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管理论文范文篇二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社区，原是一个外来名词，源于欧美，在日本被称为地域社会，而在以前的中国又称居民小区。为此，对社区如何定义，则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其次，社区的性质和功能又受人的认识的制约。既然社区是居民集中居住和生活的场所，它就必然涉及到生活、就业、教育和娱乐等各种活动。这些活动之间应如何协调、如何统筹、又如何制度化和法制化，则是社区管理体制的第一个重要课题。 一、传统城市街道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事业单位与政府脱离，单位组织与个人之间也出现了分离，使得城市社区出现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大量的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功能与企业剥离。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也使得一部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职能从政府职能中分化出来，所有这些转移出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直接由社区承担下来，社区功能呈现出社会化、多元化的趋势，城市社区建设的要求非常迫切。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还是一件新生事物，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 总结 ，不断摸索。传统城市街道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有：政治行政色彩较浓，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经济功能强，管理、服务功能弱化;管理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缺少人文建设，居民缺乏归属感等等。 二、新型社区管理的启示和 经验 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社区建设也在蓬勃发展，各地开始了社区管理体制的构建实践，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社区管理模式。社区管理模式是对不同类型城市在各自特色的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组合基础上，实现城市高效有序运行目标的特定方式的形态概括。城市基层的政权结构、社会结构都处于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中国的社区建设应该呈多元模式进行。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深圳莲花北模式……从1999年12月28日南京锁四社区在全国第一家进行社区体制改革以来，许多城市陆续推出各具特色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模式。 这些模式各有特色，对社区管理体制改革都具有推动意义。目前，城市基层的政权结构、社会结构都处于动态的演变过程中，各种社区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都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归根到底又不能脱离不同地区、不同社区的具体条件和客观实际。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不能搞“一刀切”，必须遵循“渐次推进，梯级发展，全面带动”的思路，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选择最合适的改革路径，达到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居民当家作主、社区和谐安宁的目的。 三、建设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实现途径 (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 要顺利进行社区管理体制建设，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是准备。加强宣传教育可采取召开教育大会、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和发公开信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努力使改革精神深入人心，统一思想形成共识。这种共识主要包括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长期性。充分认识重要性是指建设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是城市基层政权建设新的突破口，是全方位拓展社区建设的一项有力举措，它有利于推动基层民主和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是关系到发展稳定大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要增强改革的紧迫感，并要树立长期作战、常抓不懈的思想，正确理解渐进规律，指望在短时期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要作长期的思想准备，循序渐进，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并最终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和逐步完善。 (二)调整居委会管理规模，科学合理地划分社区 适当调整居委会管理规模，科学合理地划分社区是搞好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提。要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以及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对原有街道、居委会规模作适当调整，以调整后的居委会辖区作为地域，并命名为社区。上海、深圳、沈阳、南京、青岛、合肥、石家庄、哈尔滨等城市的实验区，对街道和居委会的管辖范围进行了调整，其中以沈阳市的做法最具有代表性。沈阳在沈河、和平两个实验区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市重新划分社区。新型社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按居民居住和单位自然地域划分出来的“板块型社区”;二是以封闭型居民小区为单位的“小区型社区”;三是以职工家属聚集区为主体的“单位型社区”，四是以不同功能特点划分的“功能型社区”。这种按照居民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社区的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感来划分社区的方法，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可以达到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加强党和政府对社区的管理 实行社区管理必须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并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社区中的促进作用和服务作用。必须加强社区各类基层党组织的联系，培养高素质的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并始终坚持党对社区建设的方向进行政治上的引导和组织上的保证。政府是社区管理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负责制定和组织落实社区发展规划，对推进本地区的社区建设负总责。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协调企业、社团、志愿者和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解决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困难，形成社区建设工作的整体合力。在具体做法上，政府应建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并在分析一些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数量特征，以及国内外各种模式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指标体系，并逐步量化，以便于对各种各社区管理的质量状况进行评价、监督、预测和服务。政府要现代化，政府从直接提供公共物品到对公共物品的质量进行监督和保障;居委会要民主化，居委会对居民负责，工作贴近居民。 (四)建立健全社区的自治组织 在建立健全社区自治组织过程中要遵循“直接民主”的原则，社区自治组织应该包括社区成员大会或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协调议事委员会等。在民政部启动的“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试点工作中，各实验区在居民自治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做法。大力发展社区民间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居民公民化，在社区为居民服务的同时，居民要为社区作贡献。如上海卢湾区在社区内建立了社区居委会议事层与执行层的分离的工作体制;沈阳市在重新划分管辖区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自治体系，分为决策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招考执行层―社区委员会，议事层―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领导层为社区党组织;北京西城区建立了社区管理体系和社区中心。虽然这些组织的名称各异，但他们为如何在社区建立新的自治组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创新社区组织机构。按照“议行分设”的理念创新社区组织，创立“一会(分)两站”模式，从组织结构、性质、职能、人员、经费、场地等关键问题一一分离，理请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居委会及社区服务站相互关系，创新新型的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两个社会组织，使社区居委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居民自治组织。 (五)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法 转变政府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须要求，也是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这就决定了政府各职能部门必须按照新体制的要求，切实转变职能，真正把赋予社区的各项职责落实到位。应理顺政府与社区、社区与社会各组织之间的关系。为规范新型社区组织运作，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和办法，明确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社区居委会的任务及其相互关系，使政府在社区腾挪出空间给社区居委会搞居民自治，培育了公民社会，积累了社会资本。政府“减肥”――将社区公共事务作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准确定位政府的责任，让其从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为间接提供公共服务，从靠设立机构提供公共服务到靠政策工具提供服务;从给钱、给物、给机构到培育各类民间组织，让民间组织承担起政府下放的职能，从而使政府的职能归位，社区的自治力量增长。在转变职能过程中，要把着眼点放在充分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的基础上来，放到为群众服务上来，服从大局，适应城市新体制的变化，根据社区管理的要求，切实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实现重心、权利、财力的下移，并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运作方式，把该放下去的权不折不扣的转移下去。 (六)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等的建设 一是法律支撑。目前，因无明文规定，连专家都很难说清楚社区组织的定位和性质。据统计，理论界关于“社区”的定义多达76种。这个事实，成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不得不迈的“一道坎”。专家呼吁：有关部门应尽快在相关法律中明确“社区”的概念和范围。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同时，应对与社区相关的1000多条法律、法规尽快进行修改和调整。有专家提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组织法》，或将它作为母法，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一些必要的细则，逐步建立、完善有关社区管理法制体系。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涉及到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方方面面，当前一些需要城市建设和管理只能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有时存在着相互推委的现象，还没有形成很好的合力，这就需要对一些工作进行一个明晰和划分的过程，并用制度、法规加以保证。二是改革居委会干部制度。可对社区干部实行公开招聘，通过民主选举，竞争上岗。这有利于提高居委会干部的素质，形成一支年轻化、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又能安置下岗职工和大中专 毕业 生，开辟新的就业 渠道 。三是加强硬软件建设，主要是指加强理论研究，加大对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知道力度。硬件建设包括对街道办事处、社区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办公场所等。 (七)创新社区服务体系 各社区居委会成立社区服务站，各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服务中心，在社会福利中心建成了区一级社区服务中心，初步形成了区、街道、社区居委会的三级社区服务网络。并对社区服务站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使其按照产业化、实体化模式运作，出台相关规定等配套措施，成立社区服务专项资金，规定政府按照购买服务项目的方式，对社区服务站从事为居民提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区残疾人服务、社区老人服务等无偿服务进行评估、补贴，并鼓励社区服务站低偿运营，享受税收减免政策，实现社区服务的社会化。使政府提供了品种多样的福利和服务等新公共产品。 另外，还要提供社区居民交往平台，以政府信用为起点，积累城市社区人际关系的信任基础;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倡导平等和宽容的原则，强化居民合作与参与的意识。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城市相应地要求改革原有的管理体制。实践已经证明，社区管理体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具体内容，建设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在城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在加强城市管理、服务市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我们一定要增强建设新的社区管理体制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同时追求精神需要的不断满足，在尊重历史和关注现实的基础上，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地建设，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拓展，最终把各级各类城市都建成人们安居乐业、文明的城市，有力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李匡夫，李天好.论社区自治.东岳论从，2002(3). 2、奚从清.构建中国社区建设理论的框架体系.社会学月刊，2002(8). 3、夏建中.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的组织与服务，社会学，2000(7). 4、吴新叶.城市社区管理中的政府失灵，城市发展研究，1999(6). (作者单位：浙江绍兴文理学院美术学院) 看了“城市社区管理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城市社区管理论文 2. 社区管理论文 3. 农村社区管理论文 4. 城市社区教育论文 5. 政府管理论文范文
