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附目录）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士族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习俗等诸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要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就必须对士族兴衰演变的原因与过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但对这一时期的士族进行全面研究，显然又非一个人的能力所及，许多面面俱到的论著细读之下往往是面面俱缺的，故此本书只着重于研究前人所忽略的问题，而对一些研究较充分或已有定见的问题则不再重复无效劳动。我从读研究生时即开始对士族问题的研究，毕业论文题目为《北朝士族的典型——崔卢研究》，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即源于其中。不过当时主要着眼于从那两个家族的兴衰来探讨北方土族的一些特点，而本书的视野更加扩展，同时也延长了研究的时间跨度。研究士族，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对此问题，前人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发表成果颇为丰富，似乎已到题无余义的地步。但细加剖析，则总觉得有些缺憾，关键的一点在于以往的研究多从东汉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加以探讨，对于经济方面的研究仅只限于指出大土地所有制是士族的经济基础，而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由来及其与生产技术发展间的关系等问题，则几乎无人涉及。看到一个为前人所忽略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当然我也不例外。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中，耕作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不仅将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因此，我试图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影响方面来解释士族的成因，《试析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两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士族形成原因的再探讨》就是对此所作的一次尝试，其初稿成于80年代初期，但写完后自己并不很满意，觉得这个题目还可以做得好一点，遂遵循熊德基先生“文章写成后不要急于拿出来，先放一放”的教导，先放在一边。但没想到后来忙于其他事务，竟一直放了近二十年。其间，曾将关于区田法的理论、实践及与相关农业耕作技术的比较方面内容加以展开后发表，其余部分则深埋箱底，有段时间连自己也找不到了。前些时找到后己颇有生疏之感，这次未动结构，仅就个别字句稍作改动，虽仍不很满意，但又觉得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引玉之砖或许也还有用，遂将之作为第一部分。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政权灭亡，并最终形成长达二百多年分裂割据局面的重大事件，对于士族的发展演变也有着深刻影响。我在研究士族在八王之乱中的作用与所受影响时，注意到一些隐藏在事件主角阴影之下的小人物，没有他们的推波助澜，事件的发展过程与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对这些活跃一时的小人物进行了剖析，指出由于士族凭借政治特权垄断了清要官职，使得寒门人士的人仕途径日趋狭窄，且上升空间也明显缩小，任职条件相对较松的诸王官属，成为寒门人士无奈之中的选择。这些取得一定权力，但又倍感压抑的寒门人士对于压抑他们的士族高门极为不满与怨恨，并逐渐将怨恨目标集中于代表士族高门利益的西晋政权。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寒门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与西晋政权利益不一致的做法，这对动乱的爆发与政局的持续动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尽管这一动乱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宗室诸王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但在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渴盼上升的寒门人士与垄断政治特权的士族高门之间的较量。我曾想对八王之乱的爆发原因作较系统的研究，在收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看到祝总斌先生的文章[1]，觉得许多问题祝先生已经论述清楚，不必再重复，遂将这一方面的工作停下来。但读后有些问题反而更加不解，如被称为白痴的晋惠帝为什么会被并不昏庸的晋武帝立为太子，单纯从血缘关系或继承制度方面很难解释清楚，这个事关国家兴衰的问题绝对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晋惠帝白痴辩一兼析其能继位的原因》就试图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分析晋惠帝的智力水平，从而对武帝立其为太子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这并非直接论述士族，但因其与士族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故作为附录放在书后。西晋政权的统治崩溃后，随着南北割据局面的形成，士族也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由于以前对南方士族的研究较为充分，故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北方士族的发展演变情况。在对北方士族的研究中，我吸收借鉴了美国斯但福大学医学教授海弗利克（Loonard Hayflik）对人类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成果[2]。在八王之乱中崛起的胡族政权给士族以相当沉重的打击，五胡十六国时期对北方士族相当于一个近似冷藏的恶劣环境，使其不得不放慢了发展的步伐。应用海弗利克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当南方士族已步人衰败期，而北方士族还能保有相当活力的现象，并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借助这一成果来理清自己的研究思路，但在具体文章论述中皆未提及，故于此特别提一下[3]，以明来龙去脉。其实这一成果对于研究内人诸族亦颇有稗益。五胡十六国时期，留居北方的士族与胡族政权有一个由对抗向合作转化的过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士族——兼析其与寒门人士的关系》在对这一转化过程及其内在原因进行分析的同时，注意到寒门人士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寒门人士与胡族政权利益的一致性要远高于士族，因而其在胡族政权中的地位与权力也往往较士族为显要，以至形成在相当多的时候士族却要靠寒门人士提携，甚至在评定士族等级时，主持者亦出自寒门的反常现象。不过由于缺乏宗族的支持与经济基础，寒门人士因政治权力而取得的士族身份多是暂时性的，随胡族政权的更迭而丧失，能保持下去的仅是极少数。而拥有雄厚基础的土族，在与胡族政权合作的同时，还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未能在胡族政权中执掌权要，但也因之在政权更迭中免于遭受过重的打击，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北魏是北方士族的发展阶段，中后期更形成胡汉士族联合统治的模式。