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对中国苗族文化研究论文

苗族的民族文化有语言，文字。

苗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言。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经过实地考察，对各地苗语的构词大致相同，而语音不同的特点进行科学研究后，将苗语划分为三大方言。

传说苗族古代曾有文字，与汉字可能同源，后来失传，这些传说如今已难以考证。20世纪初，一些苗族知识分子为发展苗族文化教育，创制了一些方言文字，一些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也创制了一些苗文。但是这些苗文因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在苗族群众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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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文学可以简单划分为民间文学和官方文学。民间文学就是民间口头传承、发展的文学，而官方文学则可以理解为用文字记录、传播、创作的文学。民间文学是任何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具有强大的原始生命力，它的主要形式是可以唱诵的诗歌。

官方文学则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以汉语文字记录、传播、创作为特征。

苗族诗歌讲求音韵，有五言体、七言体、长短句。语言简练和谐、匀称，通俗易懂，能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是苗族民间文学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使用范围极广。

如至亲好友迎来送往，男女间谈情说爱，甚至做媒说亲，调解纠纷，制订乡规民约，教育子女，叙述家谱、家规，有时也用诗歌表达。劳动时也用诗歌来助兴，劳动之余又借诗歌来消除疲劳。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苗族

（一）传承人现状人是苗族古歌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承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江县的大多数传承者都已年迈，甚至像王安江、刘永洪、王明芝等歌师都已故，这种人亡歌灭的险境是必须认识和重视的。由于苗族古歌依靠口传心记的方式，演唱的人大多为目不识丁的苗族歌师，而解读人却是一批文化人。所以作为传承者的歌师其生活的环境、社会角色、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人生观价值观等都会影响苗族古歌传承的面貌。如王安江老人，他与苗族古歌的相遇是偶然还是必然呢？这与他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王安江老人生于1940年，台江县台盘乡人，在外面学习后因母亲病重等原因最终回家务农。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苗寨还有很多歌师，他夜以继日的学习古歌，并以乞讨的方式收集古歌。在岁月中他守住了贫穷与孤独，被村里人看做是另类，但他仍然坚定：“把苗族古歌传承下去，决不让古歌失传”。在进行古歌的整理过程中，他也会对歌词进行修改和调整，加入了他对生活的体验，他一共整理出版了12部苗族古歌，收集研究资料10余万字。正是因为拥有像王安江老人这样有信念和情怀的优秀歌师，才保证了苗族古歌的代代相传。（二）传承渠道现状苗族古歌传承的方式分为祖先传承、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及民俗传承。祖先传承与“崇巫尚鬼”的苗巫文化密切相关，必须在专门的仪式场合中才可以演唱，能不能唱古歌与会不会唱古歌，要看歌者是否受到祖先的保佑与祝福。家族传承是最古老与直接的传承方式，是由家族血亲传承下来的，这种传承方式将会造成家族里面有很多歌师，在这种环境中会有一种文化意识与传承的使命感。师徒传承较于家庭传承突破了血亲的界限，扩大了传承范围。但它是需要拜师仪式的，而且这个仪式非常的严格且神秘。三、有效保护台江县苗族古歌的措施（一）扩大苗族古歌的受众群众和空间社会经济、科技信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密切。苗族古歌也走进人们的视野被外界所熟知。也让大家看见了它的文化价值，贵州在逐渐城镇化的这个过程中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众多的民族文化在逐渐回流，希望回归自然生活。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热潮。在现实中我们也发现，苗族古歌有远古的历史记忆遗存，也有受当下的生活场景的影响，这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需求是相契合的。所以在受众群众与空间上，苗族古歌不仅仅面对的是台江县的人们，而且还可以面对城镇的人甚至国际友人。（二）有效发挥自然基础的作用“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论是传承还是发展都需要物质作为积淀。而对于苗族古歌来说，自然环境就是它的立足地，它以其物质资源为苗族古歌的传承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当我们在对苗族古歌进行传承与创新时，首当其冲应该发挥自然基础的作用，自然是滋养苗族人们的土地，而古歌依靠人作为传承的媒介并且也是人们创作的精神源泉。没有自然作为基础，就没有今天的苗族古歌。（三）建立健全传承人保护机制苗族古歌属于口传活态文化，需要依靠人来进行传承，它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现在苗族古歌的传承人大都年事已高，年轻人又都不愿意参与学习，所以对传承人的保护是势在必行的。在政府的参与下，许多例如王安江、刘永洪等老传承人的努力与影响下，收集了大量书面文字与古歌材料构建传承链条。针对苗族古歌中涉及的歌词、曲调、形式以及仪式过程都应当加大保护，政府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对像王安江老人、刘永洪老人这种一生致力于苗族古歌的传承与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大的成就的人应当给予奖励，并且加

