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地名学源流》，独著，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2002年重印。2010年再次重印。这是笔者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地名学源流》（批准号：94CZS004）的最终研究成果。书评见《学术界》2002年第5期。2．《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独著，万字，博士学位论文修改稿，列入中国史学会的“东方历史学术文库”，2002年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3．《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独著，万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4．《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独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9年3月。这是笔者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传统中文舆图专题研究》（批准号：04BZS021）的最终研究成果。定价4200元。书评见《地理研究》2011年第1期、《历史地理》集刊第二十六辑。 5．《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万字，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6．《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Floods and Droughts in the Three Gorges Since the Qing Dynasty》，署名“Hua Linfu”，一万多词，载《Social Sciences in China》（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7．《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3万字，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8．《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囯地图考释》，万字，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9．《论先秦时期我国地名学的特点》，万字，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10．《论两汉时期中国地名学的奠基》，万字，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6年第11期。11．《论应劭、圈称的地名学贡献》，万字，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7年第2期。12．《略论<华阳国志>的地名学成就》，万字，载《西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6年第5期。1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名学成就》，万字，载《历史地理》第14辑（1998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4．《论郦道元<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1万字，载《地理研究》1998年第2期。15．《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万字，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7年第4期。该文于1999年1月获中国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修订稿已收入《纪念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16．《<元和郡县志>的地名学研究》，万字，载《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9年第8期。17．《略论敦煌文书的地名学意义》，万字，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18．《<通鉴·唐纪>胡注地理正误》，万字，载《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1990年）。19．《<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万字，载《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20．《论胡三省注<通鉴>地名的得与失》，1万字，载《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1997年9月25日出版）。21．《简论<元一统志>的地名学价值》，万字，收入《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22．《郭子章及其<郡县释名>述论》，万字，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23．《略论<通鉴注商>的地名学价值》，万字，载《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24．《略论吴卓信<汉志补注>的地名学价值》，万字,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25．《论民国时期中国地名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3万字，载《历史地理》集刊第15辑（1999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26．《中国古代地名学理论的初步探讨》，万字，《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27．《唐河中府始置年代辨正》，万字，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28．《点校本<元和郡县志>指瑕》，万字，载《书品》1997年第3期（1997年9月出版）。29．《<读史方舆纪要>地名正误》（浙江省部分），万字，载《书品》1998年第6期。30．《唐代两浙驿路考》，万字，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31．《中国古代地名渊源解释发展原因的分析》,万字,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32.《唐诗研究中的地名正误》，万字，载《中国诗学》第六辑（由蒋寅研究员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33.《“钱塘”辨证》，万字，《杭州研究》1998年第2期。34.《（中国）历代五金生产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万字，载邹逸麟教授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第七章第五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9771026），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35.《三峡地区的历史自然灾害》，敝人撰写万字，载陈可畏研究员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之研究》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全书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36.《论中国地名文化对朝鲜-韩国半岛的影响》，万字，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冬季号。37.《略论中国地名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万字，载《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38.《清代考据学派的地名学贡献》，万字，刊《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2辑（总第66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摘录。39.《中国自治区宜改名自治省》,万字,《中国方域》2001年第3期。40.《中国县级政区通名宜划一》,万字,《中国方域》2003年第1期。41.《市辖区名称存在的问题》，万字，《上海地名》2001年第2期。42.《中国直辖市通名改革研究》，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43.《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1期转载。44.《中国历代分省模式探讨》，第一作者（与成崇德教授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45.《中国政区通名改革刍议》，收入《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46.《<嘉庆重修一统志>陕西统部的编纂过程》，万字，收入《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50～269。齐鲁书社，2001年10月。47.《档案所见<嘉庆重修一统志>贵州统部的编纂过程》，万字，收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一辑），页421～434。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48.《道光年间<一统志>各省定稿进奏时间》，《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49.《“中国”名称考》，万字，《北京日报》2000年9月18日。后收入《史家谈古论今》第130至133页，同心出版社，2001年8月。50.《重庆直辖市简称“渝”的商榷》，万字，《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51.《简析<历代国都图>的古都学价值》，《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6年第五卷第1期。52.《<隋书>郡县封爵研究》，万字，载《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53.