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这几篇论文对你有帮助
篇名： 《史记》《汉书》表体略说
作者： 王令樾
刊名： 辅仁国文学报
卷期／年月： 21 民 页25-51
篇名： 史记研究成果的总汇--《史记研究集成》简介
作者： 陈水福
刊名： 国文天地
卷期／年月： 22:5=257 民 页94-97
篇名： 形象塑造之范式与「史记」叙事艺术--「史记」叙事话语研究(2)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4:2 民 页19-48
篇名： 「史记」中的黄老之学析论
作者： 陈伯适
刊名： 台中师院学报
卷期／年月： 18:2 民 页125-154
篇名： 隐喻与叙事--「史记」叙事艺术探究之一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3:2 民 页13-40
篇名： 「史记．游侠列传序」章法结构探析
作者： 王胜忠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94:2=560 民 页80-85
篇名： 《史记》兵谋探析--以所载兵家及征引兵法为主
作者： 阳平南
刊名： 中国文化月刊
卷期／年月： 314 [民] 页26-70
篇名： 试论《史记》的「越位性谬误」--文化学意义的讨论
作者： 孙世民
刊名： 国立台中护理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年月： 4 民 页105-130
篇名： 李广：《史记》与《汉书》
作者： 金伟孝
刊名： 洄澜春秋
卷期／年月： 2 民 页51-55
篇名： 「史记」互见法之方式及功用
作者： 魏聪祺
刊名： 国教辅导
卷期／年月： 44:5=367 民 页11-18
篇名： 「史记」与「论语」
作者： 陈桐生
刊名： 孔孟月刊
卷期／年月： 40:10=478 民 页9-18
篇名： 「史记」述「周易」探微
作者： 郭琼瑜
刊名： 中国学术年刊
卷期／年月： 22 民 页33-55 469-470
篇名： 司马迁与「史记」
作者： 叶橘
刊名： 古今艺文
卷期／年月： 27:3 民 页4-11
篇名： 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看《汉代书序》的体制--以「作者自序」为中心
作者： 车行健
刊名：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卷期／年月： 17 民 页263-287
篇名： 「史记」「汉书」「游侠列传」较析
作者： 黄榕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84:2=500 民 页64-70
==等概率圆==
篇名 《史记》“戏剧性笔法”探析
作者 李晓风
刊名平原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3期(2007/06)
页次60-63
篇名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作者 向燕南
刊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3期(2007/05)
页次113-118
篇名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作者 董焱
刊名社会科学论坛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4B期(2007/04)
页次174-179
篇名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作者 谌东飚
刊名云梦学刊
卷期／出版年月 28卷1期(2007/01)
页次117-119
篇名 《史记》中人物肖像描写方法的现代意义
作者 马玉琛
刊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8卷3期(2006/09)
页次86-89
篇名《史记》中的处所词语作状语
作者余贞洁
刊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6卷1期(2005/02)
页次64-66
篇名 《史记》采《战国策》略论
作者 董常保
刊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3卷1期(2006/03)
页次86-89
篇名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作者 王彦坤;周若虹
刊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1期(2006/01)
页次16-20
篇名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作者张次第
刊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32卷6期(2005/11)
页次136-140
篇名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7期 (1980/12)
页次1-30
篇名論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6期(1979/12)
页次17-43
《史记》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论文逆 水 也 能 行 舟——谈韩信忍辱负重明月如水，疏桐如剑，萧萧寒夜中，太史公披衣而起。一只瘦笔写下了一位千古名将——韩信。人言韩信厚脸皮，却不知这叫忍辱负重。穷困潦倒的他，不得不寄人篱下。他何尝不知寄人篱下的痛楚？他何尝不知大丈夫当自强自立？然而他更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因此他也就不在乎所谓的脸面了。“跨下之辱”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然而他无怨，他反而从中学会了忍，懂得了立世之道。于是他决定进入沙场。我常常惊叹于他的追求，我常常拍案于他的胆识。无数次的碰壁，然而他却始终不屈。先随项梁，项梁兵败被杀，他明白自己应该另择明主。于是他投入项羽帐下，然而却未得重用。他明白了“竖子不足与谋”，于是他投向了汉军……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惨痛，然而承受着过重生命负重的他却没有丧失信心，他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命运却偏偏与他做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明明找到了自己的“伯乐”却仍要经历坎坷。虽然只是一介小吏，他却尽心尽职，他认为这是上天在教导他“三军未行，粮草先行”的道理。因此他也就毫无怨言。好不容易“登坛拜将”，本是他平步青云之时，命运却又来给他开玩笑。人言可畏，他遭到人们的轻视、嘲讽。然而在命运遭受无数挫折的他已经成长起来。他不会再屈从于命运，他要战胜命运。井陉大战，一战定威名。他成功了。人们曾嘲讽过他，曾侮辱过他，他承受过太多命运的负重，然而他了解少康，明白姬昌，体谅重耳——他学会了忍辱负重。一挥而就，烈烈寒风之中太史公放下瘦笔，凝望星空。忍辱负重，虽是逆水行舟,但终有出头之日。命运的负重是人生前进的动力。