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为边界问题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虽然中国受到很大损害，但这并非是印度人民的错，不应该由独立后的印度负责。中国政府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对于边界现状，中国政府准备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它。这个所谓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准备以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效力（确认印度对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的占领）换取印度不再对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另外，中国政府建议，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双方应暂时维持边界现状。这是我国政府在那个年代典型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中印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印两国的边境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中印两国人民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应当互谅互让解决边界争端。但习惯于按西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思维的尼赫鲁拒绝了中国这一巨大让步性的方案，继续推行“前进政策”。忍无可忍的中国政府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解决方案就两种要么打仗，要么我们不要了。
1962啦，真实的边境啦，历史积累的那啥啦，某些地方自称印度之子啦。。。。
【 作 者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作者简介】（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 译 者 】郑经言 【编 者 按】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英国著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7年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1999年4月10—16日一期（第34卷第15 期）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年边界争端。它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有其正当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此文的摘要曾在1999年10月12日和13日的《参考资料》上发表。 【 正 文 】 尼赫鲁政府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1962年的军事行动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而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除纳拉辛哈·拉奥政府外，继任的历届政府一直严格遵循这些政策。 一、“中国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弥天大谎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其1998年5 月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为具政府的核试验辩解时，说到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的武装侵略”和尚未解决的中印边界争执（注：.瓦杰帕伊总理致克林顿总统的信，《纽约时报》，1998年5月13日。）。 印度的政治阶级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来，从一开始即坚持说，边界争端和边界战争是中国扩张的结果，而最后对印度突然进行的“大规模侵略”导致其军队的瓦解。中国的说法相反，它指责印度顽固不化和扩张领土，并将其军事行动说成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伴随着近40年积累的观察并且根据新的材料，现在对导致战争并使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两国政府各项政策的起因进行反思，是适时的。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本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即面临着一项共同的任务：将它们的边疆转化为边界。这在事实上是它们作为现代国家这一新身份的一种基本的正式表现，因为它们开始模仿和追赶那些在前三个世纪里由于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提倡推广一种新的政治机制的欧洲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机制即是边界：经过外交谈判同意的一条线（划界），联合标定在地面上（标界），准确地印刷在地图上，并在两个相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上予以描述，因而它们承认了自己的版图及其邻国的领土。（注：这里的定义和论据来自艾恩斯利·T ·埃姆布雷富于暗示的论文《边疆转化为边界：现代国家的演进》（Frontiers into Bounda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State），见《想象中的印度：印度历史论文集》（Imagining India:Essays on India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1989年）。）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区、区域：现代国家需要边界。 就中国来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时，中印边界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但却是一项要与约十来个同中国毗邻的国家进行谈判或反复谈判就数万英里通常难以接近的地带取得一致同意和确切划定主权界线的巨大任务的微小因素。那广阔的周边地区的许多地段体现了列强对中华帝国入侵的颠峰标志，而被逐的国民党当局又留下了要收复这些“失去领土”的民族统一的承诺。北京的新人认识到，要接过这一遗赠势必会挑起同其许多邻国难以驾御的争吵，特别而最危险的是同为沙俄通过根据强加的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所兼并的中华帝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土的继承者苏联的争吵。因此，他们决定，新中国将基于历史遗留给他们的准线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利用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机会表明了其政府的态度： ……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改变这种作法。 （注：《 1955 年国际事务文件》（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5）（OUP，伦敦，1958），第423页。 （译者按：这里的引文与《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页上的文字有少许出入）） 此后的发展说明了这一政策声明的极度重要性，因而值得进行分析。周恩来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声明某些段落尚未划定，需要鉴别。接着是维持现状的协定，双方严格维持现状，如果发生超越边界的事情，应立即承认并予以纠正。第三，他期待着未来的谈判，并且保证中国将只能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领土争端。最后，他警告说中国将不会容许任何其它办法，含意是如果邻国使用武力则会以武力回答。（注：如果带着周恩来发表此项声明前5 年在中印边境上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事后知识来阅读它，那么似乎合乎逻辑的是，他当时对印度的态度已心中有数了，因为此前的军事调动、公开声明和制图学要求已清楚表明了印方同中国意向相对立的模式。） 中国在此后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贯地并且严格地执行了周恩来制定的政策，并取得明显的，现在近乎完满的成功。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和老挝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边界条约。现在谈判在有序地进行：同越南，并且在新德里允许的程度上，同不丹；至于俄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各国，谈判已经完成，除对几个具体地点的争执尚未解决需留待将来尚未确定的日期予以解决而作出防止误解的说明外，已达成（双方）同意的边界。在三种情况下，“和平方法”为武装力量所取代：同印度，苏联和越南。 关于中苏边界，莫斯科起初拒绝重新谈判19世纪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兼并了清帝国的后来变为西伯利亚和沿海省份的大片领土，怀疑北京坚持谈判包藏着要收复领土的意图。对于将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乌苏利河作为界河的各种条约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导致苏联使用武力来维护对整个河流和其中的所有岛屿的专有权的要求，而中国的抵抗使两个邻国于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并走向核战争边缘。（注：见作者发表在以下刊物上的论文： 1973年10—12月《中国季刊》， 《太平洋共同体》（卷1，1期），《现代中国》（卷1，1期，1975年1 月），《外交事务》（卷57，1期，1958年秋），《国际事务》（卷47，1期，1971年1月）。） 直到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才同意重新就中苏边界谈判，并接受了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即在没有任何条约作出相反的规定时，界河的可航运性意味着两个主权的分离不是在莫斯科曾经主张的中方河岸，而是在航道分界线（沿主河道最深部分的一条假想线）。结果是两个河岸邻国平等分享使用河流的权利。北京对戈尔巴乔夫推翻其前任的立场立即作出响应，谈判迅速开始，并在适当的时候签署条约，在东部河流和中国西部边境划出了中苏边界需要的确切界线。1997年中俄两国首脑在北京会晤，宣布他们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在平等、互谅和互让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样板”。（注：原文见《世界事务》（新德里），卷2，1期，1998年1—3月，第139页。 ）前苏联的中亚各国也同北京解决了边界问题。 至于越南，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利用一个涉及不过几百米距离的琐细的边界争执为借口，进行一次意在“教训”的攻击——必须承认教训是中国的霸权。这一中断是对中国在其它方面解决边界问题中坚持原则和务实立场的唯一有害的例外。 同中国的边界问题重要性相比，印度在1947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时所面临的任务要小。印度边境的广阔地段早已为离去的帝国转变为边界。在巴基斯坦分治的地方，国际边界已由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按原先一直是国内的行政区划所确定；经过多次战争和烦人的谈判，英国人已同意了印尼边界并标定了它，即在地面上竖立了界桩，而且与其它两个喜马拉雅山国家，锡金和不丹，（注：.普雷斯科特：《条约划定的亚洲大陆地图》（Map of Mainland Asia by Treaty）（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2、13、14章。）也大体上完成了同样的工作。但是在伦敦和印度的英国政府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创造中印边界的企图却遭到失败。（注：这些企图的简要说明见作者《印度对华战争》（乔纳森·凯普公司，伦敦，1970年）。全面论述见阿拉斯泰尔·蓝姆的历史系列研究，特别是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鲁特莱治和吉甘·鲍尔公司，伦敦，1996年）和《1914—1950年的西藏、中国和印度》（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赫尔兹，1989年）。）在东部，那里后来成为独立后印度与西藏毗连的东北边境特区，在西部，那里位于由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内的拉达克，同新疆和西藏相接，这里只有边境，即主权界线在最初是分开的但是尚未确定的区域。当两个新生国家的行政管理延伸到边境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时，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需要进行谈判。 在行政机关发生接触时，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绝对相互冲突的态度立刻变得明显了。 