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杂志

双的意思为：两个（多为对称的，跟“单”相对）；用于成对的东西；偶数的（二、四、六、八等，跟“单”相对）；加倍的；姓。

古籍释义：

【戌集中】【部】双·廉熙笔画：18。部外笔画：10。

《唐韵》所江切。《集韵》《韵会》疏江切，并音羹。《说文》：住二枚也。从维，又持之。《后汉·王乔传》：有双凫，从东南飞来。

又《玉篇》：两也。《仪礼·聘礼》：凡献执一双。

又《玉篇》：偶也。《诗齐风》：冠绥双止。笺：五人为奇，而襄公往从而双之。

又兽名。《山海经》：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三青兽相并，名双双。注：郭璞曰：言体合为一也。公羊传所云双双而俱至者，盖谓此也。吴任臣云：兽经曰：文文善呼，双双善行。《骄志》云：双双合体，量假足。《麟书》曰：双双俱来，孟极是覆。

又鸟名。《公羊传·宣五年》：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疏：旧说云：双双之鸟，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随便而偶，常不离散，故以喻焉。按《公羊传》疏与《山海经》注异。

又《正字通》：温庭筠诗：招客先开四十双。王拿州注云：双，五亩也。四十双，二百亩也。或曰唐书南诏传：官给田，四双为二百亩。

又《云南杂志》：俗耕田，三人使二牛，前牵，中压，後驱，一日为一双。

又陶九成《辍耕录》谓一双为四亩。佛地以二亩为一双，盖各从其方俗而名之，非有成数也。

又姓。《正字通》：南北朝孝子双泰贞。

又《集韵》朔降切。音凉。偶也。

又叶所终反。谢惠连《七夕》诗：弄杼不成藻，耸善骛前踪。昔离秋已两，今聚夕无双。

原名潘文珊，号巢南子，又号是汉。越南中圻（今中部）宜安省南坛县人，1867年12月（农历）出生于乡学教师家庭。父亲潘文谱，是一位宿儒。潘佩珠6岁随父读书。13岁随名儒阮乔深造。18岁开始教书生涯。34岁应宜安乡试，考中解元（第一名）。潘佩珠出生时，法国已侵占越南南圻（今南部）6省。他父亲是一位忧心国事的爱国者，经常在家中同爱国人士议论时事，使潘佩珠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童年时代，他好扮“平西”（反法）爱国游戏，青年时代，他更富有反抗精神。1882年，当他得悉法国侵占北圻（今北部）时，便连夜写出《平西收北檄文》，愤怒声讨侵略者。1885年，他聚集100多名同学，组成“学生军”，响应“勤王运动”。1886年，他写出《双戌录》热情歌颂宜安、河静军民抵抗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1888—1897年，在家乡教书期间，他常同“勤王”余党、绿林豪杰秘密往来；同时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发愤读书。10余年间，他认真研读过《孙子兵法》、《武侯心书》、《兵家秘诀》等兵书。后来，他更细心研读过《中东战纪》、《普法战纪》、《中国魂》、《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全集》和《新民丛报》等从中国传入越南的新书报刊，接受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首领梁启超的变法维新的理论和政纲。但他不同意梁启超的“和平革命”思想，自始至终都认为必须武装“暴动”，“驱逐法贼”。1900年底，他同邓蔡珅等拟订三项活动计划：联络“勤王”余党、绿林豪杰，“倡议起兵”，准备“暴动”；在皇族中“扶立盟主”，秘密联络“诸路有力者”和“南北诸忠义之士”同时大举；如有必要，则“出洋求援”。1903年，他以就读国子监为名来到京城顺化，在官吏和士大夫中寻求革命力量。当时，在职官吏,尤其是士大夫，虽受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发生了新旧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但许多人仍保留着传统的封建旧文化、旧思想的心理状态。针对这种时弊，他写出了《琉球血泪新书》，陈述亡国惨状，提出救亡图存办法，呼吁在职官吏和士大夫起来革命。书出后，在社会上层只有阮朝开国之君嘉隆皇帝的后裔畿外侯阮疆柢、南定省督学阮尚贤等少数人表示赞成；但在一般人士中却发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结识潘周桢、陈季珨、黄叔抗等许多爱国人士的媒介。不久，他结识了旧“勤王”党骨干阮诚，并在皇族中找到了阮疆柢。阮诚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同邓蔡珅成了潘佩珠的左右手，领导核心成员。1904年5月，潘佩珠与阮疆柢、邓蔡珅、阮诚等20余人在阮诚家里开会，成立革命组织（1906年定名为维新会）。会上推举阮疆柢为会主，决定：“广招党员，厚集党费”； 在“最近时期，筹定各种材料”；出国“求援”，由潘佩珠负责。1905年2月，潘佩珠东渡日本求援。当时，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是“黄种新进国”，“往以利害劝之，彼必乐为我助”。于是决定向日本购买武器；举行武装起义时，请日本出兵援助。