一、语言文字

1、语言

苗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经过实地考察，对各地苗语的构词大致相同，而语音不同的特点进行科学研究后，将苗语划分为三大方言，即：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川黔滇方言（又称东部言，中部方言，西部方言），和七个次方言，十八种土语。

2、文字

传说苗族古代曾有文字，与汉字可能同源，后来失传，这些传说如今已难以考证。20世纪初，一些苗族知识分子为发展苗族文化教育，创制了一些方言文字，如湘西石板塘创制的方块苗文、石启贵创制的速记苗文，贵州松桃龙绍华运用国际音标编制的苗文课本，等等。一些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也创制了一些苗文。但是这些苗文因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在苗族群众中推行。

二、宗教信仰

苗族很早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同地区苗族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有的苗族地区由于交通闭塞，苗族信仰原始宗教；还有少数苗族地区，如威宁、石门坎和湘西沅陵等地在近代由于受外国传教士的影响，有改信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但总的来看，多数苗族群众信仰的仍是本民族长期形成的原始宗教，它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

三、服饰

苗族服饰式样繁多，色彩艳丽。《后汉书》中就有五溪。五溪：今湘西及贵州、四川、湖北交界处，因此地有五条溪流而得名。苗族“好五色衣裳”的记载；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有“五溪衣裳共云天”的著名诗句。苗族妇女的服装有百多种样式，堪称中国民族服装之最。较有代表性的传统“盛装”，仅插在发髻上的头饰就有几十种 。

苗族妇女上身一般穿窄袖、大领、对襟短衣，下身穿百褶裙。衣裙或长可抵足，飘逸多姿，或短不及膝，婀娜动人。便装时则多在头上包头帕，上身大襟短衣，下身长裤，镶绣花边，系一幅绣花围腰，再加少许精致银饰衬托。苗族男子的装束比较简单，上装多为对襟短衣或右衽长衫，肩披织有几何图案的羊毛毡，头缠青色包头，小腿上缠裹绑腿 。

四、姓氏

苗族有两种姓氏，一种是苗姓，一种是汉姓。苗姓是原本固有的；汉姓是后来输入的。因为过去苗族没有文字书写自己的苗姓，只用汉字书写汉姓，以致使人误认为只有汉姓，而不知有苗姓。在未使用“汉姓”之前，苗族内部早有自己区分血缘宗亲和族系的“苗姓”。历代汉族文人及其他外族人，往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以汉族通行的汉字姓氏为准，从而产生错觉和误解  。

苗族的分布地域广袤，内部方言土语和支系繁多。各地、各方言区和各支系的苗族，都曾有自己世代相传的苗语姓氏，而且至今依然在内部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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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钱的炎黄传说时代。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苗族口碑资料，苗族先民最先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后来由于战争等原因，逐渐进入西南山区。苗族也是一个拥有自己语言和文字的传统民族。

苗族文化与其它民族文化一样，都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衣、食、住、行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精神文化是指民歌、舞蹈、宗教信仰、手工技艺等。

苗族服饰传承与创新。苗族服饰是识别一个民族最直观的标志，一个地区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直观上也是民族服饰的多姿多彩。一要深挖民族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和特色；二要与时俱进设计节日盛装、舞台装和日常普通装；三要号召各族干部群众在工作中、日常生活中穿戴民族服饰，特别是重大节日活动民族领导干部带好头、作好表率；四要形成文化产品及旅游商品，并逐步成为品牌产业。

