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研究论文

父亲宁伯龙是满族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是当时颇有名气专工蝇头小楷的书法家，为人正直不阿。母亲出身于皇室显赫大族，雍荣高贵，大家风范，富于同情心和幽默感。在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降生后，宁伯龙便带着妻女搬出了宁氏家族居住的北京西堂子胡同，表示了对那个封建家族的叛逆。父母的性格大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儿子，这在宁宗一儿时就有所表现。父亲要求儿子每日习字一篇，而父亲每天圈阅评点的作业都是宁宗一母亲代劳的。这种反传统的叛逆实际上还影响着他以后的生活道路和学术研究。西方哲人、诗人关于“性格就是命运”的名言，令宁宗一千百倍地欣赏。1950年，宁宗一在北京高中毕业后，先入哈尔滨外专学习俄文，后转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思维活跃，谈吐率真幽默的?学生会主席，理想的职业当然是新闻记者。然而，由于成绩优异，宁宗一54年毕业后被留校，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任教。无可奈何地哭过之后，便开始了他47年的教书生涯。尽管不情愿，却教得有声有色。讲台的神奇或许就在于它能让每一个站在它面前的人，抛却杂念，平添一种神圣感。那时，宁宗一只要站在讲台上，无论是国家特殊历史时期的身遭劫难，还是儿子的不幸夭折，国事家事的种种磨难都置之于脑后。87年，宁先生调东力艺术系任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学生经商的做到大老板，时常提出要资助他们清贫的教授(教授往往心领好意。)；从政的则官至国家部级官员；做学问的也都桃李盈门，他的研究生都带了研究生，还时常请他这位“师爷”讲课。宁先生是一位以真诚面对生活，执著于感情的人。他具有浪漫色彩的三次婚姻的经历，使他深深咀嚼过人生的况味，同时也频频招致各种长短流长，宁先生都能坦然面对。他是他的家族里第一个和外族人结婚的，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回族。那时他是年轻的助教，她是学生，诗般的浪漫过去之后，他们发现了他们婚姻的不和谐。这段婚姻断断续续维持到80年代初彼此分手。1983年，宁先生在全国已有了相当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他敞开胸怀接纳了一位崇拜他、爱戴他，却小他20多岁的他的小朋友做他的妻子。她对他的爱，带给他的青春生气使他对她始终充满着异样的情感，以致后来由于她身在海外，与宁先生了结了姻缘之后，宁先生还很长时间地保留着这份情感。这段刻骨铭心的婚姻是他们各自吞进了300片安眠药。以四天的地狱之行换来的。这段婚姻，在校园引起过轩然大波，甚至在很长时间以后还泛着涟漪，关于宁先生婚恋的故事还在演绎着。宁先生当时被免掉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学术职务，也影响到正教授的审批。当商品潮汹涌而来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2年，宁先生已61岁。一个即将退休的教授可以说一贫如洗。一个22岁的姑娘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再清楚不过，却在这时向他走来。以她的善良，质朴和纯真，以她坦荡的胸旌，以她面对世人的落落大方征服了教授，也征服了世人。他们这一次跨越年龄障碍的结合被实实在在地认可了。有人说，没有为生活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论人生。宁先生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有幸体验了更加丰富的人生，使他对人生对生活有了更加丰厚的感悟，他把自己对人生况味的感悟引入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判断力和独特的学术创见。得益于华粹深、许政扬先生及当年南大中文系主任、现代文学专家李何林先生学术上的关怀和指导，被笑谈为南开“四大才子”之—的宁宗一在众多青年学子中较早显露才华，脱颖而出。54年毕业不久，分别在《天津日报》，《南开大学学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数篇论文已显示出理论功底和学术能力。他将学术触角伸向中国戏曲领域是始于60年代担任中国文学史(宋元部分)教学的时候。这一时期，他撰写的多篇研究中国戏曲规律的文章，在学术界产生过一定影响。历经了中国那场政治劫难之后，70年代后期，宁宗一在学术研究上也趋向成熟，且著述甚丰。出版于1979年的《中国小说史简编》是他与另一学者受命主编的，被学术界称作“文革”后，在小说史研究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积极成果”。80中代到90年代初，宽松的政治环境带来良好的学术空间。宁先生的学术意识，学术思想越加积极活跃。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论文，有多篇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评<中国戏曲通史>》获85年文艺评论类“鲁迅文艺奖”。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论文都收入了他的研究专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宁先生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小说戏曲“双管齐下”，提出二者“互相参定、相互作用，同步发展”的观点。同时他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予以关注和探究。