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坠子毕业论文题目

新野网讯 河南省新野县王集乡地方不大，“怪人”不少。当地小有名气者当数农民“学者”梁尚端、“一人说唱团”团长符光录和独臂“土记者”张存恩。这些新型农民“文化人”，由于思维方式、精神追求和生活习惯与众不同，因此，人们总认为他们“怪怪的”。要知怪在哪里，听我一一道来。 梁尚端：理论书痴成“学者” 提起“学者”，人们会想到高等学府和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然而，曹集村农民梁尚端，所被人们称为“农民学者”。这个嗜好钻研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年汉子，在理论学习的山路上攀援了十八年！他的事迹被多家新闻媒体报道，《河南农村报》曾在一版头题介绍过他。 梁尚端的家摆设虽简朴，但书房却十分富有，自制的书柜里，桌上、床上都是书，共计藏书1000多部，其中2/3是政治、理论、哲学和历史书籍。他从小有两个爱好，一爱读书，二爱吹唢呐。高中毕业那年，中央民族学院来河南招生。他考试成绩出色，应在录取之列。但招生人员笔下之误，把梁尚端写成了梁尚瑞，半字之差竟使他名落孙山。因为学校录取的是梁尚瑞而不是梁尚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求学不成，志气犹存：“我不要瑞字的‘金玉之命’，偏要用端字的立身之本！”于是，便立志读书自学。改革开放以来，他把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新的追求，探索富民强国的理论之道。他从外地书店找到了《李大钊全集》、《普列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等十几种书。并三赴郑州，两上北京，专程买书。他冒昧来到中央党校出版社，使编辑大为感动，带他到书库买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马列著作选读》、《大趋势》、《世界经济学》、《向西方学习的探索与反思》等在县城买不到的书，梁尚端如获至宝，扛着一箱子书本回了家。 梁尚端藏书入了迷。为买书，他到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为找书，他到过县城机关、学校，把别人束之高阁的理论书刊求到手；为“抢书”，他到过废品收购部和造纸厂，从废纸堆中抢救理论书刊，并愿出高价买走。保管员怀疑他有精神病，摆摆手让他把书抱走算了。 千金散尽为藏书。经过多年的积累，梁尚端越来越富有了。他既有《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陈云文稿》、《邓小平文选》，又有《圣西门选集》、黑格尔《小逻辑》、《论空想社会主义》，既有《社会主义大辞典》、《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辞典》等工具书，又有帮助阅读理论书籍的《辞海》、《说文解字》和《二十五史》；既有年代久远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又有新近出版的《求是》、《社会主义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杂志。他为买书、找书花费三万多元，耽误了许多农活，家里没添置一件象样家具，更不说彩电和冰箱了。村里人很难理解他的精神追求。有人说，一个乡下人，不安心挣钱养家，学什么马列著作哩！还有人说，梁尚端放着钱不买吃买穿，却买回一屋子烂纸，只怕越折腾越穷哩！梁尚端自有主见：人生在世，只讲吃穿太庸俗，精神富有才是真正的幸福。要知道，黄金有价书无价。王集乡恐怕要数我最富足哩！ 梁尚端藏书是为了学习和钻研社会主义理论的。他认真拜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世名著，又仔细研究总设计师的鸿篇大作。他自命学习题目：什么是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商品？价值规律为何意？初级阶段的特定性是什么？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啥含意？他从《邓小平文选》和政治经济学中找答案，逐步理解这些基本概念，明白其内涵和外延。他白天出外吹唢呐，还要带着书本；晚上回到家，常常学习到深夜。夜幕笼罩的曹集村，唯独梁尚端家的书房夜夜透出明亮的灯光…… 18年来，梁尚端通读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毛选、邓选、马列著作，写下了40多万字的心得笔记。他觉得自己生活在农村，最了解农民的思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农民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农民怎样用现代意识与时代接轨？这都需要去研究。