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文化研究论文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国爱国士大夫的典范。他的巨大影响，已经超越了时代与国界，播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屈原是值得纪念的。不仅因为他具有与国人的中庸性格迥异的执着人格；不肯与奸党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更因为他的作品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评价屈原和他的作品：“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意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浊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敫然泥而不滓者。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诗仙李白对屈原有这样的评价：“屈平词赋悬日月”，苏东坡也自叹道：“吾生平所学而不能企及万一者，屈平一人而已”。[2]当代美学大家李泽厚也称屈原的作品的艺术价值2000年来只有《红楼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3]屈原出身高贵，是皇亲国戚，所谓“帝高阳之苗裔”[4]。他十分注重内在的自我完善和外在的君子风度。所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5]从〈史记〉的这一段文字叙述来看，屈原在政治生涯的前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成为怀王身边的柱国之臣。担当了重要的使命。但后来屈原却遭到了贬黜，这其中的原因是及其复杂的，有怀王自身的原因，有小人的谗害。综合起来看，首先是由于“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新害其能。”[6]因此，，嫉妒成为了小人进谗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各势力的党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屈原的敌对势力不是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这几个人，而是一股强大的集团势力。当然，放逐屈原的是怀王，楚王的昏庸和时代的流弊才是屈原放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屈原被放逐可以看作是屈原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的分野。这以后，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7]。首先是中张仪连衡之计，与齐国交恶；随后又在丹、淅之地为秦军所击败；接着又听信郑袖之言，放走了张仪。终于客死秦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而此时的屈原，虽然被放逐，远离了政治权利中心，但仍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8]然而，屈原救不了怀王，也救不了楚国。君主昏聩，为之奈何。终于，屈原彻底地绝望了。“王之不明，岂足福哉！”[9]遂投汨罗江自尽，结束了他的悲剧人生。终于，屈原离开了他深深眷念的祖国和家园，投入了滔滔江水的怀抱。但他以及他那些伟大作品所代表的屈骚精神却流在了人们的意识当中，成为一种永恒。二、屈骚精神的内涵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在称道屈骚精神。但屈骚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却众说纷纭。我这里简单地阐述一下我个人的看法。首先，屈骚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也许有人要说当时的“国”与现在的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或者有的人会认为屈原是“忠君”，而不是“爱国”。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提出[10]（刊《文学评论》1990年第四期），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而又统一的精神，即“抗争精神”与“忠贞精神”。在汉代到明清期间，屈原精神被改塑为“忠贞”、“忠君”的楷模，而在抗战时期，又闪耀者“爱国诗人”的光芒。我认为这是屈原爱国精神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具体表现与诠释。我们不能以今人的国家民族意识来苛求古人，在屈原的时代，忠君与爱国本来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一个统一体。中国人很晚近才有了民族国家的观念，才认识到了爱国与忠君的区别。爱国主义不可能脱离时代，它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它作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内容，是不需要作出复杂的界定的。我们应该看到，屈原的爱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关头发挥了十分关键的鼓舞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屈原的爱国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郭沫若高度评价屈原，并为他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屈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能够引起全国亿万同胞的共鸣。除了爱国主义力量的感召，还有什么能够激荡起这亿万颗跳动的心脏。其次，屈骚精神反映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在屈原的作品中，作者表现了一种与中原内敛的文化大相径庭的一种对于自我的高度自信甚至于狂热的崇拜。屈原崇拜自己的才华，自比于尧舜禹汤。认为自己治理国家将会“上能安君，下能养民”[11]；崇拜自己的伟大人格，认定自己是真善美的化身，“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12]总之，在他看来他具有一种光照日月，如幽兰美玉、出水芙蓉一般的无与伦比的高尚情操与高贵品质。正是因为屈原有着这样一种精英意识，才使得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怀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希望能够成为与伊尹、吕尚、周公比肩的贤臣良相，作出一番名垂青史、泽被古今的伟大事业。但是屈原生不逢时，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他生在了战国末期的楚国。在他的面前，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他们在楚王面前不断进谗，离间君臣。于是，一个痛苦的抉择摆在了屈原面前，要么“与世推移”，“随其流而扬其波”[13]，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要么葬身江鱼之腹。但是，屈原对自我实现和自我人格完善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即便它已经成为无法实现的渺渺云烟。“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14]屈原正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巨大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最终把自己推进了痛苦的深渊。屈原这种自我意识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所激发出来的那种明知理想很难实现，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宁愿忍受无限的孤独和深沉的折磨也至死不渝的伟大情怀，成为一种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第三，屈骚精神，还表现为一种悲剧精神。有人说中国缺乏古代希腊那样的悲剧精神，我以为这是极为片面和有失公允的。屈原为什么会自沉汨罗江？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就是他所具有的悲剧人格。柏拉图曾经把人分成两类：性格随和的人和脾气执着的人。屈原明显属于后者，明知自己的目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却一心一意地去追逐，直到生命的灯火燃尽，这便成就了一种悲剧的美。在《山海经》中有所谓夸父追日的传说，夸父看到日落西山，想要追逐太阳，于是他不停地奔跑，希望能够赶得上太阳，留住那光阴。