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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语中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初探刘座箐 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九七级本科四班 97A11441[内容摘要] 汉民族语言文化“润物细无声”，使得现代汉语新词语中的外来词出现了“本土化”的倾向。在吸收有关专家学者真知灼见的基础上，在指导教师指导下，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文中着眼于“本土化”倾向的表现，即音义兼备，望文生义；音译成分语素化；原义的转指与引申；音（形）译词的意译化四个方面，阐述了该倾向之所以产生的四个主要制约因素：语言的社会功能；汉字的特殊性；汉语造词与构词模式；语言文化心理诸因素以及自始至终贯穿于其中的人类的语言认知心理的作用。[关键词] 新词语 外来词 本土化 音译词 意译词小 引语言是人类社会传递信息、实现交际的重要媒介，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词汇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的三个要素中，它比语音和语法更具变动性、开放性和复杂性。各个时代经济发展的脉搏、科技进步的成果、生活变化的轨迹、文化潮流的走向、人际关系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思维、观念、心态的变化等等，都会在词汇中留下道道印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在澎湃的改革开发放大潮激荡下，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之中。词汇就以其敏感、活跃的特点，及时而又直接地反映着这些变化，于是，也就自然而然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新词语。这个引人注目的巨大变动，可以称之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新中国建立时期的词汇大变动后，20世纪词汇发展的第三个高峰。勿用置疑，这三个时代所产生的词语是有着代际差异的。相比而言，当今人们的开发心态、改革精神和现代意识都大大强于“五四”时期和建国时期，对于语言的应用也就更富有追求新色彩、寻觅新格调的热情与能力。因此，这一时期词汇变动具有着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在汉语词汇的这种变动的态势与特点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随着国门的开放，作为异域信息载体的外来词语同时涌入、大量进口，形成了汉语引进和吸纳外来词语的新高潮。而在这一过程中，汉民族语言文化与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就使得所引进的外来词不可避免地处在了本族语与归宿语的多元的语汇成分和语汇材料的融汇、结合的发展之中。新外来词是当今新词语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南北联姻、中西合璧造就了词汇系统的既纷繁复杂又丰富多彩，无疑也会在词汇系统中激起变异，从而对原有的词汇规范造成一定的冲击。有变异才会有发展，浩瀚的词汇海洋也会由此而被注入一股新的活力。而正因为新外来词是“新”的，它们伴着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总会出现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具有着非常可观的发掘潜力。因此，外来词已成为当前汉语语言学中一个充满魅力的研究对象，对之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具有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意义。本文就试图在明确外来词概念内涵的前提下，对当前新词语中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的表现及其所产生的原因进行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浅陋分析与讨论。“外来词”概念之内涵浅释关于外来词，不同的专家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其称谓也是不尽一致的。吕淑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上卷（1942年）中叫“外来语”，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年）称“借字”，孙常叙叫“外来语词”，周祖谟叫“外来词”（或称“借词”），高名凯、刘正琰叫“外来词”，其他更多的专家学者也都采用了“外来词”一说。虽然外来词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来源是非本民族的。人们在摒弃了一些异议之后，“外来词”这一名称被普遍认同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对于“外来词”这一概念，博才众家之言，我们可将其定义为：也称借词，从广义上讲，是指来源于外国语言或本国其他民族语言，直接吸收词义，并连同语音近似、非汉语原有固定音义结和的已被汉语确定下来的词语。狭义上的外来词则不包括来源于本国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现阶段吸收外来词所采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引进的结构格式也有所发展，有些还出现了某些新的突破。根据不同的标准，外来词大致可以划分出四种不同的类型。⒈从音节多少上看，分为三种：⑴单音节，如“打（英dozen）”、“酷（英cool）”；⑵双音节，如“沙发（英sofa）”、“克隆（英clone）”；⑶多音节，如“马拉松（英marathon）”、“多米诺骨牌（英dominoes）”。⒉从是否简缩上看，分为两种：⑴不减缩的，如“牛仔（英cow-boy）”；⑵减缩的，如“夹克（英jacket）”、“米（英metre）”。⒊从来源上看，分为两种：⑴由国外直接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如“沙龙（法Salon）”；⑵由国外经汉民族方言或我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中转而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前者如“巴士（英〈粤〉bus）”，后者如“站（蒙jam）”。⒋从翻译方式上看，分为六种：⑴音译，如“香波（英Shampoo）”；⑵意译，如“信用卡（英credit card）”；⑶音译兼意译，如“镭射（英laser）”；⑷音译加类名，如“啤酒（英beer）”；⑸外文字母融于词内或短语内，如“T恤（半原文半音译）”、“IT界（半原文半意译）”；⑹形译，这又有两种情况 ：①形、音、义均借于外来词，如“MTV”、“NBA”、“WTO”、“APEC”等；②对于外来词，只借其形、义，不借其音，主要见于日语借词，如“体操”在日语中读为[t’aisou]，而在中文中则读作[t’its’au]。在这其中，各类外来词可以说都是比较显性的，只有依第四种标准划分的意译词是比较隐性的外来词。