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及其历史文献学研究论文

因为易中天讲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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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国演义》的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主体、受众层次等的不同都会影响传播方式的选择，所以，一部小说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决不仅仅只使用一种传播方式。笔者经过梳理，认为《三国演义》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传抄《三国演义》自明初问世到嘉靖元年（1522）刊印前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其传播方式主要为传抄。庸愚子在弘治七年（1494）所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由此可以看出这部长篇巨著在最初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只以抄本传播，且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均为“士君子”，普通平民大众是难得一见的。况且，完成这样一部宏篇巨著的抄录，必定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就决定了其传抄周期长的特点。所以，即使是“争相誊录”，接触过文本的人也非常有限。可见当时《三国演义》的传播范围相当狭窄，传播效果自然也不能与刊印成书相比，既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没有为讲史演义的创作起到较大的刺激作用。然而《三国演义》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却使得人们能去“争相誊录”，使其抄本得以存在与流传，保证了《三国演义》在近二百年后的刊印传世。第二，刊售 嘉靖元年（1522），皇宫内的司礼监首次刊出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其后不久，武定侯郭勋也刊印了《三国演义》。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率先刊印并称赞《三国演义》，实际上等于为其在民间刊印与出售开了绿灯。同时这部作品所受到的广泛欢迎又保证了它的销路。于是，不再有顾虑的民间书坊主便不甘落后地跟着纷纷翻刻，一时之间，“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1]。”随着各种刊本的出现，《三国演义》开始广泛地流向社会并引起了轰动，被誉为“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2]。”这些所梓的《三国演义》的刊本中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版本繁多，且名目和内容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名目上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相批评三国志传》等；内容上或增损人物情节，或增加批注评点。这些改变使各版本显示出自己的特点而有别于其它版本。其二，多有插图。明万历间余象斗刊本、天启间闽芝城潭邑黄正甫刊本等都是上图下文，而明末清初的刊本，如明建阳吴观明刊本、清两衡堂刊本都有多达一百二十页的插图。其三，多有名士作的序。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载的二十八种刊本中有序的有十六种，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为之作序的李贽、李渔等人均为当时的名人巨擘。其四，出现广告登载。个别书坊主在作品刊印出售时，封面或扉页上印有书坊主介绍该书特点的“识语”。仁寿堂主周曰校首开先例，在刊印《三国演义》时自拟广告：“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辄购求古体，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3]。”此则广告在批评了以往数种刊本多为“伪舛”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了自家刊本的精善和能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读者需要的特色。以上这些刊印特点表明小说在进入商业领域后，就具备了精神产品和商品的双重品格，它的传播必然要与商品经济法则的各个因素相联系。书坊主为了牟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想方设法提升自家刊书的销售量，这就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小说的传播。当大量的刊印使市场趋于饱和时，一些知识水平较高的书坊主为了得到更多的实惠开始自己编创小说，如建阳书坊主熊大木在嘉靖、隆庆朝就撰写了《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等四部通俗小说。可以说《三国演义》的刊售拉开了通俗小说在普通百姓中广泛传播的序幕，而刊售这种传播方式又在商品经济的法则下刺激了通俗小说的创作，致使在明代出现了比较特殊的由书坊主介入通俗小说编创的“熊大木现象[4]”。第三，评点 评点就是对书的内容发表意见，并在作品的精彩之处加上圈点，说明这些地方语意深刻，应当深思。评点虽然用语不多，但经常能讲出文章所包含的妙处，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刊本没有评点，但在诗文尚评点的风气下，书坊主也开始注意到评点在传播中的促进作用，主动模仿这种做法。熊大木首先以评点本的形式刊行了《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之后，评点小说渐成风气。《三国演义》也在这种风气下，产生了许多评点本，如钟伯敬评点的明刊本和李渔评点的清遗香堂刊本等。其中最多的是李卓吾的评点本。这些评点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系统，但已初步具备了眉批、夹批、回评、总评等多种形式，对文本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等也有或多或少的见地。在奇文共赏的传播目的下，评点中也加入大量主观的判断乃至思想情感。