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社保与户籍制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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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困境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国家和政府一直关注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仍呈现出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以参保率低、退保率持高不下为主要的困境。本文通过对政府、企业、农民工三方责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分析，找出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相应地提出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对策和建议。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困境；影响因素。农民工是我国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特殊群体，特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1]农民工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尽管农民工“亦农亦工”“非农非工”的特殊身份使他们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但他们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他们的权利却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一、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状况。对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探索，最早是深圳于1987年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扩大到广州（1998）、北京（1999）、浙江（2001）、上海（2002）、南京（2002）、成都（2003）、福建（2005）、青岛（2005）等地，这些探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就，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出现一系列问题。（一）参保率低。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率普遍偏低。据原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2007年赴深圳、上海实地调研的最新情况显示：深圳全市共有400万人参加养老保险，其中，农民工约250万人，农民工实际参保率不超过50％。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 542万人。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只有4 942万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与率仅为15%，并且参保者中能够达到15年以上缴费并工作到退休年限享受养老待遇的人数更少。根据2009年9月16日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农民工参加保险的人数有所提高，但是参保比例仍然偏低。截至6月底，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为2 380万人。（二）退保潮来势汹涌，退保率持高不下。据深圳社保中心统计，2008年，深圳近500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当年退保的人数多达83万人。2009年，深圳共有493.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退保的人数多达83万人。1月份，苏州民工退保也达600多万人。2009年12月31日当天，深圳退保达到2万人左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年3月3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年2月底，已经有97万农民工退出了养老保险。二、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产生困境的原因。（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二元户籍制度影响深远，乃至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社会公正之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人为地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造成管理上的不便[2]。对城乡居民的区别对待，分别管理，割裂了城乡的联系，虽然现在对户籍的管理适当的放松，但是长期形成的制度影响已经根深蒂固，短期之内很难改变。（二）各地实践模式的差异性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困难。目前，我国已经建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以广东和深圳为代表的扩面型。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把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纳入“城保”制度的框架下予以安排，通过“城保”的扩面，实现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障，这一模式也被称为“融入型”。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平，使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享用同等的待遇，但缴费标准可能会超出农民工的承受范围。第二种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仿城型。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参照“城保”制度的做法，为农民工设计了独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种模式坚持双低标准即“缴费基数低，待遇水平低”，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的缴费负担相应有所减轻，充分体现了“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的双低原则；这种模式考虑到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这种人为增加农民工养老保险体制，势必会形成农民、农民工、市民的“三元格局”，因此，该模式只能作为过渡期的权易之策不能作为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最终选择。第三种是以上海和成都为代表的综合保险型。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多种风险放在一个制度框架之下统一承办的一种社会保障方式。该模式引入商业化运作机制，虽然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的问题，但是与城市社会保险制度脱节，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险的长期发展。第四种是以山西省为代表将农民工纳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形成“大账户、小统筹”的特色。这种模式考虑到农民工最终会回乡的群体特点，该模式实质上也是“融入型”的一种。该模式只考虑到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他们对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如果只简单地将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纳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也是不现实。由以上的模式可以看出来，目前，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在实践探索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各个模式之间互相独立，各个省市之间相互分离，导致统筹层次低，从而降低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三）农民工的特殊性与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矛盾。之所以会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退保率高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从理论层面上看，根本的原因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与养老保险的固有属性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3]1.农民工的收入低与养老保险高费率之间的矛盾。农民工进城务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挣钱，他们进城大都从事一些重、累、脏、险的粗活，收入普遍低于市民的平均工资。