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赏鱼的发展前景 推荐 下载阅读CAJ格式全文 下载阅读PDF格式全文 【作者中文名】 甘日昌; 【作者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武汉; 【文献出处】 养殖与饲料, , 编辑部邮箱 2004年 1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观赏鱼的欣赏和饲养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一种时尚,它以五彩斑斓的色彩,摇曳多姿的体态,优雅多变的泳姿而倍受男女老少的青睐,特别是生活节奏日益紧张的今天,家庭或公司摆个水族箱养些观赏鱼可以减轻年轻人的工作压力放松精神,可以使老 【DOI】 cnki:ISSN: 【读者推荐文章】[1] 赵玉宝,郭大民,王鸿媛. 我国观赏鱼的发展现状和问题[J]. 科学养鱼, 1999,(02) . [2] 温文. 观赏鱼发展前景及主要养殖品种[J]. 渔业致富指南, 2005,(21) . [3] 赵玉宝. 国内外观赏鱼发展的新进展[J]. 渔业现代化, 2004,(02) . [4] 楼丹. 观赏鱼养殖前景浅析[J]. 江西水产科技, 2005,(02) . [5]观赏鱼发展前景[J]. 中国供销商情, 2005,(02) . [6] 陈一骏. 观赏鱼的发展现状与前景[J]. 渔业致富指南, 2000,(16) . [7] 姜景田,邹胜利,郑宝泰. 我国观赏鱼发展现状分析[J]. 渔业致富指南, 2004,(10) . [8] 陶宝山,陈蓝荪. 观赏鱼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J]. 河南水产, 2000,(04) . [9] 苏植逢. 观赏鱼与观赏鱼饲料[J]. 广东饲料, 2004,(03) . [10] 魏为民. 试论观赏鱼的发展前景及对策[J]. 中国水产, 2004,(09) . 【相似文献】[1] 观赏鱼发展前景[J]. 中国供销商情, 2005,(02) [2] 甘日昌. 中国观赏鱼的发展前景[J]. 养殖与饲料, 2004,(11) [3] 海雨. 如何发展观赏鱼[J]. 农民致富之友, 2004,(12) [4] 京文. 北京观赏鱼创汇408万美元[J]. 渔业致富指南, 2005,(07) [5] 孙建军, 洪九成, 陈桂林. 把“小鱼”做大做强——关于我市观赏鱼发展若干问题的探讨[J]. 北京水产, 2000,(05) [6] 《中国观赏鱼》杂志创刊[J]. 河北渔业, 2001,(02) [7] 《中国观赏鱼》杂志创刊[J]. 渔业致富指南, 2001,(06) [8] 钟燕平. 观赏鱼出口 有待做大[J]. 北京农业, 2004,(05) [9] 赵枫. 观赏鱼海外受宠[J]. 农业知识, 2004,(21) [10] 赵玉宝, 郭大民, 王鸿媛. 我国观赏鱼的发展现状和问题[J]. 科学养鱼, 1999,(02)
对于观赏鱼养殖我在下面写了一些有关的东西，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你也可以去一些饲料得网站去看一下，那上面写的比较全面，给你个建议的网站，天津市晨辉饲料，你可以在百度上找一下，那上面写的比较详细一些。1 养好鱼要先学会买好鱼：健康的鱼在水体的中下层游动（上层鱼除外）、争抢食物，游姿自然、悠闲，尾鳍清澈透明、飘逸,眼珠清晰，个体大。沉底、浮头、游动现挣扎状，有外伤、白毛、白点，尾鳍肥厚、混浊、严重血丝、体色灰暗、眼珠混浊、单身独处，拒食的或以身体擦缸的都属病鱼，一定不能购买。 2 如果准备将几个不同品种的鱼混养在一个缸里，就要照顾到不同种鱼之间的相容性，凶猛的鱼和温和的鱼不能共养；个体差异太多的不能混养（温和鱼种可以考虑）；水质要求不同的不能混养等等。 3 购买时,性格生猛的和大中型鱼，不仅要充气保氧，盛装的外层还要再套一个黑色袋，以减少外界对鱼产生干扰。高档鱼应各条单独装袋，以免相互碰触导致损伤。冬天买鱼还要注意保温。装鱼的塑料袋一定要厚实可靠，特别是那些有硬鳍的鱼更应注意。 4 热带鱼买回家后不要急于入缸，要先将装鱼的塑料袋浸入鱼缸十至二十分钟后再打开，让缸里的水分几次倒流入袋里，同袋里原先的水逐步混合，以使鱼儿逐步适应水温、水质。如有灯光照射，应将灯光关掉，在黑暗中鱼儿比较安静，不易受惊。 5 热带鱼最适宜24℃-28℃范围内生活，夏天达32℃能正常生活，但是如果突然温度变化过大，热带鱼就无法适应。所以，在购鱼前不仅要调好自家水族箱的水温，还要注意到水族店的水温和你家鱼缸的水温偏差不宜大，一般4℃以内是允许的。如果两者水温偏差过大，宁愿暂时不买，也要多跑一趟将水温调整到基本一致后再买。 6 鱼缸不能一次换水过多 那样会导致水质不适症发生。 水质包括pH值、硬度、氯离子、溶氧量、硝酸盐、硫化物、蛋白质及混浊度等。热带鱼已适应了在原来的水质中生活，如果全部换水，突然改变了水质，它们就无法适应，使体质下降而得病。如需要沏底洗缸时，亦应留好大部分旧水，洗完缸后将留下的水回到缸内后再加新水。 7 要注意鱼的投放密度。热带鱼喜欢大的活动空间，初养者常会见到喜爱的鱼就买，极少顾及缸内究竟能养多少条鱼，此点需要特别注意。通常应以 1升水养1厘米长的鱼为基准，如果您的鱼缸容纳了100升水，那么最多可喂养 10厘米长的热带鱼10条左右才比较安全。我本人则坚持以升左右为控制目标。在较大的空间内，鱼比较活跃，体质强壮，色彩鲜艳。养得过多、密度过大，水中缺氧、水质恶化，是导致热带鱼生病死亡的主要原因。 8 怎样投食。观赏鱼缸最要注意控制投食，以每天一至两次，3至5分钟内吃完为宜。阴雨天少喂食，晚间不喂。鱼在消化食物的过程需要消耗更多的氧，阴雨天、晚间气压较低，水中的溶氧也就低，如此时喂鱼将可能导致水中严重缺氧而死鱼。死鱼大都发生在夜间，水中严重缺氧是主要原因之一。 9 饵料一定要清洁，这是初涉者最容易忽视的。喂饲了不洁鱼饵，极易导致鱼病的发生。建议购买由专业公司生产的品牌冷冻新鲜食料，如血红虫、丰年虾等。水蚯蚓、水红虫等活虫虽然是热带鱼最喜欢，但活虫都生长在污染的水环境中，在暂养中又极易死亡、腐败，所以，投放活食要慎重。 10 要保持水的清洁。热带鱼进食后，会消耗大量氧气及排出大量废物，对水产生污染、滋生病菌。为了保持水的清洁，必须安装效能高的过滤器。如果是裸缸养鱼，每天还要利用从缸底部抽除排析物的同时换去十分之一或略多一些旧水，特别是夏天一定不能忽视。鱼和水草共养的生态缸，只要每周一次更换1/3～1/4水就可以了。过滤机可以采用带充气设计的，这样过滤和充气可以同时进行，既使水得以净化，又补充了氧气。不过，水草缸不宜充气。 11 不能将油脂及洗涤剂等带入水中。油污会浮在水面将空气隔绝，使水中的氧得不到补充，会导致热带鱼缺氧死亡。投食肉类，甚至手上涂抹过护手霜操作，都会将油脂带入水中，应该仔细避免。据此，鱼缸更应远离有油气产生的地方。 12 最好先从价格低、易养的鱼养起，积累了经验再养名贵品种，就能得心应手，取得成功来源：中国畜牧街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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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 苗族侗族的好邻居——水族【简介】水族，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现有345993人，主要聚居在贵州省黔南布依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和荔波、都匀、独山以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凯里、黎平、榕江、从江等县，少数散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部。 水族的居住地位于云贵高原东南部的苗岭山脉以南，都柳江和龙江上游。森林密布，山水如画，适于农林业的发展，是贵州高原的鱼米花果之乡。水族在民歌中，常以“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从事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九阡酒”是水族传统佳酿。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水历与夏历基本一致，但以夏历八月为岁末，九月为岁首。 【语言文字】水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水语支。水族先民曾创制过自己的文字，称为“水书”，其形状类似于甲骨文和金文，是一种已经有2000年历史的古老文字，但只有400多个单字，且多用于巫术活动。这些文字全靠誊写抄录，没有刻版印刷，但各地的水书基本一致。大部分水族人不认识。他们日常生活中通用汉文。【历史】水族的远祖是古代“百越”的一支。水族与古代“骆越”族有历史渊源，是其中一只发展起来的。早在秦汉以前，岭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就居住着许多部落，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了岭南，水族先民逐渐向北往黔桂边境迁移；隋唐时统称“溪峒蛮”；唐宋时与壮侗各民族一起被统称为“獠”；宋代在该处设置“抚水州”，被通称“抚水蛮”；州这一地名暗示以“水”为自称的人群已经形成。13世纪中期，有大规模的汉族人移到此处；13-17世纪，又有大量的汉族士兵被调到此处戍守，设屯安家，他们的后代也逐渐融合于水族。 水族”族之称，最早见于明代史籍。清代，多称其为“水苗家”、“水家”等。新中国成立后，水族被正式定名。在中国近代史上，水族人民谱写了光辉篇章。1855年10月，潘新简领导水族人民武装起义，提出“不缴粮，不纳税，打倒清朝享太平”的响亮口号，坚持斗争16年之久，配合了太平天国斗争。1909年吴朝俊领导水、布依、苗等民族起义，提出“灭洋兴汉”，进行反洋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水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邓恩铭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水族人民也积极参加了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所领导的斗争。 【饮食】水族以大米为主食，喜爱糯食，此外，水族还种植一些小麦、包谷、小米、红稗、红薯及饭豆等杂粮作辅助粮。 水族农民不善种菜，因而蔬菜品种比较单调，青菜、广菜及大叶韭菜是最常见的蔬菜。水族比较重视养殖业和渔业，因此，各种牲畜禽及水产品为水族生活提供了必需的肉类食物。 水族酸汤极有特色，有辣酸（辣椒制成）、毛辣酸（西红柿制成）、鱼酸（鱼虾制成）、臭酸（猪、牛骨熬制而成）等多种。其中以辣酸为最常用。辣酸用新鲜红辣椒加工制成。其制作方法是：将新鲜红辣椒淘洗干净，加水用磨子磨成浆，加入大量甜酒（或糯米稀饭），放入泡菜坛中密封，经发酵，即成美味酸汤。食用时，把白菜、青菜、嫩竹笋、大叶韭菜、广菜等各种蔬菜煮熟，舀适当酸放入，煮开即可。以糊辣椒面、盐巴并舀一点菜汤调成蘸水，吃菜时要就着蘸水吃，其味鲜美，极为开胃。极少有炒菜，一年四季都吃“火锅”，一大锅酸汤加蘸水几乎就是每日不变的菜肴。即使偶有豆腐、肉或鱼，也习惯加入菜中，煮成一锅沾蘸水吃。 水族喜爱喝酒，家家都会烤制米酒。逢年节、庆典或亲朋来访，都离不开以酒待客。水族好客有着悠久传统，轮流过端就是热情好客的文化表露。 【服饰】水族男子穿大襟无领蓝布衫，戴瓜皮小帽，老年人着长衫，头缠里布包头，脚裹绑腿。妇女穿青黑蓝色圆领立襟宽袖短衣，下着长裤，结布围腰，穿绣青布鞋。水族男装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与周围汉装无大差别，倒是妇女服饰至今仍保留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水族妇女织的“水家布”（即九阡青布）纱质精细均匀，所染青、蓝、绿色皆深透耐洗，早在百年前就闻名远近。水族独创的豆浆画印染工艺技术，相传已有700多年历史，其印染品更是深受群众喜爱。水族女服多以水家布缝制，无领大襟半长衫或长衫。长衫过膝，一般不绣花边。而节日和婚嫁盛装与平时截然不同。婚礼服上装的肩部一圈及袖口，裤子膝弯处皆镶有刺绣花带，包头巾上也有色彩缤纷的图案。头戴银冠，颈戴银项圈。腕戴银手镯，胸佩银雅领，耳垂银耳环，脚穿绣花鞋。新娘子往往被打扮得花枝招展，风采翩翩。此外妇女刺绣的背带更有艺术性。说是“带”，实际上是一块刺绣华丽的“T”形“帘子”，上端两边有带，“帘子”的大小可包住幼儿。它是将白色马尾缠绕上白丝线，再加上其它色彩丝线，先把各种图案分别刺绣好，最后将绣好的图案拼镶到背带布料上做成的。背带美观实用，是母亲给出嫁的女儿最好的礼品。水族妇女在婚前喜用浅蓝、绿色或灰布做成便服长衫，上衣多以绸缎为衣料。衣身衣袖都比过去收缩，显得贴身利索有曲线美。胸佩绣花长围裙，头包青白布长条巾，素雅文静。已婚妇女的袖口、环肩、裤脚口，都镶一道蓝杆花边做装饰。长发梳成一把盘于头顶，从右侧插梳子固定。有的妇女在头巾外又横扎白巾，有的直接用花格方头巾包头，传统而不失时髦。【婚俗礼仪】水族婚俗留有较浓的传统色彩，讲究明媒正娶。婚前，男女青年可以利用节日及赶集时的对歌活动交游相恋。即使自由恋爱定的情，也得明媒正娶，否则不合礼俗，要受歧视。青年男女相爱后，先托人告诉双方家长。若家长表示愿意，男方才请媒人去女方家送礼定亲，并择定吉日，派人抬着猪仔去女家“吃小酒”。正式迎亲时，再抬大猪到女家“吃大酒”。酒宴上要唱敬酒歌，女主人每唱一首歌，客人就得干一杯酒，以喝醉来表现主人的盛情。接亲与送亲，男女双方的家人不参加，除少数地方由新娘的兄弟背新娘送至夫家外，多数是盛装的新娘打一把故意撕开一条缝的红伞步行在前，接亲的伴郎、伴娘及抬着嫁妆的长队紧随其后。一般是于中午出娘家门，傍晚六七点钟进夫家门，吉时不到不得进门。新郎家的亲人在新娘进门前外出回避，新娘进屋后才能回家。新婚之夜，伴娘与新娘同宿，第二天新娘即回门去娘家住。婚期之后，新郎再去请新娘回来，开始夫妻生活。有些新娘第一次回门就长达一两个月时间，谓之“坐家”，实际上是“不落夫家”婚俗的残存余音。新娘出嫁的路上，最忌讳打雷变天，因此婚期在秋冬举行。【民居】水族居住区处于亚热带，多雨潮湿，加之树林茂密，豺狼虎豹野猪经常出没其间。水族居住“干栏”住宅，正可避免地面潮湿和野兽的侵害。 水族木楼，一般分上下两层。下层是整个上层房屋的承重部件，因此先修好基脚，根据木屋间架结构的性能，屋基只要求按地形用块石安稳柱脚即可，一般不要修整屋基平面。下层柱粗（直径一般在30厘米以上），柱身榫眼用穿枋纵横连结，每排底柱上端扣架粗大的原木作为横梁，梁与梁之间铺着垫木，俗称“楼枕”，枕上铺着宽厚的楼板（多为松树或枫树解成的板子），形成平整的楼面。上层屋架，一般每排为五柱四瓜（或称十一檩水步），也有五柱六瓜（或称十五檩水步）。木楼为穿斗式结构，在柱与柱之间用穿枋组成网络。特别是上层屋架柱脚扣枋为鱼尾式的斗角衔接，是水族木工在干栏建筑中最出色的创造。柱脚扣枋的这种鱼尾式“斗角”结构，牢牢固定每根柱子的方位。顶上再用檩子卡住各排柱头和瓜头，各部衔接处都是齿榫铆紧，使建筑物整体性强，十分稳固。下层的抵柱和横梁与上层排架必须对应，俗称“柱顶柱”，这使木材抗压的性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朽的英雄邓恩铭】邓恩铭是水族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人。他有如此影响，其因有二，第一， 是中共一大代表，凡是知道中共是怎样建立的人，都知道他；第二，2001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发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纪念邮票一组，邓恩铭的光辉形象在第三枚邮票上，凡是集邮的人或收到贴有这枚邮票的邮件的人，都会知道他。邓恩铭，原名邓恩明，1901年1月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的一个水族劳动人民家庭。