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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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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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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结构 现在通行的《儒林外史》共有56回。对于它的结构,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总体上看来, 整部书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回环式结构。 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可以看做是总纲,点明主题和创作意图;第56回则借“幽榜”回应“楔子”,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从第二回到第五十五回是书的主体部分 ,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从明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一百年间几代士人风格迥异的命运遭际。这一部分与其他长篇小说不同,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往往一回或者几回描写一个人物, 人物与人物之间互为引子,像串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形式。 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三十回,主要描写科举制度“贯索”下的文人图谱 ,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贡生、严监生)、二娄以及蘧公孙、鲁编修、马二先生、匡超人、牛浦郎等人为代表,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对于“功名富贵”的痴迷和无聊名士攀附权贵、附庸风雅的无耻行径。 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主要写作者设想的理想人物。作者着重写了三个中心:修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围绕这三个中心,塑造了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等真儒名贤的形象。 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止,描写那帮维持文运的“星君”消散之后,剩下的只是一派荒凉和寂寥,社会风气更加恶劣,一代不如一代。 惟有几个市井奇人,勉力维持,也只能算是前贤余音罢了。 (选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选自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儒林外史》中人物形象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 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 。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 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二先生、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 ,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 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 ,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五、小说的讽刺艺术  一、对比讽刺 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进行讽刺可以说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中最显著的表现,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范进了。 运用夸张进行讽刺 细节描写 细节描写有助于加强形象的生动性,使形象更为丰满,让读者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真实性,同时还可以从细节中获得强烈的讽刺效果。 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直指这些人物的 市侩本质,唯利是图 ,也是将讽刺诠释的恰到好处。 以乐衬哀的讽刺手法 吴敬梓善于在极富喜感的情节里赋予一些负面的情绪,给读者展示出生活的原貌,从喜中感受到悲的因素。在《儒林外史》这部小说里,作者所设计的喜剧人物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悲剧性,从而加深悲剧意识,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在他的笔下展示的人物,可笑的地方就是其最可悲的地方。

儒林外史研究典范论文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讽刺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也有人认为是吴敬梓最后所作),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作者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小说成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也使作者吴敬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 儒林外史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 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在剔除后人窜入的部分以后,上述面貌就很清楚);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在把《儒林外史》称为“讽刺杰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写实性。以前的小说中,像《金瓶梅》也有讽刺的妙笔,某些不动声色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手段也为《儒林外史》所继承,但从全书来看,它仍有不少夸张和漫画式的成分。《儒林外史》则不同,它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指出了小说以写实为讽刺之根基所形成的警醒人心的力量。 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有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但这类人物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他所讽刺的对象一味当作所谓“丑类”来描绘。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

儒林外史论文范文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作者吴敬梓。吴敬梓出生在康乾盛世的官宦人家,世代为地方旺族,家世显赫,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以下是我整理的儒林外史 读后感 500字 范文 5篇,欢迎阅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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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读后感1

在一篇篇辛辣的讽刺话语中,我仿佛看到了旧时被科举毒害的怀才不遇的人们对封建顽固礼教的不满、愤怒的呐喊。

《儒林外史》,中的周进令我印象很深。刚出场时,周进已经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在汶上县做了三年西席,学生顾小舍人都进学成了秀才,他再无资格继续教下去,沦落到薛家集观音庵私塾中来坐馆糊口,饱受秀才梅玖和举人王进的嘲弄和冷遇。不久,他被生活所迫替一群商人当账房,路过贡院,触景生情。大半生追求功名利禄却求之不得与所受过的夹杂着悲愤的心情一下子全部发泄出来,化作一厢老泪纵横,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读到这里,我不禁心感酸楚,周进只是一个代表,世上曾经有多少人被封建礼教毒害,又有多少人去钻令人费解的深奥古经而耽误青春,使得人性荡然无存,尊富鄙贫,社会不得安宁!

