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题目庄子内篇

浅析《庄子》物化思想论文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浅析《庄子》物化思想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庄子》的“物化”思想是针对人因知迷、心惑、性失而不能复性、体道提出来的。什么是庄子的物化思想，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与人的行为方式有什么关联？即是本文考察的主要内容。

一、“物化”的含义及基础

关于“物化”的含义，成玄英解释为“物理之变化”。（郭庆藩，第120页）成氏之物理究竟是指物和理，还是泛指万物？从其所言“新新变化，物物迁流”（同上），可知此物理是指万物。成氏认为物化乃是万物不断更新、迁流变化。成氏对物化的理解扣住了“新新”和“迁流”。“新新”实则是“更生”，“迁流”则是将万物比作“假于异物，托于同体”这样一条流动的河流，“新新”、“迁流”，指出天道以物化的形式使得整个世界处于不断的更新之中。现代学者陈鼓应先生对物化的界定较笼统，谓：“万物之转化。”（陈鼓应，第102页）日本学者池田知久的看法是：“所谓‘物化’，就是发生‘物’的死与转生这一变化的意思，不外是指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物’作为其‘物’通过经历死，不久又变成他‘物’而转生下去。”（池田知久，第269页）仔细分析这一界定，其指出的物化要“通过经历死”这一环节，这与《庄子》的思想是有出入的。

二、“物化”的表现形式

物化的表现形式，一是死生气化，所言"化”者是变化、化生，指形态方面的转变；二是体道悟化，此“化”是悟化，或点化、教化，指人之心知或是境界的`起化。《庄子》物化的立足点是以人之“悟化”助天道之“物化”。死生气化是一种必然物化，《庄子》云：“巳化而生，又化而死”（《知北游》），即认为万物之生乃是物化而生，万物之“死”又是物化而死。《庄子》曰：“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天道》），即万物以生死起灭，盛衰存亡的形式表现气之流动。以人为例：“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人生是气的凝聚，人死是气的涣散。万物也是如此，尽管万物万形，但都是气之聚散，皆为此理。这种由化而生、由化而死的转化是无穷无尽的，是曰：“万化而未始有极”（《大宗师》）。万物正是在这种“万化”中以不同形态而存在。

三、物化的实现途径：“物自化”与“心斋”“坐忘”

实际上，“物化”即物之自化。造物主之化生万物，万物自正、自壮、自化。故《庄子》曰：“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则阳》），可见，物之自化是物自为，“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在宥》）。人之无为不是一无所为，而是“依乎天理”（《养生主》）、“顺物自然”（《应帝王》）而为。具体而言即破除人之知迷、心惑，使性情复于物之初，达到“无为而万物化”（《天地》）。《庄子》认为实现“任性命之情”而物“自化”这一目的的方法，就是“心斋”与“坐忘”。

四、“物化”的归宿

物化虽是万物之气化，但人之作为人在天地万化中的意义正是在此中凸显出来。《庄子》“物化”实际落脚点还在于人，人在万化中能体性归道，精纯精、神，“能移”以“相天”，这便是《庄子》所认为的人之为人的价值。《达生》篇曰：”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形精不亏，是谓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形全”是形体不消亡永生吗？《庄子》内篇固有得道者“年长”（《大宗师》。外篇《在有》云：“千二百岁”）而“色若孺子”（《大宗师》）的说法，然这只是对得道德全的外在功用的一个表述。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形全，而在于得道。能得道方有形全，不能得道，徒养形骸，未能长久，单豹、张毅之徒便是此例。