他根据自己认识和体会，先后撰写了《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再认识》、《新时期的农民为什么要读马列著作》、《口号的魅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哲学思考》等数十篇论文。他说：“当代农民，既要做一个耕耘者，又要做一个思想者，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人，应该用思想的灯光照亮自己，照亮别人！” 为了提高撰写论文的能力，梁尚端结县委党校教员为友，拜中央党校王珏、中国人民大学苗力田、北京师范学院郭寿玉等专家、教授为师，并建立了书信联系。他专门到中国人民大学，向政治系教授、《社会主义大辞典》主编高放请教有关问题。高放被这位质朴的农民所感动，鼓励他说：“你在农村环境能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实属不易。我在课堂上有时以你为例向研究生们说明应向你学习，加劲努力……。”梁尚端求得名师指点，帮助解疑释惑，澄清了很多理论难题。 经过长期积累，梁尚瑞理论功底日渐丰厚，思想日益升华。他先后在《党的生活》、《卧龙论坛》、《氵育苑》、《时代青年》、《人生与伴侣》等杂志发表了20多篇论文。他写的《一个唢呐手的理论写作梦》在中宣部、文化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亚农杯”全国农民读书征文活动中获得优秀奖。“怪人”梁尚端一下子在南阳盆地出了名。 符光录：千里单骑唱普法 符光录家住符滩村，人们说他怪，主要是他的作为与普通人迥异。你看，他虽然住着旧瓦房，看着黑白电视机，却两次贷款1万元，购买扩大机、录音机、电瓶、道具和幕布，自费办起“一个说唱团”。他的生活是游击队式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的生活很清贫，干粮、军用水壶、草珊瑚片，唱完戏常常睡地铺。然而，他的生活节奏却是紧张的。一年到头，赶场、上场、转场，装车、卸车，装台、拆台。开始是一把车厢加长的架子车，后来变成了一部农用小汽车。他一人一车，风雨兼程，从1995年走到现在，走遍了伏牛山地，桐柏山区和唐白河两岸，共演出1500多场，观众达80多万人，而银行贷款加利息已有1.4万元。你瞧，符光录不光会唱戏，这位“团长”还要编剧、导演、舞美设计、布置场景。他每到一处，常常汗都顾不得擦，就要爬高上低挂幕布、拉电线、挂灯泡、放音箱……然后，才找来清水洗把脸，躲在幕后画脸谱。他化妆虽然简单，却生动有序：先把底色化好，小伙子是浓眉大眼红脸膛，大姑娘扑上宫粉就成了白里透红的嫩脸蛋，老太太的额头上添几道纹，老汉妆只须粘上两道八字胡，演丑角就更容易了，眼窝鼻梁一团白，耳边上坠俩大爆竹，样子滑稽可笑。这些脸谱都是按顺序来的，行头、戏装也要事先按节目顺序放好。不然的话，他就无法在三两分钟内扮成新角色粉墨登场了。 你瞅，符光录虽然在乡宣传队只学过曲剧，但他为了丰富“一人说唱团”的节目内容，又学唱豫剧、宛梆、三弦书、大调曲、单口相声、评书、快板、现代歌舞。生、末、旦、丑，念、打、说、唱，都要随着卡拉OK伴奏带而变换。他演出很投入，一字一板不荒腔走调，一招一式也不马虎潦草，唱到高兴处笑声奔放，诉到伤心时泪花闪闪，凄楚的哭腔使老太太、小媳妇抹泪、擤鼻，指着他说：“人家真是演啥象啥！”你听，人们都说符光录生活与众不同：早上，乡亲们下地干活，他却跑到湍河滩上吊噪、练功、翻筋斗；半夜，家家已经黑灯瞎火，他才从外村赶回来，让睡眼忪惺的爱人嘟嘟囔囔地打开门。去年五月，爱人和他一块下地割麦，叫他回家拉架子车，他却忘得干干净净，竟坐在屋里提笔展纸写起唱词来。爱人左等右等不见他，跑回家一看，只见他正穿着背心写戏哩，嘴里还哼哼唧唧、念念有词。爱人气得抓过纸笔往门外扔，又气又恨地说：“麦头掉到地里，叫你喝西北风唱戏去！”其实，知道内情的人都说，符光录看怪不怪，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用说唱普及法律知识。他从小热爱戏曲和曲艺，但办起“一人说唱团”并专门宣传法律知识却是1995年的事。在此之前，他唱的多是古装戏选段，现代戏清唱，没有以什么内容为主，只是让大伙儿高兴高兴就是了。这年秋天，一个孩子多的家庭，弟兄们为分家争宅基而反目为仇，妯娌仨也上前助阵，双方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村里人一时议论纷纷，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联想到平时不少乡亲法律知识欠缺，常为不赡养老人，不孝敬公婆和经济方面的生活小事大动干戈，他想用说唱的形式进行“高台教化”，让大伙儿多懂点法律。他的想法得到县司法局的赞同，聘请他担任义务法律宣传员。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准备起普法演出专场来。 从此以后，不管到哪里演出，他都1人骑自行车带着道具前往，风雨无阻。 