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又名女贞、女直，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现今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的前身。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12世纪前期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统治中国北方一百多年之久。直至13世纪被蒙古人所灭。17世纪初建州女真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诸部，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至1636年，皇太极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国东北古老民族（原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古满语支。女真源自中国史书中3000多年前的“肃慎”， 公元2至4世纪时期称“挹娄”，公元5世纪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辽代又称“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又以化程度区分辽南境者为熟女真，辽北境不属编户者为生女真。金朝时从称“女真”，因女真一词来自古代女真语（jusen 或 julcen )，因此在明代音译汉字时也写作：诸申、朱里真等。到17世纪初建州女真满洲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其子皇太极时期已基本统一女真各部。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谕旨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汉、朝鲜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 女真人女真人在历史上先后建立过金朝、东夏、扈伦、后金（清朝前身）等古代政权。亦作女真族。“女真”在15世纪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清朝以后，“女真”的主体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一些边远地区的分支未融入满洲族，今天分别形成赫哲、鄂伦春、夫尼赫、满珲、等同属通古斯满语语支的新民族。《金史·世纪》记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族、汉族、朝鲜族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
从20世纪四十年代始，金启孮先生与其父一起结合《金史》的研究同时研究女真文。金启孮先生姓爱新觉罗氏，为清乾隆帝八世嫡孙。启孮先生不仅是女真文专家，而且在满洲学、蒙古学方面也造诣精深、著述丰硕。启孮先生的父亲爱新觉罗·恒煦，汉名金光平（1899－1966）是清朝最后的公爵，也是我国女真文字、契丹文字研究的先行者。1957年，是金光平先生第一个判定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这两种文字的根本区别，为嗣后契丹文字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1962年，又是先生第一个论证了现存碑文石刻和《女真译语》的女真字为女真大字，为继续女真文字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一书，是凝聚了启孮先生父子两代人多年心血的著作，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专著。这部著作的价值在于： (1)结合《金史》研究女真文字,起到正史之讹、补史之缺的作用。(2)将女真语言文字与满、蒙、契丹、汉等族语言文字进行比较。(3)写出、注明所有女真字的读音、释义。(4)写出完整的女真语法和词类分述。书末附有五通女真字碑的考释论文。《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不仅是一部语言学专著，从历史学和民族学的角度也对女真人在中国历史上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女真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提出了崭新的论点。《女真文辞典》虽名为辞典，实则是对发现的所有女真字从字形、字源、字音、字义以及与契丹文字的比较、与汉字的比较等诸多方面所作的集大成性研究成果，共收录女真字1737个，按笔画分为5类38部11附，并录有每个女真字出现的语句。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女真文字研究的综合性百科全书。以上两部著作的问世，奠定了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基础。1973年，先生又在陕西发现了手抄本《女真文字书》，这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女真文字珍贵资料。先生撰写专文，对《字书》的书写时间 (至迟在金世宗大定年间以前)、《字书》的底本 (金太祖天辅三年八月完颜希尹所撰的《女直字书》、《字书》与明朝永乐年间所编纂的《女真译语》之关系、《译语》很可能是以《字书》为范本编写的)、《字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女真文由意字向音字的转化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的开创性研究。《字书》的发现和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女真文字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其重大意义在于：明确了女真文意字和音字的关系，以及由意字向音字发展的脉络。女真字的应用范围狭隘，遗存资料不多。但是它是研究中国历史和少数民族语文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研究女真字的文献可以订正和补充历史事实。金启孮先生以古文字的解读考证历史，又以史籍印证古文字的记述，解决了辽金史研究中的汉文资料的不足，辨识了史之讹。又如考释黑龙江口明代奴尔干永宁寺女真碑文，证明黑龙江外土地原属中国，并非俄国人开发的“无人居住和不受任何管辖的地方”。可见，女真语文学的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作用。无论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继承，还是保护国家完整版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先生曾任内蒙古大学教授、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创办并主编了《满族研究》杂志；培养了众多的历史学、语言学方面的人才；先生的两个女儿也分别为国内外的大学教授；可谓后继有人、桃李满园。启孮先生的长女金适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现继承家学，主要整理金光平、金启孮先生学术著作，研究家族史与满族史。发表了《金光平先生与契丹大小字、女真大小字》、《金启孮先生与女真语言文字研究》 、《金启孮先生与满学研究》、《金启孮先生与顾太清研究》、《太清后人谈太清》 等有影响的文章。启孮先生的次女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博士是当今研究契丹文和女真文的国际知名学者。现任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欧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是史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和语言学博士（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她继承家学，在恒煦先生和启孮先生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基础上对迄今为止发现的女真文字资料向纵深方向研究，并将其扩展到契丹文字研究领域。近年来成果不断，出版了《女真文字书研究》（2001年）、《女真语言文字新研究》(2002年)、2003年启孮先生和乌拉熙春父女合作编写了两部大辞典。一部为《女真文大辞典》，是在《女真文辞典》的基础上增补了《女真文字书》及现存所有石刻中出现的女真字。另一部为《女真语满洲通古斯诸语比较辞典》，汇总了所有女真语词汇并将其与满洲通古斯诸语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代表了当今世界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乌拉熙春在契丹学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契丹语言文字研究》（2004年）、《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2004年）、《契丹大字研究》（2005年），她以重新解读的契丹文字墓志研究辽史，以契丹文字的最新解读成果否定了金朝初期曾有过“女真国”国号的假设、辽朝国号非“哈喇契丹”而是“胡里斯契丹”或“契丹胡里斯”；在对迄今为止出土的契丹大字墓志重新释读基础上归纳出1002个契丹大字(不含异体字)；构拟了543个契丹大字的读音；对契丹大小字在表音、构词等方面的异同以及契丹大字与女真大字的传承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2006年出版的《从契丹文墓志看辽史》则是首次运用契丹大小字墓志资料全面考证辽史的佳作。该书在辽史研究领域以史学、历史语言学、古文字学的综合研究方法而开拓了崭新的契丹学发展方向。2009年乌拉煕春教授又连续推出两部力作：《爱新觉罗乌拉煕春女真契丹学研究》（2009 松香堂）、《明代的女真人》（2009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集中了作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金启孮先生一家三代传承致力于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研究，并做出蜚声中外的成果，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在纪念金启孮先生的悼文中所称道的那样：“启孮先生一门三代，三位大师，宏扬女真学和满学，使这一中华文化的瑰宝得到发扬光大，这是中华文化的光辉。这正符合今天联合国提倡世界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女真学和满学的流传不息，也就是启孮先生学术精神的流传不息。这是真正的永垂不朽！”