《庄子》是美学思想之核心摘要 庄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才华横溢，满腹学识，思想标新立异，对现实生活有自己独到见解和认识，构架起属于自己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纵读《庄子》一书，其中包含的庄子崇高自然，反对人为，同时以“言不尽意”的精神境界而达成 “自然美”、“虚静、物化美”作为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也表现了最为理想主义的审美思想。关键词语 庄子 美学 核心《庄子》33篇，分内、外、杂三个部分。《庄子》在其内容上、表现手法上都在表现出庄子个人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和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庄子崇尚自然，主张以朴素为美，同时又是在精神上翱翔于“无何有之乡” ，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 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也表现了最为理想主义的审美思想。一自然美一直是学术界的难题，尤其是《庄子》中的自然美思想，迄今为止尚未有定论。学术界有人认为《庄子》中没有自然美，他们以庄子生在乱世以及《庄子》中人生观的核心是“全生”、“保身”为由，认为庄子无暇也无“雅兴”去关注自然界的美丑。还有人通过《齐物论》中的“万物齐一”以及“道亦存在丑的事物中”来否认《庄子》自然美思想的存在，提出美不是《庄子》所宣扬和赞赏的东西。而承认《庄子》中存在自然美的学者，也大多是从自然精神这个层面展开论述的，而忽视了《庄子》中对自然景物美的发现和描述。我认为，这是不够客观和准确的。鉴于自然美在中国美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以为很有必要对自然美，尤其是《庄子》文本中所包含的自然美思想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解读。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认为“天道自然无为”，不是人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因此，他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主张尊重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而不应当以人的主观愿望去改变它。庄子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反映在《庄子》一书便形成了“朴素为美”和“法天贵真”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美在自然，任何人为的艺术都是对自然美的破坏。他在《齐物论》中以天籁、地籁、人籁三者比较来说明这种自然美：“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人籁是指人们用丝竹管弦演奏出来的，是人为的东西，属于等而下之的声音；地籁是风吹自然界大大小小的孔窍而发出的声音，它要借助于风力的大小和孔窍的不同形状才能形成，也不是最美的；只有天籁是众窍自鸣而成、不依赖以任何外力作用天然之音。天地之“大美”。庄子在专谈“天道无为”的《知北游》里面，无意地透露出了他对于“大而美”的思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论证圣人应当效法天地万物自然无为的状态，做到“不言”、“不议”、“不说”，从而无为不谋。同时，在《秋水》一文中，庄子对“天地之大美”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而不虚……’”庄子以河伯喻有为的小知，以北海若喻无为的大知，而以河伯见北海若而自愧引发下文北海若关于万物齐一思想，赞美“大美”之无限而揶揄“小美”，把审美主体的感受与审美对象的磅礴气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自然朴素之真美。崇尚自然美，也就是崇尚朴素美，因为朴素是一切事物的自然状态。庄子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尚朴一定要主张“顺物自然”而反对雕饰，然而庄子并不完全否定事物外形的美，只是反对违反事物自然本性的人为摧残。他指出：“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庄子及其后学在《渔父》中还借客之口提出“法天贵真”说，对于“天”，庄子认为“无为为之谓天”，而对于“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父》进一步说，就是“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言简意骇。二“虚静”、“物化”说； 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 "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 "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物化"说：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 "虚静" 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在养生学上，庄子说明虚静无为能使人安逸快乐而不被忧患所困扰，从而年寿长久。而在美学上则说明虚静之美，也就是无为之美、朴素之美，所谓一而三、三而一者也。“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⑩这里主要阐述养生学，列举了二十四种困扰、侵蚀和削损人之真性的因素，归纳起来，实际上是三项：“勃志”（扰乱意志）、“谬心”（束缚心灵）、“累德”（拖累德行）、“塞道”（蔽塞大道）。只有清除他们德干扰和役累，才能回复虚静无为的自然本性、达到养生美学所要求的目的。《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所说“意之所随者”就是“道”，语言可以表达具有“形色名声”的事物，但对于没有“形色名声”的“道”，语言是无法表达的，庄子“言不尽意”讨论的虽然是道与言的关系，但对于文学艺术美的启示和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文学语言的艺术，离开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文学；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文学之中最精妙、最美好、最有魅力的东西，又往往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文学之中的美是那些微秒的意趣、复杂的情感、玄远的境界、悠长的韵味等等。三《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天运》中，庄子还论述了“天籁”的特点：“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郭象注：“此乃无乐之乐，乐之至也。”这实际上就是老子所提倡的“大音希声”。意思都在于反对以部分的、有限的声乐，破坏或代替自然全美之声。《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之庄子的美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于美和人生的追求永远是一个向上的过程。强调个体生命的自由，才能达到美与丑、善与恶、欢喜和悲伤上升到缘于自然的境界。重视自我，人性与生活完全和谐统一，这才是庄子最想要留给后人美学的思想精髓。参考文献1.陈引驰.庄学文艺观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19932.曹础基.庄子浅论.第一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3.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第一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3.陈鼓应.庄子浅说.第一版.三联书店,19994.张荣明.庄子说道.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5.王孝鱼.庄子内篇新解 庄子通疏证.第一版.岳麓书社，19836.童庆柄.胸次淡泊与美的发现-谈审美虚静