《<隋图经>辑考》，收入《2004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4月。54.《唐亩考》，万字，载《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22《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2年第3期。55.《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4万字，连载《中国农史》1990年第2、3期。该文于1996年2月荣获谭其骧院士禹贡基金会“优秀青年论文奖”。 硕士论文一部分。56.《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2万字，载《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硕士论文一部分。57.《唐代粮食作物分布与自然环境制约》，万字，载《历史地理》第12辑。硕士论文一部分。58.《论唐代宰相籍贯的地理分布》，1万字，载《史学月刊》1995年3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21《中国古代史（一）》1995年第7期。59.《<括地志>辑本校读》，万字，载《文献》1991年第1期。60.《<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写作年代考》，万字，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61.《<姓氏录>写作年代考》，万字，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62.《唐代的地名整理》，万字，《中国地名》1991年第3期。63.《我国历史上的地名避讳》，万字，《地名知识》1992年第2期。64.《我国古代的双附郭县》，万字，《中国方域》1993年第6期。65.《简论我国的单名县》，万字，《中国地名》1994年第2期。66.《慈溪地名探微》，万字，《中国地名》1995年第5期。67.《盛弘之<荆州记>述略》，万字，《中国方域》1996年第4期。68.《梁份评传》，万字，收入谭其骧院士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69.《<滇黔赴京驿站册>初探》，万字，载《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2期。70.《西湖珠光照杭州》，万字，台北《历史月刊》第75期（1994年）。71.《英国档案馆收藏的近代中国舆图》，《地图》2005年第1期。修改稿收入黄爱平、黄兴涛联合主编的《西学与清代文化》（论文集）页454-464。中华书局，2008年1月。72.《关於<皇朝地理志>的几点初步认识》，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07年 春季（第24卷第3期）。73（1）.《隋唐<图经>辑考》（上），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7期（2007年5月出版）。73（2）.《隋唐<图经>辑考》（下），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8期（2007年11月出版）。74.乐史《太平寰宇记》的地名学贡献，载《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页至第6页。75.近两年清史地理研究点评，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76.地名：政治的晴雨表，载《中国地名》2008年第2期，页42-44。77.新修《清史·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78.关于编绘《清史地图集》的建议，载《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4月。79.《括地志》辑本二题，《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研讨会论文集》（第112~1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80.东汉军事地理三论，《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4~20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81.十幅晚清广州舆图解读，载《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第62~71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1月。82.清前期“属州”考，载《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上册，第169~21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83.清直隶省地理沿革考辨释例，收入《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506~5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84.《大黄江圩兵防舆图》绘成日期之考证，收入周长山等主编《历史·环境与边疆——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7~8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85.论杨守敬考证《隋书ž地理志》的成就与不足，载《江汉论坛》2012年第7期。86.《本草纲目》释地八说，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87.《199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2年第2期。88.《1991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1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2年第12期。89.《1992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4年第1期。90.《1993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同上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4年第1期。91.《1994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1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1期。92.《1995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8期。93.《199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9期（1997年10月出版）。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8年第1期。94.《1997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述评》（与辛德勇先生合作），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7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8年第9期。95.《1998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述评》，1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1期。96.《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新进展》（第一作者，与曹树基教授合写），1万字，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99年）。三联书店，2002年5月出版。97.《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1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9期。98.《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概述》，万字，《光明日报》2000年11月10日第五版。此文在网上被多处转载。99.《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万字,《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3期。100.《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万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101.《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葛剑雄教授合写，第二作者），4万字（敝人撰写万字），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102.《近三十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与葛剑雄教授合写），收入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三十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103.《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与葛剑雄教授合写），万字，载台湾《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4期。104.《近年来<禹贡>研究述略》，万字，《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0期。105.《二十世纪的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辑。106.《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9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K9《地理》2006年第1期收录。107.《二十世纪正史地理志研究述评》，《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2期。108.《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世纪回顾》，《经济地理》2006年第5期。109.