时 间：民国九十年（2001）四月二十四日晚上七时至九时地 点：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主讲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东吴大学讲座教授陶晋生主持人：台大历史系主任高明士教授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回到母校和大家聚在一起谈谈我的学思历程。我很惭愧，实在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建树，写出来的东西，只有一小撮人知道。我在回国的长途旅程中一直在想，怎样才不辜负邀请我来这里的各位教授、女士和先生、这里的同学对我的期望，怎样才能对大家有一点益处。最近偶然在电视上又看到很久以前看过的电影，《野草莓》。从前看这片子时还是研究生，而这次再看这场电影，才能体会到主角的心情。电影的主角是在退休后去领一个学术荣誉，旅途中回想过去，对过去不明了的很多事情，忽然豁然贯通。我在旅途中也有类似的反思。深深感觉昨日之非，却并不觉得今日之是。我出生在大陆，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从香港到桂林，到重庆，我读过五个小学，却没有毕业。从重庆到南京读过两个初中，也没有毕业。一九四九年我家搬到台北。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就读于师大附中高中。那一届共四班，高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以数学成绩分班，我编在十六班，班上共六十人，包括女生。我的数学成绩并不好，比较喜欢国文和历史。那时的兴趣是在文学方面，我从小学时就开始读小说，从《水浒传》、《西游记》、《人猿泰山》、到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家》。初中时开始读中译的外国作品，第一本是《飘》。到高中差不多己把这些译本读完。从小写作文，如果题目是将来的志愿，我从来不想做科学家，而想做文学家。在高中三年，我担任过两年学艺股长，负责学术和艺术方面的工作。我的作文成绩一直很好，还喜欢绘画和音乐。我从小喜欢音乐，初中时就开始听西洋古典音乐。因为一直没有机会学乐器，只好自己学吹口琴。高中时每逢全校办游艺会，同学一定推我出来表演。高一的音乐老师是申学庸老师，我得了八十八分，似乎是全班最高的。高一那年参加壁报比赛，我主编的壁报夺得全台北市第一名，第二年仍是第一。其实抗战期间我在重庆念小学时就办过壁报，父亲取名为《愚报》。是一张不定期、给为家人和邻居看的报，那时大姐读中央大学，大哥读重庆大学，三哥读南开中学，都住沙坪坝。他们回家时就会看我的报。除报导战局外，有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的动态，也有小品文。记得抗战期间物资缺乏，壁报用的是一种深黄色的纸，叫做嘉乐纸。只有抗战胜利出号外，才用白纸红标题：「日本无条件投降」。《愚报》曾于一九四五年带到南京，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离开上海到香港，带到香港。可惜四九年到台湾，却没有带来。在南京念市立一中时，曾经一个人办一张图画壁报。后来在台大参加「融融社」，也办过几期社刊。那时写钢版，用油印机印。附中同学毕业后，只有我一个人考文学院。现在谈一谈大学的学习过程。我于五二年中学毕业，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次年转入历史系。投考外文系的原因，是我从小喜欢看小说，并且立志将来要做一个文学家。转系的原因，一方面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研究社会史的先驱，我在中学时就读过他的著作。在他的鼓励下，我曾经读过部分的四史。另一方面，大一国文又以《史记》为读本，使我对历史学发生兴趣。我在史次耘师的大一国文班上写的一讨论项羽的作文，得到他的好评，最后一句评语是：「可以读史矣。」在台大前后七年。选过大师和名师的课极多，曾经修过李济师的考古学导论，凌纯声师的地学通论，方东美师的哲学概论，吴相湘师的中国近代史，英千里师的西洋文学史，夏德仪师的中国通史，姚从吾师的辽金元史和历史系规定的必修科史学方法，李宗侗师的中国上古史，牟润孙师的隋唐五代史，劳干师的秦汉史，方豪师的宋史，芮逸夫师的民族学等。还旁听过徐子明、王叔岷、屈万里和全汉升几位老师的课。虽然转到历史系，我的主要兴趣却仍是文学。我曾经试着写小品文和极短篇小说，在联合副刊和晚报上发表，赚点稿费做我的零用钱。对我来说，写小说是眼高手低，所以在大四那年就停止了。不过我对这类文字一直仍有所憧憬。也许因此，几年前我开始写比较通俗的小文章。等一下还要再谈。大学时代的课外活动，主要参加融融社。该社分几组，我或在文艺组，或在音乐组。说到音乐，那时音乐组办唱片欣赏会，是为全校办的。我们借唱机、唱片，写海报，印音乐介绍。一九五六年毕业，随即考入史学研究所。我决定选择历史这一学科，受父亲（陶希圣先生）的鼓励和影响最大。从台大二年级修习辽金元史，到研究所跟随姚从吾师，则是受到姚老师的诱导。姚老师指导我治学的方法，话虽简约，却切中要旨。他指出研究历史必须掌握现存的史料及精读史料，并且脚踏实地的去寻找新史料。同时要熟悉国内外研究成果，也就是他所谓的「行情」。于是我大量阅读宋金史料，如宋辽金三史，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些文集和笔记小说。本来准备写宋金关系中的宋高宗，后来考虑到这个题目也许会牵涉到台湾偏安一隅的政局，就改从宋金关系方面来找题目。在姚老师的德国式的研究班上读史料及练习写报告，颇有心得。后来的硕士论文论述宋金间之采石战役。一九五九年毕业。在研究所时，选修芮逸夫老师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课程则使我对这个学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我觉得文化人类学对于研究边疆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大学毕业后，考入史学研究所，因此没有立即入伍受预备军官的训练。一九五九年研究所毕业后，才以抽签的方式接受空军行政官的磨炼。一九六一年结束，一时无处可去，幸得姚老师的帮助，与李敖同作姚老师的国家讲座研究助理半年。受军训期间，已经知道没有在大学固定工作的机会，于是有出国的想法。因为当时国外研究辽金元史的学者以日本学者为多，也最著名，因此与京都大学的田村实造教授连络。不过，到日本去必须完全自费，所以也申请美国的三所大学，居然得到了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亚洲研究的奖学金，入历史学系。虽然没有去日本，和田村先生还是有连络。后来为他的颂寿论文集写过一篇短文。一九六一年秋天，远渡重洋。乘飞机抵达美国西岸后，从旧金山乘灰狗巴士三天三夜，抵达印第安那州布露明顿的印第安那大学，从邓嗣禹教授攻读。邓师为学严谨，极为用功，每天都在学校研究室里工作，时常晚上也在。他对学生的要求和督促极严格，虽然他专精近代史，对我的研究却非常注意和督导，要求我遍读我研究工作必须精读和参考的史料，和现代学者的有关书籍，如拉铁摩尔和卫特福格等的著作。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也时时督导，并且注意和我论文有关的论著与史科。读历史博士必须于主修的中国史和东亚史外，另有两个主要范围和一门系外学科。我的两个范围是美国外交史和欧洲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系外选文化人类学。我对这个学科特别有兴趣，一共选修了十二个学分。教美国外交史的法勒尔（Robert Ferrell）教授著作等身，他传授外交史上的知识，对我后来的工作颇有启发。此外，在我的英文写作方面，他指点我文笔简要平顺，给我很大的鼓励。于一九六七年获博士学位。在印大的几年，可说非常用功，每天必定在图书馆看书到午夜，周末也不例外。因为读英文速度比美国人差，唯有这样才能赶得上他们。而且想超越他们，就自己多看规定之外的书。到了学期快结束时，更是紧张，为了赶写学期报告，或研究论文，或预备大考，有时两天不睡觉。有一阵子每晚打字到天亮，鸟鸣然后睡觉。博士论文以金代女真的汉化为题，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回国一年，执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其后三年任教于密西根州卡拉马助(Kalamazoo)的西密西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历史学系，并于一九六七年完成博士论文。现在来谈一谈我的教学和研究。这个历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九六六年至六九年是一个较短的阶段，以完成博士论文和教学为主，完成博士论文算是学生时代的结束。一九六九年至七六年在台湾，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期间教学极忙，但是主要的工作是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以必须做出成绩来。此外又主办《食货月刊》，疲于奔命。一九七六年至今在国外，是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研究工作刚开始，而且一面教书，一面写论文。西密大前身是师范学院，并不特别重视研究。学生包括不少的中学教员，因此有夜间和星期六上午的课程。由于我是新的助理教授，必须多教书，不像较大的学校对新任的助理教授有种种优待。加以和初在美国教书，深感教学工作繁重，第一年每学期教十一个小时，包括夜间和周六上午各一节课。历史系里每个教授必需开一年级的两门课之一，西方文明史或美国史。我选择西方文明史。三年里教过的课程很多，包括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远东现代史、西方文明史，和中国史研究 (历史系授硕士学往)。当时正值越战期间，选远东现代史的学生颇多，有一年需要开两班，每班七十人。西密大没有中文书，所以时常开车到七十哩外的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图书馆去看书和借书。在西密大教书时深以没有时间做研究为苦。一九六九年，经芮逸夫老师的推荐，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属于历史组。并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合聘。又曾在师大研究所兼教过一门课。这是我在学术界的第二个阶段的开始。一九七一年姚从吾师逝世，我继姚师讲授辽金元史，及研究所硕士班必修的课程「研究实习」。早在一九六五年，系主任许倬云兄己经把这门课交给我，这门课让我认识了很多杰出的年轻朋友。互相切磋。这几年中和同学一起讨论，深得教学相长的乐趣和益处。在史语所的几年经常和同事们谈论，并参加每两周举办一次的讲论会。每位研究人员每年必须将研究成果在讲论会上提出来，接受大家的批评，然后才能将所提论文修改后发表。这样的互相切磋和互相批评的制度，使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因此发表的论文，错误就比较少。我的历史研究趋向，在研究所时期一方面受了姚老师的教诲，脚踏实地的读史书和史料；另一方面受父亲研究社会史和芮逸夫师研究民族学的影响，觉得历史不仅要了解材科，选择材料，组织材料，还要解释。姚师和父亲都相信历史学当属于社会学科，可以作科学的研究。