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可见他已深陷科举毒害中,不得自拔。这是一种社会“浓厚”的风气。

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如果说从前沉沦落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他节节高升的仕途更加显现出世态丑陋,这是对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的批判。

周进用钱买来了监生,读一个叫范进的老童生的文章。因为无事可做,便多读了几遍,这才领悟到文章玄机多,变化妙,加上遭遇与自己甚是相似,马上产生共鸣。从字里行间也体现出对考场监生的讽刺:他们囫囵吞枣,漫不经心,不识人才。

其实,从辛辣的讽刺中,我还读到了欣慰的一点,就是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危害,并且想要革命去改变现状,这是思想的升华。

儒林外史读后感2

《儒林外史》乃清代文人吴敬梓所作,以“讽刺”为主感,表现,反映了明清两代儒生的功名生活,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制度下,文人的心理观念的腐朽及科举,礼教和事态。至今仍十分具有警世好处。

既然写读后感,就必写作者经历,以之结合,才可感而写。作者吴敬梓,一个厌恶世俗,愤度全伦的清代文人,身在官场的他,更是看透了不知多少沉浮,多少纠葛,也由此着作了《儒林外史》,此书以 故事 的形式,塑造鲜活人物,其故事人物的刻画代表了作者对封建事态的必须看法。鲁迅先生曾评价此书表述的委婉,犀利却直白,不失为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可见此书的成功。

读儒史,让我看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顽固不化,吃人,害人。但更多的是让我思考此刻的中国。此刻的中国早不是如以前一般;此刻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高举列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本的国家;此刻的中国更是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为实现“中国梦”而发奋,这令我们中华儿女感到无比骄傲。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总还是有一些绊脚石,例如:贪污之风不减,法律体制尚未较为完善,诸多政府机构缺乏监察,环境恶化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耐心,细致,认真解决的问题。

“趁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尽己之力,为建设强大,民主,美丽的中国作出贡献。

重复的机构,剩余的机构只会浪费钱和造成。

有人总是担心这样会不会造成社会动荡,事实上社会的稳定在于还政于民,基层稳定了,还有动荡么?

儒林外史读后感3

这个学期,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它是作家吴敬梓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里吴敬梓用讽刺的手法,描写了封建社会读书人对功名的追求,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书中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十分的生动。有爱才如命的严监生;有苦读诗书的鲍文玺;有打秋风的张乡绅……而我印象最深的是爱才如命的严监生。

严监生是一个家财万贯,田地、房产、仆人众多的财主,却格外的“节约”。家里一斤肉都舍不得买,有时候家中的孩子实在忍不住了就拿一两钱买熟肉来给孩子解馋,生病了也舍不得抓药,还经常克扣仆人的工资……书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临死前的严监生》,记叙了严监生临终前因灯盏点了两茎灯草,伸着两根指头不断气,直到赵氏挑掉了一茎,才一命呜呼的故事刻画了爱财胜过生命的守财奴的形象。相信大家都看不惯这样爱财如命的人。

像严监生舍不得点两茎灯草的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没有吗?当然有。如我们不会在一间房子里同时打开两盏灯,因为一盏就够亮的了,又何必多开一盏呢?只是我们现代人将这样的行为称为节约。

其实在我看来,严监生的“勤俭节约”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经常到外面去吃大餐,吃不完的也不打包。这本就是一个浪费。现在的小孩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都会给他们买很多,很贵的玩具,衣服也都是买名牌的,而且穿几次就不要了……这多浪费啊!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要辛苦挣,所以我们应该节约点,把钱花在该花的地,但节约并不等于吝啬。

严监生的爱财如命固然可恨,但他的“节约”值得我学习。

儒林外史读后感4

余尝读吴文木之《儒林外史》,其书儒者之种.种,光怪陆离,众生百态,不一而足,或吝啬,或迂腐,或势利,或恬淡,或浑雅,比比皆是也。

吝啬者如严监生之属,迂腐者如马纯上之类,势利者则五河县人之流也,恬淡者如庄征君,浑雅者如虞博士,文木老人皆述之以笔,其历历者如在目矣。

另有如五十五回述盖宽及其邻翁于雨花台绝顶望江上舟船之往来,红日之西坠者,愚窃以为殆有谓也:其述江船之逡巡者,非谓时人之去而后人之来,寓述往追来之意者乎?而落日之谓非喻礼乐文章之颓废也欤?噫吁兮,聊聊数笔而一至如是之思者,此所谓文木之高妙也。