《隋唐五代政区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8期。110.历史地理研究（学术评论），收入陈高华、张彤主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第三章第11节（第216~22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111.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主要成就（学术评论），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期。敝人为《2001~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评论》召集人之一，拙文系该组论文之一。 112.《钓鱼岛主权属中国》，署名“天良”，2000字，载《历史学习》1995年第9期。113.《清朝历史上的八级地震》，刊于《光明日报》2008年6月22日第七版。114.《地名史话》（列入“中华文明史话丛书”），10万余字，署名“林頫”，1994年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才出版。台湾盗版系由名为“国家”的出版社於2004年11月印行。115.《插图本中国地名史话》，齐鲁书社，2006年1月。116.《银色巨龙——长江》（与卫家雄先生合作），10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8月；《长江史话》（与卫家雄先生合作，“中华文明史话丛书”之一），出版社、出版时间同前。117.《社会历史博物馆》（中国虚拟博物馆丛书之一），主编和全部文字（16万字）的撰稿人，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118.《天下奇观——钱塘潮》，2000字，收入复旦大学《旅游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119.《我国省市自治区名称、简称的来历》，署名“天良”，1万字，连载于《历史学习》1994年第8、9、10期。120.《中国历代王朝名称与地名》，署名“天良”，4000字，《历史学习》1995年第1、2期。121.《唐代的一首地名诗》，1500字，《地名集刊》1991年第1期。122.《遍地宝藏——自然资源篇》（与太太薛亚玲女士合作），13万字，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9月。123.《植物与中国地名的变迁》，万字，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30日。124.《帝王心境在地名上的折射》，万字，载《寻根》2000年第2期。125.《“中国”名称和中国历代疆域的演变》，万字，系林甘泉先生主编《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二十五讲》之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126.《与<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榷》，2000字，载《读书》1985年第7期。127.《<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简介》，1500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128.《<绍兴师爷>简介》，1000字，署名“少鹏”，《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1期。129.《<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简评》，1000字，署名“天良”，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130.《古地图的精品——介绍<中国古地图精选>》，1500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4期。131.《<东北历史地理研究>简介》，署名“吴越”，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9年第8期。132.《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收获——评冯贤亮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与冯季昌合作，第二作者），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133.《<西域地名考录>序》（该书由钟兴麒先生编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134.《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合著（第三作者，合作者为：刘君德教授、冯春萍博士、范今朝博士），敝人承担万字（全书万字），《行政区经济与政区改革》丛书之五，2002年5月，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135.《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华林甫编），万字，已由学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责任编辑：郭强副编审），2002年11月重印，2005年10月增订版。该书书评见吴松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半世纪回顾》（《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1日第7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3辑第97～98页）。136.《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历史地理卷》（葛剑雄、华林甫合编），40万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责任编辑：漆咏德博士）。此书由导论、选文、索引三部分组成，前两部分系合作完成，索引（万字）系华林甫独立编纂。137.《〈隋书·地理志〉汇释》（华林甫、赖青寿、薛亚玲三人合作编著），80万字，系谭其骧院士主编“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之一，计划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董龙凯、张利）。138.承担史为乐研究员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浙江部分撰稿，约15万字，2005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获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历史学奖。 ①以上除第44、94、96、101、102、103、116、122、132、134、136、137、138十三项系与别人合作之外，其余所有的研究成果均系本人独立完成。②此目录尚未包括敝人编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内文化图组、军事图组的若干图幅（待出版）。③拙作关于1990年度、1991年度、1992年度、1993年度、1994年度、1995年度、1996年度、1997年度共八篇历史地理学学术动态文章，被译成韩文，刊载于韩国《文化历史地理》年刊第8、9、10、11号上（1997～1999年）。④统计截止时间:2012年12月31日。
1.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平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南缘，距省会太原90公里。汾河穿境南流，南同蒲铁路、大运公路由县城西北侧而过，地处要冲，交通便利。平遥自古就是商贸集散市场，有“拉不完填不满的平遥城”和“小北京”之誉。 ��平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传帝尧初封于陶，故平遥亦称“古陶”、“平陶”。境内的中都，春秋时期就是晋国古邑，战国时属赵。秦始置平陶县,西汉置中都县和京陵县,北魏初废,改为平遥县。2700多年来，平遥虽一直是座县城，然而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却有过辉煌。 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782年)，大将尹吉甫率军北伐猃狁，筑夯土城亘，驻兵拒敌于此。以后历代修茸加固，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扩建重修，加砌砖石城墙。至今仍巍峨耸立，风骨犹存。 城墙规模完整,周长公里。外观略呈方形，东、西、北三面俱直，唯南墙蜿蜒。墙高10米，宽 3-6 米。墙体内筑夯土，外包城砖，环周共有敌楼72 座，垛口3000个，象征着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每座城门均为重门翁城，顶建重檐木构城楼，城墙四隅筑有角楼。 整座城墙，垛堞绵延，楼橹耸峙。奎星楼、点将台、文昌阁点缀其上，以“龟城”饮誉古今。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华北第一城”。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古山西为商贾之乡 ，平遥可称晋商源地。邑人好商贾 、善金融之风世代相传。早在明代中叶，平遥地少人多，土地瘠薄，多有人外出经商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商贾足迹，遍布全国。延及清初，境内商业逐步繁荣。到康熙年间，以平遥商帮为劲旅的晋商，不仅称雄江北，且将势力扩展到江南。平遥商人多在当地设总号，在外地设分庄。到嘉庆十八年(1813)，邑地“迩来商贩云集，居奇罗珍增前数十倍”。嘉庆末年，平遥商帮已遍布全国通都大邑，水陆码头。总号与各分庄及与客户之间，大宗项的批发、运销、中转业务兴旺发达，不少商铺批零兼营。各种货物源源不断运进古城，又直接发往省内外。平遥成为晋中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有“填不满、拉不完的平遥城”。商业的繁荣带动和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道光三年(1823)，平遥商人首创日升昌票号，总号设在平遥城内西大街，在全国各大城市遍设分号。随之，票号业兴起，先后成立的平遥票号总数达22家之多，在全国70多个城镇码头设立分号 400余个，承揽了全国各地上至官银、税赋、军饷，下至商号、店铺的资金及个人私银的汇兑、存放业务。平遥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故有“进了平遥城，银子元宝绊倒人”之说。商业金融的鼎盛发展，为平遥创建了长达数百年的世纪性繁华和富庶。