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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特宁先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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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双天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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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在北宋词坛,秦观和晏几道同样具有多情敏感的个性气质,他们都创作了许多伤离怨别的抒情词作,体现出凄美婉约的风格。所以清人冯煦在《蒿庵论词》中指出:“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然而细究文本,我们发现,与晏几道借男女伤离词作抒发个人、家世的悲绪不同,秦观的“伤心”更多地融入社会性的内容,抒发了词人身陷党争之祸、横遭贬谪打击的深沉复杂的感伤。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概括其生平遭际及创作风格曰:“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 1 秦观感伤词的创作概况 秦观(1049-1110),早年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刊沟居士、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人。他少时聪颖,博览群书,抱负远大,纵游湖州、杭州、润州各地,充分表露出豪宕不羁的个性情怀。秦观从少年时代起就关心国家大事,熙宁元年(1068),他21岁,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灾的惨状,创作了《浮山堰赋》,对百姓的苦难表示出深切的同情。为了抵御辽夏的侵扰,他曾研究兵法,写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寄托了自己宏大的理想抱负。 熙宁十年,苏轼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观专程前往拜谒,写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极倾倒之情。次年,他应苏轼之请谢了一篇《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1]。在此期间,秦观与苏轼同游戊烯、吴江、湖州、会稽各地,结下了终生友谊。在苏轼的劝说下,秦观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参加科考;可是命运不济,两度应考均名落孙山。苏轼为之抱屈,并做诗写信予以劝勉。元丰七年(1084),苏轼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后又致书曰:“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2] 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3]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称许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并于次年登第,结束了“奔走道途数千里,淹留场屋几十年”(《登第后青词》)的举子生涯。考取进士后,秦观初任定海主簿,转蔡州教授。元佑七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京城任职的数年里,秦观得与师友时相过从,精神上比较愉快,但是由于家口较多,生活拮据,“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春日偶题呈钱尚书》),只得经常依靠朋友的接济。更令他感到进退维谷的,是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孤危的政治处境。 哲宗元佑年间,操持朝政的多为旧党人士,但其内部派别斗争却异常激烈。蜀党领袖苏轼及其“苏门四学士”,均能够出以公心,根据民生疾苦和国家利益,针对新、旧两党的主张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秦观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其中《国论》、《治论》、《人材》、《法律》、《财用》、《边防》等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在《治势》篇中,他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认为新法是救国济民的良策,只是执法者矫枉过正,以致产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认为那也是因噎废食之举。这些观点在党同伐异的激烈政治形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他更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上有苍鹰祸,下有黄犬厄”(《和裴仲谟放兔行》),正说明他的内心笼罩着变生不测的党祸阴影,积郁着危机四伏的惶恐。 绍圣元年(1049),新党人士章棹、蔡京上台,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在离开汴京之前,秦观重游城西金明池,抚今忆昔,感慨丛生,遂以凄苦的笔调创作了《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西城杨柳在春风中摆弄着柔枝,也牵动起词人伤离怨别的忧愁,令人潸然泪下。他追忆往昔与知交好友在金明池畔饮酒赋诗,备极欢娱。然而如今却“人不见,水空流”,无限惆怅之感溢于言表。下片直接抒发流年似水、青春易逝的感伤,实质寄托着词人身遭远谪、行将离京的愁绪。歇拍三句,更将这深浓的愁绪具象化为春江之泪,进一步宣泄肝肠寸断的痛苦。 