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旅游文化差异毕业论文

旅游 文化 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由专业人员挖掘或设计出来,满足旅游者特定需要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产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旅游文化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OBOR战略的实施，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 教育 改革的契机，是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的途径与 方法 。

关键词：旅游文化;特征

现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旅游文化的繁荣，“一带一路”(以下简称为“OBOR”)是21世纪初中国为了实现“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而提出的战略构想。随着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OBOR战略开始付诸行动。OBOR分为陆路与海路。陆路从西安向西，横穿西亚抵达欧洲荷兰的鹿特丹。海路从长三角、珠三角沿东南亚向西，经非洲过黑海最后抵达欧洲的鹿特丹。因此，新世纪下的OBOR一端为日益崛起的中华经济圈，另一端连接着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共同体———欧州联盟，中间是经济潜力巨大的西亚、东南亚和非洲。在OBOR战略构想下，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对话，必将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研究OBOR战略下的旅游文化特征，对促进旅游、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OBOR背景下旅游文化特征研究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合作重点中明确指出“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因此，OBOR战略沿线必将呈现出人类古代文明繁荣的鲜活再现、为欣赏旖旎风光的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线路游、沿线OBOR友好城市互办旅游推广活动游、体育活动交流观光、参与、体验游和“新海上丝绸之路游轮游”等5大特征，相应的文化也呈现出这五大特征。

1.1人类古文明的鲜活再现

丝绸之路是跨越文明、贯穿古今的古代经济发展之路，对丝绸之路的重游是对人类古文明的探索与考察，具有旅游和文化挖掘发现的双重意义。2014年，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三国联合递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将丝绸之路沿线的人类古文明推向新的历史舞台。透过OBOR，不仅可以探索考察中国自秦、汉至清的灿烂文明与文化，而且还可以探索考察西亚、中亚、欧洲诸国的文明发展史，对比中外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差异。

1.1.1博大丰富的汉前文明

OBOR的陆路起点西安，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其历史变迁是华夏文明发展的缩影。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出的旅游圈，能充分体现中华古文明。西安早在汉朝以前就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曾是周、秦的都城，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将人们带回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秦始皇兵马俑则展现出了大秦帝国的强盛国力。对OBOR起点城市的考察，人们可以领略汉前中华文字的形成变化、陶器制作工艺、古建筑的特征、古代天文体系、别树一帜的中国数学及丝绸文化等等。

1.1.2影响深远的汉文化

汉代是中华历史上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从汉代建立到灭亡的四百多年间，汉代王朝与古罗马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大帝国，汉王朝雄踞东方，开拓了OBOR的丝绸之路，开辟了东西经济文化技术交流的走廊。而且在汉代，西南丝绸之路也在这个时期开辟，从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到缅甸、印度，将汉朝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东南亚。因此，汉代是OBOR战略的起始朝代，考察旅游OBOR的内涵与文化功能在于探索和考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汉代文化。其中著名的建筑文化，有著名诗歌“秦时明月汉时关”为证，可见汉代的建筑科技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还有史学瑰宝的《史记》和《汉书》;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如今在成都、西安、安徽宏村、浙江等地还保留着这种比较原始的造纸术，对人们了解汉代科技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汉代的《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以及地震仪等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深入了解和考察探索汉代文化，对OBOR旅游品质的提升、内涵建设、转型升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1.3辉煌的隋唐文化

隋唐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以强大国力为依托，以蓬勃发展的世俗文化为主体，表现出了内容丰富、思想兼容、形式多样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大量汲取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多的表现出对外文化的输入输出，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其中丝绸之路OBOR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和平台作用。辉煌的隋唐文化繁荣发展的原因之一便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畅通和频繁。考察OBOR线路，不少历史遗迹和名胜景点都是对唐朝文化的重新认知。就科技而言，隋唐发明了火药，将印刷术发展到雕版印刷，代表作有《金刚经》，建造了辉煌的长安城和赵州桥。唐朝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历史时期诗人辈出，影响深远，如初唐的陈子昂、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李白、杜甫，田园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边塞诗人高适，晚唐诗人杜牧和李商隐等。OBOR线路考察诗人的出生地、作品等，对认识和发扬古代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提升了OBOR区域旅游的品质与内涵。位于OBOR线路上的文化旅游景点众多，其中有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集绘画、书法、乐舞于一体，有很高的旅游、考察、研究价值。辉煌的隋唐文化促进了亚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而隋唐文明遗留至今，保留完好的大多分布在OBOR，因此对OBOR旅游线路的开发，是中国旅游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的新领域。