著名学者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写道：“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尤以平遥为最。” 2. 在遥远的云岭深处，在彩云之南，一座至今保存最完整的高原历史古城——丽江，她以美丽神奇而著称。这一方净土山清水秀，景观荟萃，民风淳厚，历史文化悠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向世人显示着古朴神秘的美，吸引千万游客，前来探索这令人惊叹的奥秘。 丽江古城又名大研镇，它位于丽江坝中部，北依象山、金虹山、西枕狮子山，东南面临数十里的良田阔野。丽江是第二批被批准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中国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的古城之一。它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没有城墙的古城，据说是因为古代丽江世袭统治者姓木，如果筑城墙，就犹如木字加框而成“困”字，这样显得不吉利。由此可见，纳西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民族。 大研镇是一座古城，在丽江县城中，因为它四面被青山环绕，形状如同一块碧玉大砚，所以取名大研镇（砚与研同音）。它最初建于宋末元初（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距今大约有800年的历史，它盛于明清。当时丽江古城已具相当规模。 古时的城建方法是先行开河，然后依河水的来龙去脉进行城建规划，布街辟路。丽江古城的城建方法亦是依承传统的古城建规划法的经验，所以它也是中国古代城建方法的活化石。 古城保留了大片明清年代的居民建筑，均是土木结构瓦屋面楼房，多数为三坊一照壁，也有不少四合院，融合了纳西、白、汉等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居民建筑布局灵活，注重装饰，精雕细刻。在他们的门窗上多雕饰花鸟图案，并且色调浓烈。这里的居民都喜欢在庭院种植花木，摆设盆景，无户不养花，无户不流水，形成了“家家流水，户户垂柳”的高原水城风貌，被誉为“高原姑苏”、“东方威尼斯”。 沿河建筑，是古城建筑的第一个特点。街的走势几乎与河流同步，构成一条土木瓦屋的建筑长廊，这是古城建筑布局的基本格式。因为水渠密布，跨水临渠的建筑十分普遍。 依山建筑，是古城建筑的第二个特点。古城盘亘于崇山峻岭之间，沿街建筑此起彼伏，因山势起伏而不断变化。光义街的光碧巷和金星巷一带建筑，少了临河的喧哗，而多了依山的幽静。 临街建筑，是古城建筑的第三个特点。古城中心，由整齐繁华的铺面围成一条方形街面，称四方街。街面宽广，主街有四条，分别向四周辐射。每条街道又分出许多小街小巷，街巷相连，四通八达，像一条血脉贯穿古城。在适当的部位，还留有休闲的空地。每条巷道，均由五彩花石铺就，雨季不泥泞，夏季无尘土，显得光滑平整。街巷之中，茶楼酒店、画廊作坊鳞次栉此，工艺品、土特产琳琅满目，身着各种服装的少数民族与各国游客穿梭往来。四方街上，至今仍保留古代利用河水清洗街道的装置，可以定期冲刷街道，保持古城洁净，十分省力。 古城的民居造型朴实生动，装修精美雅致。最常见的形式有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前后院和一进两院等。三坊一照壁是由正房一坊，左右厢房二坊，加上正房对面的一照壁合围成的一个三合院。四合五天井是由正房、下房、左右厢房组成的一个封闭四合院。除中间一个大天井外，四角还有四个小天井或“漏角”。前后院即在正房的中轴线上分别用前后两个大天井来组织更新面。后院为正院，常用四合五天井平面组成。前院为附院，常为三坊一照壁或两坊与院墙围成的小花园。二院之间可穿通的房叫花厅。一进两院即在正房一院的左或右侧设另一个附院，形成两条纵轴线。正附院的组成与前后辽相同。古城民居一般为二层楼房，家家都有宽大的厦子（即外廊），天井往往用砖石铺地。 古城的泉水富有音韵；丽江古城游荡着天籁的灵魂。清澈的泉水分三股主流穿城而过，在城区又变幻成无数支流，穿街走巷，入院过墙，流遍万户千家。黑龙潭是玉河水的源头，泉水从四周山麓的古老栗树下、岩隙中喷涌而出，在此汇成一个巨大而又神奇的出水潭，成为古城生机勃发的秘密。 古城流水密布，约2平方公里的城区内，架有大小桥300多座，最著名的数大石桥、、万子桥和南门桥。三桥皆为明代所建的石拱桥。其中大石桥为双孔石桥，长米，矢高米，宽米，桥的位置处于古城繁华地段，行人络绎不绝，桥市生意兴隆。万子桥为单孔桥，长9米，矢高米，宽米，“万子”象征子孙万千。南门桥为单孔石拱桥，砌有石雕龙头。 此外还有人寿桥、万子桥、玉带桥等。纳西族人是桥的民族，这些形制各异的古桥，构成了古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自由灵活的布局，不拘一格，民居、集市、道路、水系组织聚散合理，配置得当，再配上石板路、石桥、木桥、花鸟虫鱼、民风民俗，使古城独具魅力。
有六个: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
中国有八大古都. 你知道中国有几大古都吗？是七大古都吗？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世光教授在题为“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 朱教授在报告上介绍了中国大古都问题，他说：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五大古都（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京）之说，30年代时将杭州加入，这样长期以来学界和社会上就有六大古都的说法。1981年，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正式在《历史教学研究》上撰文，提出应将安阳列入大古都之中，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988年，中国古都学会第七届学术研讨会上，认同了谭先生的观点，将安阳作为中国的第七大古都。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还一度引起了两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重镇复旦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几位教授的论战。 朱教授介绍说，2004年11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第21次会议上，郑州被列为大古都，使学术界认可的中国的大古都达八个。朱教授认为，大古都的判定标准有四个，即：是主体王朝的都城；建都时间较长；规模较大；有重要的后续城市。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将郑州列为第八大古都是合适的：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城，在此建都的时间也较长，规模也较大，而郑州也是重要的后续城市。 朱教授说，中国古都的数量在220处以上，这200多个古都一般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大古都（8个）；第二个等级为大古都以外的列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一批古都（30个）；第三个等级是前两个等级以外的列有文物保护单位的都城；第四个等级是其它的都城。他说，古都与中华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古都是当时文化的缩影，也是特定区域文化的中心，有着相当长时空的辐射力，它们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深入到了中华文化的中心。古都研究与古都所在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古都学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深刻准确地揭示了古都所在城市的特点，对所在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可以使这些城市的建设规划、旅游规划等更加合理。 此外，朱教授还谈到了中国古都学的形成和当前的研究概况，并阐述了他在中国古都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建设上的看法。 报告会结束后，朱士光教授还对听众提出的关于大古都的质疑以及其它问题作了解答。
纪录片论文的参考文献有哪些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都接触过论文吧，论文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才能称为优秀论文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纪录片论文的参考文献有哪些，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纪录片论文参考文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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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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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电子文献[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
