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农耕文化研究生论文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一、农耕是壮乡文化之根壮族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起源发展于我国岭南地区，世居于华南秀丽的山川田林之中。从大南宁来说，壮乡农耕文化的根源就在大明山及其周围的丘陵平地，就在右江、郁江河畔的田林沃野。其发展足迹见证于出土文物、戏剧表演、节庆活动、歌圩圩逢、语言地名、经文典籍等多元的载体上。在南宁市境内不少地方出土有农耕起源的重要文物—石铲，说明了在6000多年前，壮族先民已在南宁这块土地上生息，并出现了农耕活动。而南宁市西乡塘陈东村原始的舞蹈“大酬雷”，反映农耕稻作的春耕春播秋收的全过程。隆安县那桐镇“四月八”农具节和南圩的亥圩日等富有农耕特点的农家节日活动，在武鸣、横县、宾阳、邕宁等各县乡村都有，在此不一一枚举。二、仕读是壮乡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壮乡文化与中原文化一样，都同属于农耕文化。其在漫长的历史中，相互渗透和融合。而壮乡仕读，则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重要特征。壮乡仕读，应当是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指的是为仕而读，也就是说，壮乡的农家子弟要为提高自身的地位而读书，参加科举，取得功名以做官。第二层面指的是仕子促读，也就是因读书考取功名做官后的子弟再回家乡，传播文化，促进了壮乡的文化发展。据地方史志等资料记载，壮乡子弟接受中原文化，与历代流官、谪官到邕各地传播和交流是分不开的。自宋以来，对南宁各州县影响较大的文化名人有宋代秦观、明代王守仁、董传策等。据载宋元明清，为方便仕读，南宁各州县办了不少书院，比较著名的有：南宁城内的敷文书院、东泉书院、东廓书院、西廓书院、中廓书院，宣化的孙公讲院、武南书院、修和书院、横州的淮海书院、悟斋书院，永淳县的腾蛟书院、大同书院、大观书院，宾州的宾阳书院，武缘县的阳明书院、岭山书院、葛阳书院，隆安的榜山书院，上林的澄江书院等。此外，还有众多义学堂、乡村间的私塾。不少壮乡子弟农耕之余，上私塾、入学宫，进书院，奋发读书。自宋以来南宁壮乡中秀才、举人进士都代代有人，宋元期间，中进士的25人，明清中进士的有50多人，举人贡生就更多了。如武缘县的葛阳村，当时全村只有1000多人，但明清期间，该村考中进士1人，举人13名，贡生33名。人称“武缘贡六十，葛阳半三十”。这些靠参加科举取得功名的壮乡子弟，如萧云举、刘定卣、张鹏展等，在外做官吸取中原文化之后，回到家乡讲学办学，启迪一代民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壮乡的教育事业更是蓬勃发展，普及义务教育成效显著。一批批壮乡儿女进高等院校读书，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栋梁之才。当年的农耕仕读已是望之莫及。但壮乡先人农耕仕读走过的道路，留下的遗迹将永远隽永在人们的心中。三、壮乡农耕仕读的文化特色（一）弘扬孝道。南宁壮乡生存发展的环境以及出土文物表明，农耕文化是最基本的文化特征。而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和现实来看，孝道又是农耕文化的内核。最近南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整理的隆安县布泉乡上礼天王庙所藏的经文来看，孝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大明山周围广为流传的特掘的故事，就是壮乡孝道心理的折射。（二）诚实守信。诚信是壮乡的重要特色，也是孔学五常之一。壮族人认为与天感应的，就是要忠诚老实，就是要忠于事物的本来面貌，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不说谎，不作假，不欺瞒别人。守信，就是讲信用，讲信誉，信守承诺，忠实于自己承担的义务，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要去做。忠诚地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是每一个现代公民应有的职业品质。古今以来，南宁壮乡将其作为为人处世的基本行为准则。（三）平等和谐。壮乡的历史文化是与长期以来的农耕活动息息相关的，在农耕活动中，妇女直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好多农户，女的还是起主导的作用，犁耙耕作，春播秋收，她们顶起了大半边天。因此，壮乡的妇女地位相对较高。同时，壮乡人们和谐相处，邻里之间，乡村之间，大家以友情为重，很少斤斤计较。（四）行善积德。壮族经文有言：“积德与儿孙，立业家不败，省得滥费钱。免得欠人债。”壮乡淳朴之风实在令人震撼。除乡村之外，南宁城区的市民也多行善事。如望州南社区邻里之间相互帮助的良好风气，也感动了南宁，感动了广西，感动了全国，由此而形成了“能帮就帮”的南宁精神，也正是这优良传统的传承和弘扬。（五）知恩图报。弘扬孝道中已有此义。但感恩报恩在壮乡在南宁的文化底蕴更为深厚。特掘的故事，也就是一种神化了的感恩报恩情怀。（六）落叶归根。壮乡的农耕活动，有着更深厚的土地情结，也正是因为农耕民族严重依赖土地，决定了农耕民族定居的极其稳定性。土地是农耕民族的命根子，农民把土地视为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