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学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历史悠长，光彩夺目，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形象和故事，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不断学习、探索、挖掘的富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王兆鹏;江汉论坛2006-05-1545
2、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王水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2037
摘要：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王兆鹏;文学遗产2006-03-1547
漫谈陶渊明的嗜菊情结摘要：菊花，是我国历代文人歌咏的文学意象，尤以陶渊明为最盛。陶渊明赏菊、颂菊、嗜菊，用文字、诗歌及其人格赋予了菊花高洁、淡雅的气质与品性，成就了菊花位于中国四大名花之列。菊花与陶渊明相互诠释，相互融合，最终达到合二为一，浑然一体的超高境界。这些演变均来源于陶渊明独特的嗜菊情结。关键字：陶渊明 菊花 浑然一体 情结 品性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素以“隐居”、“嗜酒”、“爱菊”著称。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极具意义和影响得田园诗。在他的诗歌中，菊花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文学意象，甚至后来演变成为了陶渊明的代表符号。世人皆知，陶渊明爱菊、嗜菊，与菊花结下了不解的情怀。菊花，是我国本土的花卉，种植的历史悠远源长。它既可以观赏，又可以饮食。早在《礼记·月令》中就有“菊有黄华”的记录。但是，据有关资料显示，最早出现菊花意象的文学作品当属屈原的《离骚》。屈原曾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菊花作为一种可食性的植物，给了屈原果腹的作用。汉魏时期，食菊就开始在民间流行。汉·应劭《风俗通义》、西晋葛洪《西京杂记》都有吃菊花、喝菊花酒的相关记录，人们喜欢在菊花初放时期将其连叶采下，和粟米捣在一起酿酒，到第二年重阳才能打开来喝。魏文帝曹丕曾经给大臣钟繇的信中谈及菊花，说菊花能延年益寿，其他的草药都无法比拟。到了晋代，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喝菊花酒在民间几乎普及。古人有云：“大隐在朝，中隐在仕，小隐在林。”陶渊明小隐于深山之中，过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田园生活。但是，对于嗜酒如知己的隐君子来说，处于偏远的山林，难免感觉会落空。而菊花的出现，似乎切合了陶渊明这种心理和物质的满足。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将近数百首，提及菊花的大概有六处。但这并不妨碍陶渊明对菊花的热爱之情。在他的诗歌《九日闲居》、《和郭主薄》、《归园田居》、《读山海经》、《饮酒》系列、《归去来兮》等都有诠释他的菊花情结。这种特有的菊花情结归结于菊花本身以及陶渊明自身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菊花观赏价值吻合了田园诗人的审美观，丰富了他的诗歌意象和创作题材。早在战国时期，屈原就在《九歌·礼魂》中吟咏道：“春兰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他的《离骚》也有提及菊花，“秋菊之落英”。在此之后，历代文人骚客均喜欢落笔于菊花，赞扬菊花的幽香、风姿、异质、奇态。元稹就曾赋诗《菊花》一首：“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 此花开尽更无花。”著名领袖毛泽东在《采桑子》里也写到：“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菊花盛开在寂寥的秋天，在寒霜降落，百花凋谢之际，万花开尽，唯独秋菊茂盛肆意，傲霜怒放，竞斗芳菲。。黄灿灿的一片，亦如满城尽带黄金甲。菊花色美、姿妖、韵足、味香皆备，或倚、或倾、或仰、或俯；似歌、似舞、似笑、似语，给人以无尽的视觉和心灵上的享受。作为田园里的诗人，陶渊明和菊花肌肤接触更多，更贴切。 陶渊明喜欢的菊花名叫九华菊，白瓣黄心，花朵大，有清香。他在《九日闲居》（序）写道：“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九华，重九之花，即菊花。 据悉，陶渊明前屋后院都种满了菊花，元稹就曾因为“秋丛绕舍似陶家， 遍绕篱边日渐斜”酷似陶渊明的菊屋而自豪。菊花对于陶渊明，亦如皓月美酒对于李白，香草美人对于屈原。他在《和郭主簿》中的诗句业写道“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前两句是对松菊外在美的描写：菊花盛开，芳香流溢，树林为之增辉；高高山岗，青松耸立，列队而迎秋风。后两句是对松菊内在美的揭示：它们坚贞秀美的姿态，实是霜天中的英杰。松菊秀美坚贞、不畏风霜的审美特征被写得形神兼备，如在眼前。在《饮酒》其七中，陶渊明写道，“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泛此无忧物，远我遗世情。”秋天的菊花颜色美好，花瓣上粘着清盈欲滴的露水，诗人小心翼翼来采摘。这些清雅脱俗令人忘忧的菊花，使诗人远离世俗凡尘的情怀更加超脱。诗句中，处处可以显现菊花姣好的容颜，字眼行间里都渗透了菊花可怜的踪影以及陶渊明对菊花的挚爱。 其次，菊花的固有天性弥补了陶渊明贫困潦倒的现实生活的不足，填补了他精神上诗意的追求。作为 “梅兰竹菊” 花中四君子之一，除了观赏性的价值，以及赋予的高洁品性之外，菊花唯独不同的是它还具有很多实用性的功能，用途极其广泛。菊花可食、可酿、可饮、可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联系。据《本草纲目》中对菊花茶的药效也有详细的记载：性甘、微寒，具有散风热、平肝明目之功效。《神农本草经》认为，白菊花茶能“主诸风头眩、肿痛、目欲脱、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气，轻身耐劳延年。据说 汉魏时，人们对菊花很感兴趣，是因为相信常吃菊花可以长寿。汉•应邵《风俗通义》就曾记载，河南内乡县西北有个叫甘谷的地方，小溪上游长有很大的菊花，水中含有了菊花的滋液，山谷里的三十几户人家长期喝这溪水，寿命长者一百二三十岁，少者亦有七八十岁。据资料记载，菊花酒是由菊花加糯米、酒曲酿制而成，古称“长寿酒”，其味清凉甜美，有养肝、明目、健脑、延缓衰老等保健功效。《西京杂记》云：“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尤其对于嗜酒如知己的陶渊明而言，菊花在他的日常生活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菊花可食、入酒的天性弥补了贫困生活的诸多不足。在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的田园生活里，虽然能过自给自足，衣能裹体，食能果腹，但是与外界的隔绝，很多的生活必需品无法及时供给。为了满足嗜酒的习性，陶渊明种了许多菊花，经常采菊入酒。《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归隐后闲居家中，某年九月九日重阳节，宅边的菊花正开，然因家贫无酒，惆怅感伤，遂在菊花丛中坐了很久，只能吃菊花解馋。他在《九日闲居（并序）》里写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认为喝菊花酒不仅能够去除百种忧虑，还能使人长寿，颐养天年。在《读山海经》其四中，陶渊明也写到了类似的语言：“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喝酒、赋诗、赏菊，成为陶渊明躬耕隐居生活的必备爱好。每每喝菊花酒正兴，陶渊明便开怀畅饮，饮则醉，醉则归，不拘礼仪，颓然自放，表现了他不受拘束，纯任自然的天性。可见，菊花造就了诗人的悠然、闲适、豁达的心境，给及诗人美好的诗意情怀。再次，菊花具有十分坚强的个性，不与世同流合污，独立于秋天的枝头，傲然独笑。相同的个性，贴近的境遇，使得菊花这一精神深深影响了陶渊明的心境，因此他对菊花寄予了很深的情愫。赞扬菊花的那首诗《和郭主簿》大约作于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前后，时作者三十八岁左右，因母丧而闲居在家。在此期间，江州刺史桓玄以讨伐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攻入京师，独掌了朝廷大权；第二年桓玄便篡夺帝位，改国号为“楚”。这一切令陶渊明对政治十分失望，萌生了躬耕隐居的想法。他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说：“长吟掩柴门，聊为垅亩民。”《与从弟敬远》诗又说：“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因此，在与老朋友郭主簿的和诗中，陶渊明便借歌咏松菊精神表达了自己芳洁贞秀的品格与节操，赋予了菊花“君子”的人格内含。 此后，渊明一直把宁折不弯，不畏艰难的松菊精神铭刻在心激励自己。尽管热切希望建功立业，但他决不同流合污，宁愿辞官归田，过平淡而真实的人生，也决不“为五斗米折腰”。