夫难平者事也,无尽者欲也,而皆出于人,是知世间善恶,皆自人出。夫人者无有穷而欲者无有尽,功名富贵,朝夕挂念,焉之此虚妄之物终为无益也?徒费尽心情,误尽流光,莫如啸傲林泉,梅妻鹤子,快然自足,极娱游于终日也。

且夫古之君子,温文尔雅,雍容敦厚,以正其身而推及人,行不言之教,助礼乐之闻,岂如文中之类,礼乐不行,教化不兴,惟知皓首穷经以为仕途,及仕则未知何谓仁义也,无论唐诗宋词文章辞赋也,而尽日所见惟黄白之物,所闻皆为官之道也。是以有泰伯祠群贤毕至,以复旧时礼乐之教化者,实文木之喟叹也。由是知之,八股之为害甚矣!

呜呼,圣道之不传也久矣,礼乐之不兴也亦久矣,而世人愚昧,不解名利之属终为虚妄,日追夜逐,靡有朝矣!夫庸知濯足沧浪,醉舞明月,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之乐也欤?余既怅然,故虽有不才而敢不竭鄙诚以为此文者哉?

儒林外史读后感5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作者吴敬梓。吴敬梓出生在康乾盛世的官宦人家,世代为地方旺族,家世显赫,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于:第一,突破传统说书体小说的叙事模式,进入文人书面化创作;第二,通过独特、鲜明的讽刺艺术成就反讽艺术的巅峰之作;第三,创造了新的小说结构形式——以思想贯穿的连环短篇结构。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讽刺艺术达到最高峰的一部巨著,也是一面封建社会的照妖镜。它通过对封建文人、官僚豪绅、市井无赖等各类人物的真实生动的描写,并涉及当时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社会风气等,让人深刻地认识当时的封建社会。

说到读史,有必要 说说 读史的境界,在此借用佛教中的三种境界:“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读史的境界或许会因人而异,但大概不会偏离这三层意思:第一层境界是只看到历史的表象,“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第二层境界是能透过历史表象看到当时社会的本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层境界是通过对历史的了解从而提炼出能为当今社会所用的意识并运用于当今社会,“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闲斋老人说《儒林外史》“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此仅为读《儒林外史》的第一层境界;透过《儒林外史》深刻认识当时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以理学统治思想等 方法 来对付知识分子,其中,尤以科举制为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统治者的玩偶、学而无用的市侩,此为读《儒林外史》的第二层境界;《儒林外史》中反映的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客观现实,但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看不清当时的社会现实,则纯属当时人们的主观意识问题,吴敬梓是“世人皆醉我独醒”,他深切期盼能唤醒世人,或者说得更伟大些,他想医治社会、拯救世人。如果这当真是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的目的的话,则他的思想意识很值得当今社会有责任心的人所借用,此当为读《儒林外史》的第三层境界的首要内容。当今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应当如吴敬梓那般,用明晰的眼光和准确的判断力,认识社会、认识事物,准确表现和揭露社会,了解社会和事物的本质,掌握社会和事物发展的规律,分清是非,引人爱俗、乐俗,或者因为忧世伤俗,奋而医世救俗,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切不可以一己私利的眼光看待社会、看待事物,愤世嫉俗,蛊惑他人弃俗、反俗,让人误入歧途,更不可以扰乱社会谋取个人私利为目的做出反人民、危害人民,反社会、危害社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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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小说中吴敬梓先生,都用非常鲜明的讽刺手法,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统治,以及八股取士制度的腐朽。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关于《儒林外史》 读后感 800字6篇,欢迎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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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1

我最早接触《儒林外史》还是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吴敬梓先生是我们家乡人,我小时候就经常听到老师们说过《儒林外史》是一本很具有时代意义的书,并且建议我们去读它。但是小时候太小了,有许多还不能够理解,所以我长大了之后就开始读它。