抵日后他与梁启超会晤，就如何“驱逐法贼，恢复越南”问题同梁讨论过多次。在谈到请日本出兵援助时，梁说：“此策恐非善，日兵入境决无能驱之使出之理，是欲图存而益以促其亡也。”梁劝他从宣传入手，多写文章，向全世界揭露法国在越南的黑暗统治,以争取世人的声援。同时，还劝他号召青年出国留学，培养人材，以振民气，开民智，积蓄力量。听了梁的这些意见后，他感到“脑界眼界为之豁然”。在日本时，潘佩珠先后写出《越南亡国史》、《劝国民资助游学文》、《敬告全国父老书》，号召人们确跃参加革命，参加游学。这些作品在国内广泛流传，掀起了越南近代史上有名的“东游运动”。他参照梁的意见，将留日学生安排在振武学堂和东亚同文书院学习军事、政治。1907年10月，留日学生成立越南公宪会，由阮疆柢任会长，潘佩珠任总理，专门料理留学生的事务。到1908年6月，留日学生已达200余人，第一批学生已从振武学堂毕业。潘佩珠在接受梁启超帮助的同时，也同中国革命党人接触，他拜会了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在横滨致和堂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笔谈。孙中山知道他受梁启超的影响，主张君主立宪，便向他阐明君主立宪的虚伪性和落后性，主张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时并进，通过民主革命，彻底铲除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他对孙中山十分崇敬，承认民主共和政体是进步的、革命的，但根据越南的国情，还不能立即实行这个制度。同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后，潘佩珠又同黄兴、章炳麟等中国革命党人交往。在东京的云南留学生办起《云南杂志》后,聘请他任编委，主持社论栏。于是，他借《云南杂志》之便，发表了《海外血书》、《哀越吊滇》等文，对宣传爱国、仇恨敌人，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了贡献，受到中国革命党人的称赞。这时，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他认识到东亚各国被压迫民族有联合起来反帝的必要与可能。1908年他以越南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中国同盟会、日本进步党以及朝鲜、印度、菲律宾革命党人之间做工作，促进了反帝同盟组织——东亚同盟会的成立。后来，他又出面同云南、广西留日学生联系，成立了滇桂越联盟会。他力图借助有组织的国际联合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先夺取民族革命的胜利，然后再进行民主革命。1906年2月，潘佩珠自日本到广州，在刘永福家里召开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商讨开展革命工作问题，决定成立越南维新会，由阮疆柢当会长。维新会的政纲是“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君主立宪国。”这个政纲，反映了地主资本家联合专政的要求，比潘佩珠原先主张的君主制前进了一步。会后，潘佩珠即回国筹划武装起义。首先，他考察了从中国两广进军越南的路线。后来，又到安世繁昌会见黄花探。通过会谈，双方达成如下秘密协议：黄花探加入维新会；维新会从各方面予黄花探以外援。他在北宁会见了中圻和北圻的领导人，了解国内革命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讨论武装组织、兵运、民运和宣传等工作计划。越南国内革命形势在发展。1908年2月至5月，在潘周桢、陈季珨、黄叔抗等发动和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中圻农民反拉夫、反课税运动。1908年6月，黄花探秘密筹划河内起义。法国殖民者看到越南革命运动在日益发展,便大肆镇压：逮捕、杀害、流放革命党人。法国还和日本相勾结，摧毁了越南革命者在日本的所有革命组织，潘佩珠、阮疆柢也被逐出境。在国内，法国殖民者向安世繁昌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年3月，潘佩珠为支援黄花探，派邓子敬、邓午生在日本买到500支步枪和弹药。可是，当他将这批武器弹药运到香港，还来不及运回国时，黄花探的队伍已经瓦解。潘佩珠决定将480支枪及弹药赠送给孙中山的同盟会。1910年9月，潘佩珠离开广州赴暹罗（今泰国）等待时机。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胜利。潘佩珠闻讯，立即撰写《联亚刍言》，指出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阐明中国、印度、菲律宾等东亚各国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起来打倒西方帝国主义的道理。不久，他与章炳麟等中国革命党人取得联系，于1912年2月来到广州。散居在日本、暹罗、中国和国内的各革命组织代表百余人也“接踵而来”。同年3月，潘佩珠在刘永福家里召开维新会代表大会。