1917年秋，他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赴山东省投奔自己的二叔，进入济南市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在五四运动中，他走上革命道路，被选为一中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刊。在此期间，他与王烬美同志结为战友，并进一步接受了马列主义。1920年11月，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并参与组织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与王烬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中共一大，次年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地委书记，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和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1927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12月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曾领导越狱斗争。1931年4月5日，英勇就义，年仅30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邓恩铭，英名不朽，精神永存。【宗教】过去信仰万物有灵，崇拜多神。认为古树、巨石、井泉都有神灵。生死、疾病、灾荒等都请巫师占卦念经，杀牲祭鬼，尤其以鱼祭祀为其特点。19世纪末、210世纪初，曾传入天主教，但信徒不多。 在一些边远的山区，水族人有挂兽骨崇奉神灵的习俗。人们猎获虎、豹、野猪、野牛、熊等动物后，习惯把兽角或头骨整齐悬挂在墙壁上或悬吊在门上。有的地方宰牛祭祖时也留头角悬挂，使野兽、鬼神望而生畏，不敢进寨侵害人畜，同时也显示家庭的富裕与主人的猎技。 【独特的生产习俗】水族经济是典型的山地稻作农耕类型，早在150年前，水田在水族聚居区就占耕地面积的80%以上。在农业生产中，水族农民仍保持着一些特殊的习俗。从今天绿色农业的角度来看，有些做法是值得借鉴与推广的。积肥与施肥。现在水族农民虽然也使用农药和化肥，但其成本高和有污染是明显的弊端。为了增加和多使用农家肥，水族农民仍普遍采取牛踩肥的办法来积肥。他们在耕牛休闲的时候，将其圈养，把牛吃剩下的青草垫在圈内，适时加入垫圈土，让牛把粪尿和草土踩混在一起，沤成肥料。耙田工具。耙田是为了耙碎田中的泥块，耙平水田，使稻子有疏松的生长土壤，且能均匀受水。特殊的是，水族农民用“船耙”和“石耙”耙田。“船耙”是长1米左右的木制船形耙，“船底”是平的，底部外面朝下装有木齿或竹齿。若用人拉耙，“船”内装土或石块来镇压；若牛拉耙，人则站在“船”内驾驭。石耙就是一块长方形石条，条石两头钻孔穿绳牵引，条石底面有粗的刻纹。石耙的主要作用不是耙田，而是磨平。灌溉。水族地区灌溉得自然之利。在高于水田的山谷修塘堰或河坝蓄水，然后开渠引水灌溉，或直接引山泉溪流到田头灌溉。田高水低处，也使用筒车、翻车（龙骨车）等古老的提水装置。水族地区广泛流行“活路头”生产习俗。“活路头”是当地汉语方言土语，“译”为普通话是“干农活的领头人”。水族村寨里的重要农活，如犁田、耕田、育秧、插秧、收割等，全寨各家都要等“活路头”开始干了，才能开始干。农时到来，“活路头”择吉日，举行简单的仪式，象征性地犁一垄地，插几蔸秧，或割几把稻子，其他人再开始在自己承包的田地里干这项农活。这种习俗起码有两个含义，其一是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其二是“活路头”是种庄稼的老把式，他们根据气候掌握农时的经验有一定的科学性，跟着他们干可获好收成。水族在农业生产中有明确的性别分工。“女不犁田，男不插秧”是传统，谁若违反，会遭到非议。过去，曾有缺劳动力的家庭，妇女女扮男装在夜里犁田的。男人犁田、耕地、整修田埂。这些活儿较费力，且泥里水里的拼搏，对妇女来说确实困难。这并不是说妇女不辛苦，插秧、割秧、挑禾等，不说别的，仅就腰来说，一天下来，几乎都有“快要累断了”的感觉。经过世世代代的辛勤劳作，水族人民把自己生活的山山岭岭打扮得像凤凰一样。波光 粼粼的梯田，花果累累的园林，层层叠叠的干栏木楼，堆绿砌翠的树木，欢快流淌的泉溪，就像凤凰光彩美丽的羽毛 。山乡美景，田园风光，泥土气息，自然的美、淳朴的情，与城市的繁华共同交响，演奏出伟大祖国的时代乐章。 【节日】水族有许多传统节日，主要有端节、卯节、苏宁喜节、荐节、敬霞节等，最隆重的当推“端节” 。 端节，又叫瓜节，水族人称之为“借端”，“借”就是水语“吃”的意思，是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都匀、独山、荔波等地的绝大多数水族地区都过这一节日，与汉族的春节相似。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就选择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相当于农历八月至十月），每逢亥（猪）日，各地依传统分批过节。时值大季收割、小季播种，也是水历的年末岁首，因此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祭祀祖先的盛大节日。 在水族中，有“过端不过卯，过卯不过端”的传统区分，而且各地区过节的先后次序是不能颠倒或混淆的。关于这种风俗，较一致的传说是，古代水族的祖公拱登有两个儿子，哥哥被分住到上边内外套地区，弟弟被分住到下边的九阡地区。原先约定好，丰收后到祖公处团聚庆祝。后来感到相距路远，往来不便，就决定哥哥过端节，弟弟过卯节。时至今日，各地水族基本上是同宗同姓的一同过节。端节时，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而且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放映电影、亲友欢聚会餐等活动。邻近的苗、侗、布依、壮、瑶、汉等兄弟民族上万人前来参加。端节之前，家家洒扫庭院，居室内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节日的前一天，过节村寨敲响铜鼓，辞旧迎新。节日里杀鸡宰鸭吃新谷，并要以鲜鱼炖汤，准备好新米鲜汤招待亲朋。除夕（戌日晚）和初一（亥日）晨祭祖，忌食荤，供品不能有鱼以外的其它肉类，忌荤但不忌鱼。祭祖的主品是鱼包韭菜，原因是传说先人们曾以九种菜和鱼虾做成的药驱除过百病。它的做法是将韭菜、糟辣及葱、姜、蒜等调味品填进洗好的鱼腹，捆扎后清炖或清蒸而成。卯节，水语称之为“借卯”，只是三都县九阡地区和与之相临的荔波县部分地区水族人过的节日。与端节一样，也是分期分批过节，日子要选在插秧结束之后的水历九、十月（阴历五、六月）的卯日，并以辛卯日为上吉日。不过卯节是分四批轮流过。由于“端节”和“卯节”事实上都是过年，故过端节的地区不过卯节，过卯节的地区不过端节。 苏宁喜节，水语是“水历四月丑日”的意思，水族民间节日，时间在水历的四月丑日，即农历十二月丑日。据水族传说，这一天是“生母娘娘”向人间送子嗣的日子，所以又叫“娘娘节”，节日的主要内容就是祭祀生母娘娘。 荐节，水语是“正月”的意思，也叫“借荐”，是受汉族过春节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节日，实际上也就是过春节。过荐节的地区一般不过端节和卯节。 敬霞节，“霞”是水语“水神”的意思，敬霞又叫“拜霞”，也就是敬拜水神，是水族人原始宗教崇拜的一种具体体现，主要在三都县九阡地区及其毗连地区过此节。敬霞节并非每年都过，相隔两年、六年、十二年不等。具体时间有水书先生根据《水书》推算。
水族以鱼为吉祥物参数参加水族今年的婚礼，所以就有鱼纹图案的绣品乡镇
中国观赏鱼的发展前景 推荐 下载阅读CAJ格式全文 下载阅读PDF格式全文 【作者中文名】 甘日昌; 【作者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武汉; 【文献出处】 养殖与饲料, , 编辑部邮箱 2004年 1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观赏鱼的欣赏和饲养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一种时尚,它以五彩斑斓的色彩,摇曳多姿的体态,优雅多变的泳姿而倍受男女老少的青睐,特别是生活节奏日益紧张的今天,家庭或公司摆个水族箱养些观赏鱼可以减轻年轻人的工作压力放松精神,可以使老 【DOI】 cnki:ISSN: 【读者推荐文章】[1] 赵玉宝,郭大民,王鸿媛. 我国观赏鱼的发展现状和问题[J]. 科学养鱼, 1999,(02) . [2] 温文. 观赏鱼发展前景及主要养殖品种[J]. 渔业致富指南, 2005,(21) . [3] 赵玉宝. 国内外观赏鱼发展的新进展[J]. 渔业现代化, 2004,(02) . [4] 楼丹. 观赏鱼养殖前景浅析[J]. 江西水产科技, 2005,(02) . [5]观赏鱼发展前景[J]. 中国供销商情, 2005,(02) . [6] 陈一骏. 观赏鱼的发展现状与前景[J]. 渔业致富指南, 2000,(16) . [7] 姜景田,邹胜利,郑宝泰. 我国观赏鱼发展现状分析[J]. 渔业致富指南, 2004,(10) . [8] 陶宝山,陈蓝荪. 观赏鱼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J]. 河南水产, 2000,(04) . [9] 苏植逢. 观赏鱼与观赏鱼饲料[J]. 广东饲料, 2004,(03) . [10] 魏为民. 试论观赏鱼的发展前景及对策[J]. 中国水产, 2004,(09) . 【相似文献】[1] 观赏鱼发展前景[J]. 中国供销商情, 2005,(02) [2] 甘日昌. 中国观赏鱼的发展前景[J]. 养殖与饲料, 2004,(11) [3] 海雨. 如何发展观赏鱼[J]. 农民致富之友, 2004,(12) [4] 京文. 北京观赏鱼创汇408万美元[J]. 渔业致富指南, 2005,(07) [5] 孙建军, 洪九成, 陈桂林. 把“小鱼”做大做强——关于我市观赏鱼发展若干问题的探讨[J]. 北京水产, 2000,(05) [6] 《中国观赏鱼》杂志创刊[J]. 河北渔业, 2001,(02) [7] 《中国观赏鱼》杂志创刊[J]. 渔业致富指南, 2001,(06) [8] 钟燕平. 观赏鱼出口 有待做大[J]. 北京农业, 2004,(05) [9] 赵枫. 观赏鱼海外受宠[J]. 农业知识, 2004,(21) [10] 赵玉宝, 郭大民, 王鸿媛. 我国观赏鱼的发展现状和问题[J]. 科学养鱼, 1999,(02)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水利工程行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整理了水利工程中级职称论文，欢迎阅读!
试论水利工程设计
【摘 要】水利工程中设计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时代的发展使得对水利工程设计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结合这些要求，做好水利水电工程的建筑设计工作，值得我们的深思。本文主要以水利工程设计为重要内容阐述了目前水利设计的现状及前景。
【关键词】设计;存在问题;治理;
Abstract：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in the design， but the times developing,it makes high demands on the project design also made, and how to combine these requirements, do the design work of building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it is worth ourfood for thought. In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hydraulic design of the project design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Key words ：design; problem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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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水利水电水利工程建设中,各级设计部门承担着项目的规划、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设计等一系列的设计工作。文本分析了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的现状及在设计方面存在的常见问题。并从提高设计者责任感、业务素质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2.目前的水利工程设计
1)施工组织设计过于简单
水利工程组织设计工作是否详细和全面对水利工程下一个工作的开展与实施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是现在大多数的水利工程在组织设计工作方面都仅仅是非常简单的叙述，比如对外交通、施工导流、运土运距、截流方案、建筑材料来源、水电供应以及施工场地的环境等工作内容没有交代或者交代不够清楚，给水利工程的下一步投标工作带来了很多难题，由此而造成的施工方索赔事件已经屡见不鲜。
2)水资源的浪费
农业是我国的第一用水大户，水资源利用率只在40%左右，我国灌溉水的利用系数大概仅在，若将灌溉水的利用率提高10%，每年可节约水419亿m3，这个相当于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总调水量。我国第二用水大户是工业，炼1t铁要消耗70~100m3的水，水的重复利用率在70% ~80% ，国外在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则为7~8m3和97%。当前我国公民的节水意识不强，福利供水长期执行使得水价偏低，人们不懂得水的珍贵，从关不紧的水龙头中流走的水量相当惊人。
3)污水恶化水质
我国的水资源正承受着来自农业、工业和生活垃圾的污染，水质严重恶化。未经过处理或处理不完全的大量工业和生活污水直接流入河段、河流，严重污染了水体。环保局相关部门的资料显示，我国已有近1/4的河段、河流因被严重污染无法达到灌溉用水的水平。农村污染物产量大，分布面广，种类多，而关于此的相关治理仅仅刚被提上议事日程，目前没有有效的措施和明显的行动。专家称，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3时才与环境容量相符。但在已经成立的所有污水处理厂中，因不全面的规划，输水管网建设与污水处理厂不配套，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问题。
4)设计中存在“偷工减料”的恶劣行为
水利工程设计工作的不断深入，不仅仅意味着工程费用、工程量与结构图的逐渐分解以及细化，还包括设计基础材料的完善与补充，还有水利工程设计方案更深一层的论证，在实际的设计取费中已经包括了补充环节所需的费用。然而在工程项目设计的实际情况是：下一个设计环节直接采用上一环节的基础材料，但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补充和完善工作，所作的设计方案也没有进行深层的论证，仅仅是套用上一环节的结论和成果。
5)设计机构缺乏为业主服务的意识
由于我国投资体系的不断革新，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与开发实行的是业主负责制度，工程项目的业主担负着水利工程的筹资、还贷、策划、资金增值、资金保值以及经营等一系列的任务，必然会对水利工程的投资效益与成本控制非常的关心和关注。然而，当前的设计机构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到业主的心情，也无法理解业主所提出的诸多要求，每当在水利工程的意见方面和业主产生分歧时，设计机构便会以上级文件、规范等借口敷衍业主。
