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以出家为题的论文参考文献

一、关于佛教的论文，这个题目太大了！佛教的经典如大海这么多，五部大论，大藏经，那不是三五年，十年八年能看完的。佛陀宣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世间人能有智慧参透！你能看到的佛教论文，你能写的佛教论文，只能是一个大概，或者一个细节！二、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教育。作为修行佛道的人，把佛教当做一种知识，当做一种文化，又是佛教的一种悲哀！因为佛教是教你了生脱死的，让你断除一切烦恼和痛苦的！如果你大家佛教当做一种文化知识，而没有实修，而没有去证悟，佛教很快就会毁灭掉了！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你好朋友！想问您为什么出家呢?是因为躲避还是有别的原因呢？不过没经过家人的同意千万不要冒然行事，这样家人是会受到伤害的。不但自己得不到解脱，而且也不能为佛法作证，所以要慎重去做。我觉得在家同样能领悟到佛学的真谛。记得郭旭东老师讲过《论议出家与在家》的论文，里面讲到无论出家在家，都是为了净化自己的心灵，身在家需要主动净化的多些，身出家则通过戒律使人被动去掉一些执着，如果不知道这一点，无论身出家、还是身在家，都不算作真正修行。即便身出家了，心不想去执着、欲望、习气，也不能算作真正的修行。希望你不要盲从和神秘的宗教形式中。而真正领悟佛学真谛。 如果您对佛学很感兴趣，请来我们的房间听听，里面设计到很多的佛学知识，房间路径进入方法：登录UC——进入聊天室——点在屏幕上方的查找按钮——输入房间名称：心莲百合文化讲堂，点进入即可。我的QQ号是654066954，希望有时间我们共同探讨。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是在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西藏。也称为喇嘛教。自称“佛教”或“内道”。有人误以为藏传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佛教与西藏本地宗教“苯教”结合的产物，实则是彻底的误解。佛教之所以为佛教，在于其三藏经典与戒律，以及法脉的传承。藏传佛教所依据者是真实的三藏经典，而未经过其他宗教修改；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在法脉上，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清净证悟的大德传承代代相传至今。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完整地保存了整个佛教的形式与精髓，相反地，汉地佛教则依据本地风俗而舍弃了一些内容，例如汉地没有班智达这些概念，没有辩经等，这些都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东西，又如汉地佛教造像方面也偏重于姿态优美的佛与菩萨形象，而对形象可怖的菩萨，则少有造像，而西藏佛教则不如此对待。而苯教本身属于外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鬼神皈依这个宗教，也有很多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在应藏王邀请，从印度来到藏地之后，降伏了这些苯教的鬼神，使之皈依佛教。现在一些佛教的大德，也因为一些特殊的用意，学习苯教的教法而成为苯教的上师，虽然如此，佛教仍旧是佛教，并未加入苯教的元素，但苯教却参杂越来越多的佛教元素。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 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迎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寂护和莲华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12位僧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7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因此，佛教三宝——佛、法、僧终于齐备。