据湖南、四川和河南三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月实际劳动时间超过城镇职工的50%，但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60%，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4。据调查，沿海有的地区农民工工资过去十年年均提高不到10元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负增长。[4]农民工大都肩负家庭的重担上有老下有小，除了基本生活所需还要支付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如果让他们拿出工资4%~8%来缴纳并非他们目前最需要的养老保险，必然会产生抵制情绪。2.农民工的流动性强与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长之间的矛盾。流动性强是农民工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这一特征短期内不会消失。农民工在城市主要是从事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工作，但是农民工在餐饮业、工厂企业的平均务工时期是3~5年，从事建筑等纯体力工作的农民工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平均务工期限是2~3年，他们往往都达不到15年这个最低的缴费年限，从而形成“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的恶性循环。（四）农民工对制度缺乏相应的了解，参保意识薄弱农民工和国家政府间信息的不对称极容易造成制定的制度与农民工对制度认知程度之间的断层，实际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从制度层面来讲，目前，已经形成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大多是从宏观层面考虑，对农民工自身的特征考虑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所以导致制定的政策法规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说，农民工思想很单纯，只要干完活能顺利拿到他们的工资就很满足了，很少考虑到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本该享受的社会保障权利。尤其是养老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迫切的需要，加之对国家的政策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受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影响，他们往往把养老寄托在养儿防老以及依托在土地上的家庭养老保险，尤其是近些年政府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对土地实行补贴，更加深了农民工与土地之间割舍不断的联系。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加之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农民工往往会选择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利益，对社保的期盼与现实的博弈使他们最终选择放弃养老保险。（五）企业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消极态度严重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为了提高竞争力必然会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企业为员工缴纳12%的养老保险费势必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企业主不愿意参保，他们想方设法逃避缴纳保险费责任，瞒报参保人数时有发生。[5]三、构建适合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策和建议。（一）政府作为社会保障的最主要的责任主体，不仅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制度，而且应在财政上给予适当的支持。1.政府在制度上的保证。政府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只有立法先行，才能为执法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1）建立多层次、分类别、低缴费、广覆盖、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必要设计两个以上的方案供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有较长时期的劳动关系和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无稳定职业的农民工（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自主选择，并作为全国性的政策出台。[1]目前的农民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务农为主，外出打工为辅。这类农民工最终的归属地是农村，可受益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第二类是常年在外务工，工作很不稳定，对于最后的归属地并不明确的这类农民工，可以建立暂时过渡性的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第三类是已经在城市很多年基本上已经市民化的群体以及新生代的农民工，这类群体对城市的认同感比较强而且基本已经融入城市，可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并没有强制规定企业和农民工必须参加养老保险，从而导致很多企业和农民工游离养老保险体系之外，国家通过立法强制规定能有效地制止参保率低的问题。（2）在解决转移难的问题上，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社会保障号码的做法。在美国，每个公民自出生起就必须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保障号码，它记录了个人的各种信息，包括工作、居住、纳税、信誉、奖惩情况等等，存储社会保障号信息的电脑系统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联网，各个地区、行业、部门都能通过社会保障号去查核一个人的个人情况。[6]这种社会保障号码跟我国的居民身份证有些近似，可以扩大身份证号的功能，除了证明身份外，可以用来当做社会保障号码使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解决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难的问题。2.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支持。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支持，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对养老保险进行补贴，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期形成的，政府应该担负起转型期的转制成本；另一方面给予那些积极为本企业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企业以税收优惠，以便于提高企业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3.加强宣传力度，让广大的农民工群体对养老保险制度有基本的了解。农民工在城市中了解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这就需要政府积极组织人员向农民工宣传养老保险相关的知识，让农民工知道我们国家建立养老保险的目的、作用以及意义，而且要让他们熟悉参加养老保险的途径、方式以及领取的方式。4.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要想实现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号码的使用就必须尽快实现管理服务的网络化，加快网络的普及范围。加强社会保险金的透明度，让农民工清楚地知道自己缴纳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让农民工也参与到对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中来，以便提高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二）企业作为社会保障的一方主体应履行自己的缴费义务。企业要改变传统的观念，不要把为企业职工缴纳社会保险金视为一项沉重的负担，企业的生存发展更应该站在长远的立场上来对待员工。人力资本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资本。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不仅仅只看重工资，对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企业文化及福利待遇的重视程度也逐步加深。（三）农民工作为养老保险的最终受益者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原则。农民工只有在承担前期的缴费义务才能享受到最后的权利，农民工应该改变观念加强认识，提高参保的意识，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政府要负担起农民工养老保险大部分的责任，通过政策和财政的双重支持，企业和农民工积极的配合，只有在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三方责任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最终解决我国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