社会学是人类多元化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作者所说：“工业化、都市化、人口流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是推动社会学产生的直接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作者说社会学是在18、19世纪西方的两次大革命后产生的；如果往上推，社会学是从启蒙运动后人类思想的转变而产生的革命而带来的。而启蒙运动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脱离神本（把圣经抛弃）而寻求人本（犯罪后的理性之光）。所以；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产物。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在发展中或发展后的问题，而试图以研究的结果来找到解决的方法。但事与愿违，社会学常常能找出问题却找不到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有时看似解决了，却只是短暂的表面上的治标不治本。因为社会学到底还是以人为本，是从人的角度去了解世界上的问题。我们有信仰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根本就是在于人是有罪的人，且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所以，我认为社会学只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社会学是发现提出问题，而神学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者说“社会学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这我不全赞同。社会学的确是认识社会的有效工具，却不是改造社会改变社会的有效工具。因为还没有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因为社会学而带来的，我们也没有看见世界上有这样绝对的例证。社会学只能让我们更认识社会的现象，不能让我们改造社会。从神学、历史学与伦理学来看，宗教才是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主要动力来源。社会学不外乎是研究关于人的问题和与人有关联的一切事物，社会学是离不开人的没有人就不会存在有社会学。而人是有人性的、宗教性的、是唯一有上帝形象的被造者，在社会学里社会学只把人当做高等的动物来研究，所以它只能研究人一切外在的表现与问题；却不知其本质的来源、过程中的意义与终极的结局。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根本不懂何谓人，也更不能经过研究找出方法使人活得有永恒的意义与价值，也就不能让社会有一个真正良性的运行和协调的发展。社会学即不懂人，就更不懂人是有罪性的；而一切的社会问题都是从人性中的罪出来的，那它就更不懂了。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从本质来说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这样说来社会学对于解决社会本质问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说社会学只能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有效工具而不是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宗教信仰才是，在众宗教中如果要深入研究就只有基督教才能改造甚至改变社会。这不是神话或纸上谈兵，这是在史可考的；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科学、现代文明都是可以站出来做证的。那么说社会学不是完全无用了吗？不是的，社会学有其本身的价值。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社会学是可以发现社会问题的，也是可以使人们更清楚认识社会的，它更是能帮助国家决策层、机构、教会；更好地了解当地社会的各个领域的不同情况，从而能更好地做完美的计划与决策来帮助社会。虽然说社会学是人文科学，对信仰本身无多大助益。但是对于教会事工却有很大的帮助，是教会了解社会需要的有效工具。所以社会学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能以神学为根基去了解、解决社会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将是对社会很大的益处，也是教会在社会中的贡献与见证。
社会学论文------------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集体维权及其应对 论文——由重庆万州万人骚动和陕西咸阳工人静坐说开去2004年9-10月间，连接发生了数起突发性公共事件，少则万人，多则十万人，聚集公共场所，甚至卧轨阻拦火车，引起社会强烈震惊。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件，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蔓延。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公共维权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调整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而有效处理这些事件以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则需要为利益调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机制和表达途径。中国这几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观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并借鉴西方已经历过此阶段的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首先总结一下这几起事件发生的原因：1． 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毁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信用无疑是政府最大的财富。而公共信用的丧失，则是转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险。从这两个事件来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极低。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据目击者称，当时“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曾庆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里很有钱，只要围观的民众来帮助打余继奎的耳光，一记耳光他可以给20元。”①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当值班民警欲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有人说：‘天下公务员是一家，棒棒（搬运工）被打不会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开动。”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员在群众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更是说明群众对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会在这样有公务员为当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断，依法处理。他们认为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徇私包庇公务员。此后的群众的一系列行为“官员……劝说大家离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民众不但没有退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③而“万州有关方面把肇事者拿到电视上亮相，肇事者也表达了悔恨，还是有人怀疑当事人被掉包”④进一步说明，民众机会对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对于政府已做出的承诺和可能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公众根本不信任。那么，为何会出现胡曾夫妇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很有钱”时，一下就“激怒了数万库区民众”？而公务员或政府的形象又为何如此之坏，信用为何有如此之低呢？原因由来已久，不能孤立地仅从这件事上寻找答案。近年来，腐败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人员（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欺压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却迟迟得不到依法处理和纠正。已经见诸报端为大众所知的像“宝马撞人案”、“刘涌案”、“孙志刚案”等。民众对于这些人（腐败的政府人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而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济，已使民众的怨恨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忍耐的底线。一旦有了导火索——像胡曾夫妇的一句话——对不公正现象的民怨便一下爆发出来，导致上万民众围堵万州市政府，造成骚动。由于频频落马的和更多未曾落马的“贪官”，已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而对于那些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不能及时、公正、依法处理，进一步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降低。这从去年的“宝马撞人案”，“刘涌案”中可窥一二。“宝马撞人案”中，曾传言撞人者是省政协副主席的亲戚。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也出来辟谣说自己与此案无关。但不久，韩桂芝即被“双轨”，这使本来几乎已相信的民众再一次怀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刘涌案”中，刘涌横行沈阳近十年，欺行霸市，伤人无数，而沈阳市政府却一直充当起保护伞。更为荒唐的事，刘涌竟然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当辽宁省高院判刘涌死缓时，几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表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认为这一次刘涌又作了手脚，政府在一次充当了保护伞。这一系列的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行为，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誉丧失殆尽。而具体到万州事件，万州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峡库区移民。在移民时，当地政府曾承诺移民后的生活会远强于移民前。但是，移民后，由于万州工业发展的空心化，万州移民并没有过上政府承诺的好日子。而移民后政府对移民各方面的关心又不够，使万州市民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以当发生假公务员打“棒棒”并蛮横之时，移民对政府的不满爆发出来。其实以上这些间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于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旧的保障体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却未完成。而此时的政府权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容易引发官僚集团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从而损害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事情。这类事件的频发与得不到有效合法的处理势必引起民众的积怨与愤怒。而这才是导致政府威信和声誉扫地的根本原因。2． 政府对于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消极对待，使谣言四起，激怒民众。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对与其委托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权利，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官员的基本素质，他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其习惯了当“父母”当“老爷”，而且他们仍然奉行着“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认为统治的权威全在于神秘性，民众知道得多了只会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何况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不便于官员们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便等于“放纵传言和猜测去占领资讯的真空”⑤任由谣言通过“小道”传入民众耳中，从而导致民众做出错误判断，真正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在陕西咸阳工人静坐事件中，由于“在华润收购天王集团时”“厂方（天王集团系国企）到现在也没有向工人说明资产评估细节，连谁做的评估也拒绝向工人透露”，因而“厂里曾出现一个传言称，原天王集团的干部在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处’：高层每人万，中层万”⑥同时，“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厂方对第二份“13号文件”解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中开始传言：同样是被华润收购重组的山东某公司，在组建后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裁人。工人们的情绪开始不稳定。”⑦这两件事情终使工人与厂方矛盾激化，工人开始静坐，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宝马撞人案”审理过程中，当媒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时，回答是：“正在处理，不便公开”；而“刘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经结案”“无话可说”。