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返回家乡时，最想见到的就是“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因此，陶渊明最爱菊花、最懂菊花，与菊花成为了惺惺相惜的知己和不离不弃的朋友。 最后，陶渊明爱菊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单看到菊花的药用价值、审美价值，并赋予其高洁的人格意义，这使得菊花和陶渊明互为一体，达到了高度的人格统一。 诗人在仕隐之间几经徘徊,为保全本性而终归耕于田园。愤世嫉俗,憎恶黑暗官场,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修养心性,追求任真自得的超越境界。陶渊明在自己的世外桃源过着悠然的世外桃源生活。他的《饮酒其五中》写到了自己的惬意生活场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归去来兮辞》中则透露了自己重归自由生活的欣喜之情：“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字，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陶渊明在广袤的自然世界里让自己的心得到了完美的安放，成为了历代高洁之士的榜样和模范。菊花意象在陶渊明的诗歌中为数不多，但是由于他的高洁情操，他的高风亮节，他诗意的自我独处，使得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名传千古，因此也成就了菊花高洁的品性，标榜了清高的特性和精神，值得历代众生瞻仰、学习、追求。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曾在《爱莲说》里提及到：“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这首诗歌的名声大振很大程度上成就了陶渊明与菊花的结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决定菊花和陶渊明合为一体的是《红楼梦》中潇湘妃子林黛玉吟唱的《咏菊》：“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陶令评章就是指的这首诗，此诗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故能千古高风说到今，使菊花成为坚贞卓绝，高风亮节的代名词，也让陶渊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菊花神”。 陶渊明的诗歌如菊花般平淡自然，他的品格亦如菊花般淡雅高洁。陶渊明的高洁品德与菊花的高风亮节完美地叠合到了一起, 形成了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陶渊明成了人格化的菊花,菊花也成了陶渊明安贫守道、孤高无尘的象征。他的菊花情结成就了他的诗歌在艺术上的造诣，给中国文学史添上了亮丽的一笔。
中国是一个古代文学发展相当兴盛的国度,对于古代文学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我国对于古代文学的重视程度,造就了古代文学教学的高要求,不仅仅要求学生们能够掌握到足够的古代文学知识,还要有足够的文学素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思想
一、温故而知新
在孔子的名言中，我想大家都应该对“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很熟悉，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分析和理解，首先，温故而知新中的“故”通“古”，也就是暗指过去的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等;“新”也就是指今，通俗地讲就是指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孔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他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过去的文化知识，更要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知识，这种文化要求来自各个方面。孔子在《季氏》中还提到了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更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矜么;说得言语,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大家请教;将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到。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们要善于创新。创新就是做别人所没有做的，想别人所没有想的。孔子曾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无所作为，但实际上他对我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编写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和《春秋》，都是非常宝贵的著作，为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学而优则仕
孔子一直认为学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的这种观点也在《子路》中这样写道：“一言可以兴邦。”他曾在《阳货》中这样写道“：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句话也就是说言为心声，知言才能知人心。这些都充分地说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孔子编制的六经适合所有的人群，在六经中他教人们去学习，教人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发现与思考，教导人们要学会孝顺父母，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充分地去思考，去领悟其中的真理。为当时的朝廷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那么对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点来进行阐述和理解。
(一)孔子倡导言语上的温文尔雅
孔子的这种观点在《左传》中也进行了特别概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的意思是，言语如果没有文采，那么它就流传不远。这也就充分表明讲话要有所讲究，要讲究方法。他还曾在《颜渊》中这样说过：“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文采和内容同样重要，这就好比豹子和狗羊去掉了身上的花纹和色彩之后的毛，这两类皮革的价值就发生了变化。这些语句都证明了一点，孔子在教育弟子，要求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要讲究方法，讲究文雅。在《论语》的书中充分地体现出了孔子与弟子们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表现为各种形式，哪怕人物的形态也表现得极为生动形象，也正说明孔子要求其弟子在讲话的时候要讲究艺术、发挥文采。
(二)孔子倡导诚信
在《宪问》一书中，孔子曾这样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从这句话中也充分地说出了言和德之间的重要关系。孔子一生一直在倡导“仁”、“礼”，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的主张和他所倡导的精神所在。在一整部《论语》中，涉及到“仁”字的就有58章，其中“仁”字就有百余处，从这些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极其重视。这也道出了孔子在教育思想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仁”，要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仁”的来之不易和其重要性。
(三)孔子倡导德才兼备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愤”则启,“悱”则发。朱熹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之开意“;发”,未达其辞。孔子曾在《子张》中这样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孔子一心想要从政，所以他就大力倡导他的弟子们在学成之后要从政。这句话也就是说，做了官的人，除了尽力干好本职的工作外，还须不断地学习，没有做官的人，首先要进行学习，在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之后再做官。这句话也道出了孔子所倡导的学习和仕途是分不开的思想。
三、孔子倡导循循善诱
