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导文化是从“老”到“庄”;从“孔”再到“孟”，这一路线发展的起来的。发展轨迹是从“道德经”到“逍遥游”、从“清静无为”,到“寄情山水”、从“以景抒情”到“托物言志”。
中国文人一直把这种文化当成一种“博大精深”、“宁静致远”、“清静高贵”的文化加以吹捧，甚至发展成一种“自以为、”自欺欺人“、”虚无”“自大”的自恋情结。从中国文字到书法、从中国画的题材形式到技法、从文学到诗歌，从传统建筑带园林盆景无不体现这种文化的精神。
扩展资料
标题：标题应简明扼要，主题明确，一目了然，突出论文主题。一般不超过20个字。
作者署名：作者署名置于题名下方，包含所在单位、邮编等。
摘要：摘要内容和一般格式：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研究方法：常采用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较。也可为独立的观察研究对象。
统计学方法：采用何种软件，哪种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你不会达到想要的目的，要想得到满意的结果起码要悬赏100分以上，再就是如果你是学生，劝你不要这样，学习要自己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要想写好论文，可以就文明史的一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比如文字文明、科技文明、艺术文明等。切不可泛泛而谈。
儒佛道三教合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㈠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影响。它强化了农业社会所必需的身心内外和谐的价值取向，维系着人与人的和谐，自然与人的和谐。儒家文化对于自然与人的和谐要领很少论及，而到家文化则将崇尚“自然”视为第一要义，这就恰好不久了儒家文化在这方面的缺略。同时，道家也从儒家那里得到了人际和谐方面的理论成就。这两种具有不同价值目标的观念在佛教文化的斡旋下，为中国中世纪宗法经济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面。 ㈡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三教的归一，不仅使得封建意识形态完全实现了政治、哲学、伦理的三位一体化，而且甚至呈现出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的四维交织格局。可以这么说，三教合流格局的确立，使得中国封建集权专制空前强化，即政治呈现出独裁化、暴虐化的倾向。并且，以政治作为社会本位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三教合流的对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也有重要的作用。 ㈢三教合流对华夏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儒学，上承先秦，中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旁及南北朝、隋唐佛、道二教，下启宋明三教归一割据，是中国文化发展重要时期的主题思想，中华文明垂数千年而不断，历诸更迭而不衰，始终保持自己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发展，这显然与儒学有极大的关系。在艺术，绘画等等诸多方面，三教合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7]244-250 儒、佛、道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融合的过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了解，以更好地分析其间的关系，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份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份，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份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份。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传统的才是民族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鲁迅先生曾经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作为当代的一名大学生，我们更应该知道这句话，因为我们是未来社会的支柱和希望，我们的价值观念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提起独具色彩的中国民间传统节日，很多人立刻会想起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多姿多彩的魅力和韵味。民族节日，蕴含着民族生活中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等多重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2004年端午节,曾有媒体报道，韩国准备将端午节列入国家遗产名录，并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最后遭到很多人反对。今年端午节又有记者随机调查了一些大学生，几乎没有几个人能说出端午节的相关习俗。大家对于端午节的所有印象似乎只停留在纪念屈原和吃粽子上，而对哪一天是端午节，踏青、喝雄黄酒以及赛龙舟等活动甚至一点概念都没有。相反，很多“现代人”十分推崇过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等西洋节日，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其“时尚”和“现代”。近年来讲洋话、喝洋酒、买洋车、过洋节、着洋装、取洋名甚嚣尘上，甚至有些人恨不得把自己的毛发、肤色乃至五脏六腑都统统脱胎换骨、变成“洋”的才过瘾。种种现象，不禁让人疑惑：我国的传统文化还将保留多久？会不会在将来被某些国家“抢”走、“偷”走？同时又令人担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试问：我们大学生到底怎么了，我们很多中国人民到底怎么了？我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没有特别推崇西方节日，但是我对中国传统节日还是不怎么了解，也没什么兴趣了解。我们学校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完全是偏向于工科，学校里到处是实验室，散发了浓重的工科味道，缺乏了人文气息。我是一名理工科大学生，在课堂上除了自己的选修课和思想政治课外就没有其他的人文课程了。作为一个大学，孔子《大学》里的开篇句就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开篇句中所谓的“德”就是指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德性。学生这方面的培养是需要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灌输和融入，大学不仅要教给学生专业知识，还是教会学生怎样做人，包括各种礼仪、德性、人品等，学校的不重视就会造成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淡去。我们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中总是喜欢崇洋媚外，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生都是在麦当劳，肯德基，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的物质氛围下长大的，对我们国家的一些传统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有的甚至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常识也不知道。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个人传统文化的网络，提升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文化自觉”。面对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我们要主动适应，积极创造。传统必须同现时代想结合，我们应当从传统与创造的结合中看待未来。按现代的认知和需要来诠释、创新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很大部分是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虽然有些民族文化有点和现时代不相吻合，但是我还要保留和继承，因为他们有自己存在的文物价值，及其所引发的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当前西俗东渐的潮流中，我们对待外来文化要保持理性的“文化自我”。