姚师留学德国多年，接受兰克和班海穆的观念，甚至把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提并论。在这种影下，我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因此在台大教书时和编《食货月刊》时，提倡参考社会科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和发掘问题。我在研究实习班上曾经邀请社会科学家来介绍他们的学科，尤其着重这些学科和史学的关系，或这些学科对史学研究会有什么启发或贡献。来班上谈这些问题的朋友有文崇一、张存武、李亦园、胡佛、杨国枢、丁邦新、袁颂西、于宗先、易君博、瞿海源等，颇引起一些同学的兴趣。一九七四年食货月刊社和思与言杂志社联合举行「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座谈会。我在那次座谈会这样说：有人说，史家所据以作判断的只是常识而已。但是现代社会科学家的发现，使常识的层次提高。史家要转向他们来充实自己的常识，不应墨守过去的陈腔滥调。[1]所谓陈腔滥调，指「暴政必亡」，或比较流行的「人们有了较宽裕的生活就会有更多的要求，于是乎就发生革命」(所谓“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这一类的泛泛之论。那时候写的两三篇论文颇采取一些社会科学的观念(因所知有限，谈不上理论)。例如上述采取了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分析金世宗的本土运动。对北宋初期的党争，并不觉得毫无积极的贡献，反而觉得不同意见的激荡，有时会产生等思广益的效果。[2]也就是说，冲突并不见得没有积极的意义。就这一点来说，我的看法毕竟受了当时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接受社会冲突也有积极贡献的说法。另一方面，一九七〇年代正是党外人士要求民主开放，和革新保台人士要求当政者广开言路，切实改革的时候。这种要求自然会和当权者发生冲突，冲突固然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正面的贡献较多。我研究历史的范围，从大学时代到任教于亚里桑那大学后的十年间，以辽金史、宋辽和宋金关系史为主。我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七六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于一九七八年在台出版。这本书讨论女真人的汉化，认为金代女真人进入华北后，虽然曾经一度迫使汉人女真化，也一度力图恢复女真文化，但是由于居于少数民族的女真人入主华北后，不免采取汉人的制度来统治，同时若干人也开始采取汉人的语言文字，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了语言和习俗。尤其是和汉人通婚后，主要的趋势是在社会的层面，两个族群整合；在文化的层面是受到汉文化的涵化。写这篇论文参考了当时的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一些观念，如涵化(acculturation)。说到民族的融合，必须讨论汉化或华化的问题。共其实这个问题既是贯穿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和现代有密切的关系。汉化或华化是当汉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接触时，这另一个民族放弃了自身的族群认同及其文化，而与汉民族通婚，采取了汉文化。应当强调的一点是，汉化或华化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期里，汉化的程度与另一个时期不同。而且当汉化发生后，并不是说被汉化的民族文化完全消失。[3]根据这个定义，让我们来观察契丹，女真和蒙古的汉化。首先，契丹族的汉化程度，在辽朝一代，可以说相当粗浅。辽朝的统治阶层里，有若干贵族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例如以汉文作文及吟诗。不过，基本上很多契丹平民在契丹人实施的两元制度下，仍旧过着游牧的生活方式。而移居到汉人居住的燕云地区的契丹人则受到了较多的汉文化的影响。辽朝末期，一部分契丹人西迁，建立了西辽。留在华北的族人则开始和女真族和汉族融合。契丹族真正的汉化，应当是金朝灭亡后的事。金末元初的耶律铸和耶律楚材父子都和汉族文人没有甚么差别。到了元代，元朝政府将华北的契丹人，女真人，和汉人一律称为汉人，就是契丹人终于已经汉化的有力的证据。非汉族建立朝代后，居于少数的统治族群在过去王朝原有的社会结构之上，建立了新的上层社会阶级。有的新王朝的统治者在初期企图维持本族文化与社会制度，甚至企图同化汉人。如女真族占领华北后，一度迫使汉人改换女真服装和发式，并且禁止族际通婚。金世宗努力恢复女真族的原有的风俗。这种本土运动失败后，很多女真人就大量的采取汉人的制度和风俗。有的外来的统治者如元代的蒙古人则对汉人的制度和文化作有限度的借取。不过，非汉族朝代的文化终于会受到汉文化的冲击。汉族人口上的优势和统治族群对族际通婚限制的放松促进了对少数民族的涵化和同化的趋势。换言之，游牧民族对汉人社会的一个很大的影响是有相当多的族人被汉族所同化，加入中原汉族的社会而成为汉族社会的一分子。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族人抗拒同化。如金代的金世宗企图恢复女真族的固有文化。对于女真统治者的这种政策，我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 或movement of revival)的观点来分析，和一般认为金世宗主张汉化的观点不同。不过，金代中期的本土运动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接受了汉文化。蒙古民族在元代的汉化程度则远不如金代的女真族。明代建立的过程中，若干蒙古族人向北迁移而脱离了汉族的社会。目前在美国有一些汉学家研究所谓「征服王朝」，认为「汉化」一词不妥。如包弼德（ Peter Bol）在他讨论金代汉人知识分子的文章里，不用「汉化」，而用所谓「文」（即他对「文明」，civilization的中文翻译）。可是，女真人「文明化」的来源仍然是汉文化。以「文」来代替「汉化」也不见得更细致（subtle）。[4] 至于清代，近来也有人认为清代的满洲统治族群中有一些人相当成功的保留了满族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主张今后不必用汉化的观念来研究中国历史，这种看法引起了辩论。[5]由于很多西方史学家基本上不同意中国历来认为夷狄都被汉人同化的说法，这本书出版后，自然曾经引起一些争论。不过，几年前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六册，也就是辽，金，元三代的历史，对金代女真族的汉化，认为程度超过辽和元两代[6]。即使有人仍然认为多数外来民族被汉人社会吸收，还是需要注意当两个文化接触时，其间发生的是互动而不是单向的流动和影响。传统和目前多数的中国和台港的史家，一般都认为中国历史上汉族总是能够吸收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大陆的史家甚至反对把这些民族看作外族，认为他们都是汉族的兄弟民族，其间的冲突只是兄弟间的内哄。这种看法显然与政治环境有关。总之，汉化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九七二年助父亲将一九三O年代著名的《食货半月刊》在台北复刊，改为月刊。我负责约稿、编辑、送印刷厂、送作者初校、自己二校、甚至用油印机自印订阅者地址、将刊物装封套、邮寄等等，一手包办了四年之久。我还得不时写些小稿补白。忙得不亦乐乎。《食货月刊》一共办了十七年，我出国后主要由黄宽重、沈松侨等几位热心的朋友接办。这本刊物表了很多年轻的史学工作者的论文和书评，也介绍了颇多涉及史学和社会科学关系的著作。虽然《食货月刊》介绍和提倡社会科学的观念和方方法，但是重点还是在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当然我在这段历程中也增长了见识。食货还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一九八八年父亲病重时，决定把杂志停刊。朋友们觉得可惜，就集资创办《新史学》。因为只有我不是公职人员，所以由我来登记，担任社长。一九七六年《金代女真的汉化》英文版问世，同时我转到国外工作，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其实在这之前我己经研究宋辽关系两三年，利用各种史料，详细分析探讨北宋对辽的政策和外交，辽朝对宋的政策，宋、辽、西夏、和高丽国际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宋人力求国际上势力的均衡。一九八三年出版《宋辽关系史研究》。在这本书里，我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提出多元国际关系的看法。在写作的过程中，相当巧合的一件事是被素不相识的罗沙比(Morris Rossabi)教授邀请参加十至十四世纪东亚的多元国际关系的研讨会。为这次会议我提出的论文讨论宋人对辽的看法。后来收入《宋辽关系史研究》。这本书的英文版于一九八八年出版。得到颇多好评。有一篇书评说本书是「分析任何时期中国外交和政治史有价值的模型。」[7]一九七八年至七九年我回史语所和台大一年。当时所长高去寻先生要我提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计画，目的在执行这个计画时可以增加研究人员。我对他说，我还是要在国外工作，不便主持计画，但是他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我就提出一个研究从唐末五代到元朝的社会变迁的计画，经费六百万元。果然因为这个计画的关系，增加了参与研究工作的人员。也由于主持这个计画，我开始转入北宋社会史的领域，于是开始了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我对士大夫家族的历史特别有兴趣。在这方面，我决心把北宋有关士大夫家族的史料通盘检查一遍，包括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诸家文集、笔记小说、地方志、诗词、碑志、以及族谱。为了收集族谱资料，曾经两度到犹他州盐湖城的家族图书馆去看族谱，前后一个月。写《北宋士族》这本书，以传记资料为主，也就是文集中和考古发现的墓志，希望从撰写碑志的士人的笔下所描述的士人们的所作所为中，来观察他们的实际生活。写法是一种相当传统的方式，可以说不过是将史料割裂后，重新加以组织和堆积，谈不上什么理论。这本书讨论北宋扩大考试制度，很多新兴士人进入政府。为了维持家族谜继续兴盛，发展了一些策略，包括与其他士族通婚，聚书、延师，经营产业等。研究士族，当然要研究士族妇女，于是也收集妇女方面的资料。书中有三章讨论妇女的生活、教育、婚姻，尤其是再嫁、改嫁的问题。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对历史研究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从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史料的确实存在。当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刻的材料，如墓志。