扼要地说，周恩来在万隆所阐明并在此后实践中实践的中国方面的态度期待着以下步骤：（1 ）同邻国政府鉴别和宣布那些需要定界的地段；（2）同邻国共同同意维持现状， 以避免前进中巡逻人员接触时发生冲突和伤亡的危险；（3）考虑到现有的条约、当前的方位、 传统活动和习惯等，进行谈判以求得双方满意的边界协定；（4 ）建立联合边界委员会在地面标出同意的界线；（5）签署一项新的全面的边界条约。 在同样扼要叙述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顾问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为印度拟定的立场诸要素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印度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后者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注：斯蒂文·A.霍夫曼是在研究中印争执中首先认识到印度民族主义在新德里的政策演变和执行中是何等重要的学者。见他的《印度和中国的危机》（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处处可见。） 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在印度民族主义的以下两股不同思潮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但对两者来说，它们对想象中的印度所下定义的原则是领土性的，在“神圣的地理学”观念上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创造了一种联系物。1947年的血腥分治可能被认为会动摇，甚至摧毁那种认为印度的领土界限是历史所确定的绝对观念，但是对世俗的和印度教这两派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其效应却恰恰相反；任何内部或外来的领土挑战均被看作是对这种神圣地理学进行亵渎的企图。（注：阿舒托西·瓦尔希尼：《有争论的含意：印度的民族同一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忧虑政治》（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India's Natinal Identity, 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代达罗斯》（Daedolus）122，3期（1993）。） 印度民族主义的两种变体的温床在于英国统治者以自己的形象培育出来的憎恨英国的精英，这个阶级通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侍从阶级，经过挑战者运动到继承权力而成长起来。在整个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大辩论是有关英国统治建立前印度的历史认同问题。为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888年出版的《印度》一书所极为令人满意地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观点是，“印度，即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按照欧洲人的看法，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在其为印度确定各处边界的种种努力中，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一个现存的国家作出标志，而是相反——通过规定其界限来创立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像其它帝国一样的一个帝国，被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推行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民的手段来维护其存在”。（注：阿拉斯泰尔·蓝姆：《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 Im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1947—1948 ）（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1997年），第2页。） 然而，当这个初生的、懂多种语言的精英阶层成长成其挑战者阶段时，他们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国家本体的主要特征，一种共同的语言（尽管是一种外语，即英语），于是他们开始认定并把自己说成是“印度人民”的成员和代表，而这个群体的存在是诸如斯特雷奇和他同时代的同胞们所否定了的。过了一些年月，印度民族主义者们演化出的用以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的论据转变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强烈相信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这个概念便成为尼赫鲁政府通过它来审视解决中印边界任务的与个人感情和态度有关的棱镜。如果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那么在独立后印度的第一批领导人的头脑中接着而来的便是，其“传统和习惯边界也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演化出了，因为它们是基于人口和文化的活动，是基于诸如山脊和分水岭等的地理特征”。（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的确，“北部边界位于现在所在的位置已有约三千年之久”。（注：印度政府有关《印度喜马拉雅边界的历史背景》的照会，《白皮书（第二卷）》，第125页。）推论的结果是，印度的“‘历史边界’必然是由线条组成的”，那就是说，是确切的。（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 这种理论的大纲可以追溯到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同北京的外交争论。但是其最为详尽的阐述则出现在很晚以后由一个叫做 T. S. 穆尔蒂（Murty ）的印度官员撰写的一本伪装成学术著作用以鼓吹印度观点的书中。这个印度官员曾密切参与过其政府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注：《边境：一个变化中的观念》（Frontier:A Changing Concept）（帕利特，新德里，1978年）。穆尔蒂原为印度边境部门的一名官员，正是他在50年代末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东部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塔格拉山脊，而不是麦克马洪所划的在南边几英里的地方。他后来在尼赫鲁周恩来会晤失败后成为起草有关边界历史演变报告的印度官员小组的一个成员。）穆尔蒂认为，边境和边境内的确切划分线（即边界），是通过人类的自然交往，一种“历史巩固的进程”，或“晶体化”而存在下来的；并且只需两个相关国家中的一方的有效承认。这种“历史划界”排除了穆尔蒂称之为“形式化”的通过外交进程划界的必要，并将其淡化为仅仅是对通过历史孕育的真正边界形成进程的“装饰”。在他看来，一个合法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后确定边界，“形式化”是没有必要的。 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思想观点出发，结果必然是，不像其它国家那样认为有必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印度便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因而谈判成为多余。对印度政府来说，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该国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得不给其政府发出的指示那样，印度应当“沿边界全线，……特别是在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建立哨所；由此产生的有人看守的边界将“不容许同任何人进行讨论”。（注：摘自1954年7 月尼赫鲁向有关各部散发的有关北部边界的通报。它原属秘密，并未正式出版，但印度作家.曼克卡尔看过它，并在他的《1962年的罪人》（Guilty Men of 1962）一书中引用（杜尔西·沙阿公司，孟买，1968年），第128页。 而曼克卡尔让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他首次将它发表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就这样，（1 ）印度坚持它所主张的与中国的边界全线已经划定；（2）尽快将国家力量推进到它主张的领土；（3）在印度控制其主张的所有领土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4 ）在所有阶段均拒绝谈判其主张的边界走向。以上各点同中国方面的态度绝对是相互矛盾的。简而言之，它们等于是坚持说：在印度看来，同中国划定和巩固边界是一个单方面的进程。 ......
简单说说吧。中印关系自二战结束之后，一直处于和平友好的状态。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不结盟运动，这一主张符合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因此中国对此是相当欢迎的。而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原则也为很多国家，特别是亟待发展州区自己国家利益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沟通方针和对话精神。此时，中印两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同作为被列强侵略蹂躏过的国家，百废待兴；而且两国又是人口，资源较为丰富的潜力大国，因此两国在发展中互补合作的机会很多。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并不能说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伟大政治家，他的一己之私，或者说不切实际的想法改变了这一切。从不结盟运动开展以来，印度在国际舞台上有声有色的活动使得不少第三世界国家追捧印度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国，对此中国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则被印度此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地位”冲昏了头脑。他认为印度需要进一步的行动，特别是在领土上，要为自己打造一个“战略缓冲区”，从而加强自己所谓的国家安全。对此，尼赫鲁甚至说：“印度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在国际舞台上彻底销声匿迹。”可见尼赫鲁对于印度国家定位问题上的偏执态度。最可悲的是，印度的“战略缓冲区域”居然指向了中国。选择的目标则是我国的吐蕃（XZ）。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是因为中国究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印度在意识形态上有着根本的冲突，因此两国之间即便是再友好也是表面上的，因此中国就是印度的威胁；二是因为吐蕃高原南边就是印度的阿萨姆平原，两者海拔落差高达三四千米，中国一方占据制高点，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印度都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而印度当时的新首都——新德里正是在阿萨姆平原之中；三是因为有“历史依据”，所谓的“历史依据”，也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区居然继承了英国侵略者在其他国家埋下的争议，这本身来说就是个讽刺。正是这三点，使得尼赫鲁认为有必要从中国手中夺取部分吐蕃，甚至拿下全部吐蕃乃至青海。紧接着尼赫鲁居然行动了。在中印边境多次挑衅之后，印度正是大举入侵我国的吐蕃，随后，对印自卫反击战拉开序幕。短短几个星期时间，装备着来自英法美等西方列强援助的各式武器弹药的印军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满满自信的印度人犹如被泼了一盆凉水，面对着战败，印度整个民族的自信轰然倒塌。自1962年中印冲突后直至今日，印度一直处于警惕和恐惧之中，生怕中国某个时刻对印度发动突然袭击。以上就是我对于中印关系的简单叙述。我认为你如果要写一篇有关中印关系的作文，不如从两国相似的历史和国情为出发点，以“和则两利，斗则两害”为主轴，围绕中印关系写一篇议论文比较好。