87年发表于《戏曲艺术》杂志的《另一种精神世界的透视——为关汉卿<谢天香>杂剧一辩》，得到著名元曲研究大师，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的称赞。88年《戏剧报》发表的《<长生殿>的悲剧意识》，很快得到反响，上海昆剧院著名编剧唐葆祥先生写信认为，文中提出的“人生的永恒遗憾”是开启从《长恨歌》到《长生殿》主题的一把钥匙。1989年，宁先生在《文学遗产》杂志主办的古代小说研究40年反思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古代小说研究的反思和取向》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被《文学评论》杂志发表。他提出了一个小说、戏曲研究的新视角：对人生况味的感悟。宁先生是一位当代意识极强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主张也实践着站在当代文化立场上，以当代人的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悟性和思辩力去反观文学历史现象，去研究古典文学。他在《关于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的若干断想》的论文中阐释了他的基本文学史观，提出以当代意识，重建阅读空间，重构中国文学史。名著重读，文学史重构。这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惊世之论的提出，是基于宁先生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洞见到“阅读空间的狭小和残破，早已使文学史研究者有窒息之感”，学术研究面临着理论的贫困，而理论的贫困又源于哲学意识的贫困。因而他极力倡导更新概念，即以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去重新认识，理解和发现文学现象，并主张向作家深邃的心灵世界掘进，以“心灵史”来建构整个文学吏的新体系。他发表于1988年的《戏曲史·心史·社会史》论文，就对文艺史的分期依赖于社会史的成规，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他认为，戏曲史、小说史，究其实质都是一部心史。宁先生倡导的“心史”说拓宽了文艺研究的视野，获得学术界的认?同。面对长期以来大一统的文学理论和古典文学研究体系，宁先生能独辟蹊径，提出一套颇具创见性的学术思想，除扎实的理论功底之外，还有那令人钦敬的学术胆识和气魄。千古奇书《金瓶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之讳莫如深。文学史上第一个从美学角度研究这部有争议书的学者是宁宗一先生。宁先生较早介入其间，对这部书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系统的研究。为此，宁先生背了不少骂名。有人说《金瓶梅》是一本不道德的书，研究它的人当然也是不道德的。有人甚至将宁先生对《金瓶梅》的学术研究与他的私生活联系起来，仔细寻找二者间的对应关系。宁先生对这无聊的传言置之不理。他的研究几乎涉及金学研究的众多侧面，前前后后写出数篇论文，阐释他的总体构想：为《金瓶梅》一辩。宁先生有名的得意之作是1990年出版的专著《说不尽的<金瓶梅>》。这部专著一经出版，数家杂志纷纷转载。一些学者撰文予以首肯，认为“一本书牵动了一部小说史”，盛赞此书是“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持论谨严，含蕴深沉之作。”宁先生在告别讲坛之前，于95年出版了90多万字的《宁宗一小说戏剧自选集》，他的同事和门生在为这部自选集进行评论时，对宁先生的学术活动作了深沉的评说：宁先生的学术实际上是他对人生品评的延长。他之所以在古典文学作品中见别人所未见，以灵性激活历史，他不平静的生活和不公平的命运为他的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有数百万字学术论著的宁先生可谓高产的学者，由于篇幅的限制，只能提到在他的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不能不提及的作品，如领衔完成的《元杂剧研究概论》、《明代杂剧研究概论》、与他人合作编注的《错斩崔宁》、合作选编了台港学人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华粹深剧作选》。还主编了《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主编了约一百万字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小说?学通论》，被列为国家’85重点图书。他还承担了很多国家文化研究项目。宁先生现在还是天津市文学学会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会会长、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天津红楼梦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戏曲学会，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理事，中国剧协天津分会顾问，以及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宁先生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以及古典文学研究观照的视角的反传统，其带有的浓厚的时代气息，也常常被讥讽为“接受新潮”，被贬为过眼烟云。对此宁先生直言不讳地表示喜欢新的东西，对国学中的考证只认为是治学之手段，而非目的。他认为学者应与时代同步，学术研究必须与时代发展相关联，滞后不是真正的学术。宁先生自命使命感比谁都强，为自己能站在学术的前沿，与时代同步而高兴，毫无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