一方面我们不能一味地追逐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必要恐慌，发出各种对外来文化抵制的呼声。我们追求的是文化的多元发展，尽力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主流的基础上实现与各外来文化的优势互补与和谐共生。世界文化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共同构成的。文化是民族的，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是不同地理环境的造化和民族精神的凝聚，是民族存在的证明和延续的血脉。文化又是世界的，具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明的硕果。很多外国人都知道中国的瓷器、陶器、书法和雕塑；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办公室里，挂着中国宋代仕女图，摆着中国古老的青铜器。这说明只有民族的才是最美的和有生命力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韩国的做法说明传统文化在其他国家得到了高度的认知，文化本来就是世界共享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本身关注的就是“人类文化”，是站在人类和世界的高度上的。事实上，洋节之所以被一些人崇尚，正是由于背后有文化在支撑着。端午节会不会被别人“端”走，应该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那就是我们如何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和学习外来文化，如何通过文化的交流和创新发展自己的特色文化。发展文化，必须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革故鼎新、兼收并蓄，也必须在承认文化多样化的基础上相互尊重、共同发展。我们强调弘扬传统文化和学习外来文化，少不了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扬弃，扬弃不等于因循和照搬照抄，也不等于遗弃和全盘否定，文化是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在创新中得到继承的。文化交流，必须依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底蕴，面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激荡，东西合璧、交相辉映、通递共享、求同存异，融铸出优秀文化。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实践，面对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合理整合，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批判继承、创造转化，打造出新型文化。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句话吧：传统的才是民族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1. 论“荷马时代”在希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2. 论雅典民主制度的利与弊 3. 论古希腊文明在欧洲发展史上的地位 4. 论古罗马文明的历史地位 5. 论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对欧洲发展的不同影响,3,6. 从欧洲历史发展看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7. 宗教信仰与欧洲文化的关系 8. 论欧洲文明的主要来源 9. 论宗教改革对欧洲文明发展的影响 10. 论基督宗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11. 试论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4,12. 试论英国对英联邦主要成员国政府组织 形式的影响 13. 试论地理大发现的背景、条件及意义 14. 试论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 运动的互相影响 15. 试论启蒙运动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
儒学的演变过程。百家争鸣。西学东渐。
光辉的足迹 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 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 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 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 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 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 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极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也不会造，都是从西洋传过来的。那个艰苦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从我看过的资料片中完全能够体会，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光阴如水，岁月如梭。时光来到了2009年，我正在电视机前，收看着中国第三个南极科考站落成的新闻。又是一个重大成就，我开始浮想联翩，我想起了祖国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想起鸟巢，想起了奥运健儿们的英姿，我想起了祖国接连成功发射了神州五号、六号、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想起太空，想起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航天领域举足轻重的一员，我想起了改革开放整整三十年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0%的增幅，想起中国国力，想起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综合国力第六的国家，想起新中国成立的这一甲子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的、不断地提升，想起新中国历史，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光辉的足迹！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虽然在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但新中国的领导人使中国人民彻底站了起来，使中国彻底实现了独立、完整。在过去的58年岁月中，中国一步步在崛起，这是华夏儿女所期望的，也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国际上的许多不友好的国家在仇视中国，想方设法阻碍中国进步。美国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威胁，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使我国在人力和财力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攻大陆行动使我国沿海长期不得安宁；现在的美国仍然在想方设法遏止中国，如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台湾问题上指手划脚、强迫人民币升值等等，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美国将仍然是中国的敌人，是永远的麻烦制造者。我们的近邻日本从满清政府开始就不断侵略中国，抗日战争中杀害了无数中华儿女，掠夺了无数资源，这是中国人民永不忘记的血债！而现在呢？日本妄图粉饰其罪行，值得国民警惕！外国一直担心中国的崛起，他们到底害怕什么？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可以称霸世界的机会，但是中国并没有那个野心，为什么现在已经进入现代化的世界，反而有此担心？中国人真的好战？中国人真的会伤害别人？不，中国人遵从“中庸”哲学，尊重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历来以“保家卫国安”为最大目标，强大的时候，敢于帮助别国，而在弱小的时候，不会屈服于任何淫威。中国，已经被欺负了100多年了，老虎不发威，当做是病猫啊？中国不愿意称什么霸，中国人民需要的是安宁、和平的生活，不管是什么党，什么政府，只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旧会得到国人的支持。