1.1.4鼎盛的宋朝文化

宋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品质旅游和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宋朝时期，文学、科学、理学、史学等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宋代有大文豪苏轼，还有著名女词人李清照， 散文 家范仲淹等。宋代的四大书法家，对中华后世影响深远。宋代还有无数的著名画家，最能代表中 国画 最高艺术水平的就是宋代 山水画 的博大意境，如今被制作成3D技术重现的《 清明 上河图》等。此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学，陶瓷窑为代表的手工业，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南北宋时期文化的OBOR综合规划，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提升途径。

1.1.5文学艺术空前的元、明文化

元、明是中国疆域广阔、国力强盛的时代。元朝进行了大一统，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融合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发展，各民族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特别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研究考察元代文化，对当今国家发展战略乃至世界和平共处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重回元朝时代的OBOR线路，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明继承元代文化，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呈现出平民化与世俗化。在文学方面，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均在明朝完成。在明朝，宗教方面，天主教传入中国，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萌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在OBOR的南线，明朝文化深远的影响着东南亚和南亚。随着丝绸文化的不断影响，中国的庭院建筑随之传入西方。

1.1.6历史巨变中的清代文化

中华民族领先世界文明几千年，而到了清代，由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自大，直接导致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未能影响中国，从而使中国沦为后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为了防止明朝复辟，清关闭了南方的泉州、宁波等重要港口，在北方驻扎重兵，严重影响了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与科技的交流。清代前期国力强盛，国内安定，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戏剧和绘画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清代后期逐步落后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反封建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和特征。1.1.7神秘的中西亚文化中西亚位于亚非欧三洲的交界地带，素有“五海三洲”之名，是OBOR的重要枢纽和中间连接点，承担着连接亚洲中华经济圈和欧盟两大经济体的作用。中西亚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但富有石油资源。中西亚还是人类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有辉煌灿烂的古巴比伦，是伊斯兰教、__和犹太教的发源地。研究考察OBOR线路，不仅可以考察探索文明古国中国，还能接触神秘的中西亚文化，最后抵达体验欧洲的近代文明，因此，OBOR是一条古今文明的文化之旅。

1.2OBOR精品线路文化兴起

OBOR大战略下，国内旅游将此作为旅游转型升级发展的契机和平台，各地纷纷以OBOR为依托，出台《XXX旅游总体规划纲要》，形成精品线路游，并以精品线路为平台，提升精品线路文化。精品线路将极大的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促进文化的交流。随着三部委联合推出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颁布，建设精品线路的步伐在加快。OBOR是世界最精华的旅游资源带，汇集了世界4/5的文明，古代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古罗马均被OBOR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向世人展示人类古文明的历史及进程。据新华网报道，国家旅游局将2015年确定为“OBOR旅游年”，推动了国际旅游的发展。北方线路上，甘肃出台《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纲要》，计划至2020年建成20个游客容量为300万人次的大景区，形成华夏寻根线、黄河风情线、民族风情线、中医药养生线、红色旅游线等主题精品品牌线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靠OBOR战略体系，着眼于优越的旅游资源和天然的区位优势，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和非洲开放的最前沿，把丝绸之路做成品牌，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旅游概念。此外，湖北、湖南、四川、重庆、陕西、浙江、海南、福建等地均以OBOR发展战略为契机，加快把OBOR线路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开拓旅游文化发展新境界。

1.3OBOR沿线城市文化交流频繁

OBOR战略体系下，国内城市之间，国际城市之间，OBOR线路带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宽广深入。OBOR战略前提下，形成全新的四大城市文化交流线路体系：

1.3.1西北方向的新亚欧陆桥城市文化交流

从西安经兰州，通过乌鲁木齐 出国 境线，连接哈萨克及其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国家。乌鲁木齐将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成为丝绸之路城市文化交流的核心城市。西北方向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内容广泛，涵盖教育、城市交通、宗教信仰、城市文化等，有利于促进城市、区域的共同繁荣。

1.3.2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城市文化交流

以福建大中城市为核心区，通过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峡西岸等地区的港口、滨海地带和岛屿共同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等沿岸国家或地区。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了中国最有活力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连接了日本、韩国等许多大中城市，对东亚的稳定和促进东亚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了解和合作有着重要作用。

1.3.3西南方向的中国-南亚-西亚城市文化交流

从成都、重庆经云南、广西连接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城市，促进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1.3.4东北方向的中蒙俄城市文化交流

从东三省向东连接绥芬河、海参崴出海口，向西连接俄罗斯赤塔，通过老亚欧大陆桥抵达欧洲。目前，东北方向已开通“津满欧”、“苏满欧”、“粤满欧”、“沈满欧”等“中俄欧”铁路国际货运班列，并基本实现常态化运营。随着OBOR线路高铁的建设运营，东北方向的经济带将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城市间的文化交流、文化推广将出现繁荣鼎盛的新局面。