司马迁，我心中的英雄陈 慧此题看后也许有人会笑，耻笑我崇拜一个受了宫刑的人——不是男人的男人，但我是很严肃的。他失去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但这是他无法的选择。他在苟活与赴死之间也许有过彷徨。人生的意义让他选择了苟活。如果一个人的历史像沙漠中的足迹，风过后，所有的都被覆盖消失，那么这一个人是否真正活过？他不愿那样默默无闻。生命的美好，是因为它能创造辉煌。他为创造生命应有的价值，他在极度屈辱中完成了他生命的杰作——《史记》。我不是司马迁，我也没有能力去想像，站在他的立场该有的承受能力，有的只是站在山脚仰望站在山顶的他。英雄，不一定一生都是金光闪耀，只要在某时某地发挥应有的最大潜能。司马迁，已做到了。假如有一天，让我选择所处的年代，我会毫不犹豫的回到他的时代也成为他的门徒，磕头一百也值得。我愿在他难过时，决然支持他——我心中的英雄。司马迁的痛苦让他欲哭无泪，而我最痛苦时还能挥洒泪水。我的痛苦和他相比简直是水滴与大海的关系。英雄，我无法达到你的高度，但我会努力用最大的力量去承受人生每一次打击，效仿你为完成生命的价值而生存。杂 感 一 则朱 亮我们将要学习《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了。鲁迅先生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评价它。从文学角度.历史角度，这无疑是一部百科全书，融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决不否认《史记》的价值性，但对司马迁却有几句肺腑之言，不吐不快。就当时那种封建时代，一个人要想仕途显达一展政治抱负，首当其要的是要有显赫的家世，纵不能如此也要在朝中有些熟人。有句老话叫“朝中无人莫当官”，这就足以揭露当时那种依靠身世或人际关系而走上仕途的社会现象。司马迁一开始做史官，虽无大权，但好歹也是个朝廷命官。就凭这一点他的子孙也可以轻松踏上仕途。但，司马迁下狱将要接受官刑时，他不为自己着想也应为后人着想，他能苟活于世吗？难道一部《史记》就比他的子孙还重要吗？难道他就不相信他的子孙会为他完成吗？其实，说得不客气一点，这就是人的本性——怕死。人就是这样，总喜欢为自己的苟且之事找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虽然性命是保住了，但精神与人格上却是遭受了何等的打击。司马迁毕竟是想让后世人知道如何立足于世，如何面对万千大众，又能如何重新踏上个人的成长之路，而这一点足以在后人的心灵深处留下浓重阴影。刘 邦 的 “黑 子” 太 多戴于谦在我没学《高祖本纪》之前，我只知道刘邦就是汉高祖，仅此而已。但是在我学完《高祖本纪》之后，我对刘邦这位汉代开国皇帝有了更深的了解。许多人认为刘邦是个英雄，但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不喜欢刘邦这个人。理由之一：太史公在《高祖本纪》中的第二段就写到：“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一个好酒喜欢女色的人，还有喝酒不给钱，怎么可以怎能称其为英雄，大丈夫？完全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无赖而已！理由二：在见吕公时刘邦竟然不要脸的说：“贺钱万”。既然没有钱为何说大话？难道不怕在众人面前丢脸？这种虚伪，爱吹牛的人何以谓英雄？理由三：在秦王子婴投降后，刘邦就准备在宫中居住休息，享享帝王之乐。由于樊哙，张良谏最终才还军霸上，还跟秦人说：“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并且与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如此蛊惑人心，收买人心，追求享乐者可谓英雄？理由四：可以说刘邦是个假仁假意的人。在兵败固陵后，行屠城父；在咸阳时却说：“杀人者死”。虽然城父邑不比咸阳，但城中的平民百姓却是无辜的。如此行为可以说是英雄吗？理由五：在未央前殿为太上皇祝寿时刘邦却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文武百官面前，不顾老父亲的颜面，不注意场合说这些大煞风景令人扫兴的话，岂是英雄所为？这恰恰证明刘邦是一个小鸡肚肠，爱记仇的人。当然，对于刘邦这个人的评价，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缺点，而否认他的优点，例如：他有伟大的抱负，知错即改，谦虚，有宽容之心，当机立断……不过，也许我们对英雄的要求太苛刻了。我 眼 中 的 刘 邦夏 琳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所以在后世的评价中他总是占着上风。我想我该用司马迁的那句话来简述我的观点：“不以成败论英雄”。读完《高祖本纪》，我对刘邦有了些初步的了解。他虽有许多优点，但在我看来只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可以将这一切掩埋。刘邦的无赖形象在我脑中犹为深刻，从他“好酒及色”到“折券弃责”，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这些无不淋漓尽致的表现无赖形象。所以，在后来的楚汉之争中，“为之奈何”成了他的口头禅。多么可笑！又多么荒唐！假如张良、萧何都不在他的麾下，那结果可想而知了，因此我觉得他的皇位是受之有愧的。刘邦是虚伪的。正当秦人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时，他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虽说行军打仗要足智多谋，但我所能看出来的却是他的心机。战争多年，军中粮饷定是所剩无几，向来“仓粟多，不乏”这种收买人心的方式似乎过于荒唐。宁可让士兵们饿肚子，也要让他撑起那么一副慈善的形象。他的目的达到了“秦人惟恐沛公不为秦王”，这时他定是在窃喜，而我读出的是好一个虚伪的刘邦！中国自古崇尚“百善孝为先”但是刘邦却在众臣面前戏弄其父，其粗俗鄙陋无人能及。他这样说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产业所就孰与仲多？”我想当太公听了这些话后该是多么的尴尬，被自己儿子在众人面前羞耻，其威严何在？此时的刘邦已是一个逆子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他的骄傲自大。刘邦是有优点的，也是优点成就了他的美名。他是成功了，但至少他不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种英雄。相反我却更欣赏项羽的自刎乌江。在我心中他的一言一行铸就了真正宁死不屈的精神。有时我甚至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若楚汉之争最终项羽胜利了，刘邦会有勇气自杀吗？我对虞姬和诗的看法缪红霞虞姬，一代绝色佳人，并且才华出众。作为一代英雄——项羽的爱妾，她是当之无愧的。她跟随项羽征战，项羽的性格，她是了如指掌的。在四面楚歌后，项王吟诗抒发自己的情感。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有人认为，项羽选择自杀，一半的责任在于虞姬。面对自己的爱人，爱妾竟然说：“大王意气尽。”这可能让项羽觉得连自己最心爱的人都这样说，也许局面真没有办法挽救了。虞姬的自刎更让项羽觉得活着没意义,他于是选择了自杀。但我认为，虞姬作为项羽最贴心的人，绝不会在项羽兵败之际打击他的。虞姬可能会想，既然刘邦夺取天下大权已定，项王现在意气将尽，要打败刘邦需很长时间，何必让自己的项王整天都生活在打打杀杀的征战中？