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

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我们不能因局部的、眼前的问题而改弦易辙，不能一遇到困难就从供给侧跳回需求侧。如何将稳定总需求举措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同结构调整巧妙对接，是当前宏观经济分析的焦点和难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日前在出席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等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2018)”时，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布局，经济研究如何与新时代形成同频共振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表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定要站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础上看待问题和提出方案。他强调，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站在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当前经济问题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针对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所发生的变化，国内经济学界做出的相关分析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同样，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围绕经济形势判断和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等内容，也存在不同解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的观察是，大家可能没有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说话。具体一点，就是没有共同站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平台上，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来发声”高培勇表示。面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必须明确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只有立足于这样一个大前提讨论问题，才有可能达成共识，才有可能契合实际。

高培勇提出，高质量发展，既是时代的变化，也是发展阶段的变化。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一种反映。这告诉我们两件事：一是时代变了，另一个是发展阶段变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使命。如果意识不到这种转变，就会不由自主地套用传统思维方式解读当前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复制以往的分析方法解读中央关于宏观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发展阶段，语境不同、理念不同、话语体系不同。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赖以支撑的理论基础还停留于过去，面对新问题、新矛盾，就会不由自主地滑入到惯性思维的轨道上去。”

重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四大变化

高培勇强调，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标签，它有着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内容。当我们意识到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用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契合的发展理念、宏观经济政策主线、宏观调控的实施机制去调控经济、管理经济、做好经济工作。与高速增长阶段有所不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有四点变化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是发展理念的变化。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们最关注的是GDP的规模和增速，GDP几乎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或者是最重要的目标。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之相匹配的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GDP规模和增速依然重要，但已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目标。相对而言，质量和效益更重要。这种理念上的变化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其所要求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与高速增长阶段大不相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这四个“更”替代了GDP规模和增速。将新发展理念摆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意味着，GDP增速高一点就松口气，GDP增速稍微差一点就紧张起来，疲于应对，不是今天面对经济形势变化、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所应持有的立场。

第二是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侧。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央多次提出，当前经济运行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所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是：形势在变化，要从长期大势看当前的经济形势。

当前，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我国外部需求出现波动。总量问题、需求侧问题都是要解决和应对的矛盾和问题，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是，一旦当我们意识到当前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就必须回答，对比总量问题和需求侧问题，结构问题和供给侧问题处于什么位置。如果认定当前的主要矛盾又转回到总量问题和需求侧问题，那就需要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讨论当前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是，那就另当别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这提醒我们，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许多问题，表面上是总量问题，需求侧问题，实际上是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阵痛，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具体反映。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不管怎样，总量矛盾、需求侧矛盾都没有超越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第三是政策主线的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不动摇。在当前的背景条件下，我们已经意识到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逆周期调节主要是基于需求管理的政策体系来实施。站在需求侧，紧盯需求总量搞对冲性逆向调节，这是需求管理的精髓。需求少了，增加需求，需求多了，就减少需求。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性，因为形势变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种变化归根到底是一种短期性、周期性变化。当立足于长期发展大势看待今天的经济形势的时候，就要处理好逆周期调节和已经确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不能忘记或忽略了我们是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一下子跑回需求管理的轨道上去。为什么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说到底，是一个政策线索比较问题。逆周期调节是一条政策线索，但是当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比较的时候，总有一条是主线，一条是次主线或第二位的主线，一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对短期冲击需要进行政策调整，但时刻要记住，我们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下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绝不能遇到短期的冲击和短期的矛盾就一下子忘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第四是宏观调控的实施机制发生了变化。

过去，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一旦确定后，大家普遍关注政府会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去保证政策目标的实施。这种基于短期的经济目标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或实施机制，所追求的往往是短期的平衡和稳定。现在我们瞄准的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而结构问题、供给侧问题绝不是可以通过短期的政策调整就可以解决的，必须立足于长期的体制机制改革，最后的归宿点是“改革”二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加以实施，这是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新阶段不能重走“大水漫灌”的老路

高培勇强调，如果我们根据这四方面变化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变化和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就会得出不同于以往的判断，就会操用不同于以往的理念。概括起来就是立场、观点、方法都有所不同。

比如，谈到当前经济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了两句话加以集中表述。一句话是：“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另一句话是：“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这两句话说得很清楚，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既有短期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既有内部问题也有外部问题。

当来自两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一并向我们走来并交互作用的时候，尤其是2018年7月份以来，面对包括大规模增加基建投资、大力度减税、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大剂量增加或放松货币供给、放松金融监管等相关政策建议和主张，有必要特别警惕“惯性思维”。

“这些建议和主张无疑都是有针对性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建议和主张全部加以实施，是不是重新回到了高速增长阶段？”高培勇指出，对比一下上述政策菜单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曾经实施的政策菜单，便可以发现：“简单复制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结果。”

高培勇特别强调，如果重新回到高速增长阶段思维去实施宏观调控，那就可能意味着将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的变化抛在脑后而滑入“惯性思维”轨道了。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速出现转折性变化以来，我们在干什么？回过头来看，这五六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苦苦地探索如何维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寻找解决结构性、长期性问题的答案。2013年，中央做出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判断。2014年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年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接着又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强调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再加上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判断和战略部署，所有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也必须以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契合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去看待经济形势，布局宏观经济政策。

高培勇进一步强调，如果我们重新走10年前、20年前那种刺激经济发展的老路，那无疑意味着是要重走“大水漫灌”的增长模式。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不搞“大水漫灌”，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大水漫灌”的惨痛教训，许多人仍然对此记忆犹新。那不是我们想要的。