(8)未定义类型的文献(文献类型标识：z)[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浅析文献纪录片的价值性及其体现方式底层平民生存状态的艺术呈现——贾樟柯电影作品研究摘要：文献纪录片作为一种体现文化价值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表现手段，由于其制作手段和取材的陈旧，使得很多及其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纪录片并没有被观众接受。文献纪录片如果想走近电视主流群体，就必须在受众观赏的融合性上多下功夫，探讨出更加贴切现在社会的表达手段。关键词：文献纪录片；受众观赏；表达手段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标识逐渐成为一种影像语言性的文化产品，这其中包括对自然生态、地域文化、社会事件、民族特色等多方面的纪录，而文献纪录片则是这其中最严谨最能反应历史性的一种纪录片，也因其对文献史料要求的真实性谨慎性，使得大部分文献纪录片的叙述方式看起来死板而教条，在观众的接受过程中，这种死板教条的印象有时甚至让降低了观众对于文献纪录片的兴趣，从而降低了史料价值的珍贵性。一文献纪录片作为一种从电影纪录片过渡到电视纪录片，又逐渐分离出的一种纪录片类型，文献纪录片不仅传承了纪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展现了珍贵文献的价值性，所以传统意义上的文献纪录片都是现有影像资料、文本资料、当事人口述等方式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纪录、演绎和剖析，从而达到纪录历史、反应历史、还原历史的目的。所有纪录片都具有文献价值，但并不是所有纪录片都是文献纪录片——文献纪录片必须有文献，即影像、图片、档案等资料，而不是泛泛的文献价值。文献纪录片是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制作完成的，文献价值是其最基本的价值。法国《电影辞典》这样定义纪录片：“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制作的影片。”这种广义的文献纪录片概念赋予了所有纪录影像以文献价值。中国承袭了苏联的纪录片观念，习惯上将“汇编性”纪录片称为“文献片”，即利用以往拍摄的具有文献价值的影像资料辅以新近拍摄的素材进行再创作性编辑。这种狭义的“文献纪录片”历来为中国纪录片创作所重视。以上两种定义或过于宽泛，以至于忽略了文献纪录片的特质；或过于狭窄，不能全面涵盖当今文献纪录片发展的新态势，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角度进行理解。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纪录片已逐渐包罗各种题材样式，构成了以“非虚构”为根本属性的影像集合，是与故事片并列的片种；另一方面，文献纪录片不再局限于对历史资料的简单汇编，口述、扮演、情景重现、动画等手段都可以表现具有文献价值的内容。而这种文献的组合是“作者的主观意图要靠调动材料自身的意义和组合后的含义来完成，在对事实的描述上求细、求近，在思想和感情的抒发上，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尽量隐藏作者的主观叙述。”①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丰富，但是文献纪录片的最基本最突出的特色还是其历史性，文献性，所以形式只能服务于类型，而所拍摄的内容的必须绝对真实，这样才能进一步体现其历史性与文献性，在形式有所变化的情况下，让观众没有产生虚假的感觉，形成对历史的现实化注解和对现实的历史性纪录的有机结合。所以文献纪录片应该是，“文献纪录片”当指那些具有重大留存价值的、实现了对历史的现实化注解或对现实的历史性记录的非虚构影视作品。二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文献纪录片具有珍贵的历史资料价值，是民族和国家的影像档案。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在于“纪录”，文献纪录片的核心要素是它的“文献性”，“文献”二字正是对纪录片“纪录”功能最有力的注解。百年来虽然有多种理论观点、众多学术流派和不同创作倾向，但是纪录片以“纪录”作为主要功能这一点始终未变。无论对人类历史发展而言，还是对电视这种传播媒介来说，文献纪录片都具有永恒的意义。文献纪录片是民族和国家的一部历史影像档案。文献纪录片在记录社会历史进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主流意识形态的特质，因此，在观看一些珍贵影像资料的同时，我们也可触摸到社会思想趋势和时代文化思潮，其价值的凸显是“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化的发展为参照，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化，在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中发掘其优秀的内核和传统，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架高沟通的桥梁”②，所以说，文献纪录片同时具有社会思想认知价值。电视文化角度看，文献纪录片的审美价值提升了电视节目的文化品位，从而有助于改善电视内容生产格局。文献纪录片具有较高的品位和审美价值，具体表现在：第一，视野更开阔。文献纪录片往往采取宏大叙事策略，从国家、民族、时代的高度把握主题，风格上追求大气磅礴、恢宏豪迈；第二，时空开合大。历史题材的文献纪录片作品，一般都具有大的时间和空间跨越；而反映当代的文献纪录片，也常常注意把当下的一些价值取向放到历史的坐标中去考量；其三，思想有深度。好的文献纪录片往往具有思想的魅力，可以启迪智慧，让人在历史中重新认识现实。在电视节目日趋娱乐化的今天，《大国崛起》、《新丝绸之路》等文献纪录片的播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观众对当今电视媒体的认知和评价，提升了电视节目的文化品位，改变了电视被娱乐之风裹挟的生态格局，为电视媒体自身的良性循环和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重塑了电视文化的尊严。三所谓细节描写是指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动作、语言、神态、心理、外貌以及自然景观、场面气氛等细小环节或情节的描写。细节描写在刻画人物性格、丰满人物形象、连接故事情节、丰富作品内涵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纪录片通常最终都是要求达到对人的刻画，即也应当注意细节对人，对周围环境的刻画描写。生动的细节描写，有助于折射广阔的生活画面，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不管是哪一类纪录片，他的成功与否最后都取决于对细节的拥有量和对细节的处理”③，文献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产品，又是综合艺术的结晶，与电影、戏剧、小说一样，同属文艺作品的范畴，要遵循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但是，它又不同于文艺作品，要遵循纪录片创作的特殊规律。一部优秀的电视纪录片，离不开借鉴和利用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手段，细节描写就是电视纪录片创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中国近20年的文献纪录片题材从政治宣传走向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从宏大叙事、空洞说教走向个人视角、细节叙事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不断在各种历史记录当中寻找被记录对象的细节，重视对文献的挖掘，从那些从来没有面世过的资料里找寻和收集，形成一种“揭秘”的效果。观众在被那些从未知晓的信息所吸引的时候，不自觉地就接受了渗透于其中的观念。并对这些细节加以整理，表现，这既是纪录观念的变化，也是技术的改进。中国大部分的文献纪录片选材近似，或聚焦重大题材，揭秘历史真相，或呈现领袖人物的心路历程，普通百姓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存状态，或通过对历史的全盘审视，解读今天的社会。但不同的是西方文献纪录片从1980年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政府或主流意识形态集团出资拍摄的宣传片大量缩减，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主的商业片成为主流，突出故事性与市场价值；同时坚持主流价值观。中国文献纪录片先前单一关注政治领域而忽视文化领域是明显的。我们从过去一系列的片子中可以看出记录的重心放在无产阶级领袖这一群体身上，而对文化精英缺乏关注。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不计其数浅析文献纪录片的价值性及其体现方式张洁琼 （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影视与传媒大 众 文 艺174摘要：在电视节目泛滥的今天，综艺娱乐类节目几乎成了大哥大，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收视市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观众更需要看到一些新的节目形式和新鲜血液的出现。2011年1月，湖南卫视重力推出解读姓氏文化的电视节目《非常靠谱》，节目形式新颖，风格幽默娱乐，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作为一档新生的节目，《非常靠谱》也尚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本文主要分析讨论《非常靠谱》独具一格的特点以及急需改进的缺陷，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关键词：非常靠谱；电视节目；文化；娱乐2011年伊始，综艺大台湖南卫视就发布声明，表示今年湖南卫视将有几档新的节目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并强调今年湖南卫视的主题将不再是单纯的娱乐。在其热力推出的《非常靠谱》、《好奇大调查》、《给力星期天》、《喜剧之王》这几档节目中，以解读姓氏文化为节目内容的《非常靠谱》节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非常靠谱》节目介绍《非常靠谱》于2011年1月3日开播，由湖南卫视资深主持人汪涵挑大梁，每期节目中都会请到几位对姓氏文化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到场组成“摆谱团”，对每一姓氏背后的故事展开挖掘，每期到场的观众中有80%都是那一期姓氏的同族。迄今为止，一共做过7期节目，分别是刘姓专场、姜姓专场、欧姓专场、许姓专场、伍姓专场以及开春特别企划节目和十二生肖姓氏专场。《非常靠谱》旨在解读中华民族的姓氏文化，以姓氏为包装，晒百家姓里的人杰、绝活、故事等，晒祖宗、晒历史、晒文化，让观众在了解这些姓氏历史的同时找到共鸣，为自己的姓氏而骄傲。该节目制作人徐晴表示：当下电视荧屏上的文化类节目大多与解读历史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姓氏解读还属冷门。电视观众看解读历史的文化类节目只能倾听、借鉴；但《非常靠谱》可以参与。2011年2月28日做完十二生肖姓氏专场后，《非常靠谱》一直处于停播状态，5月10日湖南卫视发表声明，《非常靠谱》将于5月16日正式回归。二、《非常靠谱》如何“靠谱”从契合当今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这一点上来说，《非常靠谱》的出现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人历来讲究认祖归宗，血脉相承，而姓氏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通常成为了血缘之间隐形的纽带。另外，《非常靠谱》节目名称中这个“谱”字指的是家谱、族谱。家谱和族谱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符号，其承载的意义非同一般。另一方面，从节目形式本身来说，也有许多的创新之处。1.文化性和娱乐性的结合当今社会是一个浮躁的多元化社会，传统文化式微、流行文化喧嚣。