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3亿人口、幅员辽阔的世界大国，与我国相接壤的从国家安全环境来看，过去传统的安全是指国土安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这种纯军事领域。现在讲国家安全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外交、资源、科技等领域的“大安全观”、“大国防观”。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国家安全挑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地缘战略安全的挑战。从地缘上看，中国位于亚太的中心，是一个拥有5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特殊的文化体系，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大，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周边大国：北有俄罗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东有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西有印度（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南有东盟（与我国关系友好）。从表面上看，美国与我国相距遥远，但从地缘角度来看，它也仅仅是与我国隔洋相望的邻国。近些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美国的关系改善得都较快。中俄关系一直较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贸关系近几年也发展得很快（去年两国贸易额已突破200亿美元）；中美关系虽然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变成了竞争对手关系（小布什上台后），“911”事件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在反对世界恐怖主义方面又成了反恐伙伴<，当前美中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和最稳定的时期；中日关系目前虽然已降到历史的低点，但还没有发展到冲突和严重对立的地步，尤其在经济上，中日贸易额仍然是较高的（据有关材料统计，到日前为止，中欧贸易额占第一位，中美贸易额仍位居第二，中日贸易额已退居第三）；中印关系也在逐步改善，两国领导人多次会晤，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和实际行动；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升温，东盟各国正努力搭乘中国经济高速行驶的列车，带动各自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况无疑表明，中国当前的周边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应该充分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但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要看到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美国与周边国家都各有担忧之处，“中国威胁论”始终是一些国家不愿放弃的口头禅。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因某些突发事件或在和平发展进程中的某些关节点上，出现某些周边大国联合制华的可能性。二是国土安全领域的挑战。前面已经提到，我国的周边陆海邻国有多个，由于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我国与不少邻国存在着领土、领海划界方面的争端和分歧。目前包括中日钓鱼岛归属问题，东海大陆架划分争端，与东盟一些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有关南海主权的争端，中印边界争端等。虽然目前周边各国都在积极谋求与我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愿意以合作的姿态和平解决这些分歧，但也不排除在某些特殊的国际背景下，一些国家有挑起争端的可能性。当然，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也都存在国家统一问题，如英国有北爱尔兰问题，法国有科西嘉半岛问题，俄罗斯有车臣问题，日本有“北方四岛”问题等等，但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及台湾问题复杂，其复杂性在于：历史上台湾被外族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地理上，台湾是一座孤岛，孤悬海外，与大陆被台湾海峡阻隔，交通不便；经济上，台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加上美日的投资，使台湾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生活水平远高于大陆；政治和军事上，台湾与大陆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长期以来处于敌对状态，台海地区始终是亚洲的热点地区之一，最主要的是国际上的美国背景。三是经济安全领域的挑战。我国加入WTO后，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活力，但也面临着新一轮严峻挑战。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一方而看准了我国的巨大市场，纷纷要和我们做生意；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他们企图利用经济全球化来冲击我国的市场，并千方百计设置各种障碍和贸易壁垒来遏制我们的发展。这样一来，我们要拓展国际市场和资金、技术的难度将会增大。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度也在不断增强。如水泥、石油、木材、粮食、铁矿石等。四是军事安全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大国军费开支增加引起的新一轮军备竞争。<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各国主要是军事大国加强军备的步伐在加快。2003年美国实际由国防部支配的防务开支已高达4017亿美元；俄罗斯受美国军备政策的刺激，2003年军费开支已超过100亿美元，较上年明显增多；法国2003年的军费开支增至310亿欧元；日本的军费开支近些年来一直不低于500亿美元。第二，核军备竞赛带来的挑战。自1998年印巴两国完成核实验以来，世界上的核大国已增加到7个美、英、法、俄、中、印、巴。此外，中国周边还集中了主要的“核门槛”国家，如日本、朝鲜、韩国、伊朗等。据媒体透露，日本拥有制造几千枚核弹的裂变材料，组装核武器只是时间问题，朝鲜半岛核危机搞得沸沸扬扬，有人认为朝鲜实际上已具有核能力，美国更直接说朝鲜已有8枚核弹。受其影响，日、韩主张突破“核门槛”的势力也明显抬头。美国正式退除《反导条约》，加快研制、部署步伐，这对刺激大国核军备竞赛影响甚大。第三，高科技军备竞赛带来的挑战。近些年来爆发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突出了现代高科技军备的威力，也突出了“数字差距”对国家军事实力优劣强弱的影响。美国的“数字化部队”的优势已引起了包括俄、欧在内的各军事大国的忧虑。因而各国普遍加大了高科技军备的投入。美国致力于提升远程投送、超视距精确打击以及太空战的能力，不断推出新型战机、舰艇和其他军事装备；俄罗斯为应对美国的新军事战略，大力加强核军备，计划在2010年前再部署>2-3艘新型核潜艇，对战略轰炸机进行现代化改装，积极组建航天军，开发天基反卫星系统，加强太空战能力；法国2003<财年购置新军事装备的费用较上年增长了11％，今后5年法国用于购置军事装备的资金估计将近千亿美元；英国准备斥资数百亿美元，着手再建造几艘新型航空母舰。第四，中国周边国家军备竞赛加剧带来的挑战。中国周边军事大国包括美、俄，日、印、朝、越等国已成为当前军备竞赛的重灾区，东南亚各国已动用数十亿美元更新海、空军装备；印度计划依托美、俄、法等国继续提高军备水平，扩大在印度洋的军事优势；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也在加紧推进军事现代化。当前，中国周边国家军备竞赛有三大突出特点：一是美国背景加重；二是核军备竞赛阴云不散；三是水下竞争越演越烈。
1962啦，真实的边境啦，历史积累的那啥啦，某些地方自称印度之子啦。。。。
解决方案就两种要么打仗，要么我们不要了。
【 作 者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作者简介】（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 译 者 】郑经言 【编 者 按】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英国著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7年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1999年4月10—16日一期（第34卷第15 期）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年边界争端。它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有其正当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此文的摘要曾在1999年10月12日和13日的《参考资料》上发表。 【 正 文 】 尼赫鲁政府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1962年的军事行动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而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除纳拉辛哈·拉奥政府外，继任的历届政府一直严格遵循这些政策。 一、“中国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弥天大谎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其1998年5 月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为具政府的核试验辩解时，说到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的武装侵略”和尚未解决的中印边界争执（注：.瓦杰帕伊总理致克林顿总统的信，《纽约时报》，1998年5月13日。）。 印度的政治阶级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来，从一开始即坚持说，边界争端和边界战争是中国扩张的结果，而最后对印度突然进行的“大规模侵略”导致其军队的瓦解。中国的说法相反，它指责印度顽固不化和扩张领土，并将其军事行动说成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伴随着近40年积累的观察并且根据新的材料，现在对导致战争并使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两国政府各项政策的起因进行反思，是适时的。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本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即面临着一项共同的任务：将它们的边疆转化为边界。这在事实上是它们作为现代国家这一新身份的一种基本的正式表现，因为它们开始模仿和追赶那些在前三个世纪里由于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提倡推广一种新的政治机制的欧洲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机制即是边界：经过外交谈判同意的一条线（划界），联合标定在地面上（标界），准确地印刷在地图上，并在两个相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上予以描述，因而它们承认了自己的版图及其邻国的领土。（注：这里的定义和论据来自艾恩斯利·T ·埃姆布雷富于暗示的论文《边疆转化为边界：现代国家的演进》（Frontiers into Bounda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State），见《想象中的印度：印度历史论文集》（Imagining India:Essays on India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1989年）。）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区、区域：现代国家需要边界。 就中国来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时，中印边界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但却是一项要与约十来个同中国毗邻的国家进行谈判或反复谈判就数万英里通常难以接近的地带取得一致同意和确切划定主权界线的巨大任务的微小因素。那广阔的周边地区的许多地段体现了列强对中华帝国入侵的颠峰标志，而被逐的国民党当局又留下了要收复这些“失去领土”的民族统一的承诺。北京的新人认识到，要接过这一遗赠势必会挑起同其许多邻国难以驾御的争吵，特别而最危险的是同为沙俄通过根据强加的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所兼并的中华帝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土的继承者苏联的争吵。因此，他们决定，新中国将基于历史遗留给他们的准线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利用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机会表明了其政府的态度： ……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改变这种作法。 （注：《 1955 年国际事务文件》（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5）（OUP，伦敦，1958），第423页。 （译者按：这里的引文与《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页上的文字有少许出入）） 此后的发展说明了这一政策声明的极度重要性，因而值得进行分析。周恩来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声明某些段落尚未划定，需要鉴别。接着是维持现状的协定，双方严格维持现状，如果发生超越边界的事情，应立即承认并予以纠正。第三，他期待着未来的谈判，并且保证中国将只能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领土争端。最后，他警告说中国将不会容许任何其它办法，含意是如果邻国使用武力则会以武力回答。（注：如果带着周恩来发表此项声明前5 年在中印边境上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事后知识来阅读它，那么似乎合乎逻辑的是，他当时对印度的态度已心中有数了，因为此前的军事调动、公开声明和制图学要求已清楚表明了印方同中国意向相对立的模式。） 中国在此后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贯地并且严格地执行了周恩来制定的政策，并取得明显的，现在近乎完满的成功。