摘要：伴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社会保障权在一国所受的保障情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概念与性质出发，在对社会保障权应受宪法保障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现状与其它国家的宪政实践，得出了我国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完善策略。对我国社会保障权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修宪

从社会保障权的发展进程来看，目前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标志。而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权的确认与保护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已有的社会保障权缺少宪法的有利保护。因此，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层面出发对社会保障权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一、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的基本生活保障，使得公民在年老、疾病、失业、灾害及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制度。而该制度的核心，即社会保障权，也成为了公认的公民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P。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保障权，具有法定性、复合性、非对等性以及母体性等法律特征。社会保障权之所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因为：首先，社会保障权是为了实现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而存在的，社会保障权是维系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必备组成要素，因而其应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其次，社会保障权随着人类历史进步而逐步确立，同时社会保障权在权利保障方面与其它的公民基本权利存在着区别，社会保障权的保障需要国家和社会作为保障义务的主体确保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二、社会保障权应受宪法保障的原因分析

社会保障权作为一项权利受到宪法的保障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历史进程与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中所提倡的人权主要指的是社会权。与第一代人权相比，社会权的提出，体现了社会公平应有的价值，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由于过度的自由竞争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确保社会正义与安全，进而实现人们能够有尊严的生活。社会权所具有的内容体现在各国的宪法与国际性人权文件中。学者们将狭义的社会基本权确定为社会保障或社会安全相关的权利。中间的社会基本权被分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和经济权利，广义的社会基本权则包含经济、文化与社会三方面的权利。从学者的三个不同的分类已看出社会保障权都包含在社会权之中。从社会保障权的历史进程而已看出，其的实现需要国家积极行为的配合，社会保障权能否实现对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为实现自身必要利益、主张或者自由。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其不但依赖于宪法中的有关规定，同时还要设计包括社会因素以及观念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政治状态对社会基本权利的影响极大。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个人针对国家所提出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是公民作为个人为了维持自身存在的最基本的基础权利。社会保障权作为维护公民作为个人的尊严与价值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其本身是无法用其它公民的基本权利所取代的。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必然要发挥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作用，因而，社会保障权应受宪法保障。

三、我国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现状

我国2004年修订的宪法中，在第14条、第33条、第44条以及第45条，都为我国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保障权已经在宪法中得到了体现，取得了应有的宪法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社会保障权在我国已经成为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权保障的实际情况来看，和社会保障权联系密切的宪法规范还存在一定的不完善。

《宪法》第33条3款规定：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该条款从表述上来说，是人权保障原则的概括，其本身只是方针条款，不具有具体法规范所具有的拘束力，公民的包括社会保障权在内的相关权利受到侵害后，是无法援引该条款来获得权利上的救济的。

《宪法》第14条4款规定：国家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44条规定：国家实行退休制度。这两点规定是社会保障权的制度保障，但是宪法并没有规定公民可以据此提出权利要求与权利救济。尤其是后面一点，其仅仅规定退休制度，使得享受该制度的主体范围确定为我国的部分公民。

《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该条款作为社会保障权方面的核心条款，在表述上没有采用社会保障权的概念，而是用的物质帮助权。物质帮助权在我国没有明文的权威解释，因而导致其本身的含义不明。同时，该条款中的一些规定具有方针性特点，是作为政策性条款存在的，其本身在性质与效力方面与第44条和第55条关于社会保障权的作用相同。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在我国现有的宪法规定中只设定了以上四个条文，因而其在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方面还应进一步完善。

四、我国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的完善策略

上个世纪以来以宪法保障的方式确认社会保障权所具有的地位已经成为国际趋势。社会保障权通过宪法确定地位开始于1917年的《墨西哥宪法》，该宪法规定了社会保障权的内容。除了此种宪法保障方式外，还有的国家以司法判例解释宪法的方式进行社会保障权的确认。结合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实际情况，可以确定如下的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对宪法进行解释说明;二是宪法修订。

对宪法中所规定的社会保障权进行解释说明，即通常所说的释宪，其方式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所具有宪法解释权，将我国现有宪法中所规定的物质帮助权作扩张解释，将其扩张解释为社会保障权。该策略的采用就会导致与现有宪法的第14条、第44条中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因而该途径是不适合采用的。

宪法修订，即直接对宪法进行修改。该方式在很多国家中被采用。在该方式的应用中，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国际人权法中关于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相关经验，对宪法进行修改，在对现有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保障权相关内容的基础上，确定社会保障权的宪法新条文。在新条文中从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两方面出发，来确定社会保障权的内容。一方面确定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应尽的义务;另外一方面从公民权利角度出发，确认社会保障权中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除此以外，民法以及刑法等其他相关法律以及法规也配合我国宪法保障社会保障权的需要，进行合理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

总之，社会保障权不仅仅是作为人权的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宪法应保护的基本权利。宪法保障在社会保障权保护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优势成为社会保障权实现的最优途径。因而，有必要随着我国宪政与法治的发展，通过对社会保障权进行宪法保障的努力，而确保宪法保障社会保障权功能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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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婧婧.社会保障权之基本权利属性探析――基于学理和宪政实践的双重考察.行政与法.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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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付龙飞.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机制研究.经济经纬.2011(3).