对于外族的欺凌，只有毛主席的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古老而年轻的祖国啊，我是你广袤大地上一棵稚嫩的幼苗，摇曳在你温暖呵护的怀抱，我是你无垠天空中一只飞翔的小鸟，鸣唱在你春风和煦的心头，我的血管里，涌动着黄河的波浪，我的心灵里，开放着文明的鲜花，我心中的理想，正展现在祖国蔚蓝的天空里。世界的东方，有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国家，茫茫大海，是她广阔的胸怀，巍巍长城，是她坚强的脊梁，滔滔黄河，是她奔腾的血液，青藏高原，是她刚硬的臂膀……她——就是我的祖国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60周年生活（吃住玩行）的变化1、绚丽多彩的服饰 ①刚建国时期——新旧交替，革命特色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当时人们做衣的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人们把这种服装称作中山装，并把它的款式与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中山装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叛变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将近20年。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中山装十分正统，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后来演变成经过一定改进的人民装。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各有三个纽扣，腰中束一根布带。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 ②改革开放前——朴素单调 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布拉吉裙在中国的流行，得归功于一位苏联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 在讲求勤俭的年代，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裁剪式样，自己动手，使军装变得合身，棉布衬衣变得漂亮。而此时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后来，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从那时开始，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棉布定量为每人21尺。人们买服装、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人人一身蓝”的情景。 “文化大革命”时，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头的了。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时。当时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有一首歌，也同样飘荡在建国初期的大街小巷:勤俭是咱的好传统呀，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但是，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 ③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时尚个性 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影片中换了多少套衣服，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很多人看不习惯，但年轻人却从中找到个性和自我的感觉。 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 90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从服装的变化上，我们看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服饰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服饰的变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 2、日益丰富的饮食 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可以说人们将“食”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同时人们也将“食”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 ①刚建国时期——生活贫困，食不果腹或粗茶淡饭 ②改革开放前——很有改善，但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人们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 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北京从1960年8月起全市饮食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豆制品、蔬菜也实行限量供应。这一时期票据种类繁多，除了粮、油、布票，还增发了补助豆票、糕点票、高级脑力劳动者补助油票、节日补助油票，有些地方还发放过煤球票、冰棍票、烟酒糖票、豆腐票。在票证盛行的年代，也是物质短缺的时代，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才能凭票购买一些糕点糖果、干货果品，而且分量都极少。 提问：书上112页人们为什么要使用票证？ 生答：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供应紧张，需要用票证限制人们的购买力。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蔬菜紧缺，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以胡萝卜充饥。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人们都有些浮肿。 ③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深入人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一些象征短缺经济的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也相继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今这些时代象征已经成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 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菜场、超市、大卖场，琳琅满目的食品应有尽有。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科学卫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要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如今却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 “动脑筋”：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为什么如今成为餐桌上的美味呢？ 生答：因为过去人们食物匮乏，只有野菜和粗粮，人们为解决温饱并无选择。现在食品供应丰富，人们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好。人们注意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和选择绿色食品。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 3、面貌一新的居民住宅 ①刚建国时期——居住条件极差 城市居民的住宅大多面积小，设施简陋。如北方的大杂院，南方的亭子间等，十分拥挤杂乱，屋子小得给人以压迫感。农村里，北方内地多为土坯房、窑洞，南方多住茅草房，房屋破旧，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人畜有时混居一室，卫生条件差。 ②改革开放前——不断改善，但居住条件仍较差 样式统一单调的平板房取代了建国初的破旧民居。一片片鱼鳞状的瓦片取代了破旧的屋顶，墙也不再是石砖砌成的，而是用石灰砌成的平坦而洁白的墙面。但房屋内部很少有装修，只有床、桌子、椅子等基本家具，看上去简朴整洁，洋溢着和谐宁静。 ③改革开放以来——居住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老式的普通民居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居住的需要，于是新型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楼房鳞次栉比，犹如一座新城。 