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死刑复核驳回地方法院重审后，地方法院有没有规定多长时间落实到在押人员身上？是否可无限期的羁押？谢谢指点
我国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研究【导师】杨宇冠【作者基本信息】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2008年，博士 【中文摘要】：随着人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生命权——人权最基本内容,尤其受到人们的重视。死刑作为剥夺罪犯生命权的最严厉的刑罚,在我国的存在是一个现实,并且还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既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废除死刑这一对生命的剥夺具有不可逆转性的极刑,那么,有效地遏止错杀和体现慎杀,是人权观念下的一种现实选择。死刑案件的程序改革既是学者热议的焦点,也是国家关注的要点,近期出台了多部有关死刑程序,特别是死刑审判程序的司法解释。那么,如何通过严格的审判程序,对死刑的适用进行质和量上的把关,既是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因此,死刑审判程序研究无疑是当前刑事法领域最受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论文主体结构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引言部分对死刑审判程序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也是较为复杂但又较少为人所研究的“死刑案件”的内涵、确定机关加以深入分析和界定。并且表明本论文将我国的死刑立即执行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审判程序控制死刑的适用。正文共分五章,各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概括了我国死刑案件审判程序控制。追溯了我国死刑程序的历史渊源并分析了其对现代的借鉴意义;归纳了死刑政策及其在死刑控制上的作用,为下文构建完善死刑审判程序提供指引;通过重点分析实体法控制和程序法控制两个死刑法律控制手段,深刻揭示了死刑程序控制的价值——彰显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并且,从刑事审判的多方参与性、法官制作裁判的非合议性、刑事审判确定刑事责任的最终性和权威性三个方面分析了死刑案件审判程序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概括了死刑案件审判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审判中立原则、审判公开原则。第二章是死刑案件第一审程序。本章将死刑案件的第一审程序划分为庭前审查和法庭审判两个大的阶段。强调了对于死刑控制具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完善:庭前程序中的死刑案件的管辖制度和证据开示制度,开庭审判程序的辩护保障。同时考虑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在死刑审判中的重要性,本文从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的证明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提出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的独立化。第三章是死刑案件第二审程序。本章从死刑案件第二审程序的启动谈起,突出了死刑第二审程序启动中被害人的上诉权问题以及强制上诉问题;死刑案件二审开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改革的重点,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从死刑案件二审开庭的必要性、意义、开庭程序、开庭的应对等方面对死刑二审开庭进行了多角度的诠释。死刑裁判作出后的死缓案件的上诉不加刑、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也是本章研究的问题。第四章是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问题是一个统领全章的问题,本文从死刑复核程序的实然性质入手,分析了死刑复核程序的实然性质是具有行政色彩的审判程序,然后分析了死刑复核程序的应然性质,应当是审判程序,相当于死刑的三审程序,但是从我国的现状分析,死刑案件的三审终审制,只能作为长远发展目标,我国近期目标应当对死刑复核程序作诉讼化改造,作为向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的过渡。死刑复核程序具有防止错杀、控制死刑的适用、统一死刑的适用的功能,同时本文又对死刑复核程序功能的发挥进行了理性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具体程序的设计与改造,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从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方式、复核的主体、范围、方式、审理期限以及复核后的处理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完整地构建科学的死刑复核程序奠定了基础。第五章是死刑案件的审判监督程序。本章对审判监督程序中与死刑案件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阐述了死刑案件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主体问题;在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分析基础之上,揭示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死缓案件中的应用:针对面临死刑的人的申诉权难以行使的问题提出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暂缓执行的问题以及面临死刑的人申诉制度的构建。结论部分指出,程序公正是实体正义的保障,通过正当的审判程序,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冤杀、错杀,减少、缓解当事人及其亲属和社会公众对裁判结果的不满,实现实体与程序正义的统一。审判程序是纠错防漏,避免误判错杀的过滤器。通过法定的审判程序过滤,尽可能地去伪存真,正确适用法律,才能使死刑案件得到公正的审判。审判程序是对死刑裁决权、适用权的制约,通过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的立法,使控诉、辩护、审判各种职能充分发挥,保证审判机关能够在兼听则明的基础上,正确行使审判权,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
死刑复核的概念死刑复核程序是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查核准所遵循的一种特别审判程序。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是刑法所规定的诸刑种中最严厉的一种，称为极刑。我国法律一方面把死刑作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又强调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因此，除在实体法中规定了死刑不适用于未成年人、怀孕妇女等限制性要求外，还在程序法中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规定了一项特别的审查核准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的任务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死刑复核程序的任务是，由享有复核权的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报请复核的死刑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是否正确进行全面审查，依法作出是否核准死刑的决定。因此，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时，必须完成两项任务：一是查明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据以定罪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罪名是否准确，量刑(死刑、死缓)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二是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是否核准死刑的决定并制作相应的司法文书，以核准正确的死刑判决、裁定，纠正不适当或错误的死刑判决、裁定。[编辑本段]死刑复核的程序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分为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一般的刑事案件(主要指公诉案件)，大致经过立案、侦查、起诉、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执行程序，这是普通程序。此外，对于判处死刑的案件，还要经过专门的复核核准程序；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当发现确有错误时，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这些是特殊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尤以其独特的审判对象和核准权的专属性等特征既区别于普通程序，又不同于其他特殊程序。具体而言具有以下特点：1．审理对象特定。这一程序只适用于判处死刑的案件，包括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只有死刑案件才需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没有被判处死刑的案件无需经过这一程序。这种审理对象的特定性使死刑复核程序既不同于普通审判程序——一审和二审程序，也不同于另一种特殊审判程序——审判监督程序。2．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案件的终审程序。一般刑事案件经过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以后，判决就发生法律效力。而死刑案件除经过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以外，还必须经过死刑复核程序。只有经过复核并核准的死刑判决才发生法律效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死刑复核程序是两审终审制的一种例外。3．所处的诉讼阶段特殊。死刑复核程序的进行一般是在死刑判决作出之后，发生法律效力并交付执行之前。相比较而言，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审理时间是在起诉之后，二审判决之前；审判监督程序则是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后。4．核准权具有专属性。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权进行死刑复核的机关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而其他审判程序与此不同：一审案件任何级别的法院均可审判；二审案件中级以上的法院均可审判；再审案件原审以及原审以上的法院均可审判。5．程序启动上具有自动性。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启动都遵循不告不理原则：只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者自诉人提起自诉，人民法院才能启动第一审程序；只有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或者被告人、自诉人提起上诉，人民法院才能启动二审程序。而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既不需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者抗诉，也不需要当事人提起自诉或上诉，只要二审法院审理完毕或者一审后经过法定的上诉期或抗诉期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检察院没有提起抗诉，人民法院就应当自动将案件报送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核准。6．报请复核方式特殊。依照法律有关规定，报请复核应当按照法院的组织系统逐级上报，不得越级报核。而审判监督程序可以越级申诉。死刑复核的意义死刑复核程序是一道十分重要的审判程序。这一程序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适用死刑一贯坚持的严肃与谨慎、慎杀与少杀的方针政策，对于保证办案质量，正确适用死刑，坚持少杀，防止错杀，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均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1．死刑复核程序有利于保证死刑适用的正确性。人的认识有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只有经过多次不断的检验，才能使认识逐渐接近客观实际。诉讼认识也是如此，只有经过从侦查到起诉、审判，从一审到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等多次反复，才能使公安司法人员的认识逐渐接近案件的客观事实，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冤假错案。死刑案件通常更加复杂，往往更需要经过多次检验。不仅如此，人死不可复生，死刑一旦被执行就无法补救，因而更必须保汪死刑判决的正确无误。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置使死刑案件在一审和二审程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道检验和保障机制，这对于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死刑复核程序有利于控制死刑的适用，实现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严肃谨慎、少杀慎杀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在刑事诉讼法中特别设立死刑复核程序，正是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通过死刑复核，对那些适用死刑不当的判决、裁定，作出不予核准的决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对纯属无罪或因证据不足应判无罪的人，纠正冤案，立即释放，恢复其自由；对那些虽然有罪，但不应判处死刑的罪犯，可根据不同情况依法改判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这样做，不仅有利于防止无辜错杀和死刑滥用，避免给国家、公民造成重大损失，而且还可以收到良好的政治效果。因此，死刑复核程序是坚持少杀、慎杀和防止滥杀的可靠保证。3．死刑复核程序还是严格死刑规格、统一执法尺度的关键程序。由于死刑(死缓)判决的核准权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的，这有利于从诉讼程序上保证死刑执法尺度的统一，防止地区之间宽严不一。而且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及时发现死刑适用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及时纠正错误的死刑裁判，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审判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指导和督促下级人民法院提高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确保死刑在全国和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统一正确适用。死刑复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规定将《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毒品犯罪除外>）、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 中国刑事辩护网提供。最高人民法院通知授权云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甘肃省、贵州省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死刑。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已将下放的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并在原来刑一庭，刑二庭的基础上增加三个死刑复核庭。刑三庭、刑四庭、刑五庭。负责全国死刑案件的复核工作。[编辑本段]死刑复核的司法解释复核死刑案件处理方式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了复核死刑案件的3种处理方式，即核准、发回重审和改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此修改为核准和不核准，仅在少数特定情况下才改判。根据《规定》第四条，对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对于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错误的如何处理，《规定》没有明确。《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所述引用法律条款不完全准确、规范，可以在纠正后作出核准死刑的判决或者裁定，“引用法律条款不完全准确、规范”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很显然，错误重于“不完全准确、规范”，那么，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核准、改判还是不核准发回重审?笔者认为，改判不符合《规定》列举情形，不能采用改判；如果适用法律错误只影响定罪，不影响量刑，则以比照《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纠正后核准为宜，如果适用法律错误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或者既影响定罪又影响量刑，则无法纠正，应当不予核准。发回重审的具体应用(一)发回重审的范围。《规定》的规制对象是死刑复核案件，虽然复核死刑案件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但死刑复核程序不是独立的审级，所以，不予核准、裁定发回重审的死刑案件，发回的是死刑部分，重审的也是死刑部分。对于原审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数罪并罚案件中的非死刑处罚部分的裁判，尽管在重审中可能重新处理，但属于重审中自行、主动解决问题。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的未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犯罪部分，则不属于《规定》适用的范围，对死刑部分复核不影响其生效。最高法院在复核时发现已经生效的裁判确有错误的，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二)发回重审的审级。《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表述发回重审的审级为：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核准死刑的，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可以发回第二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发回重审的事由可以归纳为3类：一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是量刑不当；三是违反法定诉讼程序。那么，3种情况下分别应当发回哪一审级法院审理?笔者认为，可以把《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第27项——“复核死刑发回重审用刑事裁定书的说明”作为参照。在样式说明中，把裁定结果分为两种情况表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证据不足，或者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表述为撤销一审和二审判决，发回中院重新审判。第二，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证据以及诉讼程序上均无错误，但二审裁定或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表述为撤销高院二审判决，发回高院重新审判。从样式说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事实、证据或程序问题发回时，原则上哪一审存在问题发回哪一审。笔者认为，因量刑不当发回重审，前提是案件事实认定正确，诉讼程序合法，也就是说，一审、二审只存在量刑不当的问题，此种案件似无发回一审的必要，一般发回二审直接改变量刑即可。(三)发回重审的审理。关于开庭，发回一审重审的，一审应当开庭审理；发回二审的，二审可以直接改判，但量刑不当的案件，必须通过开庭调查事实、证据的，或者纠正原审程序违法的，则应当开庭审理。要注意，原审被告人上诉引起二审的案件，发回后重审时不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主要是指数罪中非死刑处罚部分，即使经过重审仍然判处被告人死刑，也不得加重被告人他罪的刑罚。[编辑本段]高院复核案发回重审(一)复核案件如何适用《规定》的问题。