孔子是我国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倡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每个人的优势和劣势，再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从循循善诱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因材施教
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对不同情况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曾在《雍也》一书中这样说：“中人以上，可以悟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说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给他讲授高深的知识;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难于理解的知识传授给他。
(二)兴趣先行
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孔子强调学生必须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也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知道的人赶不上喜好的人，喜好的人追赶不上乐于实行的人。孔子通过对他的弟子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促进他的学生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地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努力培养自己学习知识的强烈兴趣，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
(三)多听多看
《雍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不轻易下判断;要存疑，把有疑问的地方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能少犯错误;要多看，有危险的事情要回避，有把握的事情就去做，这样就不会后悔。多闻多见，是把话说好、把事做好的一条基本途径。在《论语》一书中，也曾反复地提到过这些道理，也充分地说明了其中所蕴含道理的重要性和哲理性。我自小对古典文学很挚爱，十年的寒窗苦读，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也再一次呈现在了我们莘莘学子的面前，但我仍感觉只是学了点皮毛，可否建议我们的教学多从古代文学中吸收蕴含在其中的教育思想，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并积极将其投入教学实践中来，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自身的修养，同时也有利于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李少雍文学遗产1996-03-2031
2、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乔以钢天津社会科学1988-03-0130
摘要：每一次实践教学完成之后，要进行总结和反思，要看实践目的、教学目的是否完全实现，要看各个环节是否顺利，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以便于进一步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实践的水平，从而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
宋代的朱熹说：“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答吕子约》)清代的王夫之也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尚书引义》)意思就是“离开行必然不能获得真知。”“知”是“行”的结果，对“行”具有指导作用，但必须回到“行”中才能得到检验和提高，“行”是“知”的源泉，“知”“行”合一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古代文学教学之所以教学效果不理想，主要就是没有做到“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本表现就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教书轻育人，学生的发展与所学内容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联系。近些年来，尽管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开始普遍重视实践教学，强调教学的实践性，对于技能性、技术性课程而言，实践教学不在话下，但是像古代文学这样的人文类课程如何开展实践教学，充分发挥课程的实践性，论者大多语与不详。要使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比较清晰，具有可操作性，真正对古代文学教学起到促进作用，还必须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考察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以及古代文学课程实践的情况，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有观察实践、阅读实践、赏析实践、表达实践、教学实践以及人文实践等六大环节。这些环节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古代文学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一是观察实践。观察是人类最为基础的学习方式，那些具有突出才能的人都是观察能力特别强的人。高职院校古代文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是要善于观察，向他人学习。
古代文学的观察实践主要有以下一些：一是教师课堂上的授课，这种授课具有榜样示范作用，如何学习古代文学，怎样分析作家作品，如何将思维的成果用语言表达出来等等，如果是学习的有心人，完全可以从教师的言行当中受到很大的教育;二是聆听讲座，无论是本系教师、本校教师还是外校专家的讲座，必定是讲者关于某个主题的研究或者整理的成果，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讲者的学识、水平，而且还能从中窥见讲者的研究方法、表达方式、分析方法等等，不清楚的地方还能与讲者面对面近距离地对话与交流;三是影视观摩，这里观摩的影视都是由古代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视最大的特点是可视性、形象性，可以让学生短时间内形象地接触到部分古代文学作品，但是影视本身已经包含了编剧、导演的理解，学生在观摩时更多的也是在接受一种现成的结论，不利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四是教学观摩，教学观摩既可以是把中小学教师请到高校做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公开课，也可以是学生到中小学去具体观摩教师的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主要是观察教师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如何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处理教学突发事件，如何有效使用教学语言等等。无论何种观察实践，教师事先都要教会学生观察的方法，讲清观察的角度，怎样得出观察的结论，如何利用观察的结果等等。第二是阅读实践。阅读是古代文学学习的重要方式，如果连作品内容都不甚了了，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都是在做无用功，更不要说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了。阅读是古代汉语所学内容的实践，也是自己多年所学习的阅读方法的实践。
