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论文常见主题

第一个2006年10月8日，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纪念日。5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屡攀高峰；中国航天人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以一腔热血谱写了中国的航天传奇，振奋着中华民族的爱国心弦。序章1955年中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后，作为运载工具的导弹（火箭）成为新的工作方向。在1956年春制定的《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原子能、火箭技术等新兴技术成为发展重点。全国掀起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热潮。一、艰苦创业1、高瞻远瞩，雷厉风行1956年4月13日，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正式成立，聂荣臻任主任。在聂帅的主持下，30多名科技专家和一批军政干部、15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陆续集聚北京，成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创建的班底。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正式成立，首任院长钱学森。中国的航天事业诞生了。2、引进技术，学习消化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原苏联给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1956年10月原苏联先提供了两发供教学用的P-1模型导弹，1957年12月又提供了两发液体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P-2及一套地面设备，同时还向我国提供了导弹研制基地、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图纸，派遣了技术专家和导弹操作使用人员。在原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开始了P-2导弹和C-75地空导弹的仿制工作，开始进行导弹研制基地、发射基地的建设，还组建了教导大队，学习导弹操作使用技术。这期间，1957年10月4日，原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3、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国航天事业一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建设强大国防的决心也毫不动摇。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己仿制的液体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一举发射成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近程弹道导弹。同年9月，上海机电设计院自行设计、制造的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T-7发射成功。4、小结，开局成功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下设10个研究室，1957年重组为一、二分院，1961年成立三分院，1964年成立四分院。同时，相关科研院所不断加入国防部五院管理体系，充实完善了科研体系，这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1958年成立，1963年划归国防部五院建制）、上海第二机电工业局（1961年成立，1962年由国防部五院归口管理）、通信兵部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1958年划归国防部五院建制）、导弹试验训练基地（1961年划归国防部五院建制）等。截至1964年，国防部五院已经初步建成覆盖导弹、火箭、卫星及相关系统领域，具有独立研究、研制、试验能力和条件的研究院体系。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建设及其成绩证明，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开局成功，为完成更大的历史任务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二、配套发展1、“八年四弹”与导弹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发展导弹核武器，解决运载工具已成为紧迫任务。1964年12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通过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决议，由七机部统一组织和管理航天事业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生产。1965年3月，七机部《关于地地导弹发展规划》获得批准。这就是“八年四弹”的发展规划，即在1965年至1972年的八年时间内，研制成功改进的中近程、中程、中远程、远程四种液体弹道导弹。这一规划在执行中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进度有所推延，但都基本实现。这对我国航天科技工业体系的形成与完善起到了积极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并为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新发展奠定了技术和物质基础。