《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特别规定了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复核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发回后的审理程序，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不予核准死刑的复核案件应当适用该款规定审理。该款规定与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在发回事由上应当一致，但审理程序上不完全相同，复核案件发回后有两种审理方式，一是提审，二是发回一审重新审判。(二)对提审含义的理解：有的同志认为提审是按一审程序审理。其实在三大诉讼法有关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中，提审的含义均非常明确，即提级审理，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关于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的程序也规定，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一审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发回重新审判，故《规定》的依据实际来自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律关于提审的含义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一直缺少提审的实践而已。(三)提审程序应注意的问题。一是使用什么性质的案号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使用“复”字号制作提审裁定书，提级审理。然后重立二审案号，使用“终”字号审理。二是提审案件的审理方式问题。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因为复核时不是二审程序，没有开庭。《规定》第八条第二款也使用了发回“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字眼，不同于发回“第二审法院”，所以，对复核案件的重新审理不能适用第九条规定的审理方式。[编辑本段]下放弊端《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情形是，在罪大恶极的罪犯得到应有惩罚的同时，一些本来很轻微甚至并不构成犯罪的案件，被告人也被核准死刑。据悉，1983年“严打” 期间，上诉期仅有3天。甚至没有3天，从抓到判到执行也就一个星期。“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樊崇义说。当初死刑核准权下放，在地方保护主义和某些人的干预下，死刑范围肯定被扩大了，可杀可不杀的罪犯也被杀了。“但很快被中央发现了，及时进行了纠正。‘从快’也要严格地依法从快，‘从严’也要严格地依法从严。”“严打”的“从重从快”，使死刑的核准程序过于简单化，一些在现在看来根本不适合死刑的罪行也被执行了死刑。 从重从快，是导致错杀、可杀可不杀必杀的一个主要原因。造成死刑大量增加与死刑适用标准不同和随意降低有直接关系。死刑核准权下放的同时，标准也随之下放。死刑标准因地区的差异而变异，比如贪污贿赂案件，有的地方5万元开始立案，而在另外的地方可能3万元就要杀头。在长期从事司法调研过程中，卢建平发现，杀一个人甚至成了某些领导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比如，发生了恶性事件，地方党政一把手肯定要过问。领导关注的方式和程度通过某种渠道表达出来，就会左右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正确判断。遇到在材料上喜欢使用“严惩不贷”、“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批示用语的领导，法院不可能不作考虑。死刑核准权的下放，经过20多年的实践，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近年来，因为个别法院在死刑案件事实、证据上把关不严，酿成了多起错杀案件，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中，不仅被告人总是被迫成为控方的证人，以证明‘自己有罪’，而且法院常常帮助检察院证明被告人有罪；即使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法律要求的确实、充分的程度，法院也往往留有余地地判处死缓，以至于有些屈打成招的无罪被告人，不得不等待真凶的出现，才能平反昭雪。补充2006年10月31日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第十三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个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所有死刑案件复合都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复核程序只适用于死刑案件，复核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依授权的高级人民法院（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1991年至1997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分别授权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五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毒品死刑案件（涉外的除外）行使核准权。复核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只能是高级人民法院，具体申报程序如下：1.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报请复核《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死刑判决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死刑缓期执行案件的报请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的核准权在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的复核内容、方式等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相同。高级人民法院按照不同情形分别处理：（1）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定发回重新审判；（2）认为原判量刑过重的，依法改判；（3）同意维持原判的，裁定予以核准。
死刑复核程序如何完善-------------------------------------------------------------------------------- 2005年12月02日08:20 法制日报2005年11月19—20日，由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共同举办、联合国开发署及美国律师协会协办的死刑复核程序专题研讨会上，来自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会聚延庆，就死刑复核这一敏感而又沉重的话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论证。会议以“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死刑复核的参与主体”、“死刑复核程序的证明标准”、“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方式、范围和期限”几个主题进行，开的紧张而热烈，比起学者的畅所欲言，实务界显得有些谨慎。死刑复核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这是司法改革迈出的很大一步，标志着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正在逐步落实。多数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只简略地规定了4条(如果除去第201条关于死缓案件的核准程序，实际上只有3条)，这对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后究竟应该如何复核，没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也有学者认为，解决问题应当具有针对性，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死刑复核程序来解决，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解决当前死刑案件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不应在死刑复核程序之内而在死刑复核程序之外，应该抓住最高法院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的机会，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内涵用足，首先用到死刑案件的一审二审过程中；即便现在我们死刑复核程序当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从经济和有效的角度上讲，解决的最低成本应该在一审，其次是二审，如果都放到最后解决，成本太大；应当采取合理、科学和富有张力的方法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设计，搭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缩短此岸与彼岸之间的距离，填平理想与现实的沟壑。主办方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教授总结说，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如何在技术层面上研究收回以后程序问题的具体操作，这不仅仅是最高法院的一项工作，也是学界和整个社会共同的一项任务。本网记者 蒋安杰死刑复核程序：法律审还是事实审？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认为纯粹的法律审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复核案件中，被告人不服或者说律师认为有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和证据的采纳问题，事实问题就不能不去理睬，就不能仅仅就法律的适用进行核准；第二，我们目前一审二审程序的进行都很不规范，应有的功能没有发挥，证人不出庭、鉴定人不出庭，下级请示上级或者受到地方党政机关的干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一审二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第三，死刑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本身就难以分开。比如说，几个人共同杀害被害人，谁是致命的那一刀的凶手这既是事实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查明，就不能很好地对几个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加以分解。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死刑复核程序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其一，对于一审判处死刑后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的案件以及虽然提出了上诉，但不是针对事实认定而是针对法律适用或程序问题提出上诉的案件，法院可以采用非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包括审查书面卷宗材料、提讯被告人听取意见、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等；其二，对于一审判处死刑后被告人提出上诉并且是针对事实认定提出上诉的案件，法院应当采用直接审理的方式，即在确定的时间吸收被告人、辩护人以及其他必须参加的诉讼参与人共同参与审理活动。操作方式上可以采取形式面对面的直接审理和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远程审理两种方式。李建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对于被告人提起引发的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实行事实审和法律审分流，即对于事实认定有分歧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应由5名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通过开庭的方式对案件进行审理，应当分别听取被告人及其律师以及检察机关的意见。如果仅仅是对于法律的适用有争议，则可由最高人民法院3-5名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通过法律审的方式进行审理，在查阅案卷、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意见的基础上，只对法律问题进行复核，以提高程序的效率。如有必要，可以听取检察机关的意见。杨正万(贵州民族学院教授)：第一步，在死刑核准权收回后的2-3年内，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没争议的案件，核准法院可以在只有辩方律师及控方检察官在场的情况下听取双方意见，然后作出相应的核准决定，而对控辩双方在事实问题上有分歧的案件，核准法院应该在包括被告人在内的控辩双方在场的情况下，逐一调查各种证据，然后作出相应的复核决定；第二步，在死刑核准权收回后的3年后，对所有案件都实行全面开庭审判。如一步到位，对所有的死刑复核案件都立即全部实行开庭审理，可能会使效率下降到公众难以容忍的程度，从而激起公众对于死刑案件处理的亚理性和非理性。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目前的死刑复核程序处理核准审理的任务之外，还可以增加一种赦免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提高死刑的门槛、完善赦免制度减少死刑。《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有一项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特赦的权利，但运用的不够广泛。我国古代的死刑程序即贯彻了赦免的精神，此次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可以充分考虑公约与我国历史传统中的精华部分，赋予最高人民法院赦免死刑的权力。死刑复核程序：可否改为三审程序？汪建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死刑复核权回收之后，如果经过行政化复核程序向“诉讼化”复核程序和由一般诉讼程序向死刑特殊诉讼程序的两个转变，死刑复核程序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程序，而是在向“第三审”程序转变，只不过这里的第三审仅仅针对死刑案件。因此，我们认为，回收死刑复核程序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它应当是向三审终审制改造的过渡，长远目标应当定位为建立三审终审的审级制度，确立判例制度，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三审终审制的同时，还应当改革一审、二审甚至是侦查程序，因为任何国家的最高法院绝不是用来查明事实以纠正错案，而是通过法律标准的掌握、刑事政策的控制来实现的。如同河流的源头被污染，下游很难治理一样，一审、二审程序难以纠正错案，又怎能对作为最后一道关口的死刑复核程序期待过高呢？崔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将现在的死刑复核程序改为第三审程序,我认为，作为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一种建议，自然是可以提出讨论的。但这只是如何修改法律的设想和建议，属于“未来式”的动议，而不是目前可以实行的。当前，在刑事诉讼法还没有修改之前，只能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来执行，而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把死刑复核程序径行改变为第三审。万毅(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作为两审终审制例外的死刑复核程序，事实上是为了弥补死刑案件“两审终审”审级不足的缺陷而设计的。应当说立法者已经认识到两审终审制审级不足的缺陷，并力图弥补这种缺陷。然而，立法者并未试图通过改变审级制度来解决问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由法院自行主动启动、控辩双方都不参与、书面阅卷审理的特别程序———复核程序。这一程序设计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两审终审制的一致性，却不符合审判原理，而且实践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因此，要保证死刑适用的正确性和严肃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革两审终审制，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李尚公(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目前实行的单一职权主义体现了立法者的善良愿望，但用“公平+效率”的尺度衡量都有不足。将当事人自己都不需要、不请求的事情强行拿来复核，既浪费司法资源，对被害人和社会公众来说也不公平，但是，除非做到“有求必应”，使当事人的复核请求一定得到受理，并且做出相应的非常严格的制度安排，否则不能简单废除职权主义。目前可行的办法是完善“报请”程序，将控辩双方对二审判决的意见(复核请求)作为必须报送的复核文件，增加复核工作的针对性。死刑复核程序：检察机关、律师是否介入？张智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关口，与一审、二审程序相比，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将最终决定一个人生命权利的剥夺与否，即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之前的所有程序中都能够有效行使，法律监督在死刑复核程序这一决定性程序中的缺失也会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功亏一篑。因此，为确保死刑案件的公正性、合法性，就更应当加强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陈国庆(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有人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法院内部一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或者救济程序，不是诉讼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应与诉讼程序相区别，认为死刑复核程序不应当诉讼化，因而检察机关、辩护方均没有必要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我们认为，不能以死刑复核属于救济程序为由否认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性，死刑复核程序无须依靠任何主体的提起即可启动，是死刑案件的必经程序，不具有救济程序由一方主体提起的特征，而且，即使认为死刑复核属于救济程序，也不能据此认定其不是审判程序，不具有诉讼性。死刑复核活动是审判活动的一种形式，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表现，不是行政审批活动，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审判程序。从改革发展完善的角度考虑，应当根据诉讼的规律设计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尽管其不同于一审、二审程序，但可以进行诉讼化改造，允许检察机关、辩护方介入死刑复核活动，体现其审判程序的性质。周道鸾(国家法官学院教授)：死刑复核程序在性质上不同于第一、二审程序，没有必要实行开庭审理；检察机关在第一、二审中已充分发表了意见；如果实行开庭审理，全面听取被告人、辩护人和检察机关的意见，则等于是实行“三审终审，而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同时，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只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指一审判处死刑，被告人有上诉的案件)应当提讯被告人，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提讯被告人，这是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为了把好死刑复核这一关，做到兼听则明，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可以听取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意见(包括口头和书面意见)。李贵方(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目前刑诉法未规定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允许律师辩护，事实上是禁止的。我们认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不仅有权聘请律师为其辩护，而且必须获得律师辩护，其本人或家属无力或不愿聘请律师的，法院应指定律师为其辩护。死刑复核程序的辩护应该是法律援助的一项重要内容。死刑案件复核：证明标准高于其他刑事案件？