秦观先任杭州通判,再贬为监处州茶盐酒税。在处州,他为了消愁解闷,经常到佛寺中与僧人谈禅论道,为寺僧抄录佛经,并写有诗句“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题法海平阇黎》)。岂料恰因这两句诗,被政敌罗织成“谒告写佛书”的罪名,削职远徙郴州。秦观行经衡阳时,得到衡州太守孔平仲的盛情款待,他当即抄呈在处州时所作《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鹩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作品上片由明媚的春景,陡接以“飘零”、“离别”之意,流露出浓重的迁谪之悲。下片进行今昔对照,追忆往日汴京西池宴集的欢乐,而今却俱已风流云散,无一幸免。“携手处,今谁在?”在反诘设问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元佑党祸痛心疾首的控诉。词人横遭贬黜,远离朝廷,政治理想破灭,青春容颜衰老,这种种的怨愤不平,促使他发出了沉痛的喟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不仅是说自然界的春天正在逝去,同时也在暗示着生命的春天也将一去不复返。这一结句较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更加拙重,音调越发悲切,将词人内心无限深广的愁绪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出来。据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当时孔平仲读罢此词,不禁惊诧道:“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并称:“秦少游气貌,人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曾布也说:“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4]这些故事皆足以说明,秦观此词流露出令人惊诧的悲愤之意。 秦观深秋时节行进在郴州道中,看见饥鼠相追于坏壁之间,顿生萧索自伤之意,隧创作了小词《如梦令》: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词人置身陌生之地,独宿驿亭之中,夜沉如水,秋风瑟瑟,到处是一派荒寒冷落的景象。这萧瑟的景象,恰折射着词人暗淡、深闭的愁绪。“梦破鼠窥灯”,“破”字显出衰残,凄寂,“窥”字点出环境的清寒。“霜送晓寒侵被”,“送”字、“侵”字则非常深细地表现出砭人肌骨的凉意。无寐的词人随着门外的马嘶,心绪越发地烦乱忧苦。 此后,秦观又先后被移送到横州、雷州编管。在这短短数年间,他不断地遭受削职、除名,一贬再贬,从一般的逐臣沦为流放的罪犯,连续的沉重打击,使他的心情益趋感伤。元符二年(1099)岁暮,他身处雷州,仿佛到了天涯海角,举目无亲,内心深深绝望,竟自做《挽词》,抒写“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荼毒复荼毒,彼苍哪得知”的深冤无告、横遭灾祸之悲;又云:“家乡在万里,妻子各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自己客死异乡,竟然连魂魄都不敢东归故乡,与亲人相见,心情的惨痛可想而知! 在长期的贬谪生涯中,秦观独自忍受着艰苦生活境遇的挫折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打击,但始终保持着坚忍高洁的品节和情操。对于家乡、亲人绵绵不尽的思念,成为他慰藉孤魂的寄托。秦观家居高邮,隶属扬州。他青年时期经常到百余里外的扬州游览,并且创作了著名词作《望海潮》(星分牛斗),从各个侧面渲染出扬州城往日的繁雄气势,如今的富丽豪俊。在此后的漫游经历中,他时常追忆扬州的美景,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例如《梦扬州》(晚云收)以艳语写乡情,歇拍三句“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点明思乡的题旨。不过此时的“梦境”,还主要局限在才子佳人风光旖旎中的柔情蜜意。自从身遭贬谪、流放之后,秦观词内的故乡则变成了天涯游子热切盼望的精神家园。他在《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下片写道:“乡梦断,旅孤魂。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词人于除夕之夜,独宿于郴州旅舍,对于故乡的思念越发深切难奈;然而身世飘零,故乡难返,痛楚之情溢于言外,更伤无雁传书愁情难释。在与家乡亲人音信全无的苦难岁月里,秦观越发悲切地表达出对于妻子儿女的牵挂。他在《如梦令》词中追忆妻子在别离时分“妆粉乱红沾袖”的凄苦形象,遥想她于别后“玉销花瘦”的憔悴之态,作者不由得感叹道:“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直接抒发出相隔天涯的深浓愁绪。秦观还“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 [5],其《八六子》等词作借恋人别后的苦苦相思,凝聚了自己一生潦倒、仕途坎坷之悲,整个个作品已经清冷凄寂,格调越发沉痛苍凉。在痛苦的贬谪、流放生涯中,秦观不断追寻精神解脱的道路,具体表现在词作中,即是对“桃源”境界的向往。在远谪郴州期间,他时常用“桃源望断无寻处”(《踏莎行》)、“桃源路,欲回双桨”(《鼓笛慢》)等语句来悲叹人生前途的渺茫、精神的解脱终难实现。尽管如此,他总是在词中极力描摹“桃源”的境界,例如《好事近·梦中作》上片所写:“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词人梦境里所展现的,绝似陶渊明《桃花源记》开头描写的景象。例如《点绛唇·桃源》:“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同样大量檃括了《桃花源记》中的内容。不过,秦观虽然追慕陶渊明静穆平远的高妙境界,但是在他骨子里,却始终充溢着柳宗元式的迁客骚人的满腹不平和愁绪。他对于“桃源”境界的向往和追寻,是在要冷酷的现实世界里觅得悠远宁静的精神家园,最终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平衡。 