这种对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漠视，使得谣言一时传遍全国，认为背后有隐情有交易，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辽宁省高院一事则更为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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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更新是目前城市规划范畴中被广泛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从大拆大建到解决员工居住问题再到以人为本，跨学科研究等一系列发展不但使交通、土地、人口密集问题得到解决，更是起到了促进就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等积极应影响。另外，考虑到城市更新起源于西方并历史悠远，经验丰富。为了节省资源，少走弯路，我国很有必要在分析、对比中西方在城市更新方面的始末中找到差距、探索经验。 【关键词】城市更新 发展历程 经验 启示 综述 一、城市更新内容概述 （一）城市更新概念的理解 目前，城市化与知识化、科技化、国际化等同样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如何在城市化的推动下进行城市更新工作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对于城市更新，其不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同时也涉及到居民的生活、市场的经济、相关行业的发展以及三方利益等多个方面，然而，一切工作始于对概念的全面理解。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城市更新的概念成为了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实现更新带动市场经济、更新推动城市发展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的首要工作。 对城市更新概念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城市”与“更新”。城市，是人类居住的环境，是一切活动产生和进行的平台，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多样连续的、与时俱进的有机体，这种与时俱进与人体机能相似，需要不断的新陈代谢来支持。而这种所谓的城市新陈代谢就是更新。“更新”具有获得新生的意义，是从城市的整体出发，结合了政府、市场、企业、居民等利益主体，在阻止城市衰退的同时促进城市发展，具有未雨绸之意。此外，要注意的一点是城市更新中提到的“衰退”是一种相对的存在，指城市结构以及功能的折旧，它们当下的指标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这种供给与需求的差异甚至会导致城市发展滞后。其中，有形的折旧可以更换设备，但是无形的功能性折旧却对城市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城市更新的概念理解为：“城市更新是在政府管制、行政体制支持的基础上，施以一定经济投入，并用科学的管理方法监控更新过程，时刻调整不符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全面考虑人文、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采取依据不同发展阶段和城市基础用多种手段配合使用的更新方式，最终，达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将城市从零星推向整体的浩大工程” （二）城市更新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对城市更新概念的理解，主要内容方面将分为有形更新与无形更新两部分。有形更新包括：交通更新、空间规划更新、资本更新等；无形更新包括：城市发展规划调整、城市文化更新、对城市的定位等几个方面。 （1）交通的更新。目前随着科技的发展，私家车数量增多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起了严重的交通拥堵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在拓宽主要交通干道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分时段、分区域的交通系统更新策略。控制出行车辆数量以及汽车尾气的排放。节能车以及低污染能源也应列入到更新范围内，呼应低碳政策，提倡“零污染”出行。 （2）空间的更新。空间方面强调以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为目标对人类活动空间的面积、布局等进行比例的调整，结合社会经济效益、强调空间资源的重要性。例如在居民小区内，小型商业网点数量应定额在多少，选址应考虑到整个小区每一方位居民到达商业点路程的均衡。居住环境周围教育、医疗、娱乐、采购、商业等日常所需网点是否齐全或到达这些地点的时间成本是否合理。 （3）资本的更新。一是物质资产，二是人力资本。物质资产提倡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更新换代，降低整体替换带来的巨额成本；人力方面提倡调动人力资源的活跃性，学习最新科学技术及新设备的操作技能。以企业核心资本即“人力”的替换带动整体走向发展的最前端。 （4）规划的更新。此项主要指发展规划的更新。一个城市的发展规划是城市以何种姿态、何种效率展示魅力的导航。因此，一个城市的健康发展需要与时偕行的城市发展规划作指导。而社会与市场的瞬息万变决定了一份发展规划的动态性，这就需要应发展所需不断调整发展规划，为城市更新提供可靠、前沿的依据。 （5）文化的更新。城市文化更新可从城市的软、硬两个文化角度提出更新对策。其中，硬文化指具有可见性和可触摸性质的物质文化、环境文化；软文化则属于一种抽象的隐性文化，如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社交政策等。软文化要在硬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而硬文化的发展也需要软文化辅佐，两者相辅相成。 （6）定位的更新。城市定位可以细分为形象定位、性质定位、功能定位等几个方面。这需要充分了解该城市的发展演变趋势以及自身发展所需，以与国家政策同步、改善民生、为经济做贡献、保护环境为依据设计适应发展潮流的定位。 （三）城市更新的产生背景 城市更新一词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工业化国家，并于1958年8月荷兰海牙市召开的城市更新第一次研究会上对概念进行了权威性的界定。主要源于第二次产业革命大大推动了城市经济的飞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城市中的土地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此时人口激增、交通混乱、设备陈旧等现象比比皆是。为了摆脱这种空间紧张的状态，在远程交通运输发展的推动下，城市居民开始向市郊转移，即郊区化（Suburbanization）现象。这种人口的分散使城市中心区失去了经济活力，无法承担起城市领导核心的重任，反而呈现一片萧条之势。为了恢复城市活力，吸引人口回归城市并振兴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并改善“郊区化”导致的“死城”现象，欧美国家于二战后开始了大范围的城市更新计划。此时的更新重点集中于建筑设施与环境的改善以及空间的调整再利用。而后又在伯吉斯的“过滤论”（Filter Down）、福利经济学、博弈思想等理论的补充下逐渐趋于完善，为日后的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丰富经验。 我国城市更新的历史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但较之欧美近二百年的历史，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距离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和经验的沉淀。城市更新工作在我国开展较晚，更新的侧重点在于危房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解决居民居住问题，而后由于中央政府提出了“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方针的贯彻落实，刚刚崭露头角的更新工作因此被搁置。这也是我国在城市更新历程中出现的一个历史断裂期。从1953年开始更新工作再次启动，进入第二阶段。但资金有限、历史遗留问题过多、设备不完善等缺陷依旧阻碍着工作的进展，“内旧外新”、“投机倒把”、“盲目拆建”的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已经在借鉴欧美城市更新经验时避开破坏环境、市中心衰败结果的同时，转而取其精华，走分阶段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多样性、跳跃式发展的道路。这样不但避免了走弯路，同时也符合发展潮流。目前，我国的城市更新已经逐步走向正轨，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见缝插针”过渡到了“以人为本”、“空间多效利用”、“为环保护”、“强调城市整体性”的更新原则。这一转变将在城市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城市更新发展历程 （一）中国城市更新发展阶段划分 （1）1949年至1952年。鸦片战争后我国的近代城市开始兴起并于20世纪初得到发展。从中叶到1952年是我国城市更新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于1949年，我国城市建筑大都数历史悠久、设施简陋、生活环境恶劣。这些战后遗留下来的旧城迫切需要通过更新重获生机。因此，这一阶段以改善居住环境为主，提倡为劳动人民服务。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故工作范围被严格限制，只能进行局部的、小规模的渐进式危房整修。此时期，在以旧换新、节省资金的前提下资源被充分利用，重建效果显著，对城市环境和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建国初期城市转型方针的提出，使新兴的更新工作进程受阻甚至停滞不前，直到1953年才转回城市更新的工作。 （2）1953年至1978年。进入城市更新的第二阶段后，工作内容主要围绕工业展开。一方面，工业区的发展需要大面积土地的支持；另一方面，居住问题的解决仍旧持续，只不过目标人群从居民转向城市职工，住房压力亟待缓解。为了满足上述需求，大量新建住宅、建筑侵占绿地，肆意扩建。这种忽视城市机理的破坏性更新现象逐渐造成了城市的表里不一与杂乱无章。再加上第二阶段包含1958年至1978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在“左”思想的诱导下工程的管理工作毫无章法、缺乏约束，无规律、新旧交替坐落的建筑物开始破坏城市格局。这种混乱使居民的生活质量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保护观念的落后使历史遗迹被忽视，这一切都为日后的城市更新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3）1979年至1990年。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初期属于我国城市更新的第三个阶段。此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善下，社会环境为城市更新提供了良好条件。我国人均住房面积比以往提高了近两倍以上。如北京的新建住宅在此期间达到4400多万平方米，人均居住水平由提高到。城市建设速度的大提升把城市更新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计划经济发展的思想残骸并未剔除干净，这种思想仍旧阻碍着工作的前进速度。再加上资金问题、政策完善问题等也一直伴随着工作的进行，这些问题都导致了我国城市更新进入到一个“力不从心”、“挣扎停止”的特殊阶段。虽然建筑方面新楼不断建成，但一批批多层盒型的住宅区千篇一律，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使城市特色逐渐瓦解。 （4）1991年至今。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国意识到了土地面积的使用紧张，于是提倡“集约化”以提高城市土地使用效益，缓解土地使用压力。而发展至今，居民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也在逐渐提高，再加上各种住房制度的完善，为了满足用户需求，高质量的“花园式住宅小区”进入国民视野，成为了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普遍景象。而后在北京菊儿胡同的成功案例中我国同样取得了宝贵经验，开始注重文化保护问题。面向市场的突破也拓宽了融资渠道，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工作带来了更多机会。但仅仅几十年的经验还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城市更新的浩大工程。浅薄的经验难免出现各种问题。但纵观我国城市更新发展的六十年历史，虽有重重困难，但呈现的是一种曲线前进的态势，前景还是一片看好的。 （二）中国城市更新经验总结 （1）经验总结。首先是文化保护问题。文化保护中出现的问题来自于精神与物质利益不平衡引起的冲突，而追求利益忽视历史文化还是为保全文化舍弃城市进步则是影响城市发展的另一主要内容。城市的文化融合了历朝历代的悠久记忆，同时，也是区分不同城市的标志，是不可取代的宝贵资源。另外，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通过文化保护可以增强人民的民族归属感，提高民族士气，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个性，屹立群雄。在此问题上，清华大学的吴良镛教授通过对西方城市更新已有研究进行分析总结，提出用“有机更新”的方式解决新旧建筑之间冲突以及如何将建筑与周围环境融合等问题，并将此思想运用到了北京菊儿胡同的改造过程中。对于菊儿胡同的改造，吴良镛教授保留原四合院模式借鉴“审慎更新”思想，原有绿化带尽量保留，建筑物的高度也是严格限制在三层或以下。更加人性化的是为了避免新建筑的突兀，在色调方面以白、灰为主，留住历史的痕迹。吴良镛教授的改造工作不但将传统建筑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实现了历史的延续。 其次是人本管理。人本管理来自于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强调个人与城市的融合。通过基层需求的反应以及满足，突出社会公众的重要性。开放思想、公众参与已经不再新鲜，钱欣在探讨城市更新中公众参与问题的同时还描绘出了“开放式城市更新的公众参与体系”图，直观解释公众在更新流程中的作用。龙腾飞（2008）、周安远（2009）、李斌（2012）等人也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阐明了城市更新中公众参与的模式构建，并用实证对具体情况比较分析。此外，人本管理中对人性的关怀还体现在住房拆迁过程中的补偿问题。城市更新需要占用土地，该地区的居住者将暂时或永久性地撤离。那么，如何安抚离开久居地的居民，精神还是物质安慰，资金的补助数额，开发商与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等都是有待考虑的问题。同时，问题处理是否得当也会直接关系到居民配合程度与工程进展速度。 最后是多学科跨越。虽然国外在城市更新方面拥有更丰富的经验，但我国后劲强劲，用六十年的历史追赶国外百年积累的经验，同样走进了多领域广视角的研究领域。旅游、人文、美学、社会学等都是涉及的领域。其中，李艳玲（2001）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二战后美国城市更新的特点、成就、意义、存在问题、局限性几个方面就行了详细总结，并提出城市更新工作应当联系社会，使改造与社会经济相适应；苏箭（2013）以长沙北正街为实例，运用景观美学理论研究城市更新问题，通过满足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和视野的审美需求实现老街景观文化的传播；蔡绍洪（2008）、凌春阳（2013）等人紧跟第三产业发展潮流，将旅游与城市更新结合，保护历史，开发旅游资源，实现城市旅游发展可持续。可见，多学科的介入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更全面的制定计划，使我们深刻了解到城市更新不只归属于城市规划，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综合性工作。 （2）存在缺陷。