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死刑复核程序的证明标准是可以把握的，不管这个标准是表现为一种主观的东西还是客观认识，认识的主体总是可以通过对于标准的把握达到共识。死刑案件有它的特殊性，定罪和量刑或许应该有两重不同的标准。从定罪来说没有其他第二个标准，这就是大家公认的排除合理怀疑，但是作为死刑案件，它在量刑上应有一个特别的标准，可以叫做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里涉及到罪和刑的区别对待问题，这种标准可以解释对于死刑案件，最高法院提倡的留有余地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样一种标准也意味着在死刑案件中决不能引用两个“基本”(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两个“基本”只能适用普通刑事案件。汪建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其他案件，应达到“以排他的与令人信服的证据为根据”的标准。如果说应当将死刑案件办成“铁案”，这一点不为过。杨建广(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希望通过从相对略显宏观的“正向”角度，将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应当适用的证明标准表述为，“对死刑案件的复核，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对案件事实不存在其他解释余地的标准”，这样从正面提高死刑复核程序中证明标准的严密程度(同时也是意在提示最高院的法官在复核死刑案件时采取一种无懈可击、最为严谨的态度)；另一方面，合理引入以(可判死刑的)个罪为基本计量单位的误判证明标准，以一种成体系化的标准“逆向”检验进入死刑复核程序的刑事裁判的正误。死刑复核程序：应否规定期限？周国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国刑诉法没有规定死刑复核的期限，因而导致实践中复核死刑案件期限有的很长，影响了诉讼效率，为了改变此种状况，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自收到死刑复核案件之日起3个月内复核完毕。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复核，经审委会批准，可延长至6个月。”死刑复核只是审判死刑案件中最后的一个特殊把关程序，复核不像一审、二审开庭那样复杂，因此不用6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樊学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虽然公正应该是追求的第一价值目标，但是“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因此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应寻求一个平衡点，即给死刑核准程序规定审理期限。具体来说，建议将死刑核准程序的期限规定为6个月，对于那些案情复杂、审理难度大，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审理终结的案件，经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可以延长至1年。死刑复核程序：应分几步走？张志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死刑复核权的上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审视中国死刑和死刑复核程序的机会，最高法院收回行使复核权之后会遇到非常大的压力，而如何消解和缓和这种压力就在于社会上是否能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主要有三种成分构成：一种成分也是最核心的成分，就是对于死刑问题的伦理观念，认为它是好还是坏；第二种成分是我们能不能确立一种标准，如果在这个标准上我们能达成充分共识的话，那么我们就能解决死刑复核的技术问题；第三种成分，关于替补的措施包括参与审理方式、组织构造、审限的限定等等。在这三种成分中，伦理问题决定了标准问题，而标准问题决定了我们在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构造上的选择，而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上达成共识。王敏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第一，应当注重死刑复核之前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的上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案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证据方面的错误，如果一、二审都出了问题，那么到最高法院的复核程序再来避免错误减少错误，它的困难将大大增加。所以我们不应当仅仅看到死刑复核程序，而是应当看到死刑复核程序之前的二审程序如何，二审程序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出现不开庭审理的情况，一审二审都开庭审理，最高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的时候基础就相对牢固了，所以我们应当把眼光至少前伸到二审程序；第二，应当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相关程序的内容，我们知道死刑复核全部收归到最高法院实际上是增加了一道程序，使得死刑案件处理更加慎重，使错误相对得到更大程度的减少，这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增加这个程序不是走过场，它应该是扎扎实实的切实有效的，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我们最高法院的复核死刑法官都是神；第三，死刑复核应当有相应的裁定书，而且这个裁定书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结论做出来时才会有相应的基础。这就需要我们的最高法院还要做很多工作。谢佑平(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可以想见，在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我国死刑案件的复核重点将出现两个不同的阶段。初期，由于死刑第一二审的审判水平还不是很高，再加上现行法律在证据采信、证明责任分配等问题的上规范的缺失，对原判事实和证据认定有异议的复核案件将占较大比重。但如果最高院通过一个阶段的复核，对一些颇有争议的规则作出表率性的确认，对判刑标准上进行统一，那么必将极大提高一、二审法院在死刑案件审判中法律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的能力，故下一阶段案件中占较大比重的可能就是对“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该不该对被告立即执行死刑”的复核了。因此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胡云腾(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新中国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我国进一步走向慎用和限制死刑的重要标志。当务之急不是抛弃现行的复核程序和有效做法另行构建“完美”的死刑复核程序，而是把现有的死刑核准程序实施到位；不是设想最高法院按照现行程序复核死刑案件会有多少弊端，而是要把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尽快进行剥离，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最高法院应尽快收回死刑核准权并按照现行复核模式进行复核，只要最高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并按现行模式复核死刑案件，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限制死刑，并有效地防止错判，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尽快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是把目前还没有实现的目标当作已经过时了的东西进行完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当前探讨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问题，应当掌握三个原则：对于能够通过完善一审程序或者二审程序解决的问题，就不要通过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方式解决；对于可以通过完善一审程序或者二审程序解决、也可以通过完善死刑复核程序解决的问题，最好也通过完善审判程序的方式加以解决；只有确属死刑复核程序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死刑适用标准的合理统一问题，排除地方各种因素的干扰的问题，以及死刑的刑事政策如何把握等问题，才应当通过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来解决，要防止脱离实际地构建看起来很理想实则难以实施的程序。
公务员权力的制约与保障公务员是国家的治理者，他们行使着国家赋予他们的特别权力，同时利用这些权力管理人民，协调事务，使国家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然而，人毕竟是会有私欲的，重权加于以身引发了一些公务员抵抗不住诸多诱惑而产生腐败现象。这样一来，国家人民给予公务员的特别权力当然会惹来争议，没有人会愿意让滥用职权的官员管理自己，当然更没有人愿意看到每年公务员考试到达残酷的程度仅仅是人民追逐权力的结果。由公务员用权不当而引发的公务员权力制约问题已成焦点，可以说这种行为几乎激发起了民众仇权的心态。而对于公务员的权力过分制约又会大大消解他们在社会活动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如此方式无异于瓦解了国家的管理能力，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因此，对于公务员权力的态度必然是既制约又保障。只有加以制约，人民才会安心让公务员行使职权；只有加以保障，公务员才会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权衡利弊后我们须以恰当的力度限制公务员的权力，协调好制约与保障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样才能建设起健康的官民关系，使社会和谐发展。公务员权力的制约是重要的。自古以来中国民众的官宦意识都极为强烈的，尤其是儒家备受推崇的“学而优则仕”的至高理念，两千五百年以来不见其降温。孔老夫子一心为专制统治打下的基础而今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难以料到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像中国的精英这么狂热于做官。狂热的根源还是权力，而这种权力在过去的专制制度下还是被无形放大了。现在我们的社会讲法治，健全的法律体系能够很好的制约住官员的权力，通过官员权力的削减可以缓解举国的公务员热。这就是我想说明的关于制约公务员权力的第一点，即可以明确定义权力应有的效应，避免民众盲目加入国家公务员队伍而造成公务员队伍腐败现象增多。其次，积极限制公务员权力是民心所向的结果。权力一向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热衷于权力的人往往被大众轻视，究其原由，还是人民从心底对管理者的不信任。权术在民众看来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物，没有一技之长的官员往往成为大众对命运不公发泄的突破口。积极地控制官员的权力，使官员以谦卑的态度面对民众，这样才能迎合民众面对管理者的心态。最后，限制公务员权力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必要因素。法治与德治最根本的区别还是在于管理社会国家的标准是唯物的客观实事还是唯心的主观想法。我们选择了法治是时代进步的结果，用客观的法律约束人民的行为最为可靠。这里面暗藏的便是对人性私欲本质地透彻分析。当我们用法律约束人民的公共生活时必定也要想到用特定的法律来限制公务员，而且此限制必须更加严格更加权威。这是最简单的逻辑，因为公务员应为人表率，严于律己。加强对公务员权力的限制无非是多制定些修正草案，用以监督他们的工作。公务员也会有个人私欲，指望他们通过过人的修为抵抗诱惑实在愚蠢，最后往往是使社会风气败坏，国家日益式微。公务员权力的保障是重要的。首先，公务员作为管理者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权威性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国家没有保障好公务员权力实施的权威性，那么国家的治理将成为一个重大难题。对于公务员权力的制约我们多是从人民的立场考虑，而对于公务员权力的保障我们一定是从国家的立场考虑。国家的安定是与管理者的业绩紧密相连的，管理者在管理上的能力低下将会直接导致国家的动荡。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随着社会面临转型，社会问题凸显，管理者更是要维护自己权力的权威。其次，公务员自身同样有争取正当权力的权利。由于他们自身特殊的工作性质，公务员争取到权力的保障其实是对他们工作的保障。我们要顺应人民的意愿，但公务员也要能够平等地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而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应给予满足。如果国家连自己的形象代言人的要求都置之不理那么这个国家不会有前途。也只有通过满足公务员自身的合理要求才能使公务员尽心尽力工作，到头来受益的还是国家与人民。最后，保障好公务员的权力国家才能正常运作，积极发展。无论是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如今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我们在看到惨烈的竞争的同时应该肯定由这些机制选出的人才。这些佼佼者可能有时太过自以为是、雍权自重，但是他们都有着普通人不具备的能力与知识。他们在实现自己抱负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为人民谋利，为国家解忧。而他们实现抱负最需要的工具无非是权力。通过权力的应用他们才能协调好人民间的关系，人民与国家间的关系。只有这些关系真正和谐了我们的社会才会不断进步。因此，国家对于公务员的权力的保障是让公务员这一优秀团队施展才华，追求梦想的重要基石。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国家精心挑选出的人才不能被束缚得无所作为。对于公务员权力的过度限制必然导致公务员追求平庸与安定，那么社会的发展动力何在？协调好制约与保障的关系。综上所述，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来对公务员权力进行适当的约束，而这些约束的指定应遵从因地制宜，与时具进的特性。对于不同职务不同地域的公务员，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限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的挑战可能被提出来，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我们也要积极调整策略，迎合新的时代形势。
不可忽视对市政工程质量的监督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不仅仅是城市化的人口水平，还取决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水平，而且现有的城市还有提高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的要求。要城市化，首先是城市所提供的市政基础设施要配套完善。城市的道路、桥梁、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等等必须是质量优良、运转良好、效率很高的基础设施。 市政基础设施具有投资额大、涉及面广、带动作用强等特点，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广大城市人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对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这些工程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市政工程有其独有的特点：一是市政工程是由政府投资的公益性项目，其产品为公众使用；二是市政工程的投资效益不是在项目本身发挥，也不是短期内能产生效益。正是由于市政工程具有这些特点，长期以来，市政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体制存在缺陷，行为不规范，法规滞后和执法不严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的管理和素质与城市建设要求不相适应，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不尽人意。 一、市政工程质量管理现状 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政府行为，建设资金大多来源于政府的财税收入。实质上市政基础设施是纳税人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社会公益性项目，工程主要服务于城市区域。由于受到环境、场地、交通等各种因素制约，市政工程的工期一般不会太长，属于“短、平、快”的建设性质。市政工程又要承受献礼、形象、政绩的考验。工程实施后，重政治、轻技术；重工期，轻质量的现象应运而生。 当前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中，普遍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注重房屋建筑质量的监管，忽视市政工程质量的监管，市政工程建设无论从工程建设质量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还是工程实体质量都远远落后于房屋建筑工程。正是这样的忽视，给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埋下了一定的质量隐患。 2005年8月，在省建设厅组织的市政工程质量检查中，抽查9个在建的市政工程项目，45项法定建设程序有20项不符合规定要求，占.其中未办理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占，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占，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的占20%，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占，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占.在市政工程建设中，有相当一部分工程项目在工程竣工后，仍然没有办理好相关的法定手续，使得工程无法竣工验收。抽查的三项桥梁工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影响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市政工程因质量问题带来的社会危害案例不只一个，其社会危害性一点也不亚于房屋建筑工程。因此，作为政府履行职责，要“两手硬”、“两手抓”，不能只注重对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的监督，同样要高度重视市政基础设施的质量监督工作。 二、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努力实现对市政工程质量的全面监管 提高市政工程质量，首先要理顺、规范市政工程建设市场。加强对质量责任主体执行法律、法规的监督，堵住不符合规定的单位、设施、材料进入市政工程建设市场。各级质量监督机构要把加强市政工程质量监管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在抓实、抓好市政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质量的同时，努力解决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的“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严格市政工程法定建设程序，规范工程建设各方行为。各级市政工程主管部门应从自身做起，按照法定建设程序办事。 （一）全面开展市政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工作，查找和消除工程实体质量隐患。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通过重点检查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工程质量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况；检查各项工程建设程序执行情况；检查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的落实情况；检查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检查各相关单位、相关工程执行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情况；检查工程实体质量，特别是在建工程主体结构的质量安全。清理和纠正市政工程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消除质量隐患，保证工程质量安全。 通过专项整治工作，使我省的市政工程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使法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得到进一步保证；使政府对工程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发挥最大作用。近期，省质监总站组织全省各省辖市质监站进行市政工程质量互查，各地区也已陆续开展监督检查，确保专项整治工作的有效性。实践证明，这项工作很有必要，应该将其作为长效机制长抓不懈。 （二）加强市政公用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确保工程主体的结构安全。 各级质量监督站要按照《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实施细则》和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编制有针对性的质量监督方案，切实加强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特别是市政桥梁工程的重要部位、关键工序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现场抽测频次，对工程质量控制资料要进行认真核查。对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涉及结构安全的重要部位的施工技术管理、质量控制进行监督跟踪、加强预控和指导。同时，要深入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工程质量通病。 （三）切实强化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 目前，尽管各地都有施工图审查机构，但是有的机构缺乏市政公用工程勘察设计的专业人才；有的审查机构没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审查的资质；另一方面，市政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图审查意识淡薄，大部分建设单位虽然能够按照国家要求办理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但大都存在办理手续滞后，甚至有些建设单位在工程主体结构即将完成仍未办理有关手续。有的将施工图交由没有市政工程审查资质的机构进行审查，有的采用将施工图委托相关咨询机构进行复核，有的项目没有经过施工图审查即进行施工。有些建设单位施工图审查意识不强，跳过施工图审查这一法定程序；有些市、县（市）的施工图审查机构不设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审查内容。 市政工程施工图审查是保证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的重要手段，是工程质量监管的关口。各有关部门应认真贯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配齐市政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强化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 （四）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各方质量行为，重点是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质量行为。 目前，工程建设中质量行为的不规范依然存在，特别是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表现在市政工程中尤其突出。有的施工企业不按图纸施工；有的在施工过程中，不能严格执行工程技术规范，偷工减料，埋下质量安全隐患。有的监理企业责任意识淡薄，不能起到“三控制”的实际作用；旁站、巡视、平行检验制度不落实，使现场工程质量处于失控状态。因此，加大对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质量行为的监管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五）加强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保证政府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市政工程涉及的范围广，施工干扰大，影响因素多，专业技术性强，技术要求高。按照省建设厅的要求，除南京、无锡有专门的市政工程质监站外，各市质监站应尽快设立专门的市政工程监督科室，有条件的市、县（市）可以成立市政公用质监分站，配备能够满足开展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技术人员。 从事市政工程的质量监督人员应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和方法，体现技术权威性；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要从政治的高度，树立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感；要提高监督执法能力，质监人员要学法、懂法、守法，严格按程序执法，体现政府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科学、公正、权威”。 三、结语 工程质量监督是政府在工程建设活动中的一项重要职责。作为市政工程建设的组织者、建设者的各级政府，对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质量责无旁贷，市政工程质量是关系国家财产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工程质量马虎不得。市政工程是民心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政府工程质量监督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履行好职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模式不断变化是必然的，这就要求质量监督部门和质量监督人员及时掌握新情况、了解新问题、领会新精神，主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浅谈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浅谈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要善于把握重点，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上下功夫，要把事前预防和事中约束作为重要的监督环节，要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规范教育和建设，要努力拓宽监督渠道，建立健全对领导干部监督的网络。 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从严治党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两个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严明党的纪律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败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就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进行了调研，并对近年来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理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进行分析，感到领导干部腐败主要是权力失去监督，规章制度弱化，政治学习虚化，理想信念淡化，个人的私欲恶性膨胀等原因所致。其行为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可见，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势在必行。然而，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应着力抓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要善于把握重点，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上下功夫。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领导工作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不仅党的领导和机关要严格遵循，政权机关同样要严格遵循。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实践一再证明，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得好，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就有了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党内生活不正常，班子就会出问题，个人也会出问题。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是要严格落实十六字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凡涉及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和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按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而且一经作出决定，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个人都无权随意更改。二是要严格落实个人分工负责制。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抓好党委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的落实。对那些过于集中又容易滋生腐败的权力要严格规范、合理配置和科学分解，使分解后的权力运行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减少或杜绝在执行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的可能。坚持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正职对党委和上级负责、副职对正职负责，切实加强班子的内部监督。三是要严格检查、赏罚分明。要加强对贯彻集体决议的检查，及时总结经验、补充、完善、纠正偏差。坚持做到奖惩分明。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执行集体决议过程中，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各行其是，把自己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拒不执行决议者，以及失职渎职者，一定要追究其责任，严格执行组织纪律。 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要把事前预防和事中约束作为重要的监督环节。 党的十六大和中纪委三次全会强调，要强化监督、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从严监督，关口前移，防范在先，促使党员领导干部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事前监督，一是要抓好决策民主化，这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作风，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实行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切实根据上级精神和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计划目标和实施方案，管理论文《浅谈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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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权力的制约与保障公务员是国家的治理者，他们行使着国家赋予他们的特别权力，同时利用这些权力管理人民，协调事务，使国家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然而，人毕竟是会有私欲的，重权加于以身引发了一些公务员抵抗不住诸多诱惑而产生腐败现象。这样一来，国家人民给予公务员的特别权力当然会惹来争议，没有人会愿意让滥用职权的官员管理自己，当然更没有人愿意看到每年公务员考试到达残酷的程度仅仅是人民追逐权力的结果。由公务员用权不当而引发的公务员权力制约问题已成焦点，可以说这种行为几乎激发起了民众仇权的心态。而对于公务员的权力过分制约又会大大消解他们在社会活动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如此方式无异于瓦解了国家的管理能力，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因此，对于公务员权力的态度必然是既制约又保障。只有加以制约，人民才会安心让公务员行使职权；只有加以保障，公务员才会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权衡利弊后我们须以恰当的力度限制公务员的权力，协调好制约与保障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样才能建设起健康的官民关系，使社会和谐发展。公务员权力的制约是重要的。自古以来中国民众的官宦意识都极为强烈的，尤其是儒家备受推崇的“学而优则仕”的至高理念，两千五百年以来不见其降温。孔老夫子一心为专制统治打下的基础而今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难以料到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像中国的精英这么狂热于做官。狂热的根源还是权力，而这种权力在过去的专制制度下还是被无形放大了。现在我们的社会讲法治，健全的法律体系能够很好的制约住官员的权力，通过官员权力的削减可以缓解举国的公务员热。这就是我想说明的关于制约公务员权力的第一点，即可以明确定义权力应有的效应，避免民众盲目加入国家公务员队伍而造成公务员队伍腐败现象增多。其次，积极限制公务员权力是民心所向的结果。权力一向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热衷于权力的人往往被大众轻视，究其原由，还是人民从心底对管理者的不信任。权术在民众看来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物，没有一技之长的官员往往成为大众对命运不公发泄的突破口。积极地控制官员的权力，使官员以谦卑的态度面对民众，这样才能迎合民众面对管理者的心态。最后，限制公务员权力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必要因素。法治与德治最根本的区别还是在于管理社会国家的标准是唯物的客观实事还是唯心的主观想法。我们选择了法治是时代进步的结果，用客观的法律约束人民的行为最为可靠。这里面暗藏的便是对人性私欲本质地透彻分析。当我们用法律约束人民的公共生活时必定也要想到用特定的法律来限制公务员，而且此限制必须更加严格更加权威。这是最简单的逻辑，因为公务员应为人表率，严于律己。加强对公务员权力的限制无非是多制定些修正草案，用以监督他们的工作。公务员也会有个人私欲，指望他们通过过人的修为抵抗诱惑实在愚蠢，最后往往是使社会风气败坏，国家日益式微。公务员权力的保障是重要的。首先，公务员作为管理者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权威性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国家没有保障好公务员权力实施的权威性，那么国家的治理将成为一个重大难题。对于公务员权力的制约我们多是从人民的立场考虑，而对于公务员权力的保障我们一定是从国家的立场考虑。国家的安定是与管理者的业绩紧密相连的，管理者在管理上的能力低下将会直接导致国家的动荡。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随着社会面临转型，社会问题凸显，管理者更是要维护自己权力的权威。其次，公务员自身同样有争取正当权力的权利。由于他们自身特殊的工作性质，公务员争取到权力的保障其实是对他们工作的保障。我们要顺应人民的意愿，但公务员也要能够平等地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而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应给予满足。如果国家连自己的形象代言人的要求都置之不理那么这个国家不会有前途。也只有通过满足公务员自身的合理要求才能使公务员尽心尽力工作，到头来受益的还是国家与人民。最后，保障好公务员的权力国家才能正常运作，积极发展。无论是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如今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我们在看到惨烈的竞争的同时应该肯定由这些机制选出的人才。这些佼佼者可能有时太过自以为是、雍权自重，但是他们都有着普通人不具备的能力与知识。他们在实现自己抱负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为人民谋利，为国家解忧。而他们实现抱负最需要的工具无非是权力。通过权力的应用他们才能协调好人民间的关系，人民与国家间的关系。只有这些关系真正和谐了我们的社会才会不断进步。因此，国家对于公务员的权力的保障是让公务员这一优秀团队施展才华，追求梦想的重要基石。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国家精心挑选出的人才不能被束缚得无所作为。对于公务员权力的过度限制必然导致公务员追求平庸与安定，那么社会的发展动力何在？协调好制约与保障的关系。综上所述，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来对公务员权力进行适当的约束，而这些约束的指定应遵从因地制宜，与时具进的特性。对于不同职务不同地域的公务员，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限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的挑战可能被提出来，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我们也要积极调整策略，迎合新的时代形势。
[浅谈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浅谈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要善于把握重点，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上下功夫，要把事前预防和事中约束作为重要的监督环节，要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规范教育和建设，要努力拓宽监督渠道，建立健全对领导干部监督的网络。 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从严治党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两个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严明党的纪律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败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就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进行了调研，并对近年来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理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进行分析，感到领导干部腐败主要是权力失去监督，规章制度弱化，政治学习虚化，理想信念淡化，个人的私欲恶性膨胀等原因所致。其行为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可见，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势在必行。然而，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应着力抓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要善于把握重点，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上下功夫。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领导工作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不仅党的领导和机关要严格遵循，政权机关同样要严格遵循。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实践一再证明，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得好，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就有了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党内生活不正常，班子就会出问题，个人也会出问题。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是要严格落实十六字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凡涉及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和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按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而且一经作出决定，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个人都无权随意更改。二是要严格落实个人分工负责制。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抓好党委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的落实。对那些过于集中又容易滋生腐败的权力要严格规范、合理配置和科学分解，使分解后的权力运行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减少或杜绝在执行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的可能。坚持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正职对党委和上级负责、副职对正职负责，切实加强班子的内部监督。三是要严格检查、赏罚分明。要加强对贯彻集体决议的检查，及时总结经验、补充、完善、纠正偏差。坚持做到奖惩分明。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执行集体决议过程中，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各行其是，把自己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拒不执行决议者，以及失职渎职者，一定要追究其责任，严格执行组织纪律。 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要把事前预防和事中约束作为重要的监督环节。 党的十六大和中纪委三次全会强调，要强化监督、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从严监督，关口前移，防范在先，促使党员领导干部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事前监督，一是要抓好决策民主化，这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作风，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实行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切实根据上级精神和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计划目标和实施方案，管理论文《浅谈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
