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女性地位的论文范文

前言：本文是对 UC Berkeley 语言学家 Robin Lakoff 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的主题和内容进行解析的文章，摘录了 Lakoff 在文中所提出的部分典型例子、结合她所处的时代/英文语境以及我自己所处的时代/中文语境的体验，进行解析、对比及延伸。

论文总体介绍： 这篇论文常被视为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讨论语言与性别关系的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之作，启发了往后至今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和观点。Lakoff 认为，当前在日常语言使用习惯中，有很多例子都反映了女性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和不被作为独立个体重视（not being taken seriously）的情况，以及根深蒂固且可能无意识的性别歧视。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现象：

1. 女性使用的词语表达更显“琐碎”（trivial）。 2. 女性不被鼓励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用语（strong expression）。 3. 一些形容女性的词语需要被委婉语替代/美化（euphemism）。

另外，论文的论点和例子都是基于 Lakoff 自己的研究和生活观察，并没有统计数据做支撑（不过她也在论文开头论述了自己搜集素材和结论的合理性），同时我延伸的例子和讨论也是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因此不免有少虑和多虑的情况，但会尽量避免以偏概全。读者可斟酌接纳观点、或可直接通过评论和私信和我讨论。

Lakoff 首先提出了一个例子：女性通常比男性更能准确地区分并命名颜色，比如紫色里可以分紫色/淡紫色/薰衣草紫（purple/mauve/lavender）等等。我也举个很简单的生活例子——口红的颜色，大家就懂了。

像上图这样的段子很常见，一些男性朋友也常以此自黑。而Lakoff提到：

男性会认为能不能说准口红色号根本不重要（类似的例子包括衣服样式、花的种类等），而从这个词汇现象中反映的则是现实中比较普遍的认知偏见：女性会更专注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而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不应该让她们做决定（women are not expected to make decisions on important matters），包括商业层面、政治层面的决策等。

为什么说是偏见？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本身不一定是琐碎的，只是被男性认为是不重要的（因为与自己无关），然后冠以“不重要”的标签。久而久之，社会上就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女性很擅长处理那些琐碎的事务，就让她们干这个吧”——作为降低女性的地位、稳固自身群体地位的借口。

b 句采用了感情色彩比较强烈的用语（通常带粗话），相比之下 a 句的语气比较温和她表示，一般情况下的日常对话中，上面的 a 句更倾向于被认为是出自女性之口、b 句出自男性之口。虽然也有一些女性会习惯使用 b 类句，尤其是当下网络时代，但在面对面对话场景中女性使用 b 类句还是会或多或少被烙以“粗鲁”的印象，而人们对男性使用这类句子的容忍度会更高。

如果把上面两类用语简单分为“女性语言”和“男性语言”，我们会发现另一个现象：一部分女性会开始使用“男性语言”，但反过来，“女性语言”很少被男性使用。Lakoff 基于这个现象引申出：一些以往被男性主导的工作也开始有女性参与，但很少男性会主动去参与以往被女性主导的工作（如家庭主妇、护士）。这可能是因为：

在社会上掌握主导权的群体，他们的言行、观念会被其它群体所吸收接受，反过来却不成立。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如果想被尊重，需要“像男人一样强悍”、证明“我也能做男人做的事” ，而男性没有任何必要去理解女性群体、接纳她们的观点。

回到上面的两个例句，Lakoff 认为这也代表了一种看待男女性的态度的差异（尤其是对孩童）：人们希望男孩能有“男子气概”、充满精神斗志（high spirits）、需要强硬一点，而希望女孩能更加温顺、贤惠。在交谈讨论的过程中，使用语气强烈、态度明确的用语，往往能更容易获得对方的注意。同样的，当一个人能自由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时，才能被别人重视（as a real individual in one's own right）。因此，这种在用语上的区别对待也更加巩固了在社会中男性的强势地位。

当一个常用的含贬义的单词或用语、或一个单词常被人联系到一些让人不安、尴尬的事物时，人们就会用一些 委婉词（euphemism） 去取代它/美化它，以便能让人们在公众场合放心地使用它。

