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史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以一些歌剧高雅艺术为主。
1899：Buddy Bolden乐队在新艾尔良街区和开放公园开始爵士乐演出；Eubie Blake在Baltimore进行Ragtime演出；Scott Joplin的《Original Rags》和《Maple Leaf Rag》在Sedalia问世。 生日：Duke Ellington 4/29。 音乐：《Banjo Rag Time》；《Belle of the Creoles》。 1900：Bunk Johson与 Loral一起巡演；King Oliver出现在了儿童爵士乐团体乐队。 生日：Wilbur DeParis 1/11; Walter Page 2/9; Tommy Ladnier 5/28; Louis Armstrong 7/4; George Lewis 7/13; Don Redman 7/29; Ethel Waters 10/31。 音乐：《The Voodoo Man》，《Blackville Strutters Ball》（Bert ）。 1901：生日：Paul Barbarin 5/5; Edmond Hall 5/15。 音乐：《Chocolate Cream Cake Walk》；《Hunky Dory Characteristic Walk March》。 1902：Jelly Roll Morton在新艾尔良的Tenderloin District开始演出。 生日：Jimmie Lunceford 6/6; Buster Bailey 7/19。音乐：《Naked Dance》(Tony Jackson); 《The Rag Time Dance》（Joplin）；《Bill Bailey》；《Won’t You Please Come Home？》。 1903：Scott Joplin的Ragtime剧《A Guest of Honor》在圣路易斯上演。 生日：Bix Beiderbecke 3/10; Ben Pollack 6/22; Jimmy Rushing 8/26。 音乐：《St. Louis Rag》（Turpin）;《Ida》。 1904：国家Ragtime竞赛在圣路易斯举行。 生日：Eddie Lang; Pete Johnson; Jimmy Dorsey 2/29; Glenn Miller 3/1; Bing Crosby 5/2; Fats Waller 5/21; Pinetop Smith 6/11; Count Basie 8/21; Joe Venuti 9/1; Eddie Condon 11/16; Coleman Hawkins 11/21。 音乐：《Red Devil Rag》；《The St. Louis Tickle》。 1905：生日：Meade Lux Lewis; Red Nichols 5/8; Jack Teagarden 8/20; Tommy Dorsey 11/19; Earl Hines 12/28。 音乐：《My Gal Sal》。 1906：George Baquet与Superior乐队合作。 生日：Barney Bigard 3/3; Frank Teschemacher 3/14; Pee Wee Russell 3/27; Bud Freeman 4/13; 5/11; Johnny Hodges 7/25; Vic Dickenson 8/6; Muggsy Spanier 11/9。 音乐：《Dill Pickles Rag》；《Chinatown》；《My Chinatown》
早期的多声部音乐的材料，大多数是由当时的音乐理论著作记载的。因此，借助这些理论论文来了解多声部音乐最初的发展状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著作描述了一些在已经存在的旋律线上加一条平行运动的新的旋律线的方法，这里既已存在的旋律称为“主声部”（vox principalis），而平行运动的旋律称为“奥尔加农声部”（vox organalis）。从而，这种方法使圣咏的织体更加厚重，而不必改变诸如词乐关系、旋律轮廓和设计关系等音乐特性。最早的论文中最常见的平行多声部音乐是四度音程，有时也使用平行的五度和八度。新增加的声部通常被放置在原来的主声部下方，这时圣咏旋律仍占有主导地位。现存最早的确定地使用奥尔加农作为一种音乐的名称的文本，同时也是第一批描述演唱奥尔加农的实践的论文。它们就是无名氏的《音乐手册》和《注释手册》（Scolica Enchiriadis），二者都起源于拉昂地区，写作日期被认为是在约850-900年。在这两部论文集中，奥尔加农并不是指声部的多样性，而是指声音的性质，在理论上都产生于2:1，3:2和4:3这样的精确的数学关系。这些声音组成了一组被称为“协和”的特权音程，即八度、五度、四度及它们合成的八度音重叠。 《音乐手册》中开始讨论奥尔加农的那一章的名称叫做《论协和的属性》（De proprietate symphoniarum），直截了当地强调音程类型，而不是多声部的性质。《注释手册》则赞同了这种态度，声称一个奥尔加农声部的本质不在于它的相异性，而在于它通过“协和”和已有圣咏的关系。由于原则上和声部相关的“协和”在一部作品中从头到尾都是恒定的，这种最早的奥尔加农经常被现代研究者称为“平行奥尔加农”（parallel organum）。 《音乐手册》还指出了一些如何扩展到两条以上旋律线的方法。例如，一个声部是圣咏主声部的下方平行五度，这两个声部都被置为八度平行，一个是上方八度音，一个是下方八度音，最终结果构成了一个全都是平行运动的四声部，同时包括一个四度音、一个五度音和一个八度音。 《音乐手册》和《注释手册》在描述五度和八度的平行奥尔加农时意见一致，但在四度奥尔加农方面出现了分歧。《音乐手册》以一首继叙咏《天国之王》（Rex caeli）的第一乐句为例，讨论了斜向奥尔加农（oblique organum），它的前三个音程分别是同度、二度和三度，然后到达并保持在平行四度上，最后结束时是两个同度音。《音乐手册》作者还认为两个声部愉悦地一起发声。但《评注手册》认为四度上的严格平行奥尔加农是不可行的，会出现三全音这样不协和的音程，无法像别的协和音程一样和主声部始终保持完全的协和一致，应当自由地允许八度重叠。四度奥尔加农具有自己的自然法则，禁止奥尔加农声部下降超过一个低于四音列的音高，在圣咏乐句中以该四音列起始和结束。这种奥尔加农的奥尔加农声部以“边界音”（boundary tones）为特征，当圣咏处于任何四音列的较低音区时，边界音保持不变。《音乐手册》和《注释手册》并不是唯一一批解释奥尔加农早期实践的论文集。在十和十一世纪，还有《班贝格对话I和II》（Bamberg Dialogues I and II）、巴黎、科隆和布拉格论文等理论著作，而最有名的是意大利著名音乐理论家阿雷佐的圭多的《辨及微茫》。 圭多以发明线谱和六音列唱名法体系而著称。他的《辨及微茫》创作于1025年左右，比《手册》系列论文晚了一个多世纪。《辨及微茫》主要讨论了圣咏的音程、调式、旋律的形成和乐句的平衡，但作为松散的附录的两章专门讨论了奥尔加农。圭多对奥尔加农的解释包括三个要素。一个是“卧音”（occursus），即在一个乐句或乐句段结尾处的同度声部结合。另一个是边界音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奥尔加农声部要保持第三音高（C和F），从而准备正确地进行到卧音。第三个要素是根据其在四度奥尔加农中的使用来对音程分等级。圭多承认存在严格的奥尔加农，但反对使用五度和小二度等音程（“硬奥尔加农”，hard organum），却不反对同度到大二度、大小三度和纯四度的进行，其中四度处于最高等级，小三度则是最低等级。圭多提到和例举了严格平行四度奥尔加农，但只作为讨论“软奥尔加农”（soft organum）的开场白，四度奥尔加农“根据我们的习惯”来实际使用。圭多还描述了斜向奥尔加农风格，和《音乐手册》类似，其主要特征是一种运动到平行四度和同度终止式的用法。一些乐句结束于四度，是因为四度“更令人愉悦”，但最后的终止式应当总是落在同度上。 圭多允许的一个新手法是主声部和奥尔加农声部的交叉，同时他也允许主声部一个以上的音对应奥尔加农声部的一个音。 《手册》系列和《辨及微茫》都证实了即兴合唱多声部音乐的两种实践，一个是平行运动，另一个是斜向运动，它们应用于大部分日课的交替圣歌。这些论文的散布以及它们的原则暗示了这些实践从至少九世纪中期到十一世纪是一直流行的，还很可能延伸到中世纪末。在十一世纪下半叶，奥尔加农开始加速发展。到了1100年左右，产生了一种打破平行进行限制的新的“自由奥尔加农”（free organum）。这也是西方音乐史上的一次革命性进程。 奥尔加农教学的新阶段也显示于几部论文中，传统上将它们分成一组，围绕于一部名为《论奥尔加农的构造》（Ad organum faciendum）的无名氏作品。这些论文教授了一种新型奥尔加农，它并不基于单一音程上的平行运动，也不被每个声部八度重叠所放大，而是在两个声部之间自由混合使用八度、五度、四度和同度音程。它们将新的理论学说提高到判别和支持所教授的实践的水平。这些原始资料缺乏定年和起源的确定数据，从而不可能估计出这种新型奥尔加农在何时何地出现或成为主导。从《论奥尔加农的构造》的作者对圭多的攻击，可以判断这部论文晚于《辨及微茫》，但它写作于十一世纪的哪个时间点是不确定的。这一组的其它论文看起来不早于《论奥尔加农的构造》，包括两部《柏林论文》A和B、《布鲁日论文》、《米兰诗体论文》和《蒙彼利埃论文》，这一教学阶段或许可以称为“后圭多阶段”。 这些论文不属于综合性音乐理论论文，而是专门关于奥尔加农的独立著作。实际上，这些著作的流传范围很有限，没有一部现存超过两个手稿版本。和最早的奥尔加农论文相比，它们指出了奥尔加农教学的地位及奥尔加农本身在音乐思想的一般框架中的迁移。同时，这些著作传播有限，篇幅简短，教学多样化，都说明了这些构造奥尔加农的特定方法是十分本地化的，这与十三世纪巴黎圣母院乐派的多声部音乐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大相径庭。 《论奥尔加农的构造》大肆攻击圭多的奥尔加农教学，声称与较早的奥尔加农风格和理论有明确的决裂。这种新理论包括两个基本要素：定义为音高（或声部）的多声部，“让不协和音和谐和让协和音不和谐”；卧音的概念，这时称为“结合音”（copula）。第一个要素认为奥尔加农声部应当遵守的原则不基于单个音程，而是基于四度和五度的混合。这种后来的发展十分重要，因为它既扩展了奥尔加农声部的音域，也为引入六度作为八度上的结合音的预备音程铺平了道路。第二个要素承认八度和同度都是结合音音程。结合音区别于卧音的新思想也十分重要。早期理论中的卧音要和已有的文本的主要语言单位和谐一致，语法上由顿号和逗号定义。而结合音没有这种一致性，标点的乐段没有任何语法上和音乐上的判据。 除了《米兰诗体论文》，其它论文的新教学都基于对乐段中某个位置构造奥尔加农的操作，这些位置包括起始、中间和结尾。相比其它论文，《论奥尔加农的构造》对起始和中间位置的音程限制更严格，只允许同度、八度、四度或五度。其无名氏作者将构造奥尔加农的方法分为五种组织模式（modus organizandi）：第一模式为连接式起始（conjunct inception），即起始于主声部的同度或八度的奥尔加农；第二模式为分离式起始（disjunct inception），即起始于主声部的四度或五度的奥尔加农；第三模式为乐句中只有四度和五度参与的奥尔加农；第四模式为起始和结合音之间为所有四种可以接受的音程的混合，即同度、四度、五度和八度；第五模式为奥尔加农声部中的繁复装饰，例如几个音高对应圣咏的一个音高。第五模式不但引入了词乐关系的多样性，还拓宽了声响范围，包括除了同度和“谐和”之外的音程。 《论奥尔加农的构造》假设的五种组织模式似乎将不守规章的实践人为地设计成某种系统的外观。尽管这些类别看起来有些矫揉造作，然而它们强调了奥尔加农演唱者的某些重要的关切。例如，连接式和分离式起始的选择，控制了奥尔加农后来的运动是否和圣咏平行或反向。奥尔加农声部音符的激增对节奏的和谐一致和声部的相对突出产生了影响。在历史上，这是对即将发生的华丽奥尔加农（florid organum）的首次实验。阿夫利赫姆的约翰（John of Afflighem或John Cotton）是第一位推动声部间反向运动作为一种奥尔加农特征的理论家，但他大约作于1100年的《论音乐基本原理》（De musica）中只有一章给出了简洁的观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奥尔加农）实践”。这并不是一种严格的解决方案，而只是当原始旋律上升时奥尔加农下降或相反情况的一次最早的实践。 约翰论奥尔加农的那一章几乎没有给出如何构造奥尔加农的具体说明，也许是因为他对不同实践的敏感性，也许是因为习惯并没有正典化为一套自洽的规章。只有两个一般性策略被推荐给奥尔加农演唱者。一个策略是注意圣咏中的旋律进行和后来的响应，即对下降运动的上升音程或上升运动的下降音程的响应。另一个策略是注意圣咏的音域，对圣咏极高和极低音区回应低八度或高八度，在中间音区选择同度。约翰也提到了圣咏中单独一个音程对应奥尔加农声部一组音的可能性。 阿夫利赫姆的约翰对奥尔加农的处理方式预示了奥尔加农概念上的危机。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聪明地通过剽窃圭多的单线旋律运动理论，去控制他本人对两条旋律线之间关系的讨论，以此来响应这种危机。《论音乐基本原理》中展现出的奥尔加农实践不再停留在刻板的理论概念上，即决定为什么某些音高或音程适合一个特定的圣咏音高或乐句中的位置的概念，而是随着可变的和多样的习惯去变化。这种状况最终导致一种关于两个声部相互作用的新的教学，强调分立的人声引导的一对声部，而不是整个乐句单位的句法。这种状况还导致了一个多声部音乐的新理论，其主要原则是对协和音和不协和音的系统性分类和一种规则的节奏体系。 尽管精确记录奥尔加农教学发展的十二世纪文献数量稀少而且时间也不确定，但结果是清楚的，到了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初，出现了一种教授人声引导的曲式，这种曲式在十四世纪依旧是标准的。新的教学方法的出现伴随着一个新的名词——“迪斯康特”（discantus），这个词是希腊语“diaphonia”的拉丁化，而阿夫利赫姆的约翰更喜欢用“奥尔加农”（organum）。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文是《伦敦/那不勒斯论文》，它将多声部音乐风格分为音对音织体的“迪斯康特”风格和有花唱织体的“奥尔加农”风格（当时的术语使用比较混乱，“奥尔加农”一词既指整个多声部音乐，也指花唱风格）。这种区分十分重要，因为它预示了未来多声部作曲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圣咏和所加声部之间关系的变化也是多声部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早先的圣咏声部总是在高音区，而奥尔加农声部在它的下面，除了某些声部交叉的段落外。大约在1100年时，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圣咏开始作为作曲的基础声部，而所加的奥尔加农声部置于其上，并因此获得了突出和独立的地位。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带有简短示例的理论著作似乎是作为即兴演唱的实用手册而编写的，而即兴奥尔加农也不会因为创作奥尔加农的出现而终止。事实上，即兴演唱多声部音乐的传统又持续了数百年。后来出现的记写的实践性原始资料并未完全和这些理论论文所述的规则保持一致，而且曲目更加丰富，风格更加多样，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