那么，即使项王夺得天下，又怎么样呢？我不想让他活在这种征战中，还是让他放弃征战吧，可是那样我的项王又会心灰意冷，我会对不起他的，让我用自刎来向他谢罪吧！虞姬是一个懂得项羽的人，她和这首诗是有道理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她怎么会打击项羽呢？小议荆轲刺秦王仲子鹏荆轲刺秦王是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但与历史上众多刺客行刺帝王的事件相比，它显然是失败的。他为什么失败呢？首先，作为一个刺客，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与冷静的态度。胆识，荆轲是拥有的，然而冷静和沉着的心态就与之无缘了。根据《刺客列传》中的记载，荆轲在几乎万无一失的机会下却失手了，这就足以说明他心中的紧张。在秦王逃脱却无法拔剑而围着铜柱跑时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荆轲显然不够冷静，不能正确认清优势，竟然只想捉住秦王。在那样紧张的情境下一味追击秦王，终致失手被杀。其次，荆轲的剑术明显不高：卫元君当然知道武能强国的道理，但是却不用荆轲，足以说明荆轲的剑术不高。鲁勾践也说过：荆轲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不擅长刺剑之术，而荆轲又不愿虚心请教，以致在秦王没有准备的状况下仍然失手。从《刺客列传》中可以看出：荆轲显然是一个比较自傲，贪图享乐但又贪生怕死的人。盖聂与鲁勾践只不过与荆轲产生了一点小误会，荆轲却从此不与他们见面，不以他们为同道。太子丹封他为上卿后，他整日贪图享乐，日日欢娱，直到太子丹找他责问时才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行刺秦王时，荆轲本可以一击必杀，想活捉秦王来保全自己，这些足以看出他的贪生。荆轲出发之前说过还需要等一个友人同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友人是谁，但也许会因为这个人而成功。然而他却在太子丹一激之下，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计划，足见其冲动有余，智谋不够。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时的诸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几百年来一盘散沙的诸侯令人们深受其害，其势必有一方强者来统一天下，而秦国各方面均为上上之选。荆轲欲以一人之力而扭转天下之大势，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英雄》中，无名在最后关头懂得了高山、流水两人的想法，明白了天下大势，放弃了刺杀秦王的机会，乃是为天下谋福。但荆轲却无法意识到这种大势。我认为，这才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总之，诸多方面都决定了荆轲的行刺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生因《史记》而精彩刘小杰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中，有这样一本浓缩着精华的史书——《史记》。这是一本不朽之作，它记述了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的五分之三，滋养了中华文化的沃野旷畴。读《史记》，它让我明辨了人间的是非善恶，分清了尘世的人情冷暖。人生因《史记》而精彩，而丰富。弹指间，忽然感觉我已经不像从前，曾经一度的浑浑噩噩仿佛烟消云散；曾几何时的恍恍惚惚再也难觅踪迹。难道这就是《史记》“润物细无声”的魅力？《史记》为我拨开了人生的迷雾，让我阅遍世间的坎坷与辛酸。不论源自何方，不论情归何处，仿佛一切在《史记》中早有定论。我知道，虽然我没有蔺相如的过人才智，但我一定能做到像他一样为人耿耿，无私无畏；虽然我不及屈平的刚正不阿，卓越才情，但我会努力学习他的光明磊落，不屈不挠；虽然我没有仲尼的博学多识，临危不惧，但我可以像他一样勤敏于学，韦编三绝。再看看《史记》：周公的博大胸怀，深沉果断；刘邦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管仲的人生阅历和治国方略……大到人生理想，小到言行举止，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遇到困难，像孔子那样坚持真理；遇到矛盾，像蔺相如那样化干戈为玉帛……人生的一切可以因《史记》而改变。一个折断了翅膀却想飞翔的人，最大的勇气莫过于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痛苦；一个渴望飞翔却没能飞高的人，最大的依靠就是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史记》就是我勇气的源泉，就是我精神的支柱。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读《史记》就像登山、观海一样，每一遍的投入都会有全新的感受。
1、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6、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2、在不了解和了解不详的领域中寻找课题。3、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4、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5、征询导师和专家的意见。6、善于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为读者选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如果只是一般的毕业论文，特别是非正规全日制毕业论文，只要内容严谨就行，不必太在乎创新性，多参考前人成果，但不要全盘照抄。在“中国知网”查一下相关论文，外网虽然只能看提要，但这些提要会起到很重要的提示作用，此外，里面列的“参考文献”也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可以找一些来看看，对启发思路作用很大。如果想写好一点，可以看一看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里面涉及了当前史记研究的各个方面。
介绍韩信的生平,可以着重写对韩信影响重大的事件,譬如胯下之辱,以此为依据来论述对他军旅/政治生涯的影响.从任人看不起的"懦夫"到攻无不克的"将军"到赫赫"楚王"又到"淮阴侯"以致最后死于一个女子(吕后)的手下.或者可以写他和项羽,刘邦之间的关系(若可以的话,还可以写些吕后).刘邦应该是很想除掉韩信的,但却是由吕后下手.还可以比较一下韩信和张良萧何这一类的最终得以善终的文臣或者同为武将的樊哙曹参.张良虽然是刘邦的"心腹",却在天下大定之后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去,没有一丝留恋,而韩信则气焰嚣张,终于成了六版的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关键是看重点是在哪里------赞颂韩信的战才,或者论述他为人臣者缺乏的"情商"等等.