而现存文集中也存在这篇文章，比对的结果，也许相差几个字，也许一个字也不差。这时的感觉，就是历史事实有确切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处理史料时，又体会到史料不会说话。研究者选择材料和组织材料后，史料才帮助研究者说话。但是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常会刻意以资料来证明他的想法或理论，而是研究者和资料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研究者在选择材料和组织材料的过程中，当然是主观的加以取舍。历史研究能够客观吗？我觉得很难做到客观，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而已。以上提到的第二种感想，令我对历史研究的看法有所改变。其实这种改变并不是受了所谓后现代的影响，而是从实际工作里体会到的。早在我提倡参考社会学的观念和理论时，也涉猎一些史学方法方面的著作。对于克罗齐(Croce)和卡耳()等的看法有些了解。在我写宋辽外交关系史那本书时，只参考了政治学方面的决策模式来讨论外交关系。宋辽之间的关系，不论将来有什么新资料出现，大致的轮廓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对于宋辽之间关系的解释，则因时代的变迁，就会出现新的见解，例如宋方的两个与政策的制定很关键的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邓广铭先生对他们就有前后不同的看法。又例如对金海陵王的评价，在八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时，有人说海陵王是改革家。当然这种看法也和海陵王企图以武力统一天下有关。到了写宋代士人和士大夫家族的这本书时，虽然大致利用了少数的社会科学的常识，却没有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我对于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研究的趋势略有所知，但是教学工作限制了深入的了解。当然实际上有时间也不可能遍览群籍。一个历史研究者总不能跟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跑，而且即使能够勉强跟上时代，还存在着西方学术理论能否运用到传统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因此写北宋士族的过程中，对这本书的写法很有一番思考，后来决定把理论放在一边，埋头组织材料和写作。(其实把理论放在一边并不表示心中没有主见或想法。) 写成后觉得很不满意，因为范围太广。再者，书中好几章都是为参加会议而写的，前后几年中，想法写和写法不免有所差异。但总觉得写史书虽不能客观，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还是得继续努力。还有一件事要稍微谈一下。学术和社会是有各种关系的，书写得好，读的人多，可以把所学供众人参考。书教得好，学生得到益处，不论学生将来是否留在学术界，仍都有影响。除此之外，我在做研究时，常会感觉困惑，究竟写这些学术性的书，这些文章，对社会文化，究竟有何作用？尤其这些作品的读者少得可怜，我的贡献和社会对我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惟一的比较通俗的书是《中国近古史》。有了这样的困惑，于是几年前开始写过去的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的一个关键的时刻，用比较通俗的笔法来写。主要想法是抓住历史上的一个瞬间，来反映这个人物，或这个历史事件。希望透过这种方式为社会提供一点服务。一九七六应美国亚里桑那大学之聘，任教于东方研究系(后改称东亚研究系)。在亚里桑那大学曾担任系主任一年(一九八七)，其后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两年(一九八八至九O)。并曾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客座教授(一九八三)，研究讲座(一九九八)。在亚里桑那大学，每学期教两门课。教过的课程有中国通史、上古史、隋唐至元代史、传统中国史研究、中国史学史、中国社会史、汉学方法。在亚大教过和指导博士论文的年轻朋友则多半来自台湾。总结来说，从一九五六年进台大历史研究所，开始做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至今达四十五年之久。教书从一九六五年至今也有三十六年。一生中只是研究和教书。我的经验是人们常说的，历史研究是长期的工作，尤其研究中国的悠久历史，留下浩瀚的史籍和资料，更要一点一滴的去找寻，去累集。其实，从事任何研究工作，要下定决心去投入，要锲而不舍。不论做哪一类的研究，一方面要有兴趣去做，才能产生好的结果；另一方面要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我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汉族与边疆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传统中国的外交和东亚的国际关系；近世中国社会的形成。另一点经验是，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时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否要做学术研究。也许决心做某种研究工作的时候，有一点晚。苏老泉(苏洵)不是到了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吗？我自己到进了台大研究所才开始用功。但因大学时代分数不很高，影响到拿了硕士却没有教职。出国时已经二十八岁。念英文念得甚苦，但还是不会比美国同学差；后来在美国教书，研究方面的成绩，在系里可说是最好的。这就是下工夫的结果。最后一点，在学术界工作的人，尤其像我们在人文学科工作的人，我们的成绩说起来好像颇出色，但是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的人，就是在我们同一行业少数的人。所以我们时时应当反省究竟我为大家做了什么。这是我的反省，也许对同学们有一点勉励的意思。
女真人大金国早期是实行收继婚制的，阿巴亥德因泽等，都为努尔哈赤殉葬，让阿巴亥殉葬是为减少争端，从政治上考虑，对大金国而言也需要选择人殉葬。
金朝（1115年—1234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传10帝，享国120年。金朝鼎盛时，统治疆域包括今天的中国大陆秦岭、淮河以北的华北平原、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联邦的远东地区。很多读者对金朝的了解，可能主要来源于《说岳全传》、《射雕英雄传》等文学、影视作品；它们对女真及金朝的相关礼仪民俗，基本没有深入、系统地介绍。因而，读者们在阅读相关书籍时，难免会闹出一些望文生义的误解，如女真人所说的“拜门”，是不是说女真族人象汉族人那样，逢年过节，要祭拜门神？女真人所说的“烧饭”，是做饭吗？……其实，“拜门”、“烧饭”，分别是女真人婚姻、丧葬礼俗中的两个概念，与祭门神、做饭，毫无关涉。下面，我们就对女真人的婚姻、丧葬礼俗，略作叙述。
最初，女真人的社会结构，是若干个家/宗族构成一个氏族，若干个氏族，组成一个部落。早期女真人盛行同一部落内的不同氏族之间的通婚，这也就是民族学通常所说的部落内婚制下的氏族外婚制。部落外婚虽有，但数量极少。
金朝建国前夕，女真人在奉行传统的部落内婚制下的氏族外婚制同时，由于女真人大量南迁，有的部落、氏族组织被打乱、分散，逐渐流行部落外婚的婚俗。
完颜阿骨打画像
金朝建国初，传统的部落内婚制下的氏族外婚婚俗，逐渐遭到统治者的禁止。天辅元年（1117 年），金太祖下诏，“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此后，金太宗等统治者，也陆续颁布过类似的诏令，部落内婚制日渐衰微、消失。
随着金朝的扩张，其与契丹（辽）、宋和战日益频繁，接触、融合日益加速。 鉴于女真人数量较少，所以，金朝统治者对愿意效忠金朝的契丹、汉人，不吝授予其封地、位号，“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固结。”使其死心塌地的为金朝效力。
这之后，女真人的婚姻形式中，聘娶婚占主流地位。这种婚姻形式，又有两种类型：
一是长辈为子女聘娶。这种类型的婚姻，需要遵行诸多礼节。其中，很多与《仪礼·士昏礼》所载，汉族普遍遵行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相同、相似。女真人的婚姻礼节，大致有：
订婚。女真人最初盛行指腹为婚，后来则盛行子女年幼时，知根知底、感情融洽的双方父母为其订婚，俗称“娃娃亲”。
拜门，又称“男下女”礼。男、女双方有联姻的意愿后，男家所有人要到女家纳币、拜门，“戚属偕行，以酒馔往”。女家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坐在炕上，新婿和家人、亲戚在炕下地上，向女家人行跪拜礼，请求他们一致允准这桩婚事，时谓之“男下女”礼。若女家一人有异议，则婚事告吹。后来的满族人，依然盛行这种婚俗。
“纳币”和回报。纳币，婚事确定后，男家要向女家送聘礼。新婿要牵多者百匹，少者十匹马到岳父家，听凭岳父拣选，“塞痕（好）则留，辣辣（不好）则退”。当然，一般情况下，岳父不会趁机“狮子大开口”。留下的马，一般不过是新婿送来马匹的十分之二、三而已。也难免有“挑剔”的岳父，对准女婿送来的马匹皆不满意。出现这种情况后，新婿要将自己乘坐的马留下充数。在女真人观念中，若自己岳父留下的马少，将是新婿引以为耻的事情。女家会根据留下的马匹数，以相同数量的衣服回报男方。新婿要亲手接过，带回家中。
后来，女真人逐渐改用钱币作为聘礼。统治者还对不同阶层的人士，制定有不同标准的聘礼规格：“一品不得过七百贯（1贯=1000枚铜钱），三品以上不得过五百贯，五品以上不得过三百贯，六品以下及上户庶人不得过二百贯，中下户不得过一百贯。”
留妇家。女真男子成婚后，要留在女家，象奴仆一样，操持家里家外诸事，服役三年后，才能带妻子回男家。
归婿家。男子结婚后，在女家服役三年，可以带着妻子返回男家。女家会向夫妻赠送数十户奴婢，数十群牛马（每群有九头/匹母牛/马、一头/匹公牛/马）。这时，丈夫可以称妻子为“萨那罕”，妻子称丈夫为“爱根”。
二是青年男女自择配偶。贫困家庭出身的女子，至及笄（中国古代女子15岁时举行的成年礼）之年，可在路上边走边唱。所唱内容，无非是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及求偶之意。听到她唱歌且未娶的男子，若愿与她成婚，就可将少女带回家去。然后准备聘礼，带着少女一起到她家里，禀告女子父母，再按照前述婚姻礼节成婚。
自择配偶，还可以采取私奔的形式。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夕（元宵）节时，女真人还保留着传统的“纵偷”风俗。除了“偷”物品外，未婚男子还可与意中人（必须是未婚女子）私约，利用元夕节，偷偷私奔。女子若愿留在男子家，那么，她的父母就必须允准二人成婚。
元宵节（图取其意）