浅析老年社会保障问题

【摘 要】 本文分析了老年社会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途径。要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管理水平，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关键词】 老年人;社会保障现状;生活现状;政府职责;社会服务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大趋势。联合国曾规定：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7%，即可称为老龄化国家。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亿，超过总人口8.87%，表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起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现阶段独生子女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老人的养老问题从以往传统的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转变为依靠政府及社会的养老模式。因此中国的老年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民生问题。

一、老年社会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

1、老年人社会生活现状

(1)随着计划生育刚性政策的推行，中国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如果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一般正常情况下，一个成年的独生子女在结婚前要照顾两位老人，而在婚后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由于现今城市住房、生活习惯、个人性情等因素，老人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改变。要么老人各自生活成为空巢老人;要么也只能有一对老人跟随子女生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人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定一致，有的针对户籍地的优惠政策或补贴由于老人居住地与户籍地的不一致而无法享受。

(2)“双轨制”的存在，使得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公平性，而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城乡差异等更加剧了老人晚年生活的不同，特别是农村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若没有子女的照顾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根据老龄委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了84.7%，月均退休金1527元;而农村只有34.6%，月均养老金只有74元，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

(3)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身体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差，因此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成为每个家庭关心的问题。

随着医疗保险的逐步深入，住院报销的比例及门诊报销的慢性病种类也在逐步扩大。但是，由于受到使用条件和人员限制，好的医疗设施相对集中于大医院，而大医院则多数都在大中城市，因此对于医疗保险存在地区差异，而这种差异将会导致贫富悬殊加大。例如，生活在城镇的老人生病可以直接就近到医院看病，需要住院则直接报销，住院成本小;但是生活在乡村的老人受条件限制是小病扛、大病才去医院，但是有的大病当地医院受医疗设施和人员的限制，可以做出诊断但是无法医治或医治效果不佳，需要转院到大医院。先不说由此产生的生活成本，单就医疗报销来说就会减少10%-20%，甚至30%，使得本就不很富裕的家庭更加贫困。

2、老年人社会保障现状

(1)养老保障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步较晚，还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养老制度。

如资金困难、养老金基金增值难以保证、政府执法不严、最棘手的农村养老保障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特别是农村养老的基础保险金和养老金标准过低，无法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与传统养老模式的矛盾都表明中国的养老保障还没有从制度上得到完善。

(2)政府及社会的责任和服务意识不强。

由于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家庭趋于小型化，再加上经济发展推动人员流动，加剧了空巢老人比例的加大。到2010年，我国城乡空巢率分别为49.7%和38.3%。空巢老人普遍存在日常生活无人照料，精神缺乏安慰，经济、物质生活困难，疾病无人过问，孤独寂寞等问题，特别是高龄、独居、体弱多病的老人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而从空巢老人对政府及社会的帮助情况来看，根据民政厅的调查有62.3%的老人对社区(村)医疗保健服务的满意度评价为一般或不满意，有66.9%的老人从未得到过帮扶。因此，空巢老人不仅需要子女及亲朋的照料，更需要政府及社会帮助体系的建立健全。另外，对于跟随子女一同居住的老人，特别是对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老人，也有享受政府补贴和社会帮助的权利。但是，根据我国现行制度，对老人医疗报销、健康体检、政府补贴等一些优惠政策都需要在户籍所在地进行办理，致使这部分老人不但享受不到优惠，而且还加重了经济负担。使得老人只能在做空巢老人放弃亲情和得到亲情放弃优惠之间做出两难的选择。

二、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途径

1、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都要依法完善职能，严格执法，落到实处，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符合中国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棘手的农村养老保障，要根据农村老人的实际，制定出符合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及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止2009年，我国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达到了8.33亿，参合率为94.1%，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达627亿元，占新农合筹资比例的76.4%。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所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农民看病依然成本偏高，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将现行的按地区统筹改为全国统筹，真正做到“病有所医”，不“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另外，由于农村经济条件差别大，收入不稳定等因素，因此在缴费数额及补助比例上要有灵活性。

2、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管理水平

鉴于目前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的现状，急需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服务体系。目前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1.69亿，养老床位1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同时还需要至少1000万名养老护理人员。因此社会保障服务要做到覆盖范围广，需要合理配置养老资源。不仅要有收住经济实力强、条件好的高标准、高档次的养老机构，更多的要有面向全社会的、收住低收入人群的一般养老机构。对于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老人，需要更灵活、更人性化的服务。例如，对老人是否在世的审验能否利用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进行，而不需老人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回户籍地一次进行签字确认;又或者能否对60岁以上的老人放宽户籍管理政策，让老人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使得各项优惠政策能够切实落实到位，真正做到老人 “老有所依”、“老有所靠”、“老有所养”。

3、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通过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明确各项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和用途，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应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各级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总之，社会老年保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需要政府及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只要各级政府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和扶持企事业单位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发挥社会力量在老年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推动各地老年基金会等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开展慈善救助和社会互助，有针对性的创造结对帮扶、认养助养、志愿服务、走访慰问等形式多样的救助帮扶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普遍为贫困老人提供多样帮扶，社会老年保障问题才能进一步得到有效缓解。

【参考文献】

[1] 张敏杰.老年社会保障——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民生问题[J]. 理论与研究，2013(1)32.

[2] 王向阳.浅议老年人社会保障的法律[J]. 经济研究导刊，2013(6) 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