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产阶级论文参考文献

鲁迅的小说中所描绘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分为：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及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可悲性。一、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由于从秦初到清末，封建阶级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封建思想又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在鲁迅的小说里有一大部分是描写和封建思想有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我们可分为两小类：1封建思想的受害者、2封建思想的维护者。1、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这二人都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进而家道中落、屡试不第、穷困潦倒，最后成为被封建思想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描写，一方面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又同情了受其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孔乙己是一个辛亥革命前受到封建思想严重毒害和摧残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是封建教育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在他的身上即有可悲的一面，又有可爱的一面。首先,孔乙己虽是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却不同于其他的下层社会的劳动者。孔乙己虽然和那些短衣帮们同样是站着喝酒的，但是他却看不起那些短衣帮。孔乙己为了显示自己是读书人，竟然一直都不肯脱掉那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同时他说起话来又是满口的之乎者也，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他还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即使是生存成了问题，但这个孔圣人的门徒依然是整日里只想进学，对造成自己如此狼狈生活的原因没有丝毫反省。学而优则仕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目标。在这种封建思想的熏陶下，孔乙己自然鄙视农工商，因而他的生活自然十分穷困潦倒。当他不得已去干些偷书的事时，被人嘲笑，却硬要去涨红了脸的争辩，死要面子，最后落到被大折腿的惨境，作者通过对孔乙己的外貌和语言的描写，来揭示孔乙己的可悲之处。其次便是孔乙己的可爱之处——即他的心地善良。虽然孔乙己也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但是品行比别人都好，他从不拖欠酒钱，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同时孔乙己对孩子们也很热情，给孩子们分茴香豆和教“我”识字，都表现出他质朴善良的本性当他将仅有的几颗茴香豆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后，便多乎哉？不多也，即流露出他天真的本性，又表现了他善良的心地，当孔乙己教我识字时，虽然显得孔乙己有点迂腐，但是从侧面反映了孔乙己的可爱之处。孔乙己的一生是极其不幸的，不仅表现在科举制度对他的毒害，也表现在短衣帮对他的嘲讽，但是最能表现出孔乙己一生不幸的是孔乙己的迂腐和麻木不仁。陈士成一个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去追求功名利禄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封建科举对他的毒害，使他无一技之长，最终穷困潦倒。这种人如果穷困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象谱，怀祖德，甚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现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陈士成的利欲之心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考试中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越来越膨胀，终于导致了他的死亡。你也许会觉的他可怜、活该，是自取灭亡，谁让他那么贪心了。可是别忘了，他所有对科举道路的贪婪幻想是被那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刺激出来的。那个社会给他规定的人生道路就是那么狭窄，要么不计一切成为上等人，要么就被人踩在脚下”。[1]终于陈士成在“白光”的诱导下，用尽心力所挖掘的也只是象征陈腐和终结的一具零落不全的下巴骨，而那具下巴骨也便在他手里索索的动弹起来而笑吟吟的现出笑影，终于听他开口道这回又完了。最后，有人在湖里发现了一具尸体。陈士成的一生，除可悲之处之外，就只能看到封建思想渗透下的封建文人的心里变态了。不论是孔乙己还是陈士成，这两人都是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害者。作者对他们的描写除了批判与同情之外，主要是为了向世人揭示封建思想的“吃人”本质，用以惊醒那些仍然麻木的具有封建思想的下层文人。2、维护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的高尔础等。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满腹经纶，象个饱学之士，整日里说着伦理道德，实际上他们的内心已完全堕落，满脑子男盗女娼，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肥皂》中的四铭。表面上他是一个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的国粹派，组建移风文社以挽颓风而存国粹为己任，整日里鼓吹专重圣经崇，祀孟母。写什么孝女行,实际上他是一个“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的伪君子，其灵魂的淫秽无耻更甚于用言语挑逗乞丐少女的无赖光棍。他神气十足的以有教养的正人君子自居，声言要维护伦理道德，向败坏风气的坏学生及恶社会宣战，但内心里却丑恶至极，当他听到挑逗女丐的言语后，又情不自禁的讲述了孝女的德行及光棍的秽语，最后通过他老婆的简直是不要脸的唾骂，将四铭内心的淫秽揭露的淋漓尽致。《肥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讽刺小说之一，鲁迅把这一群‘卫道’之徒的丑态揭露的含蓄而深刻。虚伪的卫道使他遗失了健康的人格和自己的良知，本我被道貌岸然的面具和男盗女娼的腹心给泯灭了。