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金融中心效应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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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3-1751(2007)01-0019-03试论我国城市经济学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刘扬(濮阳市建委测量队,河南濮阳457000)摘要: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和一些可行的建议与方法,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的发展趋势。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一体化;城市理论体系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城市经济学自西方传入我国20多年来,在我国经历了从兴起到不断繁荣的发展过程,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若干重大研究成果,为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1我国城市经济学科发展现状1. 1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现状国外的城市经济研究以解决城市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己任,在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城市实际问题的解决。在现实经济问题的左右下,近年来,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的内容可集中归结为4个主要的领域:区位分析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设计;特定城市市场与城市经济模型的建立;城市经济问题、城市政府行为和城市经济政策分析。1. 2国内城市经济研究现状国内的城市经济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了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城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概括而言,近年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5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2我国城市经济学的新特点城市经济研究直面时代重大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等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越来越需要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需要促使理论工作者从经济学层面上积极进行探讨。就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认识而言,也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见解。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展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改革开放为我国城市经济学者提供了与国外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各研究机构或高校的有关单位经常派出学者到国外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了解国外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同时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大大拓宽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城市经济学的学科组织建设和教学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时代呼唤着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此相呼应,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于2000年10月成立了城市经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担负起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重任,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随着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推进,城市经济学教学工作在国内各高校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约有20所大学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有10多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近百名教师从事城市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3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4“十一五”期间本学科发展的主要领域及其趋势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二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应创新和发展城市化理论,把城市化研究放到城市化时代的高度加以认识。应反思城市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以及思想、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原因。要提高城市经济学的实践性,研究城市发展的系统工程和价值工程,将城市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研究城市化定理或定律,使之既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又接受伪证主义的检验,成为经过科学论证和可以反复验证的结论及指导实际工作者实践的依据。城市化问题研究。一是研究城市化的方针政策。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三是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四是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六是研究城市化与教育、文化发展的关系。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一是尽快建立一套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这需要加强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二是以城市综合竞争力来评价城市发展状况,对大城市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具有发展特色的中小城市则有失偏颇。因此,应建立可以用来评价具有发展特色城市的指标体系,使之与综合竞争力评价标准一起,构成完整的评价城市的指标体系。参考文献:[1]何文超.重彩浓抹绘宏图—濮阳市城市规划建设回顾与展望[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2][加]伯拉舒特T J·城市测量与制图[M],北京:测绘出版社, 2001.