《对于我国音乐理论工作的一点看法》（《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现状的思考》（《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4期）《音乐体验的层次与方式》（《人民音乐》1986年第8期）《自我意识与音乐思维》（与孙国忠、洛秦合作，《上海艺术家》1987年第2期）《音乐史家的自诘与迷惑》（《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2期）《现代音乐的荒诞状态》（《中国音乐报》1989年2月3日第3版）《在突破中寻找自身》（《中国音乐报》1989年3月17日第3版）《1989年音乐学方法论研究综述》（《中国音乐年鉴》1990年卷）《实证主义及其衰落--二次大战后英美音乐学发展述评》（《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1期）《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黄钟》1990年第1期）《关于西方音乐书目翻译的选题推荐》（《音乐学术信息》1990年第1期）《寻找自立--谈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意义》（《人民音乐》1990年第2期）《荒诞及其本质--西方先锋派音乐中的主体抛弃与自我肯定》（《音乐生活》1990年第3期）《作为人文学科的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莫扎特歌剧重唱中音乐与动作的关系》（上、下，《音乐艺术》1992年第2期、第3期）《西方音乐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代表著述》（上、下， 《艺苑》音乐版，1992年第2期、第3期。）《作曲家与歌剧脚本作家的关系》（《音乐研究》1993年第4期）《无言的恳谈--漫话室内乐》（《音乐爱好者》1994年第5期）《音乐断想》（十二则，《音乐爱好者》1994年第6期）《今日权威碟评》（CD乐评四则，《音乐爱好者》1994年第6期）《音乐中的幽默》（《音乐爱好者》，1995年第1期）《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导论》 （上、下，与孙国忠合作，《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第3期）《为音乐学辩护--再论音乐学的人文学科性质》 （《中国音乐学》1995年第4期。本文曾获上海市九四年至九五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听乐与读乐》（《音乐爱好者》1995年第6期）《悲歌经典莎翁情--写在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沪首演之际》（《歌剧艺术研究》1996年第3期。删节版《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载《新民晚报》1996年5月26日第15版。《唱片感受与现场体验》（《现代音响技术》1996年第7号）《孤傲天才 现代隐士--记钢琴怪杰格伦·古尔德》（《东方歌声》1996年第11期）《个体感悟与东方寓言--评97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海外华人作品音乐会》（《音乐周报》1997年12月19日第3版）《探索音乐史：方法论反思四题》（《中国音乐学》1998年第1期）《经典故事 重新诠释--刘敦南舞剧〈梁祝〉观后》（《人民音乐》1998每第1期）《责任与人性的冲突――写在中国首演〈阿依达〉之际》（《文汇报》1998年9月2日第8版"笔会"专刊，《歌剧艺术研究》1998年第6期转载）《音乐的心灵回声――贺〈音乐爱好者〉发刊百期》（《文汇报》1998年10月18日第4版"笔会"专刊）《浮士德传奇的歌剧演绎》（《文汇报》1998年11月15日"笔会"专刊第4版；《歌剧艺术研究》1999年第1期转载）《歌剧〈浮士德〉：背景、诠释与评价》（上海大剧院98年11月下旬上演歌剧《浮士德》节目单专论）《古诺〈浮士德〉的上海之旅》（《新民晚报》1998年11月20日第32版；《歌剧艺术研究》1999年第1期转载）《论歌剧与音乐剧的不同美学品格：起源、音乐功能与展望》（《歌剧艺术研究》1998年第6期》）《普契尼的歌剧创作道路》（《音乐艺术》1998年第4期）《体验合奏之乐》《新民晚报》（1998年12月18日第32版）《1996年西方音乐研究综述》（载《中国音乐年鉴》1997卷）《解读〈茶花女〉：现实主义与心理洞察》（载1999年12月上海大剧院演出《茶花女》节目单，后转载于《音乐爱好者》2000年第1期）《歌剧的真谛：以音乐承载戏剧――评克尔曼的〈作为戏剧的歌剧〉》（《音乐艺术》2000年第1期）《期待郑京和》（《新民晚报》（2000年4月6日第17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译后琐记》（《音乐艺术》2000年第2期）《坚守抑或退却？》（《文汇报》2000年2月24日第11版）《"专业乐迷"自白录》（《文汇报》2000年7月4日第11版）《〈简明牛津音乐史〉简介》（《音乐爱好者》2000年第3期）《巴赫的神性》（《爱乐》2000年第3期）《启蒙和觉醒――莫扎特〈魔笛〉的内》（《文汇报》9月9日第9版）《非常时代的诗意锻造――重听田丰交响合唱〈为毛泽东诗词谱曲五首〉》（《音乐周报》2000年9月15日第3版）《科普兰研究的新启示――读何平新著〈科普兰与他的音乐世界〉》（《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3期。）《世界儿童钢琴名曲集》注释解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二十世纪十大音乐家〉绪论》（ 载《二十世纪十大音乐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未来的同代人――古斯塔夫·马勒》（载《二十世纪十大音乐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艺术歌曲创作漫谈――全国艺术院校艺术歌曲创作比赛观后记》（《人民音乐》2001年第2期）《寻访中国音乐之"真"》（《读书》2001年第2期）《〈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本前言》（删节版，《音乐爱好者》2001年第2期；另，此文的全文以""超越时间"的音乐史"为题刊登在《读书》杂志2001年第10期）《威尔第百年祭》（《爱乐》2000年第1、2期合刊）《展望理想的"音乐学生态"》（《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命运无情――谈柴科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新民晚报》2001年5月27日第12版）《艺无止境――从李云迪获得肖邦钢琴比赛大奖说起》（《文汇报》2001年7月11日第11版）《以音乐透析政治――上海大剧院音乐会歌剧〈唐·卡洛〉观后》（《爱乐》2001年第9期）《形式的困境》（舒巧与杨燕迪对话录，《艺术世界》2001年第11期）《豪放的或隽永的》（回顾中国的爱乐杂志，《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1年11月1日，第23版）《听莫扎特三境》（载《文汇报》5月28日，《爱乐》2002年第4期）《现代音乐与中西文化――从《响趣》音乐会谈起》（瞿小松、杨燕迪、孙国忠三人谈话录，《爱乐》2002 年第6期）《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笔谈》（载《光明日报》2002年3月21日）《音乐的"双城荟萃"》（《人民音乐》2002年第9期。删节版载《文汇报》2002年7月27日）《〈波希米亚人〉的诗意》（载《文汇报》2002年12月22日第八版）《日常生活的诗意――〈波希米亚人〉观后》（《歌剧艺术研究》2003年第1期）《经典的枕边书》（《剑桥插图音乐指南》书评），《中国图书商报》2003年1月10日第8版；另转载于《音乐爱好者》2003年第2期，更名为《学术型的音乐普及――读〈剑桥插图音乐指南〉》）。《19世纪浪漫主义的交响音乐》（载《美的启迪――全国著名专家谈美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第239－273页）《音乐与媒体》（《文汇报》2003年4月30日第13版《音乐·鉴赏》）。《社会批判与人性和解――〈费加罗的婚姻〉的人文/音乐解读》（《歌剧艺术》2003年第3）6、《听音寻路――论谭盾的新作〈地图〉兼及其它》（《文汇报》2003年8月8日第11版）
对西方音乐的鉴赏，教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促使学生热爱高雅艺术。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音乐鉴赏论文，供大家参考。西方音乐鉴赏论文篇一 《关于西方音乐的鉴赏》 摘 要： 巴洛克时期以及巴洛克时期的 音乐欣赏 ;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鉴赏;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分析其音乐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 历史背景; 西方音乐史; 文艺复兴 在这音乐的长河中，一部分的经典之作都来自于西方，西方音乐的起源大致始于巴洛克时期以前，而这一部分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①古希腊时期;②中世纪时期;③文艺复兴时期。而后又在巴洛克时期出现了伟大的歌剧，歌剧《优丽犹茜》就是流传下来最早的完整的歌剧，其作者是李努基尼和佩里，到了古典主义时期，主要是歌剧及器乐的发展。如：喜歌剧，格鲁克的歌剧改革、奏鸣曲、协奏曲…… “音乐是唯一真正生存的艺术，它的振颤律动，也就是生命的要素，任何有生命的地方也必然有快乐。”是著名钢琴家帕德莱夫斯基对音乐的认识，他的这一精湛见解揭示了音乐和人生的关系。 的确，当我们陶醉于优美的乐海时，那典雅抒情的小夜曲使你心旷神怡;那流畅轻盈的舞曲使你温文尔雅;那铿锵雄壮的进行曲使你精神振奋;那优美如梦的室内使你充满冥想;那史诗传奇般的交响乐使你情志高远;那刚劲有力的时代曲使你豪情满怀。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作为一种情感艺术，音乐能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道德素养，推动人们奋发向上，一般认为音乐的目的有三种：即道德 教育 ，消遣闲瑕和精神方面的享受。音乐中所含有的情感与理想，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在影响人们情感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人们的意志。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一曲解围”“四面楚歌”的 成语 ，就是音乐战胜对方的例子。我们熟知的《马赛曲》，《义勇军进行曲》，《第三英雄交响曲》以及《列宁格勒交响曲》都极大的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引导人们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西方音乐在这几个时期的发展历程。 古希腊的音程理论——悲剧——格里高利圣咏——奥尔加农——狄斯康特——克劳苏拉——孔杜克图斯——经文歌——游吟诗人——恋歌诗人——名歌手——新艺术——法国歌谣曲——意大利牧歌。 古希腊优秀的音乐 文化 持续了约650年，它对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起止时间的上、下限在学术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通常较公认的上、下限时间是公元476(西罗马帝国灭亡)至146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按照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习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专指从1430年前后至1600年前后这一历史时期的音乐。 古希腊音乐最基本的音乐理论是音程的理论，这归功于毕达哥拉斯。古希腊音乐是一种单音音乐，偶尔也出现支声复调，古希腊音乐在音乐创作与表演上有即兴的传统，音乐的即兴创作和即兴演奏在一种法则的控制下进行。古希腊人一开始使用希腊字母指示的简单记谱法，最早的记谱法大约是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出现，是用希腊文的24个字母来标记的字母谱，分为声乐记谱法和器乐记谱法两类。在历史的记述中，曾提到希腊人所使用的各种乐器，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弦乐器乐里拉琴和基萨拉琴，阿夫罗斯管。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达到黄金时期，出现了三位伟大的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底得斯，他们创作的悲剧作品使古希腊悲剧这种音乐戏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古罗马帝国的世俗教育是帝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了希腊文化的精华，又融入了本民族的特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模式。它的具体模式，它的具体表现、特点等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适应，反应了罗马帝国的社会文化情况以及罗马民族的特征。 有的学者把中世纪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总的说来，中世纪是欧洲(主要是西欧)历史上的一个经历了封建社会从兴起到繁荣，最后走向衰亡的时代。中世纪的音乐依照类型可以分为宗教类型的音乐与世俗音乐。宗教类型的音乐泛指的是格里高利圣咏，此为单音音乐的作品，后来也发展成为复音音乐，奥尔加农等等。这类音乐都是为了____教会的仪式所作、所有的演出都是在教堂里，依照教会的年历而举行不同的仪式，其音乐就是为了要配合诗歌的朗诵而作的。宗教类型的音乐一路发展下来就成了后来的弥撒曲、安魂曲，在古典时期许多伟大的音乐家都会有这样的创作作品产生，例如海顿的创世纪，莫扎特都有这样的作品留下来。中世纪的世俗音乐所包含的内容就更为广泛、大部分的作者都是一些没落的贵族阶级，其实内容大部分都是与宗教有关，但并不是在教堂里演出。 文艺复兴时期约为公元1450—1600年，在中世纪“新艺术”的基础上，更加追求人性的解放与对人的内心的情感的抒发与表达。这时的音乐家在人文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对复调音乐进行了发展和变革，声乐与乐器逐渐分离而独立发展。这一时期 五线谱 已得到完善，印刷术也运用到 曲谱 上，这都使音乐的传播更加便利和广泛。这一时期有以下几个较有影响力的乐派：尼德兰乐派，主要音乐活动在尼德兰的一批音乐家，创作内容多为弥撒曲与经文歌等宗教音乐，也有世俗音乐，代表人物有迪费，若斯坎、班舒瓦、奥克冈等。乐派：在1530—1620年间的一个器乐乐派，其特点是音响气势宽广宏大，对比效果鲜明。创作内容有铜管乐与弦乐的重奏曲，管风琴的前奏曲，幻想曲与托卡塔等，代表人物有维拉尔特，加布里埃利等。 罗马乐派：此时期的一个专门制作服务于宗教作品的乐派，以无伴奏合唱的形式为主。代表人物有帕莱斯特里纳、纳尼诺索里亚诺。 