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张之翰的论文

现在的人，大多数有“名”，无“字”，所以当我们说到“名字”的时候，通常指的仅仅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多数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识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还有“号”。 （一）什么是名、字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 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 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 另外，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 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 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 （二）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 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 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 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 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 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 叔梁纥（he），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 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 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 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四）别号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 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 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 丙，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丁，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 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以上讲的是“别号”。 （五）富爵、地望 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 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 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 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 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 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 如称“地望”： 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 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 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 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 （六）少见的数字姓名 在我国古代，有些人用数字作为自己的姓名，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古书中会遇到，所以这里需要提一下，引起我们的注意。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 1．姓是数字的，如： 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 二直：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中任中尉。 三月八：在元代任云南行省右丞。 五梁：安南人，在三国蜀汉任谏议大夫。 七希贤：施州卫人，明代正德年间任永春县训导。 八通：在明代正德年间任礼部主事。 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 十华：宋代乾兴年间进士。 2．名是数字的，如： 秦七：秦少游 黄八：黄庭坚 柳八：柳宗元 元九：元镇 崔九：崔兴宗 李十一：李构直 张十二：张贾 李十二：李白 韩十八：韩愈 李二十：李绅 白二十二：白居易 3．姓、名都是数字，如： 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 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 八·十六：乾隆年间封的将军。 九·十：嘉庆时做广西提督。 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就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喜欢这样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民间尚不算在其中。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 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