6)投资概算编制不够准确
水利工程项目的投资概算编制不够准确，具体表现有：单价分析不正确，未按照设计方案所设定的具体价格标准来对单价进行确切的分析，一些工程设计在分析单价时为了节省时间，通常利用过去项目的单价分析表，而并没有按照实际的材料价格来进行合理的调整，从而导致这些项目的单价过高或者过低，最终对整个水利工程项目造成了负面性影响;概算编制的具体说明太简单，而且附件与附表不完全;计算独立费用时采用旧标准，导致工程设计的费用偏低或者偏高。
3.我国水利工程设计的发展趋势
我国水利工程设计的现状表明，当前的水利工程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水利系统的进步及改革，阻碍了我国水利工程设计的顺利发展。所以，我国今后的水利工程设计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发展趋势。
1)设计院承包设计道路
通过对设计院承包水利工程设计的具体实践分析发现，设计院承包水利工程设计能够有效地对水利工程的各项资源进行整合，并且具有十分显著的发展优势。这些优势包括：
○1能够节约许多的建设资金。设计院进行水利工程的总承包，能够促使工程设计人员对工程项目的投资更加的关注，并设计出最佳水利工程设计方案，不仅可以简化各类介质的流程，促使工程经济、高效的运行，而且能够使物料流程、工艺布局和工艺流程更加的合理，实现水利工程建设的降耗节能，最终目的是节约投资，降低工程造价;
○2能够促使施工部门、采购部门和设计部门紧密的结合起来。施工、采购与设计工程师能够充分的对技术进行交流，互相沟通信息，并且避免了施工、采购和设计相互分立的不良现象，可以有效的杜绝由于未理解设计意图而引起的施工错误和采购错误;
○3可以有效的提高水利工程项目的管理水平。设计院可以有效的把握水利工程项目整体过程的进展状况，通过科学的分析与管理，最终使质量、费用和进度严格的控制在目标值;
○4可以加快创新和改革的步伐。设计工作者直接参与到采购、调试和施工的全过程当中，密切的与有关市场保持联系，能够将产生的教训与问题直接应用到水利工程的设计改进工作。此外，工程师不断的深入实践工作当中，提高工程的设计水平中，能够产生更多技术创新的动力。
2)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工作
以预防为主、加强监管、落实责任为重点，继续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认真抓好安全生产检查、事故隐患整改和危险源监控工作，深入各水库建设工地开展汛前及汛期安全检查，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水利生产安全事故;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监督管理能力和水平。
3)更深一步解决设计人员素质问题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国相关部门会更加重视人才结构的调整，加强对人才的培训，合理的使用人才，并逐渐的对用人环境进行改善，在生产要素的流动、人事劳动管理、生产组织等各个方面建立严格并且有效的约束体系与激励体系，充分的调动工程设计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设计工作者的待遇。
4)加强及健全法制建设与审查力度
近些年来，我国水利工程设计企业的管理和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在逐渐的从综合化与专业化为主向以专业管理为基础及项目管理为核心转变，各种工程项目的管理模式也将发生转变。现阶段，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的具体标准基本上都是推荐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有机结合的标准体系，存在着标准实施不到位、内容复杂、监督力度不够等一系列的问题。在今后，我国水利主管部门评审设计专家一定要充分借助法律来对市场进行规范，做好全面的审查工作。在评审过程中需要经常去实地多了解详情，制定相应的条例、准则及其各项要求来落实评审设计阶段的相应要求。
5)将培养更多的综合型人才
为了大力的推进水利工程设计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国在未来的时间里将建立优秀水利工程建设人才档案，并计划在项目管理、计算机应用、知识结构、项目评估、工程建设经验等方面对工程人员进行培训，不断的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综合型水利工程建设人才，推进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
4.结束语
文章叙述了近年来水利工程设计情况，系统总结了水利工程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其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为搞好优化设计工作，提高设计工作质量，提高中小型水利工程设计的整体设计水平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后虎.水利工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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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管理就是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技术和教育等手段,对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进行调节的各种行为。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今天,水资源管理的目的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使其发挥最大的社会、环境、经济效益。 1 我国农业水资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 1 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导致水资源短缺与水资源浪费共存 现行的水资源管理机制,是一种非高效利用水资源的机制,由此造成水资源短缺与水资源浪费共存尴尬局面。众所周知,我国的农业水资源严重短缺,但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水资源浪费极其惊人。我国主要灌区的渠系利用系数只有0. 4～0. 6 ,即约有一半的水被浪费。例如,我国北方旱区水资源极其紧张,浪费却相当严重,海河流域渠系利用系数约为0. 45 ,引黄灌区下游输水损失达30 %～50 % ,河西走廊一些渠道,水量损失竟高达60 %～80 %。 1. 2 现行体制和政策难以形成有效的节水机制 现行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导致管理单位失去节水的积极性,如灌区没有法律地位,缺乏经营管理自主权。灌区处于两难境地,具有“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说法,实际上,作为事业单位,没有人事部门下达的行政编制,财政部门不安排事业经费;同时又要求它实行企业办法管理,它既没有法律地位,又受多种限制,不能像企业那样追求利润。现行的政策不利于节水。目前的灌区收入主要依靠水费,在固定的价格条件下,水费的多寡取决于供水量的多少。一些灌区为了获得较多的收益,甚至鼓励多用水,有些灌区虽然节约了水,但被无偿地调给其它部门,无利可图,严重地影响了节水积极性,不利于节水机制的形成。 1. 3 过度超采,生态环境恶化 由于对地下水严重超采,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甚至恶化。如在井罐区出现大面积地下漏斗区,全国出现56 个漏斗区,总面积达8. 2 ×104km2 ,漏斗的出现,引起地面沉降或裂缝,甚至导致海水入侵。例如,全国已发现地面塌陷700 点多处,秦皇岛市已经形成32. 4km2 的海水入侵区;黄河流域由于过量不合理使用,多年来不断断流,已经对相关地区产生重大生态环境影响。 1. 4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收不抵支,举步维艰 由于水价太低,全国平均水费为运行成本的50 %左右,导致经营单位亏损严重,生存处于困境,甚至难以维持生存。 1. 5 水资源“农转非”现象严重 “农转非”是指农业水资源通过不同的途径改作它用。我国水资源“农转非”现象更加普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趋势更加明显,制约农业的发展。1949 年我国农业用水量约为1001 ×108m3 ,占全国总用水量1031 ×108m3的97. 1 % ,到1998 年,该比例下降到74. 65 % ,与此同时,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比例由2. 9 %上升到24. 6 %。 2 我国水资源管理未来将出现的趋势 2. 1 由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 传统的水资源管理可以统称为供水管理,其主要的特征是根据工农业用水需求,建立大中型水利工程来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它为缓解甚至彻底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某些地区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水利工程不断兴建,工程难度愈来愈大,成本也不断增加,而且随着径流开发加大,带来了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水资源供需矛盾也不断加剧,完全依靠增加工程解决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不可能,运用综合手段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成为一种必然。供水管理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用水者节水的可能性,它将水资源供需矛盾的解决寄托在水源供给上,其结果是水资源浪费的增加和低效。必须改变供水管理为需水管理。所谓的水资源需水管理就是综合运用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来规范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人类行为,从而实现对有限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它强调把水资源作为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对水资源的优化利用应着眼于现存的水资源供给,而不是自发的向新的供水能力投资以满足未来的水的需求。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业水资源供给量不可能增加,我们必须依靠现在的4000 ×108m3左右水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需水管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 2. 2 由单项管理向综合管理转变 水资源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众多方面,如农业、水利、科技、气象、城建、环保、宣传、计划和行政部门等等。在以往的水资源管理中,各个部门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缺乏系统地考虑问题,其最终的结果是有利则争,无利则推,使水资源开发利用短期化,持续发展思想很难贯穿到实际工作中去。未来的水资源管理,是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管理水资源,是将水资源放在社会经济环境等大环境中去开发利用,所以,其管理是综合管理,如地上、地下、降水、污水、中水综合管理等,并且与经济结构、社会发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 对于农业而言,为了实现水资源的综合管理,首先设立综合协调机构,从组织上为部门的联合创造条件,如国务院成立全国节水农业工作领导小组,宏观指导全国节水农业工作开展;其次,制订多部门参与的可行的节水农业规划,节水农业发展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节水农业发展规划,并且将此规划作为有关部门工作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首先应该下大力气完善规划基础工作,明确节水农业技术体系,制定科学的节水农业规划,为多部门联合提供实现的基础。第三,充分重视发挥地方部门的联合效益,地方是节水的真正主力,只有充分发挥地方各部门积极性,才能事半功倍。如山东桓台县是老井灌区,县委组织水利、农业、气象、财务和宣传部门参与,目前成为全国第一个节水吨粮县。 2. 3 由行政区划管理向流域管理转变 按流域(地区、灌区) 统一开发利用和管理水资源,是我国水资源管理的一个方向,其最大的特点是打破单纯的行政区划管理,走向以流域为单元的综合统一管理轨道。水资源按流域形成自然体系,只有按流域统一管理方可做到保护与合理配置相结合,使上下游依赖水资源的各经济部门得到均衡发展。对于农业水资源而言,具体内容是以流域为单元,对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运用,优化调度,合理利用。灌区应以开发利用浅层地下水为基础,以地表水作补充,以浅层水的地层空间作为调节大气降水、土壤水、地下水、地表水的地下水库,以调控地下水埋深达到适宜动态为指标,最大限度地把天然降雨转化为可持续利用的水资源,综合治理旱涝盐碱,获取最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 4 由计划模式向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转变 由于我们认识上的偏差和制度的制约,水资源管理一直是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和运行,其结果是政府管得太多,市场作用没有得到发挥。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建立,水资源管理机制必然向市场机制转变,由于水资源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调解水资源,所以,未来的水资源管理模式必然向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转变。最近水利部部长在中国水利年会上作了“水权与水市场- 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经济手段”的报告,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2. 5 用户参与水资源管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在未来水资源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用水效率,离不开用户的参与,一切技术和措施最终通过用户的实践来实现,用户是节水提高效率的主体,其行为和素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节水效率的提高,所以用户参与水资源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在我国已经出现了用户参与水资源管理模式,如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和河北部分地区建立了农户参与管理的一种新型的经济自立灌排区。试区成立了由各级地方行政、水行政、节水专管单位负责人和用户组成节水管理委员会,一切重大决策通过该委员会决定,或者成立用户自己选举具有法人地位的自我管理组织用水者协会,有关节水工作由灌区和协会共同协商解决,其效果比较明显。