通过对《西方音乐史》的学习，我对西方音乐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对西方音乐长寿了浓厚的兴趣，在优美、激昂的旋律里感受到了温暖、坚强……，在1838年某个下雨的日子，一间漏雨的屋子成了浪漫主义作曲家肖邦灵感的来源，生病的他因被“困在”屋里感到了烦躁与惧怕，因而起身写下了《雨滴》，这道作品自始至终重复着一种单音调，其音色低沉，节奏稳定仿佛滴滴答答的雨声，而主旋律流畅舒适，轻柔变化的音色表现出了丰富的情感，在开始部分幽静的旋律恬谈而自然就像细细的雨滴正在渐渐落下，然而到中段部分，主旋律与伴奏的音色都明显降低，变得沉重低落，仿佛可以看见肖邦一个人静坐，看着窗外的 雨水 逐渐变大，屋里的漏水也变的一发不可收拾，情绪也跟着悲伤与惆怅。在音乐的最后部分，音调与节奏变得相对轻而缓踵而来，犹如细微的哀伤缠绕心头，给人一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哀愁，与《雨滴》不同，同为浪漫主义代表的舒曼所谱写的《梦幻曲》让人感觉简单而温暖。据记载《梦幻曲》是为 儿童 所创作的，但在成年人听来，同样能勾起他们对儿时的回忆。其节奏缓慢柔和，主题简单纯洁就像单纯美好的童年生活。在心情低落时，静静的聆听这首曲子，在略微变化的重复着主题的旋律里回到简单的童年，抛开世俗感受单纯的温暖。也可以听听格里格的《晨景》，感受双簧明朗清亮的音色里感受第一束阳光让海买你波光粼粼的炫目，并在太阳缓缓升离海面，照亮明眸时的喜悦以及普照大地时万物苏醒的希望。 西方的音乐就像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巨作，不仅仅是因为有贝多芬、亨德尔、肖邦、海顿这类的音乐巨匠，还有它从社会中散发出来的那种浓厚的艺术素养，都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这也恰恰是西方音乐发展如此蓬勃的原因了。高雅的意大利歌剧、完美的维也纳、塞维利亚等等，他们自内而外散发出的迷人魅力，无一不打动人的心灵。 最后，就以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为结束吧：“艺术正如生活那样，他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也不可能有什么能使我们认为还有比本身就是时代的海洋的音乐更美好的东西”。 西方音乐鉴赏论文篇二 《论湘版高中音乐鉴赏教材的西方古典音乐教学》 摘要：西方古典音乐是世界音乐海洋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作为高中音乐鉴赏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学生最难接受的学习内容，湘版高中音乐鉴赏教材在第四单元音乐与时代中，以《音乐――从宗教走向世俗》等三个标题，展示出西方古典音乐的发展脉络，并选取各时期代表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引领学生走进西方音乐殿堂。 关键词：高中 音乐鉴赏 西方古典音乐 湘版教材 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修养情操的提升及对美感的认识，离不开古典音乐的熏陶。如何能在高中生对古典音乐兴趣不高、音乐基础知识贫乏的学情下，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喜欢和接受古典音乐，一直是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重难点。湘版教材中，将西方古典音乐教学按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的发展顺序结合作曲家及其代表作品设计教学内容。现笔者就实际的音乐课堂 教学 总结 出一些策略。 一、合理运用对比，把握时代风格 湘版教材中的标题很清晰地向学生阐述了西方古典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并引导性地将两个时代的不同音乐风格进行比较。如在学习巴洛克音乐与维也纳古典音乐时，让学生从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和海顿的《时钟交响曲》进行比较，平稳而庄重的宗教色彩和充满生活情趣的艺术格调反映出宗教与世俗的时代背景，细听复调织体与主调音乐的不同音效，不易吟唱与歌唱性的旋律区分，固定规整节拍与灵活变化的节奏律动，通过音乐要素的不同呈现方式，学生在比较中对时代风格有了更深刻地体验和理解。同样是《月光》，贝多芬持续的三连音，微弱的音响勾画出忧郁、哀愁的月夜，在德彪西笔下，明亮的音程散落地跳动，月光时而点滴坠落，时而缓缓流淌，时而流水倾泻，思绪随着音符走走停停，飘渺如梦。贝多芬内心的表达与德彪西月光印象的景致变幻正透过《月光》，向我们诠释着古典的传统和声与印象的朦胧意境。 对比除用在纵向的时代风格比较上，也可用于同一首作品的不同片段上，帮助学生对音色、节奏、和声有更灵敏的感知。如欣赏《G弦上的咏叹调》弦乐重奏与人声合唱版的对比聆听，音色变更带来的不同感受，复调织体在人声的演唱中也更清晰。在《蓝色狂想曲》中主题音乐从乐首法国号与萨克斯稍显慵懒的奏出，到乐中庞大乐队以强有力地节奏雷鸣般奏响，再到乐尾钢琴以渐慢的速度陈述。截取这三个片段对比听赏，提高学生在变化中把握音乐原型的能力，音乐音色、速度、配器的转变带来三种风格各异的音乐形象，使学生进一步感受古典音乐的神奇。对比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致爱丽丝》，气势磅礴的命运抗争与倾诉衷肠的爱意表达，学生便不难理解这位音乐家是连接古典与浪漫的音乐巨匠。 二、以熟知引入经典，由浅入深 总结学生熟悉的古典音乐如《哈利路亚》《命运交响曲》《蓝色多瑙河》等，我们会发现学生所熟知的都是极强旋律性，乐句短小，易记忆，易哼唱的开头片段，由于音乐篇幅过长，即使后面也有动人的音符，也因听觉疲劳失去了兴趣和音乐的记忆而中途放弃。 用熟知的片段作为导入引发学生的共鸣，再延伸至同类题材作品，同一作品的整曲欣赏或不同乐章。在这过程中，教师要将新作品较清晰易哼唱的旋律主题提取出来，片段性地让学生品味，可用钢琴或小提琴等器乐范奏及范唱方式，加入互动讨论、节奏律动等活动让每一次聆听有不一样的体验，在反复中加强音乐的记忆和感受，融入音乐的深层次赏析如动机展开、变化再现等手法，将这些有趣的音乐片段设计成听辨游戏和情境想象。当新作品多个主题旋律已熟悉后，让学生在整曲欣赏中找出新鲜出炉的音乐记忆和感受，学生便不会因陌生、听不懂而无法进行下去。选择多片段聆听，片段与整曲相结合的欣赏方式，将欣赏时长控制在5分钟左右，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巧用流行乐和影视片段激发兴趣 充满时代气息、情感直白的流行乐一直是学生们的钟爱。选择运用古典音乐元素创编的歌曲如《不想长大》与莫扎特的《第四十交响曲》，《remember》与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组曲》，五月天的《快乐很伟大》与贝多芬的《欢乐颂》，不同配器处理，加入歌词，增强节奏感和律动感的流行表达方式给古典音乐带来全新的听觉感受。这些曲目通过音乐方式的演变，让学生探求其中不同韵味，究其根源。在流行与古典的对话中，激发学生探求古典音乐的兴趣。 很多古典音乐也被运用到影视作品中，如《不能说的秘密里》，肖邦的《升c小调圆舞曲》，巴赫的《c大调前奏曲》，这些影视片段都能勾起学生对原作的好奇与欲望。同时，纪传影片如《一曲难忘――肖邦传》《贝多芬传》《莫扎特传》，在反映作曲家性格、情感、人生经历的影像中学生走进了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就不难体会肖邦赤忱的爱国之心，贝多芬不屈的抗争，莫扎特超脱困境的乐观和激情。此外，为古典音乐创编的动画片也能帮助学生听赏篇幅较长的音乐，如《猫和老鼠》中的《匈牙利狂想曲》，动画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等。 四、关注音乐的形象性与抽象性 古典音乐的欣赏，不宜让学生一开始就把握作品的风格、形式体裁、价值和意蕴，音乐形象和情感才是学生易于体会的信息。湘版教材就此选取了大量形象鲜明的作品，如维瓦尔第的《四季――春》、海顿的《时钟交响曲》、瓦格纳的《飞行的女武神》等。在教学中，笔者会结合文学、建筑、绘画等综合艺术感受音乐形象。在《音乐――从宗教走向世俗》一课中，听赏《哈利路亚》时展示两幅不同风格的建筑图片，学生很快就将华丽洒脱的巴洛克音乐与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建筑结合在一起。此时，引入《四季――春》的主题旋律，让学生体会想象，小提琴明亮的断奏激情而蓬勃，鲜明富有动力性的节奏仿佛阳光灿烂的春之大地万物复苏。学生用“拉”随着音乐哼唱主题，用歌声表达欣喜，体会清新中的华丽。此曲鲜明的春景音乐形象是欣赏的亮点，我将作曲家为乐曲配以的简短文字配以BCD的字母标头，哼唱主题为A，随着春景的展示，回旋曲式被学生轻松的用字母罗列了出来。富有抽象性的作品如教材中的《夜曲――海妖》《远古孩子的声音》等，不需要学生去深究音乐形象是由什么音色、节奏、和声来塑造，你只用闭上双眼让双耳感受音响的意境，在脑海中绘图。 西方古典音乐的教学要抛开急功近利，以一种熏陶方式，通过学生有共鸣的乐曲互动参与，从短小精悍的作品入手，在轻松愉悦的积累和体验中，西方古典音乐将拥有更多的听众。 西方音乐鉴赏论文文献 [1]王慧敏.高中西方古典音乐欣赏教学模式初探[J].学科研究，2017，(07). [2]谭卉.浅谈高中音乐中的西方古典音乐欣赏的 教学 方法 [J].文学界，2012，(02). [3]王洁，戚珍珍.当代中国流行歌曲中西方古典音乐运用情况窥探[J].北方音乐，2011，(09). [4]石蓓，张璐.西方古典音乐欣赏方法研究[J].大舞台，2012，(10). [5]金亚文.高中音乐新课程教学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西方音乐鉴赏论文篇三 《初中音乐乐感及音乐鉴赏教学》 初中音乐乐感及音乐鉴赏教学是我国美育教学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陶冶学生情操的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学生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方面。本文从培养初中生音乐乐感以音乐鉴赏能力的教学原则出发，探讨了培养学生乐感以及音乐鉴赏力的具体教学 措施 ，旨在交流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促进教育系统的整体进步。 音乐乐感 音乐鉴赏 教学导入 对比教学 初中音乐乐感及音乐鉴赏教学是我国美育教学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陶冶学生情操的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学生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方面。本文从培养初中生音乐乐感以音乐鉴赏能力的教学原则出发，探讨了培养学生乐感以及音乐鉴赏力的具体教学措施，旨在交流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促进教育系统的整体进步。 一、培养学生乐感以及音乐鉴赏力的原则 音乐教学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与语言类学科相比，音乐学科更重视学生的个人兴趣。同时，它还需要学生投入更多的实践以及长久的训练。首先，音乐学科通过更加直白且明确的方法表达个人情感。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置身于不同音乐曲目所提供的场景之中，真实感受其所表达的感情。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更深刻的体会音乐的魅力。这种方式只是学生个人的感官感受，非专业音乐欣赏者亦可以做到。然而音乐教学则是通过理论教授学生怎样更好的体会音乐的美妙，以及怎样从一个专业的角度评价不同音乐。由此可见，理论教学在音乐教学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学生的相关实践。音乐教学的实践性极强，学生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更深刻的体会相关情感。学生通过自主创作以及练习相关音乐技巧，从而可以更好的体会乐曲炫技之处。 二、培养学生乐感以及音乐鉴赏力的具体教学措施 1.合理导入教学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而音乐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对学生个人的投入度有着一定的要求，这就更突出了音乐教学中教学导入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更加注重张扬个性，对于音乐、美术等学科的兴趣更大，然而理论教学毕竟存在一定的枯燥性。因而出现了众多学生对音乐非常感兴趣却不愿意上音乐课的现象。初中学生由于学业的压力等原因，在音乐课上的积极性远不及小学生来得浓厚。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注重运用有吸引力的手段进行教学。因此，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的上音乐课，以及在教学过程中保持学生的注意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合理导入教学就是指教师利用学生的兴趣点引导学生更快的进入教学情境之中。 首先，可以利用传统的教学导入方式，例如讲 故事 以及 成语 典故 等方式。故事有一定的曲折性，好的故事对学生有着重要的吸引力。学生可以跟随音乐故事的情节，走入故事中感受故事主人公的心情，从而更好地对相关音乐更加感兴趣。而成语典故则包含了一定的故事性以及相关 传说 等，更是传达了先人为人处世的道理等。向学生讲述 成语故事 对学生的长远发展也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作用。同时，很多成语故事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常见常听的，教师讲述其中的典故更加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其次，教师还可以运用游戏教学法导入引领学生更好地进入音乐课堂。初中生毕竟具有一半儿童爱玩的天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应该视之如猛虎，而应该正视它。只有这样才可以看到其本质，并进行合理利用。教师可以利用一些音乐小游戏培养学生的乐感，增加学生对音乐课的兴趣，这样学生就可以更加主动的进行音乐学习。同时教师更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利用当前的先进技术进行导入教学。 2.运用对比教学 对比教学是教师培养学生音乐鉴赏力的一种重要手段。所谓对比教学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两件事物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区分。这种方法很好的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表达个人见解的能力。音乐的对比教学法则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手法教授学生从各种对比因素分析音乐。不同音乐在音乐家的创作、演奏以及相关技巧方面也存在极大的不同。因此教师应该合理运用音乐对比教学法帮助学生全面提高音乐鉴赏能力。 