以上这种种外来词频频活跃在电视广播里，报刊杂志上，商场营业中，乃至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总之，一个民族在与异民族接触的过程中，需要表达本民族语言中没有的新事物、新概念时，最简便有效的办法是借用。外来词是语言间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本土化”倾向之表现举隅面对新词语中众多的外来词，纵观横览，可以发现，外来词在由一个共时系统转移到另一个共时系统的过程中，有一个倾向非常引人注目。即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时，即使是使用音译或音译兼意译的方式，也力图使其融入汉语的造词和构词模式，加以“汉化”，也即“本土化”。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 音义兼备，望文生义 汉语在翻译外来词语的时候，往往着意使所选用的汉字音义兼备，凭借这种循音命名，使人能产生与该事物相关的某种联想，从而造成一种油然而生的“望文生义”的效果。如大家所熟悉的“可口可乐（英Coca-Cola）”，《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将其解释为“流行的非酒类充碳酸气的饮料”，而音译汉字则表达出了“可口美味，饮而生乐”的含义；同为饮料的“雪碧（英Spribe）”则从另一个方面让人感到“清爽似雪、晶莹如碧”；“百事可乐（英Pepsi-cola）”等其他饮料名称，也都从不同角度上给人以“一饮为快、非大饱口福不可”的美好享受。另外，当前流行颇广的“伊妹儿（英E-mail）”为“电子邮件”的意思，但用“伊妹儿”音译则又有了不同的味道。“伊人”之“伊”能让人体味到“在水一方”的他（她）的朦胧与令人怦然心动，“妹”使人联想到亮丽少女青春的多情与活力，“儿”则赋予了这个词语以“可爱喜人”的感情色彩；这就自然而然、生动地传达出了“电子邮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所带给人们的神秘之感与无限向往。而今天少男少女们所无比钟情的“酷（英cool）”也同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不仅音译词如此，某些音译兼意译词的声音部分也有这种情况：如“保龄球（英bowling）”，选取“保龄”二字，其“保持青春年龄”使人不由联想到了“保健、青春永驻”等意思。著名时装品牌“金利来（Glod-lion）”,以“金”意译其“Gold”，以“利来”音译其“lion(狮子)”，其对自身品牌的信心和对财源滚滚的希望溢于言表。类似的例子还有“冰淇淋（英ice-cream）”，“高尔夫球（英goft）”，“嬉皮士（英hippie）”等等。此种外来词也为数不少。这样，结果之一，是使得转写后的近音汉字与被译词的原义基本一致，如“模特（英model）”、“俱乐部（英club）”；结果之二，是转写后的近音汉字与被译词的原义关系不大或无甚关系，但有的却能反映事物的某些特征，尽管常常是非本质特征。前面所举的饮料品牌名称便是如此。而无论是哪一种“依音赋义”，都是尽可能地使语音外壳似有所指，把音译词、音译兼意译词打扮得象个地道的汉语词，这是汉人的一种心理定势。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汉化现象的积极效果是能造成词面义与词义的某种巧合，使人通过词面义来理解外来词的词义。在收词369个的新外来词语料库中，具有这种音义兼备，望文生义的特点的词语有40个，约占总数的％。(二) 音译成分语素化汉语在对某些外来词引进的过程中，往往是赋予该词语中本来只表音、不表意的某一成分以一定的意义，使之成为一个音义结合的汉语语素。也即某些外来词的音译成分被语素化。如“巴士”为英语“bus”的粤方言音译词，简略为“巴”代替原有的“巴士”，可以构成“大巴”、“中巴”、“小巴”、“电巴”等词。这样，“巴”从无意义音节成为了有意义语素，并能与更多的语素相组合。“的士”的情况则更进一层了。“的士”是英语“taxi”的粤方言音译词，为“出租汽车”的意思。它除可单独构成一个词，或者与动词语素“打”构成常用的动宾式合成词“打的”外，还能与修饰语素或中心语素构成偏正式合成词，如“面的”、“摩的”、“的哥”、“的姐”等。显然，“的”已成为稳定的语素了。这样，据此产生的以“的”构成的新词，也就具有了一定的理据性、类推性、可意会性。此外，再如“扎啤①”、“散啤”、“生啤”、“冰啤”，是把“啤酒②”（英beer）的译音成分“啤”语素化；“芭赛”、“芭坛”、“芭团”是把“芭蕾舞（英ballet）”的译音成分“芭”语素化；“香波（英Shampoo）”、“浴波”（婴儿浴用液皂）及“模特（英model）”、“名模”则分别是将原译音成分“波”、“模”语素化、类比推衍而来的。以上所举各例中，其译音成分“巴”、“的”、“啤”、“芭”、“波”、“模”等均只为外来词中的一个音节，本身并不表示什么意义，只是与词中的另一音节构成一个整体才能成为一个语素。然而，随着外来词引进、运用的发展变化，这些成分已能与其他语素组合构成新词语了。时间一长，只有追溯语源才能知道他们是外来词的音译成分。这种无意义音节的语素化，是汉语语素发展的独特趋势，它在数量上虽不占绝对优势，但其强大的推衍再生能力已可见一斑。这促使外来词的词义走向表面化，体现了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在前文所提到的同一个语料库中，音译成分发生语素化的外来词有11个，约占总数的％。(三) 原义的转指与引申音译外来词进入汉语社会被转写成近音汉字之后，不仅译词的发音进入并服从了汉语的发音系统，而且汉语社会在使用过程中，有的词的意义在原义的基础上发生了种种变化，其中部分音译词的词义离开原义甚远，甚至与原义无关，出现了质的或部分质的变化。其表现有两种：即指称对象的转移和引申意义的产生。⒈指称对象的转移 音译外来词本有自己固有的称说对象，在汉语社会使用过程中，却改变了其固有的称说对象，发生了指称对象的转移。在外来词中的这种现象，其产生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在使用过程中，该词本身意义就发生了变化。以形译词“TDK”为例，它本来是一种日本畅销磁带的名称，但随着使用的深入，人们又赋予了它另外一种与原义无关的意义：指大学校园内很多学生所存在的某种倾向，即考托福（英TOEFL）、跳舞（英dance）、谈恋爱（英kiss）。“TDK”词形就是取这三个词英文形式的第一个字母的大写。这可以说是一种指称对象的改变。另一途径则是通过修饰语制约音译词，促使转移了指称对象。例如：“迪斯科（英语disco）”，若受“老年”修饰，则“老年迪斯科”中的“迪斯科”就已不是原词义的“迪斯科”了，而是变成一种“老年健身操／舞”或“老年健美操／舞”了；若受“京剧”修饰，则“京剧迪斯科”中的“迪斯科”同样也不是原词义的“迪斯科”了，而是在其中融入了京剧的特征、京剧的色彩。“迪斯科”的内涵至少发生了部分质变。同理，“白领（英white collar）”,如果受“家属”修饰，则“家属白领”就不仅仅是指原词义的“脑力劳动者”，而是对其活动范围进行了限制；“台风（英typhoon）”如果有了“经济”的修饰，也不仅仅是指一种自然现象，而是形容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影响巨大的严重震荡；而我们所熟悉的“电话（英telephone）”，也由于受到了“手提”、“移动”、“程控”、“可视”、“脉冲”等的修饰，从而明确地体现了“电话”在原来基础上发生了功能的不同程度的改进和侧重。类似的还有“核俱乐部”、“京剧卡拉OK”等等。有时这两个途径甚至会集中地体现在一个词语上。如：常见的“沙发”为英语sofa的音译词，《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其解释是：“用软物填塞，有扶手、后背的椅子（至少可坐两人）。”而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其释义为“一种装有弹簧并垫有棕毛、粗麻或其他软物的软椅”。在这里，“沙发”的质料基本不变，其功能均为坐具，但却模糊并取消了原词对其“人数（至少两人）”的限制，指称对象无疑是扩大了。