中国 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响 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业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 发展 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1]何晓星.论“一个国家，两种保障”[J].经济体制改革，2005，(4).

[2]刘锋.国务院明确：不得以农民进城务工为由收回承包地.

[3]陈颐.论“以土地换保障”[J].学海，2000，(3).

[4]曾详炎，王学先，唐长久.“土地换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J].晋阳学刊，2005，(6).

[5]董理.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探悉[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1，(5).

[6]王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模式构想 [J]. 专题讨论，2004，(6).

[7]孙雷，陈波翀.土地换保障：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 版)，2004，(9).

[8]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课题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既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权益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搞好计划生育的客观要求。近些年来，全国许多地方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需要建设的具体制度又有很多，就目前而言，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与愿望是实现“生（存）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因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三项制度建设是其重点。同时，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还有一些重要关系尚需妥善处理。本文仅就这些问题作些研究、探讨。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仅是改革与完善农村社会救济制度的重大举措，而且也是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目前绝大部分地区在社会救济中还是沿用“不规范、不统一、实施中具有很大随意性”的传统办法，没有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少数建立这一制度的地区其制度也不够完善。因此，要搞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为突破口，加快建设步伐，力争到2000年在全国建立起较完善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科学确定保障线标准。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基本要求是：既要能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又要防止保障标准过高而形成养懒汉的倾向。其主要考虑因素是：①维持农民最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目前农民住房问题已基本解决，重点是吃饭、穿衣的需要。各地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测算出贫困对象年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基本生活费支出。②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当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③地方财政和村集体的承受能力。④物价上涨指数。由于以上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保障线标准应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一般为一年调整一次）。各地应在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一个科学可行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参照系数。据我们对山东、云南、河北、江苏四省部分地区的调查，农民吃、穿等最基本生活费用支出一般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5～35％。1996年国家确定的全国农村贫困线标准是基本生活费支出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7.5％。根据这些数据及目前地方财政与村集体经济的承受能力较低的实际情况，较为科学可行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应为基本生活费支出占农民人均收入的28％左右。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参照系数亦有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高，基本生活费支出在人均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小，恩格尔系数低，参照系数可低一点，以26％左右为宜；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贫困程度重，基本生活费支出在人均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大，恩格尔系数高，参照系数可高一点，以30％左右为宜。为能尽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保障线标准在起步阶段可低一点（但不要低于国家贫困线标准），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物价上涨幅度的变化而逐步调整、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以县（市）为单位划线为好。2.合理筹集保障资金。通过社会救济制度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历来都是政府的职责。因此，保障资金的来源应以政府为主，决不能向农民个人伸手。在实际工作中，保障资金可由省、市、县、乡各级财政和村集体合理分担，社会捐赠和社会互助等再补充一点。至于各级财政及村集体的分担比例应根据各地实际确定。一般来说，乡村经济条件好的主要由乡镇与村集体负担；乡村经济条件差的主要由省及地、县、乡三级负担，其负担比例可为2∶4∶4； 乡村经济条件一般的主要由县、乡、村三级负担，负担比例可各为1／3或3∶3∶4。 各级政府应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列入财政预算。3.正确界定保障对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一般包括因缺少劳力、低收入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因灾、因病及残疾致贫的家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及无法定抚养人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据调查，保障被抚养对象一般占农村总人口的5～6％。界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要以通过最大劳动努力仍达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线为衡量标准。要在全面掌握贫困家庭的成员结构、收入水平、生活费支出、致贫原因等的基础上，结合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确定，分类别、分情况制定出保障对象的条件与范围，严格按审批程序进行。