由此可见,秦观词中的伤心愁绪,主要来源于社会的压迫、政治的打击,作者遭受党争的倾轧,迁谪、流放的命运,远离亲人的痛苦,独居孤馆的幽闭,这种种的磨难严酷地摧残着词人的身心,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愈加深浓复杂的感伤之情,词风也由早先的温婉含蓄而变成悲楚凄厉。冯煦在《蒿庵论词》中准确地揭示了迁谪南荒对于秦观生平思想及其创作风格的深刻影响,并且异常精到地指出秦观词的精神实质:“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他人的词作,大多是用来逞弄才情,炫耀技巧,很少有人将自己真实的人生感受投注到艳科小词当中;然而秦观则是用整个心灵来填词,将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痛苦的情感体验,通过词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具有特别真切、特别感人的抒情效果。 2 秦观感伤词的艺术特色 秦观在感伤词作的艺术表现方面,展示出独特的审美境界。 首先,在意象选择和意境创造上,秦观的词作擅长描摹清幽冷寂的自然风景意象,抒发迁客骚人的深悲巨痛,营造出萧瑟凄厉的“有我之境”。[6]代表性作品是他流放郴州期间所写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篇词作非常深切地抒写出词人遭受流放、前途渺茫、孤单寂寞、怀乡思念地愁绪。特别是最后两句,因景设问,尤其沉痛地表达出自己远离朝廷、谪放天涯地无奈和悲愤。秦观病逝之后,苏轼特别将这两句诗书于扇上,并题识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7] 这首词作几乎所有的感情,都是通过富有特色的景物描摹显现出来,而且在写景之中,运用一系列拙重的字眼,更加深切地表达出词人难以抑止地愁怨。开头三句中的“失”字、“迷”字表面写景,实质蕴含着作者人生前途的迷茫何怅惘;“望断”二字更显示出急切盼望而终至失落的处境。“可堪”两句深为王国维所推赏,他认为“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 [8]秦观尤其善于因情而设景,借景而抒情。他将“孤馆”、“春寒”、“杜鹃声”、“斜阳暮”这些具有浓郁凄清情味的典型意象巧妙地组接在一起,并且用“可堪”、“闭”这类滞塞、拙重地词汇,进一步强化了愁绪的抒发。下片开头的“砌”字下得极其悲楚,那一封封书信,一束束梅花,仿佛成了一块块饱含离别之恨的岩石,层层垒起,压抑在词人心头。结末两句中的“幸自”、“为谁”虚词连接,倾诉出历经政治打击、饱受人世沧桑后的无限悲凉和绝望。所以说,秦观总是通过外在清冷凄迷的景物,折射内心哀伤愁苦之情致,从而创造出凄美感人的艺术境界。正是由于词人的内心积郁着浓烈的悲情别绪,他的词中时常写出“无理而妙”的痴语,更加真切地传达出难以排遣的苦闷。他有许多写愁抒恨的名句,如“倚危楼,恨如芳草,凄凄 尽还生”(《八六子》)、“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等,便与其早期词作中“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的轻约柔曼迥然相异,融入了深致沉痛的创作力度,生发出令人震撼的表达效果。其次,在掌法结构方面,秦观受到柳永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慢词。但是他能把令词中含蓄缜密的韵味带进慢词长调,从而弥补了柳永以赋法填词所造成的发露有余,浅白单调的不足,显得跌宕有致,包蕴深层。例如《望海潮》: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搂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此词上片开头二句点明时令景物。初言梅落,继言冰解,“东风”句包含年华易逝的惊叹。“金谷”二句记述出游,“新晴细履平沙”,可见天气融和,游人闲适。“长记”一句触景感怀,陡然追忆起往日情事,自此至下片“飞盖妨花”皆回忆当日欢游的盛况。“兰苑”以下转笔伤今,化密为疏,又觉空灵荡漾,余韵不尽。所见酒旗、栖鸦、流水等物象,皆能引发词人物是人非、风流云散的嗟叹。最后以思归之意作结,颇有四顾苍茫之感。这样的长调作品不是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而是重在意脉的连贯,情意的流动,通过物象画面的推移、变幻,将词人复杂深挚的情感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因此张炎《词源》卷下评价秦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再次,在字法运用方面,秦观词作具有含蓄隐丽的特征,取象设词追求意象的精致幽美,绘自然景物,多为飞燕、寒鸦、垂杨、芳草、斜阳、残月、远村、烟渚等;摹建筑器物,则是驿亭、孤馆、画屏、银烛之类。他以柔婉的笔触,对词中的字句多加推敲和修饰,用精美凝练的辞藻,传写出凄迷朦胧的意境。近人赵尊岳《填词丛话》卷一评析秦观词用字之妙,说:“淮海即好丽字,触目琳琅,如‘东风里,朱门映柳,低按小秦筝’,一‘映’,一‘低按’,一‘小’字,已经驱使质实为疏秀,人见其风度矣。” 3 秦观感伤词的词史价值 秦观的感伤词作形成了词史上影响巨大的抒情范式。在他之前,晏殊、欧阳修以珠圆玉润之笔写作名臣显宦的闲雅之词,晏几道以空灵悠缈之笔写作没落公子的感伤之词,柳七郎风味失之浅俗,苏东坡词的豪宕不羁又非“本色”、“当行”,他们皆不能被广大文士所理解和接受。秦观的出现,则成为人们普遍师法的对象。他出身于社会下层,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屡遭流贬之苦,这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众多下层文士悲剧命运的缩影。秦观以其婉约凄美的优秀词作,传递出广大文士共同的悲哀,因此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和褒誉。 在词体演进的发展过程中,秦观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指出:“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秦观学习柳永填制慢词,受到老师苏轼的讥嘲,不过他在柳永以赋法入词的基础上,更多精研和锤炼,使得慢词的创作走向成熟。孙兢《竹坡老人词序》云:“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胜者,唯秦少游而已。”