1966年10月27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2号甲中近程导弹携带着自己制造的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实用型导弹核武器，为打破霸权主义核垄断作出了巨大贡献。2、航天三线，新基地新创业六十年代中期，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加强三线建设，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的指示，航天系统开始大规模的后方基地建设。广大航天职工从一线大城市来到三线深山僻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20年风雨坎坷的努力奋斗，建成了航天三线基地。3、东方红一号卫星与长征一号运载火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卫星研制工作受到较大冲击。为了加快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建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于1968年2月成立，有力地保障了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常开展。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一号卫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转播了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全国各族人民无比喜悦。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多级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发射与测控技术，这是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突破，中国开始进入航天时代。4、小结，历史性的飞跃七机部成立后，体制建设继续充实，技术体系继续完善，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在短时间内独立完成了西方强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的技术突破和工程成就，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历史性飞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两极世界格局下，航天事业作为国防事业的重要部分，得到了全国的大力支持。但是，在世界处于和平和发展的进程环境里，航天事业面临转型。第二个主题是关于<<王权和教权的关系>>标题下一行是引入2到3段论证,一段论证要有论点和史料论证再写一行深入和总结大概总共要5段,700到800在基督教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 , 蕴含着浓厚的“王权神授”的神权政治理念。基督教的王权神授理念 , 在中世纪初期的西欧社会开始得以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其时 , 王国间的兼并战争与民族、部族间的冲突此起彼伏 , 阶级的分化与对抗日益加深。在剧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中 ,“蛮族”王权与教会为求得生存发展 , 密切配合 , 相互为援 , 竭力构建“神命”王权支配的统治秩序 , 由此而鼓吹提倡王权神授的说教。随着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不断积淀 , 由王权与教会策划的国王涂油加冕典礼应运而生。自基督教 6 世纪末传入后 , 英格兰也逐渐受到其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浸染 , 国王涂油加冕典礼随之产生并流行开来。教会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 , 有力地促使原始孱弱的“蛮族”王权向神圣的“基督教王权”转化。这一中世纪初期西欧政治史上的重大历史变革 , 在当时的英格兰最为显著 , 由此而为英国封建王权的兴起开辟了道路。随着教会王权神授理念的传播与国王涂油加冕典礼的实施 , 英格兰王权孱弱的局面渐趋消失。通过该典礼 , 国王成为“承蒙上帝恩典”来统治国家的“神命之王”,任何人都须服从他 , 反对国王就是反对上帝 , 就要受到神的严惩。随着国王的神化 , 英国王权自 9 世纪开始强化。国王的公共政治权威逐步树立 , 并得到了法律的确认与保护。王国的重大法权亦归王掌握 , 其具有普遍公法效力的有关“王之和平”的规定 , 将损害王国安定之罪行收归王家法庭审理。国家的地方行政制度分郡制 , 也相继建立。此外 , 国王还组建了包括封建臣属服役部队、地方民团和雇佣军在内的王国武装力量。可以说 , 正是借助于教会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推动 , 英格兰的“蛮族”国王才得以不断突破日耳曼原始军事民主制习惯的桎梏 , 初步树立起君主的神圣权威与尊严 , 创建了雏形的国家体制。这样 , 就为“诺曼征服”后英国封建王权的确立 , 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066 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对英格兰发动的“诺曼征服”,威廉获得一国之君和封建宗主的双重政治身份与地位 , 构建起强大的封建王权。随后教会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在英国封建王权的巩固和发展上,同样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诺曼征服”过程中 , 为在英国建立神圣的王权 , 威廉于戎马倥偬之中迫不及待地在1066 年圣诞节让约克大主教在西敏寺为他按旧制涂油加冕。涂油加冕典礼将威廉从一个外来军事征服首领和尚有封臣身份的公爵,转化成神圣合法的王国君主。从此,威廉公爵就以神命的英王威廉一世的身份君临王国。此后，经过王权与教会的精心设计,国王的涂油加冕典礼渐趋完善,成为英王国的一项隆重的宗教--政治礼仪制度。