字是用来解释名的，或与名的意思相近，或互补（相反）。

李治安，男，1949年生，河北邢台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历史学院院长，兼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哲学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历史组成员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和政治制度史，并招收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代表性学术专著为《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行省制度研究》。已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地位》等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其中,《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获1997年天津市优秀图书二等奖。《行省制度研究》2002年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目前承担国家哲学社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元代北部、西部诸行省研究”和教育部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等。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代史、政治制度史、史学概论、中国古代史通论、元史史料选读、元史研究专题、蒙古语、政治制度研究专题等。 （1）《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2）《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3）《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4）《忽必烈传》（学术传记），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5）《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4月；（6）《元代行省制度》，中华书局，2011年4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1）《元史学概说》（李治安、王晓欣编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2）《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李治安、杜家骥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3）《社会阶层制度志》（李治安、孙立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4）《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李治安、薛磊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5）《元代华北地区研究——兼论汉人的华夷观念》（李治安等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1）《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主编兼第一撰稿人）；（2）《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主编兼第一撰稿人）；（3）《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多卷本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已出版8册；（4）《元史论丛：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邱树森、李治安主编）；（5）《元史论丛：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十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6）《元史论丛》第十一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7）《元史论丛》第十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8）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9）中国思想与社会文丛[系列专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洪、李治安主编）；（10）传统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11）《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2012年（李治安、宋涛主编）； 《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元中叶西北“过川”及“过川军”新探》，《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元代投下考述》，《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怯薛与元代朝政》，《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元代封爵等级和王位继承问题》，《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上、中、下），《文史》第52-53-54辑，中华书局，2000-2001年；《元代上都分省考述》，《文史》第60辑，中华书局，2002年；《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1）《略论唐代征商制度》，《南开史学》1981年4期；（2）《忽必烈削弱宗藩实行中央集权》，《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3期；（3）《唐代执法三司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3期；（4）《元代质子军刍议》，《历史教学》1988年5期；（5）《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蒙古史研究》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6）《元代投下考述》，《民族研究》1989年3期；（7）《元代的投下户》，《南开学报》1989年5期；（8）《怯薛与元代朝政》，《中国史研究》1990年1期；（9）《元代的分封制度》，《文献》1990年1期；（10）《元代宗王兀鲁思分封考述》，《南开史学》1990年1期；（11）《关于元代镇戍江淮的蒙古诸王》，《安徽史学》1990年1期；（12）《元代云南蒙古诸王问题考察》，《思想战线》1990年3期；（13）《藏文雅隆觉沃教史节译》（译注），《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0年3期；（14）《元代的宗王出镇》，《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15）《元代封爵等级和王位继承问题》，《文史》第三十五辑，中华书局1992年；（16）《元代におる蒙古诸王の中原居留に関する问题》，《爱知大学文学论丛》1992年99辑；（17）《元代晋王封藩问题探讨》，《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8）《ォゴタィ汗时期における小功臣の食邑民分封に関する考察》，《日本モンゴル学会纪要》24辑，1993年；（19）《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南开学报》1994年2期；（20）《元代蒙古人的等级结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21）《关于元中后期的奉使宣抚》，《祝贺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22）《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历史研究》1996年1期；（23）《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和若干制约因素》，《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4期；（24）《修端“辩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韩儒林纪念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5）《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述论》，《南开学报》1997年2期；（26）《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97年5期；（27）《漫话行省制》，《今晚报·日知录》1997年7月10日；（28）《元代宣慰司建置沿革与性质辨析》，《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29）《从运用藏文史料考订成吉思汗生年谈起》，《津图学刊》1998年第1期；（30）《元代社区捕盗官巡检司考述》，《东洋学研究》第四辑，韩国东洋学研究会1998年6月；（31）《元代行省机构组织考述》，《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32）《元散府钩沉》，《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33）《元代宣慰司职掌考述》，《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暨古籍所成立十六周年文史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34）《元代路总管府研究》，《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35）《元代县官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36）《元代乡试新探》，《南开学报》1999年6期；（37）《元代河南行省研究》，《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38）《寰宇记中的乃颜之乱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历史月刊》（台湾）154期，2000年11月；（39）《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上），《文史》52辑，中华书局2000年；（40）《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中），《文史》53辑，中华书局2000年；（41）《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下），《文史》54辑，中华书局2001年；（42）《元世祖朝钩考钱谷述论》，《历史教学》2001年2期；（43）《元代行御史台述论》，《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44）《元代乡试与地域文化》，《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45）《马可波罗所记乃颜之乱考释》，《元史论丛》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46）《元代上都分省考述》，《文史》60辑，中华书局2002年；（47）《元代巡检司考述》，《来新夏教授学术研讨会纪念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48）《综合性区域史研究前景美好》，《南开学报》2002年6期；（49）《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5期；（50）《论元代的官吏贪赃》，《南开学报》2004年5期（被高教出版社英文版《中国历史前沿》2006年3号全文翻译为英语）；（51）《开展元代华北区域研究之我见》，《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52）《专通结合 厚积薄发》（访谈录），《历史教学》2005年4期，（李治安、刁培俊）；（53）《元世祖忽必烈漠北领地考》，《史学集刊》2005年7期；（54）《元中书省直辖“腹里”政区考略》，《元史论丛》第10辑，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7月；（55）《元世祖忽必烈与藏传佛教》，《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能仁书院2005年10月；（56）《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57）《中国古代史基本问题笔谈：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史学集刊》2006年1期；(58)《元代冗官述论》，《学术月刊》2006年5期（被《新华文摘》2006年15期全文转载）；(59)《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一)，《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1期；(60)《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二)，《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2期；(61)《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三)，《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3期；(62)《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4期(精简稿)；(63)《探寻专精与博通相结合的治史路径——李治安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7年4期（李治安,杨印民）；(64) 《探索元代文化教育发展的特殊路径》（代序），申万里著《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65)《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元初汉文人仕蒙》，载《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6)《张之翰诗咏胶州》，载《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67)《“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序》，载《胶州历史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68) 《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期；(69) 《宋明理学家对乡里社会新秩序的构思与探索》，《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6期(《新华文摘》2009年5期全文转载)；(70)《西方人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中译本序，（美）罗沙比著《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重庆出版社，2008年8月；(71)《元代岁赐定制时间考》，《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11月；(72)《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1期；(73)《元代甘肃行省新探》，《元史论丛》第11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74)《元世祖クビラィ草原领地考》，《早稻田大学モンゴル研究所纪要》第5号，2009年9月；(75)《元代云南行省的机构组织与官吏任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76)《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6期；(77)《忽必烈与元帝国》，《大国》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78)《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历史研究》2010年1期；(79)《元代四川行省沿革与特征》，《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年2期；(80)《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2期；(81]《元代陕西行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4期；(82)《元代四川行省初探》，《元史论丛》第1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83) 《一本从宋代乡役透视“富民、科第秩序”的力作——为刁培俊<官民交接:宋朝乡村职役研究>作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4期；(84)张娴征、阎秋凤著《许衡传》序，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85)孙慧君主编《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序，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86)Li Zhi’an，Une nouvelle réflexion sur le séjour de Marco Polo en Chine， Chine · Europe · Amérique. Rencontres et échanges de Marco Polo à nos jours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2010；(87)《关于秦以降皇权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复合建构》，《史学月刊》2011年3期；(88)《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5期；(89)《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与边疆控驭》，《河北学刊》2011年6期；(90)《元代云南行省驻戍军队新探》，《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8月；(91)《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年2期；(92)《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论纲》，《光明日报·史学》2012年11月29日；(93)《元后期怯薛内外“爱马”、“各枝儿”考——以<至正条格>为重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6期；（94）谢咏梅著《蒙元时期札剌亦儿部研究》序，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95）薛磊著《元代东北统治研究》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元中叶西北“过川”及“过川军”新探》，《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