但以往的研究中，多偏重于汉人士族，对胡人士族极少问津，《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则是为弥补这一缺陷而做的尝试，对于胡人士族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进行研究，指出胡人士族的形成是拓跋鲜卑封建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反过来割断了氏族血缘间的最后联系，对此作用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对于胡人士族形成所需要的内因与外因，其与汉人士族间的关系等逐一进行了分析。士族保持家门地位的关键是仕宦与婚姻，涉及这两方面的论著汗牛充栋，但真正通过大量统计数据进行量化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在仕宦方面毛汉光、汪征鲁等先生己作出相当有成效的工作[4]，婚姻方面则明显更薄弱一些，尤其是缺乏动态比较研究。《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以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这三个士族高门为典型，通过对其婚姻情况的统计分析，尤其是北魏与东魏北齐时期姻戚的变化，反映出北朝汉人士族高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升降以及与胡族政权统治者问的关系变化。士族的特权主要表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对于南方士族来说，这些特权贯穿始终是毫无异议的，但北方士族是否也如此呢？除了少数学者曾对此予以论证外，这一问题被大部分研究者想当然地忽略过去。不过，已经进行的论证是否还存在疑义，除去五胡政权更迭的真空时期，在北方士族处于明显上升阶段的北魏时期，其是否享有庇荫宗族与部曲的特权，假如没有的话，其经济特权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表现的，为什么会在经济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问题似乎都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北魏士族经济特权的表现形式》就是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认为从现存史籍记载分析，士族在北魏时期并不享有庇荫宗族与部曲的特权。在北魏前期，士族是利用宗主督护制的形式将赋役负担转嫁到其所控制的依附人口头上；太和中期实行的均田制、立三长、改订租调额等经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北魏政权与以士族为首的宗主在争夺劳动力问题上相互妥协的结果，出任三长的乡居士族合法取得免役权利，奴婢的低额租赋，保证了其主人能继续占有其大部分的剩余劳动，而非法庇荫依附人口则构成了士族经济收入的另一部分。同时，出仕的士族以各种方式分享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北魏统治稳固，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的前提下，北方士族遂在包括经济等诸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北魏末期的战乱打破了胡汉士族联合执政的局面[5]，是对北方士族的又一重大打击。这次战乱对于北方士族有哪些影响，在士族内部因之而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正是《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一文所研究的问题。在选取士族高门的典型代表进行统计分析后，指出战乱对士族高门打击的广泛性与集中性，即不仅涵盖各主要房支，而且集中于出仕的主要成员，与其政治地位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一些高门乡居的旁支却凭借宗族势力或依靠个人才干，与新统治者合作，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填补了上族高门主要房支受打击后所遗留的空缺。士族旁支的上升，一方面延缓了北方士族的衰败过程，另一方面却又加速削弱了其与宗族乡里基础的联系，从而使其步南方士族的覆辙，走向最终的衰落。北魏末期的战乱导致了北魏政权的灭亡，北方再次分裂为东。西魏，以后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山东士族（即除关陇地区士族以外的北方士族）的大部分留在东魏、北齐辖区之内，但也有少部分随北魏孝武帝入关，或循其他途径陆续进入西魏、北周政权。这些参与西魏北周政权的山东士族虽然人数不多，但其在西魏、北周乃至隋及唐初政局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山东士族在隋唐的地位有着颇为显著的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士族内部各房支地位的升降。不过，山东士族中的入关房支在以往的研究中被明显忽视了，以至从未将其作为一个群体来考虑。《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考察了这一群体与关陇集团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这一群体在西魏北周时期曾成为关陇集团的成员，但在北方统一后，其一度兼有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的双重身份，并开始了从关陇集团中分化出来，向山东士族复归的过程。由于双方的利益冲突，其逐渐被视为山东士族在政治上的代表而受到关陇集团的打击与压抑。在这一时期，郡望、房支是士族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内外姻亲则更关系到家族地位的高下与升降，在当时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因此，弄清士族的世系与其内外姻亲关系是士族研究的基础，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即使许多著名家族的世系亦不很清晰，甚至有些相隔不很遥远的子孙后代在记述自己的祖先时竟会张冠李戴[6]。罗振玉、王伊同、陈直等前辈学者已经为梳理若干家族的世系做过很多工作[7]，近年来所盛行的士族个案研究也多对此问题进行考证。本书中的三个世系表亦是为进一步研究所做的基础工作，除传世史籍外，将碑传资料及最新的考古发掘报告中有关记载都尽量收入，力求完整，前述有关士族婚姻情况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做出的。汉代的区田法在大部分农业史或经济史著作中都被视为农业技术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但实际情况却与之恰恰相反，出现与事实有如此差距的论断，就不能不到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背景与农业生产指导方针中去寻求答案。我之所以会考虑这一问题，正是因为曾在那种指导方针下从事农业生产。直到我构思这一问题的八十年代初期，那种方针仍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应该说，最初撰写动机中有相当程度的促进改变那种方针的政治激情。在我一稿进行修改的同时，改革大潮迅猛发展，许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方针都陆续得到纠正，农业生产方针亦在其中。因此在最后定稿时，决定将其写成一篇科学、客观的学术论文，而非带有主观色彩的时文。《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兼论其在中国农业史上应有的地位》虽可单独成篇，但其又是对本书第一部分的补充说明，故将其作为附录收入。除个别错字外，本次对内容完全未做修改。不过该文原名《从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看其在农业史上的地位》，在发表时或许是因题目太长，被编辑删改为《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与其内容有一定的差距，这次加上一个副标题，以求名实相符。从不同的侧面描述士族，尤其是北方士族的兴衰过程，并力求从较深的层面来探讨其内在原因，就是本书所欲达到的目标。但限于本人的学识、功力，书中肯定会有很多谬误之处，与目标尚有相当差距，敬希各方学者不吝赐教。