这些评点与小说文本共同进入传播领域，使小说在传播中的价值得以提升。特别是李卓吾的评点，在艺术分析上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见解，对通俗演义应有的艺术夸张、想象、虚构，以及由此而塑造的艺术形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为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优秀评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毛氏的评点精微细致，见解独到，除了有对作品的分析，还能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思想，使读者阅读时似有明师指点，益友切磋。基于这些优点，毛批本《三国演义》在清康熙年间刊出后，马上受到了大众的喜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正如蒋著超在《古今小说评林》中所言：“一切旧本乃不复行”。可见评点这种方式对《三国演义》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第四，续书以《三国演义》续书为名的有三部作品，不过，产生于清代的《后三国志演义》和《后三国石珠演义》在故事情节的接续和原著人物活动的延续上均与原著脱节，严格地讲，不能属于《三国演义》的续书，所以《三国演义》真正的续书就只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问世的《三国志后传》。它的内容接续百回本《三国演义》的结尾，编撰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后代扶助刘曜恢复蜀汉正统的故事。从艺术价值与思想内容价值上讲，这部续书与原著自然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从《三国演义》的传播方面去考察，它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三国演义》在文学和史学上的巨大成就，广大读者对它的喜爱极深，即使是在小说结束后，一些读者还是觉得意犹未尽，正如吴趼人在《两晋演义序》中所言：“历史小说之最动人者为《三国演义》，读至终篇，鲜有不怅然以不知晋以后事为憾者。”《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也说：“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读者对作品信息的反馈刺激了续书的创作，而续书的出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著内容上的遗憾。读者在对续书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既会增加对历史的认识，又会对续书的价值与得失进行思索。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解读中，读者不但接受了传播主体即续书作者的思想意识、情感体验及对历史的认识，同时，续书的思想内容在以形象化的方式传达给读者时，又必然使读者加深了读者对原著的认识，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原著的传播。虽然传播的目的是“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5]”，但书中也包含了作者的爱憎情感和价值取向，这些价值观必然要影响读者的世界观与历史观。这样，原著的影响力使续书得以传播，而续书的传播又进一步促进了原著传播范围的扩大。第五，编演 《三国演义》除了文本的传播外，还通过改编戏剧并演出的方式进行传播。《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明清时大量地被改编成剧本演出，如杂剧传奇《赤壁记》、《锦囊记》、《西川图》等；皮黄剧《三顾茅庐》、《襄阳宴》、《单刀赴会》、《借东风》等。剧目改编的内容，多出自三国演义中的一回或几回的故事，“剧中情节与演义大致相同，科白亦十有六七本诸演义原句[6]”，如《白马坡》即出自第二十五回《救白马曹操解重围》。也有一些与原著不符的情节或干脆依据其它材料生发出的故事，如剧本《借赵云》中张飞不服及战败韦典事，在本传及《三国演义》中都不曾出现。但无论怎样，这些被改编的戏剧以其生动形象的传播特点在演出后，从宫廷到民间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皮黄剧”中三国戏最多，又最常演出。清道光中叶“三庆班”曾有全部《三国志》演出。自“刘备跃马过檀溪”到“取南郡”共三十六本，皆按照戏曲舞台的要求，进行了精心的结构，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不但结构完整，且人物形象鲜明，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轴子戏”。这些剧目的编演，使观众在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系统进行接受时有如身临其境，故事的松缓急弛，人物的音容笑貌尽在眼下演绎生发，不能不触及人们的心怀，使之动容。觚庵在《觚庵漫笔》中谈及《三国演义》一书普及于社会的原因时，认为这种“袍笏登场，粉墨杂演，描写忠奸”的富于魅力的传播方式“得力于梨园子弟”，“足使当场数百人同时感触而增记忆。”除了以上几种主要的传播方式之外，《三国演义》还通过说书的方式进行传播，富于实践经验的艺人使《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更加丰富生动。此外，《三国演义》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其他国家传播。其中日文的翻译本最多。早在清康熙二十八年以日文刊行的《通俗三国志》，几经翻刻传抄，至今仍在流行。总之，《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与其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的传播方式产生的传播效果也不同，或在不同范围或在不同的时间担载着传播的任务。二、影响《三国演义》传播的因素《三国演义》的传播状况与整个明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时代的各因素制约了其传播方式的选择与运用，直接影响了传播的效果。笔者认为，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及其对通俗小说的态度明初期为了巩固新建立的王朝与防止思想方面的越轨，统治者通过行政命令、舆论约束等手段极力推行儒学，强制人们遵循“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7]”等文学理念。