北京从1998年开始兴建经济适用房，为危改居民和北京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买得到、住得起”的选择。通过经济适用房，人们理解了什么叫“破旧立新”。一大批居民走出没有厨房、厕所，没有上下水道的老房子，搬进房屋质量有保障、小区环境优美、购物交通方便的新楼房。 今天，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有高层住宅区，有复式楼，有花园小区，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当我们登上高楼远眺城市流光溢彩的景色时，也可以体会到古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风格多样的装修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体现了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 4、四通八达的交通 ①刚建国时期——交通不便 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电车、汽车比较多见，黄包车，自行车是比较普遍的代步工具。在一般的中小城市，有少量的自行车和人力车。而农村里，北方有马车、人力板车，南方有航船、牛车，步行是最普遍的出行方式。 ②改革开放前——有所改善，但以自行车为主 “一五”计划期间兴建宝成铁路、鹰厦铁路；新藏、青藏、川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密切了祖国内地同边疆的联系，也便利了经济文化的交流；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国家整体交通水平有所提高。 改革开放前，城市的交通资源极为有限，人们出行除了用双脚行走之外，可以代步的交通工具也就是公交车和自行车了。但是公交线路少，车厢经常拥挤不堪。相比之下，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自行车，中国曾被称作“自行车王国”，可见人们对于自行车的依赖。但当时的道路建设也十分落后，这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③改革开放以来——交通条件明显改善，铁路、公路和航线增长很快 在80年代末的中国，出行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买票难，乘车难，运输难。因铁路运输能力的不足，当时的铁路客运量每天超载50%，高峰时超出100%，每天有80万人站着乘火车，而全国每年积压的物资则高达1亿5000万吨，南北运输的缺口达6000万吨。 在民国时期，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是京汉铁路，而时代的进步使得它已经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1992年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京九铁路三年开通，并且京九铁路的概念已经更新，南端的终点由江西的九江延长到了香港九龙。1993年5月2日，建国以来兴建的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开工了。1995年11月16日上午，京九铁路全线铺通。1996年9月1日，比原计划提前四个月，京九铁路实现全线开通运营。这条钢铁大动脉跨越九个省市，缓解了南北运输的矛盾，解决了铁路运输的瓶颈问题；它把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和北京连接在一起，维护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它穿过多个革命老区，给老区人民带去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高速公路是一个国家交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标志。高速公路的拥有量，也成为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1984年12月，沪嘉高速公路开始在上海兴建，并于1988年10月31日建成通车。这是我国第一条全线通车的高速公路，从此掀开了我国公路建设史上新的一页。除了跨省高速公路之外，全国许多省区都在地区内修建中短程高速公路，形成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同时应该指出学生，便利的交通也带来了城市发展中的环保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环境污染和交通阻塞问题。要求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撰写文章《我看城市交通》。提醒增强环保意识，认识建设和发展生态城市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看到现代化大都市的道路可谓是生机勃勃，人群涌动，车流穿梭。这些交通工具也花样繁多，公交路线增多、设施改善（不仅有普通公交车，还有较为先进的豪华大巴、双层巴士，车内还安装了空调、移动电视）；出租车招手即是，私家车也屡见不鲜，地铁、轻轨等新型交通工具出现。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发现出行的来回行程已缩短，道路也变得越来越通畅了……人们的交通观念也大为转变，假日旅游增多，国内游、出国游开始由观光型走向休闲度假型，并且出境旅游变得越来越平民化，选择也越来越多，而且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已越来越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个性化旅游悄然升温，人们放松心情度假，开始真正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
人尽其责，诚实守信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这是李白《侠客行》的诗句，形容承诺的分量比大山还重，极言诚信的重要。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诚信一向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德，“人无信而不立”。诚实守信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崇尚"诚信"的文明源源流长，早在几千年前，孔子就说过：“人而无信不只其可”，延伸之意就是：“信，则知其可”。千百年来，人们讲求诚信，推崇诚信。诚信之风质朴淳厚。远在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每个人可能都听说过：诸葛亮辅佐刘备并受托孤之重任，正如《出师表》所言：“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一心为汉，七出祁山，耗尽毕生心血，留下千古美名。什么是诚信？诸葛亮就是诚信。诚实守信，能够履行承诺而取得他人信任。诚信也是道德建设的根本,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素质。我国素有“一诺千金”之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在现在的社会，有些人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在生活中迷失了自己，图一时之快，置后生于不顾，拼命透支自己已经不多的诚信，可想而知，这种行为的后果就是沦为成克杰之流：遗臭万年！在中华几千年历史中，有许多关于诚信的论述，也流传着许多诚信的故事。这些宝贵的论述，在今天也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诚信是一切道德赖以维系的前提。失信于人，什么工作也就开展不起来。古语曰：索物于暗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诚。也就是说最好借助于光亮在黑暗中取物；而只有诚信，才能取信于天下。“得道多助”古人尚能如此明白，而作为我们，当代的中学生，更应该诚信做人！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是人生中至真至纯至美的时期。而诚信又是最容易而又最不应该让人忽视的美德，我们应该把诚信作为人生中的一个坐标，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诚信对人，诚信对己，诚信就像一轮圆月，惟有与高出的皎洁相伴，才能衬托出对待生命的态度；诚信就像一个砝码，在生命的天平上，放上他，摇摆不定的天平就会稳稳地倾向他；诚信更像是高山之水，能够在浮动的社会里，洗尽铅华，洗尽虚伪，露出真诚。所以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诚信，为社会风气的净化，尽一份自己的责任！ 北京市委、市政府确定9月19日为诚信日。让我们一起倡导， 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抓手！倡导诚信，对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十分重要!姜春云指出，我们要规范市场秩序加强诚信保障体系建设 。社会呼唤诚信,我们要遵守诚信! 