如下：
生活与地理密切相关，解释生活中的现象，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都需要一定的地理知识与技能。下面，就以人们的衣食住行为例加以说明：
1、 服饰与地理 ：
首先，服饰材料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桑蚕生产适宜亚热带，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都是我国重要的蚕丝产地。而太阳光照好的新疆地区是我国长绒棉的最重要产区。人们喜爱的羊毛衫与皮衣，原料主要源于我国西部牧区盛产的羊毛和各种皮革。
其次，服饰样式与地域特征有关。在炎热干旱的阿拉伯地区，人们喜欢身着白色宽松的长袍。
2、 饮食与地理 ：
从主食结构上看，由于水热条件的不同，我国北方以种植小麦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故形成了“北面南米”的格局。另外中国“八大菜系”的烹调技艺各具特色，素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之说，它的形成也与地理环境有关。
就拿“南甜北咸”的形成来讲，就与我国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有关。我国北方地处暖温带，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气温年较差大，在过去，即使少量的蔬菜也难以过冬，同时又不舍得一时“挥霍掉”，北方人便把菜腌制起来慢慢“享用”。
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境内，距青海省会西宁市31公里，总规划面积平方公里，其中核心游览区达平方公里。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精选5篇青海互助土族故园 导游词 范文 ，欢迎借鉴参考。
精选5篇青海互助土族故园导游词(一)
互助土族民族村位于青海省东部、海东地区北部，北倚祁连山脉达坂山，与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相接，东北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和永登县毗邻，东南与乐都县接壤，南以湟水为界，与平安县相望，西靠大通县，西南与省会西宁市相接。
土族是我国青海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互助是我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土族信仰藏传佛教，能歌善舞，，服装富有民族特色。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六月初六、九月初九等民间节日，互助旅游区内多举行丹麻土族花儿会。
近年来，多数学者根据汉、藏文史资料的记载和群众的 传说 ，认为土族是吐谷浑人的后裔。唐时，留居青海的吐谷浑人，逐渐移居青海东部地区，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轮子秋是一项土族体育项目的表演，其惊险刺激的场面令人瞠目。每年冬季碾完场后，人们在平整宽阔的麦场或者宽敞的地场上，把卸掉车棚的大板车车轴连车轮坚立起来，稳固住重心。朝上的一扇车轮上平绑一架长木梯，梯子两端牢固地系上皮绳或麻绳挽成的绳圈。两人相向推动木梯，使之旋转，然后乘着惯性分别坐或站在绳圈内，快地转动起来，并表演出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险动作，令人喝彩。观看的人还不时地帮推木梯，使之加速旋转。有时，一大群服装艳丽的男女青年在旁边围成圆圈，载歌载舞，势如众星簇月。
精选5篇青海互助土族故园导游词(二)
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总面积3360平方公里，总人口万人，国民生产总值41600万元，财政收入9000多万元。竖家确定的全国商品量基地县和生态建设示范县，也是青海省主要粮油、生猪、禽蛋生产基地。
全县有耕地105万亩，主产小麦、青稞、蚕豆、洋芋、油菜等;有160万亩可利用天然草场，森林面积196万亩，木材蓄积量名列青海省第二。 互助工业以当地资源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工业体系。现有酿造、建材、印刷、造纸、采矿、冶炼、搪瓷、地毯、农副产品加工等工业企业，1997年工业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达33446万元。
该县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品种繁多的矿产和丰富的水利资源都有待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公路、铁路四通八达，贯穿全境。邮电通讯畅通，水电供应充足。 热忱欢迎国内外客弊端 来互助观光旅游，投资开发办实业。互助正以崭新的面貌阔步迈向二十一世纪。
精选5篇青海互助土族故园导游词(三)
各位游客朋友，大家好，欢迎到互助土族风情园来游览观赏。风情园位于青海省东北部，距西宁机场50千米，距青海省会西宁市31千米，是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体验民俗、宗教朝觐于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互助县是全国唯一的以土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县，被称为“土族之乡”。土族民族风情又是青海省最具吸引力的民族 文化 旅游资源，因而将互助的整个旅游景区统称为互助土族故土园。2017年，互助土族故土园旅游区被评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各位游客朋友，现在距土族风情园还有一段距离，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互助土族的概况。土族是我国青海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土族信仰藏传佛教，也有信仰苯教和道教的。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土族是吐谷浑人的后裔。唐时，留居青海的吐谷浑人，逐渐移居青海东部地区，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土族。
各位游客朋友，土族的服饰极富民族特色，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土族妇女的传统服饰叫作“七彩袖”，它的两袖由七种色彩布圈做成。从最底层开始，第一道为黑色，象征土地;第二道绿色，象征青苗青草;第三道黄色，象征麦垛;第四道白色，象征甘露;第五道蓝色，象征蓝天;第六道橙色，象征金色的光芒;第七道红色，象征太阳。土族妇女讲究头饰，在土语里，头饰叫“扭达”。过去繁多的头饰，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简单方便。姑娘一般梳三根发辫，已婚者梳两根，末梢相连，以珊瑚、松石等缀饰，再戴上织锦毡帽，非常漂亮美观。
土族男子一般戴红缨帽和“鹰嘴啄食”毡帽。红缨帽是一种织锦镶边的圆筒形毡帽，相传由清代朝帽演变而来。因红顶连一绺长约五寸的红缨而得名。“鹰嘴啄食”'毡帽，其样式为帽子的后檐向上翻，前檐向前展开。衣服是穿小领斜襟的长衫，外套黑色或紫红色坎肩，纽扣多用铜制。腰系花头腰带，穿蓝色或黑色大裆裤，小腿扎“黑虎下山”的绑腿带，足穿白袜或黑袜，鞋子为双楞子鞋和福盖地鞋。
各位游客朋友，土族的婚礼一般分提亲、定亲、送礼、选吉日、娶亲等程序，仪式隆重热烈。结婚前一天，男方在下午请两名能歌善舞、能说会道的“纳什金”(即娶亲者)带上娶亲的礼品和新娘穿戴的服装、首饰，拉着一只白母羊到女方家娶亲。此时，女方家故意不给纳什金开门，并由阿姑唱起悦耳的“花儿”，让纳什金对歌，还从门顶上向纳什金身上泼水，以示吉祥。直到阿姑们被唱得无歌以对时，女方才肯开启大门将纳什金邀至家中，_随后由新郎向岳父岳母敬献哈达，拜神佛，礼毕上炕喝茶、吃饭r紧接着阿姑们冲进屋里拉起娶亲人到庭院或麦场上去跳“安昭”舞。整个婚礼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结束。