别看只有他一人，却能配合县、乡的中心工作，结合《婚姻法》、《教育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村民自治章程》等法律法规，编写出70多个法制文艺节目，在农村巡回演出。春节前夕，他围绕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红白喜事简办等内容编排了《技术彩礼》、《王瞎子算命》；春秋时节，他配合计划生育工作排练了《超生者的悲剧》、《多子泪》；三夏生产来临，他演出了《联合收割机下麦田》、《喜售爱国粮》；冬季农田建设，他编写了《工地上的婚礼》、《志万捐款8 万修水闸》；在县乡评选文明村、小康户、五好户、守法户活动中，他巡回演出了《挂牌记》、《家华致富帮大家》，使群众在娱乐之中受到法制教育。 在演出中，符光录严格遵守村民财务制度，不受吃请，去哪里演出大多是一碗面条，有时就在幕后吃，有时晚饭啃口馍，喝点儿开水。为了不给村干部找麻烦，他自带行李，睡在村委会办公室地上或办公桌上，有时他看到村民农活忙，就帮他们掰玉米、收棉花，乡亲们都把符光录当成自己人，有的还交上了朋友。王集村农民耿文启说：符光录说的那段《三妯娌谁养爹》和小品《深夜回家的人》使俺村的年轻人受到了启发，现在村里有了好风气，谁要是对老人不好，走到人前矮三分，偷鸡摸狗的事也没有了，今年俺村还被县里评为治安村哩。 15年来，符光录在南阳市农村巡回演出1450余场，观众达80万人次。他在巡回演出的同时，运用法律知识化解各种矛盾纠纷88起，平息17起集体上访事件，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赞誉。他多次被县、市评为“双文明先进工作者”、“法制宣传先进工作者”，1998年12月，符光录被评为“河南省十杰民间艺术表演家”，1999年当选为南阳市人大代表。去年6月，他还在省城郑州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在河南省豫剧三团演练厅舞台上，表演了单口相声《三妯娌养爹》、竹板书《3个儿子谁管妈》、新故事演讲《孩子该是谁家的》等8个法制文艺节目，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出，赢得了艺术家和观众的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被誉为“河南坠子皇后”的76岁艺术家赵静，在工作人员的挽扶下，走向舞台向符光录献花。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善璞、杨华瑞、魏云、高洁、孙建中等登台向符光录祝贺演出成功。把“怪人”符光录感动得热泪盈眶。张存恩：独臂撰稿写人生谁能想到，石头庙村残疾青年张存恩不久以前竟收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来电，通知他的报告文学《我带爸爸去打工》已被改编成电视剧并将搬上荧屏。这位“土记者”仔细地看着左手上的电报，眼睛不由得模糊起来。1983年6月麦收季节，14岁的张存恩帮助父母在麦场上打麦。 一个暮色四合的傍晚，劳累了一天的小存恩拖着麦捆往脱粒机里送，脑子一迷糊，被脱粒机紧紧地咬住了右臂。随着小存恩的一声惨叫，无情的机器搅碎了他的右臂，也搅碎了他的梦想和父母的希望…… 一个月后，小存恩出院了。父母望着儿子光秃秃的右肩，不禁黯然泪下：“娃子以后要成废人啦！”遭受了沉重灾难的小存恩仍然稚气未退，他望着父母们的愁眉苦脸，把头一扬说：“爹，妈，别难过，我右手没有了，还有左手。我要用左手写字，我还要继续上学。” 就在这年夏天，他不顾三伏酷暑和右肩的疼痛，白天在湍河岸边的柳荫下，夜晚在家中如豆的灯光里，开始一竖一横地练习用左手写字。开始怎么也不习惯，常常别扭得出一身汗。妈妈就坐在他身边，拿手巾为他擦汗，打蒲扇驱赶蚊虫。她心疼地对儿子说：“娃子，别赶恁紧，日子还长着哩！”存恩说：“眼看就要开学了，我要在开学前学会用左手写字！”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张存恩左手写的字一点也不比右手差，他背起书包走进了中学校门。命运多舛。1989年，残酷的七月流火烧毁了张存恩的大学梦，他又回到了石头庙。他不愿得到那些假意的怜悯，更不愿看到他人轻鄙的眼光，倔犟的性格使他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决心用独臂帮助父母过上好日子。他不管干活、劳动、骑自行车，都要做出正常人的姿态。但他毕竟少了一条右臂，体力劳动总是力不从心。他的心灵在颤抖，在呐喊：“我真的残疾了吗？我真的成了社会的包袱了吗？不！我要与生命抗争，我干不成体力活，就用脑力劳动，我要用左手拿起笔，写出自己的新生活！”从此，一桌、一椅、一灯、一笔、一本、一床伴随着他单调而枯燥的写作生活。他白天出外采访，夜里坐下写稿，由于单臂的限制，他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尽量少麻烦父母。他尽量少吃少喝，免得解手不便，衣服也穿简单的，裤带用松紧带，上衣少缀钮扣。写作时，他往往是先打腹稿，先不急于写字，一篇稿子往往在静坐或散步中孕育成熟，然后才付诸笔端，一气呵成。他那厚厚的笔记本里，许多底稿都是很少改动的“一遍净”。