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和老挝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边界条约。现在谈判在有序地进行：同越南，并且在新德里允许的程度上，同不丹；至于俄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各国，谈判已经完成，除对几个具体地点的争执尚未解决需留待将来尚未确定的日期予以解决而作出防止误解的说明外，已达成（双方）同意的边界。在三种情况下，“和平方法”为武装力量所取代：同印度，苏联和越南。 关于中苏边界，莫斯科起初拒绝重新谈判19世纪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兼并了清帝国的后来变为西伯利亚和沿海省份的大片领土，怀疑北京坚持谈判包藏着要收复领土的意图。对于将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乌苏利河作为界河的各种条约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导致苏联使用武力来维护对整个河流和其中的所有岛屿的专有权的要求，而中国的抵抗使两个邻国于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并走向核战争边缘。（注：见作者发表在以下刊物上的论文： 1973年10—12月《中国季刊》， 《太平洋共同体》（卷1，1期），《现代中国》（卷1，1期，1975年1 月），《外交事务》（卷57，1期，1958年秋），《国际事务》（卷47，1期，1971年1月）。） 直到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才同意重新就中苏边界谈判，并接受了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即在没有任何条约作出相反的规定时，界河的可航运性意味着两个主权的分离不是在莫斯科曾经主张的中方河岸，而是在航道分界线（沿主河道最深部分的一条假想线）。结果是两个河岸邻国平等分享使用河流的权利。北京对戈尔巴乔夫推翻其前任的立场立即作出响应，谈判迅速开始，并在适当的时候签署条约，在东部河流和中国西部边境划出了中苏边界需要的确切界线。1997年中俄两国首脑在北京会晤，宣布他们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在平等、互谅和互让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样板”。（注：原文见《世界事务》（新德里），卷2，1期，1998年1—3月，第139页。 ）前苏联的中亚各国也同北京解决了边界问题。 至于越南，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利用一个涉及不过几百米距离的琐细的边界争执为借口，进行一次意在“教训”的攻击——必须承认教训是中国的霸权。这一中断是对中国在其它方面解决边界问题中坚持原则和务实立场的唯一有害的例外。 同中国的边界问题重要性相比，印度在1947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时所面临的任务要小。印度边境的广阔地段早已为离去的帝国转变为边界。在巴基斯坦分治的地方，国际边界已由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按原先一直是国内的行政区划所确定；经过多次战争和烦人的谈判，英国人已同意了印尼边界并标定了它，即在地面上竖立了界桩，而且与其它两个喜马拉雅山国家，锡金和不丹，（注：.普雷斯科特：《条约划定的亚洲大陆地图》（Map of Mainland Asia by Treaty）（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2、13、14章。）也大体上完成了同样的工作。但是在伦敦和印度的英国政府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创造中印边界的企图却遭到失败。（注：这些企图的简要说明见作者《印度对华战争》（乔纳森·凯普公司，伦敦，1970年）。全面论述见阿拉斯泰尔·蓝姆的历史系列研究，特别是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鲁特莱治和吉甘·鲍尔公司，伦敦，1996年）和《1914—1950年的西藏、中国和印度》（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赫尔兹，1989年）。）在东部，那里后来成为独立后印度与西藏毗连的东北边境特区，在西部，那里位于由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内的拉达克，同新疆和西藏相接，这里只有边境，即主权界线在最初是分开的但是尚未确定的区域。当两个新生国家的行政管理延伸到边境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时，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需要进行谈判。 在行政机关发生接触时，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绝对相互冲突的态度立刻变得明显了。 扼要地说，周恩来在万隆所阐明并在此后实践中实践的中国方面的态度期待着以下步骤：（1 ）同邻国政府鉴别和宣布那些需要定界的地段；（2）同邻国共同同意维持现状， 以避免前进中巡逻人员接触时发生冲突和伤亡的危险；（3）考虑到现有的条约、当前的方位、 传统活动和习惯等，进行谈判以求得双方满意的边界协定；（4 ）建立联合边界委员会在地面标出同意的界线；（5）签署一项新的全面的边界条约。 在同样扼要叙述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顾问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为印度拟定的立场诸要素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印度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后者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注：斯蒂文·A.霍夫曼是在研究中印争执中首先认识到印度民族主义在新德里的政策演变和执行中是何等重要的学者。见他的《印度和中国的危机》（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处处可见。） 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在印度民族主义的以下两股不同思潮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但对两者来说，它们对想象中的印度所下定义的原则是领土性的，在“神圣的地理学”观念上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创造了一种联系物。1947年的血腥分治可能被认为会动摇，甚至摧毁那种认为印度的领土界限是历史所确定的绝对观念，但是对世俗的和印度教这两派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其效应却恰恰相反；任何内部或外来的领土挑战均被看作是对这种神圣地理学进行亵渎的企图。（注：阿舒托西·瓦尔希尼：《有争论的含意：印度的民族同一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忧虑政治》（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India's Natinal Identity, 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代达罗斯》（Daedolus）122，3期（1993）。） 印度民族主义的两种变体的温床在于英国统治者以自己的形象培育出来的憎恨英国的精英，这个阶级通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侍从阶级，经过挑战者运动到继承权力而成长起来。在整个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大辩论是有关英国统治建立前印度的历史认同问题。为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888年出版的《印度》一书所极为令人满意地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观点是，“印度，即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按照欧洲人的看法，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在其为印度确定各处边界的种种努力中，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一个现存的国家作出标志，而是相反——通过规定其界限来创立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像其它帝国一样的一个帝国，被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推行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民的手段来维护其存在”。（注：阿拉斯泰尔·蓝姆：《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 Im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1947—1948 ）（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1997年），第2页。） 然而，当这个初生的、懂多种语言的精英阶层成长成其挑战者阶段时，他们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国家本体的主要特征，一种共同的语言（尽管是一种外语，即英语），于是他们开始认定并把自己说成是“印度人民”的成员和代表，而这个群体的存在是诸如斯特雷奇和他同时代的同胞们所否定了的。过了一些年月，印度民族主义者们演化出的用以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的论据转变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强烈相信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这个概念便成为尼赫鲁政府通过它来审视解决中印边界任务的与个人感情和态度有关的棱镜。如果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那么在独立后印度的第一批领导人的头脑中接着而来的便是，其“传统和习惯边界也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演化出了，因为它们是基于人口和文化的活动，是基于诸如山脊和分水岭等的地理特征”。（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的确，“北部边界位于现在所在的位置已有约三千年之久”。（注：印度政府有关《印度喜马拉雅边界的历史背景》的照会，《白皮书（第二卷）》，第125页。）推论的结果是，印度的“‘历史边界’必然是由线条组成的”，那就是说，是确切的。（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 这种理论的大纲可以追溯到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同北京的外交争论。但是其最为详尽的阐述则出现在很晚以后由一个叫做 T. S. 穆尔蒂（Murty ）的印度官员撰写的一本伪装成学术著作用以鼓吹印度观点的书中。这个印度官员曾密切参与过其政府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注：《边境：一个变化中的观念》（Frontier:A Changing Concept）（帕利特，新德里，1978年）。穆尔蒂原为印度边境部门的一名官员，正是他在50年代末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东部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塔格拉山脊，而不是麦克马洪所划的在南边几英里的地方。他后来在尼赫鲁周恩来会晤失败后成为起草有关边界历史演变报告的印度官员小组的一个成员。）穆尔蒂认为，边境和边境内的确切划分线（即边界），是通过人类的自然交往，一种“历史巩固的进程”，或“晶体化”而存在下来的；并且只需两个相关国家中的一方的有效承认。这种“历史划界”排除了穆尔蒂称之为“形式化”的通过外交进程划界的必要，并将其淡化为仅仅是对通过历史孕育的真正边界形成进程的“装饰”。在他看来，一个合法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后确定边界，“形式化”是没有必要的。 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思想观点出发，结果必然是，不像其它国家那样认为有必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印度便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因而谈判成为多余。对印度政府来说，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该国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得不给其政府发出的指示那样，印度应当“沿边界全线，……特别是在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建立哨所；由此产生的有人看守的边界将“不容许同任何人进行讨论”。（注：摘自1954年7 月尼赫鲁向有关各部散发的有关北部边界的通报。它原属秘密，并未正式出版，但印度作家.曼克卡尔看过它，并在他的《1962年的罪人》（Guilty Men of 1962）一书中引用（杜尔西·沙阿公司，孟买，1968年），第128页。 而曼克卡尔让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他首次将它发表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就这样，（1 ）印度坚持它所主张的与中国的边界全线已经划定；（2）尽快将国家力量推进到它主张的领土；（3）在印度控制其主张的所有领土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4 ）在所有阶段均拒绝谈判其主张的边界走向。以上各点同中国方面的态度绝对是相互矛盾的。简而言之，它们等于是坚持说：在印度看来，同中国划定和巩固边界是一个单方面的进程。 ......