第二天天亮前，新娘经过梳妆打扮，头上罩上一层层五颜六色的漂亮纱巾，上马起程。新娘的亲属将一把红筷子撒在院子里，母亲将新娘穿过的衣服扔出墙外，表示姑娘已经出嫁。到了规定的时辰，新娘须“坐经卷”，即在堂屋的桌子上，依次摆着经卷、柏树枝、佛灯、牛奶、红筷子、茯茶、粮食、羊毛等九种吉祥物品。纳什金在堂屋门前唱《依姐》歌，并使劲摆动褐衫衣襟，新娘由其兄弟用白毡或红毡抬着沿院里的圆槽转三圈后，出门上马。新娘在娶亲人、送亲人的簇拥下来到新郎家门口，首先由新郎捧着美酒和哈达，迎上前去接新娘下马。新郎新娘进大门时，有两个年轻妇女在前面拉着红毡或白毡，新郎新娘跟着毡，男左女右，抱着用红布制作的布娃娃，并肩缓缓迈人庭院。穿戴后，即举行拜天地。新郎新娘要连续拜四次，进人洞房。
各位游客朋友，土族有自己独特的饮食习俗。土族以肉类、乳品、青稞、荞麦、薯类为主食，喜欢吃酥油炒面、油炸馍、手抓大肉、手抓羊肉、沓呼日、海流、哈力海、烧麦等。爱喝奶茶，饮自家酿制的青稞酒。土族一般习惯于日食三餐，早餐比较简单,大都以煮洋芋或糌粑为主食;午餐比较丰富，有饭有菜，主食为面食，常制成薄饼、花卷或疙瘩、干粮等食用;晚餐常吃面条或面片、面糊糊等。土族人非常好客，特别欢迎客人来访，哪怕是路过或前来投宿的客人都会受到热情招待。
各位朋友，土族禁忌很多，土族忌讳吃驴、骡、马、狗肉;上炕就座时忌讳坐到主人家的枕头、被子上;年轻妇女的卧室不得随意进入，不能同未婚姑娘开玩笑;佛堂、大殿内忌吸烟、吐痰、乱翻乱摸和大声喧哗;土族还有忌门的习惯，如生孩子、安新门、或家中有重病人时，要在大门旁边贴一方红纸，或在大门旁煨一堆火，外人不得进人庭院。
精选5篇青海互助土族故园导游词(四)
国家5A级景区，位于青海省东北部，距西宁飞机场50公里，青藏铁路、兰西高速公路穿越高寨镇而过，平大公路、威北公路、宁互公路连接境内主要景点。距青海省会西宁市31公里，是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体验民俗、宗教朝觐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逐步发展起来 互助县是全国唯一的以土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县，被称为”“土族之乡”，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土族之乡”便是互助县，土族民族风情又是青海省最具吸引力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因而将互助的整个旅游景区统称为互助土族故土园。
景区内原始纯朴的自然环境、雄奇独特的生态环境、古老神秘的文化遗迹，风格迥异的民族风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极具特色土族民族文化，发育完好的高原生态系统，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和青稞酒文化构成了互助旅游的四大品牌。土族是世居于青海的古老民族之一，因其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条件，而形成的青海土族文化艺术，又以其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宗教信仰等诸因素的独特而增添几分神秘。同时，以“二月二擂台会”、“六月六花儿会”、“丹麻会”等民间传统节庆活动和观经会、庙会等吸引着大量游客。
精选5篇青海互助土族故园导游词(五)
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部、海东地区北部，北倚祁连山脉达坂山，与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相接，东北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和永登县毗邻，东南与乐都县接壤，南以湟水为界，与平安县相望，西靠大通县，西南与省会西宁市相接。矿产资源丰富，气候舒适，历史悠久。
互助土族县旅游资源丰富。北山国家森林公园即北山林场，面积400多平方公里，位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北部，区内古木参天，松柏香馨，山花烂漫，峡高谷深，危崖壁立，有十八盘、黄垭豁、湖勒天池、老虎口、妖魔洞大呢感众多奇景。妖魔洞大呢感众多奇景。此外，还有彩虹的故乡、土族的家乡——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互助土族故土园。助土族故土园内原始纯朴的自然环境、雄奇独特的生态环境、古老神秘的文化遗迹，风格迥异的民族风情具有很强的吸力和竞争力。被开辟为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山光水色取胜的南门峡风景区、以龙泉和歌会著称的五峰山，还有湟北诸寺之母—佑宁寺、千仞绝壁上的白马寺、古朴醇厚的土族民俗等，构成了一幅西部最具魅力的名胜画卷，常令人梦牵魂绕。除此之外，南门峡水库、白马寺、佑宁寺、五峰山等也是旅游好去处。
互助县四季皆宜旅游。互助县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年均气温℃，年降水量400-600毫米。冬不冷夏不热。
从互助县境内发现地大量历史文物及考古资料证明，早在5000年前，互助地区就已经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与大自然进行着艰苦地斗争，创造了自己地古老文明。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使用磨制地生产工具-石器，并学会制造日常生活中地主要用具-陶器。随着黄河和湟水流域人类不断地繁衍生息，社会地不断推进，人们征服大自然地手段不断提高，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湟水流域地人类即步入青铜时代。学术界认为，青海地区地青铜器时代诸文化乃至新石器时代地文化均属于青藏高原古老民族-羌族的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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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两种态势 18世纪美国舞蹈教育研究 论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 舞蹈艺术与身体的审美关系 藏族民间舞蹈“堆谐”研究 古龟兹舞蹈试探 满族萨满舞蹈的特点研究 土族“纳顿”民俗活动中的舞蹈研究 河北井陉拉花舞蹈风格研究 吴地舞蹈文化源流研究 中、韩佛教仪式舞蹈比较研究 这里可以找到以上毕业论文 希望对你有帮助~
文化是民族的血液，是民族的DNA。它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成就等！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也就是等于失去了本身的来源，没有保护好祖先们给予的宝贵财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民族文化，还要发扬文化，只有文化才能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人民，只有保护好文化才能证明我们爱国，当别的民族文化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因该以热情的款待它国文化，不能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来到他国的时候要尊敬他国的文化，只有尊敬他国的文化才能让他国人民爱戴你。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也随着西化和现代化也慢慢消失，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圣诞节在中国可谓是比春节还要热闹。中国文化都是我们祖先们在慢慢积累和发现和创造，经过了风吹雨打，走过了5000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依然在创造新的文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里，我们却丢失了祖先给我们的文化。