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文化学意义
摘要:汉字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脊梁”,是一种具备文化学、哲学、美学意义的符号体
系。
在汉字教育中,如果能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继承汉民族优良的品质,发扬民族传
统的认知智慧,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实现我国的思想原创,意义极大。
关键词:汉字教育;传统文化;思想原创
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前进,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甚至
人类自身的每一点进化,无不是以思想原创为动力的。
思
想原创的实现,是建立在深厚的文明积淀和有容乃大的广
采博纳基础之上的。
具体地讲,要有自己的源头活水,要在
深广的传统文化和文化精神的汩流中,汲取丰厚的营养,还
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广泛吸纳其他先进文化的精髓,惟其
如此,才能实现思想的原创。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有着不
同形式的呈现,诸如文化典籍、语言文字,等等。
文章仅就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谈一点看法。
一、汉字的文化学意义与汉字教育
汉字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脊梁”。
作
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承载了极其丰厚的文化信息,极具
文化学意义。
的确,作为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
汉字以它象形象意的独特品貌,使其更具备文化学意义,每
一个汉字,仿佛都是一个活化石,形象活泼地呈现出汉民族
文化心理,昭示着汉民族文化进程的轨迹。
通过一个个静
态的汉字,我们可以步入古人动态的历史文化圈。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首先表现为它袒呈了政治、宗教、
道德、文化变迁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构成形态。
第一,文化变迁问题。
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
女权向父权过渡的时代,但这却是一个史无验证的时代,而
汉字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如“姓”字从女从
生,《说文解字》云:“姓,女之所生也。
”可见,所谓同姓,就
是同一女性祖先的人,甚至有人认为,“姓”就是女权时代
一个部族的族号,这说明女性曾经作为部落首领活跃在历
史舞台上。
这一点从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中也可得到证明。
中国最古老的姓氏都从“女”,如姬、姒、姜、嬴等,这些都证
明了女权时代的存在。
从甲骨文中,我们还看到了女权的
消亡,男权的兴起。
在甲骨文中,称今王“王”,而称先王为
“毓”、“后”,从甲骨文字形看,二字都是生育的象形,这既
可以证明女权时代的存在,又说明了其没落的结果,因为,
“先王”已是历史“陈迹”了。
而“父”字,甲骨文像人手执杖
形,一副家庭主宰的形态。
在甲骨文中,从女的字除了用以
姓氏之外,大都含侮辱意,如妾、绥、奴、婪等,无不说明女权
的式微没落。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出,女性不仅
堕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已不被当作人看了。
金石文字
中,将“姓”字改写从人从女就是明证。
另外,世界所有民
族,都经历了由渔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这一点也可以从汉
字中得到显现。
比如“田”在甲骨文中就有狩猎和田地两
义,这说明在殷商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农业文明季,那时候
的人们,还根据农业文明的特点,确定时空意识。
如“年”
字,甲骨文从禾从人,字形示意是人背着禾,表示收获和收
成,《春秋》中所记载的“有年”、“大有年”用的正是此意。
而古代农耕,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落后,一年只收成一
次,因此,古人便以禾黍的收获,确定了时间上“年”的意识;
再如“春”字,甲骨文字形从田从耒耜,表示耕作,被用以表
示时间概念。
通过汉字的使用还可以看出,在农业文明的
国家里古人对农业的崇拜。
“社稷”本是土神谷神,为人所
祭祀,后用以称国家。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文明变迁在文
字中的显示,如果我们在汉字教育中,注意到这种文化信
息,对于受教育者了解祖国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作
用。
第二,道德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求善为目的的伦
理文化,与西方的求真型文化不同,中国自古就注重道德的
教育与修养,以德立国,以德治国,强调忠恕仁孝,等等,并
建立了一套体制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旨在建立一种和谐
的群际关系,等等。
汉字也在一些侧面展示了这种独特的
文化形态,如“仁”字,从人从二,《礼记》、《孟子》中都云:
“仁者,人也。
”《论语》中云:“仁者,爱人。
”《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
”段玉裁注云:“犹言尔我亲密之词。
”显然,“仁”