此时译经事业开始兴盛。这段时期共编著了四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 称为“黑暗时代”。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根据佛教传入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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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忍有两方面：一是对于“顺境”的忍，二是对于“逆境”的忍。一、释迦一族（对于“顺境”的忍） 释迦族是刹帝利种姓，这个族群骁勇善战，善于技击和射术，从这个家族的成员来看：悉达多、提婆达多、阿难、阿那律、净饭王等人都是高大魁梧，力大无穷的金刚力士。后来琉璃王入侵迦比罗卫，被一名少年组织一支弓箭兵队伍就就寸步难进，琉璃王大军面对这支释迦族青年军没有占到半点便宜，要不时候后来释迦族人不愿意杀戮战争，恐怕迦比罗卫未必就会灭亡。 据说悉达多如果继承王位，那么他就是“转轮圣王”，啥是“转轮圣王”？您知道统一印度的阿育王不？他就是“铁轮转轮王”，悉达多那可是“金轮转轮王”。金轮从天而降，七宝具足的悉达多率领人才辈出的释迦族统一古印度应该不在话下。如果真是如传说中的“如意轮宝”跟在悉达多身边，那么当时的欧洲文明和华夏文明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有人考证说“释迦族是雅利安的后裔”，其实呢，是与不是根本就没有意义，就好像您考证李世民有胡人血统一样，真正有点正知正见的人不会把这当成回事的。因为李世民有没有胡人血统根本不影响他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杰出的君主的地位。如果说考证李世民的甚是还有点政治意义，那么考证佛陀的身世真的就是毫无意义了。 我们只需要明白，在悉达多时代，释迦族或许不是古印度诸国最强大的国家，但绝对不是任人欺凌的弱国，他们的都城迦比罗卫成据说当时有百万人口，十分繁荣，当时的统治者释迦族人才鼎盛，能人辈出。这个国家在净饭王的治理下十分和谐，他们民风尚武，朴素刚毅。 金人在关外时比明朝弱吧，但真打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当时的释迦族就是如此。 只不过，伟大先行者总是付出着他们的所有一切，来警醒世人，救度众生。悉达多成佛后，他成了释迦族的英雄和骄傲，人们为他欢呼，为他自豪。释迦族人都认为自己是佛陀的族群，应该克己守法（佛法），以为示范。 佛陀先后度化了阿难、阿那律，随即他又让儿子罗睺罗出家，罗睺罗的母亲耶输陀罗宁死不让，她说：“悉达多走就算了，还要把儿子带走，我决不答应。” 佛陀晓以大义，苦口婆心，最后现出神通，令耶输陀罗看到了过去世二人的因缘，原来过去佛陀修学佛法时曾向耶输陀罗买过七束花来供养当时的佛，耶输陀罗许愿，生生世世与释迦牟尼结为夫妻。 这样，耶输陀罗终于被说服了，佛陀长子罗睺罗出家，称为“沙弥”，罗睺罗在佛教中号称“密行第一”。 然后，佛陀又去度化自己的异母弟弟难陀，难陀这个人与悉达多大不相同，他贪图世间荣华富贵，不肯出家。佛陀亲自前去度化他，费了好多唇舌，才把他度入佛门。 佛陀之所以执意让这个几个人出家是有深意的。罗睺罗年纪尚小、难陀贪图享乐，一旦父王净饭王去世，释迦族和迦比罗卫的未来就很可能落在这两人身上，这未必是好事。 这两人出家后，净饭王不干了，他怒道：“我的长子出家就出家吧，但他还要我的次子和孙子都带走，这不是让我释迦族从此后继无人吗？” 佛陀听说父王不悦，亲自前往劝导，最终，净饭王长叹一声： “唉！或许你是对的，既然他们愿意出家，那就去吧。” 白发苍苍的净饭王看着自己的亲人们远去的背影，他老泪纵横，心中凄凉，他深深感受到：释迦族的未来一片黯淡。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后代们将为更多的众生服务，他又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除了这几个人，还有那个提婆达多，也要求跟随佛陀出家，但他是另有企图的，他因为妒忌佛陀取得的成就，所以委屈出家，伺机推翻佛陀，取而代之，后面还会有他的故事。 