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更新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特点。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在留给后人宝贵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对更新工作带来了一定阻碍。再加上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科技化等对城市更新的推动，不考虑实际盲目施工的举措在六十年的积累中迸发出了种种问题： 第一、资金缺乏、工程停滞。资金是工程实施的血液，是运作的基础。在发展的道路上我国确实取得了种种胜利，但一旦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会发现我们的不足，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需要摸索。不幸的是，赶潮流以量制胜的思想蒙蔽了一部分开发商，只开发到一半就停止的工程反而为城市带来了压力。 第二、虚有其表、利益熏心。急求眼前利益，破坏历史建筑和城市原有风貌。当利益与文化出现冲突时舍弃城市特色。以后人的发展为代价，忽略我国城市的复杂性，规划以偏概全，更新割裂历史。最终，城市化为千城一貌的一座座缺乏内涵的复制品。这不只是一座城市的不幸，也是历史文化遭遇破坏的悲哀。 第三、整体缺失、效果倒退。整体的缺失性指的是在更新规划的设计过程中缺乏对城市更替布局的认识，高密度的高层建筑影响了周边低层建筑的采光，绿地的压缩把住宅区变成了水泥做成的牢笼。虽在近年来各种开放性的建设器材进驻各个小区，但可供人们活动、锻炼的空间仍旧紧张且缺乏正规性。 三、国外城市更新发展历程 （一）国外城市更新发展阶段划分 （1）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末。此期间，城市更新一词并没有被科学规范地提出来，但是，与城市更新相关的更新工作已经成为了城市建设的一个主要环节。由于受工业革命影响，生产方式的大工业化推动城市范围的扩大，这种城市格局的突变致使城市任意膨胀。以解决“贫民窟”问题为出发点的工程也并没有起到实质作用，如奥斯曼[18]（Haussmann）大拆大建的“巴黎改建计划”被后人讥讽为“拆房大师”的“巴黎模式”。而缺乏政府管制的建造也使得城市交通拥堵不堪。相比之下，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思想先进，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原型[19]。虽然它似乎只是一个满载对未来憧憬的乌托邦[20][21]，但却为日后人们解读城市内涵指明了方向。其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指出城乡结合，建造规模应当控制有度。强调了城市布局与规模应当符合人与自然的结合，建造符合人类理想的居住环境。 （2）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科技发展带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在这十年中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增长，城市更新概念的确定也使其更加规范化。为了带动城市经济，具有高利润特点的金融业、商业等被引入城市中心，这种方式以点带面地向城市四周扩散，整个城市一片繁荣。但市中心的聚集暗中提高了地价，大量人口的流动造成了交通拥堵，人们为了逃避这种高压的生活环境开始向城市周边扩散，市中心逐渐失去了生机，每逢夜晚和周末一些市中心甚至变成一座“死城”。而后，西方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应当从实际出发，反对“恢弘巨大”的巴洛克式计划。J・雅各布斯（Jane Jacobs）也提出了巨资大规模改造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应当理性更新，保存城市多样性，用小而灵活的方式追求精致、连续、逐渐地改造城市。 （3）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进入70年代后，人们参与城市更新工作的积极性高涨，并组建了自己的社区组织，这种社区团体的方式使当时的工作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由于参与公众都是该区的原住居民，重视邻里关系，熟悉城市肌理，对居住环境的历史文化也有一定了解，再加上年轻人接受过一定教育，可以明确表达自身看法。因此，社区公众的介入使更新规划更贴近生活，现实意义更强。这种社区文化的保护与认同成为了80年代欧美国家城市更新的主要方式。著名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也在其著作《城市发展史》中提出了注重城市长期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等多各方面。 （4）20世纪90年代至今。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论得到共识，更多相关边缘学科如环境保护、资源配置、社会经济等的相关学科的学者开始融入到城市更新的行列中。多方面多角度地参与到规划工作当中。另外，私人资金的介入也为工程带来更多资金支持，面向群众的方式也吸引了更多合作伙伴，更新队伍集合各行人力资源开始发展壮大。期间，人本思想的逐渐形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个人效益的平衡得到重视。在反思过去城市更新工作中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的同时开放思想，规范规划范围和施工尺度，强调社区的重要性，此时的城市更新进步升华到了一个更高阶段。 （二）国外城市更新经验总结 欧美的城市更新拥有近百年历史，在这百年的探索过程中通过在失败中寻求生机，逐渐总结出了一些列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 其一是历史保护意识与措施的吻合度。在历史延续时间上，虽然我国的五千年文化远远超过西方，但在保护意识与措施吻合度方面我们却发展得没有他们那样成熟。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历史文化保护问题被列入城市相关议题中，各个城市开始认识到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国外众多学者不但提出保护措施，还善于发现阻碍历史保护的绊脚石。保护方面典型的案例当属费城社会山，该区占地25个街区，拥有殖民时期和美国建国初期风格的建筑500栋之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故在改造时设计中保留了原貌，只做局部修缮，原有历史痕迹也得以保留。Marks（1996）则在研究中抓住了资金与历史保护之间的关系，认为资金的匮乏对历史保护观点的表达造成了一定影响，并且，贫困人群也无法承担起历史保护的成本，这些都为城市更新工作中历史保护问题带来了压力。而资金与人力的不足对历史文化保护带来的局限性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 其二是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执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多种多样，如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提倡的“房屋多样性”有效避免了城市特色缺失问题的出现，为后代开发城市保留了广阔的开发空间。Bryson，Grace K. L. Lee （2008）则从环境出发，添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认为在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之前应先确定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可持续发展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而后才能作出科学论断。除去理论建议，Bryson， Jeremy（2013）的表述更进一步，是拟定一个比较规范，以74世博会为衡量标准对环境问题进行讲解。内容一再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建议人类的改造活动应当遵循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城市更新、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其三是与房地产合作互利。城市更新离不开资金投入，但资金不足也是一直困扰中外开展城市更新工作的一大问题。政府无法独立承担起巨额资金，此时，私人资金的投入便成了资金筹集的另一主要渠道。在众多企业中，房地产商多拥有丰厚资金，并组建自己的智囊团，在土地规划方面经验丰厚、抗击非预见性风险能力强，他们的参与不但解决了资金问题，同时也促进了城市更新向着科学性和全面性发展。其中，美国的威廉・泽肯多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以开放式的思维投入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工作中，并通过与设计师贝聿铭的合作完成了费城的重建项目，堪称绝作。更新中，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提供社区开发津贴，鼓励地方政府参与项目、减税免税等手段鼓励企业与社区的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了房地产企业的作用。 四、国外城市更新对我国城市更新的启示 我国城市化以及城市更新工作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虽然在经验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环境、文化、可持续发展、多边合作等内容的重要性，但在规划方案上仍旧缺乏一套完整科学的的知道框架。因此，我们可以在分析了国外城市更新的种种先进思想和成功案例后获得启示，得出提升我国城市更新质量的几点改进措施。 （一）更新模式多样性 如今，城市更新的研究中心开始向人本、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三个层面倾斜。在现代建筑已导致视觉疲劳的情况下，根据不同背景、不同需求、不同能力范围运用多学科研究方式综合多领域前沿思想设定切实可行的规划方案可以避免建筑雷同、资金链断裂导致的工程停滞、更新效果与预期不相符、资金浪费等状况的产生。而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协调发展的考虑也可以推动价值观趋于一致、各方利益平衡避免冲突、城市肌理得以保存、邻里文化和城市特色多种多样，为第三产业旅游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旅游资源。 （二）政府行动与时俱进 在城市更新中，政府需根据不同时期制定符合现实意义的法制和政策推动更新的发展，因此，从宏观角度考虑，政府能否发挥领导作用十分重要；其次，政策规范、进程控制、资金协调、方案批准、人力调动等都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开发商、居民的三方利益如何协调同样需要政府协调；最后，在经济开放的今天，如何发动群众参与，赋予公众一定权力，政府的管制力度应当控制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都是有待考究的问题。 （三）“绅士化”的选择性继承 “绅士化”是1964年英国学者鲁思・格拉斯在描述伦敦内城街区变化时提出的。主要是指中产阶级进驻低收入活动区，如同城市的新鲜血液一般复兴城市经济，依靠私人资金带动市场活力。但是，这种经济的复兴反而是低收入群体无法承担，最后原住者被迫迁出。可以看出，“绅士化”的出现像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私人资金为市场活力做出贡献，这是减小政府压力的一条有力途径，虽然也带来了一定不足，但是，我国可以通过减税的方式刺激这些私人商家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做出贡献，实现以局部富裕带动整个片区的发展。 五、讨论与总结 本文从中外两方面入手对城市更新进行阐述，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国外城市更新在不断摸索中从“巴洛克式”大拆大建到“局部渐进式改造”、从“绅士化”“驱逐”低收入住户到“人本管理”“邻里复兴”、“可持续发展”、“尊重历史”，城市更新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同时不忘反思缺陷，弥补过失。我国的发展固然有很多优点，但由于历程仅六十年，目前我们所犯的错误一部分走上了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路。但是，我们可以从西方的发展史中看到各种类似计划实施的结果，避免这些已经可预见的不良后果，从而少走弯路。 纵观全文，本综述从整体对城市更新的内涵、背景、发展历程、经验、缺陷以及启示进行了总结，每一小节中对国内外的概括性阐述易于对比，所述内容言简意赅，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对城市更新的始末进行初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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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 方法 论在城市研究中的独特性
38. 城市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的地位
39. 马克思关于城市的核心见解及其当代意义
40. 标准化的存在感觉与影响
41. 略论政治机制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
42. 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依赖性研究--以深圳华侨城为例
43. 后消费时代城市文化资本空间生产状况解析
44. 论苏州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城市文化自觉”
45. 英美城市邻避危机管理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及启示
46. 农村养老资源供给的评价与优化
47. 社会工作介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48. 城市空间弹性:文化自觉与制度转换
49. 在中国研究:全球史. 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
50. 我国网络民粹主义及其应对 措施
51. 家文化与老年社会工作本土化初探
52. 跨国务工青年的返乡文化适应研究--以吉林省延边州L市为例
53. 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的内涵及存在问题
54. 家庭策略研究与社会转型
55. 文化经济时代审美人类学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56. 国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以日本为例
57. 西部城市民政领域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究--以广西G市未成年人保护试点项目为例
58.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主观幸福感之比较
59. 居住条件. 工作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影响
60. 对西方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谱系的解读与 反思
社会心理学论文题目
[1]社会神经科学的起源与发展——脑电图对心理学研究的价值探索
[2]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由文化“复建”到文化“复兴”
[3]心理测量视角中的科技风险研究述评
[4]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5]心理与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中心建设与管理模式
[6]经济心理学影响力增强
[7]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探析
[8]三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智能时代的用户体验和创新设计方法
[9]心理健康素养研究述评与展望