论《史记商君列传》《史记商君列传》我认为是一篇需要《史记》读者引起注意的一篇文章。司马迁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风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但是我认为在《商君列传》中，商鞅完全被丑化了。众所周知，商鞅是一位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也是对中国历史起了突出贡献的变法巨匠，他引导的商鞅变法，一改秦国祖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让秦国在秦孝公统治的二十多年里，有一个小国弱国变成了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历经五代之后，嬴政一统天下，并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由此我认为商鞅是中国历史一位伟人。《史记商君列传》中详细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详细内容。可以归纳总结如下：一是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二是奖励耕战，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的内容。奖励耕织就是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以生产粮食布帛多少为标准，凡是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这就促进了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奖励军功，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按照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贵族凡是没有立军功的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鼓舞将士勇敢战斗，加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三是普遍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治理，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原文：“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上述内容对当时的中国各个诸侯国来来说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商鞅变法的效用也体现的十分明显，在商鞅变法十多年后的秦魏河西大战中，商鞅率领秦国军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魏国大军，“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主要来自于一个叫做赵良的儒生，他在和商君的对话中毫不隐晦的指明商鞅的“罪状”：1、“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接近秦孝公，和秦穆公时五羖大夫百里奚恰好相反。2、“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用法度残忍刑法了太子傅嬴，和嬴虔遭遇相仿的还有很多人，老秦人几乎恨透了商鞅。3、“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商君违情背理地建立权威变更法度，又在商於郡称王。在《商君列传》末尾，司马迁写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承袭了赵良的说法。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看不到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司马迁没有写商鞅的大功，却着重写了商鞅的过错，这里面肯定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再次我做如下大胆推测，原因如下：世人对秦发的愤恨。《史记陈涉世家》，《史记高祖本纪》等传记中曾多次写道“天下苦秦久矣”，苦秦之意，苦于秦政，苦于秦法，秦政，始皇和二世的暴政，秦法，溯其根本，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不是盛世之法，而是战时之法，主要表现在前面说到的奖励耕战一条，春秋战国天下纷争的年代，这样的法度自然能够使得一个强国一统天下。然而秦国一统天下后没有对秦法修改，而是近乎完全沿袭前法，用高压政策压榨人民，自然，官逼明反，民揭竿而起。汉朝百姓对秦法讳莫如深，司马迁自然要依照人民的态度记叙历史。汉武帝高压政策。商鞅变法让秦国老氏族近乎完全丧失原有的大权，后世统治者肯定也会看到，一场变法一定会让社会产生巨大的变革，如果汉武帝时期再有很多商鞅出现，很可能会威胁到汉武帝的统治。这退一万步讲，也是中国历史上变法成功案例很少的原因。自商鞅变法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很多次翻天覆地的朝代变更，而成功的变法一例也没有，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定然会压迫所有的变法人士。汉朝的大体政策和汉朝的法律。自春秋战国，到秦朝暴政，再到楚汉战争，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汉朝的稳定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汉朝之法律也比秦法松了很多，这是时代的进步，为了规诫后世统治者不要重蹈秦朝的覆辙，司马迁转而将笔风突转批判商鞅，其实是批判商鞅之法。
如果只是一般的毕业论文，特别是非正规全日制毕业论文，只要内容严谨就行，不必太在乎创新性，多参考前人成果，但不要全盘照抄。在“中国知网”查一下相关论文，外网虽然只能看提要，但这些提要会起到很重要的提示作用，此外，里面列的“参考文献”也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可以找一些来看看，对启发思路作用很大。如果想写好一点，可以看一看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里面涉及了当前史记研究的各个方面。
《史记》研究性学习是指在某些专题上深度的研究并学习《史记》我们每个人学习的专题都不同，我是第一专题，研究的是“在刘邦和项羽交战的过程中，项羽可以说是战无不胜，刘邦可以说是逢战必败，后来刘邦却越战越强，项羽却走向灭亡？”主要是研究这个，研究的方法是在地图上找出两人的战役，分析没场战役双方的兵力变化，导致了什么后果，从而找出原因。这可不是什么性格方面的了，性格太好说，又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这一专题我们应该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次是大论文，最少四千字，应该要五六千的，要严格按照老师说的框架结构来写。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写完它，一共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项羽和刘邦两个人的战争，这个是主观的看他们的战役，导致的后果，又对整体大局的影响。两人参与的核心战争，每一次的兵力实力变化，影响两人战争胜利的因素，影响二人实力变化的因素，这些都要总结。 第二次的是客观从侧面人物来看他们对整个战争的影响，有多大和作用。主要写的是韩信，彭越，黥布等人，还是要分析他们的战争，韩信开辟北方战场，彭越游击断粮道，黥布谋反项羽这些等最后再一总结。 第三部分就是要总结分析原因了，因为前两次都分别分析，最后再一总结原因，这一次可花了我不少时间，看刘项本纪，韩信彭越本纪等，这些我都看了，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在第二天终于把它搞定。多少还是有成就感的。毕竟历时一个月的研究和穿越。也从来没写过这么长的论文，心里有一点小激动呢。 再下来第四部分就是要修改论文了，论文大体已经成型，现在进入修改阶段。老师把我们每个人的论文都看了一遍并批注了修改意见，然后老师给我们发下来让我们自己回去修改，这样一来我的论文就完成了。历时一个月的研究和学习终于结束了，满满的收获啊。 《史记》研究性学习，不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完成学习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学习的过程，让我们享受这个学习穿越楚汉之争的过程，一下来学到了不少东西。自身有了很大的收获，学习也提高了很多。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了学习研究那些东西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妙，我不仅学习到了他们，更是在享受这个过程。如果只是仅仅靠这网上的资料抄袭过日子，那最后是没有收获的，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下一次还有人间词话的研究学习，我心，期待！