这里想讲述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事情：某个重点高校的班级里有几名家里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学，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从他们那儿我第一次听到了“个人资信制度”这个词儿。我还了解到在这所高校中，因毕业生在还贷款问题上的信用薄弱，今年没有得到工商银行的贷款批准；而那几名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学，因为他们的师哥师姐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恪守信用，赢得了工商银行的信赖，使我他们顺利地得到贷款批准。这件事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诚信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学校的重要。 而毫无疑问，考场作弊是最典型的诚信缺失行为。有人认为作弊是小事，被抓了自认倒霉，没有抓住自己就捡了便宜，在思想上不把它当回事儿。可我们要说，作弊并不仅仅是一个人道德操守卑劣的表现，也是一个人缺乏最基本处事原则的表现。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诚信”被推为经济活动中的帝王原则。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在谈论纳贤之道时说：“对一个公司来说，首先是诚实守信，第二才是才能，有才能而不守信，给公司带来的危害比能力差的人更大。”可见，社会用人单位欢迎的是有真才实学、诚实守信的人！ 中国还有一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因为积小恶可以成大恶。现在没有充分认识考试作弊、抄袭作业的危害性，这种目前的“小恶”将会渐渐成为性格中最顽固的一部分，带有这种“小恶”习惯走上社会后，会不会变成前不久被暴光的北大剽窃教授式的人物？当这样的人物充斥社会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论对我们个人还是对我们国家来说，考试作弊都是我们新世纪大学生的耻辱！都是对我们诚信形象的玷污！现在中国许多不诚信事实的发生是转轨时期的伴生现象，这是一个暂时现象。特别是青年人看到许多不诚信的现象，不可认为中国永远都会是这样。中国将会建立起信用体系，青年人要为中国的信用制度以身作则。我们作为当代青少年，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明天都寄托在我们身上，“诚信中国，诚信青少年”不仅仅要求我们青少年具有这样的历史任命感，而且也要为中华民族踏踏实实的做一点实事，为祖国的明天做一点贡献。 诚信作为责任需要我们来担负。新世纪新挑战，跨世纪的一种基本素养的养成，不仅需要监督和引导，更需要我们从自我做起！同学们，让我们以诚信作为生活处世的原则，从道德操守着眼，从考试不作弊做起，让诚实守信成为我们的习惯！让我们齐心努力，共同营造良好校风！共同发扬诚信精神!
新中国成立70年成就论文2500字左右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营经济主要经历了曲折探索和全面发展的两个历史时期,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营经济发展道路。比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发现中国在探索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突破了意识形态局限,对民营经济正名立法,保障了民营经济的平稳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全面实现了调整手段、调整内容、调整目的和调整对象的转换,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验,启发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全面营造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务、市场和舆论环境,进而在混合所有制引导下,不断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诶，大家都一样一样，LS的，你也看MIT噢
盛唐风韵 ——从唐朝仕女画看盛唐气象 内容提要：唐朝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本文从张萱和周昉的唐朝仕女画说起，画中所描绘的女子体态丰腴、衣着开放，充分体现出唐朝女性地位的提高，以此为角度展现盛唐时期社会发展、社会风气自信开放的图景。 关键词：唐朝仕女画；女性地位；盛唐气象；自信雍容 在中国的人物画历史中，唐朝的仕女画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体态丰满、衣着华丽鲜亮的贵妇人和手持纨扇的侍女，或沉静地坐着，或在园子里赏玩，或策马游春，或追逐嬉戏。与汉朝、两晋、明清所欣赏的弱不禁风、“秀骨清像”的仕女相比，丰满的唐朝的仕女大气、雍容，充分体现了盛唐时期社会各方面的发达与人们的自信。 张萱和周昉的仕女画 唐朝仕女画的代表画家是张萱和周昉。 张萱的代表作是《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是描绘天宝年间杨贵妃的妹妹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带随从出游的场面，画中八个骑马女性，以人物闲适欢愉的意态和华丽的服饰烘托“春”的感觉。虢国夫人“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不施粉黛，与侍女们自由骑马在郊外漫步踏青，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唐朝的封建礼教对女子束缚较少，女子可以抛头露面、骑马出行。《捣练图》则描绘妇女捣练、络线和缝制等劳动的情景。人物造型丰腴健康，神态生动，姿态各不相同，特别是通过动作细节，穿插三个小女孩，或帮忙，或玩耍，传达劳动过程中的生活情趣。人物整个画面色彩明艳华丽，疏密有致。 周昉作品的特点，据当时人记载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描绘的妇女形象是“以丰厚为体”，这些特点都可以在现存周昉的作品《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中见到。《簪花仕女图》取材宫廷妇女的生活，装饰华丽奢艳的嫔妃们在庭园中闲步，上身束抹胸，肥大曳地的团花大副长裙，肩披透体薄纱，盘起的发髻，簪上步摇钗，圆脸丰肌，气质华丽富贵，动作从容悠缓，神情悠闲矜持。 从两人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唐朝的审美观：雍容富态、健康自然成了评价美女的主导标准，且女性的衣着、活动都十分开放。 唐朝女性地位的提高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人物画中的仕女我们可以看到唐朝女性的极大自由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富有效率的开明政策，带来了人民自我认同心理的加强，使得唐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唐代妇女以更为大胆的方式去追求美和表现美。 唐朝女性的打扮是中国历代女性中最为大胆和性感的。社会对妇女的束缚相对较少，女性之美相应地呈现出了雍荣华贵的景象。唐代女子以丰腴的体态为美，加上高耸的发髻，飘扬的披帛，显得华丽大方，充分体现了女性美上的“盛唐气象”。女性着装极其自由，宽袖窄袖，华服胡服，女装男装，皆从其便。唐代的贵妇大都“缣罗不着爱轻容”。因此，当时女子还盛行胡服打扮，翻领窄袖长袍，腰系皮带，上挂各种金属饰件，内穿条纹窄腿长裤。 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 唐朝妇女女性地位的尊严有显著的提高。盛唐时期，有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武则天，有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有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妇女们敢于追求理想，追求个性。她们都得以抛头露面于社会。 妇女地位与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社会风气有关，女性地位的提高推动了社会健康发展。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妇女生活束缚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李唐王族本身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社会提倡创新精神。唐代妇女都喜欢抛头露面，甚至男女同席共饮、谈笑唱和，而无所顾忌。唐朝皇室贵族中便男女无别，至于寻常百姓人家就更没有什么约束了。