《百家姓》、《三字经》、《论语》、《道德经》、《庄子》这些国学中的经典固然大家耳熟能详，但是真正能阅读并理解的人是越来越少。反之，流行元素却铺天盖地，这是一个把文化弄丢了的时代。纵观各个电视台的节目，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节目实在是太少了，还不及娱乐节目的一半，能去收看这些文化类节目的观众更是屈指可数。《百家讲坛》应该算是为数不多的比较成功过的案例之一。但是《百家讲坛》作为一档高端的文化历史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走的高端路线，请来一些学者专家做讲座，收视率甚微；直至出现了刘心武、易中天、纪连海等等这些人之后，《百家讲坛》才随之火了起来。火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会讲历史会讲故事，娓娓道来，十分传神。从《百家讲坛》的案例可以看出，板起一副面孔以一副老学究的姿态来讲历史讲文化已经过时了，人们需要了解历史，但是不代表历史就是枯燥的说教，换一种轻松的方式讲述效果会更好。《非常靠谱》就非常注意文化性和娱乐性的融合。主持人汪涵和摆谱团的专家们在讲述姓氏文化的历史时经常会调侃，也会通过一些flash的小短片对姓氏历史上的名人做简短的介绍，增进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寓教于乐，让观众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比单纯的讲述更能加深观众的印象。2.主持人与摆谱团的智慧《非常靠谱》还在策划的时候，汪涵就直谏台长，要求做该节目的主持人，甚至连该节目的名称都出自于汪涵的创意。汪涵自己说，台上的他幽默搞笑，私底下的他却是个非常安静的人，平时喜欢看书、研究古玩，非常热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说，《非常靠谱》这一档节目就是为汪涵量身定做的，也是他从娱乐节目向高端文化节目华丽转身的转折点。因此，在最初汪涵主持这档节目的消息传出时，他就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观众都在猜测，那个在《天天向上》中搞笑的他能控制好这样文化类的节目吗？而节目播出之后，汪涵凭借自己的实力给观众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节目中的他幽默而不失睿智，搞笑而不失深沉，正是他身上散发的这种魅力，使得整个节目既有文化气息又通俗易懂。该节目的另外一大亮点就是由对姓氏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非常靠谱》是否靠谱崔 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 江苏南京 210000）的历史事件。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文明的变迁与过度，中国人民在数千年中经历了无数的伤痛但是依然挺立不倒，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这样生命中的闪光点，不仅是可以指导中国人前进的明灯，也是吸引外国友人了解中华民族的地方。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很多历史题材的挖掘和呈现上都有所欠缺。中国文献纪录片近年来在艺术表现上实现了大面积突破，突出体现在手法多元，如真实再现、电脑动画等，叙事上开始追求故事化、悬念感，剪辑上注意蒙太奇效果。但是，就整体而言，电影语言陈旧依然是纪录片的一个普遍现象，其理论依据是纪录片的真实性依托于纪实手法。，情景再现的表现手法符合纪录片创作的语言系统，并不违背纪录片的本质特征，与传统纪录片比较，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符合时下纪录片创作手法多元化的时代特征。情景再现是符合现阶段纪录片创作特点的一种有效的手法之一。然而，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需要不同的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与之相适应，尽管现阶段它体现出的优越性令众多题材的纪录片增色生辉，然而它只是符合这个时期的创作热潮，如果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则必须在不违背纪录片本质的前提下，将其丰富、发展、完善。注释：①时间.《简论汇编性纪录片（文献纪录片）的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年第11期.②金元浦.谭浩哲.陆学明.《中国文化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705-706页.③ 陈汉元.《纪录片的类别》.《电视研究》.1998年04期.影视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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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1070年拜相，推行改革。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法，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拿破仑可以吗？对于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管怎样高明，他却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伟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众才华外，更因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权势。但不管怎样，他的立脚点和同时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个水准上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某个英雄的历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也不是拿破仑个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 可是，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有不少神化之处，如：说他是“世纪的巨人”、“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战争之神”、“命运的支配者”，甚至说“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等等。 在吹捧的反面，却又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如说他是“科西嘉岛的怪物”、“摧残自由的暴君”、“无耻小人”、“低能儿”、“疯子”、“匪徒”，等等。 不管是吹捧或是诟骂，都属于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仑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将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因此，必须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认识他。 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导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体。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的经历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主要活动，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顺应时代的潮而动。 第四，对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著述，特别是那些所谓“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为拿破仑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胜利者的目光来估量他的过失，用夸大一些事实和掩盖另一些事实的手法来缩小、掩饰他的错误。这些东西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仑的亡灵而炮制的。今天法国史学家只把它看成是传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不太符合历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国人和俄国人编撰的一些关于拿破仑传记之类的书籍中，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因此，对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质反映得也不够真实。 第五，有些评论拿破仑的文章，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词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为着说明什么问题而讲的，那末，单靠这种引证，必然导致经典作家间在拿破仑问题上的“吵架”。总之，评价拿破仑应当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综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王党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点错误甚或是罪行。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仑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经指出过：“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拿破仑的主要错误在于“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功也有过，便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讽刺蒲鲁东观察经济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那样，“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综观拿破仑一生的全部活动，其主导方面的活动，对当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