希望能帮到你 哪怕一点点发展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思考<摘要> 金融主导全球化的趋势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博弈历来是大国崛起与博弈的制高点。全球化战略新思维应成为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必须明确的定位思路，同时，借助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抓紧构建主动金融战略与策略，尽快完成从被动金融向主动金融的转型；最后提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中心网络体系。 （中经评论·北京）一、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新定位 全球化战略新思维是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必须明确的定位思路。 作为转型经济与新兴市场的我国，必须清醒地看到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着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不能否认，转型时期的金融体系依然保留着财政金融的痕迹，以及由此衍生的思维定势。我国增长方式中重出口导向轻内需市场的偏好和金融发展中重国内金融轻国际金融的偏好，是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特定阶段的现状相一致的。这对又好又快地发展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了一定的制约。笔者认为，我国在境内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应充分认清后全球化时代的特点与趋势，予以前瞻性的新定位。而要实施这一战略必须突破两道坎： 第一道是“国际金融坎”。随着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外延与结构已发生重大改变。上海作为中国这个全球性经济大国的金融都市，其科学定位必须是建成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综合型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与首尔、迪拜等特色型金融中心城市有所不同。上海更类似纽约，既是经济大国的国内金融中心又是国际金融中心，不同的只是美元早已作为全球储备与结算的国际货币而人民币尚处于国际化进程之中。从这一意义上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国内与国际并举，而其战略重点则应在“国际金融”上。千方百计地使一个城市成为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是十五世纪地中海时代以来许多国家的核心战略。国内金融中心往往通过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国内金融中心竞合规则通常遵循“国内合作，国际竞争”的模式。若重国内而轻国际，则容易走入重国内竞争轻国际突破的认知误区，难以平衡“机构集聚”与“市场集聚”的关系，也难以发挥上海在我国金融业中的国际化与市场化天然优势，进而影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与信心。 第二道是“全球化坎”。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战略与目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全球化城市已成为一大趋势。与中心城市不一样，这是全球的选择，是全世界对该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金融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认同与选择。全球化城市呈现同质化特征：现代服务业中心；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多样化生产中心；向周边城市辐射中心；全球化信息中心与指挥中心；时尚生活与创新源头。与日俱进的新变幻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对金融中心的新形态－－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的认知，已经不能封闭在传统国际金融中心框架中来理解了。我们必须探索隐藏在金融中心背后的深层元素及其变革，才能略窥未来国际金融中心大趋势，从而把握好重要的历史机遇期，按照科学发展观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二、向主动金融国家转型：中国正在调整的战略 主动金融战略是我国发展金融中心过程中必须调整的思路，也是正在稳步实施转型的战略。 如今的国际金融格局呈现这样的态势：发达国家定规则，新兴国家守规则，被动国家背规则。一个大国的金融主观能动性决定着其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而其余国家只能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随波逐流，无知且莫名地消耗自身的优势资源，将辛苦积累的财富拱手让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由此，产生出了主动金融国家和被动金融国家的分野。 主动金融国家在国际金融中心往往具备三大特征与优势：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力圈与话语权；敲定金融市场价格水平的霸权与能力；决定各种金融产品、工具与头衔的特权与创意。华尔街、工业七国（G7）、各式高峰论坛与精英俱乐部、独霸全球的金融专才资格注册权的NPO组织等就是主动金融国家的标签或名片，也是其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利器与舞台。他们通过这些资源优势主宰着世界金融的游戏规则与主动权。 被动金融国家则具备另外三大特征与弱势：关注国际金融惯例与乐意跟从的潜意识，往往使其放弃主动而为的权利，在话语权、概念、议题、甚至体系上听任主动金融国家的主导；执行金融市场价格及根据行情的商业思维，使其跟风多、开拓少，有时也有创新或反驳，但归根到底还是围绕主动金融国家设定的议题打转；模仿金融产品工具与热衷考试考证的潮流，使各种舶来的产品和引进的理念抑或与本国实情脱节，引起各种金融热象抑或迷茫。 主动金融国家与被动金融国家之间的博弈，以及主动金融国家之间的博弈，其核心是金融中心在“定制”上的竞争与合作，即：定规则，定产品，定价格，而最关键的是定人才和定风险。 尤其要强调的是，主动金融国家凭借其专业人才与资源优势，在制定产品时，就已定下了市场风险，如美国在1990年代股市泡沫破灭后设计的次级按揭贷款，在刺激美国经济与房地产市场的同时已经埋下了风险的种子。而被动金融国家虽然有风险意识与机制，但在金融创新与衍生品泛滥的今天，很少能够真正设置抵御外部冲击的保险装置，而始终保持独善其身。因为被动型金融国家或经济体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其最大的风险是缺乏经验和难以及时发现危机的源头及其内幕。 我国正处于从被动金融国家向主动金融国家转型过程中。从被动金融国家转向主动金融国家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过渡，而是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阶段，需要极大的勇气、智慧与坚韧。每个转型的结点都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胆魄、实力与速度的超级竞争,是从一个经济大国向金融大国必须迈过去的一道道门槛。一不留神或稍有犹豫，机遇便擦肩而过，酿成历史的遗憾。 