另外，还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档案，以便及时掌握保障对象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一年调整一次。4.正确选择资金管理与保障方式。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可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将保障资金集中到县一级统一管理，实行专户专帐，按时下拨到乡镇统一发放；二是各级政府财政负担的资金集中到县一级统一管理，村集体负担的资金，可由村集体直接与保障对象签订合同或协议，按时发放。相比而言，第二种方式更可行一些。最低生活保障方式可灵活多样。其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发放救济金；二是发给部分救济金和部分实物（如粮食、燃料等）；三是制定优惠政策，如免除“三提五统”、义务工、学杂费、部分医疗费等。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90年代初以来，我国农村开始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使农民养老的方式开始发生变革。到1996 年底，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推进到1980个县（市），投保农民7200万人，占适龄投保人数的14.5％。作为一种正在探索中的新型保障制度，它仍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力争到2000年初步建立、2005年基本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养老保险的形式要灵活多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形式很多，按投保人的情况不同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普遍保险，即由个人直接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投保而形成的保险，其保险费主要是由保险对象或其亲属缴纳；一类是职业保险，即与某种职业有关的保险，如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村干部养老保险、农村义务兵养老保险、民办教师养老保险、蚕农养老保险等，其保险费有的是保险对象与有关单位按一定比例缴纳，有的则完全是由有关单位代保险对象缴纳。这两类养老保险形式特别是第二类养老保险形式应大力倡导。2.正确确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办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在现阶段实行“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予以扶持”的办法是符合农村实际的，这里关键是要把握好“为主”、“为辅”、“扶持”的度。针对目前集体补助比重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应适当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一般说来，在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乡村，集体补助所占比重以25％～40％为宜；集体经济实力一般的乡村应以20％～35 ％为宜； 集体经济实力较弱的乡村应以15％～30％为宜。对于政府方面，除继续给予政策扶持外，可按集体补助的一定比例给予财政补助。对于农民个人方面，可动员较富裕家庭的农民提高投保档次。3.努力做好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工作。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已积累近百亿元，且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养老保险基金积累将加速，养老保险基金如何保值增值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要认真研究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的办法与措施，逐步使基金运营走向市场，实现基金的合理组合和最大增值。当前，除应注意搞好与银行的合作，提高储蓄与购买国债的收益率外，还应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考虑在较安全原则下的多渠道投资。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搞得好的地区，可尝试建立保险基金的投资专营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保险基金。国家应制定有关政策，为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提供条件，如可考虑由财政发行特种高利率债券，为保险基金指定专项建设项目等。管理费标准应尽量低，养老保险对管理费支出应实行定额包干制，超出定额的开支，应从同级民政部门的事业费中列支。4.加强养老保险的管理。针对当前存在的管理工作薄弱和管理水平不高的状况，必须加强和改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工作，逐步实行规范化与制度化管理。一要建立健全适合当地实际工作需要的业务、财务、基金和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实行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强化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二是要严格监督和检查，及时向各方面公布有关情况，增加透明度；三要健全实务规程，大力推行和普及规范化操作，逐步推广和运用计算机个人帐户管理系统，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四要加强对保险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培训，争取在2—3年时间内将在岗人员轮训一遍，努力提高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险，大体上有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统筹解决住院费及预防保健合同等多种形式，其中合作医疗是最普遍的形式。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支持、农民群众与农村经济组织共同筹资、在医疗上实行互助互济的一种具有医疗保险性质的农村健康保障制度。它在70年代曾一度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但80年代几乎都垮掉了。近些年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但进展缓慢，1996年，实行合作医疗的村数只占全国总村数的17.6％，农村人口覆盖面仅为10.1％。实践证明，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群众通过互助共济、共同抵御疾病风险的好办法，也是促进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因此，各地应积极发展与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力争到2000年在全国大部分农村建立起合作医疗制度，并逐步提高社会化程度；同时，有条件的地方可逐步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到2010年全国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1.正确选择合作医疗形式。目前农村合作医疗主要有乡办乡管、村办乡管、乡村联办、村办村管四种形式。这四种形式都有其合理性、适宜性，在乡镇范围内开展“互助互济”会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能进行更有效的监督管理并可以逐步提高社会化程度，所以，以乡办乡管为好。从合作的内容看，目前农村合作医疗主要有合医合药、合医不合药、合药不合医等三种形式。这些形式是可以并存发展的，但应以合医合药为主，因为它更能满足农民群众的医疗需要。2.建立科学合理的合作医疗筹资机制。