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在云南红河州就是彝族的聚居地，红河州即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云南南部，以蒙自为州府。在红河州有一个地方叫石屏，石屏有一个异龙湖，湖上种满了荷花，当夏季来临，荷花盛开，人们会到那去赏荷，品尝石屏荷花宴，在船上做此生意的农家就会唱歌，以欢迎人们的到来，渐渐形成风俗，当地一些作曲家就把农家唱的歌编制，就形成了海菜腔。它里面夹杂了当地的地方语言。
摘 要：为能找到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彝族文化的亲缘关系，本文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观点用古彝文对刻划陶文进行比较，解读出大地湾彩绘陶文、陶器图案与彝文化具有同源性，提出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并认为这些刻划陶文或许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有力地证实了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关键词：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刻划陶文；解读；关系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这遭到西方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文明社会标准的“文字”条件不足，他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距今仅有3600多年的历史，与5000年文明史还相差1400年，这与文明构成要素“文字”的时间长度是不对称的。由于考古发现大地湾、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陕西临潼、青海乐都、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威宁中水等遗址的刻划陶文，引起了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关注，众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去破译这些神秘的刻划陶文，想找到这些刻划陶文就是文字的答案，但最终也未找到打开这道神秘之门的钥匙，只是肯定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初创文字的观点。本文从大地湾刻划陶文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陶文，大地湾遗址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提出这些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的结论，且认为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古籍文献记载中伏羲“造书契”的再现，从而得到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源异流文化，这对探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大地湾刻划陶文或许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根据大地湾博物馆陈列图片资料及马振栋老师的介绍，结合张津梁主编的《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宋进喜著的《大地湾文化概说》，周宜兴著的《中华文明8000年》和周子博 周宜兴合著的《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等著作，笔者认为，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是重叠的，这与周宜兴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2017年6月，贵州省彝学研究代表团在甘肃天水参加“中华伏羲、女娲龙根文化精英论坛暨新中国第一部易学教材编撰工作会议”时考察了大地湾遗址，王子国、王继超两位彝学泰斗现场用古彝文解读了大地湾博物馆36个刻划陶文，直接破解了被学术界称为天书的刻划陶文是文字的事实。2019年6月22日，笔者在大地湾博物馆看到彩绘陶片实物上的陶文，其结构、形态与古彝文没有差别，馆内陈列的彩陶图案与考察组随行人员身着服饰图案元素基本相同，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大地湾彩陶图案符号与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文化元素符号具有相同性、相似性。笔者认为把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彩绘陶器、炭化种子、兽骨骨骼等与彝族文化、伏羲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或许能得出这些刻划陶文是不是最早的文字，彩绘陶器是不是中国最早的彩陶，炭化种子是不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兽骨骨骼是不是原始畜牧业兴起等问题的答案。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东治陈（春秋、战国时因秦人在陈地建有粮仓，后世称陈醋地为陈仓，今陕西宝鸡），最后袭“陈”于河南淮阳。[0]《尚书·序》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说明了伏羲所“造书契”一直引领着先民们进入文明时代。根据伏羲文化研究相关文献表明，一是伏羲大概生活在7000—8000年左右，这与大地湾考古一期测定时限7800—7300年基本相符；二是伏羲生活地域与大地湾考古发现地域相同。这说明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地域上位于同一区域，时间上处于同一时期，两者在空间上、时间上具有双双的重叠性。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伏羲“造书契”就在大地湾呢？不然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究竟在什么地方？所造的“书契”又是什么样子？显然，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彩绘陶文极有可能就是当年伏羲“造书契”的再现，只是研究者们把这些彩绘陶文看作是初始文字，用甲骨文去无法解读后认定为初始文字，更没有把这些彩绘陶文与伏羲“造书契”联系起来思考，也忽略从民族学的视野去寻求答案，导致研究者们尚不知道如何破译这些有字的“天书”。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西南地区彝族一直使用的古彝文字，不但解读了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同样能解读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刻划陶文，这说明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马名驹认为：“原始语言文字，如出土的陶器图案符号、岩画符号等，是先民们最早的原始文字，伏羲造书契，就是指伏羲时代的原始文字；美术图案及饰品文化，在伏羲时代出土的彩陶器物上发现了大量的美术图案，鱼纹、三角平行纹、半圆纹、鱼鸟花纹、蛙纹、连续旋纹等图案，示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1]笔者认为，伏羲“造书契”绝不是说伏羲创造了文字，而是伏羲把已经使用了很久的文字进行了一次收集、整理、提升的过程，他对文字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大地湾考古发现刻划陶文已经是成熟的刻划文字，在伏羲“造书契”之前，刻划文字至少历经了3000—4000年的发展历程。关于文字产生万年以上的发展源头信息，可以从彝族文献当中找到一些答案，本文在此不作赘述。如果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上、时间上的重叠性成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地湾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刻划陶文就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二、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刻划陶文据了解，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看到有研究者把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完整地、系统地比较解读，除彝文化研究者用古彝文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外，也未看到其它现有文字对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比较。早在80年代，彝学专家们就用古彝文对这些刻划陶文进行过解读，如中国社科院冯时先生用古彝文破译了山东丁公村出土的陶符，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先生考证了从湖南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饰符图片，认为这个古彝文距今已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加上其初创时期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于是他大胆立论：“古彝文是世界文字始祖”，这一结论比大地湾刻划陶文要早2000年左右。王子尧(已故）在《古夷人史迹遗物与三星堆始源文化理论研究》一文中说：“在彝族世居的云南呈贡金宝山彝区距今12000年—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为“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社会的遗物。”[2]也就是说，金宝山出土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刻划彝文不但记录历法，还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据悉，这三个陶符经考古专家测定有10000—12000年的历史，比具有9000多年的贾湖遗址还早3000年，比大地湾彩绘陶文早4000年。我国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古文字之辩证发展》中说：“这些刻划符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杆或族徽之类”。在谈到西安半坡刻划符号时说：“彩陶上的这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秘书史》第一章说：“最早的文字产生于约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中提出：“半坡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3]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4]但是，这些刻划陶文还是无法用“甲骨文”解读。笔者撰写了几篇拙文《试析彝文字产生的源头》《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特别是《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一文，引起各界不同的反响，得到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王彬先生的重视，并通过微信将文章转发给《天水晚报》总编辑王若冰先生，认为此文对中国文字源流进行比较研究，很有新意，对大地湾文化研究也很有价值，推荐该文在《天水晚报》用四个整版进行全文登载。为能直观、简洁地向读者展示古彝文解读各地刻划陶文，笔者将古彝文解读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图片进行展示，旨在说明古彝文的发展至少与最久远的刻划文字是同源文字，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也证明了中国古老方块字即彝汉文字是同宗同源的文化体系，只是这个源头还在更久远的年代。（一）古彝文释读大地湾刻划陶文上述图1—1至1—8是古彝文解读大地湾刻划陶文，2—1至2—5释读西安半坡刻划陶文，3—1至3—6释读马家窑陶文，4—1至4—5释读马厂刻划陶文。通过比较解读，在大地湾、西安半坡刻划陶文比较中，两地至少有13个刻划陶文是相同的，这说明了两地刻划陶文之间具有同源性、传承性，是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再往后比较研究中发现，西半坡刻划陶文中有3个传承发展到马家“图片图片图片”刻划陶文中，在马家窑与马厂刻划陶文中，至少有10个刻划陶文相同。特别是刻划陶文“图片”，在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四地都出现，这表明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存在传承发展的轨迹。为什么这些刻划陶文会在不同的地点出现呢？这说明了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迁移发展而发展，从而使同源文化在不同空间和时间里出现，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具有同根性、同源性。 为进一步证实刻划文字、古彝文之间的关系，笔者从考古遗址、遗址距今年代、遗址刻划陶文比较等三个方面研究发现，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如锁链一样环环相扣，形成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的文字发展传承轨迹，从而得出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刻划陶文是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延续发展结论。