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执法的论文

监察执法的论文

新《水污染防治法》打破环境监察执法瓶颈
口李丹／文
新水污染防治法对“行政代履行制度”的规定部分解决了长期制约环境监察执法的行政强制权缺位问题，有利于督促违法者尽快改正环境违法行为。而“行政拘留”和“双罚制”作为环境执法手段在新法中的适用，则既是对现行环境保护立法的突破，又是对我国现行环境执法手段的创新。然而，这些有利于环境监察执法的规定也从队伍、装备、执法程序、处罚保障等方面，对环境监察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和实施在我国环境保护立法体系中具有标本价值，不仅折射出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发展的方向，也必将从各个方面影响我国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的建设，促进环境监察执法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解决制约环境监察执法工作的各种束缚。
一、建立了许多利于环境执法的新制度
加大了政府对水环境负责的力度，规定了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也就是说，水污染防治不再仅是环保部门的工作，而且是政府的工作，水环境保护对政府工作具有一票否决权。这也是“十一五”规划和党的十七大关于环保工作的精神在法律修改中的具体体现。为了完成减排任务，各地出现了很多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的 河长”、“段长”。这些变化对环境监察执法工作而言既是机遇，也意味着责任。一方面，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不断创新执法方式，加大执法力度，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也应当认清身上肩负的历史使命，严格执法，用足法律授予的职权。
规定了全面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实行排污许可制度，需要对每一个被许可对象的排污种类和数量进行连续准确的监测，以确定其排污数量是否符合排污许可证的规定。从必要性和可行性考虑，其适用对象应是排污量较大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数量庞大，但排污量所占比例较小，主要应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进行监督检查；将其纳入排污许可范围，由环保部门逐一核定并蓝续监测其排污数量，实际中难以做到。此外，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未经消毒处理的含病原体的污水以及含高放射性或者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等，禁止向水体排放，不属于许可的问题。因此新法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是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现场执法的重要依据，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在现场检查时就应当注意区别哪些企业需要许可，哪些企业不需要许可，并将企业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排污作为检查的重点内容。
明确了区域限批制度。以前，区域限批只是作为一种行政措施予以运用，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使区域限批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利于遏制区域性的严重环境违法行为。根据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对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有关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今后，环境监察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排污的日常监管，督促其落实排污总量控制和区域限批的各项要求，并对限批地区的建设项目进行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移送未批先建的违法案件。
按照“超标即违法”的原则，明确了违法的界限。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对超标排污的罚款数额，按照排污者应缴纳排污费的倍数确定。对限期治理期间，通过限制生产、限制排放不能消除对环境的严重危害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由有关人民政府责令关闭。对环境监察执法部门而言，以后排污超标不能再收超标排污费了，而是应当责令限期治理，并处以罚款。
严格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对暗管偷排严厉禁止。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应当对其所排放的工业废水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对于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有关水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以及未按照规定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对违反排污口规范化管理要求的违法行为的处罚额度，同时法律还禁止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也就是说无论企业排放水污染物是否超标，只要用暗管排放，均可以进行处罚。
无须超标，不正常使用或者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即可处罚。原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排污单位故意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未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责令恢复正常使用或者限期重新安装使用，并处罚款。按照这一规定，只有不正常使用或者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和超标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对违法者进行处罚。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改变了这一做法，规定：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2008年6月1日后，无须超标，不正常使用或者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即为违法行为，可以进行处罚。
二、扩大了环境监察执法部门的权力
限期治理权。新法强化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执法权力，将责令限期治理权赋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行为，可以由环保部门决定限期治理，同时还可以罚款。