如果说80年代以前的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是“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看病吃药、确保健康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合作医疗还要解决“一部分农民因贫困而看不起病，一部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然而，从资金筹集上看，目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仍存在着筹资额太少、集体与政府补助不足的问题，从而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发生。因此，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筹资机制。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应采取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予以支持的办法。集体补助部分要根据当地集体经济状况而定，一般应占筹集资金总额的20％；各级政府（主要是县乡二级）也应有适当的财政投入，作为合作医疗的启动、扶持资金，特别是对贫困地区合作医疗的建立应予以特别的关注。集体与政府的投入比例都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相应提高。农民个人缴纳合作医疗资金数额以多少为宜，主要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年人均医药费用实际支出；二是农民愿意每年缴纳合作医疗资金的数额。据对浙江、河南等七省的调查〔1〕，1993年农村居民人均医药费支出为97元，是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14％；农民愿意缴纳合作医疗资金的数额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7％。据我们对山东的泰安、潍坊、滨州等七市（地）的调查，1996年农村农民人均医药费用支出为132元， 是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83％；农民愿意缴纳合作医疗资金的数额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52％。根据这些调查结果和我国农村实际，适当扣除集体与政府可能的补助与支持部分，如果医药费用报销比例控制在30％～80％的范围内，农民个人应缴纳的合作医疗资金以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 ％左右为宜。3.合理确定报销比例，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应由各地合作医疗管理组织根据筹资数额与以往医疗费用实际支出情况，按照“以收定支，略有节余”的原则自主确定， 一般可控制在30 ％～80％的范围内。在合作医疗的初建阶段，报销比例可低一点，但不可低于30％（因为低于30％就达不到医疗保险的目的）；以后随着农民个人交纳、 集体及各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增加而逐步提高， 但一般不要超过80％（因为超过80％就会出现“有病无病都看病，大病小病多拿药”的现象，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以70％左右为宜。4.强化管理与监督。一要建立健全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各地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出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各级合作医疗管理组织要对资金筹集、报销比例与减免范围、财务管理、出诊转诊、药品管理、卫生服务、审计监督等合作医疗的各个环节制定与落实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要管好用好合作医疗资金，实行专人管理，做到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二要加强审计与监督。要成立由有关部门和农民代表参加的监督组织，定期对合作医疗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特别是对医疗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要进行严格审计，并向农民张榜公布。各级合作医疗管理组织应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汇报工作并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1.普遍保障与分类实施之间的关系。普遍保障是指农村社会保障的对象范围，包括所有农村社会成员及他们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社会保障的科学机理是大多数人群分摊少数人群的风险，覆盖面越大，每个保障对象遭遇风险的概率越小，补偿越稳定。这一“大数法则”也要求农村社会保障具有普遍性。分类实施是指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项目、资金筹集、管理方式、待遇标准等方面，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所侧重与区别。我国农村幅员广大，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农民对社会保障的要求也不一样，因而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不可搞“一刀切”。在经济发达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应采取措施全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及服务网络，并逐步完善与提高；在中等发达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应先重点抓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作的深入，再全面推开；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可有计划、有重点地分步实施，目前重点是抓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互助与优抚工作，搞好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试点，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作的深入，再循序渐进地全面推开。2.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关系。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由许多制度组成的完整体系，各项制度功能各异，缺一不可。同时，各项制度又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搞好了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可为保险对象解除养老的后顾之忧，身体好，收入多，贫困线以下的人就会减少，就能促进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社会救济搞好了，能帮助贫困的人解决基本生活问题，从而促其搞好生产经营，增加收入，参加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人则多，也就促进了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发展。反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社会救济之间关系处理不好，都难以发展。因此，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划、设计必须统盘考虑，统一进行。农村社会保障服务网络是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载体和依托。因此，建立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必须建立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服务网络。