《四库全书目提要》亦称秦词“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所谓“辞情兼称”、“情韵兼胜”,即是指秦观善于运用流畅清晰的章法、婉丽蕴藉的字法以及悦耳动听的音韵,情景交融,意境相谐,将内心积郁的感伤情怀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秦观词章法、句法相对疏朗,而字法尤显典雅精致。这种努力发展到周邦彦那里,则更加注重章法上的雕琢、勾勒,意象组接的密丽以及大量化用前人诗句,慢词创作体制更加完备,手法更加繁复,也越发带上了浓重的文人化、技艺化的色彩。这也引导着宋词由天然之美向人工之美转化,如此技艺的进步也消解了词体内在的生机活力。周济评价秦、周词法之异,指出:“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 [9]楼敬思亦云:“淮海词风骨自高,如红梅作花,能以韵胜,觉清真亦无此气味也。” [10]秦观用疏朗流畅的章法,连接精致典雅的词句,使得词句既较柳永高雅,又不似周邦彦那般凝涩晦昧、难以索解,而是融入技艺又不逞弄技艺,这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艺术佳境,得到了广大欣赏者的普遍喜爱,取得了词史上突出的地位,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甚至推誉其“首首珠玑,为宋一代词人之冠”。参考文献】: [1]《宋史》· 中华书局 1999年版 卷四四四 页10205 [2]苏轼·《上王荆公荐少游书》·中华书局 [3]《宋史》· 中华书局 1999年版·卷四四四 页10205 [4]曾季 ·《艇斋诗话》·上海书店1999年版·页413 [5]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中华书局 1986年版·页1652 [6] 王国维·《人间词话》· 中华书局 1986年版·页4245 [7]释惠洪·《冷斋夜话》·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年版·页98 [8]王国维·《人间词话》·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9]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中华书局 ·1986年版·页1643 [10]张宗 ·《词林纪事》· 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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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清代词学中的“自批评”》,《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2、《“追认”与宋词价值重估》,《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3、《口述词学史研究构想》,陈水云、潘碧华主编《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唐宋卷),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华人研究中心2012年8月出版,国际书号:-02-4。4、《词为宋代“一代之文学”说质疑》,《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2期转载6000字。5、《近代词学师承论》,《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年鉴》(2008)摘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通讯》2007年第4期全文转载。6、《论词学史上的“元批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词学范畴研究的回顾及宏观体系建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木斋词体起源及发生研究之反思》,《中州学刊》2009年第4期。9、《叶申芗词学述论》,《词学》第十八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10、《叶申芗〈小庚词〉论略》,《词学》第二十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11、《词人邓廷桢及其〈双砚斋词话〉》,《词学》第二十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12、《地域性词派研究的新写法》,《词学》第二十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13、《论吴世昌对王国维词学的“扬弃”》,《词学》第二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14、《秦观陆游名字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7期全文转载,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通讯》2007年第1期全文转载。15、《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的接受史解析》,《文史知识》2007年第10期。16、《从花间词看晚唐五代女性闺中生活》,第一作者,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17、《陆游〈卜算子·咏梅〉——一首宋词“经典”的形成史解析》,《文史知识》2010年第5期。18、《诗词中的“递进”抒情法》,《文史知识》2006年第5期。19、《“词中杜甫”说总检讨》,《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第2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通讯》2007年第4期全文转载。20、《吴世昌词体观述评》,《中国韵文学刊》1999年第2期。21、《论花间词在宋金元时的传播》,《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全文转载。