女真人最初还保留着被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汉族前身）人所说的“烝报婚”，女真人称之为接续婚、收继婚、转房婚。这种婚姻形式，是指父亲去世后，他的儿子们可娶其母（除自己生母外，父亲的其她妻妾）为妻；哥哥去世后，弟弟娶嫂子为妻；伯/叔去世，侄子娶伯母/婶子为妻。这种婚姻形式，因有败坏人伦之意，故秦汉以后，被汉族人基本禁绝。金朝建立后，收继婚逐渐由盛转衰，或许与汉族伦理文化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金朝皇室、贵族因世代通婚，形成了世婚礼姻。《金史》记载，“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
女真人的葬式，经历了从土葬向火葬的转化。最初，女真人死后，他/她的亲友只是将死者埋在土坑里，连棺椁都没有。后来，受辽契丹人火葬的影响，一些女真贵族逐渐盛行焚烧殉葬品的风俗：“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金朝中后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女真人才较为普遍地实行火葬。
依据使用葬具的不同，大致可将女真人的丧葬，分为木棺火葬、石棺火葬两种类型。
所谓木棺火葬，是先将死者遗体火化，将骨灰及随葬品装入木棺中；将木棺置于墓穴内后，再将木棺、骨灰、随葬品一起焚烧，然后封土成冢。
所谓石棺火葬，是指将死者遗体火化后，将骨灰装入木匣或布袋中，再放入石棺中。石棺或直接用土掩埋，或置于砖室墓中。
也有的女真人，或金朝统治区域内的汉族人，依然奉行传统的土葬礼俗。考古发现的一座金朝时期的夫妻合葬墓，就属于这一类型。
女真人的丧礼，一般包括：亲友吊丧、烧饭、送血泪、殉葬等礼俗仪节。
亲人去世后，亲友都必须来吊丧，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赠送丧葬所需物品、金钱等。若无故不来吊丧，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烧饭，是女真人刚死后，其亲友、部下、奴婢实行的一种祭祀仪式。他们设牲牢、酒馔，作为祭奠。这些祭品往往采取焚烧的方式，加以处理，以便死者灵魂享用，故有“烧饭”之名。
“烧饭”不仅是死者去世后不久的一种祭奠礼俗，还可在死者去世一个月、二个月、一周年的忌日举行祭奠时施行。
送血泪，是女真丧礼的一项重要丧葬礼俗。人去世后，亲友要用刀刃嫠（割、划破）额头，血、泪滚滚流下，谓之“送血泪”。以此表达对死者去世的极度悲痛之情。
殉葬是早期女真贵族、豪富死亡后，丧礼中的重要仪式，主要用死者生前宠爱的奴婢、所乘鞍马，生焚后，为主人殉葬。自金朝建国后，这种陋俗就逐渐衰微了。
10.女真族的历史 女真，又名女贞、女直，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现今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的前身。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12世纪前期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统治中国北方一百多年之久。直至13世纪被蒙古人所灭。17世纪初建州女真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诸部，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至1636年，皇太极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国东北古老民族（原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古满语支。女真源自中国史书中3000多年前的“肃慎”， 公元2至4世纪时期称“挹娄”，公元5世纪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辽代又称“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又以化程度区分辽南境者为熟女真，辽北境不属编户者为生女真。金朝时从称“女真”，因女真一词来自古代女真语（jusen 或 julcen )，因此在明代音译汉字时也写作：诸申、朱里真等。到17世纪初建州女真满洲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其子皇太极时期已基本统一女真各部。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谕旨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汉、朝鲜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 女真人女真人在历史上先后建立过金朝、东夏、扈伦、后金（清朝前身）等古代政权。亦作女真族。“女真”在15世纪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清朝以后，“女真”的主体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一些边远地区的分支未融入满洲族，今天分别形成赫哲、鄂伦春、夫尼赫、满珲、等同属通古斯满语语支的新民族。《金史·世纪》记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族、汉族、朝鲜族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探究对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经过一番研究，对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的南移有了深入的了解。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从远古至西晋中国北方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的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虽然三国时期吴蜀对南方有所开发，但和处在中国经济中心的魏国比起来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因此这一时期经济重心是在北方的。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 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原因何在？一、南方经济的发展历程：（一）、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重点开发。 （二）、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南朝末年开始 赶上北方。 （三）、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 （四）、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 （五）、南宋至元朝时期，南方经济突出发展，完全超过了北方。 （六）、明清时期，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二、经济重心南移的重大发展时期：1.东晋南朝：趋向平衡。西晋灭亡以后，南方地区经历了从东晋南朝的政权更替。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使南北经济差距缩小、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2.隋唐五代：开始南移。隋唐时期，南北方经济均获得极大发展。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北方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至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整个五代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方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人口数量超过了北方。3.两宋时期：最终完成。两宋时期，北方同样战乱频繁。北宋灭亡以后，南宋政权偏安于东南一隅，使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当时太湖流域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江南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至元朝，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还大力兴办漕运和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足以说明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可见，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阶段。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三、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发生南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社会原因：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安定，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例如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但后来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北方的社会安定受到了破坏；五代十国期间，北方几乎平均每十年就要爆发一次大规模战争；两宋期间。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战争更是接连不断。政治原因：统治者的重视。政治中心的南移 (如南朝、南宋)或者东移（如明朝和清朝），加快了南方的开发。南方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统治者在楚州“筑白水塘以溉田”；吴越兴修了许多水利设施，例如著名的捍海石塘等。技术原因：生产力高。北方大量劳动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并且带去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例如从西晋末年到南朝开始，北方南迁的农民达九十万之多，占北方总人数的八分之一。这就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南迁的北方人民还给南方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地区从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方法，发展到用粪来作肥料。牛耕得到推广。自然条件：南方气候较优越。宋代以前粮食主要以旱地作物小麦、粟为主，这类作物适宜生长的环境是北方的温带大陆气候。