我想世界上的四大古国，三个古国消失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珍惜好他们的文化，长年战火连天，现在中国也快消失了，是因为我们被西化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中华民族是个宅心仁厚的民族，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个国家的人民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从来就不带任何条件，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外受灾受难的人们送去中国人民的关心和祝福。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遇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同样深出了援助的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受灾的人民和受灾的地方，对此，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人在难处见真情，只有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见证出真正的朋友，烈火炼真金、也检验着国家间的情谊。这场大灾难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场大灾中，有多少无名的英雄；在这次大灾中，我们向一切以给人民谋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好总理、向奋斗在抗灾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千千万万在这次地震灾难中的无名英雄致敬！向我们的无畏的灾区各族人民的不怕困难、积极互救、自救的群众致敬！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 祖国统一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前提。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盛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断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一盘散沙，绝无希望跻身世界先进民族行列。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宽广而美好的前景。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国家的统一，为各民族发展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学习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幸福生活的不竭源泉。祖国是各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祖国好比母亲，为各民族提供衣食之需，使他们免受冻馁之苦；为各民族遮风挡雨，使他们免遭风刀霜剑的伤害。祖国统一是各民族之福，祖国分裂是各民族之祸。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巨大跨越，各族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祖国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实现。
写作思路及要点：全文围绕中华民族团结的主题写作，可列举真实事例。
正文：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只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歌里唱的真好。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苦难，还是那么团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华大地，中国人民团结奋战最终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老话说的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难折断。”这句话说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级大地震。在阵阵的轰鸣声中一栋栋房屋高楼在转眼之间都崩塌。许多的人都在顷刻之间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是团结让汶川站了起来，各大厂家纷纷捐出水和食物，许多明星和慈善家都捐出资金。为汶川人民建设医院、学校和家园就这样又让汶川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云南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地里的庄稼完全绝收，甚至于很多地方就连人民正常饮水都出现了问题。当地的人民不论老少为了解决饮水问题，不惜艰难跋山涉水到有水源的地方背水、挑水、驮水回家。
这一情况后来被记者叔叔阿姨报道出来后，全国人民纷纷向灾区群众捐款捐水，以解决灾区人民生存问题。这真是印证了一句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这样靠大家和灾区人民的自救方式，旱灾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灾区人民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这么多的见证都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个团结的大家庭，谁有了困难大家都会向他伸出援手。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 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 中华民族是个宅心仁厚的民族，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个国家的人民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从来就不带任何条件，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外受灾受难的人们送去中国人民的关心和祝福。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遇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同样深出了援助的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受灾的人民和受灾的地方，对此，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人在难处见真情，只有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见证出真正的朋友，烈火炼真金、也检验着国家间的情谊。 这场大灾难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场大灾中，有多少无名的英雄；在这次大灾中，我们向一切以给人民谋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好总理、向奋斗在抗灾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千千万万在这次地震灾难中的无名英雄致敬！向我们的无畏的灾区各族人民的不怕困难、积极互救、自救的群众致敬！ 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 祖国统一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前提。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盛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断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一盘散沙，绝无希望跻身世界先进民族行列。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宽广而美好的前景。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国家的统一，为各民族发展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学习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幸福生活的不竭源泉。祖国是各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祖国好比母亲，为各民族提供衣食之需，使他们免受冻馁之苦；为各民族遮风挡雨，使他们免遭风刀霜剑的伤害。祖国统一是各民族之福，祖国分裂是各民族之祸。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巨大跨越，各族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