他在会上阐明自己的见解，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局面大变矣”，君主立宪政体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主张奉行民主立宪政体。邓子敬率先起来表示赞成，阮述等部分南圻代表仍寄希望于君主立宪，表示反对。于是就政体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阮述出身皇族，一贯鼓吹“忠君救国”论调。最后，大会以表决方式，通过了潘佩珠的提案。同时通过决议：取消君主立宪政纲，确立民主立宪政纲；改组越南维新会，成立越南光复会；公推阮疆柢为会长，潘佩珠为总理。光复会的政纲是：“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国。”这个政纲，反映了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对经济、政治的要求,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但不彻底，它没有提出土地问题。越南光复会成立后，制定了越南国旗，建立了越南光复军，准备武装起义。潘佩珠认为，要使起义成功，必须联合中国革命力量。1912年3月，他由广州到南京，拜会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同陆军总长黄兴举行会谈。在谈到援越问题时，黄说：这是“我辈不可辞之义务，然此时谋及尚属太早”。他劝潘先送青年来华留学，“储备人才，以俟机会”。但潘执意要立即采取暴力手段，借以掀起革命高潮。他与苏少楼、邓警亚等中国革命党人磋商，于1912年8月在广州成立援越枢纽组织——振华兴亚会，由邓警亚任会长，潘佩珠任副会长，苏少楼任总干事，其宗旨是：“振华以兴亚，而第一发放之炮声，首在越南。”之后，潘佩珠派革命党人携带手榴弹分三路潜回越南，设法处决印度支那全权总督安沛·沙罗及大越奸黄仲夫、阮维翰。1912年11月，阮海臣在南定谋刺沙罗未遂。1913年4月13日，范文壮炸死巡抚阮维翰。4月26日，阮文粹在河内旅馆炸死两名法军中校，炸伤多人。法国殖民当局以炸弹事件为借口，采取恐怖手段：逮捕成百的革命党人；杀害范文壮、阮文粹等7位革命志士；缺席宣判潘佩珠、阮疆柢死刑。1913年7月，沙罗来到广州，要求广东都督、云南军阀龙济光逮捕潘佩珠、阮疆柢,并引渡回国，龙济光秉承沙罗的旨意，于12月24日将潘佩珠逮捕。龙的捕潘，原想以引渡潘为条件换取沙罗答应他假道滇越铁路运兵回云南镇压反对派，但沙罗不肯接受，交易拖延不决，便一直将潘关在狱中。直到1917年初，龙济光被护国军击溃，亡命海南岛，潘氏才恢复了自由。潘氏出狱后，决定回国组织武装起义。1918年8月，他由杭州取道云南回国。但当他于11月到达昆明时，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他意识到大势已去，只得循原途回杭州，就任《杭州军事杂志》社编辑。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给潘佩珠带来了新的希望。1920年，他将日文《俄罗斯真相调查记》译成汉文，带着译本到北京，拜会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经蔡介绍，他同苏俄驻华大使馆进行接触，洽商过派越南青年赴苏留学问题。他对此次接触，印象甚好，便开始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1922年他回到杭州后，在《杭州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号召越南人民起来革命的文章，使长期陷于沉寂和停顿的越南爱国者的革命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1924年6月19日，青年革命家范鸿泰在广州沙面谋刺印度支那全权总督马兰，炸死法人4名，伤两人，惜未炸中马兰。潘佩珠在杭州闻讯，立即赶到广州，大批越南革命青年在范鸿泰精神的鼓舞下也纷纷抵穗。潘氏看到革命又有了希望，非常高兴。于是他一面将这些青年安排在黄埔军校学习，一面召开越南光复会代表会议,提议取消越南光复会，成立越南国民党。越南国民党成立后，他写下《越南国民党声明书》、《范鸿泰传》、《祭范鸿泰文》三个文件。在《越南国民党声明书》中，他要求“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实行共和立宪”、“组织政党自由”、“言论、集会、结社、创作、出版自由”。在《范鸿泰传》中，他要“依靠广大工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年12月，阮爱国（即胡志明)由莫斯科来到广州，多次同潘佩珠讨论国内外革命问题，建议他修改国民党党章，使它更革命化。他认为，阮爱国的建议更符合新的形势，所以很快地就接受了，准备在纪念范鸿泰牺牲一周年时，提交在广州的同志讨论。不幸，1925年5月11日，当他离开杭州准备南下广州路经上海时，被上海法租界的法国密探绑架，押解回国，软禁在顺化，直到1940年10月29日逝世。在软禁期间，他写下许多诗文，抒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激励人民赶走法国殖民者，光复国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