22、《论词体观念的嬗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第3期摘录。23、《柳永评价“热点”“盲点”透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24、《“唐诗宋词”说评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25、《花间词与晚唐五代社会风气及文人心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26、《论明代的“花间热”》,《福建论坛》1997年增刊。27、《李清照〈词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第一作者,《宋代文学研究丛刊》(台湾)2008年8月版。28、《词学体系建构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诗学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29、《花间词风格新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10期全文转载。30、《宋词雅化规范化之宏观透视》,《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12期全文转载。31、《放翁隐逸词初探》,《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4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5年第1期摘要。32、《论放翁词的风格类型》,《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33、《论王世贞的词学观》,第一作者,《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6期。34、《“应歌”——花间词的原生态及其价值重估》,《第三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0月版。35、《鹿虔扆〈临江仙〉并非伤蜀亡之作》,《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1993年第3期。36、《婉中有变,婉融奇雅--也谈李清照词的婉约风格》,《中文自学指导》1991年第12期。37、《词学研究的又一硕果──评杨海明《唐宋词美学》,《宋代文学研究丛刊》(台湾)2000年12月。38、《词学研究的新突破──评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书品 》2001年第4期。39、《评〈饮水词笺校〉》,《 书品 》2006年第1期。40、《后出转精 嘉惠学林——评周明初、叶晔合著〈全明词补编〉》,《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2期。41、《唐宋词艺术的“总账式”研究——邓乔彬先生〈唐宋词艺术发展史〉读后》,《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4期。42、《略论文学史的写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43、《清词中的离乱书写》,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主办“行旅、离乱、贬谪与明清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大会报告。44、《第六届全国秦少游学术研讨会综述》,第二作者,《词学》第二十七辑,2012年6月。45、《也论稼轩其人其词之“气”》,第一作者,《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7年。46、《论欧阳修的词学观》,第一作者,《欧阳修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2月版。47、《文天祥词综论》,第一作者,载徐明主编《天地正气》,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版。48、《论苏轼词风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一作者,《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49、《读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中文自修》1994年第5期。50、《历代词曲异同论总检讨》,第一作者,载《国际黄峨学术研讨会暨第八届中国散曲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4月版。51、《历代词曲异同论再检讨》,第一作者,第十届中国散曲暨陕北民歌学术研讨会上宣读,2008年8月陕西榆林。52、《晚明散曲漫议》,《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53、《秦观词研究之反思》,《中国韵文学刊》2014年第2期。54、《刘永济〈词论〉对现代词学体系建构的贡献》,刘亮主编《第五届中国韵文学暨海南诗词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6月版。55、《辛弃疾研究之反思》,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编《词学新视野——李清照辛弃疾暨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版。56、《孙维城著〈张先与北宋中前期词坛关系探论〉》,第一作者,刘扬忠、王兆鹏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6—2007),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57、《我自写我的词史——王辉斌新著〈唐宋词史论稿〉读后》,《贵阳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1、《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文史哲》2011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5期转载6000字。