当前，应尽快建立起以县为龙头作指导、乡为主体搞服务、村为基础抓落实的救灾扶贫、医疗预防保健、优抚安置、老年人保障、残疾人保障 和婚丧改革等6个保障服务网络。要发动社会力量，广辟筹资渠道，发展和兴建一批新的社会保障服务实体和设施，并在充分利用现有服务设施的基础上，通过挖潜、更新和改造，在保障项目、内容、标准及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与提高，逐步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服务网络的社会化、实体化、规范化、制度化，使其真正发挥保障服务作用。由于我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农民收入差距很大，加上不同农民对社会保障项目和标准具有不同的要求，决定了我国农村保障的多层次性：第一层是社会基本保障；第二层是集体或企业补充保障；第三层是家庭（个人）保障。这三个层次都可起到保障农民生活的作用，且可相互补充，因而都应搞好，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应有所侧重。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应以社会基本保障为主；在中等发达农村，应是三者的结合；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仍以家庭保障为主。在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将逐步转向以社会基本保障为主。目前我国农村与城镇的社会保险是分别进行的，且这种状况还要存在较长时间，但最终要实现二者的合轨。目前，为减轻农村社会保障的压力，城镇社会保障的范围应扩大到进城工作的农民工。保险公司开办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也能起到保险的功能与作用，且可以进入社会保险所难以涉及的领域，成为社会保险的有益补充。但是，由于商业保险是纯商业性的（以盈利为目的），难以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且有时会与社会保险发生争夺保险市场的矛盾，造成保险市场的混乱，因此，可允许保险公司在农村开办养老、医疗保险，但其行为必须规范。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协调好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避免发生矛盾。此外，在规划、设计与实施农村社会保障时，还要注意与其它各项社会经济政策的相互衔接、配套。3.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统与分之间的关系。目前农村与城镇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都存在着政出多门、政事不分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处理好统与分之间的关系，建立统分结合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所谓“统”，就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农村社会保障可作为一个分支机构；所谓“分”，就是在统一管理的同时实行分工，即将行政管理、执行、监督机构分开，使之相对独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为此，必须成立如下机构：一是行政管理机构——社会保障管理委员会。该机构主要是履行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负责制定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保障发展规划、重大政策和有关法规、规章，并对社会保障事业机构进行必要的指导与监督。二是执行机构——社会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该机构负责社会保障事业的运作，包括实施社会保障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法规、政策与制度，负责日常业务管理，基金的征收、支付和运营等，以后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基金的征收、支付、和运营要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经营机构，以更好地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三是监督机构——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该机构的职能是对社会保障事业管理中心的有关法规、政策、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基金的收支、运营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为确保监督的有效性，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应是与社会保障管理委员会平行的机构，隶属于政府或人大。4.政府组织与农民自愿之间的关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较大的工作，仅靠某一部门是不够的，只有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把组织、引导、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作为政府行为，才能保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发展。因此，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从农村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全局出发，把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认真研究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政策措施，下大力气抓好这项工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所需的资金，主要是以农民个人为主筹集的，而目前大部分农民收入较低，社会保障意识也不够高，如果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就会引起农民群众的不满，这不仅做不好社会保障工作，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政府在组织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时，必须坚持因势利导、个人自愿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灵活多样的宣传教育形式，让广大农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并通过相应的法制教育，让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到依法缴纳社会保障基金是自己应履行的义务，从而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意识，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与自觉性。注释：〔1〕叶宝德等：《七省14个项目县合作医疗改革的基本模式》，《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6年第12期。【责任编辑】丁一【参考文献】1.卫兴华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郭晋平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总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3.许昆峥：《加速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国民政》1997年第8期。4.薛兴利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中国农村观察》1997年第2期。5.卫生部、民政部发布的统计公报与有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