首先，可以将同一音乐作品的不同演绎形式进行对比。尤其是经典作品常常会被后人进行改编或者运用不同的乐器予以演绎。然而，为什么要这样改编，改编之后的作品与前人的作品相比有什么有点与不足。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这些不同的方面以及各种角度进行分析判断，从而得出新的结论。 其次，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将不同的作品进行对比。不同主题不同类型的作品在演奏过程中的要求必然存在不同。一些炫技性的作品与注重情感宣泄的作品在表面看来是极为不一样的，但是其实质却有着本质的相同。而这些需要学生经过实际对比、思考才会真正总结出来的。《野蜂飞舞》与《春江花月夜》在很多方面有着不同。它们的主题、传达的情感已经以及演奏方式等都存在着极大的区别，然而就本质而言，它们都传达了作者内在的情绪。说到底，这两部作品在抒发作者情感这一作用上起到了殊途同归的效果。这种效果是怎样渲染出来的，学生必须通过自己的深刻思考才可以得出。不容置疑，学生这种对比性思维模式则需要教师的引导。 3.运用多媒体教学 随着计算机多媒体的不断发展， 网络技术 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在教育界尤甚。音乐教师应该合理利用这一资源进行音乐教学，以便更好的帮助学生培养音乐乐感以及相关音乐鉴赏能力。互联网将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实现了世界资源的共享。这就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教师对这些资源的收集利用以及创作型改编。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合理利用相关资源，利用创造性思维帮助学生，必然可以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当教师进行教学前，应该教会学生演唱相关作品，只有熟悉了相关旋律之后，教师才可以更好的带领学生领会其中的乐感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鉴赏。学生通过亲生感受可以从感性上体会相关情感，把握其中的主题。随后，教师则通过理论知识加以分析，使学生从理性上更深刻的认识相关音乐主题。 三、总结 随着音乐的不断发展，音乐的教学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初中生的音乐乐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练就的而是需要教师耐心培养。而音乐鉴赏能力更是音乐学习过程中的一种高要求，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很好的鉴赏音乐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下功夫，科学有效的帮助学生进行音乐学习。只有这样学生的综合能力才可以得以提升。 参考文献： [1]林南国.初中生音乐教学[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2]王俊刚.音乐感受力以及鉴赏力的培养[J].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3]洪科.论培养学生音乐鉴赏力的基本方法[J].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 猜你喜欢： 1. 音乐鉴赏论文1500字 2. 西方古典音乐鉴赏论文 3.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1000字 4. 浅谈欧洲古典音乐论文 5. 大学音乐鉴赏论文2000字
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引论：中西音乐史上的“文人”现象与西方音乐史特有的“作品”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作为汉语文学的创造主体而受到中外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一类文学家的具体生存状态有所不同，但从汉魏直至晚清的近两千年时间跨度中（从汉司马相如、魏曹植、北周庾信直至清代王士禛、黄遵宪这一巨大的文学家群体），其基本特质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态：即并非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但又具有明确的文艺思想和风格意识的自觉活动，从事这一文艺活动的文人在唐以前大率为世袭士族，唐以后则为科举出身的官僚。而这种非职业化的文学家生存方式也并非吾国所独有，西方文学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如古典时期的索福克勒斯、西塞罗、恺撒，中世纪晚期的但丁，文艺复兴以后的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等人），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社会属性，只是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典型和稳定而已。这种主要活跃在文学领域的文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文人音乐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往往和前述的“文人”具有同质性。在大量存在具有奴隶、工匠或自由职业者音乐家的同时，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尤其在古琴和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体裁方面。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由文学家或具有“文人”特性的、非职业化的而又具有明确艺术创作观念的知识分子兼任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期，由于“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极大破坏，使得从大约5世纪-11世纪之间的西方音乐文化长期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审美目的和艺术观念的基督教教会音乐之外，民间艺人重新成为世俗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从中世纪晚期（14世纪）开始，职业化的加深则成为西方音乐家生存方式演进道路上的主流[1]。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具有音乐家和文学家身份、长期存在的并对音乐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西方文学史和音乐史上则显得踪迹渺茫。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中世纪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状态，则可以发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音乐家中仍然存在和我国文人音乐家极为相似的群体，即所谓的“诗人-音乐家”（poet-musician），尤其以“新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纪尧姆·德·马肖为代表。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对音乐艺术的演进并未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人音乐家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具有如下的特征：虽然就整个西方音乐的漫长发展历程观之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并对西方音乐史的某些重要文化特征发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直接造成了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即：将原来存在于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品概念引入到诗乐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中，进而通过文人音乐家的创作延伸至没有文学（诗歌）形式的完全的音乐作品中。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艺术”时期西方音乐语言的高度复杂化和作曲技术理论突发式的演进，并以西欧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近代社会的开始形成为广阔背景，对中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向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为核心内涵，这一点和文学史、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并无二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却和以乐律、谱式、音乐文化和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存在很大区别。在汉语学界，这一中西音乐史学科核心内容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音乐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即：中国古代音乐史多着眼于音乐本体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学界既有的框架，围绕时代-风格-作家-作品这一基本线索展开。然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似乎在西方音乐史学中特有的基本内核以及已经成为圭臬的将音乐文本视作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符合某种形式发展规律并由特定艺术家（即“作曲家”）所创造的“作品”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包含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这一“音乐作品”观念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和“音乐家”或“作曲家”作为具有审美效能的艺术品的创作者及特定艺术风格的承载者的自我认知的进程互为表里。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视之，中世纪时期是这种西方音乐特有的作品和作家观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主要是14世纪）又是其最终确立的关键性枢纽，而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则是直接将这种观念赋予其自身创造的作品的作曲家群体。因而，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及理论思考，对中世纪晚期文人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意义上的“音乐作品”观念的生成进行辩证，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成因，对于汉语文化圈内的音乐史学者和西方音乐研究者是极有意义的。1. 中世纪盛期音乐家的三种类型 “音乐家”（如果其中心性的意函是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的话）一词在西方音乐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味着不同生存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世纪音乐家的社会身份与近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也深深地制约着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接受机制：虽然音乐形式的发展固然有其不受外在因素制约的自身规律和逻辑，但音乐形式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则差不多是由音乐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音乐家都必须接受某些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的供养，这些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与反应往往成为音乐家们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往往会反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特点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古法语地区音乐家生存方式的变化上尤其能得到体现。在中世纪盛期，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主要是由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三类人群构成：其一是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唱者，这些人首先是教士，其次才是音乐家，他们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文化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低级修士和神甫，在修道院和地方教会中克尽职守，成为日课和礼拜仪式中的音乐担当者；少数具有很高修养的硕学者，秉承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将音乐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理对象进行探讨，而获得很高的声誉。[2]在中世纪的观念结构中，即使是在这一类人中，也只有从事思辨性活动的学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开创者、6世纪初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约580-624）在其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写道：“同音乐有关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演奏乐器；第二类谱写歌曲；第三类评判演奏和歌曲。