[10]城市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社区心理学与社区心理服务
[11]《态度与行为:社会不赞许行为的心理机制》简介
[12] 财经 素养的内涵与三元结构
[13]中国特色心理学问题的思考
[14]基于网络心理经济视角的农产品网售研究
[15]宽容与信任之社会心态的双向建构:“认同-渲染”模型构想
[16]城市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社区心理学与社区心理服务
[17]对潘菽心理学思想演变及其理论的研究
[18]舞动治疗的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19]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启示
[20]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2017年学术年会在福州大学成功举办
[21]物质主义与冲动性网络购物的关系:妒忌和个人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
[22]自恋与发布自拍照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3]发布自拍照与女大学生自尊的关系:积极反馈与身体满意度的序列中介作用
[24]社会心理学在农民工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
[25]日本产业组织心理学会长细田聪一行访问西安科技大学并做客胡杨林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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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政府部门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而采取的一系列组织、沟通、协调、监督等行政行为的总称。社会管理的能力也是政府能力的重要方面，包含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导向力，直接影响到政府职能的实现。长期以来，如何创建一个能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一直都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从改革开放前采用的单位制，到八九十年代采用的街居制，都是我国政府追求良好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近年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频繁出现，中国的社会管理面临着“失范”的风险。为了控制社会风险，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当前我国很多地方采取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成效不能低估，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分析。
一、单位制：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
(一)单位制的特征
单位制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行的，以企事业组织为单位，承担政府的社会分工目标，并对其成员进行全面管理的制度。执行这种制度的企事业组织称为单位。[1]单位制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单位制中的国家垄断控制资源的供给。单位制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国家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由国家所建立的‘单位组织’中，由这些单位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2]单位制下的“单位”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的延伸，承担了政府的分配资源的功能，而政府本身则是一切资源的垄断者，是个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
其次，单位制的组织机理是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双重的依附与庇护。单位依附于国家，国家为单位提供庇护。同时，个人必须依附于单位，而单位为个人提供庇护。美国学者Andrew. G. Walder曾提出研究20世纪中后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崭新视角――单位和单位依附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体系属于再分配体制，所有的资源都由国家来统一分配，单位的资源来源于国家，但国家再分配的功能也必须依赖于单位来实现，单位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在短缺经济以及单位占有和使用资源的条件下，职工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是通过单位来分配的，职工与单位之间也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3]
第三，单位制中的单位承担了无限的社会功能。“从单位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单位作为‘小福利国家’，向单位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 单位就有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责的无限义务。”[4]在这个意义上讲，单位成为社会的代名词，单位的概念与社会的概念无限重合。
(二)单位制的执行效用
首先，单位制的实施使得单位与其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束缚”机制。单位给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保证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后者付出的代价却是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最终形成了一种依附性的人格，限制了人性中的创造力。因为一旦离开了单位的庇护，个人就是孤独的和无所依托的，根本无法获取生活所需的必要资源。同时，“单位所控制的资源不仅包括以货币和实物体现的物质生活资源， 而且包括无形而重要的‘制度性资源’”，[5] 如机会、权利、社会身份等等。如果个人希望从单位中获取这种制度性资源，那就必须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接受单位的束缚和控制。
其次，单位制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实现，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秩序。单位制下的个人必须做好单位所赋予的角色，遵循单位中的秩序而无法脱离单位自主行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组织化的社会生活，这种组织化自由度极低，但却保证了社会生活的极端稳定，克服了传统中国“一盘散沙”式的结构性危机。
第三，单位制的实施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控制。“全国人民几乎都被纳入了行政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整个社会实现了高度的整合。”[6]中央政府借由单位制运用行政权力塑造了一个“无缝隙”的政府，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国家经由单位对每一个体制内的人负责，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社会失范的可能性，实现了社会控制。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的新模式
网格化社会管理是一种数字化社会管理模式，主要是运用地理编码技术、网络地图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将不同街道、社区划分成若干网格，使其部件、事件数字化，同时将部件、事件管理与网格单元进行对接。形成多维的信息体系，一旦发现问题，都能及时传递到指挥平台，通过指挥平台通知相应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实现社会管理空间和时间的无缝衔接。 (一)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运行流程
图1网格化社会管理运行流程图1.信息收集。网格长对本网格区域内各类不稳定因素、治安隐患、事故隐患、居民矛盾进行随时排查，监督员在若干单元网格内巡视，在县级的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接受社会公众的举报。上报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领导批转的问题，由监督员进行核实。对于能在自然村(社区)解决的问题，解决后登记备案;需要上报处理的问题由自然村(社区)或监督员提交乡镇(居委会)处理并备案;需上报县级指挥中心处理的问题由乡镇(居委会)上报或监督员直接上报，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
2.案卷建立。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接收各乡镇(社区)或监督员上报的问题和各类信息，根据部件、事件的处理预案进行立案，并报值班班长审核。
3.任务派遣。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值班班长将立案的案卷进行分解，确定责任单位，并交由坐席人员派遣至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置。
4.任务处理。相关责任单位按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指令，按规定组织力量到现场进行处置。涉及多个部门联合答复解决的问题，由责任单位协调各协办单位答复或解决，并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督促落实。
5.结果反馈。各相关责任单位对问题处理完毕之后，要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系统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
6.核查结案。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利用短信和网络等方式通知相应区域的监督员到现场核查问题处理情况，并将信息反馈至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经坐席人员核查、值班班长审核后，若上报的核查信息与问题处置标准一致，协调服务中心将进行结案处理;若未达到处置标准，将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立案督办。如督办未果将转交县效能办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7.综合评价。在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平台系统中设置绩效评价模块，自动生成评价结果。同时，社会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定期发布问题处置情况和各责任单位的绩效评分，接受社会监督。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配套机制
1.“网格化管理”问题流转机制。在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领导组与部门、部门与乡镇(居委会)、部门与行政村(社区)之间建立问题流转办理机制。每半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监督员汇报工作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及矛盾纠纷排查情况;每月底进行 经验 总结 和下月工作部署。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建立基础台账，统一登记、造册、分类，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对群众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由行政村(社区)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乡镇(居委会)，乡镇(居委会)再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通知县直相关职能部门;县直各部门要及时答复或解决乡镇(居委会)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的问题。
2.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对于各部门、乡镇、行政村在职权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县级政府建立了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采取联合执法形式予以解决。
3.“五个每天”管理机制。管理机制以网格化社会管理监督员即网格员上报案件为切入点，监督员在负责区域内不间断巡逻，对各责任主体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形成新的城市管理体制，即“五个每天”：责任主体“每天维护”;城市管理监督员“每天监督”;社区、乡镇等“每天管理”;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每天执法”;数字化管理平台对五类主体(产权主体、责任主体、监督主体、管理主体、执法主体)“每天评价”。通过“五个每天”管理体制，有效推进各方认真履行职责，实现管理的社会化和常态化运作，提高城市(农村)问题的及时解决率，改善城市(农村)面貌和秩序。
4.建立量化绩效考评体制。将社会管理网格化工作纳入县级政府年度目标考核的指标体系，进行量化打分，考核结果作为单位和个人年终评优的重要依据。同时将考核评价结果在政府网站以及报纸等媒体和信息平台进行公示，逐步推进监督方式的社会化和公开化。
(三)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特点
1.组织架构特点：
打破部门区隔，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以往的社会管理之所以没有效率，原因是社会管理的职能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当中而没有形成合力，社会管理的问题却往往是复杂多元的，远远不是单个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这时候部门分立区隔的劣势就凸显出来了，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基本缺乏协调联动机制，出了问题之后互相扯皮，谁也没有勇气和决心去处理问题。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实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分拣和处置平台，通过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这个平台统一把收集到的问题加以归类和分拣。这样不仅避免了各个横向的职能部门自己分类和处置问题所可能带来的不科学和不积极的情况，而且形成了一个处理问题的协调和监督机制。不仅可以协调有关的部门来共同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对问题处理的最终结果形成监督和控制。
2.管理技术特点：