流利的钢笔字，潇潇洒洒的语言，精彩的文笔跃然纸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抄稿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每小时可以工工整整地抄上一千七八百字。1994年，他的处女作《咱是乡下人》在《农民日报》以醒目的标题予以发表，他捧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更加坚定了写作的决心。这一年，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通讯、报告文学、散文、诗歌30余篇。张存恩毕竟不是拿着薪水的专业记者，除了晚上爬格子外，和普通家庭一样，开门就会遇到“七件事”的困扰。1995年，他为了摆脱家庭经济拮据的困境，不顾身体残疾，随着打工队伍到了广东虎门。他想在这里挣一笔钱，回乡后盖上三间卧砖到顶的青瓦房。但是，由于身体的缺陷，他在广东无法呆下去，只好带着从南方采访到的打工印象回到了家乡。第二天，他就坐在自家低矮的房子里，写出了第一部以打工仔为主人公的纪实文学《南方不认识我》，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打工仔的艰辛。接着《吃软饭的年青人》、《住在南方破烂厂的女人》、《想起香子》等通讯也相继问世。这些作品全都围绕着打工仔的生活实际，以纪实的手法写出了不同人物的遭遇，写出了打工阶层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心理素质、伦理道德和法制观念，深入探讨了在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处世哲学。他的作品在不少报刊杂志的编辑部里引起了重视和关注。《今日女报》、《人生伴侣》、《当代青年》、《女友》等报刊的约稿函接连不断，读者来信也纷至沓来，他的采写热情进一步升腾，平均每月两篇新作品见诸报端，1997年以来，他已发表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120多篇，共计70多万字。 由于身体残缺，也为了节省采访时间，张存恩尽量用书信采访和电话采访等形式，与南方打工友们保持着联系。他在家中安装了长途电话，与他们谈心交心，充实自己的“资料库”。他一年数次往返于广州至新野之间，和许多打工仔们交上了朋友。打工仔们也把他视为知己，回家探亲时总要找他谈谈心。他应朋友之约，多次踏上南下的列车，穿梭于虎门、深圳、汕头、东莞、厦门等地，和“三教九流”的人广泛接触。每一次都要记下数万字的采访笔记，为他的写作引来了源头活水。他感到打工仔可写的东西太多了，一回到家就夜以继日拼命写作，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按他的话说：“不把生活积累渲泄出来，总觉得心里憋得难受，也对不起打工仔对我的信任。”许多杂志报刊对张存恩真实的生活积累和娴熟的写作手法很赏识，《知音》杂志社以千字千元的优厚稿酬特约他的稿件。《当代青年》杂志社编辑贾少勋来信说，如果每期《打工两字好辛苦》专栏没有张存恩的作品，就觉得十分遗憾，他特邀张存恩到编辑部一谈。贾少勋以为张存恩一定是个打工多年、身体健壮的中年人，但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面目清秀、身体削瘦，右袖空荡荡的年青人。贾编辑的眼睛湿润了，他从心底里折服这位左手写人生的独臂青年！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改编张存恩的作品《我带爸爸去打工》，其间饱蘸了他的心酸痛楚。1998年，张存恩在广东东莞市遇到了同乡徐晴。她只身一人在东莞一家鞋厂打工。徐晴咬着牙熬过了每天十多小时的劳作，由计件工、领班一直干到科长。凭着过硬的技术和坚强的性格，在全厂崭露头脚。而在家乡的父亲由于做生意亏本，背了3万余元的债务。于是，徐晴把父亲带到了广州打工。 但是年近半百的父亲由于年龄过大，找工作遇到了许多冷遇。经过徐晴四处奔波，终于让父亲在一家工厂当了门卫。徐晴的“打工爹”深知这碗饭来之不易，他恪守职责，铁面无私，从门卫一直干到保卫科长，并成为厂里的先进个人。父女俩双双登上光荣榜，在打工生涯中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徐晴与生活的抗争精神震撼了张存恩的心灵，他奋笔疾书，写出了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我带爸爸去打工》，很快在《知音》杂志上发表。远在京城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编剧独具慧眼，将此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于是，“怪人”张存恩的名字就出现在影视界了。写到这里，我们应该为梁尚端、符光录、张存恩三人正名了，他们看怪不怪，应该是新野王集“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