完全沉缅于乐器的那一类人，与对音乐的理解是分离的。他们耗尽一切力量在乐器上显示自己的技巧，没有理性，也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个奴隶。第二类是作曲家。他们谱写歌曲不是凭思想和理性，而是凭某种天性。他们也是同音乐分离的。第三类人具有判断能力，他们通常能够仔细地考虑节奏、旋律和歌曲。正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理性和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音乐家。” [3]按照波伊提乌的观点和经院哲学的思维习惯，只有从事与哲学和数学相关的、传述毕达哥拉斯理论的人才是“音乐家”（musicus），而作曲和演奏一样只是末流小技，教会作曲家和演奏者实际与手艺人没有区别，莱奥兰和佩罗坦也不过被称为“organista”（奥尔加农人）和“discantor”（狄斯康特人），而不被视作“音乐家”。[4]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分别是活跃在民间和宫廷的世俗歌手，他们中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5]相对于教会音乐家，世俗音乐家的成分相当驳杂，其中有出身贵族阶级的游吟诗人（“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他们中有国王、伯爵和骑士。[6]此外，还有流浪艺人性质的“戎格勒”（jonglor 或jongleur），一般都出身于自由平民。这两种世俗音乐家代表了中世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个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们的职业是打仗和厮杀，把音乐视为百战之余的慰籍：“吟唱诗人（引者按：即游吟诗人）所歌唱的主要是温文尔雅的宫廷爱情，一种对庶民百姓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抽象情愫。这些宫廷音乐家-诗人的艺术极尽学究与晦涩之能事，……然而，专门家式的处理，使用的材料却仍旧保持了通俗来源的新鲜生动。这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品质说明，这些爱情歌曲所表现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假想人物，她美丽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高贵和傲慢的灵魂，要她屈尊接受诗人的求爱，并不容易。”[7]而流浪艺人则是靠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娱乐来谋生，他们的音乐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却是中世纪不见于载籍的器乐的传承者：“他们出现在宫廷节日和最有地位的显贵城堡中；但有证据说明，他们也出现在市民阶层喧闹的节庆中，出现在比赛和尚武集会中；此外，他们也乐意为乡村婚礼提供音乐。他们积极参与宗教戏剧的演出，除了歌唱和奏琴之外，还背诵传奇、表演杂技噱头和魔术绝招。”[8]就生存方式而言，教会音乐家受到信徒的供养，和一般神职人员没有两样，音乐乃是他们日常的功课；贵族出身的世俗歌手们本身即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封建主，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代表了内心隐秘的情感，但只是一种爱好或风尚；只有戎格勒从这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堡寨，在宴享中为领主提供娱乐，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以演艺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生存的兴盛期同样在12-13世纪之间。[9] 由于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造成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传统的不同文化属性：教会音乐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宗教性，宫廷艳歌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抒情性，而流浪艺人的音乐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和情感内涵的约束，但却追求高超的引人入胜的技艺，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娱乐性。就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音乐创造者对中世纪晚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论：教会音乐家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贵族音乐则创造了高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尤其是各种音乐诗歌体裁），而活跃于下层的戎格勒们则延续了他们职业化的生存机制。整个“新艺术”时期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家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三种中世纪形态的交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和音乐家观念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音乐观和以雅乐为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无实质的不同，而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并未产生。虽然依附于诗歌的中世纪世俗音乐实现了音乐与文学在形式上的密切融合，但由于整个西方文学史在13世纪之前都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这突出地表现为源自民间、由宫廷文人搜集整理的史诗文学和爱情诗歌——如《罗兰之歌》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样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教会人士还很少涉及到文学创作这一历史事实），[10]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的直接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人士中有一小部分在从事神学著述之余，也创作一些具有自娱性的优美的拉丁语歌曲，如彼得·阿贝拉德（Peter Abelard，1080？-1142？）、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瓦尔特·德·夏迪永（Walter de Chatillon，1135-190）等。[11]这些游离于宗教实践之外、但又和神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实践是极为特殊的例外，除了少数作者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留名后世以外（如阿贝拉德和爱罗伊斯的传奇爱情），大多这一类作品均为匿名。但这种类型的音乐活动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晚期之后）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兴盛一时的文人音乐家的鼻祖。
西方音乐史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以一些歌剧高雅艺术为主。
毕业论文是衡量本科教学与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准,既是学生毕业与学士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也是学生运用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分析、阐述和解决问题之综合能力的体现。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本科音乐专业毕业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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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钢琴演奏指法选择的基础实践和基本原则
20. 胶片上流淌着的音乐篇章――有关电影音乐的综述
我有一篇完成了的~要就联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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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音乐作品情感表现与倾“听”中的音乐美学
论文关键词：音乐 情感 审美
论文摘要： 优秀的音乐作品具有永恒美的特质，有时我们可以凭直觉感受到，有时需要一个学习、理解，逐渐深入，领悟的过程。如何去表现音乐作品，领悟作品中的情感，使之更生动真切，这就需要对其尽可能的理解准确，感受得深，音乐作品的情感表现与倾“听”是分不开的。 音乐是文化形式中最纯粹的精神文化形式和精神活动方式，同时又是最直接的情感活动形式。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强调音乐的内容是感情的表现，说：“在这个领域里音乐扩充到能表现一切各不相同的特殊感情，灵魂中的一切深浅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人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不同的焦 躁 、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惆怅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的情绪都属于音乐所表现的特殊领域。” 一、作品的情感 音乐的情感表现，是把我们内心从音符中感受到的东西，通过弹奏乐音的方式显现出来。简言之，就是内心感受在乐音上的显现。音乐作品的情感表现具体是通过旋律、节奏、音色、等音乐手段来实现的。而音乐风格是指音乐作品来表现音乐内容的方式、形式、方法等方面的总的特征。古典主义的音乐风格讲究形势美，它美化生活，从理想的高度观察生活，给生活以永恒，感官上易于听辩强弱；古典主义的音乐作品遵循美学的原则，对称、平衡，具有唯美主义特点；浪漫主义更像是一种年轻，充满对未来欲望的表现；表现主义强调艺术表现人的情感，体现情感论音乐美学的观点。 个性也可称为人格，反映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它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人受到的文化环境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审美认知和审美习惯，展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例如，现在多数年轻人难以接受传统戏曲音乐，老人一般也都不能接受前卫的摇滚音乐，认识这样的音乐过于嘈杂喧闹，毫无音乐美感，因此他们对音乐作品的情感审美力也会千差万别。现代社会中，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压力不断增大的'人们越来越需要音乐，这种贴近于情感的艺术来调节，而对于那些充斥着不协调的、冷冰冰的、机械的现代“纯音乐”，除了好奇和惊讶之外，便不会再有更多的兴趣。在我个人看来“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应该是一条永远不变的真理，它抓住了音乐最本质的东西，它有丰富的内涵并与人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角度来讲，在音乐中，人的情感才是最重要的!这就要求表演者无论是从演奏技术上还是音乐美学思想上都有有所研究，才能更好地表现作品的情感。 二、作品的倾听 音乐是声音艺术，听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之一。音乐是一种抽象的声音表现，要掌握其特点只有依靠听觉的记忆。如果我们没有把所选择的乐曲仔细消化吸收，很容易就会变成走马观花，只知其貌而感觉不到内涵。对一首作品要有深刻的了解和印象，主要的就是多次的反复聆听。一般来说，在反复聆听的过程中，已经能够逐渐了解到音乐作品中的细腻变化。比如《夕阳箫鼓》，这首中国经典的钢琴曲，旋律委婉质朴，节奏多变，虽为钢琴曲，但依然能够听出弦乐器特有的音调。我们注意到了旋律线的起伏，感受到了节奏的转变，随后注意到音色的转化，脑海中展现了一幅夕阳映江、晚风轻抚、江楼钟鼓的画面，这就是真正进入了音乐。 好的音乐作品是人对生活感受的抽象反映，具有强有力的听觉、视觉等感官冲击力，让听众产生强烈的情感激荡，当它能够满足听众需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期待感，刺激着听众的感官期待下次的继续聆听。好听即为美，但真正做起来却很难。美为和谐，不仅是作品表现的自然，身心也要融入到其中，是听还是看，一切皆为自然流露，达到一种赏心悦目。音乐使听者的心灵得到提升，给人一种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共鸣。它比一般的语言更为深刻，比文字更为动人，音乐翩然而来，令人无法抗拒的感觉，不自觉的融入其中。日常语言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有限度的；而音乐语言则是抽象的、感性的，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且难以捉摸。音乐的语言，不是任何单纯的“说”就可以表达的情绪语言，它是思想上无法用具体语言表述的。 平时还要注意多收集不同风格的各类作品，多听，多分析，多比较，来加强内心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提高自我的情感审美能力。把乐曲中体会到的美和自己在生活中亲身经历过的体验融合起来。比如，当我们从一首乐曲中体会到一种欢乐的美感时，很自然地，也会联想起我们自己曾经有过的欢乐情绪。当我们在弹奏中把这两种欢乐合而为一时，那就既表现了乐曲的，也表达了自己的欢乐。对作品多加揣摩，主动参与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表现出来，力求真实再现作品风格。一部好的音乐作品，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听众可以在欣赏作品的第一时间里感受到作者的情思，乐曲很好地表达了作者想要抒发的意境和思想，使整部作品犹如作者自身命运和心灵的写照，让人为之动容。音乐作品的情感表现不仅要合二为一，还要注意必须忠实地反映原作者的创作意图，除了内心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外，还必须结合扎实的钢琴弹奏技术，才能真正有效的表现好音乐。 音乐情感表现是目的，弹奏技术是手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只有具备了乐曲的内涵和个人的体验，才能生动感人，令人信服。一部好的音乐作品，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听众可以在欣赏作品同时感受到作者的情思，乐曲很好地表达了作者想要抒发的意境和思想，使整部作品犹如作者自身命运和心灵的写照，让人为之动容。音乐改变的不是人的心态，而是在音乐中提升人使其状态与理性，更完美的结合。 参考文献： [1]童道锦，孙明珠，钢琴教学与演奏[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1. [2]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3](德)黑格尔，美学导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6. [4](德)达尔豪斯，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7.