另外，80年代初时兴一种长沙发，靠背可放下来临时当作床使用，家具店称之为“床式沙发”。“床式”修饰“沙发”，又部分地改变了沙发的性质，由仅作坐具变成了可作临时卧具。因而，导致“沙发”又出现了多种类型。这样，音译词原指称对象或内容发生了全部或部分改变，就意味着这个音译词的词义发生了全部或部分质变，出现了指称对象的转移。⒉引申意义的产生 已进入汉语社会的音译词，在汉族人使用过程中，很有可能在原义或某个义素的基础上经引申而产生新的意义。如：“拜拜”为英语bye-bye的音译词，本来是用于分手时的客套话，表示希望日后再次相见，带有客气、友好、难舍的意味。用这个词本只是带有点时兴、前卫的洋味儿，可近年来，该词语在某些场合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可以说是“分手”用“拜拜”，“断绝（关系）”用“拜拜”，“告别、离开或结束（某种交往、过程或某个时段、时代）”还是用“拜拜”。引申意义不断衍生，而这些引申义所包含的深义又是远非“再见”所能体现出来的。再如：“马拉松”是英语marathon的音译词，其本义为“马拉松赛跑”，是一种考验持久耐力的长跑运动。而现在则很经常地用于形容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一种过程（战争、谈判、谈恋爱等），引申出了“非常持久、非常漫长”的意思。此外，“乌托邦（英Utopia）、”“多米诺骨牌（英dominoes）”等外来词也都在其本义基础上发生了词义的引申。汉语引进外来词，并不是对其原义进行照本宣科，而是在吸纳、使用过程中，逐渐赋予了它们某些新的意义，从而逐渐造成了指称对象的转移或引申意义的产生。这是在谈及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时，不能不提到的其又一重要表现。这种词语原义的转指与引申在该词库中含有16例，约占其总数的％。(四）音(形)译词的意译化在汉语中，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某些外来词起初被汉语译为音译词，但或早或晚，他们中的很多词最终会被另外由汉语现成语素复合起来、符合汉语构词规则的新意译词所代替。如英语“telephone”起初被音译为“德律风”，后来经意译改称“电话”；英语“engine”起初被音译为“引擎”，但后来又经意译改称“发电机”；此外，英语“microphone”的翻译由“麦克风”到“扩音器”的变化，英语“hunsband”的翻译由“黑漆板凳”到“丈夫”的变化，英语“mini-skirt”的翻译由“迷你裙”到“超短裙”的变化，也都属于这种现象。不难看出，由外语词直接对译过来的纯音译词更容易发生上述变化。形译词中也有这种表现。如“call”在英语中有“打电话给某人”的意义，也有“呼唤”的意义。而打电话也可以说是呼唤的一种方式。因此，“call机”的形译部分“call”便被汉语译为“呼”，“call机”也就成为“呼机”了。“fans友”也是这样。该词的形译部分“fans”，是指（运动、表演艺术、某名人的）热心追随者或支持者。汉语将其译为“发烧友”，从而更生动地传达出了这一群体的“狂热”的程度。此外，某些外来词在其意译的过程中，其形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人们的对该词所指称事物了解的深入而发生变化。如英语词“flea-market”的内部构成形式为“跳蚤（flea）+市场（market）”，其意义为“买卖旧货的地方”、“地摊”。汉语最初是依其原格式把它译为“跳蚤市场”，而现今被人们广泛运用的已是“旧货市场”了。顾名思义，这第二种翻译能使原词的表义更直接、更明确。无论是否承认意译词属于外来词的范畴，这种外来词由音（形）译词到意译词的变化，或意译词本身的不同形式的变化，都不能不从词的语音、结构到意义，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条条外来词“汉化”的轨迹。而且，其“化”的方式和过程都更趋于清晰和明确。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这一突出表现，在上面提到的同一词库中存在11例，约占总数的％。总之，现代汉语词汇的重大发展内容之一是大量吸收外来词。无论是哪一个历史时期所吸收的外来词，也无论是音译词、意译词还是音意兼意译词，其最终都是“本土化”之后的产物。以上所列举的四个方面，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现代汉语新词语中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重要表现。“本土化”倾向之原因浅析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是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现象，对于其产生原因，可以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 语言的社会功能分析“本土化”倾向的原因，最根本的一点，应该是从语言的性质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其社会功能来考虑。⒈交际功能 作为一种多功能的符号系统，语言的基本社会职能便是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它在隐性的层面上，成分之间是对称的；而在显性的层面上，成分之间又是不对称的，有许多的缺环、空位。外来词的出现就是由于甲语言所表示的某一概念或所指称的某一对象，在乙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对应。乙语言为使本系统中也有能够称说这一概念、对象的单位，以便顺利进行交际，只好用自身语言字词的形式去拟写外来词的语音形式。某语言中外来词的出现，是该语言词汇系统的需要。也就是说，对于借方语言来说，外来词是必需然后才有的，并且在交际过程中不可或缺。至少在借方语言尚未另造出相应的本族词之前是如此。而外来词只要译音准确，结构合理，在表达习惯上具有可理解性、可接受性，一般也都易于为借方语言所接受，落户于借方语言而成为借方语言词汇中的单位。在这其中，交际的需要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制约因素。然而，由于原语言和归宿语之间的差异以及使用者认知习惯、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的不同，外来词在由一个共时系统转移到另一个共时系统的翻译过程中，往往由于原语言与归宿语某些音节的相似之处，融进了归宿语使用者对其所指称事物的认识、评价和审美情趣等等。于是，使用者们便尽可能地选取那些与原语言有点关联的字眼，有意拼凑从而附会出一种内部形式，使得归宿语带上了生动的内部形式色彩，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理解和识记。这种与原语言的内部形式无关的内部形式，我们可将其称为“虚假的内部形式”或“准内部形式”。除在上文提到的例子外，还可以借自英语的“talk-show（脱口秀）”来再作一说明。该词意为“谈话节目”，它在原语言中的内部形式talk（谈话）＋show（节目）已随音译中断和消失了，但新的共时系统又给它打上了新的认知痕迹：这种节目脱口而出，侃侃而谈，节奏明快；并且具有清新秀雅，简洁明快的特点。于是，一种“准内部形式”便随音译而产生了：“脱口而出”＋“秀雅明快”。这样，外来词就通过引进、运用、吸收、再创造，从而“汉化”了。此外，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社会生活节奏明显加快，高效率成为了当今时代的特点、要求和趋势。为了更快更好地传递信息、吸收外部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对于语言来说，最为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证准确无误的前提下，用最简洁、明快、易懂的手段达到交际的目的。