解决方案就两种要么打仗，要么我们不要了。
领土包括一个国家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是主权国管辖的国家全部疆域。位于国家主权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以及其底土和上空。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国际法承认国家在其领土上行使排他的管辖权。领土同时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对象，是国际法的客体。领土是国家构成要素之一，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领土，不问其大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在国际法上不构成国家。但国家的领土并不要求绝对确定，部分边界未划定，或存在边界争端，均不妨碍其为国家。领土包括陆地和水域及其底土和上空。国家领土分为领陆、领水（包括内水和领海）和领空3个部分，上及高空，下及底土。领水附随于领陆。领空和底土又附随于领陆和领水。因此领陆是最重要的部分，是领土的主要成分，领陆如发生变动，附随于领陆的领水、领空和底土亦随同变动。除上述四个组成部分之外，有些海域，例如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尽管在严格意义上不被视为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但沿海国可以对其及其资源行使主权权利，从而构成国家管辖范围的海域。在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之中领陆是主要的，其他组成部分往往是领陆的附属部分，是与领陆不能分别的，除非在特殊情况有条约的规定。相对于国家领土的是国际领土，指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的区域。这些区域原则上属于全人类，由国际机构代表全人类加以管理，如国际海底区域由《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国际海底管理局实行管理。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家领土还有虚拟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在一切方面或为某些目的被视为国家领土。例如，在公海上以及在外国领水内的军舰和其他公有船舶，被视为国家的浮动领土；又如用作使馆馆舍的房屋在许多方面被认为是使节本国的领土。但是，这是虚拟的说法，而不是真正的领土。这种说法是不足取的。中国的领土问题1.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钓鱼岛列岛位于台湾东北120海里处，西东分别距中国大陆和日本冲绳各约200海里，附近水深100至150米，与冲绳群岛之间隔有一条2000多米深的海沟。自古以来，中国台湾、福建等省渔民一直到岛上从事捕鱼、采药等生产活动。 自明朝初年起，钓鱼岛列岛就属于中国版图。永乐年间（公元1403至1424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就有关于钓鱼岛列岛的记载，这比日本声称的琉球人古贺辰四郎1884年发现钓鱼岛要早400多年。明朝以后中国许多历史文献对这些岛屿都有记载。在日本1783年和1785年出版的标有琉球王国疆界的地图上，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没有对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以后在日本才有了"尖阁群岛" （即钓鱼岛列岛）之说，而在此之前，日本的地图一直是用中国的名称标定钓鱼岛列岛。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至今仍然是中日摩擦的焦点。2.中华北疆外蒙古 基辅罗斯为蒙古旋风所灭，沙俄为了报仇雪恨，在侵占西伯利亚后就一直积极渗透外蒙古。1917年前外蒙古大公与沙俄互相勾结，企图脱离中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在中苏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无奈当时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出兵外蒙不得不搁置。1939年日本关东军发动诺门坎战役，侵入外蒙，被朱可夫全歼。随后外蒙在苏联红军策划下建立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1941年苏日签订臭名昭著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互相承认伪满洲国与伪蒙古国主权互不侵犯，这是地地道道的瓜分中国。1945年罗斯福为了换取苏联撕毁《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出兵日本，出卖了中国，迫蒋介石承认"维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宋子文宁死不承认外蒙独立，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的是蒋经国。）外蒙自独立以后就没有发展起自己独立的军队与重工业，完全被俄化，中苏分裂时完全支持苏联，允许苏军进驻，并配合苏军积极挑衅我国。苏联灭亡后又一头扎进美国的怀抱，与布什打得火热。--假如他们还是中国人，真的可以宣判他们为无耻的汉奸。--亡国奴。--假如他们算是蒙古人，伟大的成吉思汗在天有灵，看见曾经征服世界的民族沦为世界霸权的奴隶，真的会死不瞑目。外蒙面积1,564,116平方公里，土地辽阔，可利用土地面积为万公顷，其中，农牧业用地面积占80%；森林面积10%；水域面积占1%。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有煤、铜、钨、萤石、金、银、钼、铝、 锡、铁、铅、锌、铀、锰、磷、盐、石油等80多种矿产，其中煤蕴藏量约500-1520 亿吨。此外，萤石蕴藏量约800万吨、铁20亿吨、磷2亿吨、铜800万吨、钼24万吨、锌6万吨、金3000吨、银7000吨、石油15亿桶。其中，额尔登特铜钼矿已列入世界十大铜钼矿之一，位居亚洲同类企业之首。森林面积为153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10%。木材总蓄积量为亿立方米。河流总长万公里，平均年径流量为390亿立方米，其中88%为内流河。湖泊水资源量达1800亿立方米。因为自然原始生态的保存完好，广阔的土地上保存有大量野生动物，其中许多在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政府注重保护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采取措施拯救濒危野生动物，先后建立50个自然保护区。辽阔的蒙古草原、戈壁、山地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主要珍稀动物有戈壁熊、野马、野骆驼、野驴、野马、黄羊等。其中戈壁熊属于世界级濒危物种，仅有30多只；黄羊有80多万只，占世界的80%以上。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取得了飞速发展，双边贸易额持续增加。然而，在双边贸易不断增加的同时贸易摩擦也频发。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高发已成为一种常态。由此，本文深入分析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及影响，期望推动中美双边贸易良好发展。关键词 中美贸易摩擦 原因 影响自从3月1日美国宣布对钢铁、铝制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进口关税以后，中美贸易摩擦就不断升级：3月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拟对总价值约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收关税；4月5日又再次发表声明，指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至此，美国针对中国拟增税的税基已经扩大到1500亿美元。6月15日，美国白宫发布对华关税清单，将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时宣称第一组针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于7月6日开征，对160亿美元的第二组关税还需进一步评估。据7月11日的报道，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一份目标清单，计划对中国新增2000亿美元产品关税，这标志着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急剧升级。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关税可能在8月30日公开磋商结束后生效。一、原因（一）美国固执己见，对华频繁发起“双反”调查，激化中美贸易争端美国自推崇贸易保护主义以来，对进口中国的产品不断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新华网的数据统计，2017年，美国商务部应国内企业要求，对华发起了高达79起“双反”调查，而财经资讯的信息显示，2018年1月18日，美国对我国塑料装饰丝带发起了“双反”调查。据悉，美国进口我国这类产品的金额高达1810万美元，这使中美贸易争端逐渐被激化，贸易摩擦也呈现高频化。（二）美国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中表明，中国自2016年12月11日起，便“自动”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意味着国外对华反倾销中，采用替代国计算倾销幅度这一做法被终止。但事实上，美国商务部在对华反倾销过程中一直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按照代替国计算倾销幅度，对中国征收相应的税率。（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增大了中美贸易矛盾两国之间贸易发展极不平衡是中美贸易矛盾最直接的原因，美国对我国的贸易逆差十分严重。从2000年开始，中国代替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不断扩大，美国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而且美国对华严重的贸易逆差，加之其治标不治本的贸易行为，使两国贸易矛盾逐步增大，不利于双边贸易的良好发展。（四）非关税贸易壁垒主导，加重了中美贸易冲突近年来，美国为了促进国内产业与市场的发展，纷纷发起并实施了多次非关税贸易壁垒，加重了两国的贸易冲突。网易财经数据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贸易保护倾向愈发明显。WTO相关数据统计，2008—2016年间，美国发起并实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共有2259个，其中中国受到影响的多达2067个，占比高达，专门针对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有99个，占比为。受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两国的贸易冲突逐渐加重，贸易摩擦愈发严重。二、影响一是影响我国就业。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内需稳步扩张，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左右的预期目标和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以内这一目标仍有压力。二是影响我国物价的可控性。总体来看，加征关税不仅会影响CPI，还会影响到PPI。虽然据初步估算，假设大豆价格上涨25%，将拉升国内CPI约个百分点，平摊到全年，预计CPI波动中枢将保持在的水平，仍在3%的调控目标之内，但仍将对我国物价可控性产生影响。三是影响我国证券市场。中美贸易战对两国经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股市出现了暴跌，中国的上证指数也下跌了接近500点。在A股所面临的长期压力里面，实际上包含的虽不只是贸易战的因素，但从长远而言，贸易战仍然会威胁A股的表现。因此，在贸易战期间，应该加强对A股市场的关注。三、结语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对于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我国政府一直保持十分冷静、清醒的认识：中美进行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是没有赢家的。这是深谙历史与现实作出的判断。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与包括美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已经深度融合，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也会危及第三方，包括美国的盟友。事实上，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仅不符合美国的主流民意，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在逐渐转向冷静，逐渐公开谈论美方在这场贸易摩擦中的利益诉求。中美两国都是WTO成员方，因此如果想为了化解当前的贸易冲突而举行谈判，双方必须遵守WTO的互惠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贸易战，最终真正维护中美两国的利益。（作者单位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作者简介：祁慧娟（1993—），女，河南平顶山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2017级投资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文献[1] 乔宝华.特朗普新政下中美贸易摩擦预期风险点及应对[J].工业经济论坛，2017（5）.[2] 张玮.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性的根源[J].全球视线，2018（5）.[3] 王珂.中美贸易逆差从何而来[N].人民日报，2018-03-27.
