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丁玲论文范文资料

《在医院中》初次发表于《谷雨》,题目为《在医院中时》。1942年发表于重庆《文艺阵地》时更名为《在医院中》。小说因揭示了初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与环境的矛盾和冲突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小说也因此颇受争议。在1958年《文艺报》的“再批判”中它被当作“奇文”和“毒草”重新刊登出来，张光年的批评文章《莎菲女士在延安——评丁玲的〈在医院中〉》被置于该篇小说前面隆重推出。1980年代，人们为丁玲翻案，又提起了这篇小说（注：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钟山》1981年第1期。）。 小说中的主人公陆萍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儿，但我们若细细品味却能觉察到，就对人和事的感知和洞察力而言，陆萍不太像是一个20岁的不谙世事的少女。从上海的产科学校毕业后，她在伤病医院服务了一段时间，后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抗大毕业后，她本想从事政治工作，但却被分进了医院作“产婆”。她对初次见面的人在短时间内总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和把握：指导员黄守荣，“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很爱说话，衣服穿得整齐，表现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产科主任王梭华给了她很好的印象，可是她却看穿了他的虚伪：“这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子，……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得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同上，第241页）。陆萍知道如何对待他，如何与他相处：“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却乐意和这种人合作”（同上）。由此可以看出陆萍具有一种不被人的表象所迷惑而直取其本质的洞察力，并且能把个人的喜好和工作上的合作分开来对待。尤其是她对几个女性的犀利观察，更让读者难以相信陆萍只有“二十岁”，她喜欢用刻薄的语言来描画周围的女性。对抗大同学张芳子她批评得更加不留情面，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恶毒了：“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地懒惰地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什么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可是她却很少朋友。这并不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她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同上）。陆萍固然洞见了张芳子内心的软弱，但用语却过于狠毒了，张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温柔的没有主见的女孩子罢了。陆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她对周围的女性似乎都很难瞧得上：她觉得产科主任王梭华的太太“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像一个受惩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同上）；医院里自我感觉良好的两名女看护在陆萍眼里却丑陋无比，“这两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经二十六七岁的总务处长的夫人摆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制的中山装，在稀疏的黄发上束上一根处女带，自以为漂亮骄傲地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摆来摆去”（同上，第243页）。作者说“她（陆萍）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同上），然而陆萍对周围人洞悉得如此透辟，哪能称得上是“少世故”呢！在小说的另一处，她评价陆萍“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同上，第239页）。这句话也分明体现了陆萍的理性和世故。所以一开始，丁玲便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颇为矛盾的陆萍。 陆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丁玲的生活历程有很大关系。《梦珂》发表时，丁玲还是初为人妻、不谙世事的25岁少妇，但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她相继经历了丈夫被国民党枪杀、自己被国民党囚禁等诸多磨难。到延安之后艰苦的战争环境又把她磨砺成了一个成熟的中年女性。《在医院中》假借一个初来乍到的少女的眼光来叙述整个故事，实际上则可说是丁玲本人对延安认识深化之后，提炼升华自己生活感受的作品。写作《在医院中》时，丁玲36岁，她的生活体验更为丰富了，她对人和事的洞察力也变得更加敏锐了，三年多的延安生活，又使她对延安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尽管丁玲作为一个成熟较早的女作家，在早期也塑造过诸如莎菲女士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但莎菲女士的复杂性基本上体现在年轻女子对男性所玩弄的种种技巧上，而陆萍这一形象因渗透了中年丁玲的生活体验而较莎菲显得更有深度。作为延安文化界的核心人物，她一度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这也有助于她深入到延安生活的肌理中去深层地了解延安。