2、《论晚明人的“小品”观》,《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全文转载。3、《“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评议》,《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3期。4、《“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年第1期《学术卡片》摘录。5、《古代散文的“前理解”或遮蔽文学史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1日第6版《文学》。6、《从新发现的96通书简看欧阳修的日常生活》,《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9期全文转载。7、《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8、《论近代散文观念的新变与传统》,韩国《中国散文研究集刊》第1辑,2011年12月。9、《古代散文史撰写新构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10、《古代散文史研究中的“遮蔽”问题——拜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心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励耘学刊》(文学卷)2012年第1辑(总第15辑),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11、《易学与晚明小品》,《周易研究》2002年第2期。12、《明清小品概说》,《文史知识》1997年4期。13、《明清清言小品概说》,《文史知识》1997年11期。14、《明清的尺牍小品》,《文史知识》2000年第3期。15、《明清的笔记小品》(上),《文史知识》2001年第3期。16、《明清的笔记小品》(下),《文史知识》2001年第4期。17、《王晫和他的小品》,《文史知识》2001年第8期。18、《欧阳修〈秋声赋〉的文化解读》,《文史知识》2006年第10期。19、《韩愈〈毛颖传〉接受史述论》,第二作者,《闽江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20、《吕祖谦〈入越录〉赏读》,第二作者,《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4期。21、《明清游记概说》,《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4期22、《亟待开掘的文学宝藏――近代域外游记述论》,《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4期。23、《自然的“生命化”和“人格化”──易学与明清小品研究之一》,载《中国易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24、《明代日记体散文评述》,第二作者,《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0年第2期。25、《“欧苏”散文合论评议》,第一作者,《滁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26、《欧阳修与蔡襄》:《福建论坛》1998年第4期。27、《论陆游〈老学庵笔记〉的文学价值》,第一作者,载刘庆云主编《放翁新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28、《现代小品笔法章法论》,《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9、《俞平伯散文理论的古典资源》,载黄科安主编《中国散文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30、《传记文学是人类生命的载体——〈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评介》,《文艺报》2013年5月29日第2版《理论与争鸣》。31、《欧阳修〈秋声赋〉的传播与接受》,《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6期。32、《论苏轼〈前赤壁赋〉的“跨体”传播与“跨国”传播》,《苏东坡研究》2014年第4期。33、《学术视野中的古代文章学》,王水照、侯体健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中国古代文章学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34、《还原:学术的气度与品格》,第二作者,《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35、《朱熹论欧阳修》,第二作者,《朱子文化》2009年第2期。36、《朱熹论苏轼散文》,第二作者,《朱子文化》2009年第3期。 1、《古代文体价值论之再估价》,(香港)《文学论衡》总第24期,香港中国语文学会2014年6月版。2、《古代文论中的“自娱说”》,《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2年第8期全文转载。3、《古代文体学的学理构成》,《学术研究》2010年第9期。4、《古代诗体界说之清理与反思》,《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5、《〈古诗十九首〉百年研究之总检讨》,《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6、《古诗十九首作者、作年问题再检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30日第6版《文学》。7、《谢灵运山水诗历代评价之再评价》,《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1期。8、《古代文学研究要摒弃“唯文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2日B01版《文学》。9、《从斋名变更看陆游的心态历程》,《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10、《武夷山陆游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韵文学刊》 2008年第2期。