女子骑马射箭、自由恋爱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开放的社会，繁荣的气象，博大包容的胸怀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并蓄，允许所谓各种“异端”存在的，表现在女性意识上也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唐朝妇女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盛唐：自信雍容的力量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充满博大雄浑社会气象的一个时代，在绘画上是具有神奇魅力的辉煌时期。 经过初盛唐一百多年的经营，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国力强盛与文明发达，使唐人充满自信，唐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与唐交往的国家有130多个。不同文化的影响、交融，使唐人不拘于传统，眼界开阔，热烈放姿。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国势的强盛使得一种自信的意志和闳阔的气势高扬在唐帝国的文治武功和大一统事业上。宋代的诗论家严羽曾经用“盛唐气象”来称赞唐代开元前后的诗歌，事实上，这完全可以用来描绘唐代文化和社会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 唐文化的特有气质，正是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国力达到顶峰，史称“开元盛世”。唐朝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宽广、博大、自信的胸襟，宏大、磅礴、洒脱的气质。正因有此胸怀与气质，唐朝文化，不仅在诗歌，而且在书画、音乐、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达到发展的高峰，极一时之盛。 文化的盛世，不仅表现在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完美继承与发扬，也表现在对异族文化、外域文化的汲取上。唐王朝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不仅使得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扩大，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有助于促成文化隆盛的形成。游牧民族活跃、奋发进取的精神，与中原汉民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相结合，迸发出勃勃生机，使唐文化性格在整体上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唐朝的这种对异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的大规模采撷，吸收，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堪称典范。有容乃大的精神，造就了唐朝的充实而又光辉的文化繁荣时代。 唐朝的时代精神，可以用开放、进取、尚武、多元等词语进行概括，这是一种新民族新文化的优势所在。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方面，都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放的胸怀、高扬的自信，使唐人具有了雍容大度的祥和与宁静，昂扬坚定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因此唐人具有了一种与以往其他朝代都不一样的审美取向，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力量型的、开放兼容的文化视野。这一切体现了一个民族进入高度成熟、处于生命力最旺盛阶段洋溢出的蓬勃朝气和高度自信。唐人崇尚并醉心这种气魄、力量和开张的美，他们崇尚热烈放姿、开拓进取、积极向上。 盛唐，传递给我们自信与雍容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佚名，周昉与中唐以后的绘画， 2 佚名，最美丽的仕女形象，新闻午报，2006年12月24日 3 林彬、陆珊珊，大唐的风韵，南昌高专学报，2003年第3期 4 孙家洲、刘后滨，唐代的开放性格与盛唐气象， ， 2006年07月12日 5 李土生，有容乃大：盛唐气象与唐代文化精神，，2006年5月17日 6 晴语，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复苏与彰显——唐朝女性文化研究，，
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第一批有确实的历史记载，以绘画的才能享有声誉的画家，出现在魏晋之际。他们不复是传说故事中的画家，也不再是文人而兼有画名。他们是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和卫协。这一批画家的出现标志着绘画艺术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曹不兴在东吴享有很高的声誉。据说他能在长五十尺的绢上画一像，须臾即成，而头身四肢比例都没有差错。虽然他的作品无存，但从这些传说中也可以窥见他的才能。曹不兴画的佛像，根据中亚（萨玛堪）僧人康僧会传入的为稿本。他曾利用在屏风上误落的墨迹绘成一蝇，而引起孙权误为真蝇，用手去弹，于是传为美谈。而曹不兴更以画龙出名，唐代还保存着他画龙的真迹。但曹不兴的作品主要的是人物画，尤其是佛教的画像。曹不兴在过去被认为是最早的知名佛像画家。卫协、张墨在当时有“画圣”之称。卫协的声誉尤高，为顾恺之和其他南朝画家及评论家一再赞扬。谢赫甚至认为卫协有划时代的意义，“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而妙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唐代已经很罕见。就记载中的作品题目可见，大多数是历史故事画和若干佛教画。这一时期留下的善画者的名字，还有东晋明帝司马绍、荀勗、史道硕、王廙、谢赫等。他们作品的题材，一部分明显地是因袭汉代美术的，如荆轲、西王母、穆天子、诗经、列女等。一部分是汉代题材的扩大，如：洛神赋图、金谷园图、三都赋图等。大多是历史传说和风俗的题材。但也有一部分是名士像和神仙像，这反映了当时道教思想的流行。
告诉你们不许抄袭实际上就是暗示抄袭，掂量着来 合理借鉴也不是不可能地
=. = 一、概述中国古代美术发展二、秦三、汉四、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五代至两宋六、元代至清末大概框架就是这样 按照时间顺序下来 魏晋南北隋唐这个重点写写毕竟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可写的内容也很多 五代两宋可以写写孟昶创立翰林图画院 这个有点标志性的说 还有宋微宗设立画学元代的高压统治导致绘画内容多为自然山水花鸟 明清制度差不多多翻翻笔记 看看老师的笔记 实在不行就去CNKI上看看论文……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大致说来，货币思想是指人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及管理等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和认识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大都有统治阶级中的人士思考并提出，属于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有唐一代，货币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以下拟对此类问题加以探讨。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
唐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较为全面。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作为人君之权柄，不可假于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要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于权百货，准交易，促进商贸活动，发展社会经济，二是通过货币总量的敛与散（即回笼与投放）来调节物价高低，操轻重之柄，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三是用于权本末，调整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处在封建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四是摧抑豪强，制约兼并，限制地方势力的壮大，巩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统治基础。