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网格技术应用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事业当中，实现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又一大特点是现代化信息技术和 网络技术 的广泛运用，可以说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就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运用到政府社会管理之后的产物。社会管理所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管理的幅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分散而且异质化的社会，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庞杂，而且我们社会管理的中心――政府也很难保证自身所有的政策都能覆盖到社会的边缘，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也并非那么强。不过，当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到社会管理当中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虽然整个社会的分散性和异质性依然没有改变，但是政府通过运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可以显著地增强自身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尤其是在网格化社会管理中，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可以通过建立网格化社会管理信息平台，显著地增强信息收集和传递的效率，把社会管理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行政流程特点：
被动处理与主动吸纳并重，实现了社会管理的双向互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往往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管理模式，被动性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问题的发现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和反映，而且问题的解决和处理还依赖于群众的反映是否找到了正确的接受单位，并且相关单位对于问题的解决还必须是热心尽责的。而在实际的社会管理实践中，这些条件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具备。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则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收集和归纳平台，通过网格员的努力把社会问题发现和收集起来，而不是让单个的老百姓去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和介入。这样社会问题的收集就拥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网格员的主动吸纳和收集，另一种是根据群众的反映。而且这两种方式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双向互动的，网格员也需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研和分析，群众也可以对网格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三、社会控制思维的延续――单位制与网格化的相通之处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虽然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管理模式，但是这种社会管理的模式却并非是完全创新的，其中仍然包含着单位制社会控制模式的基因，二者之间仍然有内在逻辑继承性。
(一)社会管理的核心推动力：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单位制中的企事业单位部分承担了社会管理职能，而这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是由政府赋予的，而且从根本上来看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可以说是政府借由单位这只手实现了对单位中的个人的管理，虽然单位是个人的直接管理者，但是从根本上说政府才是最终的控制者，单位只是一个实现社会管理的中介工具。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虽然不是由单个的单位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但却是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这个大型“单位”的职能基本上是无限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上的问题都可以由它去组织协调。这个网格化协调服务中心却并不是一个社会性质的组织，而是由政府创建的一个行政性质的组织，它的运行依赖行政资源，耗费公共财政。可见，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推动力还是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二)社会管理的方式：社会管理行政化的路径依赖
“‘社会管理’在中国基本上就是政府管理社会，是行政对于社会管理的吸纳和化解。似乎社会管理工作只能通过行政化方式来进行。无论何种需求都必须被吸纳到行政运作机制中才能得到化解与解决。”[7]在单位制中，社会管理的方式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工作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单位负责职工的薪资、升迁、调动等一切管理活动，员工需求的回应也只在单位内部进行。到现在，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方式依然是一种行政化的社会管理方式。县级政府建立一个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推动网格化社会管理这项涉及到社会整体运行的公共事业，出发点无非是维持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但是采取的方式依然是行政化的，不是通过社会自身和自发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秩序，而是通过再设立一个政府部门去统筹协调社会反馈的各种问题，而且对于反映的问题往往一股脑地通过网格化这一统筹平台加以分拣，然后分配到各个政府部门加以解决，在必要的时候还充当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和中介。整个运行流程就是一个收集社会问题然后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的过程，很少考虑 其它 利益主体的意见。这种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与之前单位制下应对社会需求的 方法 没有本质区别，是一种行政化路径依赖的结果。
(三)社会管理依赖“中介组织”：单位抑或网格
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单位的角色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国家如果直接面向个人提供和分配资源，会造成行政成本高、执行效率低，所以国家通过单位来实现资源的分配，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其实是依赖单位进行社会管理的。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对于资源的垄断，个人也只能依附于单位才能从国家那里得到较良好的社会资源，形成了一种双重的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个人依附单位，单位依附国家，反过来讲，国家庇护单位，单位庇护个人，于是，单位就充当了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中介组织。而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再也不可能去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个人也无需一定通过单位才能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于是这种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也就解体了。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国家对于社会的管控力的下降，整个社会的失范行为增多。这时候国家就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来增强对社会状况的了解程度，进一步增强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网格也充当了一个中介组织的作用，既要向政府部门反映社会的问题，也要帮助公民个人解决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四)社会管理的目的：社会控制导向重于社会发展导向
“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力量保证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确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8]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采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都可以实现社会控制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目标。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单位包办和控制一切的手段把个人牢牢地与单位连接在一起，单位成为个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依托，个人必须通过单位才能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这样一来，社会控制就实现了，国家可以通过单位来控制个人，进而控制社会秩序。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也是同样的目的，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把每一个公民个人都框到一个网格当中去，由网格员来负责向政府反映网格内民众的意见和问题，然后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协调处理社会问题，进而通过社会问题的解决来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简而言之，不管是单位制还是网格化的管理模式，社会控制的意味在其中都体现得较为明显，都强调运用行政的力量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单位制和网格化则是两种维持稳定社会秩序的管理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强调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和活力，推动社会本身的良性发展并不是这两种管理模式的主要目标。
四、超越单位制：网络化治理的生发
(一)网络化治理应运而生
网格化社会管理方式有一些单位制社会管理模式的基因，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网格化社会管理就一点优点也没有，是一种应该被抛弃的社会管理模式。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政府内部横向的部门区隔，构建了一个统筹协调政府各部门，让它们联合起来去解决某一个问题的协调机制，提高了政府部门处理社会事务的效率。但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协调和联合还是很难达到社会事务的良性治理，因为政府虽然强大却并不具有完全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的事务单靠社会中的某一组织――政府去处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更好地处理社会事务，实现优良的社会秩序，必须依靠各个社会组成部分的协调和联合，于是，“网络化治理”便应运而生了。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合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 提出了 “网络化治理”的概念。网络化治理是“管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供应商网络的政府管理”，当“政府横向联合并纵向推行服务的时候”，[9]政府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的供应服务问题。 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将各种复杂的问题组合在一起，然后将需要提供的服务安排给各个组织，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广泛的、互相连接的、以顾客为导向的网状服务网络。“网络化管理主要表现是高程度的公私合作， 又意味着政府有效地管理公私合作网络。 网络化治理针对的是公共治理，除了传统的层级治理外， 还必须依靠各种合作伙伴建立起横向的行动线。”[9]
(二)网络化治理对于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补构和超越
1.治理主体的转变：从单主体到多主体。现在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主张政府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收集社会信息然后加以整合分配到各个职能部门，治理的主体依然局限在政府这个单一的主体。而网络化治理的模式则认识到了在现代社会只依靠政府这个单一主体是不够的，任何单一主体都不具备独力建立良善社会的资源和能力，每个治理主体都只在自己特定的领域内有比较优势。所以，社会的良好治理一定是各个治理主体“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的结果。具体来说，治理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等四种不同类型的主体。政府只是治理网络中的一个中心和节点，并不负有处理所有社会事务的无限责任。
2.治理工具的运用：从强力管控到平等沟通。现在所实施的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把每个人公民个体都框到一个网格中去，由这个网格来收集和处理问题，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管控式的。这种管控式的手段在现代社会的效用必然会呈现递减的趋势。而网络化治理则减少了这种管控手段的使用，着重采用沟通协商的手段来达成意见的整合。而且政府在其中依然需要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政府作为在政策网络中具有‘驾驭’能力的主体，灵活地运用各种治理工具，影响和协调其他主体的行为，发挥‘领航’的作用，实现对目标群体行为的改变，达到预期目的。”[10]
3.治理流程的再造：从单向度推进到螺旋式上升。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治理的流程主要是单向度推进的，网格员反映情况，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网络化治理则实现了政府的流程再造，“以业务过程为中心，摆脱传统组织分工理论的束缚，提倡公民导向、组织变通、向基层授权及正确地运用信息技术，达到适应快速变动的环境的目的，以期政府组织绩效的显著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组织结构的优化。”[11]可见，网络化治理的流程不是单线的，而是实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双向互动，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运行过程。