在整个小说中吴敬梓先生,都用非常鲜明的讽刺手法,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统治,以及八股取士制度的腐朽。同时吴敬梓先生的语言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采用了许多全椒地方方言。

当我读了他的书,我才发现原来他所写的东西,全部都来源于他的生活中。书中最为典型的是周进和范进两个人物,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物。

周进,想要考取功名,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于是他就跟着商人,替他们管账,相当于一个账房先生。有一次,他经过考场,突然想到自己平生的遭遇,就嚎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他的朋友看见了,实在于心不忍,替他捐了一个官。范进,一个考到胡子花白都没有考取功名的一个读书人。常常受到自己岳父胡屠夫的白眼。一次偶然,周进看见范进这么大年纪还在考场里考试,就问他的原因,范进和他说出了自己的遭遇,周进听了之后,觉得两人的经历遭遇十分相同,于是非常同情他。

周进作为主考官,在审阅范进的试卷时,特别关注了他,周进第一次读范进的文章,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才华,但是又想到了两个人相遇非常相似的身世,于是就看了第二遍,看第二遍之后,他觉得他写的还不错,于是就看了第三遍,第三遍之后,他拍手叫好,说范进写的太好了。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范进的确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可是之前的考官却没有发现他有才华,这就说明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的统治和官僚机制的腐败。

在这个小说中,我看到了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

我觉得《儒林外史》想要表达的就是:不要过于重视钱财这些身外物,不一味追求名利富贵,要放开自我,追求思想自由。虽没有人仗着学识换来的权势蛮横乡里,不要卖弄自己的知识换取财富。周恩来曾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学习不该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祖国将来的繁荣富强。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2

初识《儒林外史》是在看京剧《范进中举》之后。看完之后不觉惊异于作者的独具匠心,却没有领略导作者的真正用心,直到翻开《儒林外史》浏览了整个 故事 之后。

《范进中举》讲的是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终于考上举人,欢喜至疯,最后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故事。非常简单的故事,但纵观全文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举从范进身上来看是好事,苦考了三十四年终于出头,从他发疯来看足以看出那时的读书人对功名痴情一片。但他们的痴情并不是为了道德理论上的治国之经,而是纯粹的个人升官发财。范进是千万得中读书人的代表之一,封建政府用他们的荣华为不得中的读书人做榜样,加深科举对他们的毒害。

中举对胡屠户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对范进中举前要打要骂由着性子来,一旦中举后,因范进发疯让他打范进一巴掌,他却说:“(范进)虽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如此便把一个势利小人的嘴脸清晰的勾画了出来,胡屠户就是那些满脑子也是功名,中了科举余毒的市井小人的化身。

还有那些乡绅,都在第一时间忙不迭的为范进送金送银,正是他们为政府传播科举毒推波助澜。

作书中充斥着讽刺味,辛辣尖刻,这与作者生活背景很有联系。者吴敬梓慷慨好施,被族人看成败家子。他后半生十分潦倒,但是旁人几次三番找他参加科举,他都不应。他的书桌下有八股细绳,每根下都有一个臭虫,一个蚊子,就是“八股臭文”之意。因为贫困无法取暖,他常邀请朋友绕成行走还“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并称其为“暖足”。这样的背景下,无怪乎书中描写如此地耐人寻味了。

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及科举这类的话,也没有了书中迂腐的现象。但是,我们常常看见家中老人为了让下下代的认凌晨排队报课外班,诸多考生因为中考高考日以继夜读书,有些考上的扔书庆贺,有些考不上的跳楼自杀。很多人拿着文凭大吃大喝。不知以后是否还会有一本“儒林次史”来讽刺这个时代的制度。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3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情绪,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能够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能够废寝忘食地读书,能够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到达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正因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一样,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这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4

不久前,我看了《儒林外史》这部书。看完以后,我的感触很深。

《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共有五十六回,是吴敬梓写的。小说的后半部是作者在三十六岁(1736)托病辞去征辟以后陆续写成的。