就古代文学而言，阅读实践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浅层阅读，追求读通、读懂，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的意思要弄清楚，整个作品是什么意思，表达的是什么主题，使用的是什么表达方式要大致知道;二是中层阅读，追求对作品反复阅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要引导学生读“情”悟“理”，“涵咏体会”，体验感悟作者的思想情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获得情感上的升华;三是深层阅读，是在对作品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入“化”的境界，获得思想智慧的启迪，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感染，得到语言表达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借鉴，成为自身文学素质的组成部分。对于经典作品，不仅能够达到读懂、理解，更重要地是要能够背诵，做到张口即诵。第三是赏析实践，主要就是鉴赏分析，鉴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是对文艺理论的具体运用。古代文学中优秀作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对作品的鉴赏就是要发现和甄别古代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思想美、情操美、人格美、语言美、艺术美等，而这些美存在于栩栩如生的形象、情景交融的意境、健康向上的情趣、优美动人的形式之中[1]。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帮助学生逐步掌握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建立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识别标准，引领学生去发现美、表现美和创造美。分析和鉴赏密不可分，鉴赏的过程也是分析的过程，赏析实践不仅要对作品本省进行鉴赏，还要联系作品出现的年代与作者的身世背景、创作理想和创作风格对其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进一步的欣赏美文，陶冶性情，抚慰心灵，善待人生。第四是表达实践。观察、阅读是信息的输入过程，表达是信息的输出过程。表达实践分为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实践。口头表达实践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故事复述、师生问答、课堂讨论、专题辩论、读书报告会等。
故事复述主要是培养学生抓住故事要点的能力和学生当众说话的能力，这种实践形式在教学中应用时间长(小学已经开始)，在大学教学中不常用。师生问答是最为基本的口头表达实践，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要能正确回答，或者给出合乎情理地分析，再进一步，学生能够在师生问答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并且在教师的帮助下主动寻求问题的答案;课堂讨论一般都是分小组进行，有两种形式：临时小组讨论和正式小组讨论，临时小组讨论就是根据教师或学生提出的问题，临时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然后每小组推荐代表报告讨论结果;而正式小组讨论是事先就布置讨论的问题，划分好学生小组，由小组推选出小组长，在小组长的组织下进行资料查阅，课下组织讨论，上课由小组代表报告讨论结果。专题辩论主要根据教学需要设定，先根据辩题把全班分成正反双方，由学生自己准备材料，推选主持人一名，推荐正反辩手各四名，按辩论赛的组织程序组织辩论，组织专题辩论可以引导学生查找资料，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敏性和团结协作意识。读书报告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定向读书报告会，由教师事先公布阅读篇目，规定好时间，由学生向全班汇报读书心得;一种是非定向读书报告会，由学生自行确定阅读篇目，并在约定的时间向全班汇报读书心得。这两种读书报告会的参与人员最为广泛，报告人既可以事先确定，也可以临时确定。书面表达实践有两种类型：一是研究论文，包括专题论文、学期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二是创作尝试，包括诗词创作尝试，小说创作尝试，剧本创作尝试。
专题小论文一般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安排，如讲《三国演义》，要求学生写统计报告：第一，统计曹操的笑、刘备的哭，写出具体回目、事件过程;第二，叙述西蜀“五虎上将”的一生事迹，写出具体回目、主要事件;第三，统计三国主要战事的谋略、得失关键。第五是教学实践，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语文教育专业培养的基本目标是基础教育所需要的教育者，教学能力就是合格师范生必备的能力，教学实践是一种综合实践，它基本上可以包括以上所有的实践。教学实践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试讲;二是试教;三是实习。试讲中，学生面对的是自己大学的老师和同学，这种教学带有模拟性质，主要是实战前的演练，其目的是让老师和同学帮助即将实习的学生在出校门前进一步地查漏补缺。试教就是尝试教学，是在真实教学环境中的教学尝试。实习生到了实习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跟班听课，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就需要走上讲台，在真实的教育环境中将自己所有学习和掌握的古代文学的教学技能技巧进行展示和练习。实习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实习生经过指导老师的引领，慢慢地自己逐渐熟悉了各种技能技巧，而且开始得心应手地加以应用。第六是人文素质实践。人文素质的核心是思想道德素质、情感素质、心理素质。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人文素质因素，我们通过阅读实践、赏析实践，已经能够与正确地理解这些素质，并且能够对这些素质进行恰当的分析，也能把这些素质正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即使学生在这个层面上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人文素质没有与学生本人发生联系，没有对学生有所影响。
思想道德素质要求我们讲文明、讲道德，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情感素质要求我们心中有爱，爱国家、爱人民、爱家人、爱环境，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心理素质要求我们积极进取、珍惜时间、善于计划和安排人生，正确地面对人生不利的局面和人生逆境，知足常乐，时刻保持健康和快乐的心态。这些都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人们的为人处世的具体细节之中。其实，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身处人文素质的实践活动当中，关键是要将相关的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的学习与学习者本人以及当下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感同身受，不断地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切实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以上这些实践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直观接触、现场感悟、开展表述，培养学生运用课堂上所学的文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让学生自己动手尝试理论分析与作品鉴赏的互动。”
而且这些实践活动大多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截然分开的，我们这里将其分开，纯粹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古代文学教学在开展这些实践活动的时候一是要考虑实践的整体性，要做到通盘考虑，合理安排，比如各个实践环节开展的形式、开展的次数都要考虑进来;二是要注意实践的层次性，这是由不同层次的学生决定的，要注意因材施教，不同水平的学生安排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所进步，有所发展;三是每一次实践教学完成之后，要进行总结和反思，要看实践目的、教学目的是否完全实现，要看各个环节是否顺利，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以便于进一步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实践的水平，从而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吴承学文学评论1994-01-1543
问题不大，就怕职称评审那伙人故意为难。
这个到时候出现问题只要有更名申明文件也都是可以解决的。原上草论文
试论研究生校园文化的建设的论文
关键词： 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德育工作
摘要： 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是研究生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自我教育的主要载体，在营造学术氛围、提高人才培养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汕头大学“研究生文化之旅”活动为实例，在分析和总结该校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讨研究生校园文化体系建设的工作思路。