西方音乐史主要讲的是欧美音乐的历史，在内容上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音乐理论的发展史，二、音乐家的发展史，三、音乐作品的发展史，四、音乐美学的发展史。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西方音乐史的重要部分，其中，西方音乐理论的发展史源于古希腊，发展于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在古典和浪漫时期有了质的飞跃，在20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最多元化的一个时代。 音乐家的发展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音乐家记载在册的很少，从中世纪开始，游吟诗人、恋诗歌手等音乐家财大批涌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有著名的约斯坎，帕莱斯特利纳等，巴洛克的巴赫和亨德尔，古典的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浪漫的李斯特 勃拉姆斯，20世纪的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 音乐作品的发展史：从古希腊到20世纪，音乐作品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声部到多声部，从单声织体到复调织体，到和声的产生，都验证了音乐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 音乐美学的发展：音乐美学自古就作为一个音乐话题被人们讨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现在，音乐美学一直是音乐上的重要理论学科，但是音乐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音乐美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在浪漫主义时期。 音乐史的最简单的内容就是这些，最喜欢的一个作品 ——摘自赵鑫珊《贝多芬之魂》如今距离1824年的首演盛况，已经过去近两百年了，但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欢乐颂》却成为了长盛不衰的经典作品。在这两百年岁月中，几乎所有的后辈音乐家、作曲家都被这部宏伟的作品所倾倒；更有无数业余的听众被这部作品所带来的音乐哲理、音乐气度所感染！因为这部作品，贝多芬成了神一样的人物，《欢乐颂》成为了人类历史长河中永远不灭的自由、和平之明灯。 让我们一起来走近这部作品，走进贝多芬的理想王国。 《第九交响曲》一共四个乐章。 第一乐章是不太快的略呈庄严的快板，d小调，2/4拍子，奏鸣曲形式。第一主题严峻有力，表现了艰苦斗争的形象，充满了巨大的震撼力和悲壮的色彩，这一主题最开始在低沉压抑的气氛下由弦乐部分奏出，而后逐渐加强，直至整个乐队奏出威严有力，排山倒海式的全部主题。作曲家一上来就用一种严肃、宏大的气势表达出了整部作品的思想源泉。其实这是贝多芬很多作品中反复表现过的主题——斗争，也折射出斗争的必然过程——艰辛。旋律跌宕起伏，时而压抑、时而悲壮，我们似乎看到的是勇士们不断冲击关口，前赴后继企盼胜利的景象。 紧接着的第二乐章，按照传统通常应该是慢版，但是贝多芬打破了这一惯例，居然用了极活泼的快板，d小调，3/4拍，而且是庞大的诙谐曲式。整个第二乐章主题明朗振奋，充满了前进的动力，似乎给正在战斗的勇士们以积极的鼓励，似乎让人们一下子在阴云密布的战场上看到了和煦的阳光和蓝色的天空。同时主旋律中带有奥地利民间舞曲"连德勒"的特征，和谐而具有舞蹈性。但是仔细品味，大家不难发现，到了乐章最后，旋律重新开始急促起来，隐约透露出非常不安的气氛。 第三乐章倒是慢板乐章了，如歌的柔板，降B大调，4/4拍，不规则的变奏曲式，可见贝多芬有意在编排上作了创新。这个乐章相对前面两个乐章显得宁静、安详了许多，旋律虽然平缓，但是不失柔美。法国著名作曲家、乐评家柏辽兹评价此乐章是"伟大的乐章"。第三乐章共两个主题，其中第一主题充满了静观的沉思，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哲理性。在前两个乐章表现出激烈的战斗场面之后，第三乐章似乎是大战中短暂的平息。 第四乐章是整部作品的精髓，急板，D大调，4/4拍。通常划分为两个部分——序奏以及人声。在一些唱片中，第四乐章单独占据一个轨道，也有一些唱片把序奏部分和人声独唱、重唱、合唱部分分为两轨，但其实上两者都属于第四乐章这个整体。其中的人声部分所演唱的也就正是德国诗人席勒的诗作《欢乐颂》！但在人声部分上台之前，音乐经历了长时间的器乐部分演奏的痛苦经历，含有对前三个乐章的回忆。这个序奏部分是坚强刚毅，惊心动魄的。接着木管徐徐的引出了"欢乐颂"的主题，好像一缕阳光突破浓密的云层洒向大地，整个欢乐的主题渐渐拉开序幕，贝多芬真正的理想王国就在眼前！ 经过了一系列的铺垫，人声部分终于浮上水面，开始了《欢乐颂》的吟唱！前面就说到过，这首诗作是作曲家一生的钟爱。所以在《第九交响曲》创作的最后关头，贝多芬甚至还不舍得过早的就把歌唱《欢乐颂》的部分放到自己的作品中。他并不愿意把《第九交响曲》作为自己在交响乐领域的封笔之作，作为自己最高理想的体现，当时他还在计划着《第十交响曲》甚至《第十一》、《第十二》。但最后乐圣还是妥协了。或许是宿命、或许是巧合，《第九交响曲》成了贝多芬最后一部交响曲，最终成为了他作曲生涯的巅峰。 伴随着激情澎湃的唱词和急速雄壮的旋律，《欢乐颂》唱出了人们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热望。当然贝多芬并没有照搬席勒的原诗，而是以自己独到的理念，配合音乐的需要做了一定的删节和修改。在激动人心的歌词和贝多芬超人般旋律的相互烘托下，在四个不同声部人声的独唱、重唱以及大合唱团的合唱下，《欢乐颂》得到了升华，欣赏的人们得到的是无与伦比的奋进力量和精神支柱。乐章的最后，这种气氛被表现到了极致，整部作品在无比光明、无比辉煌的情景下结束。 如今《第九交响曲》公认是贝多芬在交响乐领域的最高成就。甚至有很多作曲家、音乐家认为已经没有任何作品能够超越《贝九》的成就，无论这种说法是不是有偏颇的地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都将是永恒的！欢乐颂精神永不灭！
关于“中西方音乐”小论文音乐无国界。中西方的音乐各有各的特色，一曲《高山流水》旋律古朴、典雅、优美、深沉；节奏平稳、舒展；音调缠绵、柔婉秀娟；体现出阴柔美。 一曲《命运交响乐》节奏明快、急促、音域宽广，曲调明朗、刚健、情绪激昂、气魄宏大；体现出阳刚美。而要说中西方音乐的差异，应该还是要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说起。首先，中西方的政治制度的制度不同。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因而在当时来说，许多音乐都是以贵族上层为服务对象的，而反映的也是贵族的享乐生活。但这也并不代表在民间也没有音乐可享受，并且这些音乐对我们来说更有研究价值，因为音乐向来是寄托思想情感的最佳载体。而在西方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思想较中方而言更为开放，因而题材也相对广泛。对于我们来说，要了解一个国度的音乐，必然要去了解其政治背景。再次，中西方的地理环境不同，那么两者所歌咏的对象、方式自然而然也不同。西方，以欧洲为代表的主要处于平原地带。在中国，地貌形式则多种多样。这也是中西方音乐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中西方音乐的表现形式不同主要体现在乐器上。在中国，最有代表的要数琵琶、古筝、二胡等拨弦乐器。在传统观念中，中方音乐以江南最具代表性。而江南是水乡，其音乐特色是柔和委婉动听的，可以让我们静静聆听，感受自然之美。而西方音乐大多数都是以交响乐的形式呈现，乐器像大提琴、小提琴等在整个过程中虽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演奏过程中，多种乐器的结合给我们带来了全面的感受。虽然两者的形式不同，但同样让人感受到美。这便是音乐的魅力！在此次研究过程中，我们都充分感受了音乐的魔力，中西方音乐的大不同，让我们的心灵又多了一份震撼，多了一份对祖国的热爱！一、西方音乐的起源：西方音乐起源于古希腊；但由于古希腊的音乐史料流传下来的较少，人们便把中世纪作为研究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起点；所以可以说中世纪前期的西方音乐就是基督教音乐。而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所编写的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使得宗教音乐与整个西方音乐的发展连系得更加的紧密。二、西方音乐的发展阶段：从17世纪初的巴洛克音乐开始到现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巴洛克音乐时期，古典音乐时期，浪漫主义音乐时期，民族音乐时期，印象主义音乐时期，新音乐时期以及现代音乐时期风几个阶段。而每一个时期都有其各自的风格特点，所以每一个时期的音乐都可称为当时所流行的一种音乐流派。三、西方传统音乐的特征：所谓的西方传统音乐既是：巴赫至贝多芬之间的古典音乐时期。被称为“复调音乐之父”的巴赫、“交响乐之父”的海顿、“音乐神童”莫扎特以及贝多芬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是理性化、生活化、程式化，且曲风严谨的。中 国 部 分一、中国音乐的起源：中国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发端于原始人类的生产活动，且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国文化的交流密切相关。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中原音乐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音乐，这是一种以汉族为主体的音乐文化，其中，殷商和西周时期的音乐文化具有代表意义。四域音乐指的是除中原华夏族为主所创造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以外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的交流由来已久。在汉代，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教音乐和天竺乐开始传入中国；隋唐时期，大量外国音乐的输入，不仅带来外国乐曲，而且也引进了乐器、乐律和音阶。二、中国音乐的发展阶段：一、中国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秦汉。这一时期为中国音乐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二、中国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包括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国音乐在这一时期发生显著变化，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新乐风。一方面世界音乐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中国音乐也开始走向了世界化。三、中国音乐的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包括辽、宋、金、明、清。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呈现出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三、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强调旋律和音色是中国音乐突出的特点，而重点又放在每个音符的发音和变音上面。多数乐曲都基于五声调式，或者说五声音阶，但七声调式也作为五声调式的扩充使用。古乐曲基本上都是采用五声调式调式，而七声调式多在北方民间音乐中使用。 中西方传统音乐的比较一、中国传统乐的音阶一般是五至七声；而西方传统音乐的音阶却是七至十二声。二、中国传统音乐一般不转调；而西方传统音乐有大量的转调。三、中国传统乐器高音强低音弱，各种乐器的音色不易溶为一团；西方传统乐器高中低音较平衡，大多数乐器的音色可溶为一体。四、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一般是“砌砖式”，即越加越高，越加越长；然而西方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却是“细胞分裂式”，即越变越多，越变越长。由此看来，西方传统音乐是已高而不易再高，中国传统音乐是不高而大有机会再高。