1.4体育活动文化交流

体育活动文化交流对促进国家之间、城市之间、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文化交流有着重要作用。20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就曾经以“小球撬动了大球”，通过兵乓球的比赛展开了对美国的外交。如今的国际化体育赛事如NBA、F1、奥运会、洲际运动会、 足球 等，都是国家和民族展示各自文化的平台。OBOR战略体系下，体育活动文化交流是文化交流的先行者，通过开展体育活动文化交流，加深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了解，对实现区域和平稳定共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5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起始于秦代，繁荣于隋唐，鼎盛于明代，以广州为起点，连接日本及东南亚诸国，其中最为著名的郑和下西洋。2013年，国家主席提出了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从而拉开了建设新的贸易与文化交流通道的序幕。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既包括古代文明的交流，也包括现代文明的交流。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对区域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区域一体化、区域繁荣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并与亚投行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两大战略举措。

2OBOR旅游文化新内涵及其发展趋势

OBOR战略体系下，随着高铁的建设发展、亚投行的建设运行，OBOR旅游承载着传播古代文明，发扬人类文明，建设现代文明的重任。在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体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文化。OBOR集中了世界4/5的文明，新OBOR旅游呈现出旅游文化互补、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平衡发展、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文化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等新内涵与发展趋势。

2.1国内国际旅游文化互补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华。目前，旅游文化已经趋于大众化，对旅游文化的研究也进入瓶颈阶段[1]。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旅游文化的单一和旅游文化的互补性不强。实际上，旅游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体现，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2]。旅游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旅游目的地对旅游兴趣产品、服务的开发、再生产及营销;(二)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特征、体验模式及行为。就这两点而言，只有旅游文化互补，旅游文化才能发展。OBOR线路涉及众多的城市和全世界主要的人类文明和现代文化，因此，出现极强的旅游文化互补，能更好地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

2.2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蓬勃发展。随着国内外旅游的发展，对外文化输出趋势明显，而对内文化输入、吸收、演变的趋势缓慢，这就呈现出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国内很多景区接待的游客多为境内游客，境外游客较少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出境游方面，出境游甚至超过了经济发展增速[3]，远远高于入境游，不仅产生了国际旅游的不平衡发展，也导致了国际旅游文化失衡现象。OBOR战略下，境内境外旅游有机结合，成为系统旅游下的两个有机部分，这两部分各有特色，但又高度统一在OBOR下，因此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成为OBOR旅游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将出现均衡发展的态势。

2.3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

OBOR是贯穿古今文明的线路，将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辉煌灿烂，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5000年的文明中，天文、算术、教育、哲学、科技、学制等，都有着历史意义，与现代文明一起，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2.4文化发展推动社会发展

OBOR战略体系的目的在于促进沿线沿路城市和区域的共同发展，用文化的发展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新的文化带来新的旅游消费观念，人们在日益国际化的旅游文化中，逐步提高公民意识，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在旅游活动中帮助他人、自觉排队、低碳出行等行为，影响和推动交际文化的发展。为适应OBOR战略体系的发展，教育、外交、建筑、交通等也融合了国际文化内容，这些新的内涵特征一起推动社会的发展，为共同富裕和区域发展创造条件。

3启示

对OBOR旅游文化特征及新特征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些启示：

3.1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

OBOR是实现区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必须加强国际间的战略合作，相应的，在文化上也要加强国家间、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依托亚洲，促进亚非欧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目前，中国已同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科威特等多个国家签署了同OBOR建设相关的合作协议，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OBOR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随着OBOR建设中的互通互联，泛亚洲高铁网的建设，国际间的战略合作将进步一步加强，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发展主题。

3.2充分利用亚投行的战略平台，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

亚投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简称，缩写为AIIB，总部设在北京，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是OBOR支撑的经济战略平台，能为“丝绸之路”基金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应充分利用亚投行的战略平台，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加快中华文明文化的输出。截止2015年4月，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埃及、瑞典等国先后已同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员国已达57个，大多数是OBOR战略体系下国家，这不仅为OBOR产业合作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基础，还有利于OBOR战略体系下旅游文化的健康发展。应充分利用亚投行的经济战略平台，为旅游提供一体化支付等提供经济便利，在此基础上，尽快完善一体化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3.3加快落实国家旅游局的全局战略规划行动

2015年，国家旅游局从全局出发，制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发展战略规划》，该规划在组织专家进行3轮讨论后，形成定稿，包括实施重点行动等内容。OBOR核心城市和区域早在OBOR战略提出后，已经做出OBOR的发展布局，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旅游节庆、旅游营销大幅增多。因此，各地加快落实国家旅游局的全局战略规划，有利于国内旅游的健康发展和旅游升级，促进出境入境旅游的平衡发展。