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建设校园文化”，高校要“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思想政治、学术科技、文娱体育等校园文化活动，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校园文化活动之中，使学生在参与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因此，加强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的管理是研究生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1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的现状
校园文化是一种环境，是一种氛围，它是学生自我教育的主要载体，即通过非强制性的手段，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起着陶冶情操、砥砺德行的作用，并逐步内化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形成，因此，校园文化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可小视。2004年中央16号文件明确指出高校要通过精心组织和设计各类校园文化活动来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各高校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并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大学校园文化。但由于绝大部分高等院校的教育主体是本科生，校园文化建设的重心主要围绕本科生群体而展开，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往往得不到重视，似乎处于大学校园文化的边缘。另外，研究生群体具有以科研学术为主、课余活动较少、生源多样化、独立意识强、思想多元化等特点，很多活动未根据研究生群体独有的特点和规律组织和设计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使得研究生群体本身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2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的特点
2007年，北京大学团委对北京大学研究生群体校园文化发展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研结果显示研究生校园文化生活存在“积极性偏低”、“学术性较强”和“个性不鲜明”3个特点。“学术性较强”和“个性不鲜明”的特点说明了研究生群体除了学术性活动之外，对各种类型的校园文化生活的喜爱程度与本科生相比，大同小异，两者对校园文化生活诉求并无显著不同，造成研究生校园文化生活“积极性偏低”的原因除了研究生科研时间紧外，暴露出了我们在开发和开展符合研究生需求、凸显研究生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上存在严重不足。
3汕头大学在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尝试
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的多元化导致了研究生思想多元化，这些对研究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解决研究生在学习、科研、就业、生活和情感等方面的疑问和迷茫，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汕头大学针对研究生群体的特点，紧密围绕贯彻落实中央2004年16号文件精神，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连续多年举办以寻找研究生精神家园、丰富研究生精神生活为宗旨的“研究生文化之旅”活动。
“研究生文化之旅”活动以旅程的方式开展，整个旅程设有三个驿站，从第一驿站“学径寻幽”出发，途径第二驿站“彼岸·夏花”，最后达到了终点站——“我们在路上”，整个活动历时近一个月。在名为“学径寻幽”的第一站中，主题是追求学问之道。主办方请来学校文、理、工、医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的知名教授为同学们深入阐述学术研究方法与经验，揭示学术研究真谛，解除学术入门困惑。在随后的以“彼岸·夏花”为题的第二站中，广大研究生们则与学校优秀毕业生、优秀辅导员和心理学、管理学专业的知名教授一起探讨了校园生活、人际关系、个人修养、生命和情感的话题。在最终的“我们在路上”驿站中，则邀请校内或校外多名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教授和学者畅谈他们的求学之路、创业经历和人生起落等，让同学们在他们非凡的人生经历中感悟人生、激励自我、规划未来，并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尽管每个驿站访谈时间仅有两个多小时，但整个“研究生文化之旅”活动涉及的面非常广，从第一站的解决入门之惑，到第二站的校园生活，再到第三站的人生感悟和规划未来，可以说解决了研究生们在校期间遇到的很多代表性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站——“我们在路上”把整个“研究生文化之旅”活动推向了高潮。主办方之所以把这一站命名为“我们在路上”，源于人们常常将人生比喻为一条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想要到达自己梦想的地方，就必须不停歇，一直走下去。而每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如何抉择，又或者我们在前行的途中遭遇荆棘和困惑的时候，良师益友们的建议和帮助对我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4“研究生文化之旅”活动效果和组织工作经验
汕头大学“研究生文化之
旅”通过邀请校内外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专家以及心理专家和优秀毕业生，采用访谈的形式与广大研究生进行交流，内容涉及如何做学问、如何规划人生、如何看待生命和情感，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以及提高道德修养等多方面研究生感兴趣而又难以处理或者说感到困惑的问题，这种形式和内容受到广大研究生的普遍欢迎。在整个“研究生文化之旅”系列活动的举办过程中，每一次活动的结束，都会在研究生内部和bbs上引起热烈的反响，有发表看法的，有提出建议的，也有表示期待的。bbs上的各种讨论、建议以及赞扬之辞给了举办方极大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该活动吸引了不少研究生及本科生加入到旅程当中来，使得整个活动在学校产生了很大影响，对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乃至人生规划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和启迪作用，切实解决了研究生们在学习、科研、就业、生活和情感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从整个活动的效果看，汕头大学“研究生文化之旅”系列活动，达到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具备针对性、时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目的，同时也是紧密围绕贯彻落实中央16号文件精神，深入推进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举措。
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营造学术氛围、提高人才培养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汕头大学开展的“研究生文化之旅”系列活动是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有益尝试，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很好的工作经验：
（1）加强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做到贴近学生、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针对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的三大特点，组织和设计活动必须要有一定的学术性内容，同时又不能贪大求全，要注意立足于校园文化活动作为“第二课堂”的特点，重在发挥对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补充作用。首先，要尊重和突出研究生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和调动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为他们创造自我展示、主动学习、相互教育的舞台；其次，要突出活动的交融性、灵活性和包容性，可以将不同专业的同学组织在一起，进行跨领域、跨专业、跨学科的交流；最后，还要着眼于研究生未来的职业倾向，为其提供在第一课堂无法获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只有这样，开展的教育活动才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欢迎。