结论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把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到了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民情的反映和部门的协同。但是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依然具有强烈的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基因，期望再次把公民个人固定到一个个政府划定的网格之中，由网格员来反馈网格内的问题，再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归口和解决。但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再能够垄断控制一切资源，所以要想通过网格化的手段再次实现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维护良好的社会管理已经变得非常艰难。所以，超越这种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思维，采取网络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成为社会管理模式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这种主张多元、协同、互动的新型治理模式必将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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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人类多元化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作者所说：“工业化、都市化、人口流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是推动社会学产生的直接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作者说社会学是在18、19世纪西方的两次大革命后产生的；如果往上推，社会学是从启蒙运动后人类思想的转变而产生的革命而带来的。而启蒙运动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脱离神本（把圣经抛弃）而寻求人本（犯罪后的理性之光）。所以；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产物。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在发展中或发展后的问题，而试图以研究的结果来找到解决的方法。但事与愿违，社会学常常能找出问题却找不到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有时看似解决了，却只是短暂的表面上的治标不治本。因为社会学到底还是以人为本，是从人的角度去了解世界上的问题。我们有信仰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根本就是在于人是有罪的人，且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所以，我认为社会学只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社会学是发现提出问题，而神学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者说“社会学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这我不全赞同。社会学的确是认识社会的有效工具，却不是改造社会改变社会的有效工具。因为还没有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因为社会学而带来的，我们也没有看见世界上有这样绝对的例证。社会学只能让我们更认识社会的现象，不能让我们改造社会。从神学、历史学与伦理学来看，宗教才是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主要动力来源。社会学不外乎是研究关于人的问题和与人有关联的一切事物，社会学是离不开人的没有人就不会存在有社会学。而人是有人性的、宗教性的、是唯一有上帝形象的被造者，在社会学里社会学只把人当做高等的动物来研究，所以它只能研究人一切外在的表现与问题；却不知其本质的来源、过程中的意义与终极的结局。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根本不懂何谓人，也更不能经过研究找出方法使人活得有永恒的意义与价值，也就不能让社会有一个真正良性的运行和协调的发展。社会学即不懂人，就更不懂人是有罪性的；而一切的社会问题都是从人性中的罪出来的，那它就更不懂了。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从本质来说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这样说来社会学对于解决社会本质问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说社会学只能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有效工具而不是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宗教信仰才是，在众宗教中如果要深入研究就只有基督教才能改造甚至改变社会。这不是神话或纸上谈兵，这是在史可考的；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科学、现代文明都是可以站出来做证的。那么说社会学不是完全无用了吗？不是的，社会学有其本身的价值。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社会学是可以发现社会问题的，也是可以使人们更清楚认识社会的，它更是能帮助国家决策层、机构、教会；更好地了解当地社会的各个领域的不同情况，从而能更好地做完美的计划与决策来帮助社会。虽然说社会学是人文科学，对信仰本身无多大助益。但是对于教会事工却有很大的帮助，是教会了解社会需要的有效工具。所以社会学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能以神学为根基去了解、解决社会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将是对社会很大的益处，也是教会在社会中的贡献与见证。
创作思路：
确定中心，写出深意。我们要着于挖掘所写事件中含有的生活哲理或找出它闪光的地方，反复思考，确定文章的中心思想。即善于从普通的小事中写出深意来。
文章的六要素要交代清楚。一件事情的发生，离不开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这六方面，即常说的“六要素”，只有交代清楚这几方面，才能使读者对所叙述的事，有个清楚、全面地了解。
范文如下：
近2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日新月异，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政治发展的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形势扑朔迷离，国际热点此起彼伏，大国关系不断调整。
人们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关系变革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研究也越来越多而且深入，取得许多研究成果。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为了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两课＂课程实际相结合、与当代大学生实际相结合、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与当今世界实际相结合，我们编写了这本教材，以适应大学生＂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教学的需要。
作者严格遵照修订说明，认真贯彻落实xx大精神，对疏漏不妥之处进行了认真修订，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对外战略的调整，补充了大量新的观点、材料和内容，使之更加符合教学基本要求，更加适用于教学实际。修订过程中，全体编者进行了多次讨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因此，第三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自身的利益。但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和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日趋增加，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例如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成为中国和许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许多国家签订了《京都议定书》，限制本国二氧化碳排放，尽管这会增加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毕竟保护大气环境，防止地球变暖，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因此，追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并未颠覆国家利益之上的原则。
而恰恰是这一原则在当代条件下的具体体现。维护共同利益本身就是维护自身利益。争取自身利益不是为所欲为，要尊重别国利益。随着国际社会的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契合度将进一步提高。
你可以去看看（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自己去找下这类的资料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促进物业管理发展 营造美好家园 随着城市的改扩建进一步加快，成片的新建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为我市竖起了一道亮丽的景观，但如何管理好这些小区，不至于一年新、二年旧、三年破，值得大家深思并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吉安晚报推出的《加强物业管理 共建和谐家园》专栏，就是针对我市目前物业管理行业和住宅小区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业主和物业企业搭建一个全方位的沟通平台，更好地协调和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努力营造和谐文明的美好家园，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效益同步增长。物业管理作为小区管理的一种好的形式，它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他包揽了小区的多种管理和服务，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涉及小区管理职责的一个社会总代管，不仅解决了小区的后顾之忧，让业主实现了安居的梦想，而且能营造一个又一个和谐的小环境，对建设和谐平安吉安、创建“三城”活动都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目前情况看，凡值得参观、学习的小区，规划和建设的档次都比较高，都有完善配套的软硬件设施和良好的物业管理，开发企业和物业企业都舍得投入，希望打造精品小区。但由于，我市物业企业基础较差，物业行业发展较慢，城区老的住宅小区难以普遍推行物业管理，新建住宅小区有的在规划和建设中也忽视物业管理必要的设施要求，因此，城区物业管理覆盖率还不高，已管的小区也因客观、主观等原因，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收费难、收费标准低，导致物业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寅吃卯粮，长此下去将难以为继，脏乱的小区可能随时出现。可是住宅小区作为城市的一个基本单元，管理的好不好，能直接反映出城市的文明卫生状况，小区搞不好，城市的脏乱差就解决不了，而在一个脏乱差的环境中是造就不出高素质的文明市民，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就会在此滋生蔓延。 通过这次专栏节目，广泛宣传物业管理政策法规，引导人们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明确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让业主克服买了房子就买了一切，只要服务不想交费，或是交了有限的费用享受无限服务的行为；让企业克服把物业管理看成一种权力，重管理轻服务，多收费少服务的现象。其实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有矛盾实属正常，关键是求大同存小异，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搞好小区管理。所以要求企业不断自我完善，提供规范而又满意的服务；业主树立住房消费意识，主动配合物业服务；加强沟通联系，时常换位思考，不断密切关系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监督，这样我市的物业管理行业就能健康稳步的发展。西苑小区物业服务处 涂2010.
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提高到2001年的％，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关于城市轨道交通概论论文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城市轨道交通概论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摘要] 随着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交通拥挤正迅速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从城市交通的现状出发，阐述轨道交通的特点，讨论城市建设中轨道交通系统在环保、快捷、安全等方面的巨大优势。
[关键词] 轨道交通 地铁 轻轨 可持续发展
现代城市交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进步，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交通消费需求，促进了城市的繁荣，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道路拥挤、事故频发、大气及噪声污染、能源紧张等问题也相应而来。由于现代城市居民的出行和人口流动，在一天的高峰时间里，客流高度集中、流向大致相同的现象很普遍，而仅仅依靠车辆运输已很难适应现代客运交通的需要，尤其是在大城市和一些迅速崛起的中等城市。
国外大城市交通发展的经验也证明，单靠路面交通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我国高度密集的城市居住人口和有限的道路空间资源，决定了我国要优先发展“人均占用道路空间资源最少、能耗和污染最低”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重点发展以快速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新体系势在必行。
一、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特点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地下铁道、轻轨）属于集多种、多专业于一身的复杂系统。近百年来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采用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作为公共交通的骨干网络，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1、城市轨道交通提供了大容量运输服务的方式
城市轨道交通提供了资源集约利用、环保舒适、安全快捷的大容量运输服务方式，它与城市其他交通工具互不干扰，具有强大的运输能力、较高的服务水平、显著的资源环境效益，是解决特大型城市交通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2、轨道交通集约化的交通方式