《庄子》内、外、杂篇划分标准隋唐以后，《庄子》内、外、杂篇之分。“皆依郭本”，逐渐固定下来。这样，这种划分是根据什么标准？或者说，内、外、杂篇有什么区别？就成了学者们，特别是《庄子》注家探讨和争论的问题了。最早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唐代成玄英，他在《庄子注疏·序》中写道：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逍遥”、“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蹄”之类是也。很清楚，成玄英提出以标题之有无和内容之深浅为划分、区别内篇与外，杂篇之标准。很长时间内，许多学者一直承认、袭用这个标准，例如宋代罗勉道说。“内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与杂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盖内篇命意已足，外篇、杂篇不过敷演其说尔。”（《南华真经循本·逍遥游》）明代陆长庚也说：“ 内篇七篇，庄子有题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内圣外王备矣；外篇则标取篇首两字而次第缩之，盖所以羽翼内篇而尽其未尽之蕴者。”（《南华真经副墨·骈拇》）令人冯友兰亦主张“秦汉以后流传之庄学论文，有有标题者，有无标题着，编《庄子》之书者，将有标题者分为一类，将无标题者分为一类。”（《庄子内外杂篇分别之标准》，载《燕京学报》20期）以有无标题作为划分《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标准，必须有这样的大前提：内七篇的篇名是《庄子》著者自拟。这样，编校整理者才能据以把它们划为“内篇”。然而从以上的分析看，这是绝难以成立的。以内容深浅为划分内篇与外、杂篇的标准，也受到另一些学者的怀疑和批评。如宋代林希逸说：“此篇（杂篇《庚桑楚》）文字何异于内篇，或日外篇文粗，内篇文精，误矣！”（《南华真经口义·庚桑楚》）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亦认为，“杂篇多微至之语，学者取其精蕴，城内篇之归趣也。”（《庄子解·杂篇》）的确，以内容的深浅为标准来划分内篇与外、杂篇是很困难的，这个标准本身就是难以确定的，相对的。《庄子》注家不时发现，外、杂篇中有不少篇、章、句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决不逊于内篇。例如陆长庚认为外篇《知北游》“所论道妙，迎出思议之表，读《南华》者，《知北游》最为肯綮。”（《南华真经副墨·知北游》）又被称道外篇《骈拇》“一部《庄子》，宗旨在此，篇”（《南华真经副墨·骈拇》）。陈深评论外篇《秋水》说：“《庄子》书有迂阔者，有荒唐者，有愤懑者，语皆未平，独此篇说义理阔大精辟，有前所未发，衍后儒所不及闻者着。”（《庄子品节·秋水》）杨慎盛赞杂篇《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优”一语是“数韵调绝伦，实诸子所不及”（《庄子解》）。王夫之注解《庚桑楚》“移是”章时说。“论至此而尽其扶藏……而庄子之学尽于此矣”，认为“庄子之旨，于此篇而尽揭以示人”（《庄子解·庚桑楚》）。等等。然而，细细体味也不难发觉，内篇与外、杂篇之间又的确存在某种在境界和风韵上的差别。内篇基本上是从整体上同时显示思想高远而不险奇幽深，语言自然而无精雕巧饰，名物古朴而并不怪僻驳杂；而这些在外、杂各篇中只是在或多或少的片断章节、段句上才具有的。宋代以前，学者一般皆以为《庄子》是在周所著，只是对《庄子》的整建者划分篇目的标准有不同的看法。宋代以后，自苏轼《庄子祠堂记》从一个特殊的、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角度——“庄子盖助孔者”——对《庄子》杂篇《盗跖》、《渔父》、《让王》、《说剑》等四篇是否为庄子所作提出疑问后，接踵而来，学者从名物制度、语言风格、思想旨趣等不同角度，对外、杂篇其它各篇也提出同样的是否为庄周所作的疑问（下节将作详论），并且最终形成了一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观点；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这一观点同时也就用来作为划分、区别《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一个新标准——作者之不同。可以断定，明代就有不少的学者明确地形成了这种观点，如郑瑗说：“窃意但其内篇是庄氏本书，外、杂等二十六篇或其徒所述，因以附之。”（《并观琐育》）朱得之说：“外篇、杂篇或有闻于庄子者之所记，犹二戴之《礼》，非出一人之手。”（《庄子通义·读庄评》）焦闳说：“内篇断非庄生不能作，外篇、杂篇则后人窜入者多。”（《焦氏笔乘》）等等。在清代，王夫之、姚鼐等也持此种现点。王夫之表述得最为明确：“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而伸之，而见之弗逮，求肖不能也。”（《庄子解·外篇》）这一观点簇拥者甚众，且由来有自，所以晚近学者视为传统观点。当代学者以作者的不同为标准来划分、判定《庄子》内篇与外、篇、杂篇的区别，主要有三种对立的见解：多数学者承袭传统的观点，认为《庄子》内七篇是庄子自撰，外、杂篇是其弟子所述。最有代表性的是高亭。他在《庄子新笺》一书的开头，提出六点证明，除了内容之深浅、风格之高卑、标题之有无等三项为传统观点所每必援用、然而却总显得疲软的论据外，还引证了三条《庄子》书中述及的、然而却是发生在庄子死后的事实：“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肢箧》），“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盗跖》），“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列御寇》）。