（2）随着高校研究生群体所占比例的逐年增大，学校要提高对研究生校园文化的重视，建立健全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的各级组织，首先要加强研究生党、团组织对校园文化建设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对学生的教育引导作用。其次，应该加强各级研究生会的建设，完善机构设置，明确各自职责，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建设研究生校园文化。
（3）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应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以“横纵结合”模式向前推进。“横”指的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围绕某一主题，整合资源全面推进主题文化建设，如研究生学术论坛活动可以根据学科特点在同一时间设立多个分论坛。“纵”指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围绕文化工作中的某一重要主题，有策划、有步骤、有计划的逐步推进并不断的强化主题内涵，如“研究生文化之旅”活动。“横式”活动较好地满足研究生群体多元的文化需求，短时间内在校园里创造出一种强烈的集中文化氛围，从而实现较大的活动覆盖面和受益面。“纵式”活动，准确把握研究生在某一领域的需求，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使得活动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同样增大覆盖面和收益面，增强活动效果。
（4）要积极探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途径，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迅速等特点，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把德育进网络作为提升其有效性的有利契机，提炼传统德育方法和内容体系，加大对上网群体特征的研究力度，通过富有针对性的内容、有效的载体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提升德育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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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葛蒙，论研究生会在建设研究生校园文化氛围中的作用.
可以。论文应该是可以的吧，但是一定是事实为依据的，不能胡遍乱造，实在不确定的话，你可以去看看汉斯出版社的期刊文献，可以呀 ，也可以找些类似情况的学习名称名。在做作业的时候，你的题目里面一定不能出现自己学校的名字啊，也不能出现真实的姓名。
《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清统治者取得全国政权之初，暂用《大明律》。顺治二年（1645），即以“详绎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为指导思想，着手制订法典。三年（1646年）律成，定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十三年复颁满文本。康熙二十八年（1689），将康熙十八年纂修的《现行则例》附于律文之后。雍正元年（1723）续修，三年书成，五年发布施行。乾隆五年（1740），更名为《大清律例》，通称《大清律》。乾隆十一年定制“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以后虽历经修订，但主要是增减修改附律之条例，律文则变动不大。直至宣统二年（1910）《大清现行刑律》颁行，在中国大陆地区予废止。
德主刑附，刑民不分。中国传统法制以"礼法结合”为特征，同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是密切相关、一脉发展而形成的。西周是这一传统特征的源流，表现在其"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礼的含义内容及其与刑的关系上（出礼入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法家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表现为"铸刑书”（郑国）、"竹刑”（邓析）、"铸刑鼎”（晋国）、《法经》等一系列成文法的公布和商鞅变法。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汉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汉初思想为"黄老”（无为而治），汉武帝"摆出百家、独尊儒术”，法家思想的法律开始了儒家化的过程，表现为上请原则、恤刑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等刑罚适用原则的儒家化，还有春秋决狱的司法上法律儒家化。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儒家化，表现为名例律的演变，立法技术、法典结构、法律内容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代表性的是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等重要法典的制定；名例律的形成与封建法典结构的完善；八议、官当、重罪十条等重要制度的确立。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律制度的成熟、定型时期，法律儒家化终于结出丰硕结果——《唐律疏议》。主要把握《唐律疏议》总则和分则各篇的基本内容（如类推制度）、唐律的基本精神、唐律的特点及历史地位。明朝重典治吏的内容及对今天法律建设的借鉴意义。明朝重典治吏对后世的影响。明朝以严法整肃吏治，重典打击官吏贪墨、奸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国家机器运转功效，保证了皇权至上的封建统治。但是，"轻其轻罪，重其重罪”，不是愈轻易犯，就是"重罪加重则多冤，非善政也。”单靠严刑纠治贪污腐化，只能"朝杀而暮犯”，未能触及剥削制度、官僚政治的根本，仅凭滥杀以惩朋党为奸，往往株连无辜，对臣民失去信任，其结果则是皇帝宠信宦官，为明朝宦官擅权干政局面的酿成种下祸根。但明朝有些规定至今仍不失为良法，如对贪官的惩治方面的”罪之不恕”很值得当代立法者去借鉴，笔者非常同意严法治贪的立法思想，否则，我国贪污腐败之风实在难以得到有效扼制，如果现在对贪污腐败施以重法，定会让那些欲贪者忘法止步．明律要求凡是国家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年年终要通过考核，否则，初犯罚俸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降职叙用，若擅为更改，变乱成法，则要处斩。用以督促官吏知法、守法、执法，这在历代律典中还是创造性的新篇，对现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04年胡锦涛主席在十二月四日的法制宣传日上发表讲话并亲手组织宪法讲座学习，无疑为我国全民普法带了一个好头。另外，明律规定，官员不体察民情，抚慰百姓，非法行事而致百姓聚众反叛的，对官员要处斩，这种非常明智的民重官轻的立法无疑对后世有积极的影响。明大浩颁行之后朱元璋强行”户户有此一本”，当时私塾学校把明大浩作为教材进行讲解，明统治者把明大浩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囚犯手中如有明大浩，可以减罪，不收藏不敬明大浩者则要被加罪或被诛杀，可见，明朝统治者为了推行明大浩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法律的普及意识，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清政府立宪举措及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意义。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一、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二、制定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于1908年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大纲的精义有：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独揽统治权；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的权利义务。清末钦定宪法大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皇帝专权，人民无权，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愤，同时也让立宪派大失所望。