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子的搭配建筑研究论文

艺术来源于生活，园林艺术中的亭台也同样来源于生活中的路亭、渡亭以及台榭建筑等休憩设施。我们知道，园亭的历史可追述至战国时代，并且从那时起亭子和它的布局就与注重自然和对自然景观之热爱的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亭子”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基本元素。亭子的设计和形式在逐渐演变中虽然有些变化，但仍保持其基本特征：尺度小巧，对称的、单层的、起翘的屋顶，四面开敞。在庭院、山林和偏远寺庙的景观中，以及自宋代以后的山水画中亭子变得普遍起来。当远东的影响首次渗透到法国和英国时，中国独特的建筑，包括园亭，是最早令欧洲人着迷的神奇文化的一部分。本文将以令欧洲人痴迷的“中国事物”，即后来称为“中国艺术风格”为背景，追寻17—18世纪期间中国园亭西渐的过程。那些异国情调的物品，像瓷器、挂毯、漆品和家具令收藏家们倍感兴奋，并孕育了他们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和中国风格艺术的产生。现代景观设计是自然与文化、形式与功能、生态与生命的全面融合。中国的景观设计师们在寻找着崭新的、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景观设计之路。民族的设计必须汲取民族文化的精髓。站在当今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笔者解读中国传统造园的自然精神，品评它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价值，探索现代景观设计师应坚信的创作精神。1中国古代的自然精神及形成背景 普列汉诺夫说：“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它的精神本性决定的。”东西方的造园都要求自然，但中国人与西方人对自然所持的态度不同。这也造就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造园风格。西方人信奉人定胜天的思想，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控制自然、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中国人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中国古人强调“与浑成等其自然”，“万物与吾一体”，物与我与自然，交融在一起，相辅相成。这是一种深层的感情和精神上的交流。这种自然精神的形成与中国自然经济下的地理环境、政治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西北横亘沙漠，西南耸立高山，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联系比之希腊、罗马要困难得多。如此与西方隔离的大陆地理环境曾给中国人以生殖繁衍之利。为农业经济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天时地利、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使人们依赖自然、顺应自然、信奉自然。这是一种统一的、有序的、和谐的整体观念。这就形成了与西方人不同的内向文化心里。2传统自然观的危机然而，近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国门外蓄势已久的西方现代景观设计思潮或形式便乘虚而入，中国人不得不被西方人建立的科学体系所折服。一时间，中国大地变成了西方景观的游乐园和博览园，而中国诗情画意、叠山理水的园林风貌在现代的景观环境中已经愈来愈罕见，传统的乡土自然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与冲击。人们在享受着舒适方便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在承受着西方“破坏性建设”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重新审视中国乡土自然精神的价值，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容置疑的是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在自然和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愈来愈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在现代景观设计发展的过程中，西方机械化的园林风格曾风靡一时。这在房地产业里体现得最为明确，开发商为了起到好的效果，他们往往启用国外的设计机构，许多设计的效果是纯粹的西方园林风格，到处是罗马柱和欧式雕塑，在植物的配植上讲究群植，花团锦绣，豪华气派，中国传统风格的园林艺术难觅其踪。在其出现的初期，人们感叹其气派和豪华，同时，对其开敞奔放的风格手法也倍感新奇，作品中充满着高精尖的技术美感，几何型、简约、对称式的布局冲击着人们的视线（图1），使中国人耳目一新。这种风格和款式在九十年代末达到了高峰。同样，崇洋的思潮也影响了其他的园林绿化：如道路绿化、街头小品、大型广场（如江西南昌改建的八一广场）等，都有了很强的西方园林色彩。今天传统园林的风格受到严峻的挑战。中国景观在呼唤“今而中”的春天。在西方科技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人不得不对笼统思维笼罩下的自然观产生质疑。中国园林的传统精神已难以满足当今社会对景观的需求。今天，各个景观项目的性质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从自然原始景观的保留到人工生态的再造，从传统文化的发掘到现代精神的追求，从基于理性的解析重构到基于浪漫的随心所欲，从基于工程技术的计算论证到基于文学艺术的灵感顿悟，总之，落实在各个具体项目中的现代景观规划设计时空跨度之大、项目种类之多、呈现结果之丰富，已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景观园林。这一切，都让中国人反思一个问题：中国传统园林的自然精神是否还可以在现代景观设计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给出的答案是：立足于本土的创新是唯一值得信赖的途径。3对传统自然精神的再认识传统自然精神的合理性中国园林崇尚“自然”。从老庄崇尚自然到以表现自然美为主旨的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园林的出现、发展，都贯穿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观念。这个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园林艺术的创作。传统造园的自然精神强调“法天贵真”、“天趣自然”，反对成法和违背自然的人工雕凿。这种尊重自然的观念在今天的景观设计中极其可贵。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人类离开自然，又要返回自然。”现代化的大都市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让人们远离了自然的真谛。 中国人自然精神里最可贵的是高度的“自然精神境界”，即意境的表达。中国传统园林表达出情景交融的氛围，这在世界园林中独辟蹊径。它活泼而自然的处理手法营造了一种本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意境。人与自然建立了一种亲和而和谐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生命活力的深切情感（图3）。因此中国人的自然观绝对不是对自然的简单模仿。在景观中放上一两座中国式的亭子，堆叠假山，挖池养鱼，这种简单的符号的叠加是不可能创造意境深远的园林景观的。因为中国园艺师营造的是自然一样的环境，或者说是自然感觉的表露。感觉靠园林符号的简单堆积是无法实现的。西方僵硬、苍白、几何形的景园更不具备表达意涵的功能。 传统自然园林所固有的快适性，已成为现代城市人人生情趣和文化感性的一种源泉。今天，人类整日被围合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里，对自然更加留恋。现代人生活节奏快，不可能像古人一般整日赏花饮酒，闲情雅致，也不会产生那么多丰富的情感。人们缺乏的是让灵魂回归本我的环境，而情景交融的环境才可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灵魂。一句常在私下里流露的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足以反映出人们对回归本我、远离喧嚣繁忙城市的渴望。城市人希望利用闲暇时间，到乡土自然中来寻找乐趣，充实自己。当今已没有几人可以拥有“举杯邀明月，把酒问青天”的情怀了。因此，情景交融的景观园林是都市里的佳境。优秀的景观设计师应洞察人的情感，体会文化与哲理的审美，其作品必需与社会单体产生更多的共鸣。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情景而不是单纯的景物。意境的营造使人与景的交流和互动成为可能（图4）。今天的景观应使人重返“自然精神境界”，人的精神只有淋漓尽致地注入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环境，才能使对象具有拟人化的生命色彩。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

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

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

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

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

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

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

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

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

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

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

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

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

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

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

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

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

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

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

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

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

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

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

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

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

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

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

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

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

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

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

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

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

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

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

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

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

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

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

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

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

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

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

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

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