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司马懿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诸葛亮吊孝/周瑜火烧赤壁/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诸葛亮巧用空城计/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诸葛亮草船借箭/诸葛亮七擒孟获/诸葛亮六出祁山/周瑜火烧联营/关于张飞战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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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看一看演义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 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nikeyicongzhongdedaoqif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什么是人生规划？是指一个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根据眼前的机遇和制约因素，积极主动地确立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奋斗目标，然后为达到这一目标而确定行动时间和行动方案。 人生规划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毕生的成败。而在生存竞争激烈的时代，一个人是否具有正确的人生规划以立身处世，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时期，就是一个生存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智者恃谋而立身，勇者恃力而行道”，能够脱颖而出、名垂青史的，如贾诩、荀攸、诸葛亮等人，都是正确把握了自己人生规划的高手。但三国群雄之中，称得上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得最完美最精彩的，笔者认为非魏国的司马懿莫属。 司马懿是三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三国纷争的历史大概不会那么快就结束，也许还会再演绎数十年；如果没有他，大晋王朝顺应民心的统一大业，也不可能那么水到渠成、来得轻轻巧巧。是他，上承魏之强盛，下启晋之统一，成就了秦皇汉帝那样的丰功伟业，将天下万民从乱世争战之中解救出来。所以，他堪称“命世之英，非常之雄”。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处。《晋书》上称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在笔者看来，最能凸现司马懿善于规划自己人生的，便在“聪明多大略”五个字上。以史书资料为依据，让我们来看一看司马懿是如何施展他的聪明才智来进行人生规划的。 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在封建社会，一个人事业上的建树，主要在政治、军事方面；而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建树，则全凭个人与上级的关系如何。所以，根据司马懿辅佐的四个君主，可以大致将他的人生规划分为四个阶段：魏武帝时期、魏文帝时期、魏明帝时期、魏少帝曹芳时期。而我们就可以从这四个时期分阶段来观察司马懿的人生规划。 一、魏武帝时期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魏武帝曹操的个性特色与为政风格。史书上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同时又“持法峻刻，诸将有计谋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雄猜之主”。 另外，曹操在自己的用人导向上存在着严重的“既重才，又忌才；既用人，又疑人”的双重性。他很看重部下的才能和实力，但又不允许部下的才能与实力超出他和他的后人的可驾驭范围。《三国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荆州少年周不疑，年十七，少有异才，聪明敏达，曹操欲以女妻之，周不疑不敢当。曹操爱子曹冲，亦有过人之智，可与周不疑相比。后曹冲病死，曹操心忌周不疑，欲除之。曹丕以为不可，曹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遂遣刺客杀之。这一事例，完全证明了曹操用人路线的“双重取向”。 司马懿对曹操这种用人导向是认识得很深刻的。当年他出山任职时因不满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叛臣行径，“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在曹操慕其名想把他收罗到帐下时，他假扮患“风痹”之症作为推辞的理由，并且还以“坚卧不动”的高超演技过了曹操派来刺探虚实的人。但得了一时，不过一世。曹操当了丞相之后，再次敦请司马懿出仕，而且明确地发出了“若复盘桓，便收之”的威胁。这时候的司马懿，自知不足以与权势显赫的曹操相抗衡，只得“惧而就职”。君己无礼于先，臣又怎能忠事于后？！显而易见，在这种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司马懿虽已加入到曹操阵营之中，却很难马上发挥其过人的抱负与谋略。 即便进了丞相府，司马懿也是很不安全的。《晋书》上记载：“魏武察帝（指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曹操对他的猜忌之深，达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司马懿这时的人生规划第一个重点便是“韬光养晦，瞻前顾后，明哲保身”。