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的看法议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最近看了陕西师范大学一篇的博士论文——《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标题非常吸引人，我不由得想：《史记》的五体篇数还有什么文化内涵呢？这篇论文的价值是什么？我能在作者写论文的形式手法中学到什么？如何写好一篇论文？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学内涵”这篇论文，作者就司马迁《史记》篇数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文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提出及其可能性，一是《史记》五体篇数的文化内涵蠡测。两大部分又细分成几个小题，小题下再次细分。作者没有过多的铺陈，开门见山，首先就把自己想要论述的提了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她列举了唐司马贞的《补史记序》以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出的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认识，他们二人均认为《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之编纂数目，各有深意。再有，作者提到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只解释作三十世家的原因，他并未明确而完整地阐述五体之数究竟含有何等意蕴，所以她又提出了对这种带有神秘意味的说法的反面的观点，王若虚《著述辩惑》以及沈涛《史记篇例》对前两家言论的斥责，二者认为这毫无依据可言。历朝历代不同人物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问题的.争论，但作者认为真理往往是在不断交锋中愈辩愈明，尽管历代间有与小司马、张守节持争锋相对者，可学界对《史记》五体之数目含有神秘意蕴的信念却从未间断过，直至近代朱自清先生又一次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与贞张两人相似的理解。作者用词严谨，举出的例子也有效地佐证自己的观点。 然后，作者提及《史记》五体倚数编纂的可能性。中国上古文化和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重数与用数传统。举中西方对数字的重视，“全宇宙也是一数，并应是一个乐调”。举《道德经》、《周易》等中数字的神秘意蕴，《吕氏春秋》、《易传》、《庄子》、《孟子》等篇数安排的特别意义。司马迁接受父亲临终遗命之后，更以周公、孔子之后第三个五百年的文化圣人自居，立志要著一本大书。作者认为司马迁自然会汲取之前的文化艺术精华，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神秘数字，与《史记》博大精深的内容与精神存在本质的一致性，他又怎会舍弃。作者认为司马迁对《史记》五体篇数安排有特殊意义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家学渊源、师承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依次叙述，层层递进，思路清晰，调理明确。 第二大部分是作者对《史记》五体篇数文化内涵的蠡测，“蠡测”二字我认为作者是个治学谦逊严谨的人。这一部分正是开始对司马迁《史记》五体篇数安排的特殊意义进行分条陈述，依次举例，比如十二本纪中的十二，作者首先说明三、四这两个数字的重要性，三四当仁不让成为真正的天地、阴阳之数。三四十二，由于真正的天地数之积，十二又获得了其它数所没有的独特象征意义，作为“天之大数”而被赋予神圣至极的意蕴。后作者举多例论证表明十二是“秉天而行的天子权力的象征和专利”。十二当真无愧是作为帝王象征之数。剩下的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的论述也大致如此。 通过阅读这篇论文，首先我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文学了解深刻而广博，举出的例子都非常契合论述观点，而且作者的文章框架明晰，调理清楚，思路明确，依次陈述，层层递进，逻辑性强。作者非常明确自己要论证什么，想得到什么，目标明确。我想作者写成这篇文章，一定做了许多努力，查阅了许多资料，她这种严谨认真治学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一定要阅读更多书籍，丰富我们的知识，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会思考，学会创新，活学活用。另外多参考学习优秀的文章，要写出优秀的作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贵在坚持。 结语作者总结道：通过对《史记》五体篇数的逐一考察，发现司马迁所取的个体之数，都是古代神秘数字，是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内大数或极数，并且各数的文化内涵都与其相对应的一体所系之人士及太史公寄予其中的深意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史记》的五体之数，正是这种“有意义的形式”体现着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开阔的胸襟和宏阔的眼光，是达到五种体例的浑融配合与整体结构的和谐，并承载着史公情感与价值取向的隐性武器，是人与社会、自然及宇宙相连的纽带，从而也成为其深层的结构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作者论述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文章是作者思想的承载，一篇优秀的论文，我认为作者应该让阅览这人懂得他所要传递的观念思想，需要得到读者与大众的认同。一篇优秀的论文有理有据思路清晰，它能够获得阅览者的认同，同时它也能够对自己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史记》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论文逆 水 也 能 行 舟——谈韩信忍辱负重明月如水，疏桐如剑，萧萧寒夜中，太史公披衣而起。一只瘦笔写下了一位千古名将——韩信。人言韩信厚脸皮，却不知这叫忍辱负重。穷困潦倒的他，不得不寄人篱下。他何尝不知寄人篱下的痛楚？他何尝不知大丈夫当自强自立？然而他更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因此他也就不在乎所谓的脸面了。“跨下之辱”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然而他无怨，他反而从中学会了忍，懂得了立世之道。于是他决定进入沙场。我常常惊叹于他的追求，我常常拍案于他的胆识。无数次的碰壁，然而他却始终不屈。先随项梁，项梁兵败被杀，他明白自己应该另择明主。于是他投入项羽帐下，然而却未得重用。他明白了“竖子不足与谋”，于是他投向了汉军……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惨痛，然而承受着过重生命负重的他却没有丧失信心，他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命运却偏偏与他做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明明找到了自己的“伯乐”却仍要经历坎坷。虽然只是一介小吏，他却尽心尽职，他认为这是上天在教导他“三军未行，粮草先行”的道理。因此他也就毫无怨言。好不容易“登坛拜将”，本是他平步青云之时，命运却又来给他开玩笑。人言可畏，他遭到人们的轻视、嘲讽。然而在命运遭受无数挫折的他已经成长起来。他不会再屈从于命运，他要战胜命运。井陉大战，一战定威名。他成功了。人们曾嘲讽过他，曾侮辱过他，他承受过太多命运的负重，然而他了解少康，明白姬昌，体谅重耳——他学会了忍辱负重。一挥而就，烈烈寒风之中太史公放下瘦笔，凝望星空。忍辱负重，虽是逆水行舟,但终有出头之日。命运的负重是人生前进的动力。司马迁，我心中的英雄陈 慧此题看后也许有人会笑，耻笑我崇拜一个受了宫刑的人——不是男人的男人，但我是很严肃的。他失去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但这是他无法的选择。他在苟活与赴死之间也许有过彷徨。人生的意义让他选择了苟活。如果一个人的历史像沙漠中的足迹，风过后，所有的都被覆盖消失，那么这一个人是否真正活过？他不愿那样默默无闻。生命的美好，是因为它能创造辉煌。他为创造生命应有的价值，他在极度屈辱中完成了他生命的杰作——《史记》。我不是司马迁，我也没有能力去想像，站在他的立场该有的承受能力，有的只是站在山脚仰望站在山顶的他。英雄，不一定一生都是金光闪耀，只要在某时某地发挥应有的最大潜能。司马迁，已做到了。假如有一天，让我选择所处的年代，我会毫不犹豫的回到他的时代也成为他的门徒，磕头一百也值得。我愿在他难过时，决然支持他——我心中的英雄。司马迁的痛苦让他欲哭无泪，而我最痛苦时还能挥洒泪水。我的痛苦和他相比简直是水滴与大海的关系。英雄，我无法达到你的高度，但我会努力用最大的力量去承受人生每一次打击，效仿你为完成生命的价值而生存。杂 感 一 则朱 亮我们将要学习《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了。鲁迅先生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评价它。