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玫瑰1111
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到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夙慧篇》中的一则故事:当初晋元帝突发奇想,想要考一考身为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于是,他把司马绍叫到榻前,问他:“长安、太阳哪个更远?”他想了想,答道:“太阳。我听说过有人从长安来,却没听说有人从太阳来。”晋元帝大为诧异:“这个孩子的回答真是出人意料地与众不同。”后来,晋元帝在朝廷上和大臣们提到了此事,又问司马绍:“太阳、长安哪个更远?”司马绍不加思索地说:“长安。我抬头就可以看见太阳,环顾四周却看不见长安。” 作为一个有科学常识的人当然知道:太阳离他的距离要远远大于长安理他的距离。所以他在第一次回答时答了“太阳”。但他的第二次回答的答语更富哲理——长安看似比太阳离他更近,实际上在他的心里,长安是重要城市,地位比太阳要重得多,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他才会说太阳近而长安远。 其实,没有所谓的“最遥远的距离”。最遥远的距离是物与心的隔阂(当然也包括心与心的隔阂)。 《庄子·齐物论》中有这么个故事:有一次庄子睡觉,忽然做了个怪梦。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漂亮的蝴蝶。它一忽儿飞东,一忽儿飞西,在草丛花枝间翩翩起舞。要说快乐呀,那真是快乐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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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较为黑暗的时期, 社会是动荡的,政治是黑暗的,战争是频发的,由于社会的分崩离析,过去两汉儒学一尊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道、法、名等各家学说纷起,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一般绚丽的文化浪潮。魏晋士人,崇尚清淡,追求虚静,行为上纵任不拘,一改两汉文人那种唯立德扬名为目标的人生态度,全面而深刻地建构了魏晋人的特质、品性和才情,而魏晋人的这些特质、品性和才情又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态度上。本文从四个角度,探讨了魏晋人的审美情趣。一,对相貌美的坦然直言。二,对自然美的崇尚。三,对女性聪慧达观的赞美。四,精神境界之美。并通过对历来学者相关著作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认为《世说新语》所体现的审美核心是人的精神境界之美。在正文中分三大部分,一一步分析和阐述了本文的论断。关键词:审美情趣 相貌美 自然美 女性美精神境界之美文献综述1、相貌之美魏晋人对美的理解是特立独行和任性放达的,他们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对美貌的赞赏往往是毫不吝啬并且是姿态坦然的。有时会以描写自然风物的形容词来形容名士的风度和美貌。如写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1] 写潘岳的美,说他少年时走在街上都会引来妇女们牵他的手。写到卫玠,说他因为美貌被人围观,因为围观的人太多像一堵厚墙壁困住了他,使他本就羸弱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竟然病重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2] 对美貌描述的这种直言不讳,恰恰是魏晋人开放自由的风气在审美情趣上的一种体现。历来,也有很多关于对《世说新语》中魏晋人的人物审美研究,在李立娜的“论 《 世说新语 》 中女性美”也提到, 女性美第一是 “ 貌 ” 之美 。第二是“才”之美,第三是“德”之美。从专著方面来说 , 比如袁济喜的 《六朝美学》 ( 北 京大学 出版社 1999年版 )以及李泽 厚 、 刘纲纪合著 的 《 中 国美学史(精华版) 》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 都对 《世说新语 》 有较大篇幅的分析。 专著则有宁稼雨 的 《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 (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0版) 、 蒋凡的 《世说新语研究 》 ( 学林出版社 1998年版)、萧艾的 《 世说探幽 》( 湖南出版社 )、 这些著作都涉及了对 《 世说新语 》 的美学分析,提及关于魏晋人对相貌美的描述 。2、自然之美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在审美文化方面,“自然”不仅是人生、艺术合理性存在的基础,而且成为艺术创作的理想和艺术批评的标准。刘昱《魏晋“自然”概念的转变及其审美文化的影响》(扬州大学2007.05.01)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来论证“自然美”的概念,他认为“自然美”,若表现在人物品藻上,则是对人的气质、才情的关注,张扬个性之美;在诗歌中则是抒发内心苦闷,寻求精神寄托,体现真情流露之美;在书画艺术里,则是抒写自由人生,追求神韵之美,任心表意之美;在音乐的国度里,则是寄托人生忧愁,宣泄生命意识之美。当时人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力,对人的气质才情的审美,对自然美的追崇,是那个时期的一种风尚。如《世说新语》描述的:王夷甫云:“闾丘冲优于满奋、郝隆。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 [3] “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4]3、女性之美《世说新语》中有许多表现人品美、德行美的小故事,特别是有许多对聪慧达观、坚忍睿智的母亲们的形象的描述,有着许多动人的篇章。