他决定用自己的务实和苦干换取曹操的信任，“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是啊，任何一位君主，看到有这样公而忘私、废寝忘食、尽心尽力的臣子为自己效忠，又怎会产生叵测之心以制之？曹操在最后终于接受了司马懿的效忠，并对他进行了提升，所以他能从当初刚入丞相府的“文学掾”（文牍之官）一直做到丞相府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 但在明哲保身的同时，司马懿丝毫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历练。这是他这段时期人生规划的第二个重点。他在当时的丞相府中找到了两个榜样——荀彧和曹操。应该说，在丞相府的历练过程中，他时时处处都在学习这两个榜样的长处。但司马懿注意到了这一点：荀彧作为高明的谋略家，他的长处仅仅局限于运筹帷幄之中，发展的空间太狭窄，始终只能隐在幕后，而无法驰骋疆场，登上历史的大舞台。而曹操不同，他就是一个“能谋能战”的大枭雄，他的发展空间就比荀彧更广阔。从注意到这一点开始，素怀“治国平天下”大志的司马懿学会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自我锻炼，使自己逐步完善成为集曹操、荀彧二者之长于一体的“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真正强者。 最后，我们来谈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人生规划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笔了——扶助曹丕成为太子。《晋书》上讲他：“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儒家学说里讲：“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达而先达人”，司马懿为了摆脱处于中层官僚的命运，直接在曹丕身上痛下苦功，只要将在夺嫡之争中处于劣势的曹丕推上太子宝座，他就可以成为辅佐元勋而进入魏国最高统治阶层。于是，他想了种种策略，挫败了曹丕的政敌——曹植一党的攻击，终于使曹丕登上了太子之位。而这一步棋的成功，直接影响了司马懿的一生。从此，他逐渐迈近了魏国的最高统治阶层。 这一时期，从司马懿初入丞相府时的二十九岁算起，到魏武帝逝世时他满四十岁为止，他为了“一跃而起、一飞冲天”而整整耗去了十一年的时间。 在这十一年里，可以看出司马懿的人生规划完全遵循儒家立身处世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司马懿牢牢把握住了儒家之道的核心环节——“修身”。只有“修身”功夫做得实、做得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才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修身”这一课题，在司马懿看来，又可具体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八个字，也就是“识时务”：根据时势的需要，密切联系实际情况，以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为导向，扎实锻炼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随时准备接受命运的考验与挑战。他最高明的一点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需要突出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以脱颖而出，他一向对此算计得十分精确。所以，司马懿能在魏武帝时期悄然无声而又不可遏制地崛起。 他的平步青云，也真正印证了《荀子》里那段名言：“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二、魏文帝时期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期，司马懿才真正迎来了他顺风顺水的人生阶段。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司马懿当时四十岁，汉丞相、魏王曹操于洛阳病逝。当时魏王府外有前来夺权的曹彰问罪之师，内有诸路兵马暴乱之迹，而汉室遗臣们也有蠢蠢欲动之相。史书上讲：“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司马懿在这个时候毅然挺身而出，“纲纪丧事，内外肃然”，用自己的卓异才识镇了岌岌可危的时局，稳定了人心，并说服汉献帝正式册立曹丕为丞相、魏王。 他这初显身手之举，更是进一步赢得了曹丕的信任和重用。当曹丕一立为魏王，立即封他为封津亭侯，并转任丞相长史，成为魏王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时，司马懿已消除了魏武帝时处处受到压制的威胁，可以直抒胸臆大显身手。他先是策划了以魏代汉受禅的“大略”，后又为魏文帝南征而“留守许昌，内镇百姓，外供军资”，并被魏文帝称为“萧何”之材。魏文帝病重时，仍不忘封他和曹真、陈群为顾命辅政大臣，并诏太子曹睿：“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显而易见，司马懿已跻身于曹魏政权最高决策者的行列。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司马懿这段时期的人生规划：首先，曹丕能当太子、能当魏帝，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的，应属司马懿（史书上虽没有清楚地描绘司马懿的种种谋略，这更显出了他的“阴”和“深”）。而曹丕本人对司马懿亦是非常感激，所以司马懿用不着再畏惧君主的猜忌了。加之，曹丕给了他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历史舞台，这对他“成大器、胜大任”来说，是一种极佳的铺垫。 