中国古代史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 中国是人类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早在约八百万年以前，在云南的开远、禄丰等地已经生活着古猿。此后，经过漫长的进化，产生了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氏族部落，如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及半坡人等等，同时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几个阶段。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等历史时期。 历代统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内容不同的剧目，或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步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勇于探索的聪明才智，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同时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产生了无数杰出的人物，创造出无比博大、深厚的业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受益匪浅。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我们传统收到的教育，总是笼统地被告知，中国的历史很悠久，非常伟大。其实，这事比较复杂，值得研究，拿出文物证据，厘清事实，这很有意义的。西亚的古代文明主要包括：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巴比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地中海沿岸地区（包括现代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古代文明、现代伊朗西南部地区的古代文明（埃兰、米底、古波斯）以及小亚细亚地区的古代文明（赫梯文明）。Sumer 苏美尔文明为例，非常有意思，季羡林老先生做过研究的。我给你建议的题目：《亚洲文明源头的比较研究》
原创的，独一无二，包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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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建筑的概貌在建筑方面，古希腊人的遗产可以认为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希腊建筑所包含的形象模型。这些模型首先包括一系列装饰物术语、雕塑以及风格，多多少少被全盘接受，或者断断续续被使用和废弃。即使失宠，也不能轻率断定它们已经从西方建筑师们的数据库中完全消失了。希腊建筑留传于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希腊人对建筑的本质看法。建筑形式总是让人被动地接受，而关于建筑的本质看法只能意会于心，而本能经常发现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地方。人们知道要恰当设计一个建筑物的维度，就必须遵循一定的数学比例。这种观点是希腊人的，不管在本质上，还是在选择适当的比例上。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再次现身，有时建筑形式的完美性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些偏爱的形状。现存的建筑物遗址主要就是神殿、剧场、竞技场等公共建筑，其中尤以神殿为一个城邦的重要活动中心，它也最能代表那一时期建筑的风貌。 古希腊人的生活受控于宗教，所以理所当然的，古希腊的建筑最大的最漂亮的都非希腊神殿莫属。古希腊人认为，神也是人，只是神比普通人更加完美，他们认为供给神居住的地方也不过是比普通人更加高级的住宅。所以，希腊最早的神殿建筑只是贵族居住的长方形有门廊的建筑。后来加入柱式，由早期的“端柱门廊式”逐步发展到“前廊式”，即神殿前面门廊是由四根圆柱组成，以后又发展到“前后廊式”，到公元前6世纪前后廊式又演变为希腊神殿建筑的标准形式——“围柱式”，即长方形神殿四周均用柱廊环绕起来。希腊神殿建筑总的风格是庄重典雅，具有和谐、壮丽、崇高的美。这些风格特点在各个方面都有鲜明的表现。古希腊建筑的特点根据所遗留下来的希腊建筑，我们可以归纳出古希腊建筑的几大特点。第一特点是平面构成为1：或1：2的矩形，中央是厅堂，大殿，周围是柱子，可统称为环柱式建筑。这样的造型结构，使得古希腊建筑更具艺术感。因为在阳光的照耀下，各建筑产生出丰富的光影效果和虚实变化，与其他封闭的建筑相比，阳光的照耀消除了封闭墙面的沉闷之感，加强了希腊建筑的雕刻艺术的特色。第二特点是：柱式的定型。共有四种柱式：1. 陶立克柱式，2. 爱奥尼克柱式，3. 科林斯式柱式，4. 女郎雕像柱式。这四种柱式是在人们的摸索中慢慢形成的，后面的柱式总与前面柱式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贯穿四种柱式的则是永远不变的人体美与数的和谐。柱式的发展对古希腊建筑的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对后来的古罗马，欧洲的建筑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三特点是：建筑的双面披坡屋顶形成了建筑前后的山花墙装饰的特定的手法。古希腊建筑中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等装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装饰艺术。第四特点是：由平民进步的艺术趣味而产生的崇尚人体美与数的和谐。古希腊人崇尚人体美，无论是雕刻作品还是建筑，他们都认为人体的比例是最完美的。大建筑师维特鲁威转述古希腊人的理论：“建筑物……必须按照人体各部分的式样制定严格比例。” 所以，古希腊建筑的比例与规范，其柱式的外在形体的风格完全一致，都以人为尺度，以人体美为其风格的根本依据，它们的造型可以说是人的风度、形态、容颜、举止美的艺术显现，而它们的比例与规范，则可以说是人体比例、结构规律的形象体现。所以，这些柱式都具有一种生气盎然的崇高美，因为，它们表现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自豪与高贵。第五特点是：建筑与装饰均雕刻化。希腊的建筑与希腊雕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希腊建筑就是用石材雕刻出来的艺术品。从爱奥尼克柱式柱头上的旋涡，科林斯式柱式柱头上的由忍冬草叶片组成的花篮，到女郎雕像柱式上神态自如的少女，各神庙山墙檐口上的浮雕，都是精美的雕刻艺术。由此可见，雕刻是古希腊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雕刻创造了完美的古希腊建筑艺术，也正是因为雕刻，是希腊建筑显得更加神秘，高贵，完美和谐。古希腊建筑的影响公共活动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建筑物遗址，如神庙、剧场、竞技场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艺术趣味。其最突出的建筑语汇――建筑中的四种柱式，陶立克柱式，爱奥尼克柱式，科林斯式柱式，和女郎雕像柱式，令古希腊建筑留下了独特且不朽的丰姿。其所崇尚的人体美使希腊建筑无论从比例还是外形上都产生了一种生气盎然的崇高美。建筑上的浮雕更是令建筑物生机勃勃，充满了艺术感。所以，想要研究古希腊的艺术史，希腊建筑就是一切艺术的研究起点，因为它包含的并不仅仅是如何建起一座令后人惊叹不已的建筑物，它包含的还有古希腊人的审美观念，雕刻艺术。古希腊建筑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伟大成就之一，给人类留下了不朽的艺术经典之作。其建筑语汇深深地影响着后人的建筑风格，它几乎贯穿在整个欧洲两千年的建筑活动中，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还是集体主义时期都可见到希腊语汇的再现。古罗马的建筑受古希腊建筑影响最深，罗马时期还发展出了自己的一种混合柱式，来源都取自于希腊柱式。古希腊建筑风格特点主要是和谐、单纯、庄重和布局清晰。而神庙建筑则是这些风格特点的集中体现者，同时也是古希腊，乃至整个欧洲影响最深远的建筑。其中古希腊建筑史上产生了帕提农神殿、宙斯祭坛(帕加马)这样的艺术经典之作，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同时对世界建筑艺术有着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说，古希腊的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泉与宝库，那么，古希腊的建筑艺术，则是欧洲建筑艺术的源泉与宝库。古希腊建筑通过它自身的尺度感，体量感，材料的质感，造型色彩以及建筑自身所载的绘画及雕刻艺术给人以巨大强烈的震撼，它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令它经久不衰。它的梁柱结构，它的建筑构件特定的组合方式及艺术修饰手法，深深地久远地影响欧洲建筑达两千年之久。因此我们可以说，古希腊的建筑是西欧建筑的开拓者。