了解的不多，是土家族的“咏叹调”，既表达了亲情，也表达了对婚后美好生活的追求。
岭南嫁女之日，新人盛饰庙坐，少女亦盛饰夹辅之，迭相歌和，含情凄婉，各致殷勤，名日“送老”，言将别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静江人倚《苏幕遮》为声，钦人倚《人月圆》，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凡送老皆在深夜，乡党男子群往观之，或于稠人中发歌，以调女伴，女伴知其谓谁，亦歌以答之，颇穷中其家之隐匿，往往以此致争，亦或以此心许。到了清代，一些地方志中出现了关于哭嫁歌的记载。如嘉庆年问湖南的《宁远县治》卷二，记下了该省南部五个州县哭嫁歌的流行情况：宁俗：于嫁女前一夕，具酒馔，集妇女歌唱。歌阕，母女及诸故伯姊，环向而哭，循叠相继，达署乃止。此风不知始于何时，而道、宁、永、江、新五州，如出一辙。清末光绪年间，广西《迁江县志》卷三有：婚嫁，女家于前三日，请亲友妇女，终夜唱歌，谓之“离别歌”，言其别父母兄弟之情也。又谓之“送老歌”，言其姑表姊妹，送之偕老也。民国初年以后，关于哭嫁歌的记载多了起来，如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刘万章的《广州旧婚俗》、王兴瑞、岑家梧的《琼崖岛民俗志》、黄占梅等主修的《桂平县志》，以及解放后的各种风俗志、婚俗志、地方志都有相关的内容。“从哭嫁歌文本内容来看，涉及封建社会生活较多，应该是这个时期才真正成熟并习以为俗的。近代，哭嫁之俗尤甚，有“不哭不发，越哭越发”之说。民国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婚姻家庭制度随之变革，哭嫁歌亦失去生存的土壤，渐趋消亡。在现代社会，仅在交通闭塞、落后贫困的某些边远地区尚有残留现象。湘鄂川渝黔土家族聚居区处在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带，“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哭嫁歌便是其中一例。直至今天，在偏远的山村，也还有姑娘在出嫁时哭嫁。虽然哭嫁之俗在本地曾盛行，至今尚存哭嫁遗俗，但有关土家族哭嫁歌的文献材料却很少，现可见的最早的是清乾隆时期著名土家族诗人彭秋潭（1748～1808）记载说：“十姊妹歌，恋亲恩，伤别离，歌为曼声，甚哀，泪随声下，是‘竹枝’遗意也。”还有一首竹枝词：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宁乡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土家族新娘如果在出嫁时不哭，则表示对父母不孝顺，毫无依恋。在土家族流传着“会哭不会唱，姑娘没人望”的传说。唱哭嫁歌成了衡量女子德行的一个标准。所以，土家姑娘如果不会哭嫁，会被人耻笑。年代久远，相沿成俗，哭嫁歌就是历代姑娘们集体创作的文学珍品。土家族哭嫁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及明《思南府志》载，在秦汉以后即有土家族人在此开垦耕耘、繁衍生息。古时，土家族的婚姻比较自由，只要男女双方愿意，并征得族中土老师的准许，便可订亲、婚娶。随着封建礼教的发展，土家族的自由婚姻和其它民族一样，也逐渐被包办婚姻所替代，讲求“父母之命、媒约之言”，“门当户对”等条件。与此同时，土家族姑娘对包办婚姻不满而衍生的哭嫁现象就逐步表现出来并发展成内容丰富的文化现象。直至解放后，包办婚姻的现象才得到基本遏制。不管婚恋形式如何发展，土家族姑娘在出嫁前亦喜亦悲的挥泪恸哭却亘古不变。即使在民族交往频繁，文化渗透迅猛的今天，土家族姑娘在出嫁前也要向前来贺庆的亲朋好友献上一曲曲悲欢离合的哭嫁歌。
我对于这种习俗的了解，就是在新娘嫁人的时候，家里的一些亲戚和长辈会通过哭泣的方式来祝福新娘。
土家族哭嫁歌其实就是土家族的姑娘在出嫁前要唱的哭嫁歌曲。土家族是一个非常古老文明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习俗，在婚俗方面依然保留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其中的哭嫁闻名全国。如今的哭嫁歌曲已经被誉为中国式的咏叹调，深受各民族的人士的喜爱。
土家族的哭嫁歌曲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包括哭嫁和哭嫁歌。所谓的哭嫁就是出嫁的土家族姑娘出嫁的时候唱的歌以诉说土家族的妇女在封建社会买办婚姻制度下的不幸的命运以及对于父母和亲人的不舍的哭唱活动。哭嫁歌则是哭嫁仪式上所唱的抒情歌曲。那么土家族哭嫁歌都有哪些呢？
一：过礼哭，我的爹呀我的娘，辛辛苦苦养一场，刚刚长到十七八，就要离娘到婆家，爹娘恩情怎报答。我的姐呀我的妹，姐妹从小同床睡，明日就要两分离，几时有才到一起。
二：娶亲哭，女儿离家把嫁出，近日出嫁心不服，一恨媒人心刮毒，贪杯贪财吃鱼肉，二怨爹妈心态粗，专听媒人说好处，女儿爱的偏不嫁，不看儿郎看家屋。三怨哥哥不做主，不念妹妹亲骨肉，好花不栽向阳地，专栽砂岩背隐士。
三：发亲哭，一哭我的妈把我养大，女大就要到婆家，二哭我的爹当家劳累些，嫁妆多少由你给，三哭我的哥，兄妹也不多，正头七月要接我，四哭我的嫂，待妹实在好，上敬老来下敬小，五哭我的妹，从小一头睡，不知几时能相会……九哭天哭亮，声声哭爹娘，哭干眼泪痛断肠，十哭天已明，含泪别亲人，吹吹打打轿出门。 实际上土家族哭嫁歌还有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的举例了。
土家族的哭嫁歌一定要是发自内心的，姑娘可以将自己心中所要说的话以哭嫁的方式唱出来，这样既可以感动亲朋好友以及父母，又可以展示自己的聪明智慧，一举多得。 希望以上的土家族哭嫁歌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土家族的哭嫁婚俗，待到自己遇到土家族的姑娘的时候更好的迎娶姑娘。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一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域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西藏各族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保护的事实证明，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还将继续加强。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的进程中，西藏文化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从2002年开始的西藏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维修，总投资为3．3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纪录。从 2006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投入亿元，对西藏22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维修。2008年4月18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暨扎什伦布寺保护维修工程启动仪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在西藏实施的投资最多、维修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西藏传统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目前，西藏共有1700 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万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恢复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考学制度。