关于中西方音乐的差异的调查报告XXX XXX XXX （组员）一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更加趋向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态势，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积极推行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主张，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来学习和理解。在这种态势下，促使我们必须掌握我国本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更好地适应这种趋势，在吸收西方音乐先进技术的同时，更好地发扬我国本民族的音乐。二关键词：音乐 比较 思考三研究方法：上网收集四小组分工：组长XXX 组员XXX XXX XXX五正文中西方音乐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审美的差异：正如《中国音乐审美导论》中提到：“在审美追求上，中国音乐艺术以‘和’为理想，尚虚无，求空灵，讲韵味，求深邃，讲意境，求气韵生动，强调直觉与领悟，注重生命本体。这与西方音乐求深刻，强调理性与思想，把实有，意义与情感作为精神支柱的音乐审美特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当今的音乐美学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与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互相斗争、交融、互补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主要表达儒家的和谐，礼仪之美；道家的自然，天人合一；佛家的空灵，悟性，禅意等，相对比较主观。这和中国的绘画，书法追求神韵，重意境的审美情趣是相通的。所以多讲求和谐、 幽美、深沉，旷达等。是人的内心世界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的自然流露， 突出“情”和“景”的交融。如在听《梅花三弄》时，你首先能感受到的是景，然后通过此曲结构上采用循环再现的手法，重复整段主题三次，每次重复都采用泛音奏法，体现了梅花洁白，傲雪凌霜的高尚品性。西方古典音乐在西方戏剧的发展背景下，着重美学及功能性，故此比较客观。西方古典音乐以深刻严肃见长，突出主客对立，大都带有正剧或悲剧色彩，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艺术精神的“壮美”。所以多音域宽广，曲调刚健、情绪激昂、气魄宏大。一样是表现人的不屈精神，《命运交响曲》就显得深沉而铿锵了，首先就是通过强节奏的开奏震撼人心。其次，音乐创作和音乐理念的差异 ：中国传统音乐，没有一套完备的作曲理论与法则，较易失传。而西方古典音乐技术层面上有理论，有规范，有大量的文字和音响文献，易于流传。中国传统音乐以线条为主，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和声。就如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讲究的是线条的艺术；西方的绘画讲究的是面，立体，光影的艺术。中国传统音乐注重气息，神韵，而西方古典音乐更讲究节奏，气势。就如中国的绘画注重写意，似与不似之间；西方的绘画注重写实，表现盛大的场面。再次，乐器发展的差异：上面提到，中国的音乐多是单音，旋律的，所以中国的乐器结构简单，多是不能演奏和声的。如笛，二胡等，但越是简单的乐器越是能表现悠远的意境（中国的水墨也简单得只有墨的黑色，却能幻化出形态万千）比如埙，简单的原始土陶乐器，却能吹出千古幽思。中国民族乐器比如说琵琶、扬琴、箫、笙，唢呐多以“丝”“竹”为材，故称丝竹之乐，具有柔，细，清的音乐特征。西方乐器比方说圆号，小号，萨克斯等多以金属为材。西方古典音乐是和声的，多声部的，所以乐器多很复杂，机构精细繁复，多能演奏和声，如钢琴，吉他等。故音色丰富，音域宽广，表现力强。中西方音乐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其主要表现在中国音乐着重于情韵,而两洋音乐注重的则是音乐本身的和谐性;中国音乐发展自然过渡,一脉相承,西方音乐发展则呈块状结构和阶段性特征;中国音乐体现为单纯的模线性织体思维,以线条为主,而西方音乐则倾向于横交叉的立体状织体思维,更讲究和声;中国音乐语言偏重心理,略于形式,极富变量,为开放性结构,而西方音乐形式严谨,结构具有封闭性特征;中国音乐尚善尚美,追求虚静空灵的意境,注重感觉,而西方音乐却讲究理性与情感的统一,追求力度与强度,乐思明晰而实在.西音乐功能上的这种不同，其根源即在于中西文化上的差别。这个差别是：西方文化重外部知识的获得，中国文化重自身生命的享受；西方文化传统是以知识为本体，中国文化传统则以生命为本体。所谓以知识为本体，是指西方人将知识的获得作为自己生命的动力和目的，作为衡量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定义在西方人的信念中具有两千年不动摇的统治地位，就正说明了这一点，因为知识正是理性的花朵，智慧的结晶。早在古希腊，西方人就以追求知识的执着而著称于世。在西方人的心日中，追求知识已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而直接就是自己的生命所在，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似乎除了追求知识的科学之外，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去追求，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他们灵魂的需求，赋予他们的生存以意义。总之，中国音乐有中国音乐的魅力，西方音乐有西方音乐的情怀，虽然有差异，但我相信，通过中西方音乐的交流就一定能创作出更好的音乐，为我们呈上更大的听觉盛宴！感想与体会：经过这次的学习，我对中西音乐的差异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我相信中西音乐在相互交流中会更加的好，更加令人痴迷。
音乐之都维也纳
鉴赏《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拉赫玛尼诺夫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假如拉赫玛尼诺夫所有的音乐都被世界遗忘了，最后剩下的也会是《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很多音乐爱好者通过这部作品认识拉赫玛尼诺夫，后来才接触他的其它作品，如《第二钢琴协奏曲》、《交响舞曲》等等。《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写于1934年，此时世界乐坛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调性体系、曲式、节奏等惯用的音乐法则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流派纷呈的“新音乐”，无调性音乐、表现主义、后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十二音列等等相继出现，“求异响于新声”是欧美音乐的时代潮流，而拉赫玛尼诺夫不为所动，仍然在十九世纪的风格和形式里寻求个性的表现。《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取材于一百多年前帕格尼尼的《24首小提琴随想曲》，利用其中第24首随想曲的音乐主题，写成单乐章的钢琴与乐队曲，技巧复杂精深、气势辉煌，成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炫技一派的绝响。帕格尼尼这位小提琴魔鬼被许多人描绘成炫技能手，看不到他的辉煌技巧给浪漫派带来的风格上的影响，这不但低估了帕格尼尼的艺术价值，也是对浪漫主义艺术本质的忽略。浪漫主义是一种不受拘束和无穷无尽的美，浪漫音乐最突出的特点是狂热的主观表现。音乐家表现狂放无羁的感情世界，必须有炉火纯青的技巧为依托，才能进入横无际涯的艺术境界。有一件趣闻说明的正是这个问题，有一次，一位提琴手拿着乐谱去找贝多芬，提出某些小提琴部分的音乐太难，不好演奏，请作曲家修改一下，贝多芬却说：“当上帝唤醒我的时候，你以为我还会去考虑你那倒霉的提琴吗？”帕格尼尼精妙绝伦的演奏技巧和火热的演奏风格正是浪漫派作曲家渴求的境界，激发了许多音乐家的热情，追随效法者甚众。他们一方面在技巧和演奏风格上提高精进，另一方面直接从帕格尼尼的音乐里获取灵感，把他的作品改编成其它乐器的独奏曲，或者是以他的音乐主题为素材创作出自己的音乐。在大量的改编曲里，最著名的当然还是几位大作曲家的手笔，其中包括舒曼、勃拉姆斯、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作为音乐会曲目至今还频繁演出的当推拉赫玛尼诺夫的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狂想曲是这样一种曲式：它以烈焰般的激情歌颂狂傲不羁的英雄气概，用饱满的热情表现民族精神。狂想曲不是从古典时期继承来的形式，它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的激情锻造出的曲式，音乐内容一气贯通的单乐章作品。拉赫玛尼诺夫写的这部《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也可以称之“帕格尼尼主题变奏”，音乐取材于帕格尼尼的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在一个音乐主题上展开24个变奏，铺衍成一部气势辉煌的大型作品。这24个变奏前后分成三组，很像是不间断连续演奏的协奏曲的三个乐章，而且独奏钢琴与乐队展开炫技性的竞奏，又很符合协奏曲。但是从音乐狂热的激情和艰深的技巧看，还是应该按照作曲家自己的标题理解为狂想曲。作为一位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首先是一位钢琴演奏家，而且技巧精湛，风格健朗，他的名字被列入伟大钢琴家的行列，他在当时唱片录制技术已经很完善，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听到他的演奏艺术。如此说来，拉赫玛尼诺夫要比他的老师柴科夫斯基幸运得多，他不必像柴科夫斯基那样拿着新完成的协奏曲去征求钢琴家的意见，结果触了霉头，一部不朽之作被说了个一无是处。拉赫玛尼诺夫写钢琴音乐从不担心技术问题，有些技巧艰深的部分，音乐甚至是在跟着飞舞的手指奔跑，听凭它把音乐带到哪里，浪漫派音乐里充满的热情往往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以辉煌的技巧表现作曲家的个人风格，然而作品里最令人难忘的却不是眼花缭乱的技巧，而是慢速的第18个变奏，整部狂想曲到这里速度突然放慢，奏出一支纯朴抒情的曲调，这个旋律开朗优美，动人心魄，其中当然也隐含着永不褪色的“俄罗斯忧郁”，这个旋律先在钢琴上唱出，质朴而平和，然后让位给弦乐，热情在逐步增长，随后发展成浪漫激情的颂歌。这段音乐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尤其富于浪漫气息，它虽然只是一个音乐片段，不是一个乐章，也被抽出来编入一些浪漫曲集的唱片，在芭蕾舞台上也可以见到这段音乐的芭蕾小品。拉赫玛尼诺夫当初写《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时有意表现帕格尼尼传说中的舞台形象，瘦骨嶙峋、苍白、狂热、鬼魅般的躯壳包裹着热情的灵魂，被艺术之神唤醒时，便光芒四射地疯狂演奏，辉煌的音乐照亮整个大厅。拉赫玛尼诺夫甚至在写这部狂想曲的同时就在考虑把它搬上芭蕾舞台，他提供了芭蕾剧情构思，编舞导演当然又是芭蕾大师福金。
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引论：中西音乐史上的“文人”现象与西方音乐史特有的“作品”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作为汉语文学的创造主体而受到中外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一类文学家的具体生存状态有所不同，但从汉魏直至晚清的近两千年时间跨度中（从汉司马相如、魏曹植、北周庾信直至清代王士禛、黄遵宪这一巨大的文学家群体），其基本特质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态：即并非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但又具有明确的文艺思想和风格意识的自觉活动，从事这一文艺活动的文人在唐以前大率为世袭士族，唐以后则为科举出身的官僚。而这种非职业化的文学家生存方式也并非吾国所独有，西方文学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如古典时期的索福克勒斯、西塞罗、恺撒，中世纪晚期的但丁，文艺复兴以后的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等人），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社会属性，只是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典型和稳定而已。这种主要活跃在文学领域的文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文人音乐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往往和前述的“文人”具有同质性。在大量存在具有奴隶、工匠或自由职业者音乐家的同时，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尤其在古琴和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体裁方面。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由文学家或具有“文人”特性的、非职业化的而又具有明确艺术创作观念的知识分子兼任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期，由于“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极大破坏，使得从大约5世纪-11世纪之间的西方音乐文化长期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审美目的和艺术观念的基督教教会音乐之外，民间艺人重新成为世俗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从中世纪晚期（14世纪）开始，职业化的加深则成为西方音乐家生存方式演进道路上的主流[1]。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具有音乐家和文学家身份、长期存在的并对音乐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西方文学史和音乐史上则显得踪迹渺茫。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中世纪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状态，则可以发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音乐家中仍然存在和我国文人音乐家极为相似的群体，即所谓的“诗人-音乐家”（poet-musician），尤其以“新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纪尧姆·德·马肖为代表。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对音乐艺术的演进并未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人音乐家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具有如下的特征：虽然就整个西方音乐的漫长发展历程观之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并对西方音乐史的某些重要文化特征发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直接造成了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即：将原来存在于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品概念引入到诗乐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中，进而通过文人音乐家的创作延伸至没有文学（诗歌）形式的完全的音乐作品中。