11、《王维“诗中有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第一作者,《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12、《长安——唐代诗人的“精神家园”》,第一作者,《长安学丛书·文学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9年9月版。13、《“诗从对面飞来”》,《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1期。14、《古代诗词中的“愁”情表达法》,《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第4期,4000字。15、《诗词鉴赏是一种再创作》,《学语文》,1993年第2期。16、《“一篇全在尾句”——唐宋诗词的结句艺术》,第二作者,《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2期。17、《苏轼研究综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18、《宋代文学研究综述》,第二作者,载《200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19、《严复〈王荆公诗〉批语辑录》,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十五辑,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版。20、《蔡襄写景纪游诗综论》,第二作者,林贻瑞主编《蔡襄学术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纪念蔡襄诞辰9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21、《我与中国韵文学会的“缘分”》,《中国韵文学刊》2015年第2期。22、《读蔡厚示先生〈玉雪轩文论集〉》,《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之沟通》,(韩国)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中语中文学》第56辑, 2013年12月版。2、《重新认识和评价“乾嘉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第6版《文学》。3、《“新子学”概念的界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28日B01版《文学》。4、《“新子学”界说之我见》,《诸子学刊》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又载叶蓓卿编《“新子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5、《论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关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6、《藏书家陆游》,《文史知识》2005年第11期7、《陆游的读书与治学》,《陆游与越中山水》,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8、《学者陆游的学术思想渊源及师承》,第一作者,《第五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9、《陆游与易学》,第一作者,张善文等主编《中国易学》(第二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10、《陆游三山故居修复中的斋居亭阁命名问题》,载《陆游与鉴湖》,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11、《再论陆游的“家风”》,第一作者,载刘庆云主编《放翁新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12、《陆游家世藏书、刻书与著书》,第二作者,《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13、《文天祥与汪元量》,第一作者,载徐明主编《天地正气》,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版。14、《神仙吕洞宾形象的演变过程》,《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2期。15、《多面神仙吕洞宾》,《文史知识》2001年第12期。16、《历代私家藏书楼命名的文化解读》,第二作者,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8年第6期。17、《吴芝瑛与秋瑾》,《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18、《竹与民俗文化》,笔名竺颂梅(与陆伟民合作),《绍兴学刊》1991年第4期。19、《松文化散论》,笔名宋竹梅(与陆伟民合作),《绍兴学刊》1992年第1期。20、《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大学教学》2009年第10期。21、《谈谈古代汉语词汇部分的学习》,《现代中文学刊》(原《中文自学指导》)1994年第3期。22、《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知识》,笔名欧阳,《语文新圃》1992年第3期。23、《辨认异体字的现实意义》,《语文新圃》1992年第3期。24、《古今词义差异例谈》,《语文世界》2001年第5期。25、《胡适论鲁迅》,《绍兴鲁迅研究》专刊第12期,1991年9月。26、《鲁迅对家教问题的论述》,《绍兴鲁迅研究》专刊第15期,1994年12月。27、《陶行知论家庭教育》,第二作者,《徽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28、《智慧老人蔡厚示先生》,《闽台文化交流》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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