监督学的小论文如下：
内监督严格地说来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过程，是在党内组织内部范围内，依靠党自身的力量实行的自我约束和完善，强调的是通过党自身的力量解决自身的问题。党内监督就其政治含义而言，它是一种预防的机制，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手段。
加强党内监督是反腐倡廉的关键环节。我们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党内监督，关系到执政权力的正确行使，人民的根本和人心向背，党的阶段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不断巩固。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很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集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几年虽然党内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但在党内监督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一些领导缺乏党内平等的民主意识，自持位高权重，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只许自己监督别人，不许别人监督自己。而腐败现象又恰恰发生在这些领导干部的身上。
二是监督不了。一些领导干部往往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一身，“党的领导”变成“个人领导”，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三是无力监督。现行的纪检监察机关是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作为上级监督下级容易，而下级监督上级就很难。就出现人们常说的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太软，法纪监督太晚，舆论监督太泛的现象。极易造成失监、失察、失真的现象，甚至出现所谓的监督“真空区域”。
四是监督渠道不畅。如在一些部门办事公开透明度不高，权力运作、重大事项决策、干部选拔等工作公开性不强，公开范围不广泛，干部群众获取信息还存在不对称问题，致使在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方面受到限制。
写小论文的注意事项：
确定题目：论文题目可以从专业知识中来，也可以从时政热点中来，平常多看书、多积累、多思考，便会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或大或小，都可以成为论文选题的一个方向。同时，根据自身兴趣加以甄别、优选，然后确定一个合适的论文题目。要精炼论文题目，使得一看题目就很具吸引力。
细列提纲：确定题目后，要全面收集资料，最好是通过中国知网下载一些与所写论文相关的核心期刊文章；要花点时间精读文献，即便是在确定论文题目时，心中已有提纲，也必须再去阅读一些相关文献，这是列好提纲的基础，也是后面撰写论文的必要积累和热身。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指出：“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抓紧重点突破，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这一重要论断，科学总结了我们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经验，深刻揭示了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基本规律，是我们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遵循。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些新要求，把握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规律，着力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增强约束力，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科学性。首先，着力抓好教育制度建设，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约束力。坚持和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主要负责同志定期讲廉政党课等制度，建立健全党性定期分析、反腐倡廉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度，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制度，建立基层党员轮训、流动党员教育制度，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新闻发布、对外宣传等制度，研究制定贯穿干部培养、选拔、管理、使用全过程的反腐倡廉教育实施办法，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化水平。其次，着力抓好监督制度建设，增强反腐倡廉监督的约束力。按照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积极探索加强监督的有效途径，认真落实加强对党政正职监督的办法，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岗位、重要职能、重要事项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加强党的代表大会、委员全体会议、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监督作用，健全和规范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加强上级监督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严格执行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加强巡视监督；拓宽监督渠道，构建“大监督”格局，健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监督合力，增强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第三，着力抓好预防制度建设，增强预防腐败工作的约束力。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抓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坚持把预防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各个环节，形成一套有效的预防腐败制度。第四，着力抓好惩治制度建设，增强惩治腐败工作的约束力。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建立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健全查处案件协调机制，建立重大案件督导督办机制；建立健全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的纪律要求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探索建立举报人奖励制度；建立健全查办重大案件情况通报和剖析分析制度，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与此同时，切实抓好纪检监察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增强执行力，维护反腐倡廉制度的严肃性。一是坚持把制度执行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制度执行摆在突出位置，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建立健全保障制度执行的工作机制，完善保障制度执行的程序性规定和违反制度的惩戒性规定，保证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得到切实执行。二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推动制度贯彻执行。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每项制度都要明确监督执行的责任部门，建立健全制度执行问责机制。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范围，对执行制度不力的坚决追究责任。三是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制度规定，发挥模范执行制度的表率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在执行制度上既率先垂范、又敢抓敢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带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和执行制度。四是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坚持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坚决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严重破坏制度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以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增强创造力，强化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系统性。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及时研究反腐倡廉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总结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成果新经验，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新任务，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新。在制度创新中，注意抓好法规制度的系统配套，既重视基本法规制度建设，又重视具体实施细则完善；既重视实体性制度建设，又重视程序性制度配套；既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又注意与国家法律法规协调配合；既重视中央立法，又重视地方立规，做到统筹兼顾、系统推进。当前，尤其应针对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特点，按照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适应、重大举措相配套的要求，配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紧紧围绕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来改革创新，在群众最不满、最关切、最盼望的地方加以推进。同时，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理论研究，把握反腐倡廉建设规律，实现反腐倡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有机统一，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借鉴国外防治腐败的有益经验，不断推进制度系统创新，从而保证反腐倡廉制度行得通、管得住、用得好。 建立完善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实现对权力行使过程的有效监督近几年，政策理论研究部门和党政机关在理论方面对“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的有效监督”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措施并付诸反腐败工作实践。然而，就现实情况来看，社会各方面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政治生活中权力腐败依然不容忽视，违法用权发现难、调查难、处理难的“三难”现象困扰着监督机关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权力行使过程的暗箱操作是造成“三难”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建立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是实现对权力行使过程进行有效监督的基本前提。唯有如此，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腐败，从而真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本质要求，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战略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一、从反腐败角度看建立公开透明行使权力制度的必要性腐败必须借助公共权力而生存，它是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后产生的一个怪胎。腐败行为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腐败机会的形成则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权力垄断，二是暗箱操作。从已调查处理的一些腐败案例来看，对于存有腐败动机的掌权者来说，权力行使过程的暗箱操作可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后果：可以不受法律法规和制度、纪律的约束，自由地运用权力；由于知情权限制在腐败主体范围之内，监督者无法获取监督所需要的有效信息，腐败行为不容易被发现；由于权力运行的暗箱操作，腐败行为一旦暴露，腐败主体容易形成“攻守同盟”或制造伪证、假证、销毁罪证，给查处工作带来困难，很多腐败行为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客观上减轻了对腐败主体应有的惩处力度；可增加腐败者的侥幸心理，而且这种侥幸心理相互影响，使腐败的领域越来越宽、人数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权力运行透明度不够，腐败主体可最大限度地增大权力的自由裁量权，影响甚至堵塞社会公务活动的合法途径，迫使或诱使他人行贿掌权者，导致腐败行为的不断产生。由此可见，尽管权力运行的暗箱操作不一定就是腐败行为，但暗箱操作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必要因素之一。没有暗箱操作，腐败行为很难形成；即使形成，其危险系数也会很高。所以说，暗箱操作给存有腐败动机的掌权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腐败条件。相对而言，监督主体要想有效行使监督权力，就必须对监督对象有知情权。实现知情权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被监督者公开被监督的事情，二是监督者了解被监督事项的内情。这就要求被监督者的权力运行过程必须公开。如果缺乏权力运行过程的公开透明，即使法律赋予监督主体监督的权力，即使设立多元监督主体，即使监督主体主观上有强烈的监督欲望，最终也会因暗箱操作给监督带来一系列困难，大幅度降低监督的力度和效果。因此，要想从源头上消除腐败，就必须改变目前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存在的权力行使过程暗箱操作的现状，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建立完善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把公共权力的行使纳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掌权者的腐败机会。二、建立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法规制度的策略一是提高思想意识，夯实“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思想基础。特权思想是数千年来沉积在国人灵魂深处的封建思想的“硬垢”，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一定坚持用科学、民主的思想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从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消除特权思想的错误观念。对此，必须在社会上普遍进行正确的权力观、监督观教育。《宪法》庄严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无一例外地都应受到人民的监督。应该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人民主权”这一思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主动监督意识和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唯有如此，才会冲破和克服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念的束缚，才会对权力的监督形成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领导干部公开行使权力，正是正确的权力观和监督观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二是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体系，是实现“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重要保证。首先，应该把“公开透明行使权力”这一用权要求法制化，将其纳入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体系。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要尽快出台《监督法》。在《监督法》中着重明确“权力行使过程必须公开透明”这一要求，并将其上升为一项普遍原则来执行，任何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行使任何（国家规定保密事项除外，下文同此）公共权力时都必须遵守，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时还要加强监督，给监督主体的监督权做出具体规定。通过法律手段，一方面促使掌权者自觉规范用权行为，另一方面为公众和监督机构对用权行为的监督提供合法依据。在法制建设的基础上，要根据法律规定的要求，紧密结合不同部门、行业的权力运行特点，为不同的部门、行业分别制定关于“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专项制度。制度的制定要坚持以下准则，以把握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①全面性。指所有公共权力和所有用权行为都应该公开透明，同时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会议内容等都应该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并且提供了解这些信息的便利条件。②全程性。指“公开透明”必须贯穿于公共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对权力公开的内容、范围、透明的程度等方面做出明确要求，规范公共权力运作的程序，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严格按程序运行，使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公开透明。③时限性。指对权力的行使结果或某些运行环节，要按制度要求的时限按时公开，不能有意拖延或隐瞒。④民主性。即充分体现“人民主权”这一思想，依法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普通党员干部职工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⑤重点性。