这是我总结的，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写。
(一)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贸易差额问题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中货物贸易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其中美对华出口亿美元,增长;进口亿美元,增长。与此同时,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亿美元,增长,占同期美货物逆差总额的,逆差金额和占比均域的商标和技术侵权的现象严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利益,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中美两国经济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等性,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我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维护两国贸易的健康发展,努力把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降到最低。(一)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加入 WTO的意义之一,在于有利于通过多边贸易体制中的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争端。我们应熟悉和适应 WTO 及其他国际贸易规则,在实战中积极利用世贸组织多边机制维护自身权益,避免和应对各种可能的指控,并在贸易摩擦中处于有利位置。在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时,我们要充分利用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二)加强两国政府间的协商。加强中美两国政府定期和不定期会谈,及时交流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和看法,积极主动的解决贸易争端。(四)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很好地缓解贸易摩擦。为了减少我国近年来由于出口量持续增长而引发的贸易摩擦,我们可通过海外投资扩大出口,这是出口企业必须重视的发展战略。这是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减少中美间贸易摩擦的有效举措。(五)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培育自主品牌,提高企业竞争力。无论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还是提高经济效益,企业都应从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入手,打造产品国际品牌。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趋势看,塑造品牌形象,提升中国产品在世界消费市场的信誉,走品牌竞争的策略才是出路。
近几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呈现了不断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在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双方都高度重视中美经贸发展的加深与扩大，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及部门间的接触频繁，增进了理解与信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美国经济的复苏也为中美经贸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 一、双边经贸合作与发展继续扩大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1－7月，中美贸易额为510．31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362．9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3％。 自美进口147．33亿美元，同比下降1．2％。今年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仍保持了高速的增长，继续居各国对华投资的第一位。1－6月，美国对华直接投 资项目数为1457个，合同金额43．57亿美元，实际使用美资24．54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7％、17．4％和19．7％。美国对华投资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实际投资额高；二是单项投资额高；三是在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大。美国对华投资的强劲趋势出于两个原因：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美商对中国加入WTO后的良好预期。 二、制约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 （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回流，加强了对其国内产业的保护美国自2001年经济增长减速以来出口持续下降。2002年经济虽然开始缓慢复苏，其全球贸易 颓势仍未根本好转，1－7月，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同比下降了7．4％。加上今年国会举行中期选举，为了党派利益，共和党需要争取国内产业界的支持。因此，布什政府在贸易政策上逐步退缩并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先后实施了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颁布了新的农业补贴法案。虽然此次钢铁保障措施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也直接影响了我国每年3．7亿美元的钢铁出口。种种迹象显示美国的贸易保护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将采取措施在未来签订的贸易协定中更多地加入保护本国工人权益的条款，扩大钢铁、纺织、汽车、造船业等国内制造业部门的利益。美国扩大保护钢铁与纺织等业界利益将对我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二）用跨机构监督程序和中国执行评估报告对中方施压今年是中国加入WTO第一年，美国政府将监督和促使中国执行WTO承诺作为其贸易政策的长期首要目标。目前已建立起了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协调，布什政府贸易政策工作组委员会监督的跨政府部门机构。该机构包括三个层次：工作组和小组委员会；贸易政策审议小组；国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要依靠商务部、农业部、国务院、财政部、劳工部、美国专利与商标办公室收集信息和作出评估。2002年6月，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美中经济关系对美国家安全影响》的报告，认为中国在税率安排方面有些拖延和不协调，颁布了不科学而影响贸易的生物技术法规、没有严格遵守有利于外国保险公司的规定以及在快递服务领域存在限制措施等。美方表示在 年底WTO中国过渡审议机制中提出讨论，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双边经贸谈判中我方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继续成为敏感问题 关于贸易不平衡问题，双方都认识到存在贸易统计上的差异。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自美进口逐步增长，中美间贸易不平衡状况将得到改善。但是在短期内，由于中国市场开放循序渐进以及名义关税率较高实际关税率低的事，期待美国商品和服务一下子大量地进入中国市场是不现实的。美国出口商却不愿正视这个现实，因此当出口并非像他们想象那样快速增长时，各种各样的压力随之而来，甚至演变成贸易战。在美国贸易逆差是敏感的话题，衍生出许多的辩论，包括对强势美元政策的质疑等等。其中的主流又是认为贸易逆差中以对华贸易逆差最甚，原因是中国市场不开放，应严厉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据美方统计，2002年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攀升，1－7月其贸易逆差达2533．1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 5％，其中对华贸易逆差52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7．6％，居各国第一。 （四）中美反倾销、反补贴斗争不容忽视 美国无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现实，多年来始终援引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第1316条规定，即“在行政当局做出取消的决定之前，已确定的任何一个外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结论仍保持有效”以及调查中“行政当局的任何决议都是不容司法审议的”。由于美国歧视性地坚持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利益。截止2001年9月，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已达87起，影响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对美出口。 由于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外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可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美国更视之为防止中国出口激增的有效武器，必将充分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反补贴将是影响今后中美贸易的新因素。根据美国反补贴税法，对运往美国的任何产品的生产、制造或出口提供补贴者，要另外征收相当于补贴额的关税，但仅限于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美国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过去未对中国采用反补贴手段。一旦我国摘掉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反补贴问题会接踵而来，对此，我应提早有所准备。 事实上，为防止中国因加入WTO而对美出口激增，美国现已开始考虑修改反倾销、反补贴的有关规定。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建议，今后商务部在决定任非市场经济国家达到市场经济程度身份时需获得国会的批准，并建议修改美国反补贴法，将范围扩大到非市场经济国家，即为保护美国产业免受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品不公平竞争时也同样适用。 （五）美国加强了对华出口管制的力度 长期以来美国在执行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时试图在获取市场、提高竞争力和国家安全上取得平衡。为同欧盟、日本等国竞争美国不得不放宽了一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但总体上仍维持冷战思维，深恐中国经济、军事强大对其构成威胁。2001年，美批准对华出口许可证990个，涉及金额2．27亿美元，占美批准出口总金额的2．8％，因此美对华高技术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比重是很小的。自从2001年8月授权实施出口管制的美国《出口管理法》到期后，美国一直通过紧急授权维持出口管制制度的效力。2002年1月，在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许多政界要员和学者都表示应通过对华管制，使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与美保持50年的距离。目前，美国政府已敦促国会通过新的《出口管理法》，以对国家实施更为有效的出口管制方式，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总体上今后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的力度，尤其是软件和高技术设备，并重点加 强对我国核技术及导弹技术的监控等。 （六）环保和劳工标准压力越来越大 环保和劳工标准是美国面向21世纪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2000年美国已通过了《对贸易协定进行环保审议的指导原则》，对今后签署每一个贸易协定时就是否符合环保要求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评估。今年8月1日，美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02年贸易法》，其核心内容之一是授予总统对外签订贸易协定的贸易促进授权（TPA）。目前美国与约旦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已纳入了劳工与环保标准内容，今后美国可能以此为范本压贸易伙伴就范。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影响主要来自美国的环保和劳工标准问题压力，同时随着国会加强干预政府贸易协定签署的权利，国会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将施加更大的影响。 三、前景展望 在贸易领域，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新兴大市场，美国经济利益与对华贸易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无论从出于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还是从地区安全战略出发，都不会毫无顾忌地损害对华贸易。贸易是处理好两国关系的纽带，必要时也是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有效制裁武器。而美国作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其重要地位他国尚无法替代。因此，发展和稳定中美经贸关系是两个大国达成的共识，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中美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由于中国加入WTO后，遵循WTO规则进行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减让，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将有较大增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逐步缩小。出口由于受到美国方面的进口激增保障条款和反倾销措施等影响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到2005年前中美贸易增长将维持在年率13％左右的水平。 其次，中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据美国方面的分析，今后影响美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的三个因素是：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内失业和中 国执行WTO协议的情况。美国在推行其贸易政策时将利用中美入世协议，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为防止我 更多的竞争力产品冲击其国内产业，美国会更频繁地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301”条款等贸易制裁措施对我输美产品设限。美国还可能会利用其国内立法破坏WTO规则，与我纠缠。但制裁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双方贸易关系紧张，从长期来说对美国不利，对此美国也是持慎重态度的。美方对处理好同中国贸易摩擦的看法如下： （一）对中国过于严格会影响美方获得促进中国作出努力的支持，也会危害其更广泛的对外关系和安全问题，要求不严又会助长中国不履行的倾向和面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因此在初期阶段不宜过多地在具体问题上找茬，更多的是推动中国在诸如规则的执行、国民待遇获得上履行承诺而不应死死抓住个别的关税问题或分离的市场准入问题。 （二）在中国市场上不要太突出，因WTO贸易规则也会维护中国的利益。 （三）利用不定期的场所，或双边的，或建立全新的机制解决贸易争端，而不要过多诉诸WTO争端解决中心。 （四）应该避免孤立，与他国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联合澳大利亚共同对抗日本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效果。美认为在中国加入WTO后也应该对它采取相应的政策。 意识形态的差异决定美对华贸易政策很复杂，经济问题常常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近期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强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这决定了我在贸易摩擦和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必须慎重地处理好同美国的经贸关系。尽管前进的道路上问题还会很多，中美经贸发展的基础是好的。尤其是中美WTO双边协定的签订和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确定，消除了长期以来阻扰中美关系改善和中美经贸发展的重大障碍，对今后中美经贸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只要双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强高层对话和双边磋商等有效机制，增进理解与信任，中美贸易前景是光明的。