《儒林外史》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下士大夫的种.种心态,进儿讽刺了士人的丑恶灵魂,深刻揭露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糜烂,不堪救药。吴敬梓以他的生花妙笔,描绘出一幅18世纪中国社会多彩的风格画卷。

吴敬梓在小说中写到的范进,周进、牛布衣、马二先生、匡超人、杜少卿的命运,并非别人的问题,而是他看到了历史的凝滞。正是借助于对科举的内心体验,因此他才极为容易地道破举业至上主义和八服制艺的种.种病态。作者所写的社会俗相,不仅仅是作为一种 文化 心理的思考,同时,更多的是作了宏观性的哲学思辨,是灵魂站立起来之后对还未站起来的灵魂的调侃。因此我们也看到了吴敬梓的小说的一个鲜明特征思想大于性格。

在《儒林外史》第一回写的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

在争名夺利的元朝末年,诸暨县出了一个嵌崎磊落的人,此人七岁时,父亲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母亲做些针线活,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他为了报答母亲,发奋、用功的念书。之后,成了流芳百世的名人。此人便是:王冕。

王冕自幼好学勤奋,但只因家境贫穷,读不起书。他的母亲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儿子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是你父亲早早去世了,我一个寡妇人家,社么都不会。如今年岁不好,柴火又贵。我们只能靠我做些针线活勉强糊口,实在是没钱供你念书啊!如今没办法,只能让你到隔壁去放牛,每月能够赚几钱银子,还有现成饭能够吃,明日你就去吧!”王冕知道家里的难处,便答应了。

第一天,王冕便来到秦家放牛,秦老爷对母子俩十分客气,而且之后十分照顾王冕。这让他们十分感动。

王冕在休学后,并没有放下读书。他经常在有空时拿自己的工钱去书贩那里买两本旧书看看。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5

《范进中举》讲的是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最后考上举人,欢喜至疯,最后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故事。十分简单的故事,但纵观全文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举从范进身上来看是好事,苦考了三十四年最后出头,从他发疯来看足以看出那时的读书人对功名痴情一片,像周进哭号着为秀才名分磕头撞板。但他们的痴情并不是为了道德理论上的治国之经,而是纯粹的个人升官发财。还有范进中举前后判若两人,中举前萎缩地向老丈人低头称事,中举后便有了老爷大人们的官腔。甚至在为母亲守丧时,在打秋风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而他仅仅是中举,不出两个月,什么房产、田地、金银、奴役,不请自来。范进是千万得中读书人的代表之一,封建政府用他们的荣华为不得中的读书人做榜样,加深科举对他们的毒害。

中举对胡屠户来说,也是好处非凡。对范进中举前要打要骂由着性子来,一旦中举后,因范进发疯让他打范进一巴掌,他却说:“(范进)虽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如此便把一个势利小人的嘴脸清晰的勾画了出来,胡屠户就是那些满脑子也是功名,中了科举余毒的市井小人的化身。

还有那些乡绅,都在第一时刻忙不迭的为范进送金送银,正是他们为政府传播科举毒推波助澜。跳出范进的故事,作者详细描述了临死伸着两指头,唯恐两个灯芯废油的严监生和强抢人猪,用云片糕当药讹诈船家的严贡生兄弟俩作为代表。

综上所述的人物,无一不受科举的毒害。事实上不只这些人。还有举着科举饭碗的名士们,还有科场屡屡落败的如看西湖风景都要挤出几句经典的马二先生之类的人。还有佛门弟子,一听胡屠户为女婿范进母亲做法师,屁滚尿流地立刻安排起来。甚至是贾宝玉最最推崇女子亦是如此。鲁小姐受其父影响只认八股文,什么都以八股文马首是瞻,自己终日练习八股,之后正因丈夫对科举毫无兴趣,终日长叹。书中充斥着讽刺味,辛辣尖刻,这与作者生活背景很有联系。

