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研究生毕业论文

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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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前后，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三位作家透过自身对上海都会的观察与体会，藉小说创作开启了中国文坛的新感觉派。过往在社会与文学等因素压迫下，中国新感觉派的文学价值受到压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直到严家炎教授以现代主义的观点切入，肯定中国新感觉派在小说形式的大胆突破，才使其获得重视，成为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焦点。本论文的写作目的，即是透过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三位作家小说作品的分析，探讨1930年代前后三位作家面对上海特殊环境带来的冲击与全新体验，如何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上作各种形式的创新，并援引电影这跨领域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全新经验的表达。论文第一章首先爬梳中国新感觉派在称谓与定位上纷乱的现象，就五四时期因自身富国强兵导向，在援引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时出现的扭曲与误读进行观念的厘清。并就20世纪以来文学观念的改变，探讨小说创作中固定时序的突破与电影发明后，在小说创作中产生的影响、渗透。第一章重於观念的界定，第二章则就史地方面，说明新感觉派之所以长期不受重视，甚至文学价值遭到全面抹杀的理由。首先就上海的地理情况，说明上海华洋杂处、商业异常繁荣的盛况。并藉此说明广大中国与上海都会的环境落差，迫使中国新感觉派文人陷入不被理解的孤独，使他们的上海新感受无法得到理解与共鸣。第三章到第五章则以作家为主，由作品探讨他们笔下的都会外观如何被建构，如何表达他们的都会体验。在讨论的进程上，刘呐鸥因译介日本新感觉派与《无轨列车》杂志的创办占有先行者的位置。穆时英则在刘呐鸥的基础上，凭其才华将中国新感觉派的都会书写推向高峰。而与两人的创作方向不同，施蛰存避开都会景观的描写，直探人性欲望幽微处，因此安排在刘呐鸥与穆时英的章节之后进行讨论。本文以中国新感觉派的三位代表作家为主，就都市情怀与写作技巧两方面进行作品诠释。除了论证电影技术化视觉性强力主导了三人对「新感觉」的表达模式，也希望藉此将过往失之偏颇的探讨焦点转向作品本身，使三位代表作家在形式与技巧的开创上，获得应有的关注与公正的评价。

酒吧主持人的作用：在酒吧里的人群，从消费的角度说即老板与消费者。这两种"人民"，不应仅仅是消费的关系，更要沟通、交流，让消费者不仅仅是在酒吧时、在消费时，才知道、才想起酒吧。目的：沟通，交流，互知，扩大酒吧知名度。市场背景**这座休闲之都的强力打造，追求时尚、高品位的生活，成了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目标，他们要的是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在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酒吧便成为一个休闲、放松、娱乐、会友的好去处。泡吧不失为放松压力娱乐休闲的首选：良风习习的夜晚，邀上三五好友，伴着轻音乐，轻泯一口杯中红酒，品味这个城市夜的气息！>酒吧，都市休闲消费的闪亮的经济增长点！现状分析：就地理位置看，**的酒吧主要集中在以下区域：**周边，文化宫周边，**路宽段。这么多的酒吧相对集中在三四个区域，于城市文化来说，可形成酒吧一条街等商业人文特色景观；于泡吧一族来说，可方便的找到休闲好去处；但于商家来说既有处于商业圈的地理优势，又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劣势。消费群——泡吧一族之心态分析：一族追求主题性酒吧，不为放松，不为休闲，只为追求艺术、理想，与志同道合者聚；泡吧一族追求放松，释放工作压力，或许每周变换地方，但只要有特色的酒吧，肯定在考虑之中，他们是泡吧中狂热的一份子，要高出激情，高出状态，简单一句话，要的就是玩出泡吧追求高雅的格调，绝不到震耳欲聋的迪吧去折磨耳朵，他们要的是恰当的灯光，适合氛围的音乐，或欢声笑语，或侃侃而谈，或轻声耳语，他们绝不允许别人的打扰。综观，在酒吧的的广告宣传方面，做得绝对不够，像泡吧一族要想玩乐一下却苦于久久不能找到符合自己口味的酒吧，总不至于每家进去看一下，等找到了，都该回家睡觉了。关键是酒吧与消费者之间缺乏一种沟通的桥梁。以休闲、感觉、性爱为内核的都市文学精神传统中国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是农民化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农业社会思想。因此，我们会发现，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是针对中国乡村生活发言的，鲁迅所着力批判的就是中国农村的愚昧和落后，祥林嫂、阿贵等都是农村典型，在鲁迅的影响下，中国现代还出现了以沈丛文、废名、王鲁彦、许杰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流派，他们以启蒙的立场批判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野蛮、迷信、蒙昧，同时又展现中国乡村社会的纯朴、宁静、温情，他们深刻地反映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以及近代化对他们的双重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中国城市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逐渐地转化到都市精神上来，及至20世纪末，中国作家基本上都生活在都市中，他们即使是出生于乡村，也都是在城市完成了大学学业，进而在城市中获得自己的职业，成了都市人。