但曹丕一向喜欢耀武扬威、好大喜功，自己并无军事才能，又爱征战杀伐。于是，在武事方面，司马懿不敢暴露自己的真才实学，任由这个虚荣心极强的君主去大出风头。但他却是埋下头来，扎扎实实担负起了丞相的重任，在文政方面做到了有所建树。这时候的司马懿还不想锋芒毕露，显得有些低调，这是有原因的：虽说曹丕对他极为信任，但在军事大政方面，他还是偏向于倚重自己的曹氏宗亲。而司马懿也没有必要急于显出掌握兵权的意图——“先安内，后取外”，毕竟丞相之职，对司马懿而言，亦可算是不错的平台。 司马懿立身行事的特长，我们这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目光远大，计谋深沉，遇事主动，办事缜密，滴水不漏，毫无瑕疵。所以，他能在曹丕时期稳打稳扎地真正崛起，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曹丕死时，他年龄为四十七岁。在曹丕为帝的这七年里，司马懿迎来了崭露头角的辉煌时期。但这七年里，他的舞台还不够广阔，他只是默默地在后方夯实着魏室的基业。但司马懿已不甘于隐在幕后了，他准备着走上历史前台大展身手。而这一机遇很快就要到来。 三、魏明帝时期 公元227年，魏太和元年，曹丕的儿子曹睿登基为明帝。他给了司马懿表现军事才能的机会。当时，东吴孙权率领数万雄师围困了魏国的江夏城，并派大将诸葛瑾、张霸攻打襄阳城。司马懿立刻率军出击，大败吴寇，诸葛瑾逃走，张霸被斩。司马懿这一赫赫战功，立刻得到了回报，他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 至此，司马懿可以开府治事——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和统归自己指挥的军队，可以培植自己的力量。作为曹丕“东宫四友”之一的老臣吴质也在曹睿面前称赞他：“忠智至公，社稷之臣”。司马懿的威望，日渐隆盛。 随着魏室最得力的宗氏大臣曹真的死去，司马懿开始在魏国军政界独领风骚。魏明帝对他的放手任用，更加有利于他文韬武略的进一步发挥。在魏明帝时期，他从一个谋臣顺利转型为一个充满了戏剧色彩的武将。他深藏不露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明帝当政的十三年里，南平叛臣孟达，西拒诸葛亮，北摧公孙渊，招招见血封喉、凌厉之极，连吴国国主孙权也不得不为之惧服：“司马懿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 司马懿这时人生规划的重点是：用显赫的军事业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利用“养寇以自重”的策略来慢慢蚕食魏室的军政基业。 应该说，这时候的司马懿目光并没有局限于维护魏室的一国之安，他早已开始着手实施“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平一天下”的大志与大略。他少年时代便“慨然有忧天下心”，到了接近老年时才终于获得了“为天下解忧，为万民解困”的机遇和条件。这个历程，让他苦心经营了整整三十七年！ 首先来看司马懿军事上精彩的第一笔——旬月之间擒灭叛臣孟达。他是精于使用急行军和潜行军的大师，当他陡然从天而降兵临上庸城下时，孟达还在做他的春秋大梦呢！于是，可怜的孟达便被他迅速而有力地一下扫平了，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用兵特色：静则隐于九地之下，令人无从发觉；动则发于九天之上，令人猝不及防。而从他与明帝论兵时自言：“凡攻敌，必先扼其喉而捣其心”，更见他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直攻敌之要害。所以，他往往是不发则已，一发必中，殄敌于鬼神莫测之际。 但为什么到了与诸葛亮对阵时，他又怎么不采用这种敏捷、果决、刚猛的战术呢？这正是笔者要讲的——他人生规划的重点并不是一味炫耀军事才能，他要着手实施他“扫平三国，一统天下”的大略了！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诸葛亮和司马懿的祁山之战。这是一场持久战，司马懿从四十九岁打到五十五岁，整整打了六年，打出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盛誉，也打出了司马懿“扫平三国、统一天下”的雄厚资本。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人们总以为司马懿军事才能不如诸葛亮，处处被诸葛亮牵着鼻子走。然而根据史书记载来看，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弄清他俩在祁山之战的真正目的。诸葛亮的战略目的很简单：攻下中原，消灭曹魏，光复汉室。司马懿的战略目的就复杂多了：一、挫败蜀军进攻；二、积蓄力量，取曹魏而代之；三、养兵千日，伺机统一天下。这多重性质的战略目的，让司马懿在表面上显得似乎有些被动。但根据自己的战略目的，他第一步做到了维持现状的平衡战略：一方面防止诸葛亮获得大的优势，对魏国和自己造成致命威胁；另一方面又不能击溃诸葛亮，还要保持诸葛亮的攻击力。“空城计”如果是真的史实，就验证了司马懿的这个平衡战略——所以，他宁可被部下称为“畏蜀如虎”，也不愿冲进西城小县抓住诸葛亮。真要是抓住了诸葛亮，司马懿就只能重复历代功臣“兔死狗烹”的戏剧性命运了。 第二步，司马懿实施了“偷天换日”的篡位战略。在祁山之战期间，他慢慢树立了自己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并肃清了军中的异己分子，重用牛金、郭淮等忠于自己的将领，夯实了自己的军权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后来的历史来验证，当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叛魏之时，魏国大臣很少有站出来反抗的，甚至史书上都是寥寥几笔带过。曹氏政权如同纸屋一般一下就崩溃了，这个量的积累可不是司马师、司马昭当时所能造就的，应该是司马懿从掌握军政实权开始就着手为儿子们做好的铺垫。 第三步，司马懿已在祁山之战中开始积蓄“扫平吴蜀、统一天下”的资本了。