此外，这些刻划陶文还与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刻划陶文有着紧密的传承发展痕迹。让人难于理解的是，一直在西南彝区使用的古彝文却破解了被学界称为难解的“天书”，解答了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图片图5—1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比较三、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轨迹笔者研究发现，大地湾一期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刻划陶文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彝文中“图片”读作“SƐ33 、tɑ21”，有两个义项，即树（从偏旁）；一（单）。该符号根据各地考古发现测定时间为，大地湾“7800—7300年”，西安半坡“7000—6000年”，浙江良诸“5800—44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4000—3400年”，江西清江吴城“3800年”；五地刻划陶文时间相差依次为“800年、2000年、3800年、4000年”，这说明刻划陶文“图片”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出现，说明了人类迁移发展把文化基因带到不同区域传承，故五地方的刻划陶文才形成延续发展的轨迹。图片图6—1刻划陶文外延发展轨迹大地湾“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相互之间时间相差“800年、1800年、2000年、3400年、3800年”，且这五个地方出现的刻划陶文，在彝文里写作“图片”，读作“SƐ33”，意为“木、神（五行木）”，图7—2是大地湾二期彩绘陶文与彝文比较解读的图片。图片图7—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7—2 大地湾二期彩陶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图8—2中“图片”陶文，是大地湾彩绘陶器、彩陶残片上不同方向的相同陶文，该陶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同时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古彝文中，这个彝文字图片读作“ʣɿ33 、dƲ21、 dƲ21”，其意为“畜，钱财；（产）生、孔、癸（天干数）；翅膀等”。根据考古发现，四地相互间时间跨度为“1000年、1200年、3000年”。图片图8—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外延轨迹图片图8—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再如西安半坡考古发现的“图片”刻划陶文作字例，该陶文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江西清江吴城都有，其形态为“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同样，在甲骨文、古彝文中也有这个文字，甲骨文中图片释为“又”；在古彝文中与“图片”相近的有四个，可读作“zu21、tʂo13、 go21、gu21”，其意为“由（来）；转；回、归；处所等。这说明了“甲骨文”、“古彝文”与上述六地刻划陶文是同一文化体系，一脉相承，他们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同一性。图片图9—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10—2是大地湾考古出土彩绘陶器上的刻划陶文，特别是大地湾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等地方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从未间断，该字符在考古遗址刻划陶文中的发现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这个刻划陶文“图片”在甲骨文和古彝文中同样存在，在甲骨文中“图片”释为“甲、十”，在彝文中“图片”可读作“sэ21、kƐ55 、kЩ21 ”，其意为“鱼鳞壳；贵；交配、生育魂等。”图片图10—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10—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四、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为更多地挖掘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彩绘陶文信息，笔者从36个大地湾刻划陶文列表中，选取部分字符进行分析推测，探索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的更多文化信息。曾有人问我，能否解读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或是词语之意，其产生的意义重大深远，但因获得的刻划陶文样本都是单个的彩陶残片和一些不算完善的考古信息，很难从单个的刻划陶文中解答出完整的句义，更何况尚未找到完整的彩陶上刻有连贯的刻划陶文，这肯定是难上加难。就从解读甲骨文来看，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从发现的15万片甲骨上整理出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经过100多年的解读，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也只解读出1500个左右单字，所以才有了“认出一个字，奖励10万元？”的破解文明密码的“攻坚战”，试想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下面是笔者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结合考古资料，尝试从刻划陶文中解读出更多的文化内涵。（一）对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的分析推测一是从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分析“图片”的文化内涵。上图1-1是大地湾彩绘陶文总表，表中第31个陶文来源于下图6—1陶片样本F709：p15，这个彩绘陶文图片，在彝文中有三个字形与之相近，即图片、图片、图片，彝语依次读作mƲ21、bⅰ13 、bu33，其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根据伏羲文化研究表明，伏羲氏是一位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的创世英雄。伏羲时代虽然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但人们还普遍存在对母性的崇拜。根据彝文献记载，彝族同样也从漫长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父为阳，母为阴，故彩陶残片上的陶文“图片”与古彝文“图片”对应，其义可选择“母、阴、大”之义。图片图11—1 大地湾出土彩陶刻划陶文如果将“图片”与图1—1中第12个符号“图片”结合起来，就能得到一个完成的意思。古彝文中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图片”相近的有三个字符。一是“图片”与大地湾“图片”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za13 ，意为“下、降 ”；二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ndo13，意为“居住”；三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 ʈɿ55，义为解，放。笔者认为，大地湾遗址中的“图片”选取“下、降”之意最为恰当。因为在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文献中，常常出现“图片”与“图片”在一起结合出现“图片图片”，在彝语翻译中直译为“母降”，意译为“阴降”。另在古籍文献中也常看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意为“阴阳升降”或“阳升阴降”。二是从大地湾考古发现动物骨骼分析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正如所述“图片”在彝文中有相近字三个“图片”“图片”“图片”，分别读作mƲ21 、bⅰ13 、pi33，释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之义。再结合大地湾一期发掘出土的灰坑、房址、墓葬中发现的猪、狗、鹿、羊和其他动物骨骼分析，三个形近的古彝文中“图片”读作bⅰ13 ,意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这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猪、狗、鹿、羊的骨骼来分析是吻合的。通过分析推测，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得到两个结论，一个是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义为“母、阴、大”之义，另一个根据大地湾考古动物骨骼考古分析推测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至于选择那个结果更为恰当，这需要更多学者结合大地湾8000年前的地理环境及生活轨迹进行判断探索，选择出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文字内涵。图片图11—2 大地湾博物馆家畜训养图片（二）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图1—1中第4个陶文，是第一期A类彩绘符号H3114“图片”，如下图12—1为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片图片，根据大地湾遗址中植物木炭的出土分析，表明当时大地湾以针叶和阔叶混交林为主，其植物树种以冷杉、榆树、榛木、白蜡树、铁木、槲栎（青冈）、花楸、槭木（枫）等，分别属于落叶乔木和常绿灌木，其中亚热带树种有槲栎和铁木两种。结合这些遗址中的植物木炭分析，“图片”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们常用的植物树种，而在古彝文中，“图片”、“图片”“图片”与“图片”在结构上相似或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Po33 ，纬（线）之意；图片读作Po33，义为钻、捅；“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结合大地湾遗址植物木炭考古分析，“图片”彩绘陶文所表达的意思应是下图12-2植物树种中的第一种冷杉，笔者认为他就是古彝文中“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图片图12—1 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图片图12—2大地湾考古植物木炭图片当然，以大地湾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刻划陶文能用古彝文释读外，大地湾、马家窑等地发现的彩陶图案在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雕刻、绘画中常常出现，如火镰纹、如意纹、图腾纹、螺旋纹、几何纹、动物纹、八卦纹、植物纹、犬齿纹等，这种高密度的文化信息重合，说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刻划陶文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也更加有力的证明了古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关系。结 语：通过多角度分析探索，惊人地发现越古老的文化越往上追溯，其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同一性特征更为明显，在核心价值观上更是一脉相承。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彩绘陶文，明确得出大地湾彩绘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进一步阐释了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用彝文化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无疑是一把打开文明源头的金钥匙，是破解文明要素“文字”难关的突破口，这对探寻中华文明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参考文献：①宋进喜著《大地湾文化概说》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第1版。②张津梁主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2019年6月印。③王子国编著《彝文字释》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④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⑤丁诗建 王继超 李玉平编《明清彝文书法汇辑》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8年11月第1版。⑥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办公室 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年9月。⑦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彝文字集》贵州民族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年6月第1版。 ⑧周宜兴著《中华文明8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⑨周子博 周宜兴著《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第1版。【附: 1、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与天水为邻”。郑椎《通志》也有：“伏羲，生于成纪，作都于陈”的记载。《绎史》卷三亦云：“伏牺生成纪，徙治陈仓”。《帝王世纪》云：“庖牺氏（伏羲）称太昊，都陈”。 [1] .张津梁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第60页《关于伏羲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思考》。 [2] .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第95页。[3]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4] .《文物》1973年02期。】