即要抓住权力行使过程中容易产生腐败的关键点、监督盲点、难点等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科学措施，使隐蔽的权力公开化、透明化，便于监督主体监督。⑥层级性。即对不同层级的权力机构和掌权者的用权行为提出不同要求，破除权力的神秘感、封闭性，使每个层级在行使权力时都达到公开透明。尤其要抓住高层级权力机构的用权特点，用制度特有的约束力，保证高层级权力行使过程的公开透明。⑦无效性。即明确规定暗箱操作的用权行为是无效的，不合法的，任何公民都有权对暗箱操作用权行为进行监督。三是采取与内容相一致的公开形式，开辟“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途径。大体有7种公开形式：①面向社会发布党务、政务、司法公报。乡镇级以上党、政机关对一些重大的、社会关注的党政、司法等公务活动要公开，让社会对各级各部门公务活动及其合法性有所了解。公报除上下传递外，还要扩大社会各界人士的知情面。②党政会议公开。除国家规定的保密会议外，党政会议要面向社会开放，让大众及时了解会议内容。③借助新闻媒体公开。保障新闻自由和批评自由，新闻媒体可真实报道各级各部门的用权情况，对违法用权者直接曝光。对于地方、部门和个人封锁新闻采访和打击报复批评性报道行为的，要依法追究其责任。另外，对有关党政方面的重大问题，还应该在新闻媒体上展开探讨，百家争鸣、各抒已见，择优而从之，这样可以避免政策性重大失误的产生。④实行“电子沟通”。利用现代电子手段架起政府与公众相互沟通的桥梁，如电子会议、电子民意调查、电子政务公开等。通过电子手段，提高官方和公民之间沟通的效率和效果。⑤多向沟通。权力运行的决策、执行等环节要与同级商讨、向上级请示报告、向监督机关汇报、向下级通报，使权力的运行不但公开透明，还要正确合理。⑥设立咨询机构。各级党委、政府要设立公务咨询机构，专门答复公众的咨询，依法保障公众对权力行使的质疑权和知情权。⑦设立公开栏。主要应用于村务、厂务、校务等单位的公开，机关单位也可利用这种形式。利用公开栏进行公开，一要抓重点，二要注重增大内容容量。四是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保证“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制度”的落实。落实“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专项制度，就要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使机制内部各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驱动，促进工作有效地开展。一是建立领导责任机制。各地各部门都要建立领导小组，主抓制度的落实。同时，明确领导责任，各地各部门“一把手”为本单位的主要责任人，如果所辖单位不能落实“公开透明行使权力”的制度，则“一把手”负主要责任。二是实行制度落实目标责任制。各地各部门要把日常工作内容同制度的落实紧密结合起来，制定出明确的制度落实目标。要把目标要求，按类分解后落实到具体责任主体头上，使定性的内容度量化、抽象的内容具体化、笼统的内容精细化，保证目标责任制落到实处。对于达不到目标要求的，要追究责任主体的直接责任。三是实行向上级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汇报情况制度。各地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要定期向上级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汇报公务活动情况，对于重大事项则随时汇报，重点环节则重点汇报。经过上级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查验，然后把汇报材料编印成《党务、政务公报》，向社会公开。四是健全监督机制。建立纵横交错的监督网络，尤其要充分体现上级、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民众的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各地各部门用权行为的明查暗访，掌握真实情况；同时要认真对待群众的举报，倾听群众的呼声，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让群众监督各级各部门的用权行为。五是建立评估考核机制。实行日常监督检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通过察看档案资料、自查报告、征求上级意见、群众评议等手段，对各单位目标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评估考核。在考核中，注意用事实说话，细化到具体事项，被考评单位一年做了哪些事，每件事的公开透明度怎样。通过对具体事项的分析，最后得出评估结果。评估考核机关要不怕麻烦，在真实、深入上下功夫，真正发挥评估考核结果的作用，促进权力机构和用权行为的“公开透明”，达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目的。
死刑的经济分析一部刑法是否保留死刑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民意是最重要的方面,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支持死刑(如中国),那么废除死刑几乎不可能.我并不认为支持死刑就是不人道或是观念落后,反而我觉得在当今中国国情下,死刑具有其合理性.当然,本文不想讨论死刑到底合理与否,而是讨论影响死刑多少甚至存废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这里说的经济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与之有关系),而是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研究死刑的应用.首先两个例子:一是具统计法国的死刑支持率是将近60%(哪年忘了),但法国废除死刑国家,似乎与民意相悖.二是美国要执行一个死刑从判决到执行大概要30年时间(电影里说的).我说这两个例子的意思是随着执行死刑的成本不断提高(包括国家审查死刑投入的司法资源,律师费用,社会成本),高于终身监禁的成本时,在民意不是特别反对的情况下,国家就会考虑减少甚至废除死刑.国家在对选择终身监禁和死刑都可以选择时(民意),理性的国家就会选择成本较小的一个.分析一下当今中国的情况,现在中国执行一个死刑的成本是非常低的,死刑复核的成本加执行成本(一颗子弹而已)远远低于无期徒刑,执行死刑对国家的财政压力和监狱的压力是非常小的,国家更倾向于保留死刑.另外,中国的民意是坚决支持死刑的,单纯凭几个专家学者的呼吁很难给政府形成压力,大家都不反对,废除它干嘛?因此短时期中国不会减少死刑的罪名.那中国是否有一天会废除死刑,时间如何呢?中国的死刑执行成本在不断提高,今年最高院收回死刑复合权,据说这增加了相当于100-200名法官的工作量,这就是成本.以后可能会有其他制度增加死刑成本,如死刑审查时间延长,投入的关押被告人的成本(如果上诉加审查超过三十年和无期也差不多了);对死刑审查更加严格而投入更多的司法资源;社会压力;国际压力(见<国际法上的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等等.这些成本相加会在某一时期超过无期徒刑的成本(犯罪人吃住,看管费用),这时国家就会考虑减少死刑的适用.举个当前现实的例子:我相信最高法院的法官倾向于减少适用死刑,原因除了"慎刑"思想外,还因为死刑复核数量太大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工作压力,为了减少这种压力他们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减少死刑判决以影响下级法院,从而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这是一个最直观的成本影响死刑的例子.另外,我觉得中国会走逐渐减少死刑的路线,而不会废除之,保留严重恶性犯罪的死刑(如杀人魔王,恐怖袭击等)还是有必要的,这又要涉及另一个成本分析,罪犯的犯罪成本,不要和我说死刑的威慑力不比无期徒刑强,这只是某些书呆子的一相情愿(瞧不起脱离生活做学问的人),否则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不会倾家荡产也要把死刑弄成死缓(基本是无期徒刑),这就是死刑的威慑力.
当前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问题死刑复核程序设计的初衷就在于对死刑案件进行严格的审查，以期达到避免死刑滥用、尊重保障人权的目的。由于目前死刑复核程序在设计上存在诸多的问题，不仅使其在权力配置上受到广泛批判，而且使其保障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一）死刑立即执行复核权的配置存在法律冲突。自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开始，我国即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死刑复核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但由于80年代初期我国治安形势恶化，恶性刑事案件迅速上升，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2年6月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将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直接下放高级人民法院。 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允许最高人民法院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规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依法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1991年至1997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又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涉外案件除外）的核准权，授权给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贵州等六省市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样作为普通法律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与作为基本法律的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产生了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冲突。修订后的96年刑诉法和97年刑法均明确规定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这样《人民法院组织法》与《刑事诉讼法》、《刑法》又产生了旧法与新法的法律冲突。 第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不符合平等原则。首先，造成不同罪名之间死刑复核的不平等。如前所述，对于杀人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犯罪的核准权授予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对于危害国家安全、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的死刑核准权则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在实质上造成了不同罪名之间死刑复核权的不平等。其次，造成不同地域之间死刑复核的不平等。我国刑法对有些犯罪的定罪量刑规定的比较笼统，加之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审判人员的对法律、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各有不同，造成不同地方死刑适用标准不同，也不利于实现定罪量刑的综合平衡。 （三）死刑复核程序不符合程序公开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了死刑复核的组织，但对于死刑复核的内容、复核的方式、复核的期限均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死刑复核一般书面审查与讯问被告人结合的方式。首先，死刑复核程序是上下级法院的一种材料报送过程，控辩双方无从知晓更无从介入。其次，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过程是以秘密阅卷为主，控辩双方无法参与其中，对复核结果难以施加有效的影响。最后，与不开庭审理方式紧密相连的是程序的单方控制性。人民法院主导着全部死刑复核过程，控辩双方处于被动等待裁决的地位，一方面使被告人期待通过死刑复核程序进一步进行申辩的要求落为空谈，另一方面也使死刑复核程序游离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之外。 （四） 死刑复核程序不符合司法权被动原则。当前死刑复核程序由人民法院主动发动，作为一种人民法院内部自行发动的对死刑案件的审查与控制程序。在未经控辩双方申请的情况下，由司法主体自行对案件实施审查与复核活动。纵然死刑案件是一类特殊案件，司法权运作方为达到对其慎重处理的目的，对此进行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干预不能以牺牲司法权的被动性、中立性和终局性为代价，积极主动的干预是行政权的显著特征。死刑复核程序由于司法权的主动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诉讼的性质，在主动性的作用机制下，司法权可能会丧失中立性，进而使裁判结论难以获得控辩双方普遍认同。 （五） 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二为一，造成复核程序虚无化。由于死刑案件的第一审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死刑后，绝大多数被告人提出了上诉，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部分死刑案件来说，高级人民法院在行使第二审审判权的同时，也行使死刑核准权。在实践中，第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并为同一程序，对经过二审后仍然判处死刑的，在判决裁定的结论部分注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本判决（或裁定）即为死刑判决（裁定）”。这样以来，死刑复核程序就完全流于形式，出现严重的萎缩甚至虚无化。 （六） 死刑复核程序不符合诉讼时效性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死刑案件设立复核程序的目的是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因而没有规定具体期限。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死刑复核案件报请到有复核权的法院后，迟迟没有回音，复核期限长达数年，容易产生以下弊端：一是“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如果判处死刑的人应当无罪，因复核期限过长，不能及时解除其濒于绝望的精神状态，对其而言是非常不人道的。而且羁押期限的延长，还会造成国家赔偿的数额增多。二是如果死刑案件中有非死刑同案犯，在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并适用的情况下，非死刑同案犯则不能及时通过二审生效判决进入执行程序，这种陪绑式的接受审判，不利于同案非死刑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三是对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而言，会因为死刑复核程序的拖延而延长羁押期限，而羁押期限又不能折抵以后的刑期，无形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此外，还造成重刑犯交付执行不及时，增加了看守所的监管压力。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死刑复核权原本就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但考虑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所以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将部分死刑的复核权曾一度授权部分省份的高级人民法院来行使。凡事有利必有弊，这种授权死刑复核的做法自然有许多优势，当然也必然会伴随着不少的弊端。目前死刑的核准权全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对其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自然也是众说纷纭。其间，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本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人类的一切法律活动都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甚至可以说都是在实践一种理想的 “悖论”。我想，对死刑复核程序如何进行选择自然也不会例外。在此，笔者属文的目的也是希望能与国人共同探讨一下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几个“悖论”问题。故，纵笔者观点错误，言之有过，还望法律大家不要见笑。浅议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几个“悖论”问题 一、“死刑复核权收回”与“死刑复核权下放”的死刑控制模式优劣悖论。按照法律专家们的意见，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从程序上贯彻落实“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把死刑绝对数量降下来。二是，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避免同等情况下各地量刑不一，有违刑罚的公正的现象发生。三是，避免或减少冤假错案产生，提高死刑案审判的质量。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这一切理想的目的与“死刑复核权收回”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如果我们仅想减少死刑的数量，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提高适用死刑的标准、建立定罪和量刑分离制度、根据各省份犯罪率发生情况严格限定死刑犯的数量指标等方式把死刑犯数额降下来。现在各省份高级法院听说“死刑复核权收回”的目的是贯彻或落实“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后，便纷纷减少适用死刑的数量，这足以说明即便是死刑复核权不收回，死刑适用数量也可降下来。关于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公平的，但恐怕统一标准后会带来客观实际上的不公平。因为，在经济落后省份贪污或受贿一百万元人民币，与经济发达省份贪污或受贿同样数额的款项其社会危害性是不一样的；在毒品犯罪猖獗的地区走私或贩卖毒品与在毒品犯罪少发地区走私或贩卖毒品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也是不同的。我们若考虑到各省份的特殊性，对死刑适用标准存在差别，从一定意义上讲，反而更能体现刑罚的公正性。至于为达到避免或减少冤假错案产生并提高死刑案审判质量的目的，应该在案件一审和二审阶段通过适用严格的刑事证据规则并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监督职能来实现，为什么非得要等着一二审出错后寄希望于通过最高院复核程序进行补救呢？当然，对于特殊的死刑案件，应当赋予辩护律师有提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权利，并为死刑复核期间留出充分的时间。相反，若部分“死刑复核权下放各省高院行使”反而更能照顾不同省份或地域的特殊性，也会给最高人民法院留出更大的宏观监控或调整死刑政策的空间；而死刑复核权全面收回后，最高人民法院就必须直接为死刑案的办案质量负责，必须直接对死刑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治安状况负责。所以，对“死刑复核权收回”与“死刑复核权下放”的死刑控制模式我们不能明确肯定孰优孰劣，二者之间存在悖论，其最终社会效果有待“死刑复核权收回”后实践结果进行验证。 二、“事实审”和“法律审”的悖论。关于死刑复核程序，有人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应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两方面进行全面的审查，而另有人则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仅从程序上或法律适用上对死刑案件进行书面审查。主张“事实审”的观点和理由是：一、不进行事实审，无法全面发现和纠正死刑案件中存在的错误，达不到死刑复核的真正目的。实践中存在的大量冤假错案单从程序上看都没有问题，只有在通过对事实进行审查后才发现问题的。二、有些案件“事实”问题和“程序”问题本身就无法分清，比如对有关证据的采信和适用问题。只有通过对案情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后，才可发现事实的真伪和程序上的瑕疵。三、目前国家的财力现状和现代网络科技及通讯手段为事实审提供了充分的便利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进行事实审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或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主张“法律审”的观点和理由是：一、对案件只进行书面审查符合各国最高司法机关的一贯做法，让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事实审不利于维护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二、最高人民法院法院法官在事实认定方面并不比一审或二审法院法官有优势，其优势就在于对法律的全面理解和对国家宏观刑事政策的把握。三、对死刑复核阶段所强调或保证的应当是程序法上的公正，对实体法上的公正应当是案件一审或二审阶段的主要职责。四、对所有案件都进行全面的事实审会耗费国家巨大的司法资源，在目前情况下难以做到或实在没有必要。