但是，他失败了，他因为饥渴而最终倒下了。每当看到这个故事，我便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种超凡的悲剧的美。夸父是在和命运抗争，这使他具有了一种英雄悲剧人格。而屈原也具有这样一种人格，这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一生不同凡响的悲剧命运和悲剧归宿。当他一切的努力成为徒劳，生命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便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死亡。这是最后的抗争方式，其结果虽然并未能够改变他自己和楚国的命运，但是却成就了他的完美，成就了他的永恒。裴多菲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15]在苟全性命与为理想献身之间，屈原选择了后者。正如俄狄浦斯不能改变自己杀父娶母的宿命一样，屈原的抗争是徒劳的，但他的悲剧精神与他的不朽诗篇一样，成为了一种永恒，成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一座精神的高峰！三、楚文化对屈原及其创作的影响在中国的先秦文学中，有两座丰碑。一座是《诗经》，另一座便是《楚辞》。《楚辞》的独特艺术魅力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屈原的作品被晚清的刘师培称为“中国文章之祖”，南北朝沈约也讲过“一世之士莫不同祖风骚”。对于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我想是毋庸质疑的，有人给屈原冠之以“东方荷马”的美名，我想也是实至名归。至于楚辞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点，由于我知识的浅薄，这里不能作深入地阐释。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屈原以及他的文学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楚文化这个宏大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才可能得出较为深刻和全面的结论。我们探询楚文化与屈原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一下楚文化的源流。历史上生活在楚国传统范围内的民族主要有南蛮、华夏和东夷[16]。楚族属于南蛮的一支，是远古三苗族的后代。据《史记》载：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17]高阳氏当生活在今中原一带地区，可见楚族可能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渊源。但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由此它便具有了十分复杂的文化因素，成为一种相互杂糅而又独具特色的“泛楚文化”。毫无疑问，被楚国所兼并的那些中原民族的国家，例如陈、蔡、申、息等，早已进入阶级社会，其文化与中原核心地区的文化当无太大差别。但其他一些民族在被楚融合之前，其文化的性质问题，却还很模糊。赵辉在其《楚辞文化背景研究》中谈到楚由于长期与百越、百濮、东夷等民族混居，免不了受其影响，这便使楚文化具有了蛮夷文化的某些特征，如礼教意识淡薄，鬼神观念浓厚等。赵辉还通过援引大量的文献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楚文化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缺环。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缺环，使楚文化具有了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文化的特殊性，而这种文化的特殊性成为了楚辞不同于中原文学的本质特征。谈到楚文化，首先想到的便是楚地的巫风。楚国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国度。浓烈的巫风培养了楚人对于神灵顶礼膜拜的虔诚情感和非理性的浪漫情怀。这种具有某种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风与中原的理性主义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中原地区进入“子不语怪、力、乱、神”[18]的时代时，生活在楚地的人们还在对着他们笃信的自然神祗虔诚地祈祷。当孔子将“黄帝四面”和“夔一足”作出极为巧妙的解释时，中原地区的神话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就已经被消解殆尽了，而楚地的这种宗教传统和神话传统却继续存在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一些边远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巫风所留下的文化痕迹，由此，巫文化在楚文化中的影响力就可见一斑了。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探讨楚地的神话传统对于屈原的艺术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楚国由于巫风浓厚，使得神话避免了历史化的灾难，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神话。这些神话和原始宗教融为一体，渗透入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多种途径给楚国的文学以巨大影响。[19]在楚地的神话系统中，神话人物经历了一个神的人化的过程，在最开始的原始崇拜中，神具有截然不同于人的兽性，其形态与常人大不相同。而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神便开始走下神坛，具有了人性。在屈原的《九歌》中，塑造了湘君、湘夫人、宓妃、山鬼等一些列神话人物。但她们无不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秉性。“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20]这与望君归的思妇又有怎样的不同。“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21]，这与怀春的少妇又有着怎样的差别。但她们毕竟是神而不是人，她们可以“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22]正是这种似人似神的境界，为我们展现了一种非同于中原地区礼教匡缚的浪漫情怀，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片沃土，我们很难想象屈原能够写出如此奇绝的诗篇。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便是炎帝系的南方神话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雄们为追求理想而至死不渝的悲剧意识。蚩尤战死以后，神灵依然战斗不息；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失败，竟然一怒之下撞倒了不周山，使得“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刑天与帝争神，被帝砍掉脑袋，“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23]；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埋于东海。”[24]“他们都是悲剧性的英雄，功业未成而身首异处。但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和无限的痛苦，既没有妥协，也没有后悔。”[25]到此，我们对于楚文化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它具有较强的追求意识、英雄意识与悲剧意识；有着一种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更有着一种甘愿为了自己追求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的巨大勇气。这里，我还要谈及一个人——谭嗣同，他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倡导者，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他与屈原虽然相隔千年，但身上流淌着的是一样的爱国情怀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当他面对刽子手的屠刀，发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呐喊的时候，我感到了什么才是屈骚精神，什么才是楚文化的精髓。这种精神绵延千年，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楚人，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