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彝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古时候就对历法和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在常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饮食和服装文化，经济也得到了发展。【民族历史】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彝族少女，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和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汉族、土家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彝族人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编辑本段]【文化艺术】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彝族：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是歌舞之乡，彝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彝族音乐风格古朴，品种繁多，民族特色鲜明而浓郁。民间音乐中的民歌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很多普遍流传的抒情长诗，如《阿莫尼惹》、《阿依阿呷》、《阿惹妞》、《阿丝牛牛》等。都是用歌曲形式传唱的。除叙事性的歌曲外，有结婚时唱的歌曲如《惹打》，火把节唱的歌曲如《都火》、劳动时唱的歌曲如《犁地歌》、《牧学歌》等。此外还有山歌，如布拖高胜山歌、儿歌等。彝族民歌因地区的不同，其风格也有差异。凉山南部地区的民歌高吭激越，中西部地区的民歌轻柔优美，东部依诺地区的民歌敦厚朴实。过去的彝族民歌，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低沉之感，但其朴素优美的民族、地区韵味十分鲜明。民间器乐不是供作伴奏，而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引人注目的是它展示的历史时空跨度极大。常见的有口弦、月琴、马布、葫芦笙、胡琴、彝箫、坚笛、唢呐等。此外，吹木叶，即以一片树叶来吹奏乐曲也是彝族人民喜爱的民间音乐。口弦和月琴十分普遍，几乎所有的妇女．无论老幼，襟前都挂着一付口弦，随时可以演奏。口弦是一种独特而简易的乐器，由几片长约七八厘米的薄簧片组成．有竹片和铜片两种，最少的两片，最多的达五六片。竹制的音色深厚、低沉。铜制的音色清脆、秀丽。吹奏时以手指拨动黄片，利用口腔共鸣变化音色。簧片除发出本音外．还发出十分优美的泛音，构成音乐较宽的曲调。月琴多为中青年男子喜爱，其中不乏优秀的民间月琴手。50年代．凉山彝族姑娘沙玛乌芝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奏的月琴．受到热烈赞扬。凉山彝族的民间舞蹈往往和歌唱、器乐的演奏分不开。民间舞一类是产生于生产劳动中的舞蹈如荞子舞、包谷舞、织毡舞等，大多是模拟劳动动作和表现生产过程。另一类是在节日或在婚嫁欢乐场面中常见的舞蹈如跳锅庄、跳“都火”、对脚舞、被毡舞、芦至舞。有的表现耕牧的勤劳。丰收的欢乐，有的表现征战的勇敢、爱情的追求。从彝族民间艺术中开出的凉山歌舞之花，不仅在中外舞台上一展辉煌，而且在现代生活中遍地开放。今天，在凉山城乡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踏着民族风味的节拍，欢乐地跳着达体舞。达作是彝语的音译，意为踏地舞或脚踏舞，是在传统的彝族歌舞基础上编创而成的一种集体舞蹈。动作简练明快，音乐悠扬流畅，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色彩强烈。80年代一经形成，迅速普及全州并以大西南民族交谊舞的态势，很快向州外、省外推开。在94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上来自国内外的客人和彝族同胞手拉手，围着一堆堆青火．跳在一起，融为一家，场面热烈壮观，气氛亲切感人。彝族的民族音乐包括歌曲和乐器。彝族的歌曲有：史诗歌、情歌、喜歌、风俗歌--内中又有喜酒歌、叫魂歌、送鬼歌、巫师调等多种曲调；从名目上分，歌曲有俄、雅、左、格等。“俄”是唱的意思，可以在各类场合中演唱，气氛较为轻松随意；“雅”是一种独唱山歌，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为触景生情；“左”是一种婚礼歌，在举行婚礼大夜晚，由主客双方各出两名歌手边舞边唱；“格”是一种悼念死者时或祭祖活动时演唱的合唱歌曲，一人领唱，众人学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兴创作；“毕”是指彝族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唱的歌，我们称之为宗教音乐，以与“俄”进行区分。音乐则有歌舞音乐、口弦音乐、吹叶子音乐，其中也各有许多曲调。此外，还有多种乐器：月琴是彝族最喜爱的乐器之一，弦普遍为两根，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口弦是用竹质、铜质制成形状象竹叶的簧片，在中间有一簧舌，靠控制呼吸来调节音色；“玛布”是彝族独特的乐器之一，其吹奏特点是利用鼻孔吸气，让鼓腮连续不断送气，可模仿婴儿啼哭，鸟雀鸣唱；葫芦笙和唢呐，多用于吹奏彝族民歌和曲调。
1.《Nais KhuMaiv Lig Vwj Lub Neej》一 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讲述了老挝女孩 Maiv Lig Vwj 在老挝的生 活和受教育的经历,还讲述了她的全家迁移美国的历史。2.《Cov Ntawv Hmoob Los Zoo Li Cas?》记录了“RPA 苗文”的创制和发展过程。除了苗族历史之外,苗族的宗教信仰同样 得以较多关注
生态环境建设中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发展研究摘要：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地处河西主要河流上游，是建设河西生态的关键地带。在分析城镇发展现状和动力机制的基础上，以加快城镇化，减轻区域生态环境压力，提高城镇的生态贡献度为主旨，提出了城镇快速、持续发展的策略建议。关键词：生态环境建设 特色产业 绿色人居 Research on Urban development of Hexi minority area for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DUAN Huan-e1 LI Zhi-gang2( Information System Department, Lanzhou Jiao 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Abstract: Hexi minority area is located in upper reaches of the chief rivers of Hexi corridor, so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this area become the key of resolving the eco-environment problem in Hexi corridor from fountainhead. On the base of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some tactic suggests for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advanced, arming at speeding up the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and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of eco-environment, so as to raise the eco-environment contribution degree of words: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special industry; green human settlements 河西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指自东向西依次分布于河西走廊西南部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4县，总面积万km2，位居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党河等河西主要河流的上游，是河西地区水源涵养地带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工程的主体。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我国西部环境建设与保护的热点及难点，而如何尽快提高上游城镇的发展水平，加快人口和产业集聚，减轻生态压力，则是从源头上改善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城镇发展的现状评价城镇化比率较高，但城镇发展缺乏二、三产业强有力的驱动2002年，4个县人口城镇化比率分别为，阿克塞72..38%，肃北，肃南，天祝，除天祝县较甘肃省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外，阿克塞城镇化水平已相当于甘肃省的3倍，肃北县接近2倍。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和：：，总体上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一方面工业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品附加价值低，工业生产对城镇建设和人口城镇化的拉动力弱；另一方面，阿克塞、肃北、肃南3县的高城镇化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口基数小，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占城镇人口较大比重，实际上二、三产业就业的城镇人口比重较小，因而城镇的发展仍然亟待人口和产业进一步集聚的支撑和驱动。城镇规模小，行政空间布局极不均衡4个民族自治县现有4个县城镇，8个非县城建制镇，与县域人口规模比较，城镇数量不少，但行政区域分配极不均衡。天祝县万km2面积上有8个建制镇，基本形成了以华藏寺 (县城)为核心，以G312和兰新铁路为主轴的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县域一级轴带，和以华（藏寺）——天（堂寺）公路为主轴的华藏寺——石门镇——炭山岭镇县域二级轴带，但县城华藏寺2002年人口还不足2万人。其他3县基本上都是以县城为单一中心的极核式空间结构，县城以外的村镇区位条件差，人口稀少，如果没有大型企业或建设项目的拉动，很长时期内将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小城镇。肃北县北部的马鬃山镇则因与县城跨度遥远，无论劳动地域分工还是城镇建设规划都与县域内其他区域相对独立。因此，城镇的凝聚和辐射作用都很弱，难以带动县域经济的高效、协调发展。基础设施落后，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差全区除天祝县G312沿线和阿克塞红柳湾（G215）有交通干线联系外，其他城镇都偏离河西走廊交通主干线，且距离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等河西中心城市较远，缺乏外部的辐射和带动。城镇内部则由于投资缺口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原因，除阿克塞红柳湾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集中供水、供热外，其他城镇的供热、给排水、垃圾处理等设施落后，文教、卫生等社会设施紧张，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极为有限。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前景设计，城镇发展后劲不足首先是对城镇的规模和职能分工认识不够明确，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无论城镇数量多少，都存在对城镇发展规模的确定缺乏科学预测，城镇产业重点确定缺乏有效的设计等问题，城镇经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少数企业命运之上。其次，没有充分挖掘自治县之间及与周边地区联系等外部动力，4个县无一例外地以所在地级市为最主要的外部引力中心，而县城与地级市在规模、产业、区位条件方面的差异使这种力量的作用很有限，自治县彼此之间和与甘肃中东部地区以及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缺乏资源共享、协作开发方面的联动机制，城镇发展后劲不足。2.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地方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推动 资源丰富，空间组合较好是本区最为突出的优势，天祝煤矿，肃北南、北山区矿产资源及阿克塞石棉等的开发有力地推动了炭山岭镇、马鬃山镇、党城湾和红柳湾的发展，天祝“小三峡”等旅游资源的开发，则直接促成了石门镇的城镇建制与发展。生态移民 位居祁连山北麓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一方面要为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构筑平台，另一方面则具有安置生态移民，加快人口城镇化，从而减轻广大山区和草场的生态压力，增强河西地区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等重大战略意义。目前各个城镇都集中了一定比例的生态移民，阿克塞红柳湾则直接是由于生态移民发展起来的。现在，随着西部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的全面启动，生态移民力度进一步加大，城镇都在不同程度地接收和安置移民，城镇人口规模将逐步扩大。跨区域交通、交流带动 兰新铁路、G312等交通干线等级的逐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马鬃山等城镇的发展，都直接受到交通交流的带动。