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治权。新法规定，限期治理期间，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治。限期治理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环境应急监管权。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赋予了环保部门环境应急监管权，新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是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应急方案的；二是水污染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应急方案、采取有关应急措施的。
有限度的行政强制权。新法对行政代履行制度做出了规定，赋予环保部门有限度的行政强制权。行政代履行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是指行政主体自行或者雇人代替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履行义务而强制义务人缴付劳务费用的行政强制方式。新法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三条确立了行政代履行制度，即对于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权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新法对行政代履行制度的规定部分解决了长期制约环境监察执法的行政强制权缺位的问题，有利于督促违法者尽快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履行法定义务。但需要说明的是，新法对于环保部门行政强制权的规定还是有限度的，对于及时制止环境违法行为所迫切需要的查封扣押等即时强制权，并没有做出规定。
三、创新了环境监察执法手段
规定可以适用行政拘留等措施。行政拘留是指公安机关限制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行为人短期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新法第九十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根据这一规定，行政拘留在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中已经可以作为一种环境执法手段予以适用了，这是对我国现行环境执法手段的创新。也就是说，对于严重的水环境违法行为，不仅可以适用财产罚，还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适用人身罚，即可以进行行政拘留。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发现水环境违法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相关规定的，可以将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对负责人或责任人进行行政拘留。
对于某些严重违法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行为规定了“双罚制”。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是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如果只处罚单位，不处罚责任人，就不能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对单位适用“单罚制”难以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企事业单位造成水污染事故的，除应对该单位给予罚款等处罚外，还应规定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企事业单位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人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这就意味着今后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可以直接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将环境违法行为与其个人经济利益结合起来。新法确立的“双罚制”既是对现行环境保护立法的突破，又是对现行环境执法手段的创新。
四、加大了环境违法责任的追究力度
主要体现在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上。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按照应缴纳排污费的倍数来计算罚款额度，体现了“过罚相当”的原则。对于某些不宜按排污费来确定罚款数额的行为，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也普遍加大了处罚力度。对水污染违法者，新法在原有基础上普遍提高了罚款的数额。例如，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二十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上不封顶。
规定了民事损害赔偿制度。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代表人诉讼、环境监测机构义务和环境损害法律援助等方面的规则，这些规则一旦落实将会大大增加环境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例如，按照原水污染防治法，污染者接受的行政罚款数额不会超过一百万，而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者还可以按照民事损害赔偿的规则从污染者处获得赔偿，获得的赔偿数额是根据受害者受到的实际损失来计算的，上不封顶。这就意味着，环境违法者可能不仅要面临严厉的行政处罚，还会面临来自污染受害者的巨额民事赔偿。因此，新法对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详细规定也可以起到加大污染者的违法成本、预防环境违法行为的作用。
五、对环境监察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对各级环保部门将产生重大影响，现行的许多做法都需要改革，其中对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的影响尤为重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挑战，体现在：
第一，强化队伍建设和装备建设。越来越严格的法律制度需要高素质的执法人员才能保证执行。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了许多新的法律制度，对环境执法规定了许多新的执法手段，这就对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的队伍建设和装备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环境监察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要正确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需要对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对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在人员和装备上予以保证。