作者吴敬梓慷慨好施,被族人看成败家子。他后半生十分潦倒,但是旁人几次三番找他参加科举,他都不应。他的书桌下有八股细绳,每根下都有一个臭虫,一个蚊子,就是“八股臭文”之意。正因贫困无法取暖,他常邀请朋友绕成行走还“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并称其为“暖足”。这样的背景下,无怪乎书中描述如此地耐人寻味了。

如今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及科举这类的话,也没有了书中迂腐的现象。但是,我们常常看见家中老人为了让下下代的认凌晨排队报课外班,诸多考生正因中考高考日以继夜读书,有些考上的扔书庆贺,有些考不上的跳楼自杀。没有人为了什么“秀才”、“举人”磕头撞板,却有人为“硕士”、“博士”不择手段。很多人拿着文凭大吃大喝。不知以后是否还会有一本“儒林次史”来讽刺这个时代的制度。

《儒林外史》读后感800字6

在一篇篇辛辣的讽刺话语中,我仿佛看到了旧时被科举毒害的怀才不遇的人们对封建顽固礼教的不满、愤怒的呐喊。

《儒林外史》,中的周进令我印象很深。刚出场时,周进已经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在汶上县做了三年西席,学生顾小舍人都进学成了秀才,他再无资格继续教下去,沦落到薛家集观音庵私塾中来坐馆糊口,饱受秀才梅玖和举人王进的嘲弄和冷遇。不久,他被生活所迫替一群商人当账房,飘过贡院,触景生情。大半生追求功名利禄却求之不得与所受过的凌辱夹杂着悲愤的情绪一下子全部发泄出来,化作一厢老泪纵横,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读到那里,我不禁心感酸楚,周进只是一个代表,世上以前有多少人被封建礼教毒害,又有多少人去钻令人费解的深奥古经而耽误青春,使得人性荡然无存,尊富鄙贫,社会不得安宁!

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可见他已深陷科举毒害中,不得自拔。这是一种社会“浓厚”的风气。

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如果说从前沉沦落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他节节高升的仕途更加显现出世态丑陋,这是对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的批判。

周进用钱买来了监生,读一个叫范进的老童生的文章。正因无事可做,便多读了几遍,这才领悟到文章玄机多,变化妙,加上遭遇与自己甚是相似,立刻产生共鸣。从字里行间也体现出对考场监生的讽刺:他们囫囵吞枣,漫不经心,不识人才。

其实,从辛辣的讽刺中,我还读到了欣慰的一点,就是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危害,并且想要革命去改变现状,这是思想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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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论文答辩

