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简述古文字的研究现状和发展

小篆隶书（秦朝)----草书楷书行书（魏晋南北朝）先秦以后我国的文字由繁到简，从少数上层社会走向广大平民百姓所以说从书写技术上是由上层贵族到下层平民书写材料的演变：材料经历了甲骨，竹木筒，帛绢和纸的演变过程文字演变过程的特点：抽象化到简易化

20年代以后﹐随著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古器物学为考古学所吸收﹐古文字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且在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古文字资料的出土情况开始由盗掘和偶然发现变为科学发掘。虽然由于盗掘无法禁止﹐这种转变只是局部性的﹐但是其意义仍然十分巨大。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郭沫若在20年代末﹐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开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铜器(大部属于东周时代)进行分国的研究﹐写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研读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对它们的某些内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辞通纂》和《殷契萃编》﹐在卜辞的通读上有重要贡献。他在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1931)这篇论文里﹐指出殷周铜器铭文中的很多“图形文字”是“国族之名号”﹐一扫过去把这类文字任意释为“子”﹑“孙”等字﹐或视为非文字的图画的谬说。与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铜器铭文同时﹐参加殷墟发掘﹑负责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宾﹐对甲骨文也进行了分期断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里﹐全面论述了殷墟甲骨文断代的根据﹐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 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后来他还在甲骨文断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如新﹑旧派的划分等﹐这些意见引起了不少争论。清代以来﹐虽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加以探讨。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主要凭想像去考释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释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于一般文字学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时吸收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学也长期不能从一些有问题的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唐兰针对这种情况﹐在1935年写成了《古文字学导论》。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强调了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的重要性。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一部理论性著作。郭沫若﹑董作宾等人从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体上属于古铭刻学的范围。唐兰则把古文字学看作文字学的分支﹐把它跟古铭刻学(他称为古器物铭学)区分了开来。不过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通过上述这几位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古文字学终于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学史分作古代﹑近代﹑现代 3段﹐也许可以把汉代到清代道咸时期划为古代﹐清代同光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划为近代﹐20世纪30年代以后划为现代。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势头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被迫中止﹐古文字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有科学的发掘记录。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考古学所提供的有关知识﹐使他们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都有了增加﹐在新发现的资料里﹐有些品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有的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有的虽然在古代曾经发现过但没有实物遗留下来﹐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战国间的“盟书”(民国时代曾有少量发现﹐但当时不明其性质)﹑战国竹简以及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等。这些资料的发现为古文字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一些旧领域的研究工作﹐也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而有了很大进展。以上对民国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大势﹐作了一个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为纲﹐简单地补充一些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的情况。 在殷周时代的某些甲骨﹑铜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种用6个或3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其意义长期以来没有确解。张政烺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 4期)等论文中证明它们是易卦﹐解决了古文字学上的这个悬案。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的这一时期里﹐战国文字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对研究战国文字很有用的两种古文字字汇﹕罗福颐(1905～1981)《古玺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编的《古玺文编》是修订此书而成的)﹑顾廷龙《古陶文录》(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编的《古钱大辞典》﹐为研究战国币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长沙战国楚墓里发现了一件写有近千字的帛书﹐这是战国文字的重要新资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说文古籀补补》﹐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此书释出了不少战国玺文﹐可惜由于缺乏论证﹐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古玺文字徵》就没有吸收此书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一方面由于在民国时代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方面由于楚简等重要新资料不断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朱德熙﹑饶宗颐﹑李学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对战国铜器﹑竹简﹑帛书﹑玺印﹑货币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王国维把战国文字分成秦国和六国两系﹐战国文字研究已经进入了分国研究的阶段。研究者对战国文字的认识已经比过去深刻得多了。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随著这些新资料的发现而兴起的。70年代发现的几批重要资料﹐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等﹐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刊布。此外﹐又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资料。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後无疑会有很大的发展。 由于《说文》“古文”的性质有了明确结论﹐并由于对各种古文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古文字形体﹑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越来越清楚了。70年代秦简等新资料的发现﹐使大家对隶书的形成也有了比过去正确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古文字学者﹐对《说文》篆形和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这方面还没有一部总结已有成果的高质量的专著。在传统文字学得到改造的过程里﹐古文字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小篆 「篆」本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专指小篆。小篆又称秦篆，是由大篆省略改变而来的一种字体，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战国时代，列国割据，各国文字没有统一，字体相当复杂，于是秦始皇便以秦国的文字篆体，施行「书同文」来统一天下的文字，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并将秦国固有的篆文形体进行省略删改，同时吸收民间文字中一些简体、俗字体，加以规范，就成一种新的字体—小篆。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人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 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隶书 小篆虽然是较整齐的长方形，结构由均匀圆转的线条组成，但是书写起来相当不方便，且字形繁复，由于种种缺点，故在民间很快地出现了一种新字体，将小篆的端庄工整、圆转弯曲的线条写成带方折的，这种字体据说当时在下层小官吏、工匠、奴隶中较为流行，所以称为「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中国文字发展历史就脱离古文字阶段进入隶楷阶段，汉代以后，小篆成为主要用来刻印章、铭金文的古字体。 隶书的形成使文字从随物体形状描书的字符，变成由一些平直笔划所组成的简单字符，这种改变大大地提高了书写的速度。中国文字由小篆转变为隶书，叫做「隶变」，隶变是中国文字发展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结束了古文字的阶段，使中国文字进入更为定型的阶段，隶变之后的文字，接近现在所使用的文字，也比古文字更容易辨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