四铭这样的维护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给社会带来的只有因循守旧，阻碍社会的前进。与四铭相比，高尔础更是新旧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封建怪胎。表面上标榜道德高洁、心性纯洁，骨子里却卑鄙肮脏，腐败丑陋。“高老夫子本名高干亭，朋友们叫他高老杆，与老钵和黄三是一伙儿，专门一同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但是会得写几句洋八股，提倡国粹，得了社会上的称赞，他便追随俄国文豪高尔基改名为高尔础，同时被贤良女学校聘为历史教员，于是他便由老杆一跃而变为高老夫子了”[2]此人虽身为一个女校的历史教员，虽然易字“尔础”以表仰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心，还发着“中华民皆有整理国乐之义务”的宏论，但却是个不学无术，假充正经的伪君子，坐在牌桌上凑着“清一色”，看戏、喝酒、跟女人，无一不做。“他教课的动机是‘看女人’，正如他的牌友所说：‘外面看看还不够，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在备课过程中功夫全费在照镜子和如何遮住眉棱上的瘢痕上。”[3]作者通过高尔础这个表面挂着“顺应世界潮流”招牌，内心却是个不学无术的文人败类的形象，来嘲讽了维护封建思想的无耻文人。进而有力的讥讽和抨击像高尔础之流的文人墨客的无耻嘴脸。在四铭和高尔础身上这种极端丑陋的负面人格，正是封建文化的长期压抑，新思潮的强烈冲击所致，在他们的虚伪卑劣中，隐隐传来了封建帝国的倒塌声。鲁迅所写的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包括以上两种类型，即受害者和维护者。而对于他们的刻画，鲁迅始终是抱着“启蒙教育”的思想和改良人生的目的，因此其小说的题材“多采至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4]而反封则是鲁迅小说的重中之重，只有多揭露一些与封建有关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可叹之处时，才能够真正的惊醒世人达到疗救世人的目的。二、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从清末到民国中后期，大资产者和封建买办及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着中国，而鲁迅本人就生活在那样的年代。因此在鲁迅的小说里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有很多的一部分是描写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而在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又无非是写了大致的三种类型：即革命者、投机者、消沉者。1具有革命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夏瑜，这个出现在《药》中的知识青年。不仅牢头无法理解，茶客们说他疯了。老百姓拿他当人血馒头的原料，甚至连他的母亲也不明白，因为儿子为革命牺牲，他感到羞愧，夏瑜的革命理想和革命行动是可悲的，但更可悲的是他的鲜血竟被贫穷、善良的华老栓当作给儿子的灵丹妙药，当他在狱中宣传革命道理时，年轻人们感到气愤，并且群殴他，茶客们知道后又拍手称快。他劝极其反动的阿义革命，被打后，硬自以为阿义是可怜虫，而那些不听他的话，去造反的群众也是可怜虫。可是他在其他人的眼中却是不仅仅是可怜虫，更是被吃的假药、钱的资本、鉴赏杀人的盛举、无聊的谈资罢了。虽然夏瑜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但却是孤独与寂寞的。从而影射出当时的中华民族的可悲——这是因为“华夏两家的姓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代称，所以说两家的悲剧命运正是当时中国的写照。”[5]我们从华老栓全家的无知，和茶馆里花白胡子、驼背、康大叔等人对夏瑜的死的麻木上，可以形象的感触到，如果再不进行思想启蒙的话，那么像这种为革命而流血的志士，仍然是不会被人理解的，当然在思想启蒙的治疗的中间，“也不免夹杂些讲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的希望。”[6]可见，鲁迅从写小说的伊始，就对社会给予极大的关注，对变革时代人们的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而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又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改革和变迁的启蒙者和先锋，特别是像夏瑜这样的人，更应该去做社会的启蒙者和先锋，所以鲁迅在写道夏瑜死后，在他的坟上多了一圈红白的花不很整齐，倒也有精神。这就表明还有人纪念革命烈士，革命者是斩不尽，杀不灭的，就有如在黑暗中多了一点“星火”一样，给人以希望。2投机取巧的知识分子形象。假洋鬼子，一个被讽刺的上等人、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的人、一个会投机取巧的人。他留过洋，可是他在留过洋后，回国第一件事便是装上了一条已经在留洋期间就剪掉的大辫子。革命一开始，他便将长了一尺多长的辫子拆开了披在肩上，可谓易守易功，投机到了极点。他整日里和那些遗老、地主们、买办们接近，目的无非就是想投机。假洋鬼子整日往赵太爷家跑，进而去接近那些有头有脸的上等人，同时他还给自己装上了一条假辫子，以便更容易让赵太爷之流接纳他。可是一旦革命开始后，假洋鬼子又赶紧将假辫子去掉，并且口口声声胡吹自己是功臣，假洋鬼子的投机程度及其投机方法极其令人费解。鲁迅先生之所以要写像假洋鬼子这样的投机人，目的也就是想通过揭露假洋鬼子之流的投机面目。进而以警惕世人。3消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以及《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而在这些人的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是随着岁月的考验，生活的磨练后，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们又全都消沉了。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其实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意志薄弱的悲剧。（1）失落的知识分子形象；《在酒楼上》是一篇充分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题材小说。作者成功的塑造了吕纬甫这个消沉的知识分子形象。 吕纬甫，是一个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他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并且还英勇地去城隍庙内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这一连串的壮举都可以证明年青时的吕纬甫是一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随着生活的不如意，再加上革命又处于低潮中，所以一个具有进步要求的知识分子终于将旧日的豪情壮志、人生目标、以及革命的精神统治抛却了，进而变成了一个情绪消沉，意志颓废，行动缓慢做事又敷衍的软弱的知识分子。