看看就好(有点多)《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在小说中以其生动形象、极富魅力的笔墨,描画出一幅封建社会儒林群丑图,小说虽以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为背景,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深刻地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辛辣地讽刺了虚伪、残忍的科举制度,歌颂了淳朴的劳动人民,并给予同情,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小说以其生动、准确、洗炼、朴实、幽默的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精湛独特的讽刺手法,创造了空前绝古的讽刺作品之典范。本文试图对其讽刺艺术的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论《儒林外史》极具权威的是鲁迅先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论述极其精彩。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时距明亡末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都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贴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他十分推崇《儒林外史》,特别欣赏其中讽刺艺术手法的运用,他说:“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儒林外史》如同一串珍珠项链,使人赏心悦目,让人爱不释手。首先让人赞赏的是作者的胆量和艺术家的勇气,敢于直面封建社会,勇于向腐朽没落黑暗的封建势力挑战,作者身处于一个由盛及衰的封建家庭,经历了由富贵到贫寒的不平常的家庭变化。在这个大变化中,他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体察到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堕落与无耻,看到了清王朝统治下政治的腐败和社会污浊。这些都使他对现实有了进一步清醒的认识。官僚顾主家庭的破落,使吴敬梓走出富贵公子狭隘的天地;自身社会地位的下降,缩短了他和广大人民之间的距离,生活的贫困,使吴敬梓的思想沉重,并不断使他增添了厌恶,形成叛逆的思想,时代的先进思潮,给了他批判的武器,与社会上种种人物的广泛交往和接触,使他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熟悉了生活。这是吴敬梓创作小说《儒林外史》的思想和生活基础。只有深入生活,接触社会,接触人民,才会产生出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假若是吴敬梓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富贵生活,官场得意,他是无法写出《儒林外史》的,吴敬梓饱经风霜,遍尝人间辛酸和世态炎凉的生活经历以及艺术家的勇气,成就了《儒林外史》这部伟大作品的问世。更使人感叹的是作者精湛的讽刺艺术手法。吴敬梓继承我国文学史上的讽刺艺术的优秀传统,吸收了前代讽刺小说之作的成功经验,根据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创造了《儒林外史》这部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好的讽刺小说。一、 写实手法鲁迅先生说过:“讽刺的生命而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正是这样,它所讽刺的种种丑恶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封建社会里实际存在着或者曾经出现过的事实。王惠、周进、范进那样的热衷名利,匡起人、牛浦朗那样精神堕落……在当时社会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确实谁也不足为奇,但经过作者那么一写,却都成了生动的、有力的讽刺。这里所说的真实并非是某些历史人物的刻版的记录,也不是生活的原封不动的照相,而是有选择、有集中、有概括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它要求作家不是按照某种抽象的概念杜撰生活,捏造人物,而是要求作家从客观的实际生活出发,再现现实中个别的,具体的富有特征性意义的生活现象,刻画人物鲜明、生动、丰富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性格。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的人物据说都有具体的原型,作者以当时的一些实有人物作原型概括生活中曾经有过和可能会有的事情,加以集中,选取典型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艺术加工。《儒林外史》里创造的许多小人物都具有相当强的典型性。读了《儒林外史》觉得生活中到处都是被吴敬梓讽刺的人物,悍然退士的《〈儒林外史〉序》中说到当时有一条评语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讽刺小说的主要功能就是直指现实社会,针砭时弊、揭露假、丑、恶,歌颂真、善、美。《儒林外史》是一部现实主义色彩极浓的讽刺小说,作者选取现实生活中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加以艺术加工,批判锋芒直指向整个封建社会,真实地再现了整个封建社会,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作者很好地处理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二、自然流露《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自然流露的手法,即通过人物自己一切行动“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在小说中,抓住人物本质的富有典型意义的特征,把他们放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让他们在人与人之间各种矛盾冲突中自己行动,通过这种行动自然地显示出每个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同时也就进行了讽刺。在第三回中描绘范进中举的情节十分精彩,特别是对胡屠户的刻画,讽刺味极浓。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邻居内一个道:“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得亲切,少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又一个道:“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胡屠户道:“我那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30岁,多少有钱的富户子弟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是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众人都笑起来。看着范进洗了脸,朗中又奉茶来吃了,一同回家。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作者在这段描绘中,让人物自己的言行自然流露,不作议论,胡屠户一番无耻的恭维描写得极其精彩。有前面臭骂范进尖嘴猴腮的话,屠户的恭维更显得厚颜无耻,把30多岁一提,屠户的话更显得不知羞耻。用“低着头”的形体动作来显示心灵的卑劣,写上次数,讽刺味更足。马二先生游西湖一段,也能说明问题:他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东跑西走,看到茶亭就进去坐了喝茶,见到吃的就“喉咙里咽唾沫”,不知选择,每样都买一点,“不论好歹,吃了一饱”。他见了女人,赶紧“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游三天西湖,中间睡了整整一天,喝了六次茶,吃了五次饭,见到的只是穿着花花绿绿各色衣服的游客和柜台上热气腾腾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之类的,对于西湖的山光水色,名胜风物,视而不见,一无领会。