当下中国，乡村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分量正在逐渐地减轻，文学对乡村生活的关注，文学对农民生活的反映，不仅从量上说在减少，同时从质上说也在减弱，因为真正地身体力行地体验着农民生活的作家正在减少。农民阶层，他们在情感上的同情者，在精神上的关怀者，在利益上的代言人，从文学的角度讲越来越少了。相比较而言，表现都市生活，展现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人心理，反映中国社会都市化进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状况的小说、散文、诗歌却层出不穷。从本质上说，现代文学是一种都市性质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就是都市文学。都市文学滥觞就是现代文学的开始。辛亥革命之后，上海等地城区迅速扩展，城市经济文化发展迅速，随着现代都市的形成，市民社会的快速发展，代表都市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市民阶层的闲适主义的文学趣味、快节奏的文学阅读要求以及感伤主义的感情取向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随着中国文学传播形式的现代化――现代杂志报刊也崛起，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纸面刊物――这时候，诞生了中国第一批依靠稿费生存的职业作家，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等，这派人物后来被人们统称鸳鸯蝴蝶派。之所以他们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以反映都市恋爱生活及其情调为主，极尽小说写情之能事，有人曾经将他们的作品的“情”中的情进行了分类，尽然有“怨情”、“哀情”、“苦情”、“痴情”、“绝情”、“艳情”、“奇情”、“恨情”、“幻情”等近10种。如陈蝶仙的《玉田恨史》是“痴情”之作，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给主人公倾诉其对亡夫的种种哀思和悼念之情，以表现其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主题，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里似乎有着封建思想的影子。的确如此，鸳鸯蝴蝶派的都市文学作品，的言情的同时，一方面形象地表现出男女情爱生活中的美好人性，表现了一些追求自由生活的现代思想，另一方面这其中又常常夹杂着旧道德、旧思想的痕迹，如包天笑的《一缕麻》，既鞭笞了封建婚姻的残酷性，又写了从一而终，实在是非常矛盾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类作品关心的大多只是都市人情感生活中爱情生活这一部分，而且在对都市人爱情生活的反映上又常常是夹杂着纯粹消闲和娱乐的因子，例如他们中的著名刊物《礼拜六》发刊词中就对刊物的宗旨如是说：“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矣快哉！”这是一种典型的市民刊物，只有现代都市市民，特别是上班族，他们才有一周工作，周日休息的时间要求，第7天休息的欲望是都市人才会有的欲望，第7天看休闲小说渡过休闲的一天也是都市人才会有的阅读要求，进而在价值观上也是矛盾的，写作上主要使用的是传统的时间型叙事策略，大多延续了章回小说的格局，因此，此一时的都市文学在精神其实气质上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遍的精神诉求尚不完全合拍，因而只能算是中国都市文学的滥觞，虽然它们对于中国现代都市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终究不能说它们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成熟形态。随着上海都市消费文化环境的进一步形成，成熟形态的都市小说是由上海一拨操全新的新文学文体而在审美趣味上向市民读者倾斜的作家来完成的。他们继承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商业性传统、消闲主义美学趣味、言情谈爱的题材域限，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是近代的鸳鸯蝴蝶派在中国现代的最好的传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上海老派读者的旧小说市场已经萎缩，新兴的、文化程度略高的雇员阶层正在形成，白话小说渡过了它单纯的“先锋”时期，已经成为大众文学形式。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依托书店和刊物，有的甚至进行商业炒作，从事都市文学创作。“从中国旧文人的角度来理解享乐主义的、反对道德束缚的、提倡纯粹的艺术每的都会风格”[8]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没有自己的美学追求和独特的创作成就，过去，我们因为他们重视市场，写作中的商业气息较浓，因为他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就抹煞他们的艺术成就，是不对的。