除了这些王公贵族，还有许多平民也跟随佛陀出家。比如有个宫中的理发师叫做“优婆离”，他出家后，各位王子十分不解：这么一个下等人也能和我们一样出家跟随佛陀吗？ 佛陀看透了王子们的心思，他喝斥道：佛门中没有高低贵贱，优婆离先于你们出家，是你们的师兄，你们应该向他行礼。 众王子只得向曾经的理发师优婆离低下了头。 优婆离受宠若惊，他一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接受王子们的行礼。他发誓努力修学佛法，报答佛恩，广利群生。最终，他成为了大阿罗汉，号称“持戒第一”。 释迦族的年轻一代的优秀人才都跟随佛陀出家了，阿难成为了“多闻第一”，阿那律号称“天眼第一”，他们都为佛教和众生做出了杰出贡献。释迦族为了佛法，为了众生，舍弃了一切。 净饭王终于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威严的他如今形如枯槁，气若游丝，在临终前，佛陀率领释迦族人守在父亲床头，净饭王朦胧中看到释迦族的后代们一个个德相庄严，光芒万丈，他笑了：“我终于悟到了佛陀说的‘诸法无我，诸行无常’，佛法是对的……”。一代明王净饭王与世长辞。 释迦族人感到天塌地陷，他们嚎啕痛哭，乱作一团。 佛陀忍住悲伤，他亲自为父王打棺，为父王送葬，料理丧事。佛陀表示：佛教出家是为了人生真理和救度群苦，不是消极避世。所以，佛教鼓励孝道，孝顺是佛教高声的美德。 释迦族群龙无首，长老们希望佛陀或是罗睺罗留下继承释迦王位，但被佛陀拒绝，他建议有大家民主选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出任迦比罗卫的首长。 伴随着净饭王的去世，佛陀的姨母波阇波提和佛陀的妻子耶输陀罗率领数百名侍女也跟随佛陀出家，他们是佛教历史上第一批出家女众，称为“比丘尼”。 就这样，曾经显赫一时的释迦族，为了佛法，为了众生，为了最终的真理，舍弃了他们在世间原本可以用的一切，走向了没落。但是，也正是类似于释迦族这样的无私奉献，造就了佛教在人类里上的光辉灿烂。二、释迦蒙难（对于“逆境”的忍） 伴随着无上正法在世间的广泛流传，佛教得到了发扬光大，释迦牟尼世尊也步入了晚年。但是，佛教的危机始终没有消亡过。佛陀的护法弟子波斯匿王在摩羯陀国学习佛法，太子祗陀出家，次子琉璃发动政变，夺取王位，称“琉璃王”。信奉外道的大臣进谗言道：“琉璃王陛下，您早年在迦比罗卫遭到羞辱，如今应该报仇雪恨。” 原来早年波斯匿王曾向净饭王求取释迦族的公主，但是净饭王把一位美丽的侍女当做公主嫁了过去，波斯匿王倒很大度，他没有见怪，夫妻二人也很恩爱。这位侍女就是琉璃亲生母亲，这样算起来释迦族是琉璃姥爷家。但是，琉璃年轻时在迦比罗卫学习，被释迦族人讥讽道“下人之子”。琉璃天生鼠肚鸡肠，怀恨在心，耿耿于怀。 如今被外道大臣一说，他几十年的怨气终于爆发出来。他当即亲率大军，进攻佛陀的故乡，迦比罗卫国。 那些日子佛陀愁眉不展，他明白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说：“这是释迦族的罪业，难以挽救。” 话虽如此，佛陀作为人天师范，他做了一个是迦比罗卫人，一个释迦族人应该做的一切。他在烈日炎炎下，孤身一人坐在琉璃王大军的必经之路。按古印度习俗，出兵看到出家人应该立刻罢兵止斗。 但是琉璃王心意已决，释迦牟尼世尊连挡了大军三次，终于没能阻止成熟的业果。佛陀只得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默默地等待族人的浩劫。 我们前面说过，迦比罗卫在净饭王去世后就每况愈下，释迦族虽是武士民族，但是，他们在大难面前展现出来的是令人震惊的执着和坚定，不是求生，而是为了信仰舍弃生命。 鲁迅说中国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果按当代人的思维，人家打你，你打还回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古印度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我们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不应该蛮横的用我们的价值观强求古人。 释迦族人为佛陀骄傲和自豪，面对着琉璃王的大军，释迦族一位善射的年轻人组织了一只青年军奋起抗战，琉璃王大军几天之中寸土未得，死伤惨重。