北宋时占城稻传入，到南宋时成为主要农作物，明朝时产量提高、面积扩大。水稻不适宜在温带大陆性气候下种植，而适宜在江南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种植，这里光热条件好，雨热同期，水资源丰富，水利工程开发好。而北方水土流失严重，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这种情况主要是人为的烧毁森林、滥垦荒地造成的，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面积减少。江南多以平原丘陵区为主，土层深厚，易于开垦和操作。适合农业发展，而且对外贸易条件比北方优越。四、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二）、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割据战乱时最突出；（三）、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五、经济重心南移的规律：（一）、由北向南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和江南一带；（二）、由内地向沿海逐渐转移。六、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一）、对我国交通贸易的影响。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造成了南方沿海城市的迅速发展，海上交通和运输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南宋完成经济重心南移后，南方城市一直到现在都受益匪浅。（二）、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人口的转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迁移，而经济中心的南移又反过来促使北方人民进一步南迁。南方的人口迅速膨胀，我国南部、东南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长。（三）、对人才教育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导致了人才教育的相应变化。（四）、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使我国各民族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北方人民的南迁，使游牧民族和汉族有了更深更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了民族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发展。七、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现象的启示：经济重心南移是当地所在的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局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引进、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于经济建设中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不要悬赏分
浅谈气息在民族舞蹈中的应用摘要:在古老的舞蹈艺术中,气息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舞蹈者应该掌握和研究各个民族舞蹈中气息方法的共性与个性,针对不同的舞蹈个性进行发展创新,不断提高民族舞蹈的艺术表现力。关键词:气息;民族舞蹈;应用舞蹈从产生之日起,就和气息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在古老的舞蹈艺术中,舞者就用气息表现出抑、扬、顿、挫的情节,可谓舞蹈离不开气息,气息在舞蹈中具有独特的魅力。一舞蹈与气息舞蹈是一种人体动作艺术,不单纯是一种娱乐。它是以舞蹈动作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着重表现语言文字或其他艺术表现手段所难以表现的人们内在深层的精神世界———细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鲜明的性格,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内部的矛盾冲突,创造出可被人感知的生动的舞蹈形象,以表达舞者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反映生活的审美属性。我国古代乐舞理论中就有:“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充分说明舞蹈是运用人体艺术语言(肢体)来表达内心世界的一门艺术。何谓气息?一是指呼吸,呼吸顺畅才有动作的自然协调;二是指内在的气流运行感。气流内在运行分三种感觉与方式,一是气沉于小腹感;二是气从头顶徐徐顶出感;三是气流遍于全身的运行感。气的沉与顶常保持它的位置,而气的流动则看动作、情感与劲力的需要变更它运行的轨道和部位。内在气流运行感能使舞蹈肢体语言具有内在的生命活力与外显动作的优美飘逸、气韵生动。足以见气息在舞蹈肢体动作运用上的重要性。唐代的《乐府杂录》中强调“善歌者必先调其气”,说明好的发音和共鸣必须首先有好的气息支持,才能表达乐曲的思想感情。同理,舞蹈也不例外。舞蹈艺术前辈们非常重视舞蹈中气息的运用。吴晓邦前辈就曾把气-呼吸归结为舞蹈艺术上的三个元素之一。中国传统的民族舞蹈历史渊源很古老,它是各种舞蹈艺术的基础,是群众的文化,是最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舞种。在情感上的表现特征即为: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在动作上要有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这些又都必须通过气息的长短、速度、大小和轻重,来区别各种情感和性格特点,让气息来贯穿动作与情感的始终。正确合理的气息运用,表现出来的境界,是艺术的一种升华,让舞者自身所要表现的艺术内涵与思想感情有着完美的体现。正确运用气息是舞者应具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气息不仅赋予人的生命,更是肢体语言展现的灵魂,她的生命力和魅力时刻感染着观众。一点一滴,一起一落,伸展、蜷曲,都是舞蹈生命的闪光点。舞蹈如果缺少了“气息”,那么内在的身体韵律就无从体现,也不能把内与外、心与形、气与身统一起来,肢体语言就丧失了原有的感染力,内在神韵就会消失,其肢体语言就会变成生硬的四肢运动。气息给予人的是生命,它赋予舞蹈的是生命力。舞蹈除了用身体动作来表现作品,重要的一点则是舞者需要运用气息控制身体并帮助肢体完美地做出各种舞姿,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作品的思想感情。舞蹈中的气息既与其它艺术门类的气息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我们可以在共通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和吸收。如书法、声乐等方面的气息是自由的、流畅的、不间断的,气息的频率是平均的,不需要任何控制,是自由交换的;而舞蹈中的气息则需要根据所做的动作来对气息进行控制,它的频率不是平均的自由的,而是需要跟随动作的幅度、大小和节奏的变化来加以变化和调节。正确的调节气息为跟随动作的变化来变化气息,可以使动作更具有生命力,增添舞蹈的魅力。舞蹈中的气息一般由吸气、提气、屏气、呼气四种形式组成。气息一般为“起法儿”做准备:提气是为了提高人体的重心,屏气是帮助人体收紧和戛然停止,吸气是为了换气与放松身体,为下一个动作做准备。我们还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规律:吸气时动作多为起、上;呼气时动作多为落、下。在《易经》中气被分为阴阳两极,吸气为阳,行于后背,呼气为阴,行于前胸,在舞蹈中这正与《易经》中的阴阳相符合。阳是上、强,是刚之意,因而舞蹈中的吸气多是向上、提、起;而阴与之相反,是下、弱,是柔之意,因而舞蹈中呼气多为向下、落、沉。掌握好气息,可以运用它来贯穿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连接,找到运动的“延伸”,可以用内在的气息去感受身体的内空间与外空间的协调关系,去体会身体对空间的占有,去展现气息与舞姿默契配合的最高艺术境界。
女真，又名女贞、女直，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现今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的前身。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12世纪前期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统治中国北方一百多年之久。直至13世纪被蒙古人所灭。17世纪初建州女真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诸部，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至1636年，皇太极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国东北古老民族（原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古满语支。女真源自中国史书中3000多年前的“肃慎”， 公元2至4世纪时期称“挹娄”，公元5世纪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辽代又称“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又以化程度区分辽南境者为熟女真，辽北境不属编户者为生女真。金朝时从称“女真”，因女真一词来自古代女真语（jusen 或 julcen )，因此在明代音译汉字时也写作：诸申、朱里真等。到17世纪初建州女真满洲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其子皇太极时期已基本统一女真各部。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谕旨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汉、朝鲜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 女真人女真人在历史上先后建立过金朝、东夏、扈伦、后金（清朝前身）等古代政权。亦作女真族。“女真”在15世纪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清朝以后，“女真”的主体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一些边远地区的分支未融入满洲族，今天分别形成赫哲、鄂伦春、夫尼赫、满珲、等同属通古斯满语语支的新民族。《金史·世纪》记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族、汉族、朝鲜族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