唐代统治阶级中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很多，以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开元二十二年（734），针对张九龄所提纵民私铸的议案，刘秩上《泉货议》，指出，“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此”。首先从总体上强调货币对调控经济和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接着分五个层次系统阐述货币乃国之权柄，说：“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人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15]贞元十年（785），陆贽指出，“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驰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16]强调货币乃国之利柄。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17]强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白居易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又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天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国人之利咸遂。虽有圣贤，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18]强调货币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和全国经济形势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唐代诏令中也有反映，如玄宗《令所司收换恶钱敕》有云：“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19]宪宗《平泉货敕》亦云：“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轻重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20]
上述对货币作用的看法各有侧重，有详有略，其中以刘秩的阐述最为全面系统。从我国古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史来考察，白居易所持货币能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关系的看法是新的创见，取得了一定进步。不过，唐代对货币作用的整体看法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管子》轻重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唐人杜佑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说《管子》认为货币乃“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力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21]从本质上讲，轻重论是一种利用货币以调控经济并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论，主张货币要按照国家财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由国家垄断制造并掌握使用，把货币同财政利益及政治统治结合在一齐，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干涉主义。轻重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占居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货币思想的中心内容，成为历代帝制政权视货币为统治工具的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
（四）关于货币的管理
货币管理主要包括对货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从货币起源论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论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管理有着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即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均要由政府垄断，乃国之权柄，不许私人染指。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廷就张九龄所拟纵民私铸案展开了讨论，结果，“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22]裴耀卿、李林甫、萧炅等人认为，“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23]刘秩则上《泉货议》，系统阐述铸币权乃“人主之权”，[24]不可假于人。后来，陆贽明确强调货币“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25]杜佑也认为，“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26]总之，虽然张九龄提出了纵民私铸的议案，但是并没有取得认同，货币的生产铸造权为国之特权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发行流通权是国家特权的认识也不模糊。他们认为，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操轻重之权，既可利用季节差价、丰歉差价以籴入、粜出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又可操控国家的经济大势，保持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即通过使用货币这一工具，掌握货币流通，不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达到政治目的。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对此均有明确认识，可见前文，而陆贽的一段话说得最为清楚明白，曰：“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27]此类认识仍是机械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流通速度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问题，在水平上也仍停留在《管子》所谓“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及西汉贾谊所谓“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28]的高度。
对如何垄断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唐代统治阶级也有其共识，不仅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而且实行了由政府一手买断铜、锡等铸币材料，不准私自买卖的政策，并配套出台了禁铜令、禁铸铜器令、禁销钱铸器令等法令，详见下文唐代铸币的政策与经管部分。
（五）其他认识
除以上货币思想的主要内容外，唐代统治阶级对有关货币的其他问题也有明确认识。如关于币材，认为铜是最合适的。宪宗在一则诏书中即说：“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29]前述杜佑的观点也认为“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对贵金属金、银作为币材的更大优越性尚无认识。又如对两税法以后的赋税征钱（货币税）问题，多数人持反对态度。陆贽说：“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30]韩愈也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钱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31]白居易则以诗加以讥讽，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计丁口，租必计农桑，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32]这些观点从祖宗成法及所征因所产立论，没有认识到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之下所要求的赋税由实物转向货币的必然趋势，都较为肤浅和缺乏说服力。