中、希神话的比较及其所体现民族精神 摘要：中国和希腊有着不同的民族背景和区域背景，所以在远古时期，他们所形成的神话也是不同的。与希腊神话相比，中国神话没有神系和主神；中国神话体现一种道德规范与伦理符号，而希腊神话则表达客观与美丽的个性。则它们所折射出来的各自的民族精神，即崇“德”与崇“力”；注重和蔼、伦理至上与注重个性、探究哲理；坚韧执着、强烈责任感与崇尚自由、乐观；文章就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比较，以及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进行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中国 希腊 神话 民族精神 比较 神话是原始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解释，它用虚幻的想象和夸张手法，采取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来反映人民战胜自然的愿望①。所以，神话反映了人类初期的一些意识形态，甚至是“民族精神的最集中、最本色的闪光，是民族文化最悠久古老、最顽强健壮的生命之根，也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②。所以，对神话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发掘原始人类心灵的秘密；佐证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从审美价值的角度看，不少神话能给人一种原始、古朴的美感，使人受到精神上的震撼；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人、人性或民族精神是创造人类古代神话或当代文化等人类文化的主体，这些主体一直并未消失或者变质，而是继续影响着人类的发展。一、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一)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的比较1、与希腊神话不同，中国神话没有神系和主神。中国上古神话较零碎和混乱，缺乏一个完整的系统，没有主神和以他为核心的神际关系网，也没有一个全宇宙性的主神。虽然出现了“少典氏帝系”，以及 “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尽管还只是一种神话式的“历史”，但确已脱离了神话的樊篱，进入了历史的领域。而希腊神话较清晰，不仅有丰富、完整的系统，而且有确定的主神和以他为核心的神际关系网络。希腊的主神宙斯，他是希腊神话中的万神之王，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造物者。同时他也是“奥林匹斯神系”的中枢和纽带。神系中的各式各样神话形象都与主神宙斯搭上关系。2、希腊神话表达客观与美丽的个性，而中国神话则体现一种道德规范与伦理符号。如在形状方面：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同形同性，而中国神话中的神是人兽杂糅；在性格和品质方面，希腊诸神或威严或俊美或骠悍或美丽或睿智或娇艳或机智，他们在神的状态长生不死，具有超人的力与美，同时他们具有人性的贪欲、荒淫、野蛮、虚荣和狭隘等。中国神话中的神虽相貌丑陋，但是一个个道德偶像，代表许多伦理符号，暗示一种道德的理想状态。3、中国神话的禅位让贤机制与希腊神话的内在自我否定机制。中国诸神是会死亡的，他们通过禅位与让贤的和平方式实现统治权的转换。他们不仅把统治权交给接班人，还把他们制定和代表的伦理规范、道德体系、价值观念传递下去，形成一种传递性的、伸展性的、复制性的自我肯定机制，从而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凝固性。而希腊神界统治权的易手通过禁忌—放逐—反叛—取代的途径完成，其中暴力的反叛和否定是神系延续、进化和发展的契机，传达一种进化的思想。（二）造成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差异的原因1、时间的不同。中国属于自发性强的独立起源的第一代文明。神话的自发性特别强；而希腊则是属于继承性强和派生型的第三代文明。所以，他是个后起之秀，能吸收和承袭各个先于自己的先进文化圈的许多遗产，这些遗产包括从生产工具到精神财富，特别是风俗习惯和神话。例如第一代文明的埃及，“历史之父”指出：“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神名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③。第二文明的迈锡尼、巴比伦等。2、地理环境的不同。中国属于以农业立国的古老内陆国家，整个民族相对比较封闭、内向一些，所以，自发的农耕的内陆文明创造了中国的神话。而希腊处于地中海沿岸，是一种海洋文明，文化开放且多元化，具有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的传统，所以更容易广泛汲取其它民族文化要素，包括神话要素。3、 保存和流传过程的不同。保存和流传过程的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化带有强烈的自发倾向，自发而复杂的象形文字系统发展缓慢，赶不上记录野蛮与文明之交的神话，且象形文字使用起来不像希腊等国家借助其他民族文字形成的拼音文字系统那么方便。而文字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作为了诸子百家表达他们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的工具。我们早慧而崇尚实际的祖先们很快地就打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致力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实理想，因此神话并没有过多地发扬光大，而是短小、零散、不成体系地散见于一般的文章，在《山海经》、《淮南子》等古籍中零零散散地有所保留。而在希腊，神话却大部分是由民间唱诗的歌手所传承的，后来又经过诗人和戏剧家的加工创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往往加入个人的想象和润色，而且由于他们的生活和职责又要求他们必须以故事情节和内容丰富取胜。因而希腊神话中动辄便是长篇大作，如《神谱》、《荷马史诗》等。二、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一）崇“德”与崇“力”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得力于礼仪的、伦理道德的聚合力。这种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当周人取代殷人统治中原地区的时候，他们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周人的“殪商”的战争是否正义，周人新的统治秩序是否合理的根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统治者对殷商原由的宗教进行了改革，强调“以德配天”，将血统继承让位于道德继承。这样在古代中国的社会意识里，值得崇拜的不是“力”，而是“力”所体现的道德性质。“知识就是力量”无形中就让位于“道德就是力量”④。因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确切地说是经过史官文化浸染过的中国神话中，提倡的是三皇五帝式救苦救难、律已甚严的高尚“圣德者”作为以文化向心力为纽带的庞大稳定政治实体的统治者，以礼仪、道德和仁义来治理国家、团结人民。所以中国神话体现的是一种道德规范与伦理符号，致使其民族精神有明显的伦理倾向，集中体现在中国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是对社会政治等世俗生活方面的“德”的尊崇。而希腊神话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得力于经济的、力量的、技术的聚合力。希腊是城邦制文明，而其城邦起源的典型是：先出现一个军事要塞，然后围绕要塞，渐渐出现并形成了市场，最后二者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城市，这个城市既是军事重镇，又是经济中心，但不论是军事性的还是经济性的中心，其目标都在于追求物质力量，而这些只有通过技术才能有效获得，可见“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城邦文化强调从自身的经济技术实力战胜其他城邦，得以生存和繁荣。因而在整个希腊神话中，崇尚的是透露着强烈的非伦理倾向的奥林匹斯诸神们强大、神奇、分工细致的力量，所赞美的是叱咤风云，能扭转乾坤的有“力”者。这些天神具有超人的神力，而伦理道德水准极底甚至不及凡人，所以希腊神话所体现其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是对“力”的崇拜和追求⑤。（二）注重和蔼、伦理至上与注重个性、探究哲理中国神话中所塑造的一个个道德偶像的神形象，代表许多伦理符号，暗示一种道德的理想状态。这是由于中国神话在发展过程中受历史化、伦理化、政治化的强烈影响，说到底是当时的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协调大家族之间、大家族与小家族之间等的社会各种矛盾，取得有利于统治集团的社会“和蔼”，也就是利益的均衡状态即“和为贵”。他们通过塑造的一个个道德偶像的神话形象，使人们对有德者的神话偶像的崇拜，从而形成有利于统治集团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以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来统治人民和规范人民的生活。所以，使中国古代人民形成的人生最高价值是与统治集团推崇的伦理性的法则合一，牢牢地依附或把握带有强烈人文伦理色彩的“天命”，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⑥。这显示中华民族精神注重和蔼的、伦理至上的基本特征，它预示了日后几千年民族文化的基本发展方向。希腊体系神话所崇拜的、所赞美的，不是无所不能、严以律己的有“德”者，而是能扭转乾坤的有“力”者或技术大师，这些有“力”者或技术大师是代表某些方面的“力”或技术。这使人们关注的是神界故事的完整性、系统性及其内在的联系，这也必定导致人们关注关于“力”或技术的知识探索，而这个探索的过程又使知识系统化，而知识系统化的过程是充满哲理性的。其人生价值是探索“力”或技术知识的奥秘，使人成为可与天神匹敌的美秒生灵。所以从希腊神话体系的完整性以及清晰的神界故事中可以看出希腊神话体现出注重个性和探究哲理的精神。（三）坚韧执着、强烈责任感与崇尚自由、乐观中国和希腊两国的地域，自然条件，历史发展进程等方面的不同，一个是典型的内陆文明，而一个是典型的海洋文明，这就造就了不同的民族精神：中国为大河文明，文化单一、稳定；且古中国人以耕作农业生产作为获得物质资料的主要方式，这也造就了中国人重乡土，重宗族，偏于稳定与和谐而较为封闭的观念；古希腊则是海洋文明，他们通过海上活动来攫取财富，谋求发展，长期的海上生活使他们向往自由与个性，勇敢、智慧、技术财富是他们所追求的，这无形中就排挤了伦理道德在其民族精神中占的份额。所以中国神话的气氛沉重、形象威严、气象壮阔，体现了中华民族坚韧执着，具有强烈责任感的民族精神与性格；而希腊神话的姿态质朴、风韵自然，极富艺术感染力，也反映了西方人那种崇尚自由的乐观性格。中国古代神话和希腊古代神话在世界神话体系之林中，具有各自的典型意义。代表着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圈神话在上的异同。而这些神话能体现其各自的民族精神，神话与民族精神互为表里，神话是民族精神的最初记录。神话的复兴，有激励民族的特性、促进与保存民族性的价值。在当今世界文化大汇集时代，我们不仅需要挖掘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更要把眼光延及到全世界，不仅学习借鉴世界文化的发展现状和最先进的文化知识，还要挖根朔源，全面了解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走向，以趋利避害，完善自己，发展自己⑦。注解：① 《中国古代文学》② 《文化哲学视野下的中、希神话之比较》潘世东 邱紫华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2期③ 《历史》卷二， 希罗多德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0节④ 《神话与民族精神》 谢选骏 山东文艺出版社⑤ 《神话与民族精神》 谢选骏 山东文艺出版社⑥ 《神话与民族精神》 谢选骏 山东文艺出版社⑦ 《中西神话比较及其影响论》 杨以忍参考资料：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