看来，“事实审”和“法律审”的悖论还是困扰死刑复核程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所有案件都进行全面的“事实审”或对所有案件只进行程序上的 “法律审”都是不可取的。 三、“疑罪从有”和“疑罪从无”的悖论。从“无罪推定”的基本刑法原则规定和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看，对任何等级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包括死刑犯，在犯罪证据不充分的前提下，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讲，都应当按“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处理。可是刑事司法本身是一件异常复杂的实践过程，对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不管其司法制度设计得多么完美，出现冤假错案的事情又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中大量的案件确实是在“疑罪从无”的“招牌”下按“疑罪从有”的原则进行处理的。这是因为：第一、就犯罪事实而言，人们自身所认识或所认可的犯罪事实只能是司法人员依据一定的证据材料（所依据的证据材料本身也可能是虚假的）并通过其逻辑判断推论所得出的或然性事实，可能不是真正的客观事实，有时甚至与客观事实完全相反。我们平常所讲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只是一种假设的逻辑标准或人类的理想信念而已，并非无可挑剔指责。因为现实的法律实践都离不开司法人员的“自由心证”，而且无论结果怎样，都可能被说成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地去严肃执行法律的结果。第二、由于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对什么是“疑罪”，不同的自然人会有不同的认识或看法。至于怎样算是“排除合理怀疑”，证明犯罪的证据怎样才算达到确实充分自然也会因人而异。第三，对追究任何犯罪行为，如果规定过高的标准，都要求所谓的证据绝对充分，大部分犯罪者的法律责任恐怕根本无法得到追究，犯罪者会不断地逃避掉法律的制裁，这样严格的证据要求会鼓励犯罪分子更加猖狂的从事犯罪行为。这对保障受害人的利益是不利的，这对打击刑事犯罪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不利的。所以，司法实践中对“疑罪”的把握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是与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第四、在司法审判程序公开、公正的前提下，在留给犯罪嫌疑人充分的伸冤或救济渠道的前提下，在司法判决建立在充分的说理基础上的前提下，法律为了多数人的正义，应不怕出错，即便是对剥夺生命的死刑适用亦是如此。所以，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依然存在“疑罪从有”和“疑罪从无”的悖论。我们不赞成在确实存在重大“疑罪”的情况下不从严审核就滥杀无辜，也不赞成滥借“疑罪”之名而枉纵犯罪。对死刑复核程序而言，对“疑罪”的复核，关键是要恰当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因为一旦“度”把握不好，恐怕会给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灾难后果。 四、“对办案法官实施错案追究”和“对办案法官不实施错案追究”的悖论。尽管法官是受过法律职业专门教育或培训的人员，但法官不是神，而是和普通人一样，同样存在着“七情六欲”和各种认知能力方面的缺陷。就像医生误诊病情一样，在很多情况下（排除故意枉法裁判的情况），法官对对案情作出错误的分析和判断也是在所难免的。对掌握生死大权的法官而言，非因渎职行为断错案，对不该判死刑的人判死刑或对该判死刑的人不判死刑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这方面恐怕也同样存在着悖论问题。因为法官断错案，要么是故意枉法裁判，要么是自身断案能力存在问题；而且有时故意枉法裁判和自身断案能力存在问题很难进行区分或被证实清楚。另外，冤假错案的发生，也不能全算到断案的法官头上，案件的侦查机关和检察起诉机关的办案人员往往存在着更大的责任。正是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如果对办案法官不实施错案追究制度，那么法官断错案将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这样自然也就不会强化或保证法官的职业责任感，不利于督促法官提高办案质量，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对办案法官实施错案追究制度，那么断案法官可能会因为避免错案发生而过于谨慎，对证据比较充分的案件也会找理由拖着不办，这样可能会造成太多的积案，不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效率；在另一方面，法官也可能会对证据不怎么充分的案件千方百计地设法搜集各类证据将其办成所谓的“铁案”或挖空心思地通过各种渠道让上级法院对其作出的存在问题的判决不进行改判等。这样势必会给案件的纠正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甚至可能会人为地制造出冤假错案。看来，就死刑案件而言，对办案法官是否建立错案追究制度还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五、“法官判案是否独立”与“司法审判是否公正”的悖论。按照专家们的意见，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为了更有效地使死刑案件排除各种地方势力包括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及组织的干扰，使案件处理结果更为公正。从一定意义上讲，最高人民法院排除不正当干扰的能力确实要强于地方法院。但是必须说明的是，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不是“三权分立制”，而且法院在组织上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脱离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不应脱离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最高人民法院断案就一定能完全摆脱各种地方势力、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监督吗？不能，肯定不能，实际上也不可能。许多权威人士认为：司法不独立、法官断案不独立是造成目前司法腐败，是造成冤假错案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或许真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反过来想一想，考虑到目前我国司法官员的整体素质和审判制度架构，若完全允许司法独立，人民法院或法官断案可以不受任何监督或制约，就一定能保证司法公正吗？就不会产生司法官员的暴政吗？不错，各种地方势力、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监督可能会引导或制约了法院或法官对案件作出独立的判断，从而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冤假错案。但是，不知有人统计过没有？各种地方势力、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舆论媒体的监督又避免了多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呢？又使多少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或纠正呢？我们无法肯定西方的司法独立体制一定能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在目前的中国，“法官断案是否独立”与“司法审判是否公正”肯定存在一个悖论。 以上笔者所言之“悖论”问题，可能不仅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还可以被“推而广之”到其他类型或形式的司法审判实践中。我们认识到“悖论”的存在，不是为了回避问题或矛盾的解决，而是为了取法“中庸之道”，使问题或矛盾按照“中庸”的法则得到最完美的解决。唯一可怕的是：我们只学会和运用了“中庸”两极的弊端，而完全忽略或摈弃了“中庸”两极的优势。那样，在司法制度的建设中，恐怕还是走点极端，舍弃“中庸之道”为妙。
生动描述此： 您是在做的谋杀的试验，并且，虽然您是无辜的，您被判罪。 给您死刑，并且您的生活需要，就象那样。 它是一切的末端-您的家庭生活，您的朋友，您的目标，您的未来。 谁怎么支持此？ 死刑是无人道的并且杀害有罪和无辜。 死刑促进谋杀，相背与它的目的，并且应该禁止。 The死刑是不道德和野蛮的。 它惩罚有谋杀的凶手，并且鼓励暴力。 死刑，还是致命注射或触电死亡，是残酷的; 它是故意过失杀人和一级谋杀。 您是否打一个孩子作为对击中某人的处罚？ 我们被教二个错误don’t做权利-更多杀害不是解答。 Capital处罚抗辩美国道德和价值。 独立声明阐明，每个人赋予生活的不可分割的权利。 是government’s责任保护它的citizens’生活，但是通过运用死刑它拿走他们。 并且，人权法案禁止不寻常的残酷刑罚。 不谋杀是否是残暴的？ 我们是与与谋杀的谋杀战斗的伪君子。 死刑传送在美国，谋杀是可接受的，并且甚而政府将运载它的信息。 The死刑不解决什么和只不造成更多悲痛。 不仅必须家庭那些与罪名的被判罪的成交，并且试验，他们必须也应付死亡亲人。 这为是无辜的那些人是特别困难的。 研究表示，死刑不起一个威慑物作用对于谋杀，意欲。 当我们开始了，它在一个坏位置只投入我们比。 Many美国道德从基督徒信念获得。 圣经有劝阻使用死刑的许多诗歌。 上帝树立了旁边我们将居住的一个榜样在。 上帝将原谅任何东西，只要您请求饶恕，并且恳求您“原谅侵入反对我们的那些人”。 它也阐明，我们不应该寻找复仇，正确地是什么我们做，当我们执行某人时。 没人应该首先杀害，但是作为处罚的方法杀害是正坏。 当清白的人被杀害时，死刑的最坏的后果的One是不可避免的时代。 最近，死囚牢的13个人在伊利诺伊是被证明的清白的人在他们的执行日期之前。 他们一定忍受了的巨大痛苦是不能理解的。 不要想象由您的没有原因的政府谋杀的做。 比他们充电的原始的罪行坏。 当您需要someone’s生活时，没有取消按钮。 Capital处罚没有正数结果。 我们为什么谋杀设法防止谋杀？ 我们全部需要采取行动废除死刑。 从未有需要another’s生活的辩解。
最高院死刑复核驳回地方法院重审后，地方法院有没有规定多长时间落实到在押人员身上？是否可无限期的羁押？谢谢指点
行政复议法评介：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的新突破 马怀德内容提要 《行政复议法》是在《行政复议条例》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它既对近十年来行政复议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完善，也在行政监督与救济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突破。与复议条例相比较，行政复议法在四个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和新突破：行政复议原则更加全面、准确；行政复议范围明显扩大；行政复议程序更加便民、公正、合理；进一步强化行政复议的法律责任。这些进展和突破对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改革行政诉讼制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键词 行政复议法 行政复议条例 行政监督 救济制度 新突破1999年4月29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该法是在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复议条例》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它既对近十年来行政复议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完善，也在行政监督与救济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突破。为了全面了解这部法律的新意和特色，本文拟就行政复议法与复议条例相比较取得的新进展和新突破作一探讨。一、行政复议原则更加全面、准确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理论界通常将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合法、及时、准确、便民原则，合法性与适当性审查原则，不适用调解原则。①《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条例》确定的复议原则进行了增删与调整，确定为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原则，有错必纠原则，保障法律、法规实施原则，救济原则（司法最终原则）。很明显，《行政复议法》删去了准确原则，合法性与适当性审查原则，不适用调解原则，增加了公正、公开、有错必纠、保障法律法规实施以及司法最终原则。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立法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且也强调了公正、公开、有错必纠等原则在行政复议制度中的重要地位。首先，过去《行政复议条例》确定的"准确原则"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含在"合法原则"中，复议活动力求准确是合法原则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题中应有之意，故无需再确定"准确原则"。其次，合法性与适当审查原则的内容已在《行政复议法》第1条立法目的和第28条行政复议决定的条款中说明，况且它只是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作出复议决定时需遵循的准则，故在复议基本原则中亦无需单独列明。所以，《行政复议法》删除了该原则。再次，不适用调解原则曾被视为一项独立的复议原则，列于《行政复议条例》第8条，但根据复议机关依法复议、职权法定的要求，如果《行政复议法》未授予复议机关调解的职权，就意味着复议机关只能按《行政复议法》规定作出有限的几种复议决定，当然不能进行调解，也不能以调解结案。更何况行政复议法和原来的行政复议条例都允许复诉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故而，将此项禁止性原则删除也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复议法》删除以上原则并不意味着上述原则表达的内容也一同被取消，而这些原则的基本含义已经明白或暗含在其他原则和法律条文中，无须单独列出。这一变化体现了立法者在运用立法技术方面的成熟与凝练，避免了重复与拖沓。除删除几项原则外，《行政复议法》还增加了几项原则，从行政复议制度的需要看，这是必要可行的。首先，增加了"公正原则"。公正原则是指复议机关在行使复议权时应公正地对待复议双方当事人，不能有所偏担。公正原则是行政法中普遍适用的原则。随着行政立法范围的扩展，越来越多的行政立法将公正原则确定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根本原则，如《行政处罚法》就有规定。《行政复议法》之所以增加该项原则，其原因在于，行政复议与其他行政司法活动一样，除坚持合法原则上，还必须公允、合理、无偏私，特别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较大的情况下，必须公正复议，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保证复议制度真正取信于民，发挥其监督与救济的作用。其次，行政复义法新规定了"公开原则"。所谓公开是指行政复议活动应当公开进行。从复议案件的受理、审理、决定都应公之于众，使当事人和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充分了解行政复议活动的具体情况，避免暗籍操作导致腐败与不公正，增强公众对行政复议的信任度。《行政复议法》之所以增加该项原则还在于此前的《行政处罚法》已经规定了该原则，近年来执法司法实践中强调审判公开、检务公平、政务公开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使得公开原则成为行政程序中普通适用的原则。再次，行政复议法还增加规定了"有错必纠原则"。有错必纠是指复议机关发现原行政机关行政行为错误违法的，必须及时予以纠正。有权机关发现复议机关及复议人员在行政复议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也必须及时纠正。防止违法行政、滥用复议权现象的发生，保证行政复议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外，行政复议法还增加了一项"保障法律法规实施原则"。该原则要求行政复议活动不仅要纠正违法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且要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使有关的法律法规得到忠实的执行和落实。最后，行政复议法增加的"司法最终原则"，亦称"救济原则"，它是指行政复议活动是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与救济的重要方式之一，但不是最终的救济方式。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的终审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最终决定。该原则是确定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重要准则。综上，《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基本原则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内容更加全面，重点更加突出，表达方式则显得十分凝炼，充分反映了行政复议固有的特点和作用，是对行政复议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准则的高度概括和抽象。二、行政复议范围明显扩大《行政复议法》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明显扩大了行政复议的范围。根据《行政复议条例》不能受理的或立法未明确规定可以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依照《行政复议法》可进入行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法是通过两种方式扩大行政复议范围的：一是扩大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行为的范围；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二是扩大行政复议法所保护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范围。（一）进入行政复议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扩大《行政复议条例》将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争议案件列举为九项，其中主要包括因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侵犯经营自主权行为，拒发许可证执照，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拒不发放抚恤金，违法要求履行义务，其他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同时，又列举了复议机关不予受理的四项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行政复议法》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扩大了行政复议范围，主要表现在增加了几类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扩张解释了几类可以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扩充解释或增加的具体行政行为是：1.将行政处罚行为种类按《行政处罚法》作了扩充解释，增加了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暂扣许可证、执照和几类处罚行为；2.增加了一条关于行政机关变更、中止、撤销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引发的争议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规定；3.增加了行政确权行为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规定；4.增加了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行为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规定；5.增加了行政机关没有发放有关费用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规定。这里有关费用包括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等；6.增加了对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很明显按照《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对于上述行为是不能申请复议或未明确规定可以申请复议的，《行政复议法》将它们明确纳入行政复议范围是一个十分显著的变化，它将行政复议的监督和救济范围大大扩展了。与此同时，《行政复议法》又进一步限制了复议机关不予受理的事项。