三、《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是在武昌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而临时炮制的"宪法”。其采用责任内阁制，在形式上限制了君权，扩大了国会和总理的权力，但用君主立宪的形式保持皇帝的统治地位，对人民民主权利只字未提，暴露了它的欺性和反动性。认识晚清预备立宪的保守性和欺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正确看待它的积极意义：（1）加速了清朝的灭亡。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它的覆灭。（2）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它缩小了皇帝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调整和改造了君主专制制度，直接冲击了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拉开了封建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序幕。（3）预备立宪传播了宪政知识，进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识分子，为我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1、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以“礼”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中国法制史》）。2、“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统一法典结构，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诉讼发、经济法的内容都装进去了。3、宗法制度的影响很大。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论罪论。中国法律主要起源于早期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古人将这些战争称为"刑征"或"刑伐".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统一的纪律，于是首领的军令成为每一个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军纪军规成为中国法最早的一个形式。<<甘誓>>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这种在作战前当众发布的誓词或者说军令就是一种比较多见的法律形式。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不仅如此，一些最初的刑罚方式也来源于此，比如死刑中的殛刑便是黄帝与蚩尤战争中产生的，蚩尤战败后，黄帝对其施蚩攴刑，"蚩"即蚩尤，即杀，殛蚩攴同音假借，故称"殛刑"。肉刑是苗族攻打异族时创造的，《尚书吕刑》中有记载"爰始淫为劓、刵、椓、黥黄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相虐以威，遇绝苗民，无世在下。"其中"劓"、"刵"、"椓"、"黥"就是肉刑的几种方式。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从一开始便和异族联系，和暴力制裁联系，这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今天，大多数人仍把"法"和"刑"联系在一起，认为法律就是制裁那些品性不良，不顺教化，即是和自己不处于同一范围的人，因此得出结论，对这些人以重刑惩罚，便是理所当然。中国古代刑法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一种"人性本恶"的指导思想上的。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乐，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因此主张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认为："刑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所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韩非子也说过："重罪者人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所谓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以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既然轻刑不能制止犯罪，就加重刑罚.中国人的重重刑传统使得整个封建社会法律所采用的刑罚普遍较严厉。就以死刑为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章可循的就有斩、枭首、弃市、戮、戮尸、肢解、剖心、炮烙、射杀、凌迟、醢（捣成肉泥）、车裂、活埋、磔（分裂人体）、具五刑（五种极刑并用）等等。直到近代，伴随西方法律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法制逐渐走向现代化，法律的轻刑化才逐渐得以实现。这个观点在实际也得到证明：以刑法本身为例，中国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民法，没有违法犯罪之分，而是刑法一统天下。而如今，一大批部门法产生，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由全面保护各种利益逐渐演变为其它法律的保障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潮流和趋势，中国法律的发展进化必须与之相吻合。但我国刑罚轻刑化和死刑的废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与世界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政府不断的努力。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接下来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秦代基本继承了这次变法。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南北朝时期是法制转变的一个时期 首先是旧五刑向新五刑变化的一个时代 1.曹魏律 它是三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成就，又名《新律》、《魏律》。它与汉律相比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表现在：删繁就简，增加篇目至18篇，扩充了法典的内容，突出了国家基本法典的主导地位；将《法经》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突出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八议入律，使礼律进一步融合；改革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封建法典的制定在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2晋律泰始三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又称《泰始律》。主要成就在于：新增《法例》篇目，丰富总则的内容；精简律令章句，以“刑宽禁简”著称；再度改革刑制，使刑罚相对宽缓；增加律注，与法典本文合为一体，为法典的适用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因这部法典又经两位律学家张斐、杜预作注释，律文与注文合在一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而又名《张杜律》。它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一部曾通行全国的成文法典，对后世影响深远。3北齐律代表当时最高水准的封建法典。特点：12篇的法典体例；首创《名例律》的法典篇目；确立重罪十条；确立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封建制五刑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它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在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隋唐时期立法尤具影响。当然也有麟趾格，大统式。到了隋唐宋时期《开皇律》隋文帝在位时制定。主要成就：确定12篇的法典篇目体例；确立封建五刑制度；“十恶”重罪正式列入法典；通过“议、减、赎、当”制度，使贵族的法律特权扩大化；进一步完善八议和官当制度。它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封建成文法典，在篇章体例和基本内容各个方面总结和发展了以往各朝代的立法经验，使封建法典趋于定型，为唐律提供了直接的蓝本。