昔日的吕纬甫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消沉后的他，竟然千里跋涉回故乡去为一个三岁时便死去弟弟迁葬。与吕纬甫相比，魏连殳的生活道路性格都发生了变化。魏连殳所在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上的矛盾尖锐。如军阀与人民，军阀与军阀等等，再者是魏连摩的个人生活细节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魏连殳称为老太太，在他当了师长顾问后，蔑称为老家伙。对孩子们也由过去的爱护变为戏弄，甚至花钱买孩子们狗叫，磕响头等。魏连殳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思想感情及其复杂，性格独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者通过他短暂的一生描绘了一个昔日有过民主意识的觉醒的战斗过的知识分子，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再加上自身的意志薄弱和生活的困倒，一步步的消沉直至最后的毁灭。魏连殳的形象是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中最突出的。小说中魏连殳的形象也是由一个正常的进步人士变为一个病态的消沉人士。小说中的N先生是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先觉者的化身，他负笈海外，只因没有了辫子，就险些被停职，在社会上处处碰壁，所以N先生心情变得很激愤。他以头为例，激动讲述了自己头上的辫子与自己的一生的遭遇，进而让人们感到辛亥革命不彻底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致使像N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只能抚今追昔，发出无限的感叹。2无奈的知识分子形象；方玄绰也对黑暗的现实不满，但是他却决不会去想怎样抗争，而是总用“差不多”来说服自己得过且过。即便是生活上困难重重，他也是继续保持乐观的精神态度，甚至会去赊上酒来进行自我安慰。当然他也并不真是心情那么平静的。虽然方玄绰有觉醒的一面，可是在小说中，更多的是讽刺他消沉的一面，对于生活中的切身矛盾，他只是口头上的不满，欠薪不发，生活落迫，他也不参加同时的“索薪”斗争。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安分守己的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空发牢骚，逃避斗争的庸人。他坚持自己的哲学和为人。走投无路时，他就一步步麻醉自己。方玄绰的形象是：庸俗、软弱、自私、麻木，虽然他曾经有过觉醒和作为，但最终还是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之下失去前进的信心，乃至消沉堕落。 《幸福的家庭》所写的是一个为了挣几个稿费养家糊口的穷苦的文学青年。他为了迎合时尚潮流，决定构思一篇名叫《幸福的家庭》的小说。可是现实的残酷打破了他的白日梦，作者用这种笔法善意的嘲讽主人公的虚幻的理想。3由觉醒变消沉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成功的塑造了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形象。涓生和子君是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一定程度可以被认定为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随着时代步伐，涓生和子君大胆的追求着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他们不顾封建势力和世俗的偏见，冲破封建牢笼，结合在了一起。然而女主人公子君却由于与涓生同居后便不再读书，不再思考，整日里不是回忆过去两人热恋时情景，就是忙着做家务。生活使子君变得日渐空虚、庸俗、更甚至于是麻木不仁。男主人公涓生原本是一个追求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曾以自己的觉醒唤起了子君的觉醒，同时将他自己最纯真的爱情奉献给了子君。可是当与子君共同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后，他便不再满足于爱情生活了。他认为，他们间的爱情应该是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然，他们的幸福生活就会凝固。然而，由于涓生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连涓生也不知道怎样去更新他们的幸福生活。直到涓生失业之后，他竟然错误的将一切是非都推在子君的头上，是子君束缚住了他的发展空间。于是涓生提出与子君分手，当真的分手之后，涓生本以为己可以自由的飞翔。可是，他错了，分手后的涓生依旧是处境艰难，无奈的他只有是带着悔恨回首往事。子君呢？分手后的她，又被重新推回到了以前的封建牢笼之中，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在严威和冷眼”中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对现实没有足够认清，同时他们的奋斗目标只停留在了“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上了。所以一旦他们走到了一起之后，便失去了奋斗目标，外加上涓生的自私，与子君的怯弱，最终导致他们分手，直至毁灭。鲁迅之所以写这样的小说，主要是想让人们通过对涓生于子君这对恋爱的自由恋爱的悲剧故事，去思索这种“个性解放与自由恋爱”背后的思想局限性。鲁迅所描绘的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分为三小类：即革命者，投机者，消沉者。而对于这三种人的刻画，鲁迅先生则是采取了连自己也烧在里面，自己一定要深深的感觉到，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鲁迅先生将自己融进了小说，进行了全面的自我剖析，如《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的经历其实就是采取于鲁迅先生的亲身经历，而《伤逝》中的涓生与子君，也折射出了鲁迅对爱情看法。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为了唤醒民众的心灵，不惜对自身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以此来让那些尚未清醒的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们早日觉醒。三、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觉醒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扩《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一件小事》中的“我”，而在这两篇小说中《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属于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还有《长明灯》里的狂人。