知识分子敏感多思的天性也决定了她比平常人更易于发现生活中的矛盾与问题。《在医院中》丁玲借助陆萍这一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揭示了边区医院管理的不科学、技术的落后、医护人员的懒惰散漫。1941年后丁玲对延安的了解就更加深入了，她发现了很多问题，相继写下了《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和《三八节有感》，前者反映了延安强度甚大的政治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孩子的天真天性的发挥，后者反映了在进步的延安社会女性仍然生活在男性施加的种种压力之下。 同时，《在医院中》也反映出了丁玲到延安后感情的变化过程。初到延安，她的心情是异常愉快的。1937年7月1日她写下了《七月的延安》来歌颂对延安的喜爱崇敬之情：“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烧着／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注：《丁玲全集·七月的延安》(4)，第327页。）丁玲作为一个30年代就已成名的女作家，到延安后她一直受到重视和重用，这是她心情愉快的原因之一。她刚到保安，党中央就派她随总政治部到前方。她还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的主任。次年2月，她出任中央警备团政治部副主任。8月15日她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到前线，1938年7月才返回延安。丁玲带着兴奋喜悦的心情投入到迥异于“莎菲女士”的新生活之中。1937年8月1日在日记中她这样写道：“我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注：《丁玲全集·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5)，第48页。）但丁玲初到延安的喜悦之情并没有完全湮没一个女作家应有的敏感。尽管1939年她在《我怎样来陕北的》说过“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注：《丁玲全集·我怎样来到陕北的》(5)，第130～131页。），但我们注意到丁玲把她对生活的细腻而独到的观察放在小说中来表现了，小说成为她表达自己微妙感情的一个最好方式。短篇小说《东村事件》写于1937年5、6月间，描写发生在宗法制控制下的农村里的一场纠纷。农民陈得禄的媳妇被地主赵老爷抢去，他因男人的尊严被侮辱而壮着胆子冲到赵老爷家，但一见赵老爷，他立刻就蔫了。丁玲充分发掘了陈得禄性格的复杂性，并将之刻画得丝丝入扣。短篇小说《秋收的一天》写于1939年丁玲在延安马列学院的短暂小憩中，它没有什么情节，像一篇散文，讲述了一个知识女性在集体生产劳动中的种种细腻感受。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敏感而细腻的丁玲。这篇小说的风格很类似于她早期的一些小说，全篇几乎都是同性之间的琐屑故事与她们感情上的互通与理解。最巧合的是里面的女主人公叫“薇底”，与她早期的一篇小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1928)的女主人公的名字相同，这似乎暗含着丁玲对过去心情的留恋和对新生活的游移。在《秋收的一天》中“薇底”的心情是异常矛盾的，她一面肯定地评价自己的生活状态：“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渺小，却感到我的生存。”（注：《丁玲全集·秋收的一天》(5)，第123页。）一面却又对集体生活的热闹和别人的欢愉保持着怀疑和距离，“‘为什么大家那么兴奋而愉快呢？’她一面怀疑地问着，那些动人的场景和演说词，便像银幕一般地连续映了出来”（同上，第116页）。“薇底”不像别的同伴在劳动后就能甜甜地睡去，她常在熄灯之后思考一些问题，因而“一到四五点钟就睡不着了”（同上）。由此我们隐约感觉到了“薇底”的困惑——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丁玲延续着通过小说来表达其异于“集体”的敏锐感受和独到观察这样一个思路，在1940年写出了《在医院中》。《在医院中》中丁玲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看到了自己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 1938年后丁玲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她的心情也随之黯淡下来了。丁玲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马列学院之后，遭遇到了被孤立的尴尬。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公开在党校大会上宣布，丁玲“不是我们的同志”，党校不接受丁玲前来学习（注：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康生为什么这样说一度春风得意的丁玲？我们可以推测，负责审查干部的康生对丁玲被国民党逮捕以及和冯达同居这一段历史抱有怀疑和蔑视的态度，因此才把丁玲孤立于“同志”之外。1940年丁玲的旧伤疤又被揭开了。在这一年，新一轮“审干”已在公开状态下全面推开。中共还把“审干”与“除奸”联系起来，划定了大量的“嫌疑分子”。丁玲因为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又受到了冲击。虽然这次审干不像1943年整风时那样猛烈，但可以想象，丁玲，作为一个女性，由于自己在被捕期间与冯达同居这样的私生活而受到审查时的尴尬与痛楚。这些使丁玲感受到了延安生活的另一面，它不再是喜悦的欢歌，而是革命的严酷。写于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流露出了丁玲精神上的痛苦。《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村子里的人们对失去贞操的贞贞的冷漠和嘲笑，是“我”所鄙夷不屑的：他们的麻木、自私、冷漠使“我”失望之极。可以猜想，丁玲通过贞贞这一形象在努力传达出自己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而对村子里叙述者“我”的孤立（因“我”对贞贞的热情与赞赏）也暗示出了丁玲自己此时的落寞情绪。这篇小说透露出了丁玲由对环境和人事的不满而产生的失落和孤独的情绪，这种情绪成为她写作《在医院中》的背景。 