农牧业发展水平提高推动农村人口转移 农业人口城镇化是小城镇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本区农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结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和规模扩大，如肃北县72%、阿克塞县82% 的农牧民在县城定居，并逐步向农产品加工、商贸、餐饮等城镇二、三产业转移。3.城镇发展的策略选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担负着发展本地经济和呵护整个河西地区生态安全的双重任务。因此，城镇发展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区域现代经济、科技和管理的平台，从而吸引人口和产业集中，减轻农村生态压力，促进环境保护与建设，逐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制。基本稳定城镇数量，扩大城镇规模，完善城镇功能前已提到，与区域人口规模比较，河西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城镇数量并不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镇规模小，自我发展能力和带动力弱。所以首先需要扩大县城镇的规模，形成县域经济凝聚中心和辐射源。在天祝县要扩大G312沿线城镇规模，强化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一级轴带，扩大石门镇规模，积极探索炭山岭镇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二级轴带的发展，壮大以县城为中心，以主要交通线路为纽带的反“L”型空间网络构架。肃南县可以利用马蹄寺和祁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距离交通主干线较近的条件，设置建制镇，形成县域东、西两个“门户”， 构建“一个中心，两个门户”的城镇体系结构。明花区是肃南县生态移民的主要移入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相对集中，可在远景（2020年以后）规划中设置小城镇。肃北县和阿克塞县人口少，且肃北72%，阿克塞82%的牧民聚居在县城，不宜再建新城镇，今后的重点是要完善县城功能，改善县城环境，构筑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平台。 综合开发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特色是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本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特殊的地貌和生态景观，淳朴独特的民族民俗，古朴悠远的文化等旅游资源，以及纯天然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畜牧业，为区域快速全面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恰好与产业结构的地区转移和旅游市场上日益升温的民族风情游、多元风光游、特色文化游、生态观光游、康体健身游、怀古朝圣游等新热点[4]，以及食品市场上返璞归真潮流等新的趋势相吻合，但缺乏产业综合协调发展的平台长期制约着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应该强化城镇发展方向的研究与设计，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改善城镇环境，发展旅游城镇 1充分利用阿克塞红柳湾、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党城湾等城镇已有的矿产资源和畜产品初加工工业基础，强化资源的综合开发，以工矿业发展作为县城近期发展的动力和筹资手段，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环境和服务水平，同时，加强城镇与重点旅游景区的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景区可达性，拓展服务项目，促进城镇主导产业向旅游业转化。2加强天祝“小三峡”、肃南马蹄寺、文殊寺等景区的规划、开发与管理，强化生态建设与保护，突出石门镇、马蹄寺和祁丰区的旅游特色。 深化矿产开发，促进资源型城镇可持续发展 本区拥有丰富的石棉、煤、铁、锰、建材原料等矿产资源，矿产开发加工工业初具规模，天祝县炭山岭镇以煤炭开发为主，阿克塞石棉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90%以上，天祝县华藏寺、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马鬃山镇等矿产资源开发都占GDP的较大比重，应该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提高环保产品比重，并积极探索替代产业，及早避免“矿竭城衰”和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促进城镇健康、持续发展。 加快畜牧业产业化，壮大特色农业型城镇 畜牧业是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主体。本区天然牧场广阔、无污染，距离酒泉、张掖绿洲的草业基地较近，白牦牛等畜种独特，并有内蒙古草原兴发等大集团的投资合作，加快畜牧业集团化、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可以延长畜牧业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草场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强化草场统筹治理与管护，增强草场的水源涵养能力，同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既减轻草场的生态压力，又促进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提高畜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天祝县华藏寺、安远镇、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等畜产品加工都有一定的基础，市场前景广阔，应进一步改革草场土地流转制度，积极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紧密结合的特色畜产品，实现畜牧业产业化发展，促进特色农业型城镇的壮大。充分利用交通建设契机，发展交通服务型城镇 本区靠近交通干线的城镇主要有天祝县华藏寺、打柴沟（兰新铁路、G312），阿克塞红柳湾（G215）和肃北县马鬃山镇，其中打柴沟镇是乌鞘岭铁路隧道东端的中转站，马鬃山镇是甘肃省唯一的内陆口岸，应该充分利用河西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和改造的有利时机，加快物流设施规划与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建设生态城镇 本区位居祁连山生态敏感区，是河西生态环境的屏障，城镇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1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节水城镇。虽然就数量而言，河西地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较我国北方缺水地区多一点，地处河流上游又为本区用水提供了一定的优先条件，但从社会、经济、生态和全流域发展考虑，水资源仍然是制约城镇发展的首要因子。因此，必须强化节水意识，加大城镇用水控制和管理力度，提高污水处理和资源化比率，加快水价调整步伐，促进水资源商品化。2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体系设计，建设“绿色城镇”。主要是强化生态设施建设与改造，加强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率，加快城镇绿地和防护林体系建设，把城镇建设成为繁荣、和谐、整洁、优美的绿色人居空间；3合理规划城镇空间规模，建设节地城镇。地广人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特点，河西少数民族地区除天祝县土地面积（万km2）较小外，与人口规模比较，土地面积非常广阔，但山地、沙漠、戈壁比重大，所以城镇的发展必须节约有限的可利用土地，科学规划和控制用地规模。拓展空间协作网络，利用外部动力促进城镇发展与走廊平原比较，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区位偏远，地域相对封闭，资金、人才、技术短缺将仍然是制约本区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打破行政界限的分隔，建立全方位开放的城镇空间协作网络：1东西向网络：以4个县城为中心，以非县城镇为重要支点，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设祁连山北麓民族地区以畜产品和矿产加工以及民俗、生态旅游为特色的城镇网络体系。2南北向网络：加强民族自治县与河西中心城市以及兰州、格尔木等城市之间的道路、通讯、技术、经济联系，加快民族地区城镇与周边乃至全国城镇的协作和体系融合，利用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弥补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劣势，为本区城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体现民族文化，突出城镇的民族特色 21世纪的城镇，不光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环境的竞争[5]。本区悠远的民族历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习俗等与古丝路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融，使这里成为河西独特的“民族文化绿洲”。所以，加大民族文化研究和开发力度，在城镇建设中传承和体现民族历史文脉，把民族的文化展现在城镇的建筑风格、产业产品、人文精神等各个方面，增强城镇景观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是树立区域形象，增强城镇竞争力的重要选择。4.结束语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是整个河西乃至西北地区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除了加快上游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减轻生态压力，增强水源涵养外，还必须：1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水资源，协调城镇与农村之间和上下游之间的配水份额，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2加大生态移民的力度，把水源涵养区、退耕还林还草区、生态旅游区和戈壁荒漠草场区的散居人口尽快移入城镇，鼓励其从事二、三产业；3建立城镇产业利润的生态回报体系，从城镇产业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生态投资基金，并建立下游对上游的补偿机制，把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上游水源涵养保护挂起钩来，全方位投入，努力推进河西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参考文献：[1] 陈友华，赵民.城市规划概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上海，[2] 李志刚.酒泉地区城镇发展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3] 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4] 董晓峰，何新胜. 西北地区城市化推进的途径研究.经济地理，2004（2）[5] 市培. 中国城科会召开城市形象建设研讨会. 城市规划通讯，2000（12）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河西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指自东向西依次分布于河西走廊西南部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4县，总面积万km2，位居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党河等河西主要河流的上游，是河西地区水源涵养地带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工程的主体。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我国西部环境建设与保护的热点及难点，而如何尽快提高上游城镇的发展水平，加快人口和产业集聚，减轻生态压力，则是从源头上改善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城镇发展的现状评价城镇化比率较高，但城镇发展缺乏二、三产业强有力的驱动2002年，4个县人口城镇化比率分别为，阿克塞72..38%，肃北，肃南，天祝，除天祝县较甘肃省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外，阿克塞城镇化水平已相当于甘肃省的3倍，肃北县接近2倍。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和：：，总体上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一方面工业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品附加价值低，工业生产对城镇建设和人口城镇化的拉动力弱；另一方面，阿克塞、肃北、肃南3县的高城镇化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口基数小，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占城镇人口较大比重，实际上二、三产业就业的城镇人口比重较小，因而城镇的发展仍然亟待人口和产业进一步集聚的支撑和驱动。城镇规模小，行政空间布局极不均衡4个民族自治县现有4个县城镇，8个非县城建制镇，与县域人口规模比较，城镇数量不少，但行政区域分配极不均衡。天祝县万km2面积上有8个建制镇，基本形成了以华藏寺 (县城)为核心，以G312和兰新铁路为主轴的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县域一级轴带，和以华（藏寺）——天（堂寺）公路为主轴的华藏寺——石门镇——炭山岭镇县域二级轴带，但县城华藏寺2002年人口还不足2万人。其他3县基本上都是以县城为单一中心的极核式空间结构，县城以外的村镇区位条件差，人口稀少，如果没有大型企业或建设项目的拉动，很长时期内将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小城镇。肃北县北部的马鬃山镇则因与县城跨度遥远，无论劳动地域分工还是城镇建设规划都与县域内其他区域相对独立。