其中“woman”这个词就是 Lakoff 提到的一个重要例子。在她观察到的、在英文的很多语境中，“lady”都会作为委婉词去替代 woman，她称 woman 常被联想到 housewife（家庭主妇）甚至是 broad（对女性的不尊称呼，相当于中文的“婆娘”），称呼 lady 比称呼 woman 听起来更有礼貌。

在中文语境也有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原本一个很正常的描述“妇女节”，近年来被很多花里胡哨的“女神节/女王节”的称呼取代。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在于“妇女”这个词常与已婚女性、家庭主妇、年长女性等概念挂钩（即使本来的定义是“14岁以上的女性”）。

我不清楚这个趋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知道商业市场是其中一大推力。通过对妇女节再包装，冠以女王女神等时尚的名头，本来“平平无奇”的、赞扬女性社会贡献的日子，摇身一变成为电商狂欢节。事实上，很多女性也吃这一套，觉得这种称呼的变化是美化了自己的形象，也让这个日子更加被重视。

但真的是这样吗？委婉语确实可以让人更舒服地去谈论一个事物/概念，但也很容易让人忽视这个事物原本的意义，因为越来越少人谈论它。而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有关女性权益的组织、官方定义等都以“妇女（woman）”为准，包括妇女联合会、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等。如果我们都把“妇女”贬义化，避而不谈，那么女性就更有可能被随意定义了。

妇女这个词不被正视，很容易导致女性权益不被正视； 对妇女节的商业包装，很容易导致女性被商业化和物化。

所以可以发现，今年电商平台有关“女神节”的logo或装饰都没以往显眼（上面以及下面的截图已经是个二级页面了），或者直接改为“3·8节”。

另外，Lakoff 也指出了 woman 的另一个委婉语 girl，通常是用作讨好女性、说她们很年轻。 在中文语境里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祝福女性生日快乐时会习惯祝福“年年十八”、“永葆青春”之类的，一些女性自己生日时也会说“又一个18岁生日”。而在偏正式的环境里（比如办公环境），“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女生/女孩......”，这两种称呼都很正常，但很少会出现“我们办公室的一个男孩......”这样的用法。

形容女性年轻，本身没什么问题，但要知道，“年轻”本身也容易让人联系到“不成熟”、“没担当”等特征。如果过分强调女性都是年轻的，就很容易形成女性都不成熟的刻板印象。

在 Lakoff 37页的论文里，还有很多其它语言现象的例子，能够说明女性在社会的地位是不受重视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对每个用语都锱铢必较，或者说要求人们一个个纠正，因为这只是人们在认知层面、社会层面就已经形成的固有思维（对女性地位的不重视）的具体表现，之一。正如 Lakoff 论文结尾所说的：

最重要的还是让人们意识到不公真实存在、广泛存在（这也是这篇论文和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重新好好地思考导致不公的原因，重新去了解、认识女性，而不是沿用父权社会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那套观念（包括部分女性也无意识地把自己套到了这些观念里）。引用【My Fair Lady】里的一句台词：