而《一件小事》中的“我”则属于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1、已经觉醒的“狂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鲁迅先生根据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和看过的外国作品构思而成的。这是个非常态的人，在他身上具有“疯”与“不疯”的两面性如果你说他是个疯子，可是他却能够从嘴里喊出“救救孩子”的伟大呼声，并且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如果说他“不疯”可是他又确实是一个非正常人，一个患了迫害狂的精神病人。其实，狂人并非来自生活，而是具有象征意义，他是作者对一个启蒙者，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的真实处境的象征性表达。之所以采用”狂人”这一词来定义这一觉醒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愚昧的群众眼里和一个真疯子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他试图进行启蒙的话。小说的主人公“狂人”是“五四”时期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以理性的批判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的本性，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相征形象。2、《长明灯》中的疯子。在《长明灯》中，作者通过吉光屯的命名，影指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迷信习俗已经成为了人们长期尊崇的信徒，而所谓的梁武帝点燃的长明灯是封建社会的宗法的图腾象征。疯子吹灭了长明灯，象征着反封建斗争掀起的浪潮。在作品里，疯子尽管是孤军奋战，受到人们的敌视和禁锢，但他浩然的正气使得凡夫俗子感到胆战心惊。《长明灯》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的社会的反抗。3、正在觉醒的“我”。《一件小事》中的我是一个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小说的故事主要讲述了：“我”，坐人力车去上班时，撞倒一个老女人，没有伤，也没有人看见。我以为还是一走了事，不必自找麻烦，但车夫却主动扶着老女人，走向巡警分住所。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我对车夫又开始的不满，继而自愧，最终无比敬仰的心里变化过程。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在作者的小说中，本小说是最短的。线索也极单纯，但是它所蕴含的思想却其深刻。作者在表现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时，主要写出了几种类型，即已经觉醒的狂人、疯子和正在觉醒“我”。而在这几种类型，不论是哪一种，作者都赋予了极其深刻的意蕴。纵观中国文学史，像鲁迅这样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获得了不朽地位的，恐怕并不多，这不是时代所决定的，而是因为鲁迅的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思想意蕴和艺术成就所决定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是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现代化起点要从五四时期算起。而他本人就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小说现代化征途上迈出的第一步，所以说鲁迅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及至世界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正在这里。注释：[1] 顾振彪《解读呐喊·朝花夕拾》京华出版社154页；[2] 周作人《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302页；[3]王德禄《鲁迅作品赏析分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3页；[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01页；[5]鲁迅《解读呐喊·朝花夕拾》京华出版社17页；[6]鲁迅《<总退却>序》《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212页；参考文献：[1] 罗克《鲁迅小说全编绘图本:呐喊(二)》 新华出版社2002-1-1版[2]顾振彪《解读呐喊·朝花夕拾》京华出版社2001年1月[3]周作人《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4] 鲁迅《<总退却>序》《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5] ,《艺术与生活》周作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6]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7]邵纯《思想巨人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8] 王岳川主编:《女权主义文论》第20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9]向阳 文珍《鲁迅新画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版[10]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11] 鲁迅《鲁迅小说全编》漓江出版社出版1996-6 出版社[12]鲁迅《花边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3] 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14] 林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15]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对于大学生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一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课程。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思修论文精选 范文 ，希望大家喜欢!