浅论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趋势民族民间舞蹈是各族劳动人民群众劳动生活的写照，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古老的表达人们喜怒哀乐内心世界和歌颂美好生活的重要文化艺术，所以有人把舞蹈称为艺术之母。不论如何表述，也不论从哪个角度审视，从舞蹈原始狭义的祭祀、婚丧嫁娶仪礼，发展到现今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都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回顾历史，哪个朝代的鼎盛时期不是文化艺术的盛世呢？新中国成立以来，舞蹈艺术的发展同样符合波浪式前进的规律，盛世文化的大潮已经向我们涌来，文艺舞台表现出空前的活跃。今天汇演，明日比赛，到处莺歌燕舞，洋溢着一片繁荣景象，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难得的幸事。作为一名舞蹈教育工作者，在兴奋之余，又不得不冷静下来———冷静审视舞台，冷静思考舞蹈。特别是看到一些内容平平、演技平平、动作拼砌，甚至张冠李戴，将历史篡改得面目皆非的作品进入舞台的时候，研究舞蹈、论证舞蹈的心情更加迫切，更加期待通过努力揭示出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方向。尽管能力有所不及，责任感仍促使我做了粗浅的探索。下面从三个方面论述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趋势。一、现代民族民间舞蹈中闪存着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镶嵌着鲜活的现代审美观念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古老文明，56个民族为我们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概念与我们越来越近，西方文化随之蜂拥而入，中西文化交汇，民族文化大融合，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人们的生活节奏、思维理念、信仰爱好、审美需求、情感方式都发生了全然不同的变化，本民族的民俗特征也在悄然变化。如蒙古族不再是骑骏马穿长袍，除牧区外，大多数蒙古族群众远离了马背生活，融入了现代的社会文明，除了重大节日，很难在形式上从人群中指认出谁是何种民族。又如历史上以打猎为生的众多民族，由于国家对动物资源的保护措施逐步完善，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也不得不发生变化，狩猎文化也逐步成为历史。但民族犹存，其本民族现代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能不说是本民族的特征吗？所以，历史文化要逐渐面对时代的审美变迁，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思维的磨合与冲撞，也必然迫使民族民间舞改变传统的既成模式，创作思维、结构方式、舞蹈语言的表达，以一种新的审美原则和艺术原则展现出来。我们注意到，现代民族民间舞蹈在风格上不再沉迷于风格化、原始化，而是追求个性化、多样化；在造型上，不再以圆形线条和对称形为最美，而是喜欢错落有致的对比和不对称美；在肢体语言上，也打破了程式化的动作线条，追求棱角分明，充分利用时间、空间的变化，动作新颖而别致。如今在电视上看到民族民间舞蹈，舞蹈服饰与历史上民族舞蹈服饰相比，做工、面料、式样、质地、色彩等都更趋于现代人的服饰审美要求；音响灯光等现代技术的运用，使传统艺术更符合现代人的视听需求；代表民族舞蹈特征的某些符号也加载了现代人的审美视角。现代民族民间舞蹈都凝聚了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镶嵌了鲜活的现代审美观念，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加令人喜闻摘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人们审美观的渐变，具有民族瑰宝之称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如何发展，发展趋势怎样？本文从一名舞蹈教学工作者的角度，通过社会调研，分别以“现代民族民间舞蹈中闪存着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镶嵌着鲜活的现代审美观念”“、朴素的原生态舞蹈融入多姿多彩的现代舞蹈技法”和“不朽的经典传承与现代民族民间舞并存”三个方面，论述了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趋势。关键词：民族民间舞蹈；厚重；朴素；不朽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08）05B-0082-02
去论文网下啊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形象研究中心（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共建）。 姓名 论文 论文题 刊物 芮必峰 1.从年终专稿看党报主体意识的提高 --《安徽日报》两个年代年终专稿之述评2.你我的交往社会成为可能--齐美尔人际传播思想札记 3.传播学的视野-读罗杰斯<传播学史札记>》 1.《新闻世界》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新闻记者》 吕萌 1.互动拓展电视传播2. 央视生活服务类节目互动形式初探3.电视真人秀节目本土化趋势新探 1.《中国广播影视》.《电视研究》.《视听界》 梅笑冬 1.政经类杂志的人才培养 《青年记者》2006年第22期 姜红 1.《舆论如何是可能的？-读李普曼〈公共舆论〉笔记2.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 1.《新闻记者》2006年。22.《新闻与传播研究》 蒋含平 1."苏报案"的辨证与思考2."刊物本身是可以赖发行收入自结的"-储平安《观察>>的经营策略探析3.从<<新青年>>看陈独秀的编辑技巧 1.《新闻与传播研究》 2.《新闻记者》.《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孔正毅 1.关于编辑出版专业名称的若干思考2.科举制度与隋唐五代图书出版事业 1.《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 包鹏程 1.试析网络编辑结构模式2.对中国后现代电影的文化反思3. 视觉欲望与景观电影4.影像意义的生成：编码与解码5.期待艺术价值的回归 1.《中国出版》.《文艺新观察》 3.《电影艺术》 4.《理论与创作》 5.《中国艺术报》 左靖 1. 重要的是与策展同步的研究 2.诗意现实：对江南的再解读 1.《艺术当代》 2.《东方艺术》 王天根 1.史华兹与黄克武：严复研究的两种路向 2.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三题 3.从‹独立评论›经理到‹昙花›主编的黎昔非 4.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学人治学路径的转向》 5. 抗战前后的学人论政：以‹独立评论›关于“民 主”与“独裁”论争为中心》 6.严复与晚清幕府 7.易学与社会兴衰论 1.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2006年第2期全文转载2.《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3.《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4.《安大史学》 5.《厦门大学学报》 6.《史学月刊》 7.《史学史研究》 潘文年 1.把握介入时机促进多元发展 2.版权输出的五项策略 3.图书价格：需要认真审视的几个问题 1.《新闻战线》 2.《出版发行研究》 3.《出版发行研究》 罗锋 1.公共新闻运动：后民生新闻时代的媒体选择及其困境2.文化。建筑。传播－－传播文化学视野中的徽州牌坊3.关于电视学术论坛现象的冷思考4.：《幽雅的摆渡者： 一场与收视率抗争的电视仪式》 1.《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安徽大学学报》. 3.《新闻记者》.《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 佘文斌 "网语"四题 《现代语文》 张阳 影像表达的思考新闻：电视媒体的新体验 1.《视听》.《池州师专学报》 刘庆贤 1.媒介经营管理人才匮泛的解决之道2.社会性别视角的中国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池州师专学报》.《求实》 周正昂 网络时代报纸深度报道的"整合"叙事 《当代传播》 张毅莲 从"巴拉姆效应"到"丑元素效应" 《广告研究 刘勇 1.承继与创新-2005年中国典型报道研究述评2.开掘典型报道的深度3.当世界杯与博客首次相遇…-2006年"博客世界杯"管窥 4.互动与博奕-二维视野中的典型报道5.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 1.《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军事记者》.《新闻记者》.《金陵科技学院学报》.《新闻与传播》人大复印资料