与此同时又以严酷的手段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永乐九年（1411），朝廷颁布了严厉的命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典、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8]。”《三国演义》虽然有着较强的封建正统观念，但是作品中又对东汉末年以及曹魏末年那几个昏庸、无能，下场又如此屈辱的皇帝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调侃，这正是朝廷所严禁的“亵渎帝王”的内容。文化思想界这样的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问世后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大范围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与嘉靖、隆庆期间战乱的破坏，使统治阶级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力有所减弱。另外，封建统治者本身也有对娱乐的需求，于是《三国演义》就在此种情况下被官方的印刷机构刊印行世了。清代的统治阶级想借用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巩固满蒙关系，把《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与《通鉴》、《孟子》等一起定为“官书”，作为教育满族贵族的教材。与此同时，统治者为了宣扬封建的“忠”、“义”思想，编造出种种关羽“显圣”救驾的故事，把关羽打扮成清王朝的忠臣，不断加封。统治者的提倡使《三国演义》在清代风行一时，连一些文人在写诗文时也搀入一些虚构的三国故事，如进士崔念陵就在他的一首五言诗中责备关羽不该在华容道放走曹操而留下后患。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贾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明代成化年间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贾势力急剧膨胀，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思维习惯乃至生活方式。从徽州等地区“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9]”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商贾的社会地位提升了许多，可与缙绅乡宦列坐抗礼。商人不用再为生计整天奔波忙碌，精神上的需求与经济上的富足使得他们有兴趣并有钱去购买通俗小说，成为强大的购买群体。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市民的力量也在迅速壮大，他们的娱乐要求使通俗小说的销路得到保证，成为了促进其传播的积极因素。在商品流通领域，商人们在利润的驱使下，不辞辛劳地穿梭于都市乡村，商品的流通形成了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巨大的流通、销售网络意味着一部小说在出版后，能迅速出现在全国大部分的售书点，流传于广大市民之间。据嘉靖年间福建的《建阳县志》所载，当时该县的崇化里就出现了“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的景象。书市的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清初。以上因素都为《三国演义》的刊印出版及之后的发行出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印刷术的进步与印刷业的兴盛《三国演义》作为一部长篇通俗小说，篇幅宏大，不可能像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一样通过酬唱、题壁、传抄等方式大范围的辗转相传，而只能在刊印出版后才能在大众读者中广泛传播，所以对印刷业的依赖性特别强烈。在《三国演义》问世到嘉靖以前的时间段中，排版印刷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还未能使书坊主能通过《三国演义》的刊售而达到赢利的目的。七十万字的宏篇巨著刊印起来不但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成本价格高昂。虽然民间书坊规模有限也是原因之一，但不能不说印刷技术的不完善是其无法刊印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到嘉靖万历朝，印刷术有了较大的进步。据明人陆深《金台纪闻》载：“近日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论谬尤易。”金属活字的应用使排版与印刷都方便了很多。并且印书的速度也有很大提升，能“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10]”。印刷技术的进步直接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叶德辉在他的《书林清话》卷七中记载了一则轶事，从中可窥见当时印刷业普及的盛况：“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尝相谓云：‘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书板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碳必贱。’”表达的虽然是两位老先生的不满，但滥刊书稿的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印刷业的普及与兴旺。印刷业在规模与技术上的逐步发展使《三国演义》在嘉靖年间首次刊印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翻刻、仿刻纷然杂出。另外，明清之际出现的饾版印刷和拱花技术对《三国演义》的传播也不容忽视。这种集绘画、雕版和印刷于一体的新型技术，使图画更为形象、逼真，为版本中大量精致插图的出现提供了技术支持。周曰校所刊的《三国志演义》中，插图中的人物不但动作复杂，甚至表情也能显露出来。诉诸于形象思维的插图无疑会起到吸引读者的效果，这不能不说是其有效传播的一种催化剂。以上三方面是影响《三国演义》在明清传播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又与其它因素交叉影响、相互制约。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合力作用，在《三国演义》的传播中共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