从文学角度.历史角度，这无疑是一部百科全书，融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决不否认《史记》的价值性，但对司马迁却有几句肺腑之言，不吐不快。就当时那种封建时代，一个人要想仕途显达一展政治抱负，首当其要的是要有显赫的家世，纵不能如此也要在朝中有些熟人。有句老话叫“朝中无人莫当官”，这就足以揭露当时那种依靠身世或人际关系而走上仕途的社会现象。司马迁一开始做史官，虽无大权，但好歹也是个朝廷命官。就凭这一点他的子孙也可以轻松踏上仕途。但，司马迁下狱将要接受官刑时，他不为自己着想也应为后人着想，他能苟活于世吗？难道一部《史记》就比他的子孙还重要吗？难道他就不相信他的子孙会为他完成吗？其实，说得不客气一点，这就是人的本性——怕死。人就是这样，总喜欢为自己的苟且之事找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虽然性命是保住了，但精神与人格上却是遭受了何等的打击。司马迁毕竟是想让后世人知道如何立足于世，如何面对万千大众，又能如何重新踏上个人的成长之路，而这一点足以在后人的心灵深处留下浓重阴影。刘 邦 的 “黑 子” 太 多戴于谦在我没学《高祖本纪》之前，我只知道刘邦就是汉高祖，仅此而已。但是在我学完《高祖本纪》之后，我对刘邦这位汉代开国皇帝有了更深的了解。许多人认为刘邦是个英雄，但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不喜欢刘邦这个人。理由之一：太史公在《高祖本纪》中的第二段就写到：“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一个好酒喜欢女色的人，还有喝酒不给钱，怎么可以怎能称其为英雄，大丈夫？完全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无赖而已！理由二：在见吕公时刘邦竟然不要脸的说：“贺钱万”。既然没有钱为何说大话？难道不怕在众人面前丢脸？这种虚伪，爱吹牛的人何以谓英雄？理由三：在秦王子婴投降后，刘邦就准备在宫中居住休息，享享帝王之乐。由于樊哙，张良谏最终才还军霸上，还跟秦人说：“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并且与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如此蛊惑人心，收买人心，追求享乐者可谓英雄？理由四：可以说刘邦是个假仁假意的人。在兵败固陵后，行屠城父；在咸阳时却说：“杀人者死”。虽然城父邑不比咸阳，但城中的平民百姓却是无辜的。如此行为可以说是英雄吗？理由五：在未央前殿为太上皇祝寿时刘邦却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文武百官面前，不顾老父亲的颜面，不注意场合说这些大煞风景令人扫兴的话，岂是英雄所为？这恰恰证明刘邦是一个小鸡肚肠，爱记仇的人。当然，对于刘邦这个人的评价，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缺点，而否认他的优点，例如：他有伟大的抱负，知错即改，谦虚，有宽容之心，当机立断……不过，也许我们对英雄的要求太苛刻了。我 眼 中 的 刘 邦夏 琳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所以在后世的评价中他总是占着上风。我想我该用司马迁的那句话来简述我的观点：“不以成败论英雄”。读完《高祖本纪》，我对刘邦有了些初步的了解。他虽有许多优点，但在我看来只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可以将这一切掩埋。刘邦的无赖形象在我脑中犹为深刻，从他“好酒及色”到“折券弃责”，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这些无不淋漓尽致的表现无赖形象。所以，在后来的楚汉之争中，“为之奈何”成了他的口头禅。多么可笑！又多么荒唐！假如张良、萧何都不在他的麾下，那结果可想而知了，因此我觉得他的皇位是受之有愧的。刘邦是虚伪的。正当秦人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时，他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虽说行军打仗要足智多谋，但我所能看出来的却是他的心机。战争多年，军中粮饷定是所剩无几，向来“仓粟多，不乏”这种收买人心的方式似乎过于荒唐。宁可让士兵们饿肚子，也要让他撑起那么一副慈善的形象。他的目的达到了“秦人惟恐沛公不为秦王”，这时他定是在窃喜，而我读出的是好一个虚伪的刘邦！中国自古崇尚“百善孝为先”但是刘邦却在众臣面前戏弄其父，其粗俗鄙陋无人能及。他这样说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产业所就孰与仲多？”我想当太公听了这些话后该是多么的尴尬，被自己儿子在众人面前羞耻，其威严何在？此时的刘邦已是一个逆子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他的骄傲自大。刘邦是有优点的，也是优点成就了他的美名。他是成功了，但至少他不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种英雄。相反我却更欣赏项羽的自刎乌江。在我心中他的一言一行铸就了真正宁死不屈的精神。有时我甚至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若楚汉之争最终项羽胜利了，刘邦会有勇气自杀吗？我对虞姬和诗的看法缪红霞虞姬，一代绝色佳人，并且才华出众。作为一代英雄——项羽的爱妾，她是当之无愧的。她跟随项羽征战，项羽的性格，她是了如指掌的。在四面楚歌后，项王吟诗抒发自己的情感。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有人认为，项羽选择自杀，一半的责任在于虞姬。面对自己的爱人，爱妾竟然说：“大王意气尽。”这可能让项羽觉得连自己最心爱的人都这样说，也许局面真没有办法挽救了。虞姬的自刎更让项羽觉得活着没意义,他于是选择了自杀。但我认为，虞姬作为项羽最贴心的人，绝不会在项羽兵败之际打击他的。虞姬可能会想，既然刘邦夺取天下大权已定，项王现在意气将尽，要打败刘邦需很长时间，何必让自己的项王整天都生活在打打杀杀的征战中？那么，即使项王夺得天下，又怎么样呢？我不想让他活在这种征战中，还是让他放弃征战吧，可是那样我的项王又会心灰意冷，我会对不起他的，让我用自刎来向他谢罪吧！虞姬是一个懂得项羽的人，她和这首诗是有道理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她怎么会打击项羽呢？小议荆轲刺秦王仲子鹏荆轲刺秦王是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但与历史上众多刺客行刺帝王的事件相比，它显然是失败的。他为什么失败呢？首先，作为一个刺客，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与冷静的态度。胆识，荆轲是拥有的，然而冷静和沉着的心态就与之无缘了。根据《刺客列传》中的记载，荆轲在几乎万无一失的机会下却失手了，这就足以说明他心中的紧张。在秦王逃脱却无法拔剑而围着铜柱跑时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荆轲显然不够冷静，不能正确认清优势，竟然只想捉住秦王。在那样紧张的情境下一味追击秦王，终致失手被杀。其次，荆轲的剑术明显不高：卫元君当然知道武能强国的道理，但是却不用荆轲，足以说明荆轲的剑术不高。鲁勾践也说过：荆轲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不擅长刺剑之术，而荆轲又不愿虚心请教，以致在秦王没有准备的状况下仍然失手。从《刺客列传》中可以看出：荆轲显然是一个比较自傲，贪图享乐但又贪生怕死的人。盖聂与鲁勾践只不过与荆轲产生了一点小误会，荆轲却从此不与他们见面，不以他们为同道。太子丹封他为上卿后，他整日贪图享乐，日日欢娱，直到太子丹找他责问时才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行刺秦王时，荆轲本可以一击必杀，想活捉秦王来保全自己，这些足以看出他的贪生。荆轲出发之前说过还需要等一个友人同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友人是谁，但也许会因为这个人而成功。然而他却在太子丹一激之下，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计划，足见其冲动有余，智谋不够。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时的诸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几百年来一盘散沙的诸侯令人们深受其害，其势必有一方强者来统一天下，而秦国各方面均为上上之选。荆轲欲以一人之力而扭转天下之大势，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英雄》中，无名在最后关头懂得了高山、流水两人的想法，明白了天下大势，放弃了刺杀秦王的机会，乃是为天下谋福。但荆轲却无法意识到这种大势。我认为，这才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总之，诸多方面都决定了荆轲的行刺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生因《史记》而精彩刘小杰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中，有这样一本浓缩着精华的史书——《史记》。这是一本不朽之作，它记述了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的五分之三，滋养了中华文化的沃野旷畴。