（六）一点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货币思想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和西汉时期的货币学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进步，有的观点也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但是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停留在国定说和轻重论的认知体系上。这样的认识水平与唐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相比，明显地过于滞后，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一是唐代统治阶级仍然认为货币乃国之权柄，是理财、平天下的工具，从而使得他们着力于从财政和政治的原则出发去使用货币，不可能自觉地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办事，也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造成财政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自然法则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在有唐一代长期存在并逐渐激化，而又无法解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是面对两税法实行以后严重的钱重物轻（钱荒）的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并无良策。认为铜材是最佳的铸币材料，金银只能“为器为饰”的落后思想，蒙蔽了统治者的眼睛。即使在岭南和西州等地已广泛使用自然金银和波斯金银币作为货币，以及皇宫中大量使用金银钱作喜钱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没有受到从中启发，没有看到以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的更大优越性，无从实现货币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而是极力维护早已落后了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结果严重制约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产生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能够为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的贝壳、珍稀鸟类羽毛、宝石、沙金、石头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作为货币使用过。 黄金货币金属货币经过长年的自然淘汰，在绝大多数社会里，作为货币使用的物品逐渐被金属所取代。使用金属货币的好处是它的制造需要人工，无法从自然界大量获取，同时还易储存。数量稀少的金、银和冶炼困难的铜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金属。某些国家和地区使用过铁质货币。 早期的金属货币是块状的，使用时需要先用试金石测试其成色，同时还要秤量重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逐渐建立了更加复杂而先进的货币制度。古代希腊、罗马和波斯的人们铸造重量、成色统一的硬币。这样，在使用货币的时候，既不需要秤量重量，也不需要测试成色，无疑方便得多。这些硬币上面带有国王或皇帝的头像、复杂的纹章和印玺图案，以免伪造。 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商朝的铜贝。商代在我国历史上也称青铜器时代，当时相当发达的青铜冶炼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交易活动的增加。于是，在当时最广泛流通的贝币由于来源的不稳定而使交易发生不便，人们便寻找更适宜的货币材料，自然而然集中到青铜上，青铜币应运而生。但这种用青铜制作的金属货币在制作上很粗糙，设计简单，形状不固定，没有使用单位，在市场上也未达到广泛使用的程度。由于其外形很像作为货币的贝币，因此人们大都将其称为铜贝。 黄金货币据考古材料分析，铜贝产生以后，是与贝币同时流通的，铜贝发展到春秋中期，又出现了新的货币形式，即包金铜贝，它是在普通铜币的外表包一层薄金，既华贵又耐磨。铜贝不仅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
【摘 要】本文通过对我国货币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了我国货币在发展中的几次重大演变。 【关键词】货币 发展 演变 一、我国货币发展的阶段 1.古代货币发展史 古代货币的发展史指的是从先秦到鸦片战争前期货币的发展史。中国的古代货币制度，与其它国家不同，不存在什么本位制度，也没有主币副币之分，往往金、银、铜、谷、帛以及后来的纸币都同时不同程度地行使货币的职能，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所侧重而已。各个朝代的货币制度也很不一致，即使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有种种变化和区别，叙述起来不胜枚举。 在这一期间，我们大致将货币的发展分为先秦钱币、秦汉钱币、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代钱币、辽金西夏、元明清阶段，货币的发展由最早的贝币到秦半两、五铢钱、开元通宝以及北宋纸币“交子”的出现等等。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独领风骚，所以此时中国货币形式的演变、货币理论的研究、货币制度的发展以及货币制造技术工艺的进步，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古代世界上国际经济交往，特别是亚洲各国货币的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丛艳丽之花。 2.近代货币发展史 在此期间，主要指的是辛亥革命，民国时期，人民政权革命三个阶段。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发行了筹饷券，南京临时政府发行了军事用票和军用钞票，这些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县，亦都相继发行了各类众多的钞票，铸行了多钟金币、银元、铜元、镍币等货币。人民政权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发行了银铜纸布等货币，这些统称为人民政权货币，这些币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稳定金融，推进革命形式的发展，扩大任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公共，乃至中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3.当代货币发展史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当代货币的发展史大致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一五”计划时期，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六个时期。自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发行了四套人民币，同时还在一些特殊的时刻发行了一定数量的普通纪念币，贵金属纪念币等；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后，还诞生了香港货币和澳门货币。在建国之初，人民金融业经历了通货膨胀的洗礼，通过“三平”政策，有效的抑止了10余年来的通货膨胀；从58年至76年，人民金融事业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大跃进”时期，人民金融受浮夸和盲目发展的驱使；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它为把国民经济推上协调发展的轨道做出了贡献；在十年动乱中，它也保守破坏和摧残，曾有两次转轨，又两次受挫而被压制下去。粉碎“四人帮”后，金融事业迈出了新的步伐。 二、中国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的重大演变 1.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 关于中国货币，有人说，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人说，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看法，是因为考证的标准不同。 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众所周知，海贝便是其中之一，海贝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取得了实物货币的地位，这个约是四五千年以前的事情。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在中国货币史上，最早取得支付手段的是一些自然物，商朝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关键词】货币 发展 演变 一、我国货币发展的阶段 1.古代货币发展史 古代货币的发展史指的是从先秦到鸦片战争前期货币的发展史。中国的古代货币制度，与其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