他指挥大军与诸葛亮对峙，大战必避，小战必迎，以实战练军士，以实战养军威，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为将来消灭吴蜀、统一天下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而魏国后期抗吴灭蜀的大将郭淮、王昶、邓艾等人才，就是司马懿那时在祁山之战中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 第四步，司马懿已着手历练自己事业的继承者——他的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他将两个儿子带到祁山之战中，接受血与火、生与死的锻炼，为他俩将来顺利继承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做好了充足的素质准备。 这四步高招，是司马懿在祁山对峙中真正的事业，也是他这段时期人生规划中的神来之笔。虽然，他在和诸葛亮的对抗中，似乎没有取得表面上的胜利，但他的所有战略目的都达到了。这便是他的最大胜利——更何况他还拖死了积劳成疾的诸葛亮。 诸葛亮死后没多久，司马懿刚一返回朝廷，又被曹睿派往辽东攻打公孙渊。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远征战役，但用兵如神的司马懿只率四万人马，“往百日，返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彻底扫平了公孙渊，巩固了魏国的后方。 而这时曹睿已身患笃疾，一场朝廷权力交接战又拉开了帷幕。司马懿煞费苦心安插在明帝身侧的“内应”——魏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拼死力争，将远在万里之外得胜归来的司马懿再一次推上了顾命辅政之位。至此，身为“三朝元老”的司马懿重返魏国政坛，新的征程在他脚下延伸开来。虽然这时司马懿已年满六旬，但他雄心不减当年，积极准备着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吴国、蜀国此刻才深深感到了司马懿的巨大威胁，然而一切都晚了，他们国中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与司马懿对敌了。 四、魏少帝曹芳时期 魏少帝曹芳时，司马懿已站到了权力的顶峰。这个时候能够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应该没有了。他挟“四朝元老”之威望，负“伊尹、周公”之才德，谁也不敢和他的远见卓识相抗。他在魏国军政大事上的每一次决策和行动，都是完美无缺的。 但另一个顾命辅政大臣曹爽却害怕司马家族终有一天会垄断朝政。于是他用了“欲抑先扬”之术，敬事司马懿如父，推举他为“太傅”，外示尊崇，而实则夺了他的军政大权。 司马懿处空名而无实权，一晃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处处示弱，隐忍不发，静观其变。果然，曹爽志得意满之后走向了狂悖与淫慢。他作威作福，秽政横行，以致大臣离心、物议沸腾，魏国国势也渐趋衰弱。 这是司马懿无法忍受的。他可以忍受曹爽夺权，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为，但他绝不能忍受曹爽毁掉他辛辛苦苦为魏国夯实的“一统天下”的大业根基。他为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志已不懈奋斗了近四十年，怎么可能让无知小儿曹爽来阻断！ 于是，“高平陵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曹爽一派被司马懿用雷霆手段一举摧灭。 司马懿在最后处置曹爽时，用了“斩草除根”之法，将曹氏宗亲翦灭殆尽。这一举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蒋济的反对。但他必须这么做。只有不留后患，才能保证朝局的稳定啊！况且，司马懿已走上了一条与曹魏政权决裂的不归之路。 公元251年，魏嘉平三年，司马懿已七十二岁了。他在除掉最后一个政敌王凌后，病死于洛阳，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司马懿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到榻前说：“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 对于司马懿所言的“慎之”，也许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其一是让二子善理国政，不可以心生异志；其二是让二子善保国政，不可轻易托付他人。但是无论司马懿本人有没有异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过他的不懈经营和艰苦努力，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从此对于曹魏而言，皇帝之势微而国家之势强，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专断。 “山海争水，水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继司马懿之后，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 公元262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刘禅降魏，至此，蜀汉政权历二帝，前后42年，终于宣告结束。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司马炎登基，改国号为晋；公元280年，司马炎进讨吴国，吴主孙皓降晋，吴国灭亡。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长达七十二年的混战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分归晋”。 总 结 司马懿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权谋家于一身的儒家奇才。