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是西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组织，并有藏文版会刊《西藏佛教》以及1所西藏佛学院和1所藏文印经院。为保障西藏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按照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还明文规定，不准拍摄、围观天葬活动，不得在天葬场所喧哗等。 藏语文在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西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文节目频率和频道。2007年末，藏语频道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电视频道中率先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在西藏出版有14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1989年以来出版的藏文图书有400多种。此外，藏语文学习也得到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已经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各种藏文软件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使用。截至2007 年底，西藏上网用户总人数已达16万人，占西藏人口的。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对民间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和发掘。1979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2007年底，西藏全区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8个，文化馆、站203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2个，同时还有18个县级民间艺术团体和500多个群众业余演出队；全区多次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和那曲恰青赛马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创新，成为地区性品牌文化节庆活动。西藏自治区7大类、15项、23个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西藏有31人榜上有名。 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建立了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库。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籍——《大藏经》的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共4300多张。 藏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1956年到1958年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就包括对西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还组建了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前，全国有近50个机构的近3000人从事藏学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2006年，中国首次颁发了藏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珠峰奖”，这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量游客乘火车进藏旅游，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出现承载压力过重的问题，这进一步促使西藏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控制参观人数、精心设计参观线路、科学合理疏导参观流量的办法以减缓这些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古迹的承载压力。青藏铁路使西藏人民通过旅游可以了解外界的信息和文化，可以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积极投身到西藏文化保护中。
一、西藏地理环境的功能与价值西藏的地理位置特殊，因此它的自然环境，发展的历史以及它的地域文化使其有着独特的发展环境，然而其不一样的神奇环境，深远地影响着西藏地区发展以及城镇建设的过往与未来。（一）西藏的地形地貌讲到西藏，大家熟悉的就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高原，并且也是海拔最高的大高原，因此有着“世界屋脊”之称。它也是南极、北极之外的“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因此它的地形�驮佣嘌�，并且还有高峻的山，景象万千。由于具有冰川、戈壁等典型的地貌类型，因此具有“一山见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自然景象称号。横断山脉――藏东高山峡谷区，位于一系列东西走向逐渐转为南北走向的高山深谷，中间夹杂着怒江、澜沧江以及金沙江这三条大江，由于山顶终年有着不化的白雪，加上复杂多样的独特气候，形成茂密的森林以及山麓四季常青的景象，从而构成了峡谷区三江并流的壮丽的田园景观。（二）西藏的农牧区喜马拉雅山，海拔高度高达6000米左右，终年覆盖冰雪，而且南北两边的气候温差较大。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山以及喜马拉雅山之间，因此地形平坦，土地肥沃，是西藏的主要农作物区，能促进当地农作物的发展，给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有利的条件。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唐古拉山以及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之间，由地势低平的山丘以及低矮的盆地组成，是西藏的主要牧业区，能促进当地牧业的发展，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因为地理位置不一样，因此各个地方的习俗也不同。西藏有丰富的动植物品种，例如冬虫夏草，青稞，牦牛等等。在藏族服装方面，藏族衣服的最本质特征是肥腰、长袖、长裙、长编、金银珠玉饰品等，因为长期的封闭性生活，大体上，藏族的衣服发展的差异不会很大，而且变化甚小。因此从藏族衣服上可以看出藏族人所生活的生存环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二、西藏历史人文的价值和功能（一）西藏的文化精神西藏的文化传统主要是由藏族等各个民族一起携手共创的，各个民族在创建文化的过程中凸显出两个特点：一是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民族精神，二是自主选择的独立实践精神。因此，只有让西藏的文化一直保持鲜明的特色习俗以及特色的民族风情，并将此风情融入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的浪潮中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吸收外来的文化并和它相互交流。