一、真人秀节目起源及其在韩国的发展 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所带来的大型歌唱真人秀彻底地奠定了真人秀在中国足轻重的地位。与此同时,“真人秀”的概念第一次在中国被广泛的认同。 追溯它的起源,真人秀节目最早始于荷兰一档名为《老大哥》的节目。它召集了十几个年龄职业各异的男女,在一幢满布摄像机的别墅内生存十几周的时间。每一周由住在别墅内的房客选出一人淘汰,并由摄像机镜头忠实的记录了每一个人的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性的阴暗面显露无余。这些隐私和竞争让观众大呼过瘾,至今今天《老大哥》依旧是收视的保证。这股真人秀的风潮开始席卷全球,各国开始争相模仿。 而这之中,韩国的进步尤为明显,最早由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私营电视台SBS推出的情感婚配类真人秀节目《情书》,因其精良的后期制作还有强大养眼的明星阵容,第一季即在韩国本土拥有25%的超高收视率,并造成一股强势的韩流席卷整个亚洲。而《情书》的成功也为SBS这样的私营电视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盈利范本。继而打造出更多迎合观众审美情趣的真人秀的节目,形成了足以和欧美抗衡的“东方娱乐王国”。 二、韩国真人秀节目模式特点 相较于欧美充满了平民竞争和暴露隐私的真人秀节目,韩国作为东方儒学以和为贵的文化体系的一员,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东方风格的和谐的“演绎秀”形式的真人秀模式。 (一)注释性漫画效果 四格漫画始于日本,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单帧的漫画形式 并没有被时间淘汰,反而一直拥有着大批的追随者。而四格漫画中的镜头语言和表现形式渐渐融合进了动画和电视的手法当中,形成了颇为华丽的电视风格。欧美的真人秀节目画面风格干净简约,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的综艺节目的画面风格,无处不在的注释性的艺术字标识和漫画风格的人物性格塑造都让节目的画面风格繁复而华丽。 图1为美国《全美超模》中一位黑人选手愤怒的表情,在欧美的节目中,生气的表情往往都会选用近景或者特写来表现,摄影机毫不掩饰的还原选手的情绪。 图2是《家族诞生》中某一位明星因为无法完成任务焦躁的情形,节目组并没有给他很近距离的镜头,而是在大全景但中,用一个像圆珠笔随意画出来的符号来表达他烦闷生气的心情。 同样是生气,韩国的真人秀节目选择了一种较为温和却又能够达到目的的形式。这与“和谐”的大氛围是分不开的。东方人含蓄的性格特点造就了节目中的个人表现不如欧美节目中荷枪实弹的真实。这样的注释性的电视语言很好的丰富了人物性格。为他们再造表情和表现力,同时,这种动漫画的形式又给予了节目轻松地氛围,避免了欧美节目中令亚洲观众无法认同的冲突性。 (二)夸张的剪辑手法 韩国的真人秀节目从《情书》的大获成功开始,形成了一种多机位的重复剪辑手法。多机位的重复播放,瞬时表情的夸张延续已经成为韩国真人秀节目惯用的手法。这种将细微的表现在多次的反复和延长中被放大的华丽的剪辑手法将韩国真人秀节目的演绎风格继承到底。 (三)中国真人秀节目的本土化 对于中国而言,早已陷入一个模仿链,不仅没有原创性可言,也没有在模仿之前做出 “本土化”的模式调整,最后只能惨败收场,湖南经济电视台几乎面临停播窘境的《天使爱美丽》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血腥的画面,真实的整容秀场仿佛是中国版的《天鹅》。虽然近年韩国的综艺真人秀节目在国内的呼声颇高,但是明星机制的缺乏,流水线般的快速作业却无法使国内的综艺真人秀媲美制作精良的韩国节目。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笔者认为,对于国内的电视从业人员而言,先做好市场细分,把握清楚受众心理,再有创造性的移植才能让真人秀节目在中国走得更加长远。
“真人秀”源自英语“Reality Tv”。人们通常把它译为“真实电视”或“真人秀”。其实，说来说去，都离不开“真”、“人”、“秀”这三个组成元素。因为“真”是特色、“人”是核心、“秀”是手段，它们在节目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作为舶来品的真人秀节目，其内容和制作方式在西方都是按照西方受众的文化和习惯来制作的，是符合西方人的观念和胃口的，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可是当把这样一类成功的节目类型引人中国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改头换面、照搬套路就行得通的，要想俘获国内观众手中的遥控器就必须要进行从内到外的本土化改造。中国的电视节目在娱乐趣味、道德标准、人性深度的表达和调用方面都会受到中国特定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甚至生活方式的制约和规定。受众差异性，是我们的节目制作者必须首先要考虑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通过传播中国的价值观、进行文化植入式传播、遵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原理。 一、文化植入式传播 真人秀节目与中国文化必须要找到较为适当的结合点，必须要符合电视传播者、电视观众及与他们共处的特定时空之间的关系，在节目形态的构建上就体现为表现方式、节目风格要满足地域特色，满足本国观众的审美取向。这就要立足传统、立足历史、立足文化。因为只有传统的、历史的、文化的才是厚重的，借鉴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精髓构建节目形态，进行继承与创新。 同时，身处于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我们，在读图时代语境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正在消解，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商品社会里，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下，后现代主义使大众文化更趋向于娱乐化和游戏化。无深度的平面文化，追求感官刺激和文化游戏使得文化进一步向世俗文化、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和商品文化发展。因此，作为最具有普及性和影响力的电视应当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公器”。基于以上这两点，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文化植入都显得尤为必要，意义也尤为重大。文化植入式传播可以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优势，使中国的文化精髓蕴涵在娱乐气氛当中。使娱乐得以提升，使观众从获得视听快感上升到获得知识的享受、文化的涤荡，同时也使节目实现了本土化的有效改造。中国有数千年丰厚文化传统的积淀，有众多的人才资源、智力资源，在良好的机制中。一定能能够创造出融中国大国风度、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于一体的现代中国电视文化新景观。 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艺术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联系就在于：凡是世界的，都是民族的。离开民族的，就没有世界的。如何做到把民族传统与真人秀节目的融合，打造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电视综艺节目。个人认为可以在节目的形态、主题、题材、节目环境等方面着手，遵循电视艺术的创作规律，以电视的艺术与技术为手段，通过节目环节的设计与屏幕造型，将传统艺术如戏曲，民间艺术与电视艺术相兼容，创作出具有典型中国本土民族特色的真人秀节目。 三、因地适宜。丰富节目题材 从民族心理来看，中国人不太主张个人英雄主义，不提倡个性太过张扬：中国人含蓄内敛，不习惯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所以野外生存冒险型和室内偷窥型真人秀因为不符合中国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欣赏趣味，在中国的发展空间相当小，国内真人秀节目在选择题材时应尽量避免这此类型。生活是真人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宝库，现实生活中有源源不断地题材可供挖掘而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同时生活的接近也更能吸引观众的参与和互动。此类题材将围绕核心事件形成的戏剧性反差或冲突、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接近性以及观众的参与和互动作为核心元素，在反映本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通过展露人们在追求主流社会价值的时候发生的种种内在及外在的冲突来达到对人性和人格的本土化揭示。 结论 不同的国家、民族在经济政治、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促成各个民族之间历史文化传统的异化。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本土化改造，要以本民族的文化形态和审美观念为根本，将外来文化和审美观念民族化并将之融入自身传统观念体系之中，我们应站在理性的思维高度重新审视境外不同类型的真人秀节目的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最大程度地适应我们的国情、民情。在引进、吸纳、对待这些“舶来品”的同时，我们应加强本土文化与节目经营的结合。对其进行必要的“本土化”改造，制作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气派、风格的电视节目，以适应国内收视市场的需求。 同时，处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电视艺术，不但要接受境外电视节目形态进行本土化改造，还要主动地“走出去”，实现“拿来”与“输出”的良性互动。对民族文化守护的目的不是故步自封。向隅独欢。在民族文化转型之际。融合西方文化的精华，实现创造性重构的诉求，是为了“走出去”。
（一）我国真人秀节目的发展现状 国内现有的游戏类“真人秀”主要以野外“真人秀”为主，由于考虑到中国的独特文化，以窥私为主的室内“真人秀”并没有受到节目制作者的青睐，他们大多选择把选手放到野外或挑战生存极限的环境中，制作者们意识到，当把一个人逼到生命极限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他最会是真情流露的。通过这一种方式，国内的“真人秀”试图最大限度地使原本不爱表达的选手能够表达出自已的真实想法，以使节目更有彩头。 生活记录类“真人秀”在中国找到了适合它生长的土壤，在本土化方面做得比较彻底。中国的老百姓向来喜欢听故事，喜欢章回式的悬念设置，喜欢围观式的窥视，喜欢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而生活记录类“真人秀”就适应了中国受众独有的文化需求。 我国央视的《非常6十1》,《绝对挑战》、《欢乐英雄》、《星光大道》、《谁来主持北京奥运》、《金苹果》等节目在吸收国外“真人秀”的同时所进行的本土化改造，受到了业界的好评，各个地方电视台也播出或制作了一些“真人秀”节自，《走入香格里拉》在西安电视台的收视率达到百分之十七，在央视的调查中，收视率与中等电视剧差不多。这个节目应该是至今为止模仿的最像《幸存者》的“真人秀”，但是，节目仍在不少环节进行了调整，以更适应这个观众的收视习惯。最敢吃螃蟹的湖南电视台在“真人秀”的探索上也没有落后，经视的《完美假期》、生活频道的《有爱不孤独》首开中国电视室内“真人秀”的先河，但是这两个节目在本土化方面做得不够，得到的社会非议也最多。《玫瑰之约》一改速配类节目的模式，融入了更多“真人秀”卖点。 （二）我国真人秀节目存在的问题 1．流于形式，原创力低下 2．充分利用反馈渠道，把握年轻受众心理 3．正视并重视真人秀的娱乐功能详细内容请付钱了解～～
我很喜欢她的风格的，这个女明星是我喜欢为数不多的韩国明星之一，她长得也太漂亮的吧，很有特点，辨识度很高。
杨幂，众多宅男的女神，大长腿，拍摄的时尚大片非常好看。关晓彤，长腿美女，拍摄的大片轻熟风满满。
朴彩英长得特别好看，气质也很好，五官长得很端正，身材也很苗条，而且在穿搭方面很会搭配自己，我特别喜欢朴彩英。
我喜欢她的风格，因为她的风格十分精灵古怪，也十分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