楼主可以参考：当今国际形势与我国外交成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这一科学论断精辟概括了当前一个时期国际形势演变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2007年国际战略形势的主要特点。目前国际战略形势中出现的深刻变革和复杂调整，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三大趋势深入发展的推动下，各国利益出现新的变化、实力出现新的消长、政策出现新的变动等多方面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就我国而言，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关系，构成了我国外交态势的全局。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重点，周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要点，发展中国家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基点，多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亮点。过去一年，我国的国际战略态势总体上继续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进一步”：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周边关系进一步改善，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多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必须居安思危，妥善应对：一是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世界仍很不安宁；二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三是我与各大国关系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四是我国周边还存在一些复杂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台独”分裂势力正在加紧进行分裂活动。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展望2008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四个继续”：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大国关系过去一年，国际力量对比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着新一轮大国关系的调整。美国单边主义严重受挫，2007年明显加强对国际上其他力量的协调和借重。欧盟实现第六次扩大，成员增加到27个，欧盟峰会通过《里斯本条约》，一体化建设摆脱停滞状态。俄罗斯复兴势头强劲，2007年经济增速可达，俄对外政策进取性增强。日本经济保持复苏势头，积极谋求世界大国地位。在此背景下，美俄矛盾有所发展，针对美进一步挤压俄战略空间的做法，俄积极展开战略反制；美欧分歧犹存但关系有所拉近；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同时分歧有所展现，特别是日政府被迫中止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对美军的支援行动，对美日关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重点。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内生产总值有望达到3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过去一年，我国与各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1、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胡主席与布什总统两度会晤、多次通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成功举行，取得多项成果。2007年1—9月，中美双边贸易额为亿美元，同比增长，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加强沟通，双边关系的战略内涵更加丰富。我成功接待美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两国军事交流与互信得到增强。2、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两国高层互动频繁。胡主席与普京总统五度会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二个10年的发展确定总体框架。双边经贸合作务实推进，2007年1—9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亿美元，同比增长，2010年前双边贸易额增至600-800亿美元的目标可望如期实现。我成功在俄举办“中国年”活动，双方共签署价值约43亿美元的21项合作协议，举行300多项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3、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2007年年内，胡主席与时任日首相的安倍两度会晤，温总理成功访日，日现任首相福田成功访华，双方为构筑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共同努力。2007年1—9月，两国贸易额达亿美元，同比增长14%；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会议机制正式启动，并举行首次会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曹刚川成功访日，是中国国防部长时隔近10年再度访日；中国海军军舰首次访日，书写了两国军事交流的新篇章。“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活动举行近百次活动，加深了两国民间往来和相互理解。4、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和发展。胡主席会晤多位欧洲政要，法总统萨科齐、英首相布朗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中欧举行第十次领导人会晤和第三轮中欧战略对话。2007年1—9月，中欧贸易额达亿美元，同比增长。9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在大西洋及地中海海域分别与英、法、西班牙等国海军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军事交流领域有新的拓展。二、周边关系我国周边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既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也是诸多矛盾和问题相对集中的热点。过去一年，我国周边地区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朝鲜半岛形势明显趋向缓和，东盟一体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南亚区域合作步伐加快，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成就显著。8月，上合组织峰会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并成功举行“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演，引起广泛关注。周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要点。过去一年，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改善。俄罗斯和日本既是大国，也是我周边重要邻国。中俄关系、中日关系继续取得新的进展。除此之外，我与周边各方向上国家的关系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1、与东北亚国家关系取得新的成果。尽管解决朝核问题仍然是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但我在朝核问题有关各方之间积极斡旋，推动六方会谈不断取得新的进展。2007年年内，六方会谈先后于2月和10月通过《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共同文件和《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朝同意完成对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并对核计划进行申报；美将根据朝方行动并行启动不再将朝列为“支恐”国家程序，推动终止对朝适用《敌国贸易法》进程；各方重申向朝提供经济、能源与人道主义援助。我在朝核问题解决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称赞。中朝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日韩三国交流合作得到加强，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成功举行，“中日韩文化交流年”顺利展开。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深入推进。1月和11月，温总理先后出席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东盟与中国“10+1”峰会，与东盟达成多项重要共识。7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正式实施，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等对话活动，成功主办东盟与中日韩武装部队国际救灾研讨会和中国与东盟维和研讨会，与东盟安全对话合作领域不断拓宽。2、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深化。2007年是我国与中亚国家建交15周年。15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成功解决边界问题，不断增进互信，共同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已成为新型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8月，胡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11月，温总理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行正式访问。高层互访和各层级交流进一步增强了我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与互利合作。3、与南亚国家关系稳步发展。2007年年内，中巴双方同意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7月1日起，中国对巴实施中巴自由贸易协定第一阶段降税，推动中巴自贸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胡主席、温总理与辛格总理多次会晤，双方同意不断推进中印合作“十项战略”，深化双边关系发展。两国外长2007年年内共5次会晤，创历年之最。2007年1—9月，中印双边贸易额达272亿美元，超过2006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52%，增幅在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居于首位。11月，中印举行首次防务与安全磋商；12月，举行首次陆军联合反恐训练，两国军事互信合作取得新的进展。三、发展中国家关系过去一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联合自强趋势明显上升。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金砖四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经济总和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经济都保持较高增速。新兴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传统大国。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07年143个发展中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都在增加，只有10个国家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有所减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基点。过去一年，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2007年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各项后续措施的开局之年。1月30日—2月10日，胡主席对非洲8国进行国事访问，有力推动了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9月，中国与非洲48国外长在联大举行首次政治磋商，启动了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外长级定期政治对话机制。中国对非援助、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非发展基金正式启动，免债、免关税等工作有序进行。2007年1—9月，中非双边贸易额达亿美元，同比增长。我与拉美国家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拉双方在联合国、里约集团、美洲国家组织成员与常驻观察员对话会等机制内保持密切磋商、不断加强协调。以“G8+5”等机制为平台促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在全面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同时，我积极主动地推进和引导南北对话与合作。自2002年起，八国集团在峰会期间与部分发展中国家举行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2007年6月，八国集团启动“G8+5”常规对话机制，今后将定期召开会议，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能源、社会等领域加强对话与沟通。“G8+5”机制正成为推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2007年年内，胡主席出席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G8+5”对话会，就世界经济问题阐述中方立场，主张促进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南北合作；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中方政策主张，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减排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措施；在出席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集体会晤时就加强南南协调提出倡议，得到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这是胡主席继2003年法国埃维昂会议、2005年英国鹰谷会议、2006年俄罗斯圣彼得堡会议之后，第四次出席南北领导人对话会，对加强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巩固我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四、多边关系过去一年，全球和地区多边关系发展更趋活跃。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贸组织、上合组织、欧盟、东盟、非盟、阿盟、亚欧峰会等全球和地区性多边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不断增强。在解决朝核问题、伊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12月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厘岛路线图”这一新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协议，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和广泛赞誉。亚太经合组织经过18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拥有21个成员，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1%、世界经济总量的53%和世界贸易的46%，成为当今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地区性国际组织。9月，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悉尼宣言》，就气候变化、多哈回合谈判、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多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亮点。