轨道交通不仅提供高效、优质的公交出行服务，而且是一种集约化的交通方式，节约能源和土地资源。大城市机动化进程加快，简单的阔路增车方法已无法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公交专用道的潜在利用能力毕竟有限，个体分散交通对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低下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央商业区土地资源可提供的地面交通供给正逐渐耗尽，利用开发宝贵的地下空间资源，提供新的交通供给，以缓解地面空间资源紧张状况，支持城市的持续发展。
3、城市轨道交通是巨大的综合性复杂系统
（1）建设规模大，一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线网一般有百余千米至数百千米。
（2）技术要求高，几乎涉及到现代土木工程、机电设备工程所用高新技术领域。
（3）项目投资大，每千米造价达3—4亿元。
（4）建设周期长，单线建设周期要4—5年，线网建设一般要30—50年。
（5）参与单位多，有成百上千家。
（6）信息海量。建设、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量很大，处理工作非常繁重。
（7）系统复杂，要考虑轨道交通与其它交通方式、城市发展的关系，考虑轨道交通线网布局、建设次序、资源共享的关系，考虑到轨道交通工程策划、建设、运营、资源利用的关系等。
二、快速轨道交通和其他交通方式比较的优势
目前，中国城市交通需求正在持续增长，而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将对未来的城市交通需求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刺激作用，从而导致环境污染恶化和土地消耗增加以及城市交通阻塞。
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安全、高效、清洁、经济的城市交通运输系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安全、方便、舒适、快捷、低价的公共交通服务；城市环境的改善需要有利于环境改善的交通政策。因此，城市交通发展目标必须与城市社会的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
以轨道交通为基础的运输系统与其竞争的模式相比具有较大技术优势：较大的`运量，有效的土地利用，每人公里较低的能量消耗和环境污染。环境是现代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由于城市轨道交通一般采用电力牵引和大运量、集中化运输方。因此，每运送一位乘客所产生的污染大大低于其他交通方式。
此外，轨道交通的发展轴作用可引导城市形态的变化，有助于实现商贸的聚集效益。它是特大城市及其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轨道交通系统与交通方式比较的优势
（1）改善城市环境。用轨道交通替代公共电汽车成为大众通勤工具的首选，由于减少在市中心运行的轿车和公交汽车的数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城区汽车尾气的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国外研究表明，轨道交通单位运输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小汽车的10%和公共汽车的25%；
（2）大大地缓解交通拥挤。轨道交通还是一种运量大的交通工具，国外许多大城市轨道交通承担的客运量占全部客运量的―半甚至80%以上。地铁每小时单向运送能力为3～6万人次，轻轨为2～2、5万人次，而公共电汽车为2 000～5000人次。
（3）提高了交通的安全性，轨道交通的安全性要比轿车和公交汽车的安全性高出若干倍；
（4）方便快捷的轨道交通系统，将提高市民的流动性和机动性；
（5）交通可达性的改善必然使沿线城市地价上涨，提高沿线物业及房地产开发价值；
（6）带动轨道交通沿线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区的开发。由于轨道交通可以为中长距离的通勤问题提供快速和低成本的工具，因而，城区居民将沿轨道线向城郊扩散；
（7）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运营与维护，将拉动内需，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8）轨道交通的发展轴作用有助于实现商贸的聚集效应，使城市形态发生变化，资源分配降更加趋向合理化，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总之，通过对轨道交通与其他几种常见的出行方式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快速轨道交通相对于公共汽车、私人汽车、自行车等大众交通工具而言，具有运量大、低污染、低噪音、低能耗、高速度、低成本、占地少、舒适、全天候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其他交通方式无法替代的。在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我们应当构筑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一体化综合城市运输体系，才能解决城市的交通拥挤问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四、轨道交通系统给一个城市或地区所带来的利益
由于轨道交通系统快捷、准时、舒适，乘客将更加愿意乘坐，并将吸引原先乘用轿车和自行车以及步行者，从而提高客运量。尤其如能争取乘坐私家车的乘客，将可缓解道路交通给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如噪音、废气的排放和道路用地等，提高道路安全性，在不损害人员流动的情况下有助于减少市中心的交通压力。
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对于提升城市结构，解决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经济与社会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城市轨道交通管理论文
城市轨道交通为采用轨道结构进行承重和导向的车辆运输系统，依据城市交通总体规划的要求，设置全封闭或部分封闭的专用轨道线路，以列车或单车形式，运送相当规模客流量的公共交通方式。以下是我精心准备的城市轨道交通管理论文，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哦！
摘要： 作为大众重要的交通工具，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因其发展历史较短，经验不足，在安全管理中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对城市轨道交通管理工作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如何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现代安全管理。
关键词： 轨道；交通；安全；体系
1、轨道交通管理工作急需改进
从安全管理组织机构看，我国各城市轨道交通基本上设立三级安全管理模式，即总部(地铁公司)设安全委员会，车务、车辆、维修等部门设安全领导小组，各车间(室)设安全员。总部范围内建立包括总部领导、部门领导、车间领导、安全监察员和兼职安全员在内的安全管理网络。其中安全委员会是安全管理的最高领导机构，安全监察室为其常设办公室，车务、车辆、维修三大生产部门设有专职安全监察员。
尽管实行了三级安全管理，然而各类事故仍频频发生。从对事故的分类统计看，1999年和2000年上海轨道交通发生的一般性事故与险性事故的比例为5：4。一般性事故多是由于乘客没有遵守安全乘车规则造成，而险性事故多是由于工作人员职责疏忽引发的。这说明安全管理工作仍存在不少漏洞。
把轨道交通作为一个大系统进行分析，可把人、设备、环境3个因素作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管理缺陷是造成事故的间接原因。这4种因素和事故发生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借助事故树中的条件或门，运用布尔代数原理可写出如下公式:
T=X1(X2+X3+X4)=X1X2+X1X3+X1X4
式中，T――事故;
X1――事故的管理原因;
X2――事故的人为原因;
X3――事故的设备原因;
X4――事故的环境原因。
由上述公式看出:事故发生的原因可归结到管理、人为、设备和环境四大因素。这四大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因素运行不良，都会引起事故发生。而管理因素随时随地制约着其他3种因素，管理原因或管理原因与上述任何一种原因结合都会引起事故的发生。换句话说，只要管理上存在着缺陷不善、混乱或失误，就会直接导致事故发生或导致人的不安全行为、设备的不安全状态和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存在，进而引发事故，可见管理缺陷是诱发事故的关键原因。
2、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因其发展历史较短，经验不足的现实，在建设和运营管理中留下了以下几个方面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安全隐患:
城市轨道交通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理顺
城市轨道交通要从前期论证、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抓好安全管理工作。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在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各个环节上相互脱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理顺。
相关的安全管理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地铁安全管理法规，是实现地铁建设、运营和管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也是实现地铁安全、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建设部已于去年制订颁发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但仅此是不够的，地铁运营安全管理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相关的安全标准规范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地铁行业安全标准的建立，对规范企业的安全运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立地铁行业安全标准，既要考虑地铁行业可能达到的水平，更要充分考虑乘客和社会各界的期望值和认可度。如何制定统一的安全标准，确定事故分类、事故等级及其划分办法，进而形成完整的安全标准体系，这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没有形成一种全民的安全意识
地铁运营安全直接关系到乘客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要实现地铁运营安全有序，在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基础上，必须对广大乘客进行宜传教育，要大力向乘客宜传并督促其遵守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制度，提高全民的安全防范意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在形成全面的安全意识方面尚有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地铁事故应急预案不够细化与缺乏演练
由于地铁运营环境的特点使得事故发生时危险性和紧迫性较高，因此对地铁事故的处理，预先制定各种预案并进行事故应急处理和模拟演练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新建成的地铁线路，在投人试运营期间更应该进行起复、救援、抢修、抢险、消防、突发事件等不同类型的演练。目前大多数地铁公司都制定了一些应急预案，但突出的问题在于既不够细化又缺乏定期演练。
3、基于安全信息系统的安全信息管理体系
建立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安全信息管理机制，同时还要有完善的安全信息管理体系作为前端支持系统。因此，在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之初，就应充分考虑到其引起的一些组织机构、管理程序、信息加工处理方式的变化。
安全信息系统是安全管理组织的神经中枢，信息中心是安全管理活动的大脑，负责安全信息的响应和动作，指挥、协调人员和部门间的相互关系并统一进程。构造目标信息流图如图1所示:为安全信息获取阶段，为安全信息处理阶段，为安全信息利用和执行反馈阶段，要使该体系真正有效的运作，必须强化安全信息采集系统和建立有效的安全信息响应保证体系。
强化安全信息采集
避免安全信息获取时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是确保安全信息收集准确、及时的前提条件。安全信息的采集包括采集内容和采集渠道。采集安全信息应注意以下几点:
(1)推行消除隐患的全过程管理。全过程管理的核心是强调对事故隐患进行跟踪管理，以对隐患的发现、登记、整改等实行全过程管理，并将之传送到安全信息中心。对设备实施定期检查制度，其检查过程中的安全信息应传递到信息中心，将所得信息纳入信息系统备案待查，以指导生产现场正常运行，整理分析出重要隐患，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
(2)建立、落实安全信息采集制度。对安全信息的收除以组织上保证外，更重要的是要给以制度上的保证，需制定一系列信息运行办法、管理制度、奖惩方案，使每个安全员明确其责任、权力和义务。
(3)建立立体的安全信息获取网络渠道。为了使安全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处理、存储等有制度保证，应建立严密的纵横交织的安全信息网。纵向安全信息网是指由企业决策层、职能部门、作业班组组成的多级安全信息网，并建立与之配套的各级安全人员责任制，层层落实安全信息的收、发、送工作。横向安全信息网则是由各级与安全生产有关的部门、生产单位等组成的安全信息网，依据所规定的义务和程序及时将有关的安全信息送到安全信息中心。
建立有效的安全信息响应保证体系
信息系统对静态安全信息应能实现“一次存储、定期更新、随时备查”，对动态安全信息应能跟踪、维护、及时响应。动态安全信息响应系统是一个以微观控制为主的前馈系统。事故和各环节的不安全因素由众多的安全员将信息传递到信息中心，信息中心的信息管理员将传递来的安全信息进行归类整理、分析、筛选，然后由安全信息主管提供信息支持，由安全工程师提供技术支持，由安全技术部门协调资源配置，通过定方案、定日期、定负责人，共同制定整改决策方案，提出对生产系统隐患控制的有效措施。结果及检查人、验收情况都要及时反馈到信息中心。整个过程都要求有完整的文件和记录，并由安全信息中心及时备案、存档和更新，以便动态跟踪。其流程图如图2所示。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在融入我们生活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安全隐患。我们要把维护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放在心上，从技术和管理方面做好工作，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做好应急措施，将事故发生概率和事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田威毅．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对策探讨．财经与管理，2009．
[2]谢正光．北京市地铁运营安全管理[R]北京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研讨会.2007.
车站规模设计的因素有：车站设计规模应根据远期乘车客流高峰预测客流集散谨袜宽量和车站行车管理、设备用房的需要来确定。要与站厅、站台、出祥亮入口通道、楼扶梯以及售检票等部位的通过能力相匹配，同时满足事故发好饥生时乘客紧急疏散的需要，超高峰系数根据车站规模及周边用地情况所决定的客流性质不同分别取。车站的分类：根据车站所担负的任务和在国家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车站分为六个等级：特等站、一等站、二等站、三等站、四等站和五等站。车站按其技术作业的不同分为中间站、区段站和编组站。车站按其业务性质的不同分为客运站、货运站和客货运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