《把理想信念 教育 放在思想建设的首位》

摘 要： 从党章历史沿革的维度来研究党的思想建设，得出的结论是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特别重视和不断加强对中青年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关键词： 党的建设;思想建设;理想信念

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苏联、东欧共产党发生政治巨变，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出了问题。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史，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教育全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想信念教育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

通过对中共党章的梳理和研究， 总结 我们党在思想建设，特别是在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 经验 教训，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党章：以崇高的革命理想教育全党

1921年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注：后文中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均用简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要求所有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对党忠诚，并且必须与那些和我们党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2]。这说明，一大的政治纲领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鲜明的战斗性，体现了列宁建党学说的一些重要原则，没有任何机会主义色彩。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22年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的党章。二大党章的中心内容是加强组织建设和建立严明的组织纪律，特别对党员和干部必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做了严格的规定[3]。二大还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对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了明确的阐述，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党章的内容，具有很大政治意义。二大的党章和决议对于健全党内生活、指导党员的政治言行、促进党的组织发展与巩固、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崇高的革命理想、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政治纪律，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

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和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分别通过了两个《党的修正章程》。党的三大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党的四大制定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三大和四大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就迎来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党在组织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建党初期的50人、二大召开时的190多人、三大召开时的400多人、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到1927年五大召开时已经发展到57900多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

1927年4月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处于危急时刻召开的，会议期间没有制定党章。根据此次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这个修正章程共计12章85条，除了没有总纲以外，在结构上已经与七大党章很相似，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党章[4]。大革命失败以后，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但绝大部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头可断，血可流，也决不背叛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决不出卖组织机密和革命同志，表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贞不屈的意志品格，就连国民党阵营中的有识之士也为之感叹不已。这些革命先烈的英勇 事迹 至今仍然激励和鼓舞着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些活下来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而是继续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大批农村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新高潮。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这一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成为我们党的中坚力量和各级领导干部。这些足以证明，从一大到五大，我们党制定的党章是基本正确的，各级党组织依据党章对党员干部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也是卓有成效的。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六大党章存在一些严重缺点。实际上，六大党章没有解决好的一些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已经逐步加以解决了。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通过思想教育克服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决议》要求支部要建在连上，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各级党委和基层党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小农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封建主义思想以及流寇主义和军阀作风。这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5]

1945年4月至6月，党在延安召开了七大。七大党章与六大党章相比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1.七大党章增加了总纲部分。在七大党章的总纲部分，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是我们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全党的理论和思想水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七大党章最鲜明的政治特色。

2.七大党章具有高度的自主创新意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路线。七大党章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彻底地脱离了苏共党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七大党章充分吸取了一大到六大党章(包括《古田会议决议》)的优点，着重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 报告 》中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和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因此，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他们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并且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6]从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中，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党的七大修订党章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特别强调思想建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全党，抵制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广大党员真正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一建党思想影响极为深远。

二、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党章：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艰辛探索