我国应借助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战略机遇期，抓紧构建主动金融战略与策略，尽快完成从被动金融向主动金融的转型，从战略性主动金融向战术性主动金融的拓展，从履行大国一般义务向履行大国金融责任的深化，从而构建起既有利于世界和谐发展，也有利于我国金融又好又快发展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例如工业七国在最近的G7会议上首次讨论关于中国、韩国、俄罗斯、挪威、新加坡、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九国主权财富基金的监管准则，并提出规范主权财富基金的《行为守则》。据IMF估计，主权基金掌控的资产介于1.9万亿-2.9万亿美元之间，已超过全球对冲基金的规模。摩根斯坦利估计这些基金的资产到2015年可增至12兆美元，与美国经济总量相仿。显然这是摆在主动金融国家与被动金融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博弈点。被动金融国家应当走在前面，主动发起共同制定“主权财富基金国际准则”，率先自主制定这一领域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守规则或背规则。在主动制定这些规则时，可以邀请世行、IMF等国际金融组织参与合作，充分展示自身的成熟度与发展水平。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大国，要形成美国那样的金融思维模式并真正成为“复兴大国”还需要很长时间。但站高起点、主动而为是十分重要的前提，尤其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所有经济博弈中的制高点，更应自主创新，持之以恒。近十年，就在上海实施国际金融中心战略的同时，新加坡已经主动而为地完成了国际金融中心自身的改革与创新转型，从亚洲美元交易中心的制高点转型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与私人银行中心。我国香港也已重新定位为服务与东南亚及大陆内地的资本市场及衍生品交易中心，并主动提出发展本土伊斯兰金融平台和处理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的交易能力。因此，中国要想成功完成向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的转型，在国际上拥有绝对话语权，就绝不能安于现状，在别国制定的金融游戏规则中求稳不求胜。中国要以一个大国的责任和姿态立概念、定规则、求合作、促和谐，从而驾驭全球金融的整个格局，成为全球金融规则的缔造者和合作者。 三、网络战略：构建我国金融中心新体系 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既是转型经济国家，又是拥有“一国两制”的国家，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构建既适合本国又融入全球经济的金融中心网络和布局，是关系到国家金融战略成败的关键之一，也是我国走向经济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 首先，构建金融中心网络势在必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带来资金市场的不平衡，需要国家、地区或经济中心城市通过发展金融服务业进行融通和配置，这就为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进一步提升金融中心城市功能，形成几个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对于促进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融入全球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笔者认为：虽然一个金融中心网络包括多个金融中心城市，但数量的多少则由该国该地区的经济总量和区域经济特征所决定。我国在研究和布局未来金融中心网络时，应根据国情来确定金融中心的数量和定位，防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目前我国应该在重点保障建设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框架下，统筹区域经济，合理布局金融中心网络，这才是中国未来金融中心布局的根本战略。世界强国金融中心的多元化趋势也表明，一个国家不一定就只有一个金融中心，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拥有若干个功能互补、层次不同的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甚至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这些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对于促进本国、地区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比如，美国的国内金融中心体系就非常明显，见表1 这七大城市形成了一个点、线、面全方位统一的金融中心网络，其中每个城市的金融功能不尽相同，各有分工，共同形成服务全球与全国金融市场的体系。可以说，美国之所以有完善的经济体系和稳定的金融体系，其中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网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欧洲金融市场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欧洲金融中心根据自身优势形成了各具特色、多层分工、合作竞争的网络格局，见表2 这些金融中心按其不同的定位功能在金融服务上分工和合作，满足整个欧洲地区和不同国家、地区的市场需求，形成一个具备高度协调机制的金融运行体系。欧洲经验表明，在同一地理区域内的不同的金融中心能够依赖其各自不同的竞争优势共同生存和发展，同时在不同泛区域的金融中心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竞争与合作，两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加速金融中心乃至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 日本国土面积不大，金融中心为数不多，然而仍不失为一个有机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运行体系。东京属于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大阪是日本西部地区金融中心，横滨则是东部地区金融中心。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强国中完善的金融中心网络往往包含了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甚至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这些经济强国往往通过一个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和主导整个国际性金融市场的业务操作，据此来占领世界经济制高点，同时发展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基于地缘因素或时区所界定的金融业务。通过这些网状的、不同层次的、不同功能的金融中心相互协调，分工合作形成了有机的金融中心体系，通过整体性运转来完成其各种金融功能，从而实现经济强国的国家战略。 依国际经验和中国经济实力，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应该在协同发展香港与上海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框架下，统筹区域经济，合理布局金融中心网络，形成中国未来金融中心布局的基本战略。 各个金融中心分工协作，形成一个服务全国经济，参与金融市场，配置国际国内资源的成熟金融中心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