他们在文学上首次提出了“都市男女”这一具有海派风格的都市文学常写常青的主题，性爱题材被他们进行了唯美的处理，造成了一种完全新式的对待欲望的思维，这是就他们小说的题材而言的；同时，他们在小说的形式方面也有较多的探索，特别是在借鉴西方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小说方面，他们“改变叙事切入的角度，尝试心理的、象征的、新鲜的小说用语和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这派人物中，以张资平最有代表性。张资平五四时期原是创造社的元老作家，早期的他在创作上嗜好性心理、性行为的描写，推崇自然主义写实。后来，它将创造社小说中青年苦闷源于经济和肉体的双重压抑这个主题推想极端而发展为都市文学家。比之于旧式都市言情小说，张资平的小说在性心理描写，特别是弗洛伊德式的性苦闷、性病态、性怪僻、性猜疑、性虐待，以及各种婚外性恋心理的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天赋性爱权利，性爱的自然属性与社会道德的关系等方面的思想构成了现代都市人现代性爱意识的一部分。但是他过分地强调肉欲，作品自我重复，太多的商业色彩，以及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对于“处女宝”的封建意识的描写，男子中心主义，使得张资平有的时候显得缺乏超越的文学追求和价值观。沈丛文曾经批评他：“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然而……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9]”但是，此派小说家的性爱描写也不全是“低级趣味”，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在五四时期受到解构，但是也只是形成了中国现代浪漫爱的新的传统，过去的情爱观念并没有受到彻底的解构，到此时上海的张资平等敢于大胆地描写男女之事，敢于言必称性，其性爱小说突破了旧言情体，丰富了人们对感官、狂喜等身体性因素的认识，这在中国――一个礼教传统非常重的国度应当说是有意义的。真正完成都市文学的版图，将都市文学推上现代文学之顶峰的是紧随其后同样风行于上海的“新感觉派”。他们的成型和上海租借内的南京路、霞飞路林立的百货广场、酒吧、电影院、跳舞厅息息相关，没有活动其间的白领阶层，也就没有了新感觉派的表现对象和消费对象。1931年，施蛰存发表了他具有意识流风格和魔幻特色的小说《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左翼作家、评论家楼适夷发表评论：“比较涉猎了些日本文学的我，在这儿很清晰地窥见了新感觉主义文学的面影”[10]。就此，虽然施蛰存本人并不承认，但是“新感觉派”这个名字却算正式成立了。楼适夷说施蛰存受到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也许并不确切，施蛰存自己只是承认自己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但是，新感觉派的其他成员，如刘呐鸥、穆时英等受到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刘呐鸥1930年出版了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其中的短篇小说采用新感觉体，将上海当时刚刚形成的现代生活和男女社交情爱场景，尽情地摄入，有人他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锐利地解剖了由JAZZ，摩天楼、飞机、电影、色情、汽车等高速度的现代都市生活，将根植于现代都市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移植到国内来，审美地发现了现代都市的文学性，使人耳目一新地退出意识跳跃、感觉流动的小说文体。如《残留》运用内心独白，全篇意识流化，表明城市给人造成的极度压抑，这才使新寡的女人并非放荡而急于寻找“性”的对象以填补空虚。就他首次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压抑面做了现代性地文学处理而言，刘呐鸥的小说是有他的价值的。穆时英被人们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鬼才”等，是他创造了心理型小说的流行用语和特殊的修辞，用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的交错以及充满速率和曲折度的表达方式，来表现上海的繁华，“表现上海由金钱、性所构成的终生喧哗”。新感觉派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使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们所写的都市街景是过去的中国小说中所没有的：“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妆着都市啊！霓红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鞋。[11]”他们把色彩声光感觉化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一种疯狂的都市之美。他们所写的都市人生、都市心态也是过去的小说中所缺乏的，他们给中国都市小说带来了新的审美元素：一种迷醉的、疯狂的、快速的、心理的语言和叙事风格。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都市文学就如中国启蒙文学一样，在此后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是在相当的时间里停滞不前，甚至消失不见了。