但是，释迦族的长老们却令那年轻人停止抵抗。他们说：“我们是释迦族人，是佛陀的民族，我们生生世世都应该尊重佛陀不杀的教诲，宁可亡国灭种也绝不毁佛戒律。” 就这样，迦比罗卫被攻陷，琉璃王开始纵兵屠城，在古印度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释迦族几乎灭族。 看到此处，我想很多人会对释迦族人不反抗大惑不解，甚至以此指摘佛教带给人消极的一面。 您先别忙着高谈阔论，旁征博引，您应该先弄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佛教强调“业力”的威力，即使是佛陀还有“伤足”、“中毒”、“马麦”这样的报应，目犍连看到释迦族蒙难，他施展神通，那是家族人放在钵中安置在天上，但里面的人都化为了脓血。这些故事是在向人们昭示：业力可畏。 释迦一族作为佛陀的族群，他们如同那些舍弃荣华富贵的释迦族王子一样，为了佛法在世间的常驻而舍弃了释迦族的兴盛。他们默默的承受着自己的业报，诠释着大慈大悲，大勇大力。 如果释迦族当时与琉璃王互相征战，那么佛陀教化的意义在哪？释迦族作为佛陀的民族尚且杀伐不休，后来人自然有理由将杀戮和征战当做家常便饭。 世上不缺少压迫和反抗，缺少的是慈悲和爱心。 当琉璃王大军攻入迦比罗卫城后，大多数释迦族人静静的念着“苦、空、无常、无我”，淡然的接受着业报的现前，疯狂的侵略军和安详的人民。 我们不应该用一厢情愿去苛求古人，我们应该用悲悯的眼光看待那场浩劫，我们更应该为释迦族人为了信仰舍弃生命的精神而感动。 伟大的释迦一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万世佛法。 这就是古印度，但是，佛教绝对不是一味的逆来顺受。佛教讲“忍辱度”，那是说：我可以制服你，但我不伤害你，我忍，感化你。 而我们的“忍”是什么？是我现在打不过，我忍一时，等我强大了，我要你百倍奉还。 佛教的忍不同于世间的“忍”，但是，佛教绝对不是不会用强。相反，你如果真的了解佛教，你会在典籍中看到无与伦比的强横。 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前世作为护法王，与外道征战，骁勇无比，杀敌无数，大比丘僧为他说法，他不但没有罪业，反而心开意解，获得大自在。 佛教认为，什么样的战争可以进行？正义的战争。什么是佛教正义的战争？佛经说，当外敌入侵，人民遭受罹难，国君奋起神威，起悲悯心，发兵抗暴，令百姓安居就是正义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但没有罪业反而有无边福报。 其实，菩萨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战争，只不过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可看到的，他们时刻都在与诸魔共战，直到将其彻底击溃。那时候佛陀还会褒奖大菩萨们。 在中国，佛教的反抗精神更是得到无与伦比的体现，比如少林僧兵。 所以，不要杞人忧天的认为佛教流行的地方就会懦弱，不争，落后，不是那样的。真正的佛法流传的地方，那里的人民质朴刚毅，心中充满了活力和凝聚力，他们可以为了佛法献身，更可以为了众生舍生忘死，义无反顾。这种力量和精神是外道和敌人不敢正视的，在正气充盈的正法面前，外敌就如豺狼看到了狮子，他们连进攻的勇气都不会有的。 佛教之所以不愿意过多的提到这些是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充满了杀戮和争斗，佛教不愿意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以免令人们误认为“杀戮可以解决问题”，佛陀说：他在这个世上以善攻恶，拔济众苦，是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悲剧。 当人人多一份爱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更美好，当爱心在这个世界消亡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就彻底要完蛋了。———以上摘自《佛陀，在你身边》部分内容。仅供论文材料写作参考，不全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