李立娜的“论 《 世说新语 》 中的女性美”(湖南师范大学校刊-2014.05.01)一文中指出“ 德 ” 之美 ,这是 《 世说新语》 中所展现的女性美 的重点内容 ,通过书中女性在不断变化的身份一一女儿 、 妻妾 、 母亲之间的表现,来展示女性所特有的“ 德 ”。宁稼雨先生的《中国志人小说史》着重分析了《世说新语》特别谈到了《世说》的妇女题材,他指出魏晋妇女在很多方面冲破了旧礼教对她们的藩篱,掀起了一次妇女解放的波澜;蒋凡的《世说新语研究》一书第六章,则从魏晋士人的婚姻和家庭方面入手探究女性的地位问题;王守华的《世说新语发微》一书从婚姻、家庭以及学识来谈论女性形象较为全面;而范子烨与李杰都开始关注魏晋女性不同于以往的“新”形象、“新”气象。 在学术期刊网里搜索的相关硕士学位论文有很多篇,分别是2007 年兰州大学姜肇函的硕士毕业论文《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状况》通过对《世说》的分析探究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张玉茸的硕士毕业论文《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群体》则较为全面的分析了魏晋女性;2011年兰州大学焦虹玮的硕士毕业论文《魏晋南北朝上层女性的困境—以<世说新语·贤媛>和<妒记>为例》侧重于对两本书进行比较研究。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9 第 28 卷第四期总第 60 期张更祯的《<搜神记>中的女神、女鬼、女妖形象》 认为《搜神记》中的女神宛如大家闺秀,端庄严肃;女鬼为爱而死,又为情而活,令人感动;女妖容色娇媚,并未对人有害。该作者认为不管是女神、女鬼还是女妖,她们本质上都是女性的的化身,集美貌、柔情、善良为一体的美丽女性形象。4、精神境界之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关于人的精神境界,他认为,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则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关于人格与境界《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一书认为,冯友兰通过对天地境界中圣人品格的具体描绘,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吸取道家思想的资粮,熔儒道为一炉,构建起其理想人格学说,为其人生哲学圆了最后一笔。魏晋人对美的认识,不仅是对相貌的直接的感官感知,更注重精神境界的美,常常会借助山水之美抒发个人情感,以追求人的精神境界之美。宋艳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审美追求一文中认为,魏晋时期的士人他们自觉地以审美的眼光观照山水,从中获得 了美的享受, 这种享受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以至有了 “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5] 的感觉,主体与客体达到了统一。人成了自然的一员。陈国敏,戴剑的《从魏晋南北朝山水诗看士人隐逸审美心态》认为,山水文化的价值体现在人们对自然山水审美的人格与生存追求上。山水不但成为主体审美情思的艺术载体,而且成为主体对自然山水的人格与生存追求,就是士人把山水作为自己生存的伴侣,把自己的生命存在与山水存在视为共同体。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每到清风明月之时,就要想起许玄度。” [6] 当有人问顾恺之会稽的山水如何秀美,顾云“千万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 [7] 这种对山水美的发现,用美的心去体悟山水,用美的语言表达山水自然景象的风气是魏晋人艺术心灵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是魏晋人注重精神境界提升的一种方式。以上搜索了历年来学者们对魏晋时期的审美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世人了解魏晋时期人们的为人处世和道德理念有很大的帮助,为后人更深层次地研究魏晋时期的审美观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在研究这些学者著作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大多数学者对魏晋人审美的研究,都是分别从各个角度着手,缺少关联性,这为本人研究的论题,留下一定的空间,文本将重点论述关于《世说新语》中魏晋人审美情趣的核心问题,既《世说新语》所体现的审美核心是人的精神境界之美。
樱子2200
仅提供原文。赠送一条:全书写黄叔度仅此二条。800字给这点分?德行第一之二、鄙吝复生(原文)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译)周乘(字子居)经常说:“我只要一段时间见不到黄宪(字叔度),粗俗贪婪的念头就又萌生了。”德行第一之三、万顷之陂(原文)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译)郭泰(字林宗)到了汝南,拜访袁阆(字奉高),车子没有停止行驶,马没有解下轭头就告辞了;到黄宪(字叔度)那里,却住了整整两天。有人问他原因,郭泰说:“黄宪先生犹如一万顷广阔的湖水,澄不清,搅不浊,他的气度很宽广,实在让人难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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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认知工具, 文化 的载体、信息(知识、情报、资料)的载体。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1、《简论中国古典风格论的起源》,《武汉大学学报》,1982、22、《论新人质的规定性的几个问题》,《长江文艺》1983、33、《塑造变革中的新的农村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