3.4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

随着OBOR战略的实施，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改革的契机，是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的途径与方法。培养能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的旅游者的专门人才，不仅要求具有很好的处理旅游行业的专业综合知识，包括接机、酒店入住、报关、旅游景点导游等素质，而且要求具有很好的一门或者几门外语能力。在此基础上，培养能冷静面对各种问题，灵活机智的解决风俗文化问题，友好周到有耐心的处理导游过程问题等多方面能力素质，是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诉求。

参考文献

1、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徐菊凤旅游学刊2005-07-18

2、神仙世界与泰山文化旅游城的形象策划(CI)陈传康，王新军旅游学刊1996-01-18

摘要：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处理好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促进旅游业与世界接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趋势发展。

关键词：旅游文化;现代旅游经济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冲击。中国的旅游业要想与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相适应，就要创设一条现代旅游经济的道路，将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内在关系处理好，促进旅游业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一、文化与旅游

1、旅游与文化的本质联系。

旅游与文化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所谓的旅游，就是人类文明活动的本质特征。而文化在广义上是指人们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只有在物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后，才能在心理、情感等各个方面得到更深一步的发展，从而创造出丰富的精神文化。文化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精神性的文化，这也是文化的内在本质。人类旅游就是通过拓展生存空间这种形式，设法促进自身的精神发展，用文化精神来武装自己。旅游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指人的移动，通常是指旅游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就是一种求知与审美，逐步开阔人类的视野，积极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从而逐步提高自己的精神追求。旅游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与感悟。这种活动从广义上来讲，即是一种旅游文化的消费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创造过程。人类在欣赏大自然景观的过程中，将会逐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以及审美能力，这就需要人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发现大自然神秘的生命气息与运动规律。旅游文化是人类对美学的发现与概括，以及对艺术哲学的思考。因此，旅游文化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从这种人文角度而言，旅游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性的文化活动。

2、文化是旅游业的内在灵魂。

旅游业现已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第三产业，这主要是因为旅游业的产生与发展，从古至今都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旅游业始终都是以文化为载体的，是在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产业。旅游资源可以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人文景观就是指文化创造出来的产物，其核心内容就是文化特色。旅游业主要是以某个国家、地区独特的文化吸引游客，以此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旅游经济是一种将文化与经济结合最为密切的活动，是通过一定的文化观念与精神需求，满足游客的观赏愿望，尤其是满足游客精神、文化上的需求。

二、旅游经济文化与旅游文化经济

当代旅游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与文化是相互整合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经营与管理，都是以文化作为基础的。只要有旅游活动在进行，就肯定会有文化因素渗透其中。旅游作为一种文化型的产业，经济与文化保持高度的一体化，这是一种必然的社会趋势。

1、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出来的形态。

旅游文化自身就具备鲜明的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综合性与多样性。旅游文化是指与旅游相关的各种文化概况，是旅游产品六大因素的统一，并从整体上构成旅游文化的产业链，同时又能够在旅游产品中显示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但旅游文化必须要适应不同的消费群体，充分体现出产品消费的多样性、广泛性。第二，服务性与经济性。旅游产品所体现出的核心要素就是服务性，优质的旅游服务，可以给游客带来精神上的满足，让游客获得美好的心理体验。同时，旅游文化也展示出自身较强的功利性，通过各种文化功能，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实现最大化的经济价值。这两种旅游文化特征，都间接表明旅游文化的形态，展示出自身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

2、旅游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

旅游文化更应该注重内在精神的建设，任何文化都涵盖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环境文化。旅游文化也是如此，这就表明精神建设在旅游文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旅游活动中的精神因素是构成旅游文化的精神文化，对旅游业起着引导与深化作用，也是旅游文化追求的最高目的。旅游本身也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的范围也非常广，这是旅游文化由自然经济文化向现代经济文化逐步过渡的趋向。因此，旅游业必须要充分结合市场经济的发展，结合国情，研究旅游文化产品的市场。同时，始终坚持旅游文化的原则，把它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化工程，带动相关的经济发展，并把旅游文化建设落实到实处，增加人力、物力的支出，逐步完善旅游文化产业的内容，丰富旅游文化的精神内涵，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

结语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处理好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促进旅游业与世界接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趋势发展。

参考文献

1、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结构框架刘赵平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2-01

2、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张海燕;王忠云;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04-20186 有关旅游文化毕业论文相关 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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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L.Perelomov和A.Martynov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建议还是写写中日现在时下的问题@@这个还是分析下~~怎么可以断掉日本后路的比较实在！！！都说文化范围太广了·~写这个有点吧~~~太有料了~~~从双边贸易！！还有各方利弊~~还有双方的国力~~还有双方的形势~~大把的可写的~~~写着自己都爽~~~正反举例！！不错吧~~~孩子1！！就写这个了！！！多爱爱自己虽然还不够强大·~但是比那小虫要好很多的母亲~~~~在不好都是自己的国家对不啦·~~~孩子！！！靠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