这样，单纯记忆无意义的音节无疑已不合时宜。因此，词面上能够直接或基本上反映词义，使词义至少具有一定的可理解性，也是现代社会交际对语言的要求的表现，是现代人们心理需求的表现。可见，语言的交际功能在外来词的“本土化”过程中，其地位举足轻重。而“本土化”的过程又巩固了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不可替代的地位。⒉文化功能 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它本身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存在，具有一定的文化功能。在此，为解释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原因，就是着眼与语言的文化功能之一——可以强化人类的观念、意识来进行说明的。语言的这种文化功能，在当前一些商标的翻译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很多外来商品为了迎合顾客、站稳市场，在其商标的翻译中大展聪明才智，出现了众多“汉化”的精品。如“味美思（英Vermouth）”就可以带给人们“美味可口，余思无尽”的美好感受，这也是“席梦思（英Simmons）”、“耐克鞋（英Nike）”、“奔驰车(英Bans)”等，以及前文所列举过的各品牌名称译词之所以出现的原因之一：即语言通过强化人们的观念、意识，引起人们的新奇感、注意力、信任心，从而激发其跃跃欲试的购买欲。由此可见，在某些外来词“本土化”的过程中，语言的文化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而这种“本土化”倾向在强化人们观念、意识的同时，也增强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功能。总之，外来词的“本土化”对语言的运用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有益于交际双方的直接沟通，而且对于本族语了解外族语言的理据、对于增强外来概念乃至其所指代物品本身的可接受性，都是大有裨益的。“本土化”是保持本族语言自身特点、丰富民族语言的重要途径，也是外来词能够真正得以吸收的必要条件。大量外来词的“本土化”，由语言的社会功能而决定，并增强了语言的这一基本功能。（二）汉字的特殊性汉字的特殊性也是造成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在汉语中，用于记录外来词的材料表现在书面上是汉字。而汉字不仅仅是一种纯记音符号，而且具有表意功能，很大程度上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用表意文字去转写表音文字，势必造成该词所表达概念与该词的书写形式的分离。汉字作为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字形与字义关系最密切。各个字形大多都表意，使得汉字的有效信息量非常大，这是拼音文字所望尘莫及的。正因为汉字是一种寓丰富于简约的文字，也使得凡是识字的人不觉间都养成了对汉语的词作语素分析的习惯。用汉字转写的某些音译外来词，一方面可以其字音译外来词之音，另一方面又可显示出该字的汉语意义。一个外来词出现了，人们的心理定势很自然地从汉字的形体联系到语素的意义，力求从外来词的外在形式反映出一定的词义。除上文在列举“本土化”倾向的表现时所提到的例子外，再如“迷你裙（英mini-skirt），“迷你”所对应的部分是“mini”的译音，“小型”的意思。这种小型的短裙，边缘一般在膝盖的上方10—20厘米左右，因其独特的裁剪方式显得更合体型，强调女性特有的曲线美，意译为“超短裙”。“mini”可用汉字“弥尼”、“靡拟”、“谜拟”来转写，却选了“迷你”，表达出了一种“使你迷恋”、“使你陶醉”、“使你倍感朦胧”的意思。又如英语sauna作为一种芬兰式的蒸汽浴，在汉语中的音译转写形式曾分别为“桑那”、“桑娜”、“桑拿”。并用一段时间后，“桑那”基本上让位于“桑娜”，因为“娜”这个婀娜的字眼使人会不由地联想到服务女郎；再后来，“桑娜”又基本上让位于“桑那”，这就是由于它可以令人联想到时尚的保健推拿按摩。此外，“作秀”（英show）”、“霹雳舞（英break-dance）”等词也都同样可以引起了人们的某种联想，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原词义本身的某些特点。所以，“听音知义”、“望文生义（文，字也。）”成为长期以来汉人的一种普遍的语言认知心理。当然，在众多的同音（或近音）的音译词中，究竟哪些汉字形式能够被最终选定并稳固下来，则主要决定于它们中的哪个能够更加贴近语言生活的实际或社会交际的兴趣。以“桑那（英sauna）”、“迷你裙（英mini-skirt）”等的最终被广泛应用为例，便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而无论外来词的文字体系是否与汉语的相同，汉字的特殊性都会使得这种“本土化”倾向最终表现出来。这也是汉字文化圈能够形成的一个要素，它证明了汉字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而其在使用过程中为人们所创造的自然、方便，也说明了这种“汉化”倾向的确有其基础和必要。总之，当前新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为它提供了特殊条件。(三) 汉语造词与构词模式汉语的造词和构词模式，要遵循一定的相似性原则。相似性原则的影响和制约，是造成外来词“本土化”的又一原因。词汇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一定要把题目缩小，再缩小。一般的本科论文，通病是题目太大了。例如 论中英翻译，这得写一米的书啊。觉得 巧夺天工 深浅 两位的意见很有参照型。不过，你必须考虑到，收集材料的可能性。例如你要选择菜谱翻译，那么材料怎么选择？所以，如果可能，就选择理论性强的领域来做
不知这篇对你有没有帮助？
题目是Semantic Transliteration－－A Good Tradition in Translating Foreign Words into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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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你们也开始写啦？我们刚确定好导师，你喜欢看美国那些情景喜剧吗？要么写个论中西方幽默的差异吧，我把我们班的选题告诉你吧，你挑一个，我也是英语专业的1.杭州公共标语的中英翻译2英语中的性别歧视3英语中的日语外来词4师生互动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5学习者情感因素对英语学习的影响6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因素7试探美元背后的智慧之眼8从杭州餐厅坎菜单翻译9文化对美国幽默的影响10论英汉习语的文化语境与翻译11纽约与杭州的路标比较12第二语言习得重视朗读13多元智力理论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14浅析《呼啸山庄》中希斯克里夫对凯瑟琳的爱与恨15杂志新闻与电视新闻语言的区别16中英习语互译体现的文化影响17论被动语态句子的翻译18论中英谚语互译19电影名称的中英文翻译20翻译中的常见错误21浅析《浮生六记》英文译本中采用的翻译技巧22洛丽塔：一场虚实跳跃的舞蹈23浅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24商务英语在浙江经济发展中的角色25商务谈判中英语的使用技巧
什么时间要的，我能帮到是
才10分悬赏呀- -....算闹......