读《史记》，它让我明辨了人间的是非善恶，分清了尘世的人情冷暖。人生因《史记》而精彩，而丰富。弹指间，忽然感觉我已经不像从前，曾经一度的浑浑噩噩仿佛烟消云散；曾几何时的恍恍惚惚再也难觅踪迹。难道这就是《史记》“润物细无声”的魅力？《史记》为我拨开了人生的迷雾，让我阅遍世间的坎坷与辛酸。不论源自何方，不论情归何处，仿佛一切在《史记》中早有定论。我知道，虽然我没有蔺相如的过人才智，但我一定能做到像他一样为人耿耿，无私无畏；虽然我不及屈平的刚正不阿，卓越才情，但我会努力学习他的光明磊落，不屈不挠；虽然我没有仲尼的博学多识，临危不惧，但我可以像他一样勤敏于学，韦编三绝。再看看《史记》：周公的博大胸怀，深沉果断；刘邦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管仲的人生阅历和治国方略……大到人生理想，小到言行举止，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遇到困难，像孔子那样坚持真理；遇到矛盾，像蔺相如那样化干戈为玉帛……人生的一切可以因《史记》而改变。一个折断了翅膀却想飞翔的人，最大的勇气莫过于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痛苦；一个渴望飞翔却没能飞高的人，最大的依靠就是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史记》就是我勇气的源泉，就是我精神的支柱。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读《史记》就像登山、观海一样，每一遍的投入都会有全新的感受。
长城分析长城的历史作用：个人认为错误的决策，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抵御游牧民族的作用并不大，就像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维护国家利益要靠强大的军队而不是防御性设施。地理作用：是中国你农耕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决定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与民族格局。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主题和研究特点相关资料: 图片 研究主题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主题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综合性,它涉及政治制度、政治历史、政治哲学、理想模式、治国战略、施政方策、权力运用等。二是主题稳定。自春秋战国直到明清之际两千多年间，历代研究者长期使用形式固定的概念、范畴、范式等，尽管含义有所不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主要涉及下述主题：①政治哲学。包括仁、礼、法、道、势等范畴，天与人、义与利、君与臣、君与民等关系，以及人性论、历史观等理论。②理想社会政治模式。如孔丘的“天下归仁”的“有道”之世，孟轲的“足衣足食”的“王道”世界，墨翟的“兼爱”、“尚同”的政治思想，老聃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荀况的“王制”天下，朝非的法治社会，鲍敬言的无君无臣的理想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乌托邦,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等等。③治国战略。为了达到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治国战略也是中国历来政治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历代研究者提出了诸如：仁爱、礼治、峻法、尚同、无为而治、孝治、刑德而治，通过格、致、诚、正，达到修齐治平，以及改良、革命等各式各样的治国战略。同时还研究各种治国战略间的协调、配置等等。④施政方策。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决策研究，也是中国历来政治研究的课题。这种研究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总体层面,如经济发展中的重农抑商，唯农除商，农商协调发展，重商等等；外交领域的远交近攻，合纵连横，和亲，羁糜，以夷制夷等等。二是具体层面，即各个历史时期统治中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决策研究。⑤权力运用。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要求统治者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总揽全局的统治术。因此，有关谏议、兼听、独断、考课、监察、防奸等统治术的研究，在近代以前的政治研究中一直受到重视。⑥政治制度。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制度、规范的研究与建设。数千年来的中国政治研究对在封建体制框架内如何建立和完善各项具体制度和规范、保障政治的有效运行，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诸如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官吏的选拔与任用、政权机构的组织、监察制度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维护和发展封建政治统治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近代以后，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制度改造。⑦政治史。中国历代的政治研究者，特别重视政治史的研究，在政治沿革史、制度史、思想史等方面留下了大量著述。他们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总结前代的政治经验、教训，“以史为鉴”。 研究特点 数千年来的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可归纳为：①范式单一。尽管中国历史漫长、曲折，但从西周、春秋战国起对封建社会政治研究,到秦、汉时期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的,糅合法、道及其他各家的思想与方法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在中国政治研究中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直到为近代新的政治研究范式所替代。②注重世事。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较为注重对人与现实政治的研究，如人性、人与社会、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施政方略等，在研究中有泛政治化倾向和浓厚的“经世致用”倾向，而疏于对国家、权力、体制等政治形式的研究。③强调布政。在对人与现实政治的研究中，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者注重的是对治国之道及其合理性的研究，包括治国战略、施政方策、权力运用、选才用人以及它们与政治哲学范畴的关系等，而不注重研究政治体制的合理性问题，这一状况到近代才有所改变。④侧重伦理。受到单一范式的影响，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者在研究治国之道时，侧重于对伦理调控手段的研究。从孔丘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到荀况的“导之以礼、齐之以刑”，以至董仲舒的“德经刑权”、朱熹的“为政以德”，无不体现着政治道德化的浓重色彩。虽然政治运作中的“阳儒阴法”，使法理调控在政治研究中仍占有一定地位。但与伦理调控相比，法理调控长期被置于次要地位。⑤学科界线模糊。由于中国历代学科分化不明显，由于单一范式的影响和偏重伦理研究，历代政治研究一直与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合为一体，学科界线极不明确，未能确立独立的学科地位。
首先，外国中国都有名家论述过地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上网一搜很多，这些可以给你参考，也可用作理论佐证。
其次，你要大量搜集资料。
历史论文的资料丰富性和真实性是最重要的。
相关书籍有《史记》《汉书》有专门的表或篇目，《水经》《水经注》是了解历史水道的重要依据。
再次，必须细对地图，现在的地图不一定可靠哦，因为地表外貌是会改变的，尤其是水道之类的。
最后，给你一点可以阐发的思路。
你可以论述譬如河流（尤其是运河）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的影响，例如京杭大运河对于杭州经济的影响，。
还有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内陆地区的文化经济对比。
平原地区的农业或者说产业结构，民风习俗。
通常来说，植被、气候会影响一个地区的农业产出；气温、地表、地域视野（如平原开阔、盆地保守）会影响一个地区民风民俗、人们的性格；河流影响一个地方的经济、对外沟通等。
希望对你有一点帮助~