第二，加强法制学习。执法的前提是熟悉和理解现行法律，因此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还应当加强法律和现场执法等业务知识的学习。目前许多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水污染防治法的条文不是很熟悉，对于新法颁布和实施的背景、对于立法者的本意、对于如何正确适用新法还存在模糊的认识，对与之配套的法规、标准和相关法律解释还比较陌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及时组织环境监察执法人员进行法制培训，领会水污染防治法的实质内涵，熟悉新的法律制度，按照新法的要求规范环境监察执法行为。
第三，按照法律规定，完善执法程序和方式。随着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许多原先属于政府的权力，例如限期治理权，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治权，都归口到各级环境保护部门，那么这些权力究竟按照何种程序来行使?如何保证权力能够行使到位，不被滥用呢?这些均是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需要面临的新课题。此外，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双罚制”的规定，造成水污染事故的，除了可以对单位进行处罚外，还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要核算“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就需要环保部门对事故单位的财务账目进行核实，那么按照何种程序和规程对事故单位的财务账目进行核实?又如何保证环保部门核实的账目的真实有效性呢?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国家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规章，另一方面也需要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积极探索，积累经验。
第四，加强行政处罚保障能力建设。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许多行政处罚对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新法规定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为基数计算罚款额度，那么，在应缴纳排污费的证据效力问题上，就对环境监察执法机构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现行的排污费一般不作为证据来对待，也很少有机会到法庭上质证，而排污费一旦和行政处罚挂钩，就会影响受处罚人的切身利益，受到((行政处罚法》的调整，也就意味着排污费的核定、收取程序都要经得起受处罚人的质证，符合法定的要求。此外，环境监察执法机构还要经常面临瞬时超标排污、无组织排放、间歇性排污的排污费确定问题，加大了排污费核定的难度。再如，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禁止暗管排污，那么如何发现暗管呢?这就需要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配备专门的暗管探测设备，以保证这条禁止性规定的落实。当然，要保证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的执行，还需要国家加强经费保证和人员编制保证。
六、疑点难点：新法仍有待完善之处
立法是各种利益博弈妥协的产物，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也不例外。而由于利益妥协的原因，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在加强环境监察执法方面还有待完善之处：
第一，新法对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的执法地位定位不明确，环境监察执法机构还是委托执法。也就是说，环境监察执法队伍不能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定位没有法律依据，就容易使环境监察队伍的性质、机构设置、发展方向等具有随意性，以领导人意志和注意力为转移。从促进环境监察队伍的长期发展角度而言，我们认为，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的定位应当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第二，新法对于何谓拒绝监督检查界定不清，拒绝检查后可以采取的法律措施有限。虽然修改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拒绝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是新法对何谓拒绝检查界定不清，没有回答拖延检查算不算拒绝检查、如果拒绝检查现场有何强制措施等问题。
第三，按日计罚制度还是未能在立法中确认。按日计罚制度能够有效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已经为许多发达国家的环境立法所采纳。而在新修改的水}亏染防治法中并没有规定按日计罚制度，笔者认为，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还是应当有所规定。依据新法的规定，对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和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应当按照应缴纳排污费数额的倍数进行罚款，这就需要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出具相应的数据做支撑。而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目前的能力很难随时掌握违法企业排污的情况，也难以准确界定罚款数额。这些都可能导致新法中按照应缴纳排污费的倍数进行罚款的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最终流于形式。
第四，没有授予环保部门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现场强制权。所谓行政强制措施，又称行政即时强制，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或在紧急、危险情况下，根据法律、新涪实施后．环境监察执法机构要经常面临瞬时超标排污、无组织排放、间歇性排污的排污费确定问题，加大了排污费核定的难度。法规规定，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或者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措施。在现场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和水污染事故，对这些违法行为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及时有效的制止，是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开展工作的迫切需要。但是新法并没有授予环保部门对违法行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国家应当明确规定，对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水环境污染以及可能导致重要证据灭失或者被转移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对有关设施、场所、物品予以查封、扣押。