过去一年，我国多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合组织、东盟与中国“10+1”和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以及“G8+5”等多边机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全球和地区性组织的活动。以联合国为重要舞台，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高度重视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一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国际问题，在朝核、伊核、苏丹达区等问题上既注意照顾有关国家的合理关切，又重视维护各方的共同利益，既有效维护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权威，又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建设性作用，全面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国积极加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力度，截至2007年11月底，我军共参与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9040人次，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2007年，我应联合国请求，又向黎巴嫩派遣1支60人的维和医疗分队，将赴黎巴嫩维和工兵分队由182人扩编至275人，承诺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支315人的多功能维和工兵分队，其中140人的先遣队已于11月24日部署到任务区，获得良好的国际反响。中国积极履行对联合国应尽的财政义务，会费比额由上升至，增幅居各国之首。中国还从2007年起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恢复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为推动联合国裁军和军事信任制度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重视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支持该组织在亚太地区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2007年9月，胡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针对气候变化这一会议主要议题，胡主席明确提出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主张，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介绍了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措施、成就和目标。这是继“G8+5”会议后，胡主席再次在多边场合深入、系统地阐述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会议中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具体、务实的合作建议，受到各方积极评价和支持。会议通过的《悉尼宣言》采纳了中国提出的主张。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日益增强。新的一年，我们将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2005 年3 月21 日 中澳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2005 年3 月21 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在北京说，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进展顺利，已接近尾声。研究表明，建立中澳自贸区，将使双方共同受益。马秀红是在由商务部主办的“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问题研讨会”上作上述表示的。来自两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100 多人出席研讨会，并就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和贸易政策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马秀红说，自2003 年10 月胡锦涛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双方签订《中澳贸易与经济框架》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澳贸易与经济框架》规定，双方将用不超过两年的时间就建立中澳自贸区问题进行可行性研究，为两国政府启动自贸区谈判提供决策参考。马秀红表示，中澳专家在过去15 个月中共同研究的结果表明，两国在经贸领域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如未来建立中澳自贸区，将使双方共同受益，并将进一步促进彼此间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为深化两国经贸关系提供新的动力。马秀红强调，建立中澳自贸区对中国的农业和服务业也会带来较大压力，在未来可能的中澳自贸区谈判中应给予特别关注。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芮捷瑞表示，澳大利亚将和中方仔细研究可行性研究报告，权衡各个因素后再作决定。2005 年5 月23 日 中澳首轮自由贸易区谈判2005 年5 月23 日，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第一轮谈判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双方谈判人员就自贸区谈判的程序安排、谈判领域等交换了意见。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致辞中表示，建立中澳自贸区对两国具有重要意义。在货物贸易方面，双方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关税的削减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将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快速增长。魏建国说，建立中澳自贸区，不仅有利于实现中澳战略目标，对亚太地区和世界贸易自由化也具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芮捷锐在发言中表示，建立中澳自贸区将有利于两国在经济、社会和人员等方面进一步融合。两国应积极推动谈判，加快谈判进程。2005 年8 月22 日 中澳第二轮自贸区谈判2005 年8 月24 日，为期3 天的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第二轮磋商在北京结束。双方就两国贸易体制交换了信息，并相互回答了彼此关注的问题。双方表示，此轮磋商有助于增进对彼此贸易体制的了解，为今后的实质性谈判创造了条件。2005 年11 月2 日 中澳第三轮自贸区谈判2005 年11 月4 日下午，为期三天的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第三轮磋商在北京结束。至此，中澳自贸区谈判第一阶段基本结束。双方对磋商的结果表示满意。在2005 年8 月第二轮磋商的基础上，双方就两国贸易体制进一步交换了信息，并相互回答了各自关注的问题。双方认为信息交换增进了对彼此贸易体制的了解，为今后进行实质性谈判创造了条件。近年来，中澳关系发展势头良好。2004 年两国双边贸易额突破两百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2005 年4 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访问中国。双方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共识，其一是澳大利亚方面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其二是双方签署了启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澳双方正式宣布，备受瞩目的中澳自贸区谈判至此完成了第一阶段工作。虽然这一阶段的谈判还只是处于信息交换阶段，但是，中澳两大经济体未来实质性谈判的焦点问题已经基本凸显。根据统计，2004 年，双边农产品的贸易额为 亿美元，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高达 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仅达到微不足道的亿美元。中国国内业界担心，与澳大利亚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以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尤其将会对中国的乳制品、羊毛等产品带来强大冲击。能源是中澳自贸协定谈判的另一个敏感话题。2004 年，中国从澳进口矿产品和能源达67 亿美元。澳大利亚希望能成为中国矿产品和能源稳定的供应体，还希望中国能放宽对外资投资矿产的限制。在能源问题上，中澳双方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和障碍。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面临着来自本国制造业的很大压力。澳制造业人士担心，中国的服装、纺织品、机动车及部件和各种杂项制成品会冲击澳的制造业发展。因此，在2005 年4 月在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时，澳大利亚也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2006 年2 月27 日 中澳第四轮自贸区谈判2006 年2 月27 日至3 月2 日，第四轮中澳自贸区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中澳双方就货物贸易、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法律议题等四个领域进行了分组讨论，就中澳自贸区未来协议的法律框架、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领域的案文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国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14 个部委派出28 人参加谈判，澳方代表团的成员来自外交贸易部、农林渔业部、财政部、知识产权局等。2006 年5 月25 日 中澳第五轮自贸区谈判2006 年5 月25 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与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芮捷锐在北京就中澳自贸区问题举行了磋商。双方表示，将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积极推动中澳自贸区谈判的进程。此前，双方在北京举行了中澳自贸区谈判第五轮谈判。谈判由中国商务部世贸司司长张向晨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澳中自贸区工作组”组长卫力主持。经过三天谈判，双方就未来自贸区协议的框架和所包含的章节基本达成了一致。此轮谈判后，双方将各自准备在货物和农业方面市场准入的出价和要价，并将于2006 年9 月在北京举行第六轮谈判，就市场准入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有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到了汉朝不断扩大，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中国和周边国家交往密切。隋唐宋元时期采取比较开明开放的国策，同周边国家的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比如东部的日本朝鲜，东南下附属国，以及同印度西域、中亚等国的交往是外国的商品不断流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商品等流入外国，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大多采取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同外国经济交往有所减少，但是同周边国家的交往并没有中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开昂的国策，同外国经济交往处于黄金时期，各项经济指数不断提高。加入到了东南亚经济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同欧洲国家签署了许多经济合作协议，特别是区域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的产生，把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主要成就：其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外交的重大举措。中国正式成为WTO一员，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取得极大成功，意味着中国将与占世界经济贸易额9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意味着中国的增长速度将由此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必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其二，亚太经合组织成为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重要舞台。作为一个跨区域的经济合作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在推动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成员国沟通与协调、寻求利益交汇点以及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纽带作用。其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最新尝试。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将加强双方业已存在的经济合作，也将有助于扩大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其四，中国近年来在非洲、中亚以及南美地区开展的能源外交也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大亮点。中国的经济外交成就是显著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近年和缅甸关于石油管道的合作以及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口建设、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也不可忽视；海峡两岸已经签订ECFA，确保经济合作双赢。 中国经济外交战略是中国推动建立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诠释，是中国坚持平等互惠原则基础上拓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加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交往和相互理解，拓展国际市场起到巨大的作用。有利于消除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的担忧，改善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也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经济影响力、展现大国国际形象。具体现状：其一，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持续增长，中国进入了一个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这将是中国在经济崛起中不得不面对的日益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其二，在全球资源日益短缺、中国经济又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能源和资源的依存度急剧增高，并因在全球资源市场缺乏国际定价权而陷入被动局面。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挑战并非偶然，在国际贸易市场与全球资源市场获得“规则制定权”对于中国来说绝对具有战略意义。中国走到了经济崛起、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和平崛起，中国的经济外交还需要进一步规划与完善。
一、介绍 近几十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一直存在，但它们只能被视为“贸易摩擦”。直到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总统备忘录，并宣布3月23日根据“301调查”的结果，美国将对中国进出口价格征收价值600亿美元的关税。这份总统备忘录被认为是美国正式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第一枪。之后，美国司法部开始调查华为，他们认为华为存在安全风险。 二、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 （一）贸易逆差 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4298亿美元，年均增长，从美国进口1539亿美元，年均增长。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高达2，758亿美元。与二零一六年相比，二千五百七十亿美元增加近二百五十亿美元，超过二零一五年的历史最高纪录，达二千六百一十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