(一)八大党章：大力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

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大。八大党章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创新点，一是更加强调对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并且着重要求党员、干部要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日益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把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避免脱离群众的危险性。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要求“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7]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意识。二是明确指出要提高党员标准。邓小平对此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而且，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的最高理想斗争;那么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8]这说明我们党已经开始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思考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如何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从而确保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先进性。

(二)九大、十大党章：党的思想建设出现严重混乱

九大是在“”的高潮中(1969年9月)召开的，九大党章仅有12条，文字表述极为简单，突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九大党章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做了错误的、不科学的论述。

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十大。十大党章除了对涉及到林彪的文字表述做了必要的修改，其内容和结构都保持了九大党章的原貌。正如邓小平后来说的那样：“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9]

总的来说，在““””时期召开的两次党代会及其制定的党章，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完全背离了毛泽东过去几十年所坚持的正确建党思想。这就必然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和“左”的政治狂热，严重削弱了对党员干部进行科学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教训惨痛。

(三)十一大党章：思想建设的进步与徘徊

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大。十一大党章在总纲部分强调要大力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做坚决的斗争;强调“党员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党的纲领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0]。在条文部分全面规定了党员的8项义务，贯穿了理想信念教育的基本内容;在第19条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中，还明确规定了“领导党员和非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11]的内容。这些修改无疑都是积极的和正确的。

但是十一大党章在总纲部分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论述;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的性质以及“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错误论述;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错误论述等，这些又是错误的。

十一大是在毛主席去世和粉碎“_”以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党代会。由于党的领导层还没有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当时还不可能一下子从“”的“左”倾路线和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中觉醒过来，更不可能系统地纠正九大、十大错误的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十一大党章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既体现了一种努力向前、稳定团结、共同奋斗的精神面貌，又暴露出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迷信与固执。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党章：不断深化对党的思想建设规律的认识

(一)十二大党章：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党章奠基

1982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大。十二大党章在加强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创新点是：第一，根据七大、八大党章的历史经验，结合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特点，系统地科学地阐述了党的性质和最高理想、奋斗目标、党的指导思想、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三项基本要求等，形成了一个内容充实的总纲;第二，对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对党员的8项义务、8项权利的表述更加严谨科学;第三，专列“党的干部”一章，明确提出了干部的6个基本条件。

十二大党章专门针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其中第二项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永远为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要制定和实行能够体现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建国以后30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搞特权搞腐化、脱离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教育全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十三大提出了10条党章修正案

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十三大没有制定新的党章，也没有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只是对十二大党章提出了10条修正案，涉及十二大党章中的10个条文，共计有13处增删改动。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党要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革命、而主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些新提法、新论断实际上充实和发展了党章总纲的内容。[12]

(三)十四大党章：对党章总纲进行重大修改，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建设的内容

199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十四大党章在思想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一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概括，充分肯定了这一理论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把这个理论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二是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式写进党章，并且表明这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长期坚持、绝不能动摇的基本路线。三是把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命题，这对全党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变革，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四是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基本要求进行了重大修改。

(四)十五大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7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五大。十五大党章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邓小平理论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新理论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把邓小平理论正式写在党章上，确定为党的旗帜，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是我们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在十五大党章起草过程中，江泽民就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13]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又明确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14]现在，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

(五)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的又一次完善

200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六大。十六大党章最为引人瞩目的修改，是对总纲第一段(关于党的性质和最高理想、最终奋斗目标)的修改;其次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补充和完善，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单列一段加以论述[1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其思想内涵极为丰富。邓小平理论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命题，它进一步深化了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把这个重要思想写进党章，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增进党的团结，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六)十七大党章：总结历史经验，大力倡导理想信念教育

2007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七大。十七大党章修改的主要亮点：一是在总纲第七段增写了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6]这是对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丰富和完善。二是在总纲第八段增写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7]这段文字，这是总结改革开放29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政治结论，它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回应了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疑虑。三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总纲部分增写了第14段和第17段，同时大幅度修改了第15段和第16段。在先进 文化 建设这一段，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的人民”的重大命题。同时提出“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18]四是在党章第三条(党员义务)增加了“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在党章第34条(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也增加了“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的论述。[19]这实际上是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思想道德和政绩标准。

总之，从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章程经历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这是党的历史上党章结构最稳定、体系最健全、理论创新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党章在十二大奠定的框架结构基本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经过五次党代会的反复修订，现在已经日臻完善，对党的思想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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