苗族特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一是保护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切实做好古籍收集入馆、开展文物普查申报工作，深挖文物遗址、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丰富旅游文化内涵。二是保护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传承农耕文化、纺织文化、节庆文化，积极保护民居、民风、民俗、民歌、民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苗族

民族传统节日不仅本身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苗族多姿多彩的节日习俗中，也蕴涵着丰富的服饰文化信息。节日正是考察苗族服饰文化的最佳时机。 彭雪芳告诉记者，她计划对苗族一年中重要节日里的服饰文化进行系统考察，以此来研究苗族传统服饰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变迁。穿在身上的史书 正在消亡苗族服饰在不断的历史迁徙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不同的生活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着装方式，体现了苗族不同支系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它是苗族文化的载体，被称为 穿在身上的史书 。 彭雪芳表示。然而，从贵州到海南，彭雪芳目睹了一幕幕苗族传统服饰文化衰微的景象。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渗入，海南苗族的传统服饰正逐渐汉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受到当地黎族的影响。在贵州调研期间，彭雪芳曾拜访不少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了解 非遗 项目的传承状况、保护措施、成效及存在的困难。在台江苗族 破线绣 技艺传承人刘秀华家里，彭雪芳只见到50多岁的刘秀华和一台老旧的织绣机，刘秀华的女儿则常年在外地做服装买卖。 这个手艺不好学，也挣不到多少钱，我女儿出去打工一年挣的比我做这个多得多，她不愿接我的班啊。现在只要有人愿学，我就愿教。 刘秀华向彭雪芳感叹。一路调研下来，彭雪芳对苗族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困难，有了更深感受。 影响苗族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因素，一是机绣代替了手绣，服饰的差异性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苗族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少穿或不穿作为支系标志的民族服饰，而从市场上购买大众化的成衣，苗族服饰仅出现在节庆、婚礼、祭祀、丧葬、社交等场合。二是后继乏人。现在苗寨中多数女孩都外出打工，少有年轻人学习苗族服饰技艺；懂得制作苗族服饰的基本上是在家务农的妇女，但她们的制作工艺已普遍不如老一辈。 彭雪芳说。寻找苗族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之路从贵州到海南，彭雪芳一边调研，一边思考苗族传统服饰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可能出路。在考察台江县最具特色的苗族刺绣时，彭雪芳发现，刺绣作为一项民族文化产业，近年来在台江得到了大力发展。 据台江县产业办2012年统计，全县银饰刺绣企业有50家，从业人员约1.2万人。当年全县银饰和刺绣产业实现产值1.3亿元以上。银饰刺绣工艺品远销中国的许多城市及东南亚、欧美各国。在2012年意大利米兰的国际旅游商品展览会上，台江苗族工艺品在9天之内销售收入达20多万元人民币，并签下了100多万元人民币的订单。 彭雪芳表示，台江苗族服饰开发的成功，不仅为当地村民找到了一条致富门路，同时也为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开辟了一条充满生机的途径。相比之下，海南苗族服饰的发展现状则稍显落后。 海南苗族服饰处于自制自给的状况，开发程度不及贵州。它只在旅游点或节日期间才对外展示，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竞争，在宣传力度上也远不及其他地方。 彭雪芳认为，贵州的成功经验无疑为海南苗族服饰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当然，在苗族传统文化商业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还需进一步增强保留民族文化内涵的意识。春节过后，彭雪芳的脚步又将继续深入到海南的五指山、保亭，以及贵州的黔西北地区等苗族集聚地，继续她的苗族服饰文化调查。采访行将结束，彭雪芳再次向记者提及她在台江亲历的姊妹节与独木龙舟节。 这两个节日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是官方与民间的举办方式并存，后者主要由民间举办。官方的介入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民间的努力则让人看到了苗族保护自身民族文化的强烈意识，以及文化主体所发挥的巨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