同样的，女性在我们眼中是怎样的，取决于我们以何种态度看待她们。

从不同时期的称呼看妇女地位变化 称呼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变迁和时代风貌，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能折射出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所处的实际地位。 由于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和尊卑主从、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妇女一旦结婚必居夫家、改随夫姓，从此丧失一切个人人身自由，终其一生在家照顾公婆、丈夫和子女。一般而言，这个时期是男权社会对妇女压迫的最黑暗期。 这个时期，在普通百姓家庭中，妇女的丈夫对外称呼妻子为：荆妻、荆人、荆妇、荆室、拙荆、山荆、贱荆、贱内、内人、浑家、家里的、做饭的、屋里人、婆娘、婆姨、老马子、后头人、堂客、糟糠、老婆等等。好不容易熬到有了孩子，又被称呼为：孩他娘、娃他妈。整个称呼中无不充斥着男权社会对妇女地位的轻蔑。 稍微有些社会地位的官宦人家按说识书达理，虽然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夫人、太太、娘子、良妻、贤妻、仁妻、娇妻、令妻等等，但由于男方常常可以娶三妻四妾，所以，其他娶进门的妇女则称为：侧室、小妾、偏房、小星等等，妇女们的地位仍然不高，有的下场比寻常百姓家还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尤其是一九五零年五月一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开始实施，全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妇女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个时期，男权社会基本上土崩瓦解，这时，男人对外人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内掌柜、内当家、妻子、爱人、伙计、搭档、参谋长、后勤部长等等。不仅如此，几乎一夜之间，“妻管严”现象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男人们见面，大多都失去往日的神气，除了无奈的苦笑几声，撂下一句“怕老婆不丢人，老婆其实还是疼我的”。然后又象没事人一样，又去忙着完成妻子交办的任务了

摘要：战后由美国主导制定的日本宪法规定了男女平等，保障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其接受教育的机会就大大增加。通过对战后日本的女性教育政策的制定、女性教育内容的变革、女性教育课题的变迁以及日本女性教育会馆的职能贡献等展开论述，概述战后日本女性教育的变迁历程。关键词：日本 女性教育 教育政策 教育课题 国立女性教育会馆一直以来，由于日本社会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影响，学校贯彻培养“贤妻良母”的教育思想，女性教育就集中在妻子或母亲角色延伸的领域。这样就制约了日本女性的全面发展，更是妨害了她们社会地位的提高。但是，二战以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女性教育的立法与政策，为女性受到正规教育提供了保障，女性社会地位得到一定的提高。一、战后日本女性教育政策的主要动向战后，日本女性教育政策标杆性的动向为：全国地区妇女社团的成立及大会的召开；文部省妇女教育科的成立；国立女性教育会馆（NWEC）并开设女性讲座。1.全国地区妇女社团的成立及大会的召开1945年，日本教育局发出了《关于成立与强化妇女教育机构的通知》。日本作为战败国，要建立新的民主社会，而女性在地区民主化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必须得充实女性的学习机会，因此日本出台了关于成立与强化妇女教育机构的政策。1951年，日本独立取得之后，在妇女教育工作者研究协商会上，“妇女教育”一词再度出现在日本文部省的政策中。1952年全国地区妇女社团联络协商会成立。1975年，召开了以国际妇女年为主题的日本全国性大会。参加此次大会的只有民间社团，并成立了国际妇女年联络会，会员有6000万之多。此联络会的成立，意味着在以后的各种提高日本女性地位的运动中，该组织将发挥重要的作用。2.文部省妇女教育科的成立1961年，妇女教育干事办公室从日本文部省的社会教育科内独立出来，成立了妇女教育科。1962年，社会教育局召开了家庭教育研究会，妇女教育科承担起了家庭教育事务。对此，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时，日本的男性和女性都认为由妇女来承担家庭教育事务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家庭教育应该由父母双方共同承担。他们提出，家庭教育应由负责成人教育的社会教育科来承担。从1964年起，文部省开始对家庭教育的学习班实行补助，并积极推行有关家庭教育的各种措施。 3.成立日本国立女性教育会馆，开设女性学讲座 1971年，日本文部省开始筹款建设国立妇女教育会馆，1978年日本国立女性教育会馆（NWEC）正式落成。1980年，正处于第“联合国妇女10年计划”期初，日本国立女性教育会馆首次举行了女性学讲座。国立女性教育会馆组织的女性学讲座的特色是：3年为一期。全国开设女性学课程的大学和各女性研究机构的学们聚集一堂，就如何推进女性学的发展展开了讨论。从1996年起，日本国立女性教育会馆正式启动了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堂教学之外，国立女性教育会馆还积极主动与女性学方面的研究者们共同合作，试图把女性学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相结合。二、日本女性教育内容的变革纵观日本女性教育内容的变革，是随着时代的推进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