当然，这是他成功之后，人们给他定的性质。 人们会说，儒家以“忠孝”为本。司马懿本就不是魏之纯臣，也不尽忠于曹氏，怎么还能说他是儒家奇才呢？其实，儒学的根基是一个“仁”字。司马懿除魏之苛政、抚民于安乐，这不是“仁”吗？司马懿消乱世之纷争，统一天下，拯万民于战火之中，这不是“仁”吗？——“仁”比“忠”更大呀！这才是真正的儒者应持的观点。 因为仁者无敌，所以司马懿无敌。 司马懿从一个有志有才的青年，到一个内政军事名满天下的奇才，再到一个治国平天下的英雄。这完全应归功于他的人生规划做得完美无缺。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机遇期里，他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出手，而且一抓就是硕果累累，这是难能可贵的。 更可贵的，是他能忍：面对曹操的歧视和压制，他能忍；面对同僚的排挤和陷害，他能忍；面对诸葛亮的“巾帼之辱，”他能忍；面对小辈曹爽的欺侮，他也能忍。他人生规划中最璀灿的亮点，就是他的“忍”——坚百忍以图功业之终成。一个“忍”字贯穿了司马懿的整个人生规划；一个“忍”字，造就了千古一帝司马懿。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及魏、蜀、吴三国历史为题材。作者在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运用了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版本很多，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书24卷，240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它集中了宋元讲史话本和戏曲中的精彩部分，将元代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部加以改写(删去了荒诞的故事，增加了史实，扩充了篇幅)，成为一部长篇巨著。此后，新刊本大量出现，但它们都只是在嘉靖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增删、整理的工作，没有大的改变。最流行的本子，是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过的120回《三国演义》。书约成于康熙初年，比嘉靖本更加紧凑完整。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即根据这个本子重印，删去了评点。 《三国演义》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统一为止，前后共97年。它描述了三国时期纷繁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它的主要思想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三国之间军事、政治、外交事件的描述，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这些可供我们借鉴。孔明身上就集中反映了各种斗争的经验、智慧和才能。2.揭示了当时矛盾重重、动乱不安的局面。这能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性。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动乱年代里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与和平统一的愿望。小说描叙了封建军阀屠杀人民，劫掠百姓，以致田园荒芜，生产凋敝，白骨如山，饿莩遍野的历史事实。作者对坚持分裂割据的军阀进行了鞭挞和嘲讽；对于曹操，虽不赞成由他来统一天下，但在写他同北方军阀进行斗争时，却如实地描述了他的雄才大略；作者本来寄希望于蜀汉，把刘备、孔明作为仁君、贤相的典型来塑造，希望他们君臣际会，作出一番功业，统一中国，使百姓安居乐业。这种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思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4.“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尊曹或尊刘，是历史家长期的争论，这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倾向，既继承了晚唐以来三国故事，直到《平话》一贯“尊刘”的文学传统，又继承了东晋习凿齿和南宋朱熹“尊刘”的史学传统，表现了为东晋、南宋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反对入侵的外族统治的思想倾向，反映了元明之际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三国演义》还大力宣扬了刘、关、张的“义气”。所谓义气，内容十分复杂，既渗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也包含着当时人民的道德理想。有的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和鼓舞人民的力量，如人民用义气互相团结，互相救援。但是由于义气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而往往是从个人恩怨出发的，所以常常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影响深远。它是广大人民认识三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整个社会面貌的教科书；它曾为后世农民革命的战略策略提供了借鉴；几百年来它为民族戏曲提供了大量题材；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反映复杂历史生活的体裁。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