那就写日语和中文的相同相否之处。
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文化观 关于日本学校教育中拒绝上学的现象 浅谈日本的现代教育 关于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浅谈日本近代文化的特征 从日本人集团意识看日本的民族文化 关于日本漫画的影响—围绕对中国的影响日本武士文化对现代人的影响 日本人是如何在接受先进文明的同时坚守传统 从就业制度分析日本男女平等 浅谈日本人的宗教意识 中日两国青年社会意识的对比 中日企业中“共同意识体”是如何形成的 从单词看日语—包括与中文的对比 关于日语的敬语—包括与中文的对比 中日被动句的比较 日语自动词和他动词的比较分析 中日否定表现的比较 关于对日本汉字的考察 关于日语外来语 中日助数词的比较 中日动物名称的对比 中日副词的比较 关于日语的女性用语 浅谈日语终助词 关于“ながら”的接续及用法 日语中表示主语的“は”和“が” 形容词「ない」和助动词「ない」的区别 关于日语中拟声拟态词以及与中文的对比 日语惯用句的翻译 中日被动句的翻译 翻译与日本文化 外来语在科技日语中的应用质量和效率才是第一—对日本企业文化的感想日本老龄化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日企业文化的比较 年薪制对日本企业发展的影响在日资企业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 松下企业员工管理体制 日资企业如何考评人才 日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日外贸政策对比分析 日语中「L/C」与「信用状」的比较 中日贸易发展前景分析 外来语和和语在贸易中的正确使用
2013年 七月刚毕业的 日语本科论文 出售 864613905
1.论文选题可以。2.建议多方面收集论文素材：外来词的来源、分类等。（这个工作一定要作，而且要作好！）3.切题要小，扣题要准，见解要深，论据要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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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想写什么内容。1.内容涉及面广而且深的话就可以。2.如果内容一般的话，我觉得直接切入比较好。比如选“吉他”，这就是一个外来词，题目就可以拟为“由‘吉他’说起”，然后在文章中由浅而深。
对外汉语教学词汇教学技巧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一)目的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体系中，词汇教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学生学习和理解课文的前提，是学生掌握和扩大词汇量的重要手段。如何让学生在短短的课堂教学时间里，认识、理解、记忆词语，并最终能熟练运用所学词语进行交际，是每个对外汉语教学老师所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这类问题已经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本人在实习过程中的亲身经历，绝大多数留学生认为，词汇难以理解，不会运用。在课堂讲解词汇的过程中，教师要运用最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语言来解释词汇，同时教师要适当地使用体态语，即便是这样，还有很多汉语学习者理解不了所学的词汇，就不用说是正确运用于句子和篇章当中了。
本文结合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界词汇教学方面的科研成果，针对留学生对词汇理解情况，对以往的课堂词汇教学技巧进行综合梳理。目的在于能够对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问题研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进一步探讨词汇教学的课堂教学技巧与规律，这样便于汉语学习者学习词汇，更好地理解所学词汇，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能更好地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服务。
(二)意义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汉语热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目前，国外许多国家设有孔子学院，这预示着汉语正逐渐走向国际。本文结合当前汉语形势，运用正确的方法对对外汉语词汇课堂教学技巧进行综合分析，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几个课堂教学技巧进行综合分析。希望通过本文的综合分析，可以给对外汉语教师提供一些词汇教学的方法，给教师和学生更多的学习空间，旨在帮助外国留学生更好地理解词汇，教师能够用最简单，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所教授的词汇展示给外国留学生。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教师能够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学生也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这样在教与学方面，达到完美的统一。力求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课堂教学技巧方面的参考，能够给以后的教学带来启示。
二、与课题相关的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其前沿水平：
(一)研究现状
对外汉语教学是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尽管当前词汇教学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经过长期探索，词汇教学还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一些科研工作者针对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进行科研研究，例如：李大农(2000)研究了韩国学生有关“文化词”的学习，提出了对韩国人汉语词汇教学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包括：“如何利用‘汉字词’迅速，大量地掌握汉语词汇;指导学生在使用汉语词汇的过程中注意交际场合和语体要求;把词汇教学的重点放在词汇的搭配和应用上”等等;何干俊(2002)就英国国家的留学生的词汇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与此同时，针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如陈贤纯(1999)提出了编写集中强化型的词汇教学教材的建议;胡鸿， 褚 佩如(1999)也提出实行集合式词汇教学的方法;刘 珣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中强调汉语词汇教学要掌握每一个词语的具体意义和用法，把词的教学与句子教学相结合，同时注意利用词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在系统中学习词，掌握汉语构词法，重视语素教学，并提出不同的言语技能，对词汇的掌握有不同的要求，要通过加强词汇的重视与复习来减少遗忘。黄振英在《初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的几种方法》中总结了演示描述法，联系扩展法，提问讨论法，汉外对应词对比法，词语联系搭配法，总结归纳法七种初级阶段词汇教学的方法，为后来的词汇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方面的宝贵财富。
(二)前沿水平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词汇教学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如何更好地进行词汇教学，对教学工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杨希贵(2009)认为扩大词汇量是中级阶段留学生汉语学习的主要任务，并强调兼顾词汇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崔永华、杨寄洲(2002)主编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和周健(2004)主编的《汉语教学法研修教程》对词汇、语法等汉语各方面的教学技巧做了较为系统地总结，为对外汉语教师的课堂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前辈们的探索给我们带来很大启示，但词汇研究的现状与它的重要性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关的研究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展开，尚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与深度。
对外汉语教学在词汇教学方面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例如：词汇教学从哪儿教起?在教学过程中，如何确定词汇教学的重点?对外汉语教师可以采用哪些手段和方法?怎样才能使学生理解、掌握词语的意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因此，本文选取对外汉语教师和学生都十分关注的课堂词汇教学技巧，作为研究目标，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现状及其特点出发，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主要技巧等方面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进行了论述，以期望有助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服务。
三、拟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新颖性：
主要研究问题：
近年来，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逐渐成为学者
们关注的目标，词汇教学的重要性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然而，词汇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它的重要性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介于此种情况，本文主要是通过研读李明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习得研究》和崔永华、杨寄洲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深入研究书中所包含的词汇课堂教学技巧，词汇教学技巧，以及词汇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理念，课堂词汇教学所要达到的教学效果，并对词汇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进行阐述和解读。同时紧密结合当前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过程中对杨老的词汇教学技巧的应用与发展的实践，希望能够对当下的对外汉语课堂词汇教学有一些借鉴和启示。