（二）西藏文化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西藏文化，是民族的希望，是人民的要求，也是西藏文化面向世界各地的必经之路。例如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二《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中的唐蕃和亲讲述的就是吐鲁番的松赞干布两次派遣使者到唐去求婚，迎娶了文成公主，促进了蕃唐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交流，和平往来。因此，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全面懂得西藏的传统文化是发展西藏现代文化的根基，在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抛弃历史，要促进全面进步。所以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促进西藏各个地方的全面发展，树立尊重，坚持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其文化交流事业，增强民族凝聚力。（三）西藏的历史文化西藏的文化艺术源远流长，具有光鲜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情。在藏族，佛教的文化艺术在西藏文化艺术中占主导地位。从古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每个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相互撞击以及相互吸取是公元七世纪的一大特色，并且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文化艺术高速发展。在清朝时期，西藏文化艺术走向繁荣，并且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一时期，雕塑、绘画以及建筑等艺术也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布达拉宫的建立也显现出这一领域的显著成绩。表现出精湛的技术以及奇特的历史文化。（四）西藏丰富的旅游资源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入藏旅游，西藏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宝贵的财富。因此，人文环境问题也越来越显现出来。起先西藏在人们心中是一片纯洁的净土，是神圣的。然而，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进藏旅游，西藏自然风光原有的纯洁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要加强对西藏地区旅游行业的管理，加强完善基础设施，并且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也要加强对资源的保护，制定完整的规章制度，积极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重点开发城镇以及周边地区，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保持其原有的神秘性，为西藏的旅游保留一丝神秘感。，总之，共同合作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因此我们要更深层次地了解西藏的特色民族风情，吸取其中的精华，摒弃其中的不足，加强民族间的交流，促进经济的发展，让我们在继承中实现创新，并在保护中弘扬，在发展中继承，共创民族灿烂文化，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
为了守望历史、弘扬传统，我州将撒叶儿嗬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实施保护，并将其作为“一县一品”文化品牌进行传承与利用，在巴东野三关建立了传习馆，野三关镇、清太坪镇组成了数支撒叶儿嗬传艺队伍。以音乐家刘启明为代表的文化人系统记录，并出版了《清江流域撒叶儿嗬》一书，以州民间艺术大师黄在秀为代表的撒叶儿嗬传艺班，多次在湘鄂黔渝民间文艺展演舞台上表演，屡次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以州民间艺术大师谭学聪为代表的撒叶儿嗬组合，分别走进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届、第十三届青歌赛比赛大厅，在原生态演唱组别中先后荣获铜奖与金奖，并获全国电视观众最喜爱的歌手称号。
[1] 陈霞. 现代审美心理在民族舞蹈美学中的互渗[J]. 科技风. 2008(21) [2] 刘珊珊. 试析清江中游土家族“撒尔嗬”舞蹈的审美特征[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6(03) [3] 谢莲花. 审美视角下的少数民族舞蹈传承——以傣族孔雀舞为例[J]. 枣庄学院学报. 2007(06) [4] 石明灯. 民族舞蹈的审美与现实价值[J]. 南方论刊. 2008(03) [5] 柳文杰. 舞蹈的审美特征[J]. 艺术广角. 2004(03) [6] 何燕君. 民族音乐舞蹈审美的维度[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1) [7] 张平. 试论苗族舞蹈的审美特征[J]. 贵州民族研究. 1995(02) [8] 王克芬. 民族舞蹈审美意识的传承性与变异性[J]. 舞蹈. 1995(05) [1] 王亚慧. 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创新[J]. 剧作家. 2007(02) [2] 陶景杜. "大都市化"后的"地域意识"[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05(01) [3] 马蕾,付强. 民族民间舞蹈论析[J]. 琼州大学学报. 2005(04) [4] 刘瑛. 侗族民间舞蹈的地方特色[J]. 艺海. 2006(04) [5] 曹柯香. 俄罗斯民族民间舞蹈的保护和传承——打造额尔古纳市文化特色品牌[J]. 前沿. 2008(03) [6] 赵丽敏. 由“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发的对民族民间舞蹈教育的思考[J]. 艺术教育. 2009(04) [7] 李静波. 论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和艺术特色[J]. 中国校外教育. 2009(S1) [8] 尹晶. 论民族民间舞蹈的教育价值[J]. 文教资料. 2010(14) [9] 张会改. 浅谈民族民间舞蹈的美育[J]. 黄河之声. 2010(20) [10] 王敏. 民族民间舞蹈教学[J]. 大舞台. 2011(03)
巴东县野三关镇是撒尔嗬的发源地，是民间流传“跳丧”舞的故乡。土家族祖先巴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家中老者死后就流传“跳丧”。相传，撒尔嗬源于土家人的先民—— 巴人古代的战舞和祭祀仪式。最早源流在清江流域巴东境内的清太坪、金果坪、水布垭、野三关等地，其动作模仿山中飞禽走兽和一些农事活动。最早记载撒尔嗬起源的历史文献应为《隋书·地理志》，其记：“南郡、夷陵……清江诸郡多杂蛮左”， “其左人则又不同，无哀服，不复魄。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扣弓箭为节，其歌词说平生之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也。”唐樊绰《蛮书》引《夔府图经》载：“初丧，鼙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蛮书》载“巴人好踏踢，代鼓以祭祀，叫哭以兴衰”，就是指巴东野三关鸣金伐鼓、歌呼达旦的“撒尔嗬”。清朝《巴东县志》记载：“旧俗，殁之日，其家置酒食，邀亲友，鸣金伐鼓，歌舞达旦，或一夕或三五夕”。同治《长阳县志》记载：“临葬夜，诸客群挤丧次，擂大鼓唱曲，或一唱众和，或问答古今，皆稗官演义语，谓之‘打丧鼓’，唱‘丧歌’。”打丧鼓、唱丧歌，用亦歌亦舞的方式悼念死者，是土家族先民巴人在长期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的独特习俗，世代承袭，保持着浓厚的巴人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