因此，城镇的凝聚和辐射作用都很弱，难以带动县域经济的高效、协调发展。[NextPage]基础设施落后，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差全区除天祝县G312沿线和阿克塞红柳湾（G215）有交通干线联系外，其他城镇都偏离河西走廊交通主干线，且距离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等河西中心城市较远，缺乏外部的辐射和带动。城镇内部则由于投资缺口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原因，除阿克塞红柳湾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集中供水、供热外，其他城镇的供热、给排水、垃圾处理等设施落后，文教、卫生等社会设施紧张，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极为有限。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前景设计，城镇发展后劲不足首先是对城镇的规模和职能分工认识不够明确，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无论城镇数量多少，都存在对城镇发展规模的确定缺乏科学预测，城镇产业重点确定缺乏有效的设计等问题，城镇经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少数企业命运之上。其次，没有充分挖掘自治县之间及与周边地区联系等外部动力，4个县无一例外地以所在地级市为最主要的外部引力中心，而县城与地级市在规模、产业、区位条件方面的差异使这种力量的作用很有限，自治县彼此之间和与甘肃中东部地区以及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缺乏资源共享、协作开发方面的联动机制，城镇发展后劲不足。2.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地方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推动 资源丰富，空间组合较好是本区最为突出的优势，天祝煤矿，肃北南、北山区矿产资源及阿克塞石棉等的开发有力地推动了炭山岭镇、马鬃山镇、党城湾和红柳湾的发展，天祝“小三峡”等旅游资源的开发，则直接促成了石门镇的城镇建制与发展。生态移民 位居祁连山北麓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一方面要为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构筑平台，另一方面则具有安置生态移民，加快人口城镇化，从而减轻广大山区和草场的生态压力，增强河西地区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等重大战略意义。目前各个城镇都集中了一定比例的生态移民，阿克塞红柳湾则直接是由于生态移民发展起来的。现在，随着西部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的全面启动，生态移民力度进一步加大，城镇都在不同程度地接收和安置移民，城镇人口规模将逐步扩大。跨区域交通、交流带动 兰新铁路、G312等交通干线等级的逐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马鬃山等城镇的发展，都直接受到交通交流的带动。农牧业发展水平提高推动农村人口转移 农业人口城镇化是小城镇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本区农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结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和规模扩大，如肃北县72%、阿克塞县82% 的农牧民在县城定居，并逐步向农产品加工、商贸、餐饮等城镇二、三产业转移。 3.城镇发展的策略选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担负着发展本地经济和呵护整个河西地区生态安全的双重任务。因此，城镇发展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区域现代经济、科技和管理的平台，从而吸引人口和产业集中，减轻农村生态压力，促进环境保护与建设，逐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制。基本稳定城镇数量，扩大城镇规模，完善城镇功能前已提到，与区域人口规模比较，河西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城镇数量并不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镇规模小，自我发展能力和带动力弱。所以首先需要扩大县城镇的规模，形成县域经济凝聚中心和辐射源。在天祝县要扩大G312沿线城镇规模，强化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一级轴带，扩大石门镇规模，积极探索炭山岭镇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二级轴带的发展，壮大以县城为中心，以主要交通线路为纽带的反“L”型空间网络构架。肃南县可以利用马蹄寺和祁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距离交通主干线较近的条件，设置建制镇，形成县域东、西两个“门户”， 构建“一个中心，两个门户”的城镇体系结构。明花区是肃南县生态移民的主要移入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相对集中，可在远景（2020年以后）规划中设置小城镇。肃北县和阿克塞县人口少，且肃北72%，阿克塞82%的牧民聚居在县城，不宜再建新城镇，今后的重点是要完善县城功能，改善县城环境，构筑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平台。[NextPage] 综合开发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特色是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本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特殊的地貌和生态景观，淳朴独特的民族民俗，古朴悠远的文化等旅游资源，以及纯天然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畜牧业，为区域快速全面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恰好与产业结构的地区转移和旅游市场上日益升温的民族风情游、多元风光游、特色文化游、生态观光游、康体健身游、怀古朝圣游等新热点[4]，以及食品市场上返璞归真潮流等新的趋势相吻合，但缺乏产业综合协调发展的平台长期制约着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应该强化城镇发展方向的研究与设计，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改善城镇环境，发展旅游城镇 1充分利用阿克塞红柳湾、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党城湾等城镇已有的矿产资源和畜产品初加工工业基础，强化资源的综合开发，以工矿业发展作为县城近期发展的动力和筹资手段，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环境和服务水平，同时，加强城镇与重点旅游景区的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景区可达性，拓展服务项目，促进城镇主导产业向旅游业转化。2加强天祝“小三峡”、肃南马蹄寺、文殊寺等景区的规划、开发与管理，强化生态建设与保护，突出石门镇、马蹄寺和祁丰区的旅游特色。 深化矿产开发，促进资源型城镇可持续发展 本区拥有丰富的石棉、煤、铁、锰、建材原料等矿产资源，矿产开发加工工业初具规模，天祝县炭山岭镇以煤炭开发为主，阿克塞石棉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90%以上，天祝县华藏寺、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马鬃山镇等矿产资源开发都占GDP的较大比重，应该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提高环保产品比重，并积极探索替代产业，及早避免“矿竭城衰”和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促进城镇健康、持续发展。 加快畜牧业产业化，壮大特色农业型城镇 畜牧业是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主体。本区天然牧场广阔、无污染，距离酒泉、张掖绿洲的草业基地较近，白牦牛等畜种独特，并有内蒙古草原兴发等大集团的投资合作，加快畜牧业集团化、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可以延长畜牧业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草场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强化草场统筹治理与管护，增强草场的水源涵养能力，同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既减轻草场的生态压力，又促进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提高畜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天祝县华藏寺、安远镇、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等畜产品加工都有一定的基础，市场前景广阔，应进一步改革草场土地流转制度，积极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紧密结合的特色畜产品，实现畜牧业产业化发展，促进特色农业型城镇的壮大。充分利用交通建设契机，发展交通服务型城镇 本区靠近交通干线的城镇主要有天祝县华藏寺、打柴沟（兰新铁路、G312），阿克塞红柳湾（G215）和肃北县马鬃山镇，其中打柴沟镇是乌鞘岭铁路隧道东端的中转站，马鬃山镇是甘肃省唯一的内陆口岸，应该充分利用河西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和改造的有利时机，加快物流设施规划与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建设生态城镇 本区位居祁连山生态敏感区，是河西生态环境的屏障，城镇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1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节水城镇。虽然就数量而言，河西地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较我国北方缺水地区多一点，地处河流上游又为本区用水提供了一定的优先条件，但从社会、经济、生态和全流域发展考虑，水资源仍然是制约城镇发展的首要因子。因此，必须强化节水意识，加大城镇用水控制和管理力度，提高污水处理和资源化比率，加快水价调整步伐，促进水资源商品化。2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体系设计，建设“绿色城镇”。主要是强化生态设施建设与改造，加强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率，加快城镇绿地和防护林体系建设，把城镇建设成为繁荣、和谐、整洁、优美的绿色人居空间；3合理规划城镇空间规模，建设节地城镇。地广人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特点，河西少数民族地区除天祝县土地面积（万km2）较小外，与人口规模比较，土地面积非常广阔，但山地、沙漠、戈壁比重大，所以城镇的发展必须节约有限的可利用土地，科学规划和控制用地规模。[NextPage]拓展空间协作网络，利用外部动力促进城镇发展与走廊平原比较，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区位偏远，地域相对封闭，资金、人才、技术短缺将仍然是制约本区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打破行政界限的分隔，建立全方位开放的城镇空间协作网络：1东西向网络：以4个县城为中心，以非县城镇为重要支点，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设祁连山北麓民族地区以畜产品和矿产加工以及民俗、生态旅游为特色的城镇网络体系。2南北向网络：加强民族自治县与河西中心城市以及兰州、格尔木等城市之间的道路、通讯、技术、经济联系，加快民族地区城镇与周边乃至全国城镇的协作和体系融合，利用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弥补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劣势，为本区城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体现民族文化，突出城镇的民族特色 21世纪的城镇，不光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环境的竞争[5]。本区悠远的民族历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习俗等与古丝路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融，使这里成为河西独特的“民族文化绿洲”。所以，加大民族文化研究和开发力度，在城镇建设中传承和体现民族历史文脉，把民族的文化展现在城镇的建筑风格、产业产品、人文精神等各个方面，增强城镇景观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是树立区域形象，增强城镇竞争力的重要选择。4.结束语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是整个河西乃至西北地区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除了加快上游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减轻生态压力，增强水源涵养外，还必须：1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水资源，协调城镇与农村之间和上下游之间的配水份额，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2加大生态移民的力度，把水源涵养区、退耕还林还草区、生态旅游区和戈壁荒漠草场区的散居人口尽快移入城镇，鼓励其从事二、三产业；3建立城镇产业利润的生态回报体系，从城镇产业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生态投资基金，并建立下游对上游的补偿机制，把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上游水源涵养保护挂起钩来，全方位投入，努力推进河西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