第五，对向水体排放有毒物质的行为没有规定行政拘留的处罚方式。污染企业向水体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含放射性的废水，其人身危害性不亚于投毒，因此我们认为，向水体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应当由公安机关处以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行政拘留，严重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遗憾的是，新法对此未作规定。如果在水污染防治法中不能对此做出规定的话，我们建议国家在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 时，将向水体排放有毒物质的行为明确为适用行政拘留的情形之一。
第六，还是未能解决“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到”的问题。按照现行环境法的规定，对一定规模或者具有特定违法行为的企业进行处罚的权限在环境保护部或者省级环保局，而对这些企业的日常监管任务又由县级或者市级环保部门承担，即使发现违法行为，基层环保部门也难以处理。我们认为，国家可以授予基层环保部门先期采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然后再由基层环保部门按照管理权限报有权的环保部门批准进行行政处罚。
■ 作者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一篇关于“论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利弊”的小论文，1000字左右，急需！高手们，谢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如何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论文

检察机关是宪法定位的法律监督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主题。法律监督工作的好与坏,关涉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实践看,由于法律规定、职权配置、人员素质等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还存在监督不广、监督不深、监督不够、监督无力等现象。如何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权,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完善法律规定,使法律监督更具操作性
　　一是对法律监督的规定应尽可能细化。从目前看,宪法和法律虽然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但是在哪些方面可以监督、如何监督、可以采取哪些监督手段等方面规定得较为模糊,在实际工作中不易操作。如: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规定见于《宪法》的第129条、《刑事诉讼法》的第8条和第87条、《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7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的第164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第372条到379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等,但这些大都为原则性规定,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是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规定(试行)》。然而上述规定多为程序方面的规定,又只是规定互相通报、建议、通知、送达、报请等,这种软性监督的方式对于被监督对象拖延不执行或拒不执行缺乏后续的制约措施,实际操作性差。二是监督门槛设置不宜过高。比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修订)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由检察人员以口头方式向侦查人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出纠正意见,并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的时候,由部门负责人提出。对于情节较重的违法情形,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工作实践中,对于那些“情节较轻”的,只能进行口头纠正,缺乏效力,监督效果不明显。三是应强化法律监督的手段。刑诉法、民诉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督手段较为单一,除抗诉外,主要是发书面通知、检察建议等,一旦被监督单位或个人不予执行或拖延不办,没有后续措施,这就造成了监督不力的现象。如,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方面只有调查权,而没有侦查权。调查手段有限并缺乏强制保障措施,加之被监督机关对立案监督在案情认识上及证据收集上会有差别,必然会影响立案监督效果。四是应促进对等监督。应制定相应规定,在重点乡镇设置派驻乡镇检察室,强化对乡镇一级的法庭、公安派出所以及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另外,在民事诉讼监督方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88条和第1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和执行检察建议,应当经本院检察委员会决定。但是,同级法院接到再审检察建议后,不用经过审委会,就可以直接由副庭长进行回复,甚至敷衍、不回复。再如,在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提请抗诉后,法院发还重审时虽然另行组成合议庭,但有时负责签字审批的主管院长还是同一个人,对再审案件的公正办理有影响。