《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复议机关不予受理的事项为四项，包括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对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决定等内部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的仲裁调解或处理行为；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行政复议法》将四项不属于复议范围的事项修改为两项，并规定了救济途径，即对行政机关行为处分及其他人事处理决定可依法申诉，对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的调解或其他处理，可依法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很显然，《行政复议法》取消了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国家行为不能申请行政复议的限制，从另外一个角度扩展了行政复议的范围。（二）《行政复议法》启动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权《行政复议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监督救济制度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对于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监督救济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针对非特定人制定发布的，对后发生法律效力并具有反复适用性和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②由于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主体广、层次多，上至国务院各部委，下至乡镇政府都有权制定各类效力不一的"红头文件"，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具有重要影响，是很多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与此同时，由于行政机关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程序少、监督弱，也带来了一系列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一些行政机关利用抽象行政行为乱收费、乱罚款、不仅严重破坏了法制统一，也损害了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利益，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三乱"之源。其影响之大，涉及面之广，令人触目惊心。然而，长久以来，我国对此类文件监督却十分薄弱，现行的备案审查制度远远起不到有效的监督作用。相应地，因此类文件遭受损害取得救济也十分有限。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依法行政进程，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这次行政复议法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如果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除国务院行政法规、部门、地方政府规章之外的各级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违法的，可以一并提出审查申请。复议机关有权处理的必须在30天内处理，无权处理的必须在7日以内转送有关部门，有权机关必须在60日内处理完毕。与以往《行政复议条例》及有关法律相比，这一规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首先，它直接赋予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要求审查的申请权，这种申请不同于申诉，也不同于建议,它能够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导致复议机关在规定期限内受理与转送该申请,审查并处理被申请的规定。解决了困扰我们多年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无法启动的难题。其次，它从法律上明确了复议机关或有权机关的审查职责。这一职责不同于信访或其他方式，而是必须在一定期限审查处理抽象行政行为的义务。不履行义务即构成失职，须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最后，通过这种方式监督的抽象行政行为范围十分广泛，几乎襄括了除行政法规与规章以外的所有抽象行政行为，特别是将部委规章以外的规定也纳入审查范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行政复议法的这项规定，开了对抽象行政行为实施个案法定监督的先河，为今后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当然，行政复议法的这项规定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有待复议实践的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复议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决定的性质及可诉性等问题仍需仔细研究。比如，国务院各部门及省政府的规定与规章应如何区别？复议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审查处理违法抽象行政 行为应适用什么程度，当事人又如何参与表达意见？复议机关撤销了某项抽象行政行为，是否意味着行政机关依据该抽象行为对其他人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也违法？如何纠正？因此遭受损失的能否要求赔偿？对复议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作出的有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结论有异议应如何处理？能否对此提起诉讼？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行政复议法实施前需要明确解释和研究的，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必将有利地贯彻落实行政复议法关于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定，有利于遏制行政机关乱发文件的违法行为，真正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监督与救济作用。笔者认为《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对负担行政行为的审查不同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严格地讲，它不是一种行政复议活动，而是由行政复议引发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活动。所以，行政复议机关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程序也不同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序。但为了使这种审查活动不走过场，还应保证当事人书面或口头陈述辩论的权利，提供证据的权利，同时也应要求抽象行政行为的实施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复议机关经审查认为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或不适当的，有权予以撤销或改变。如果某项抽象行政行为被撤销，那么依据该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也会因违法而被撤销，但依据该抽象行政行为对其他人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会因此而自动撤销，仍需当事人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方式确认具体行为违法，相应地，当事人因此遭受的损害也不可能自动得到赔偿，仍需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获得救济。行政复议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处理结论不同于普通的行政复议决定，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视处理的结论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该处理结论是维持原抽象行政行为，当事人则应当继续对依据该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寻求行政诉讼救济，不宜直接对复议机关或有权机关作出的有关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结论提起诉讼。换句话说，此类处理结 论不具有可诉性。如果复议机关撤销或改变了抽象行政行为，则依据该抽象行政行为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必然被撤销或改变。通常情况下当事人自然不会对此结果再提起诉讼。即使起诉，也只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三）受行政复议制度保护和救济的权利范围进一步扩大《行政复议法》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它所保护的权利范围进一步扩大。过去《行政复议条例》所保护的权利限于法定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该项内容体现在《行政复议条例》第9条第8项规定中,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有权申请行政复议。对于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利遭受侵害的，《行政复议条例》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申请复议，这就意味着此类权利不受复议制度的保护。很显然，这是《行政复议条例》与《行政诉讼法》共同的一个缺陷。这次《行政复议法》一改《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将"人身权，财产权"概念扩大为"合法权益"，合法权益的范围显然要比"人身权、财产权"范围大许多，除了人身权、财产权外，还包括其他权益。《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1 款第1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申请行政复议。这是一项概括性条款，也是兜底式条款。这是因为前面10类复议事项是采用列举方式规定的，这种列举并不是在同一个概念层次上的，因而不可能周延，也不可能穷尽，所以必须有一项兜底条款才能够将所有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该项规定中的"其他合法权益"是指除上述10项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外，还包括其他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如劳动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环境权、程序权（听证权）。知情权、出版、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政治性权利。如果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法律保护的这些合法权益的，相对人也有申请行政复议权利。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明显扩大。体现在这项概括性条款上的就是用"合法权益"概念取代了过去"人身权、财产权"概念。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且有相当深远的意义。除了这项概括性条款外，《行政复议法》列举的关于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的规定也体现了权利扩大的特点。例如，《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1款第3项规定，公司、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由于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不仅涉及到公民法人的人身权、财产权，还可能涉及公民法人的其他合法权益，如出版权、受教育权，所以允许对于此类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还可以保护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1款第9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有权申请行政复议。也就是说，受教育权也在行政复议制度保护范围之内。三、行政复议程序更加理民、公正、合理《行政复议法》不同于《行政复议条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行政复议程序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一）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延长《行政复议法》第9条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为60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算。如遇有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这与《行政复议条例》规定的15日相比，延长了45日。而且申请时效中断后继续计算的规定取消了行政复议机关的决定权，使得复议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期限更加合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复议法不仅对法律未规定申请复议期限时情况作了规定，而且对现有法律规定短于60日期限的情况作了新的规定，即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短于60日的按60日计算。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原申请期限是5日，按照《行政复议法》今后要按60日计算。（二）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增加了口头申请《行政复议法》第11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 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允许申请人口头申请行政复议是《行政复议法》新增加的，体现了行政复议的民主、公开 、便于原则。（三）行政复议的管辖规定更加全面和灵活《行政复议法》取消了《行政复议条例》复议管辖一章，本着便民、公正的原则对原来比较复杂的管辖规定作了修改和调整。第一，确定了选择申请复议的管辖原则，即允许申请人选择复议机关。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第二，确立了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及国家安全机关行政复议实行"条条复议"的原则，即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及安全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第三，明确了行署的复议机关地位，规定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所属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该派出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第四。增加规定了国务院在行政复议中的最终裁决权。《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对省级政府及国务院部委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原机关申请复议。这次《行政复议法》规定，对省级政府及部委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作出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在这次《行政复议法》的审议中，"有些常委委员和部门、地方、专家提出，由本机关复议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法律制度上说不够合理，也不利于充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主张可以考虑，申请人对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向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国务院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为终局决定，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③最终立法机关采纳了上述意见，确立了国务院受理对省部级行政复议决定的裁决申请体制，强化了国务院对国务院各部委及省级行政机关的监督。第五，增加了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在受理复议申请时的转送义务。由于行政复议机关设置较复杂，复议权限不尽一致，容易出现复议申请人投诉无门或找不到相应复议机关的情形，为方便复议申请人，《行政复议法》专门规定了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接受复议申请并转送有关复议机关，告知申请人的义务。这是《行政复议条例》所没有的。《行政复议法》第15条第2款规定"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即遇有派出机关、派出机构、授权组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被撤销的情形）申请人也可以向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接受申请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办理。"第18条规定"依照本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接受行政复议申请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七日内，转送有关行政复议机关，并告知申请人。接受转送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办理。"（四）缩短了行政复议机关受理案件时的审查期限《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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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学的小论文如下：
内监督严格地说来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过程，是在党内组织内部范围内，依靠党自身的力量实行的自我约束和完善，强调的是通过党自身的力量解决自身的问题。党内监督就其政治含义而言，它是一种预防的机制，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手段。
加强党内监督是反腐倡廉的关键环节。我们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党内监督，关系到执政权力的正确行使，人民的根本和人心向背，党的阶段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不断巩固。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很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集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几年虽然党内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但在党内监督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一些领导缺乏党内平等的民主意识，自持位高权重，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只许自己监督别人，不许别人监督自己。而腐败现象又恰恰发生在这些领导干部的身上。
二是监督不了。一些领导干部往往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一身，“党的领导”变成“个人领导”，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三是无力监督。现行的纪检监察机关是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作为上级监督下级容易，而下级监督上级就很难。就出现人们常说的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太软，法纪监督太晚，舆论监督太泛的现象。极易造成失监、失察、失真的现象，甚至出现所谓的监督“真空区域”。
四是监督渠道不畅。如在一些部门办事公开透明度不高，权力运作、重大事项决策、干部选拔等工作公开性不强，公开范围不广泛，干部群众获取信息还存在不对称问题，致使在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方面受到限制。
写小论文的注意事项：
确定题目：论文题目可以从专业知识中来，也可以从时政热点中来，平常多看书、多积累、多思考，便会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或大或小，都可以成为论文选题的一个方向。同时，根据自身兴趣加以甄别、优选，然后确定一个合适的论文题目。要精炼论文题目，使得一看题目就很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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