49年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坛几乎一直不见都市文学的踪影。其原因是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都市的发展受到限制，例如，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解放以后，基本上失去了她国际金融中心，东亚第一大城市的风采，她在文化上的都市品格更是基本丧失，而被统一的意识形态文化取代。城市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独立性消失不再；进而都市文学的消费群体，都市白领阶层也消失了；都市白领阶层其存在的典型环境，如自由经济，如舞厅、酒吧、爵士乐、跑马场等等都因其资本主义性质而被割除，都市文学特殊的题材域、“风景线”消失；这就导致现代都市文学从文学史上绝迹。即使有描写都是生活的，从题材上看似乎是发生在都市中，但是从精神气质上说，他们只能算是工业文学，而不能算是都市文学。都市文学的复活是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市场经济之主导地位在中国重新确立，特别是在南方，比如广东，出现了深圳、珠海等新兴都市，在这些城市中都市生活的性质和内地农村、城市生活的性质相比渐渐地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点也首先在深圳的文学创作中表现了出来。因此中国都市文学的复兴是从中国南方的深圳开始的，《深圳文学》1994年左右提出“新都市文学”的口号，在珠海等地连续召开创作会、理论研讨会，王蒙、余秋雨等著名作家、理论家都发表记者谈话，或者写文章对这一现象发表了正面的看法，一时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已经久违了的“都市文学”再度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当时的都市文学作者基本上都是内地迁居到深圳、珠海的文化打工族，深圳、珠海快速生长着的高楼大厦刺激着他们，都市中的霓红灯、小轿车、歌舞厅吸引着他们，生活的快速化、金钱化、感情的快餐化、消费主义等等，这些和内地的生活是如此地不同，他们拿起笔将这一切记录了下来，这一时期，都市文学在精神上表现的主要是困惑、新奇，对都市生活在道德、操守、心态方面给人们带来的冲击的是疑虑。如王海玲的作品，她的《东扑西扑》、《寻找一个叫藕的女孩》等等，王海玲是一个对城市生活有极为敏锐的感受力，能以一种真正的都市视角展示现代大都市生活的作家。中国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因而中国的文学界存在一个用旧的农业社会观念写现代都市生活的问题，许多作家笔下写的是都市题材，但是脑子装的却统统是农业社会的旧观念，“新都市小说”的提倡要在建立真正的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上下功夫，要建立真正的“新的”都市小说观念。王海玲“王海玲打开了一扇认识特区的窗子，读者从窗中看到了特区绚丽诱人的风景，看到了一个个生动真实的特区人的生存、奋斗和自省。特区的风景画廊，特区的风情画廊，这是王海玲小说的一大特色。”但是，总的说来，发生于深圳的这此新都市文学运动是先天不足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尚只有少数的城市接近“现代都市”水平，另一方面是深圳的作家在总体水平、精神准备方面还有待提高。在中国当代，真正的都市文学依然如现代一样，发生、成熟于上海。这时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这里诞生了现代都市的亲密朋友――新新人类，棉棉是它的代表。棉棉的意义在表明当下城市生活的某种另类处境，一种在酒吧这颗树上生长出来的爵士乐、大麻、朋克、同性恋、迷乱的欲望的、舞蹈的、失控的东西。这要比中国都市文学的现代先行者要激烈得多，反抗已经不仅仅是性的问题，同时还是麻药等其他另类生活方式的问题。棉棉的小说集《啦啦啦》由《一个娇柔造作的晚上》、《美丽的羔羊》、《啦啦啦》、《九个目标的欲望》等四个中篇组成，这部小说集拥有绵密细致的细节，冲动的、情欲的、绝望的、迷茫的气息。书写大多以酒吧为背景：主人公大多是酒吧DJ或者歌手，他们在各种各样酒吧出出入入：高潮、同居、酗酒、失控、失眠、同性恋、hight……棉棉小说的语言在意象上有一种流动、飞翔的，迷乱、慵懒而又颤栗的美感，例如“情迷我鞋意乱我鞋”……语言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具有巴洛克风格的触觉意象，具有一种直接和感性相通的理性气息，蕴含着对生活的极度失落感、挫折感以及由此而来的饥渴感、失措感、失控感。这是一种轻灵而迷狂的都市美学：纵情、随意、反复、自恋、颠倒、虚无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混合物、直接、身体主义、紊乱、缺乏社会参与性的。但这些其实都不是棉棉要讲的，棉棉所申诉的是这个时代都市症：焦虑、恐慌、错乱、失态、虚弱混合的时代意识，一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的温床：昏暗的、颓废的、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持的空间观念。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都市文学它是一种弥补现代都市人紧张的生活节奏，而发展以来的一种消闲的感官化的文学形式。性、爱是它的常青主题，城市的压抑和绝望是它们的对立面同时又是盟友，现代生活的紧张和焦虑在这里成了审美的对象。也因此，在任何时代，它的主题取向上都是先锋主义的，甚至常常它们会表现得相当另类――它们常常不能为中国正统道德、人伦以及社会观念所容。

专业不对口 帮不上忙了

《悲惨世界》和《圣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