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仪式才使贵族们的离心因素得以减轻。涂油加冕仪式以特有的神权政治的象征意义展示,国王是神命的一国之君 ,任何人都须服从其权威 ,否则就要受到国王从而也是上帝的惩罚。通过这一典礼,国王的封建宗主形象大为淡化,并可借托神意突破封建习惯的限制,进一步拓展其作为国家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君权,遏止封建离心因素的滋长。可以说,在教会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下 ,12世纪时,英王作为神命的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形象,逐步在王国中牢固地树立起来,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与广泛崇拜。就教会而言,为获得庇荫,它致力于神化和辅佐王权。但教会毕竟是一个以教皇为神权领袖、具有特定神权机构与制度的国际性宗教组织 , 它的神权政治的理想目标 , 乃是要建立一个既能庇荫教会、又不干预教务的神命王权。因此 , 它既支持王权又欲限制王权 , 意在摆脱王权对教权的束缚。罗马教廷神权的膨胀及其对英国政治的不断干预 , 成为此时英国教、俗权力矛盾的催化剂。此前的教皇虽然已是西欧公认的宗教领袖 , 但实际上各国教会多由本国王权控制。自 11 世纪中期始 , 教皇就利用克吕尼改革运动来强化神权权威。在这一过程中 , 罗马教廷的神学家竭力阐发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教、俗权对立的固有内涵 , 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神权主义的政治学说 ,否定王权直接源于上帝的“神授”原则 , 并依据“灵魂”统治权高于“肉体”统治权的信条 ,鼓吹教皇权为上帝所授 , 王权为教皇所授 , 教皇有权废黜君主 。与此相应 , 教廷还在 12 世纪中期将教会圣礼固定为 7 项 , 将国王的涂油加冕典礼排除在圣礼之外。同时 , 教廷与各国王权展开旨在控制各国教会的“授职权”之争 , 英王国成为教廷攻击的一大目标。王权与教权的主要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职任命、授予权和司法权的争夺上，而这种斗争的目的无非是想扩大自身的势力，获得更多的权力。然而 , 只要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 两者之间的政治联合必然要居于支配地位 , 其权益纷争必然要处于从属地位 , 并且最后将以相互妥协而告终。教权与王权的对立使政治权威被分成教会政权和世俗政权两个部分，而这又使多种司法管辖权成为可能。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是西文法律传统最突出特征。伯尔曼指出：“十二世纪初至十三世纪末是西文法律传统成形的时代，它有一个特点，即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刚刚建立的法律体系，形成多个司法管辖权并存的局面。许多刑事和民事罪行同时为教会法规和世俗政权的法律所涵盖。不仅如此，多种司法管辖权的存在也促进了法律的系统化、合理化。教会法体系和世俗法体系的格局，转而导致了在教会法律秩序内部各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复合体，而更特殊的则是导致了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并存的管辖权。而且，为了保持复合、对抗法律体系间的复杂的平衡，就必须使法律系统化和合理化。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教会法是西方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教会法的那些重要结构要素，如教会婚姻法、财产法、契约法等，都自然进入到作为二元格局之一的世俗法律体系之中。第三个翻了翻自己曾经的记录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给你帮助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为宋朝名将。对母亲孝顺，家里虽然贫穷但是十分努力。他母亲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岳飞以此为一生处世的准则。北宋宣和中，参加军队招募，留守宗泽部下，屡破金兵，宋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旗赐予他。他随后又破李成，平刘豫，斩杨么，累官至太尉，授少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公元1129年，金兀术渡江南进，攻陷建康，岳飞坚持抵抗，于次年收复建康大破金兵「拐子兵」于郾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两河（淮河、黄河）义军纷起响应，复欲进军朱仙镇，可惜的是宰相秦桧力主和，在一日之中降十二金字牌，召他还成，诬高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于狱。岳飞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金兵非常害怕「岳家军」，人们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1162年，宋孝宗时诏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有《岳武穆集》，有著名的名篇《满江红》我认为岳飞称得上一位民族英雄，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就历史功绩来看岳飞首先是为国家所任命的抗金将领，从岳飞抗击金国的目的和最大受益者来看，显然是为了南宋的国家利益。另外，说岳飞代表正义，是因为一个国家政权腐败并不能成为另一个国家侵略的借口，一个国家的命运应当由它自己的人民说了算。岳飞所代表的是置个人安危于脑后，不屈不挠，救国家和百姓于危亡的精神和气节，从这个意义上将岳飞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应该是正确的。累死了╮(╯▽╰)╭可怜可怜我吧！给几分！