说是至关重要的。介于对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本部分着力将理论与本人在实习过程中的授课经验结合起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便达到更好的至关效果。第四部分内容主要为综合以上陈述，对本论文提出的词汇课堂教学技巧及规律做出综合总结，以及写作本论文的意义。
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学术界也在争论。明治维新的68年而我国洋务运动是61年，早在日本的学术语言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就一批接触并且精通西学的人对国外的一些理论和学术性文章进行翻译，比如徐启光和李之藻，还有一些外籍传教士，都利用中国原有文字进行了翻译，其中大部分传到了日本，日本很多学术用语也沿用了他们的翻译，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日语源的词条700-800条，日语外来语词典中汉语源词超过万条。
基本如此，只是70%的比例有待商榷。民国时期，大批的近代科学词汇，甚至日常用语都是先由日本将英语翻译为日语或日语汉字，中国再予以引进。甚至很多文献也是先被翻译为日语，中国再翻译日语文献为汉语。比如《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版本就是从日语版本中翻译过来的。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日本是离中国最近的列强，而其汉语和日语的差异相较于汉语和英语要小得多，再加上中国有大批的留日学生，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大。
印象中这在现象语言网络图中称之为语言节点或者语言枢纽。
英语是世界性语言，几乎所有重要的科技文献都是通过英语来交流的，日语曾经是东亚的语言节点，即东亚各种语言中的现代词汇不是来源于英语，而是通过日语的转译；西班牙语、法语、俄语等也都是区域语言节点；而汉语则是中国的语言节点，即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现代科技词汇都是直接从汉语中转化来的，而非直接来自英语或者其他语言。
英语是最有影响力的语言枢纽，中文、印地文和阿拉伯文虽然使用人口众多，但它们都孤立在语言网络的核心之外。
这种现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历史上汉语就是整个东亚的中心语言。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中国曾经有过学习俄语的热潮，那是俄语就充当了部分语言节点的作用。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汉语基本上已经不需要日语、俄语这样的语言节点了，现在的科技词汇基本上全部直接来源于英文，各种文献基本也是直接翻译自英语。当然，汉语想成为区域性语言枢纽还需要很长的路走。——当然也可能随着人类的进步，各种区域性语言节点基本都逐渐消失，只剩下英语成为世界性通用语言。
没有那么多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这是许多网友纠结的问题。这并不是像日本人所说的因为“中国人自卑”，而是日本人自卑。他们拿不出什么来说事，只能纠缠于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加之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学者或公众人物，推波助澜，一次次污蔑中国人民“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汉语中有多少日语外来词，张嘴胡说八道。对此，有网友曾经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别人借给某人1000元钱，该人还了10元钱，还说离开了这10元钱，别人没法活了。”确实是这样，日本人还拼命证明这“10元钱”是他挣来的，不是中国人借给他的，所以离开了那“10元钱”，就没法活了。但是，“离开了那‘10元钱’”和“别人就没法活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日本人这样的心态，用我们上海话说，就是“穷瘪三没钱还惯派头（装阔）［1］”，是自卑的表现。日本人没知识没头脑，难道咱们那些学者或公众人物，甚至教授，也同样没知识没头脑？可他们还自诩“有文化”、“有知识”、“有头脑”，道貌岸然、喋喋不休地“教育”别人。常言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问题，本来应该是个很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据1984年出版《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共878个，不足收录的汉语外来语的；［2］而汉字汉词在日本被广泛采用，“从《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文，到《康熙字典》的四万九千多字，几乎全部行用于日本。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大汉和辞典》共四万九千多字，五十二万余语汇。新村出作《新苑》附日本国字表，就是日本人自造、中国没有的汉字，通共才一百三十四字，占日本所用汉字的百分之零点二”。［3］这里的反差是十分巨大的。可不知为什么，1998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4］该文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5］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王彬彬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被无限放大了。2013年8月9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电视台“晓说”节目中称：“大家只要看到双字词，基本上就从日本引进的。所以今天的现代汉语大家用的，有大量的词，超过一半双字词，都是日本引进的。”这纯粹是没有常识的胡说八道了。我们且不说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是双字词，日语外来词不足，仅从日本人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看，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超过日语外来词。［6］那么如果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已经超过了一半，英语外来词又超过日语外来词，这个算术就无法算了。况且，汉语中还有其它外来词，如俄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的等等，算下来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了。如果不是脑袋被枪打过了的，即使是个小学生，都会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算怎么回事呢？请高晓松解释解释。其实根本就不必去纠结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从上面可以看到，日语中采用的汉字汉词远远大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离开了汉字汉词，日本人根本就无法说话，也根本无法成文，那些“松下”、“山里”、“田里”、“井边”、“河边”的姓名都无法取了，日本人只能编号了，就连“日本国”这国名也只能“唵嘛呢叭咪吽”［7］了！对于汉语中那么区区几个日语外来词，在数量上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概率学认为，小于5%的事件为小概率事件，一般可以忽略，而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照最近新加坡学者和日本人所说的有2000个，也不足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不少所谓“日语外来词”，可以用汉语固有词汇替代，更何况汉语词汇一词多义，根本就不足以影响汉语的使用。可偏偏有那么些人拿这来说事，还在那里“头皮发麻”、“毛骨悚然”。那咱就来探讨一下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是不是离开了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以正本清源。否则，我们把先人创造的词汇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必须先说明的是，有些学者的论文以某句句子来考察日语外来词所占的比重，是不科学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现在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组成一句句子，那占有量就是100%；我们也可以完全回避所谓的“日语外来词”组成一句句子，比如“你吃饭了吗？”，那占有量就是0。同样，用我们年轻时期电视上日剧较多，常常使用日剧中的词语，来说明日剧几乎不存在的今天，日词“易受到青年人的青睐”、“更有市场”，也是不恰当的。汉语中究竟有多少个日语外来词（日语借词）？据《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词语共878个，其中包括了“奥巴桑”（老太太）、“吉地”（木屐）、“加答儿”（粘膜炎）、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等等汉语并不使用的词汇［8］。而日本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共收集到844条日语借词词汇［9］，并非像网络上所说的“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而且不少词源自中国古汉语，《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94条日语外来词源自于中国古汉语［10］，并非完全是日本人的创作。更有不少是明清以后由中国输入日本的，被误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沈国威教授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中承认，据日本学者近年研究，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语外来词中，有44条词汇是明清以后的汉译西书中曾频繁使用过的。