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借鉴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历代服饰文化及其社会背景朝代 服饰文化 社会背景先秦时期 秦的服饰标准色都是黑色。但式样依然是大襟右衽交领这种。基本沿袭战国时期。女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同时，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 秦时期的国家宗教祀典与商周时期的情况既有同，也有异；既有不变，也有变，总的倾向是宗教典礼趋向简约化。人类政治文明的历程，既是政治觉悟和政治思维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政治典礼不断简化的过程，二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反向运动。两汉时期 汉代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汉代的直裾男女均可穿着。这种服饰早在西汉时就已出现，但不能作为正式的礼服。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并替代了深衣。 汉是中国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汉武帝时代的中国，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物产最丰富、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两汉王朝后期的社会矛盾均异常激烈，各地起义暴乱不断。这个时代背景对汉文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家具设计的重要转折点，其原因在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随着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价值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也在不断发展。唐代 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 唐代服饰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和平时期各民族之间服饰文化的广泛交流。这种装束反映了唐人在服装上的大胆尝试，体现了人类追求形体美的思想意识，是女性思想解放在服装上的表现。宋代 宋朝汉族男子服饰服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圆领式样，相比唐朝宋朝男服袖口变的宽大。宋朝汉族女服基本式样有两种：大襟右衽交领和对襟。 宋朝服饰特点的历史变化，从王朝初年的简朴到王朝末年的奢侈，一方面表明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统治阶级的日渐腐朽。元代 基本沿袭了唐朝服饰。男子都戴幞头着襕袍，襕袍的颜色，一律用绿色，似与当时的制度有关。幞头的两脚，微微下垂，可能在中间纳有“丝弦”，故有一些弹性，是晚唐五代通用的样式.当时的妇女服饰以短襦及长裙为主，也有圆领袍衫。腰间一般都用绦带系束，余下部分下垂，形似两条飘带。披帛较唐代狭窄，但长度有明显增加，长度大约在三至四米之间。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元代不过百年时间，然而剽悍、质朴的草原文化（游牧文化）与成熟、丰富的中原文化（农耕文化）的碰撞，具有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内容。明代 男子服式依然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女装相比男装要富于变化些。明代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背子、比甲及裙子等。衣服的基本样式，大多仿自唐宋，一般都为右衽，恢复了汉族的习俗。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清代 清代男子服装主要有袍服、褂、袄、衫、裤等。其中一种为“马甲”或称“坎肩”，男女皆着。样式有大襟、对襟、琵琶襟等。还有一种马甲，四周镶边，在正胸钉一横排钮扣，共十三粒，俗称“一字襟”马甲，或称“十三太保”。 清王朝是以少数民族满族上层为主体而建立的封建统治机构，是封建君主专制王朝中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中国悠久历史上的重要篇章，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转折。这段历史为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宝贵的遗产。至清代，传统经济达到顶峰，各生产部门技术水平空前提高，商业贸易颇为繁荣。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慢来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文章简介：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以及诗后的问题的顺序来详细的讲解诗歌鉴赏的具体操作方法。一、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试卷中的题干表述形式往往是“阅读下面一首×（朝代）诗，然后回答问题。”朝代的不同，国力的差别，往往会影响诗人的艺术风格，乃至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表达类似的思想情怀。比如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初唐时期，由于国体初建，百废待举，浮艳淫糜的南朝齐梁诗风不能适合时代的要求，诗人肩负时代使命，积极开拓诗歌的题材领域，创建清新刚健的风格成为诗人的追求。盛唐时期，唐帝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一方面小康人家，一方开疆拓土，清秀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豪迈的边塞诗派应运而生。中唐时期，直面现实，兴利除弊，诗人仍然向往盛唐的强大。晚唐时期，兴国无望，诗人哀伤的情绪笼罩诗坛。试题中诗歌的作者，大多出自唐朝，知名度也比较高，学生一般不会陌生，所以对唐朝的历史一定要了解清楚，其他朝代的国家势力、民族矛盾等也应有所了解。了解朝代乃至某一时期的特点，就对诗歌的总体风格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解答诗人的思想感情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二、关注诗歌的题目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看到一首诗歌后，马上就其诗句进行分析，根本不去关注诗歌的题目，结果往往答非所问。如：《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后问题是：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关注了题目中的“闻笛”，再加上第三句中的“闻”字，肯定会明白“闻”的对象——“折柳”是一种曲子名。再联想到“柳”与“留”的谐音关系，“折柳”的“惜别怀远”之意就会十分明了，如此，本诗所抒发的思乡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近试上张水部》（唐·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后的问题是：本诗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如果我们不关注诗歌的题目，只是关注闺中琐事，那回答恐怕就差之千里了吧！同时本诗运用“比喻现意”的表现技巧也就无从谈起！《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后的问题是：这首诗采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表达了怎样的“理趣”？如果只看诗句，无视题目，就无法正确回答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即使天神降下甘露，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并不只为把你仰攀，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叫它此后永不凋残。由于你嗅过的香气，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又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然而，姑娘你是地狱，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淫。”“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请读下面两首词：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
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