为何把陆萍写成二十岁？还有一个原因值得分析。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里，“青年”在延安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抗战期间，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抗大里都是青年知识分子，青年问题，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问题，更是延安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问题。陕甘宁边区于1939年把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注：当时国民党迫于压力，同意了这一规定。后来国民党又改定以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广州黄花岗革命烈士纪念日）为青年的节日。但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则继续以五月四日为青年的节日。），此后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纪念活动。中共中央委员会还出版了一份关于青年工作的杂志《中国青年》。在延安特殊的语境里，丁玲把陆萍写成“二十岁”，会使她更具代表性，会使得陆萍这一人物得到更多读者的共鸣。丁玲之所以塑造陆萍这一人物与青年特有的精神气质——“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注：朱鸿召编选：《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8-129页。）有很大关系。丁玲把自己中年的人生体验灌注在青年陆萍身上，使得陆萍这一人物对延安的青年更具魅力和感召力。陆萍的遭遇和经历是来到延安的许许多多知识青年的遭遇和经历，陆萍也就成为来到延安的许许多多知识青年的缩影：他们往往自视很高，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张闻天曾分析过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缺点，优点是他们有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不满意黑暗的现实社会；反对迷信、黑暗、无知、愚昧，爱好光明真理。缺点是斗争的坚定性、坚持性不够，了解问题的具体性与透彻性不够；对群众的接近了解不够（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国文化》第1期第2卷。）。因此对党来说青年知识分子如何改变自己以适应延安的环境和革命的需要是当时延安一个核心问题（注：谢挺宇：《第二代》，《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文章标注的时间是1941年6月26日。发表比《在医院中》还要早几个月。里面的女主人公史玮，也有着与陆萍一样的艺术爱好，割舍掉音乐在她内心是非常痛苦的，“自己会去做看护什么的，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沮丧地回到窑洞，翻了翻扭着蝌蚪般的音符的五线谱，看看一些这几年苦心画下来的速写，像有东西在心里面扎进去似的，她痛楚地感觉到今后是要跟这些心爱的东西分离了，眼泪就懊恼地流出来了……”。），1939年毛泽东曾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的口号（注：《毛泽东选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但丁玲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看到了知识分子与延安的环境的冲突的某种合理性。所以陆萍在延安的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人是要经过千磨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据说在延安被很多青年当作语录和座右铭广泛传抄。 陆萍对环境的不适集中体现在小说的环境描写上。《在医院中》的环境描写一直受到批评家的特别关注，燎荧在文中说：“作者在小说里面的环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确的。作者为了表现她的人物，她是过分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张光年为了驳斥丁玲对医院环境的描写，讲述了自己在边区医院的亲身体验：墙壁是多么的洁白、医护人员是多么的热情等等。）这些描写可用一个“冷”字来概括。一个是自然环境之冷，另一个是人事之冷。“人们都回到他们的家，那惟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用“惟一”、“藏身”来形容人们最熟悉的居住地——窑洞，包含了对艰苦环境的几多无奈！还有她初次踏进窑洞，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到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惨凄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同上，第235页）。同为女性的陈学昭对窑洞则有迥异于陆萍的感觉：“这是一个小小的土窑洞，里面用石灰粉了的，也还洁净，面南。那些住惯了西式房子的人，他们一定不能想象住窑洞的乐趣。那天我住窑洞实在是太快乐了……”，在陈学昭看来，窑洞冬暖夏凉，而且“光线也还充足，在窗口，只觉得光线太强烈”（注：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窑洞在延安是人们最普遍的居住场所，但它对陆萍来说却如此冷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陆萍的落寞沮丧心情是有关的。正是由于陆萍的这种落寞沮丧心情，在陆萍的眼中，窑洞里的旧的白木桌和凳子“也似乎是从四面搜罗来的残废者”（同上，第236页）；“院子里的一个粪堆和一个草堆连接起来了，没有插足的地方”（同上）。老鼠也出来捣乱了，“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同上，第238页）。