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研究集刊杂志社论文

这老师是哪的呀？还是大学的老师？怎么还有这样的老师啊？

这老师太牛叉了！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 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 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新丝绸之路在功能和性质上已不同于古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对中国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新表述，其实质是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开拓发展问题。这是一项对外涉及大区域安全和经济合作，对内关乎国家能源安全、边疆安全、区域平衡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西部重大产业布局的国家战略，是西部大开发国策的深化和延伸。 通过建设新丝绸之路，为中国营造一个与周边国家之间良好的政治、国防、民族环境，将会有利于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地区的经济联系更紧密，文化更互融，政治更互信，必定会有利于国家民族团结和稳定发展。 此外，还可以推进区域间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种互联互通，有利于提高区域间的合作水平，激发区域内经济增长潜力。更有利于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有利于构筑以开放促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东部再改革的新格局。 从中国的历史和丝绸之路的经验来看，面对中国第一轮改革红利的逐渐消失，开放就成为了推动中国改革的最有力的力量之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性价值链创造和分工的重大举措，是投资建设增长的最大回旋空间，同时也能倒逼中国国内改革红利的出现，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来维持中国各方面的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及中国周边经济的增长。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建设问题，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且挑战大于机遇的老课题。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其最大的特点是战略性、系统性、长远性以及合作性。如何以更加深远的眼光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去把握历史发展机遇，如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有效的举措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要素配置，是我们面临的战略性新课题。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与建设定位中，要从发展战略、产业规划、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管理水平、合作协调诸多方面去把握丝绸之路的发展机遇，要形成向西开放开发的战略姿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生产要素流通和高端要素配置中，只有赢得要素配置的话语权、主导权才能有机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建设，进而赢得发展机遇。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西汉并不是太平盛世，北方匈奴频繁南侵。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为了联合大月氏等国对抗匈奴。但这条为战争而开的通西域的道路，它的性质在不断的改变，逐渐成为了一条兼贸易和文化交流与一身的“丝绸之路”。和今天的中外交流相比，这与我国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友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从那时的丝绸之路联想现在，也许我们能够从中获益一些东西。在历史的长河中，华夏文明渊源而流长。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相继消亡，只有华夏文明没有断层,一直绵延至今，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民族。张骞出使西域为什么能够成功？除了他本人的坚持努力和与别国共同各利益之外，我想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一个民族的代表，这个民族本身具有着强大的吸附和感召力在支撑着他。在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国家的文化，人民的思想是统一的。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多元的社会，这一点上，我想多少是该借鉴的。文化的统一也就意味着思想的统一，那么这个民族的向心力在不知觉中凝聚了起来。多元化的时代，我们看到大批大批的研究生博士生出国留学，还有那么一部分拿的是国家的公费，最后，愿意回国发展的越来越少。在这里，我们就要注意到儒家文化了，想想钱学森那一代人，最优越的条件最优厚的待遇我不要，我只要我自己的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对儒家思想的冲击，在当时的情形下它固然是进步的，但是因为不够成熟所以有些偏激的对旧文化进行了全盘否定。对于五四的作用，到底是利还是弊，且不说，我们交个历史交给时间，那里会有一个相对公正的答案。我想说的是，在古代就有一个那么强大的文化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尊敬。就像是现在从小学开始普及的《弟子规》一样。.对于整个文化体制，从以前的丝路想我们现在的思路。在欧洲，早在公元前出现过两西文明，在希伯来文明中产生了基督文化，基督思想一直持续至今。在英国的每个城市，最有名的建筑往往是他们的教堂。这就是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欧洲文化。儒家思想不排除有守旧的糟粕，对于现代，我们就是吸气精华去其糟粕，让他来适应这个时代为我们多元的时代来用。在丝绸之路的作用中有这么一句：丝绸之路在古代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陆上商贸通道。它是沟通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的重要桥梁，把古代的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联系了起来，对促进东西方之间文明的交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丝路中寻找我们的思路，这里有一个文化的联系文明的交流。当今世界各国为谋求自身的经济发展，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和交通合作，因此丝绸之路也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以现代交通设施与服务为基础的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亚欧陆上经济纽带，对促进沿线各国的经贸合作、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如今看来政治意义似乎更加浓厚，而文化在政治中不比经济那么直接，也没有军事那么刚强，它是一种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