这部分描写是让主人公自己行动,一个愚拙酸腐的迂儒形象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地跳跃在读者面前,而作者正是在通过马二先生自己的行动显示他的性格的时候对他那种迂腐可笑的思想举动作了相应的讽刺。第五回中描写严监生临终的一段写得极为出色:……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得不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是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包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得溜圆,把头又狠狠地摇了几摇,越发指的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舅凶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的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下上前道:“爷,别人都说得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想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了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了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在这里,作者对严监生没有发表评论,只是如实地记述他临死前看来极为平常的一个细节活动,可是一个被作者讽刺的地主守财奴的吝啬本性就这样鲜明生动地突现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达到了较强的讽刺效果,鲁迅先生说得真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三、夸张手法作者在《儒林外史》中主要运用了的是一种写实手法,但有的情节描写,用的是夸张的写法,但不失真实。艺术的真实不仅需要集中和概括,而是容许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范进中举惊喜得发了疯这一情节,用的就是夸张手法。“中举发疯”在当时的士人中虽不是普遍现象,却也是会有的实情,因而是真实可信的。当时的读书人热衷“举业”,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加以夸张的描写,具有辛辣的讽刺效果。又如周进头撞号板,王玉辉劝自己的女儿自杀殉夫,胡三公子买鸭子前先拔下耳挖戳戳胸脯子上的肉看看肥不肥等等,无不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这些事都以现实生活为根据,作者从现实中提炼出来,进行概括和集中,让人觉得“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这样的夸张,不仅不失真实,反能更好的暴露问题的本质,从而达到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四、对照手法(一)作者往往让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态度造成了强烈对照。胡屠户是一个欺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市侩形象,范进中举前,被他称作“现世宝”,受他的训斥,范进向他商借乡试的盘费,又被他“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又是“尖嘴猴腮”又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范进中举后,态度截然不同:他送来七斤肉,四五千钱作贺礼,称范进“贤婿”、“老爷”,当范进“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极尽阿谀奉承。这种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就充分表现出胡屠户欺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市侩性格,揭露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俗习气。严监生妻子王氏病重,嘱严立偏房赵氏为正室,严把妻舅王德、王仁请来商量。二王先是“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后来“让到书房里用饭”,也“彼此不提这话”及至各得了一百两银子,立刻翻过脸来责怪严监生没有及早把赵氏扶正。并“义形于色”地向严监生要了五十两银子,催他在王氏死前就将赵氏立为正室。这种前后不同表现的对比描写,就把王德、王仁的伪道学面孔暴露无遗,产生极强的讽刺艺术效果。(二)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它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的行为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将深藏在人物心灵深处的可笑、可鄙和可恶揭示出来。这是《儒林外史》中常用的讽刺手法。如第四回中揭露严贡生并集面具的一段描写: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米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司都蒙相爱。”……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说:“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说:“回去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说:“我知道了,你先走罢了,我就来。”这是用突然间出现的第三者无意的插话戳穿谎言的手法揭露虚伪的面目,以达到讥讽的效果。杜惧卿公开表示对天下女人深恶痛绝,暗地却到处托人找妾,口头上高喊最讨厌“开口就是纱帽”,实际上却留着几千银子准备活动做官。类似这样用同一人物或事件前后两者不同的态度的描绘来揭示矛盾,揭露人物虚伪的本质,丑恶的灵魂,随处可举。落进的母亲死后,范进家门的挂白布,厅上糊白纸,吃饭的时候,范进为了表示居丧尽礼,竟“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后来,汤知县叫人换了一个磁杯,一双竹箸,他不是“不肯举”,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正着急“倘若不用荤汤,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了下来。这里有力地揭露了这个“孝子”“克尽孝道”的虚伪做作。五、语言幽默幽默与讽刺是紧紧相连的,幽默的语言,漫画式的情节更增添讽刺的艺术效果。作者以喜剧的形式写悲剧的内容,给读者在笑中获得讽刺审美效果。如用“油晃晃的衣袖”,表现屠户的职业特点,又饥笑周进的“一字至七字诗”: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有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这样的语言描写让人在幽默风趣的嘻笑之中感受封建社会士人的辛酸,同时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极大嘲讽。此外,小说中大量的细节描写、侧面烘托、“烛幽”手法的运用以及“情节变化多而趣味浓”等特点,增添了小说的艺术价值。总之,《儒林外史》是一部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奠定了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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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论文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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