可以想见，这里物质条件的落后是出乎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的想象的。此外，作者还把故事的背景选择在冬季，自然更增加了一层萧瑟冷清的气氛。除过自然环境之冷，还有人事之冷，这是比自然环境之冷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这种冷从一开始就布下了阵脚，陆萍以为李科长“匆匆地走了”大约是找斧子帮她修理床铺去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回来，她只好在地上熬过了过一夜。她碰到两个在铡草的女人，和气地问：“老乡！吃了没有？”但却受到了她们的嘲弄：“呵！又是来养娃娃的呵！”对她这样一个未婚的二十岁的女性简直就是侮辱。因此陆萍感觉“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同上，第236～237页）。化验室的林莎见到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同上，第241页）并没有“同志”般的亲切。医院里的病人，渐渐地对陆萍的付出也并不在乎了，她拿着扫帚把院子打扫干净，但“不一会儿，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抱歉”（同上，第242页）。她成了医院中“小小的怪人”（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不被人理解。1942年燎荧的批评文章已经隐隐约约地指出了陆萍与周围环境冲突的合理性，“一个热情但不知世故的青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矛盾和纠纷是不可免的吧？”（注：燎荧：《“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时〉》，《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小说的最后，陆萍与环境得到了和解，“她所要求再去学习的事也被准许了”（注：《丁玲全集·在医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与小说前面的环境描写相比，这个结局和小说最后的那句话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但它们似乎反映了身处革命环境的丁玲为融入到集体生活、为满足党对自己的要求而作的内心的挣扎，以及她在孤独失望中愿与党和集体保持一致的复杂心理。 《在医院中》的发表与当时兴起的“暴露文学”的潮流有关，1941年在延安形成了“暴露文学”的热潮。延安的许多文人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讽刺延安黑暗面的作品，如《老马夫》《废物》《夫妇》《一个钉子》《厂长追猪去了》《鸡啼》《丽萍的烦恼》等。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延安存在的官僚主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注：《老马夫》（刊于《文艺日报》）描写一个在军中的老马夫，由于工作辛苦，弄得背也驼了、膝关节也硬了。而一个骑死三匹马的领导干部却比以前壮实，说起话来也很响亮。《废物》（《解放日报》1941,6,16）描写一个老士兵由于年迈体衰，被视为部队的累赘废物，部队的人怀疑他万一被俘会出卖大家，想开除他的军籍，最后他被部队拉下了，他引爆手榴弹，和要活捉他的三个日本兵同归于尽。此篇小说让人感觉甚为悲凉。《夫妇》（《解放日报》1941,7,2-4）描述一对来自山西的农民出身的红军夫妇未脱离愚昧落后的故态，丈夫粗暴愚顽，常打老婆，妻子则好贪小便宜。《一个钉子》（《解放日报》1941,7,24-26）描写两个干部争执得面红耳赤，只是为着一个钉子，一个要去，一个要留。因而小题大做，争论不休。《厂长追猪去了》（《解放日报》1941,10,15）描写一个安塞工厂的厂长终日所做的只是在马棚、厨房、员工住室、猪圈、厕所穿梭查看，十分琐碎无聊。《鸡啼》（《解放日报》1942,1,12）描写一只公鸡在夜里看见月光惨白，误认为是天亮，就喔喔地高声叫了起来，作者以此来讽刺“歌颂光明”论者。《丽萍的烦恼》（《西北文艺》）描写一个名叫丽萍的知识女性嫁给一个工农干部后，因为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而冲突不断。）。“暴露文学”潮流的出现是延安读者，主要是青年读者推动的结果。丁玲刚主办《解放日报·文艺》栏时，有读者反映文艺栏的文章使人感到不活泼、太长。于是丁玲在考虑读者的需要上改正，使《文艺》减少了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因此，她在1940年10月号召大家写杂文，征求批判社会、文艺的短作。此后出现了一些批评国统区的短文，不久又有人反映“子弹打得太远，不知别人读到没有！”（注：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因而他们把枪口调转对内，批评延安的文章开始一一涌现。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青年读者的口味促使了《在医院中》这一类作品的出现，并使得它们有了活跃的读者市场，因为它们的犀利和敏锐正合了青年的胃口。 丁玲塑造了陆萍这一人物形象，通过她——一个初来乍到的女孩来传达出了丁玲自己在延安的生活感受。在延安特殊敏感的政治环境里，《在医院中》的小说的虚构性既可以使丁玲传递出自己内心的微妙感受，又可以避免读者和敏感的批评家把陆萍与丁玲本人等同起来。另一方面，丁玲从自己的体验出发触及了延安的青年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揭示出了陆萍与环境的冲突的某种合理性（注：我们注意到延安整风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受到了批判。对陆萍和环境的矛盾，当时还没有把它上纲上线。看来，当时人们对此持宽容态度。）。随着整风的开展，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了，丁玲本人和陆萍这一形象所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必须改变自己以适应革命的需要。《讲话》以后，延安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开始了“改造自己”和“改造艺术”的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