“既然重走高速增长的老路不是我们想要的。回到2008年、1998年大水漫灌的老路，也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么，当我们面对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该怎么做？”高培勇指出，关键还是要立足于高质量发展。我们要把脑袋放在新时代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来思考问题，必须意识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别，把主次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从而走出一条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解决短期和长期、外部和内部、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道路。

高培勇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给出了如何走出这样一条道路的具体方案。比如说在投资问题上，会议提出，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这个投资与以前的投资不一样的，是有效投资，投资的重点是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基础设施和补短板。谈到减税的时候提出，一方面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另一方面要发展实体经济，立足于给实体经济减税。谈到货币政策的时候也在朝着如何避免“大水漫灌”，加强金融监管，而不是放松金融监管，走协调和融合的道路。

高培勇进一步指出，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我们不能因局部的、眼前的问题而改弦易辙，不能一遇到困难就从供给侧跳回需求侧。如何将稳定总需求举措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同结构调整巧妙对接，是当前宏观经济分析的焦点和难点。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什么发展阶段,青年大学习？

高质量发展阶段。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而是指我国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标要求的阶段。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单纯追求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做法已不合时宜。

正因为新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和衡量标准更高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更加凸显了。一些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也变成了问题；一些过去勉强能够支撑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也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发展要求了。

扩展资料：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国际上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国内来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安居梦照进现实 “房住不炒”点题高质量发展

1978年，我国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有6.7平方米，缺房户占城市总户数的47.5%。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平方米。40年间，我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增长了逾5倍。

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百姓的安居梦正成为现实。同时，我国房地产行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居住环境改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告别住房短缺

动迁之前，上海人吴先生一家三口挤在老城区的一个亭子间里。一张小小的桌子，做饭时是案板，吃饭时是饭桌，写作业时是书桌。拥挤逼仄的石库门、阴暗潮湿的味道、因空间紧张而剑拔弩张的邻里关系，构成了吴先生幼时关于居住的全部印象。

1978年之前，中国的城镇住房基本属于福利性住房，行业发展缓慢。尤其在北京、上海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经历了一轮人口的大增长后，居民住房普遍紧张，居住环境普遍恶劣。1978年底的一份报告显示，1977年底全国城市缺房户占居民总数的17%，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不足2平方米的拥挤户达89万户。仅在上海的棚户区就住着100多万人。

住房制度改革迫在眉睫。房地产行业改革的一系列理论探讨和实践由此展开。在这一时期，万科、恒大等房企先后成立。

1998年7月中央正式发布文件，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中国由此进入了住宅全面商品化的时代。

“我们经过了近20年的探索，到1994年形成了初步的政策框架，在1998年终于形成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表示。

2002年，通过拆迁，吴先生一家终于住上了单独厨卫的电梯房。

多个层面政策文件定调后，房地产行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

统计局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住宅建设规模大幅增加，有效改善了人民的居住条件。1998-2017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85万亿元，年均增长21.4%；2017年我国全社会住宅施工面积65亿平方米，是1997年的4.4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8-2019)》显示，中国居民已基本告别“蜗居”时代，进入“适居”时代。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改善居住空间和环境的需求。此外，房地产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产业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良性发展。

坚持根本定位

不过，在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的情况下，部分区域房价高企备受关注。

冯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业发展为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为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住房投资品属性过强，住房的基本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一些炒房现象干扰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运行。不少中心城市，房价上涨的速度比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居民家庭的住房杠杆率不断上升，居民负债过高，也影响了居民其他消费增长的能力；资金过度向房地产业流动，加剧了经济脱实向虚。

张大伟表示，高房价的产生与社会资源分配、城市发展不均衡、银行的信贷大量流入房地产等因素有关。土地财政短期内难有替代模式，加之经济周期的波动，房地产经常被用作短期刺激手段，因此核心城市房地产价格始终处于高位。

2016年底，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一轮强调控周期。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房住不炒”；2017年2月，中央首提“研究房地产长效机制和基础性制度安排”。一系列高规格表态和政策，体现了中央对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信心和决心。

迈向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规模已经达到15万亿元。经过多年的发展，房地产业的发展逻辑和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尤其是在“房住不炒”的政策主基调下，房地产暴利时代逐渐落幕，楼市将进入下半场。作为国民经济支柱行业，关系到上下游60多个行业，房地产行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恒大总裁夏海钧认为，调控政策是“组合拳”。房地产企业一定要坚持“房住不炒”，满足居民刚性居住需求，行业就会实现稳定、健康发展。

夏海钧同时指出，未来中国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仍有三个关键有利因素。“首先，中国的城镇化率仅50%多，欧美等和地区则达到80%。我国还有20%的增长空间，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就是1400万人口进城。二是中国目前人均居住面积39平方米，欧美则为80平方米，这个增长空间就是我们的需求。三是旧城改造。20%的老房子要拆掉，每一个地产商将来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张大伟则认为，调控房地产不可能一蹴而就，过去几十年积累的问题要慢慢缓解。房地产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应坚守“房住不炒”的根本原则，房地产税等长期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该加快出台。房地产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另一方面要降低居民对房地产作为投资品的依赖。

（文章来源：中国证券报）

我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不高，难以有效适应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需求的变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在培育发展新动能上下功夫。
先进制造是制造业中创新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也是价值链上高利润、高附加值的领域，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最为重要的抓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