根据其考证，还有43条词汇（其中15条重复），也曾在《英华大词典》中出现过［11］，完全是由中国输入日本的。沈国威认为，据他整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在1600条左右［12］。但他并没有公布这1600条左右的日语借词。不知是否包括了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使用的词汇。另外，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在他的《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中也提到了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等11个词是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其中7个与沈国威的重复。［13］而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他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收录了19世纪中国书刊上所发现的新词500条，其中另有48个被认为是从中国进入日本的新词。［14］因此，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24个词不应该被认为是汉语的日语外来词。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还会有更多的被误认为日语外来词的词汇被确定为汉语词汇。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梁启超先生等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词汇，如“化学”、“物理”、“银行”、“资本”、“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等等，现在经学者研究，都是日本从中国引入的新词（不是中国古典词语）。书上引用梁启超先生对新词的注释及若虚在《评中国著译界》中所言：“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只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新词不了解，误以为是日语外来词了，并不能说明这些词真的不是中国的。再有，如“主人翁”一词，［15］中国古代就有了，唐代刘禹锡的《纥那曲词》就有：“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清代采蘅子的《虫鸣漫录》中有：“成婚三日，壻竟执簿入肆，按籍而稽，居然自作主人翁矣。”这里词义并没有变化，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将“主人翁”改为了“主人公”，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都是中国固有词汇原有的含义，而军事、法则、关系、刑法、交流、供给、消化、相对等，都是中国古语，只是日本人将意思略加变化。郑奠也在《中国语文》总68期上撰文，指出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权利”、“文法”、“历史”、“伦理”、“心理”、“积极”诸词误认成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了。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了这些，还包括“化学”一词。［16］因此，这30个词应该从日语外来词中除去。豆丁网上有篇厦门大学顾江萍同学的博士论文《汉语中日语借词研究》，该文通过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初期的汉语词典的筛选甄别，对过去政文、奏章、散文、笔记等原始文献的耙梳整理，并阅读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书籍进行收集这四条途径，收集到不重复日语借词共2250条。从该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仅占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4%，并非现代汉语中70%都是日本外来词，“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必须说明的是，顾江萍的论文中并没有将《汉语外来语词典》中那些现在根本不用的日本外来词剔除，而且还将1915年版《辞源》等中的“八线”、“保佐人”、“并等”、“并制”、“不都合”［17］等现代汉语中根本不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连1984年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都舍弃不用的词条，都算在她收集到的2250条日语借词中去了。可以说顾江萍同学从近代汉语的犄角旮旯中将曾经出现过，现在根本不用的词汇都已收录在囊中了，应该是十分全面完整的。沈国威教授在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用》中查实，1915年版的《辞源》和1931年版的《辞源》续编中共有336条日源词和33条日本参照词（包括了“并等”、“并制”、“不都合”等词汇），［18］可保留到现在的仅剩65条，占。看来顾江萍同学确实是将现在不用的许多词也算在日语借词中了。而且，在65条词条中，沈国威教授仍保留了代用教员（代课教师）、代用学校、支店（分号、分店）、膵（胰）等现在也已不用的词。还有，“算术”一词应该不能算日源词，中国古代就有“九章算术”，“算术”一词的意思并没有变；“味素”和“探检”也应该去掉，现在汉语中是“味精”和“探险”。那么从《辞源》来看，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汉语中的日源词下降了约85%，中国人不仅没有不能说话、写作，而且说话更流畅、写作也更便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连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日本，这样的事实不就是给那些“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谎言者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吗？！对于这2250条日语借词，顾江萍的博士论文按“日常生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来统计，三类各有词语879、1022、349条。再按23个具体学科来划分，数量最多的学科是经济、法律、医学，分别达到311条、129条、124条。［19］我查阅了1994年9月出版的、由梁小民等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共收录了名词、术语4288条词目。如果按顾江萍统计，那么在经济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咱且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仅占。即使把顾江萍同学统计的1022条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全算在经济学头上，也仅占。而那套《社会科学系列大词典》计划出版10种之多，且不包括哲学。1022条“社会科学”的日语外来词，还不足汉语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3%，远远达不到王彬彬教授所说的70%。看来1998年王彬彬教授在《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中，将事实大大地夸大了。是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呢？我手头有本1996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共收录名词8264条。那么仅仅《物理学》一个科目，“自然科学”的349条日语外来词，也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只占物理学名词的，更不要说整个“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畴的标准科学名词（非正规和同义词咱就不算了），足有数十万条，区区349条日语外来词，更是不足1‰，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说“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这样的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是哪个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的？他能算“语言学家”吗？！现代汉语中真有70%以上的日语外来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汉语中还有大量的其它外来词，数量远远超过了日语外来词。苏州大学曹炜教授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认为：“世界各国的语言中数英语的开放程度最高，直接或间接吸收的外来词为世界各国语言之最，即便如此，英语词汇中也有将近一半是本民族传承词；汉语的开放程度与英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难道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的汉语发展到了现代，竟然是以直接或间接吸收外来词得以形成眼前的状态的，这着实让人难以认同。”［20］胡裕树在其《现代汉语》中也认为：“在吸收外来词方面，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结构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借用的外来词在汉语中的比重较小。”［21］至于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所说的：“在汉语和日语的融合过程中，现代汉语就吸收了许许多多日语的词汇成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成分。”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就已经提出批评：“研究现代汉语的一些学者，他们一味的强调后面这段过程，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本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国。”［22］况且，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只列举了450个“日语外来词”［23］，并非真正“许许多多”。有人会说现代汉语中有70%的日语外来词，是指汉语中的常用词，指汉语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70%是日语外来词。