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艺术”时期西方音乐语言的高度复杂化和作曲技术理论突发式的演进，并以西欧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近代社会的开始形成为广阔背景，对中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向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为核心内涵，这一点和文学史、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并无二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却和以乐律、谱式、音乐文化和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存在很大区别。在汉语学界，这一中西音乐史学科核心内容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音乐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即：中国古代音乐史多着眼于音乐本体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学界既有的框架，围绕时代-风格-作家-作品这一基本线索展开。然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似乎在西方音乐史学中特有的基本内核以及已经成为圭臬的将音乐文本视作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符合某种形式发展规律并由特定艺术家（即“作曲家”）所创造的“作品”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包含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这一“音乐作品”观念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和“音乐家”或“作曲家”作为具有审美效能的艺术品的创作者及特定艺术风格的承载者的自我认知的进程互为表里。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视之，中世纪时期是这种西方音乐特有的作品和作家观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主要是14世纪）又是其最终确立的关键性枢纽，而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则是直接将这种观念赋予其自身创造的作品的作曲家群体。因而，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及理论思考，对中世纪晚期文人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意义上的“音乐作品”观念的生成进行辩证，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成因，对于汉语文化圈内的音乐史学者和西方音乐研究者是极有意义的。1. 中世纪盛期音乐家的三种类型 “音乐家”（如果其中心性的意函是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的话）一词在西方音乐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味着不同生存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世纪音乐家的社会身份与近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也深深地制约着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接受机制：虽然音乐形式的发展固然有其不受外在因素制约的自身规律和逻辑，但音乐形式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则差不多是由音乐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音乐家都必须接受某些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的供养，这些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与反应往往成为音乐家们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往往会反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特点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古法语地区音乐家生存方式的变化上尤其能得到体现。在中世纪盛期，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主要是由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三类人群构成：其一是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唱者，这些人首先是教士，其次才是音乐家，他们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文化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低级修士和神甫，在修道院和地方教会中克尽职守，成为日课和礼拜仪式中的音乐担当者；少数具有很高修养的硕学者，秉承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将音乐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理对象进行探讨，而获得很高的声誉。[2]在中世纪的观念结构中，即使是在这一类人中，也只有从事思辨性活动的学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开创者、6世纪初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约580-624）在其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写道：“同音乐有关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演奏乐器；第二类谱写歌曲；第三类评判演奏和歌曲。完全沉缅于乐器的那一类人，与对音乐的理解是分离的。他们耗尽一切力量在乐器上显示自己的技巧，没有理性，也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个奴隶。第二类是作曲家。他们谱写歌曲不是凭思想和理性，而是凭某种天性。他们也是同音乐分离的。第三类人具有判断能力，他们通常能够仔细地考虑节奏、旋律和歌曲。正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理性和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音乐家。” [3]按照波伊提乌的观点和经院哲学的思维习惯，只有从事与哲学和数学相关的、传述毕达哥拉斯理论的人才是“音乐家”（musicus），而作曲和演奏一样只是末流小技，教会作曲家和演奏者实际与手艺人没有区别，莱奥兰和佩罗坦也不过被称为“organista”（奥尔加农人）和“discantor”（狄斯康特人），而不被视作“音乐家”。[4]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分别是活跃在民间和宫廷的世俗歌手，他们中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5]相对于教会音乐家，世俗音乐家的成分相当驳杂，其中有出身贵族阶级的游吟诗人（“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他们中有国王、伯爵和骑士。[6]此外，还有流浪艺人性质的“戎格勒”（jonglor 或jongleur），一般都出身于自由平民。这两种世俗音乐家代表了中世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个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们的职业是打仗和厮杀，把音乐视为百战之余的慰籍：“吟唱诗人（引者按：即游吟诗人）所歌唱的主要是温文尔雅的宫廷爱情，一种对庶民百姓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抽象情愫。这些宫廷音乐家-诗人的艺术极尽学究与晦涩之能事，……然而，专门家式的处理，使用的材料却仍旧保持了通俗来源的新鲜生动。这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品质说明，这些爱情歌曲所表现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假想人物，她美丽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高贵和傲慢的灵魂，要她屈尊接受诗人的求爱，并不容易。”[7]而流浪艺人则是靠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娱乐来谋生，他们的音乐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却是中世纪不见于载籍的器乐的传承者：“他们出现在宫廷节日和最有地位的显贵城堡中；但有证据说明，他们也出现在市民阶层喧闹的节庆中，出现在比赛和尚武集会中；此外，他们也乐意为乡村婚礼提供音乐。他们积极参与宗教戏剧的演出，除了歌唱和奏琴之外，还背诵传奇、表演杂技噱头和魔术绝招。”[8]就生存方式而言，教会音乐家受到信徒的供养，和一般神职人员没有两样，音乐乃是他们日常的功课；贵族出身的世俗歌手们本身即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封建主，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代表了内心隐秘的情感，但只是一种爱好或风尚；只有戎格勒从这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堡寨，在宴享中为领主提供娱乐，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以演艺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生存的兴盛期同样在12-13世纪之间。[9] 由于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造成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传统的不同文化属性：教会音乐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宗教性，宫廷艳歌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抒情性，而流浪艺人的音乐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和情感内涵的约束，但却追求高超的引人入胜的技艺，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娱乐性。就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音乐创造者对中世纪晚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论：教会音乐家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贵族音乐则创造了高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尤其是各种音乐诗歌体裁），而活跃于下层的戎格勒们则延续了他们职业化的生存机制。整个“新艺术”时期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家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三种中世纪形态的交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和音乐家观念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音乐观和以雅乐为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无实质的不同，而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并未产生。虽然依附于诗歌的中世纪世俗音乐实现了音乐与文学在形式上的密切融合，但由于整个西方文学史在13世纪之前都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这突出地表现为源自民间、由宫廷文人搜集整理的史诗文学和爱情诗歌——如《罗兰之歌》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样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教会人士还很少涉及到文学创作这一历史事实），[10]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的直接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人士中有一小部分在从事神学著述之余，也创作一些具有自娱性的优美的拉丁语歌曲，如彼得·阿贝拉德（Peter Abelard，1080？-1142？）、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瓦尔特·德·夏迪永（Walter de Chatillon，1135-190）等。[11]这些游离于宗教实践之外、但又和神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实践是极为特殊的例外，除了少数作者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留名后世以外（如阿贝拉德和爱罗伊斯的传奇爱情），大多这一类作品均为匿名。但这种类型的音乐活动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晚期之后）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兴盛一时的文人音乐家的鼻祖。
青农大的同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