秦始皇姓什么？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国历史》第一册第70页上说：“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陆续灭掉东方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但有的老师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淮南子·人间训》及“高诱注”为根据，认为“后人应当称始皇为赵政，不应当称嬴政”，所以教科书是错误的。 此后不久，笔者接到一位山东老师的电话，他告诉我：他读了论秦始皇之姓的那篇文章以后，翻阅了吕振羽著的《简明中国通史》。书中第八章《进入专制主义封建制的秦朝》（公元前221—207年），第一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第一目《开创一统之局》开头就说：“秦王嬴政继承商鞅以来的传统方针，依靠封建地主，次第灭亡六国。”山东的这位老师不死心，又翻阅了尚钺著的《尚氏中国古代通史》。书中第四编《中国奴隶制的崩解与封建制度的形成——秦两汉到南北朝》，第六章《秦奴隶帝国的形成及灭亡》，第一节《秦帝国的建立》，这节只提秦王政，没有涉及到秦王政的姓，但第二节《秦奴隶帝国的发展及其灭亡》中说：秦始皇一死，“李斯、赵高等不敢发丧，并与宠信赵高的胡亥相勾结，阴谋杀害了始皇长子扶苏及大将军蒙恬，拥胡亥夺取帝位，号称二世，继之便展开了对秦嬴族之宗室、姻亲、大臣勋旧的大屠杀，牵连而死者不可胜数”，显然，尚钺先生也认为秦王政是姓嬴。这位老师还是不死心，接连查阅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英国人崔瑞德、鲁惟一编写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通史纲要》第六章《秦汉时期。封建社会的成长》第一节《秦，第一个封建皇朝》中说：“秦王嬴政面对这个空前的局面，要求有一个相应的尊贵称号。他决定自己的称号是始皇帝，他的子孙继承帝位的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他认为，这样传下去，可以万世无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中的“最后的征服与胜利”一节说：“根据中国传统的说法，嬴政之治在公元前246年正式开始。”看来，白寿彝先生和两位英国历史学家也认为秦始皇姓嬴。这位山东老师说：“吕振羽、尚钺、白寿彝三位先生都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英国《剑桥中国秦汉史》也是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著作。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它们跟人教版的课本一样都认为秦始皇姓嬴，可那位老师援引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呀，《史记》上说秦始皇‘姓赵氏’，这究竟该如何解释呢？请您过几天给我个答复。”我答应了。 我答复说：上古时代，姓氏有区别。姓为族号，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氏是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的符号，为姓的支系。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第一编《浑朴时代》第六节《名姓氏族之辨》上说：“姓者生也，所以明世系而别种族也；氏者犹家，所以表家门也。故一姓分为数十百氏。”姓始于母系制时代，形成之后比较稳定；氏始于父系时代，常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情况比较复杂。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中说：“盖姓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这段话道出了氏的主要来源。氏与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然而，“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顾炎武语）。古人很早就懂得“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通志·氏族略序》记载古代的婚俗：“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大约战国以后，姓与氏逐渐混称。至今说起姓氏，专指姓，而姓与氏已无区别。顾炎武在《日知录·氏族》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顾炎武在这里所说的“太史公”，指的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司马迁谈到秦始皇的姓氏，有三个： 第一个姓嬴，见于《史记·秦本纪》。司马迁引用周孝王的话，说：“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接着，司马迁又说：“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司马迁在《秦本纪》中叙述了秦的世系，包括秦始皇、二世和子婴之后，总结说：“秦之先为赢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第二个姓赵，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第三个姓吕，亦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唐司马贞《索隐》：“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吕政。” 综上所述，说秦始皇姓嬴，是论其总根；说秦始皇姓赵，是指其支系；说秦始皇姓吕，是讲其实质。这三种说法都出自太史公，都有充分根据，都是对的，不能说哪个是错误的。 但是，这三个姓用在秦始皇身上，以嬴姓最普遍。前面已引过中外史学名家的著作，它们在谈到秦始皇时都用“嬴”这个姓。就是在我国古代，称秦始皇姓嬴的也是比较多。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诗》开头便是“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他在《咏荆轲》中说：“燕丹善养土，志在报强嬴。”正是因为古今中外的学者提到秦始皇多称他为赢姓，所以《辞海》对“秦始皇”词条的解释是：“即嬴政……”，并不说秦始皇是“赵政”或“吕政”。另外，《辞海》还收有“赢秦”一词，并解释说：“即指古代秦国或秦朝，因秦乃嬴姓，故名。”诗人陈高在《感兴》诗中写道：“商君佐嬴秦，变法开田畴。”相反，“赵秦”或“吕秦”在《辞海》中并没有。采用最普遍、最流行的说法，是教科书编写应当遵循的一般原则。普及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样。
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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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流传和考古发现是两大最主要来源！传世文献有限，曾是制约秦汉史研究的一大因素。而五十年来，一大批重大考古发现，完全改变了秦汉史研究的格局。它对于推动秦汉史研究的作用，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嫌其过高。自七十年代以来，三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云梦秦简、始皇陵兵马俑坑、秦封泥），为人们研究秦国及秦朝的法律制度、陵寝制度及兵制、官制及历史地理，带来了宝贵的新材料，借助于对秦律遗文及相关法律文书的研究，史学家不仅可以大致弄清秦律体系（栗劲《秦律通论》，堪称代表之作），并且还对一些重大的制度问题（如：始傅年龄、隶臣妾的社会身份、啬夫的种类与职掌、赋役制度、民族政策等）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而以秦俑秦陵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业已蔚成规模，以王学理、袁仲一、张文立、徐卫民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利用占有资料的优势，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如果说，林剑鸣的《秦史稿》一书，标志着秦史研究得以从附庸地位而走向独立，那么，九十年代出版的《秦俑·秦文化》丛书（计划30种，已出16种），则是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特别应予介绍的是，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一书，把本世纪的秦史研究成果，分“专著”“论文”两编，分列专题，以时为序，给以著录介绍，所收资料丰富（全书60余万字，收集下限到1999年6月），极便检索利用。近年新出封泥资料（分藏于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已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