关于这，曹炜教授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制定的《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确定的3051个常用词研究查实，现代汉语的3051个最常见的词汇中的1011个甲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83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187个，占；而1968个乙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146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506个，占；还有72个词《汉语大词典》未予收录。［24］总计这2979个最常见的词汇中只有不足31%的词汇首次出现在清代及以后，才有可能是日语外来语，当然也可能是其它外来语或中国人自创的新词，而本民族传承词占69%强。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近70%的词汇是汉语固有词汇。那么，所谓的我们在写作时“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的说法，便无法成立了。有人认为，由“～化、反～、～主义、泛～、～作用、～式、～炎、～社会、～法、～性、～的、～物语、～界、～问题、～型、～时代、～率、～腺、超～、～阶级、～感、～论、～线、～学、～点、～观”这26个词构成的新词，应该算日语外来词，［25］最近有人提出由～屋、～族等构成的新词，也应该算日语外来词，这样算下来，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有“许许多多”了。但这样的理由是说不通的。我在“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一文中就举了“哲学”这词的例子，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我再举个例子，如现在中国流行的新词——“科学发展观”，按照上面的观点，应该算是从日语中借来的词。但事实上日语中压根就没这个词，又怎么去借呢？难道咱胡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用了日本人的观点、借了日语外来词？笑话！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况且，像“～的”、“～学”、“～界”、“～论”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这样的用法，怎么能算日本人的呢？！《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的”都是日语外来词？开玩笑吧！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中的“黄洋界”是不是也算日语外来词呢？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天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张仲景的“伤寒论”、三国时期杨泉的“物理论”等等，都是日语外来词？那时候日本连字都没有，哪来什么“日语外来词”呢？瞎扯淡！太厚颜无耻了吧！应该是像“哲学”、“美学”、“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都算作汉语固有词汇才对。而那些鼓吹“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又不承认这点，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么的自相矛盾。用上述“构词法”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十分不妥的。因为这“构词法”是汉语固有的，而不是日语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符合汉语构词法，所以无法分辨它究竟是汉语词汇，还是日语词汇；而那些不符合汉语构词法，一看就知道是日语词汇的词，都被淘汰了。如果用“构词法”来认定，那么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应该是汉语词汇了。纠正高晓松的一个错误，“警察”一词出自《金史》，［26］并非日本人创造的，日本人只不过把“警察”这词用在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的名称上了。“～屋”的用法中国过去就有，如著名的“三味书屋”，其横匾还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书写的，不可能受日本的影响。这里的“屋”是指“空间较小的特定场所”。无论是日本的“花屋”、“本屋”，还是中国的“咖啡屋”、“西饼屋”等，还是这个意思，并非“店铺”的意思，［27］所以，以“～屋”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不能成立的，否则“三味书屋”也成“日语外来词”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OttoJesperse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许多语言混杂当中各种各样的成分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且可以分开的，就好象是一副扑克牌还能挑出红桃、黑桃等一样；但在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情况下，我们却有一种更微妙的、更密切的混杂，很像把一块糖放在一杯茶中，几分钟以后，就很难说哪是茶、哪是糖了。”［28］汉语和日语外来词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些词汇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真正要说清楚哪些是汉语词汇、哪些是日语外来词，是十分困难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机关”这词，有几个意思：1.整个机械的关键部分；2.用机械控制的：机关布景；3.办理事务的部门；4.周密而巧妙的计谋。在这四个意思中，只有3.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义）”，其余3个都是汉语固有词汇的意思，那么把“机关”这个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把其余3个汉语固有词汇意思的词全混淆成“日语外来词”了。又如“关系”这词，1.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2.人和人或人和事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3.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4.泛指原因、条件等；5.表明有某种组织关系的证件；6.关联；牵涉。这6个意思中，仅1.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其余都是汉语词汇的意思，但仍认为“关系”这词是“日语外来词”。算术上有个“四舍五入”，民主上还讲个“少数服从多数”，咋日本人的一个扩展用法，把汉语词汇自身的几个用法全盖过了，汉语固有词汇就变成“日语外来词”了呢？有人会说词语就是这样的，但我有反例。比如“简单”一词，不是汉语固有词汇，应该算所谓的“日语外来词”吧。汉语中“简单”一词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草率；而日语只有1.这一个意思。那么“简单”这词被用到汉语中后，又扩展了二个意思，按照上面“机关”这词的理由，“简单”应该算作汉语词汇，咋还是“日语外来词”呢？有些汉语固有词汇到了日本，如革命、共和、经济、社会等，词义发生了变化，回到中国变成了“日语外来词”。但一些日语词汇来到中国，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却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比如“取缔”，日语的意思为“管束、监督、管理”，而汉语的意思为“明令取消或禁止”，意思完全不同，但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又如“劳动者”，是日本人用汉语词汇“劳动”和“者”组合成的一个新词，意思为“工人”；但现在汉语中“劳动者”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涵义比日语广泛得多，但也还是“日语外来词”，等等，反正有人说“是”就是“是”，没有任何规矩。关于“共和”一词，对译英语的“republic”，一般认为始见于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29］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有“共和政治”一词；而中国首先使用“共和”一词的为章太炎，于1903年。但我发现，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30］这里的“共和”应该对应“republic”，不但早于章太炎的1903年，也早于日本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应为首先使用。由于黄遵宪1877年任中国驻日参赞官，与日本脱不了干系，所以无法确认是他首先使用了“共和”一词的新概念。一般认为，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著作，才将“日语外来词”带入汉语之中的。中国首先翻译日本书籍为1899年樊炳清翻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不是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本书籍则是20世纪后的事了，“在1902-1903年间，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31］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在19世纪出现的新词并不是日语外来词，而日本在19世纪将大量中国翻译西方著作的书籍运回日本，日本翻译西方著作应受中国的影响。但是，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年）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中出现的新词仍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理由是他们的文章介绍日本，所以他们使用的新词“肯定”受日本影响但为什么日本运回了那么多中国翻译的书籍，他们创造的新词就不受中国的影响呢？！道理讲不通吧！总而言之，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把汉语词汇算作他们的，而中国人则把汉语词汇往外推，恨不得把所有的现代汉语词汇都算作日本的，于是乎，王彬彬、高晓松等人就有了“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一说。转载之天涯，
我就呵呵了，不知道这是谁放的狗屁，对待一个如此不知廉耻的民族，请允许我的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