　　二、强化内部分工配合,使法律监督更加专业化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侧重于刑事检察和自侦工作,对法律监督重视不够。造成这方面的客观原因是,检察机关承担着较重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以我院为例,近三年来,侦监部门的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70件案件,人均2天1件;公诉部门的检察员、助理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公诉案件85件,每人平均2.5天办理1件。这些固定的工作量占据他们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了对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成为了“副业”。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以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契机,将法律监督单独抽出,设立诉讼监督局,或者成立诉讼监督组,专门从事刑事、民行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变副业为主业,变被动为主动。同时,独立出来的法律监督部门或办案组应与院内其他业务部门紧密合作,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一是与案管部门合作,强化对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监督;二是与批捕、起诉等刑检部门合作,刑检部门在审查案件中发现侦查机关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和诉讼监督部门或办案组联系,避免监督部门的二次阅卷和重复劳动,既提供了监督案源,又确保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完善证据链条、促进公正审判,为刑检部门扫清障碍;三是与自侦部门合作,对于在诉讼监督中发现侦查人员或者审判人员有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渎职失职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可以与反贪、反渎部门配合,既强化了法律监督手段,提高了法律监督效果,又为反贪反渎部门提供了案源;四是与监所检察部门合作,强化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对侦查人员是否存在暴力取证等进行监督调查,更好地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创新完善工作机制,使法律监督更加扎实有效
　　一是应完善执法考核机制,促进法律监督。在工作实践中,有时候出现的监督难、难监督现象,与执法考核有关。比如立案监督,在检察机关这边有考核指标,而且上不封顶、多多益善,但在公安那边,受迫于破案率,往往采取不破不立的做法,被立案监督还有扣分项,所以不愿意配合,即使不积极、不主动。有的检察院甚至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与公安沟通协调,做假监督、纸面监督和数字监督,只为应付上级考核。个别基层院甚至出现批捕100件,立案监督80件的造假现象。所以,应当树立正确的思想,理清工作和考核的关系,考核是为了工作,而非工作是为了考核。因此,考核宜粗,抓大放小,尽量不要设指标;监督宜细,要规范明确,尽量具体。二是应完善公检法配合与制约机制。做好法律监督,需要公检法三家单位的配合协作,减少分歧,特别在统一执法尺度方面。应在立案标准、羁押必要性认识、批捕、起诉标准和法院审理标准上做到相统一、相一致。同时,重点还要相互制约。从实践看,相互配合有利于案件进展,相互制约才有利于公平公正。检察机关更要在案件事实、证据方面严把关、把好关,做到事实证据统一、程序实体兼顾,以法为是、秉公监督。三是应探索政法机关案件通报和信息共享机制。公开和共享是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手段。例如,笔者所在的武安市检察院,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已刑事立案2670余起,其中报捕案件218件,直诉案件110余件,在立案监督方面大有空间,但是仅仅依靠当事人申请、举报,渠道太窄,案源不多。如果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就可以从报案、受案开始进行监督,也可以扩展到对治安管理案件的监督,防止刑事案件的“降格处理”,真正做到“源头监督”。同时,信息共享也有利于加强对法院的审判监督。
　　四、加强自我监督和检务公开,使法律监督更具公信力
　　法律监督是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对检察机关自侦、捕诉部门的监督。因此,还要将监督触角向内延伸,结合案管部门,对本院受理的批捕、起诉案件的进行程序监督和反馈调查,杜绝错案和执法瑕疵,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公正办理;结合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对办案人的监督,杜绝执法过错和违法办案,确保每一名干警都能公正、廉洁执法。在强化内部监督的同时,还应加强检务公开,通过多种方式,搭建阳光检务平台,提升法律监督公信力。通过整合“检察开放日”、举报宣传周、涉农检察宣传、设立乡镇检察室等多种传统的检务公开方式,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社会公众集中汇报和宣传检察机关履职尽责情况;通过升级检务大厅,设置律师会见、律师阅卷、综合查询、案件受理等功能区,开展法律咨询、案件查询、律师接待和阅卷、行贿档案查询等多项业务,实现“一站式”公开;通过纸质媒体、电视、广告大屏等媒介,定期公开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办案规程、立案范围、立案标准等内容,定期更新一些检察动态和有较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通过借力微博、微信、网络展馆等新兴媒体和方式,介绍检察职能,公开案件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公信力。
　　五、抓好队伍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好法律监督工作,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自身素质。我们的监督对象有对法律非常谙熟的经验丰富的老法官,有身经百战的老办案民警,而且执法环境越来越严、越来越规范,这就要求我们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必然要具备更高的素质。一是要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对同属一个战壕的兄弟政法机关进行监督,必然面临方方面面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克服畏难情绪,坚持以法为是、唯法是从,以维护法律公正实施为己任,敢于监督、勇于监督,做一个称职乃至优秀的法律“挑错人”。二是要善于学习,提升法律修养。要凸显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检察文化,建设学习型检察院,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干警文化品味和法律修养。三是要紧贴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法律监督点多面广,需要培养知识全、业务专的的法律监督实践者。可以通过实施全员轮训,让干警到各个业务部门去“兼职”和“实习”,这样有利于干警尽快熟悉和掌握刑事诉讼环节的各个程序,同时,也可以在轮训中发现和培养一专多能的法律监督人才。对年轻干警可以实施跟案培训,从案管受案开始,安排有经验的业务能手做其“导师”,领办某个案件的全流程,促进年轻干警尽快熟悉各项业务,迅速成长、成熟起来。四是要强化队伍的管理监督。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和制约,作为法律监督者,也不例外。必须坚持理想信念时时讲、职业道德时时抓、工作纪律时时记,同时,还要定期开展警示教育、执法检查、检务督察等活动,促进干警公正、廉洁地行使法律监督权。
河北省武安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