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发展史论文

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感悟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类似的话，只能靠记忆拼凑起来，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与其说与赶超思想有关，还不如说与反“反冒进”思想有关。这句话引起了我的不解。1957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叶飞的工作汇报时说反冒进的人强调稳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对反冒进的人，办法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他们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这就很可以说明，大跃进名词的由来也直接与反“反冒进”有关。其实，早在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就有了大跃进思想的萌芽。在这一年7月和10月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中共七届六中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人为地掀起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又进一步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应当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在有关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都必须迅速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长期计划指标，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基本建设项目也随之纷纷上马，“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出现了急躁冒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次冒进是“大跃进”运动的前奏。这样急躁的心态不就是需要时间降降温？需要时间平淡一下？此外，除了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感想外，也让我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必然性。以下我将就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谈谈我的认识。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著。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惑”，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象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结构上的简捷鲜明”、“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著。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 class=link>；写' class=link>；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密针线”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著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去陈言”、“创一代之新”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认为它们?之“三新”。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