这样的论据显然要比传统的论据坚强有力。与多数学者的看法相反的是任继愈的见解。任氏认为《庄子》内七篇是汉初庄子后学所作，外、杂篇方是庄子所作，或者说方能代表庄子思想。他的立论根据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根据荀子和司马迁所见。司马迁在《史记·庄子列传》所举篇目《渔父》、《盗跖》、《肢箧》等皆为外、杂篇；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也就意味着他只看到《天道》、《天地》、《天运》等外篇。第二，根据《庄子》篇目。外、杂篇以一篇开头两字作题，保持古例；内篇有题目，从时代上看，应晚于外篇。第三，根据思想反映时代。内篇思想悲观厌世，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后期庄学”，在新兴强大封建帝国面前发出的寒蝉哀鸣。应该说，任氏的论据都是很脆弱的。他的第一个根据的不足，在于他没有充分注意到，司马迁特别举出《渔父》等篇篇名，目的在于强调表明庄子思想具有“诋訾孔子之徒”这样一个方面，属于黄老阵营。在汉代早期儒、道相争的学术、理论背景下，如此来显示庄子思想的中心或重心，本是十分自然的。司马迁丝毫无意认为其它篇皆非庄子所著，因为仅有这三篇绝不能就是“著书十余万言”。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是极其准确的、深刻的。但这决不是因为荀子只看到“天道”、“天地”、“天运”这些有“天”之篇名的。主要内容是属于启然观的外篇（荀子时，《庄子》一书有无这类篇名尚属疑问），而是因为荀子看到在《庄子》中始终鸣响着。变奏着一个主张从人为的世俗负累中超越出来而返归本然自由的人生哲学主调，而这个哲学主调恰恰是在极后代学者划为“内篇”的七篇文字中表现量最为明显、强烈和一贯。例如，《逍遥游》的“至人无己，圣人无名”；《齐物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养生主》“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人间世》的“一宅而寓于不得己”；《德充符》的“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大宗师》的“不以心捐道，不以助天”，“游于物所不得邂而皆存”；《应帝王》的“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等等。任氏第二个根据的失误，在于他没有估计到先秦诸子作品的写成与编成往往不是同一时代，也就是说，作者和掇拾成篇、拟定篇名、书名的编者往往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也就不能以编者的意旨来判定作者的思想，不能简单笼统地以篇目的某种特征来判定作品的写成的早晚。任氏第三个论据的无力，在于它的狭隘性。悲观厌世无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或一种心理情境，都不是某一阶级或某一时代所特有的，而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阶级的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遭际中都可能具有的。认为《庄子》内篇中的悲观厌世思想一定只有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才有；奴隶主阶级的这种没落情绪的发泄只能是在汉代初年，这些见解都很难使人置信。同上述两种观点皆相对立的是周通旦的观点。周氏返回到尚未对《庄子》外、杂篇发生怀疑的宋代以前的、更加古老的传统观点的立场上，认为《庄子》的内、外、杂篇皆是庄周所作。当然，周氏的立论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的，即对引起宋代以后学者怀疑和异议的内篇与外、杂篇的差别、不一致的问题提出一种看来是很合乎逻辑的解释：外、杂篇是庄子早期的作品，内篇是庄子晚年的作品。周氏对他的这一论点提出二个论据：第一，标题特征。外、杂篇以篇首字为题，内篇以概意为题，正是年代有先后的证明。第二，思想特征。外、杂篇语气激烈，受他派学说影响，思想体系尚未形成，正是年轻时代的表现；内篇消极悲观，恬淡调和，正是饱经忧患，思想自成体系的晚年的特征。周氏的论证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先秦典籍的篇名，可能的确是经历了无标题、篇首字为题、概意为题的几个阶段；人的心理和思想在青年和晚年也的确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是，事实比逻辑更有证明力。《庄子》中至少也有两点事实既不能满足、甚至还否定了周氏这个虽然是合乎逻辑的推论：第一，不存在任何可信的根据可以证明《庄子》一书是庄子自己编定、分篇、拟名；更何况那些概意的内篇篇名，既概括不了该篇的内容，又内蕴着不是庄子自己所可能具有的思想观念？第二，也找不到有力的理由来解释庄子早期著作的外、杂篇中何以出现庄子死后的时代才会有的事件、名物和语言。所以，周氏用庄子个人思想的发展过程来说明《庄子》外、杂篇与内篇的差别，虽然在抽象的逻辑上是可行的，但印证具体事实却又是不通的了。然而用《庄子》内篇和外、杂篇的差别来说明庄学在先秦的演变进程，则不但符合逻辑，而且符合事实。这一点正是我们下面要论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