论改革变法。。。历史上有名的四大变法，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也有人加戊戌变法的或者邓爷爷的改革）。我们的历史总是从历史局限性来议论。为什么会展开变法？如何策划成功呢？什么时候需要变法？等等，不要说太多什么人民的选择等废话，也不要说运气。。。我们考量客观的，不要带主观判断的。希望能多读些客观历史，不需要强加判断好坏的，历史再坏，它已经发生过了，而且算是祖宗，没必要带有色眼镜。

主题：爱国主义与近现代中国中国，不管是把日本树立为发泄情绪的箭靶，还是大肆宣扬某些海外华人的爱国案例，小小的风波都能掀起一波爱国的狂潮。爱国主义占据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这让我越来越不认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了。就是这个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经常是鬼子十几个，汉奸两三百，就是这个民族可以在国内饿殍遍地时，免除日本巨额的战争赔款，就是这个民族，精英阶层以手持美国绿卡为能。同样一个民族，却戴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具，难怪我越看越眼花。偶尔翻看宋史，才发现，在风波亭冤狱的60年内，岳飞在南宋是一个官方禁忌，偶语之者大罪。直到宋孝宗时才平反，以后，随着官方对岳飞将军的评价越来越高，岳飞也从罪人成了爱国主义的图腾。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俯仰皆是。远如岳飞，近如袁崇焕，袁崇焕在被凌迟处死时，北京百姓争食其肉，以泄对‘汉奸‘的义愤，对袁的攻击直到乾隆皇帝为袁平反方休。读史到此处，不禁使人怒火中烧。官方钦定的才是爱国人士，只要权力在手，秦桧可以为岳飞写历史鉴定。以权力判决真理，以钦定强奸历史。原来如此！以此为钥匙，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可以理解大半。在山河飘摇的近代中国，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被现实无限放大。于是，启蒙运动被爱国运动拦腰截断，在其中，国家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爱国主义成为国家操纵民意，转嫁国内矛盾的利器。国家上下其手，袁崇焕可以私通满清，秦宰相可以是抗金栋梁。在信息绝对不对称的情况下，民意从来是被操纵的对象，民意不是被强奸，明明是顺奸。中国从来缺少自由，人权的传统，所以，中国的爱国主义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歪路。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明显营养不良。没有自由,人权,博爱的爱国主义是义和团式的暴民,是希特勒手下的党卫军.对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爱国主义是一剂麻醉剂,更是一包毒药.爱国主义的本意是爱,在中国它却成了恨.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更是中国的耻辱.伪爱国主义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启蒙思想者苍白的面孔。让我们回到正路上来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变成'匹夫忧乐,国家有责'.让国家成为责任承担者,让公民成为权利拥有者.国家的存在是以公民的合意为前提的.只有国家成为守夜人,并且仅仅是称职的守夜人时,它才有存在的可能,它的存在才能得到公民的许可和授权.这样的国家是主权在民的国家,这也是唯一合法的国家.国家本来就是为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存在的.我们要爱国,首先国家要合法,其次,国家要是称职与可爱的.如果这两点不存在,我们爱它只是纵容它,是在害它,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如果只是接受被控制的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而只是吃了兴奋剂的斗鸡.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受周围人的行动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 只叫盲从、冲动与空虚.如果,我们因为可以毫无风险地出风头,捞好处,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只叫怯懦.虚荣与投机.伪爱国主义不但会害了自己，更会害了中国。爱国不是抵制日货,而是明白,超越日本首先要尊重日本,学习日本.尊重是自尊的表现,学习是超越的先导.爱国不是夸耀祖宗创造了什么,而是我们能给后代留下些什么.爱国不是在网上叫嚣武力解放台湾,而是努力了解台湾为什么和大陆离心离德,看一看台湾的政治更迭进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爱国是勇敢捍卫自身自由与权利,这样,国家会明白自己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它会变的称职与可爱,爱国是努力工作,创造财富,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 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养活国家.爱国是说真话,办实事.如果国家不让我这样做,我要勇敢地站起来,批评它,改进它,重建它.爱国是国家侵犯我的权益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这样做,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有了保障,我们的国家变得合法、文明、可爱.这才是最大的爱国

两千字的论文，可以以传承中国历史文化为己任为主题，发挥想象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