字的创制,是从人的本性入手,针对人类的群际关系而言,
体现了一种温情脉脉的群际关系的道德理想。
另外,“善”、
“美”、“和”、“恕”,等等,都体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信
念。
其他诸如宗教问题、宗法文化问题,都可以在汉字中找
到清晰的踪迹。
二、汉字中民族认知心理的蕴涵与汉字教育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还表现在缩影式地传导中国传统
的认知方式、文化心理、价值取向等内隐文化结构。
从认知方式看,中国人长于直观地把握世界,重体知而
轻认知,重体悟而轻分析,重形象而轻抽象,等等,这种认知
特点,在汉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汉字的创造,是先民“仰
观天象,俯察地法”、“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造字方
法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依类象形”,所造的字是“物
象之本也”。
众所周知,汉字是由图画发展来的,因此,文字
极具形象色彩,无论是初文象形字,还是后起的会意形声
字,都是形象斐然。
这些造字原则与方法,都体现了汉民族
传统的重体悟、重具象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方式。
从哲学的角度看,汉字也是充满东方智慧的文字,文字
中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辩性和审美灵动性。
中国传统哲学
对宇宙、人事理解把握的认知方式,就是阴阳调和、美恶相
兼、正反相容、始终相生的“一体二元”的方式。
在《易》中,
阴阳二爻表示相对立的两端事物,两爻相合构成八卦,诞生
了宇宙间的天地雷风等物质,它们阴阳调和,相反又相正,
对立又融容,演成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从乾坤始,至既济未
济终,未济意味着开始新的循环,其间蕴涵了阴阳对立,相
推相转的辩证思想。
《老子》一书中,也蕴涵着深刻的辩证
统一思想,如“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
“故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第二
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第二十六章)等等,都是就事
物的两端相仇相因立论的。
这种思维品格,在汉字孳乳过
程中的“反训”现象里,得到了清晰展示。
所谓“反训”,是
指一个字具有相反相对的两个义项。
如《书·泰誓》:“予
有乱臣十人。
”疏云:“《尔雅》云:‘乱,治也。
’谓治理之臣有
十人。
”即“乱”有“治”义。
再如“介”有“大”、“小”二义,
“落”有“终”“始”二义,“受”兼“施”“受”二义,等等。
这一
类“反训”字,就是人们在创造和使用文字时的一种哲理蕴
涵,是民族智慧的显现。
汉字的审美灵动性是自不待言的,它的具象性,使其自
身从产生之日起,就具备了一种形式美,而在使用历史中,
人们根据审美的需要,对其体势不断加以美的修正,使其呈
现出多姿多态的美。
甲骨文瘦峭峻锐,金石文温敦厚重,篆
书含聚内敛,隶书外拓放逸,楷书端庄雄秀,草书飘逸虬曲
等,无不显出或动或静的美。
另外,汉字是矩形结构,每一
字都有中心和重心,又使得它呈现出秀雄浑凝的力象。
再
一点,汉字的内质充满了审美的敏感,汉字的意象更能抽象
演绎出人无限丰富的想像与联想,被惊叹为“诗之魂”,从
而启迪了诗歌创作的灵感。
认知心理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具有较固
定模式的认知心理。
可以这样说,当代人包括当代青年,无
不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其脉管里流淌的都是祖先的血液。
汉字中的民族认知心理的蕴涵是极为丰富的,在汉字教育
中,充分注意这一点,对于继承汉民族优秀的品质,发扬汉
民族灵动的智慧,实现当代的思想原创,无疑将大有裨益。
三、结语
汉字是一种具备文化学、哲学、美学意义的符号体系。
如前所述,思想原创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需要从传统
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然而思想原创是不能一蹴而就
的,它是人类文明积淀到一定厚度,人们在反思了这些文明
之后的智慧爆发;而且,思想原创也不是几个人甚至一代人
所能实现的,需要数代人的不断努力。
因此,要实现我国的
思想原创,需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培养其广博的传统文化
素养,以及广采博纳的眼界,这样就会缩短我们思想原创的
实现时间。
而中国的基础语文教育中,汉字是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果能在教育中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
从小就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意义是极大的。
参考文献:
[1]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
[2]黎辉亮.汉字:中国传统文化的镜像[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0, (2): 95-100.
[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的文化通观[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1987,
(3): 82-90.
关于汉字文化的书你可以试下（现代语言学），之后，你自己多看看多写写，这毕竟是你要写的论文，自己写肯定百利无一害的~~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自己去汉服吧看看吧
旗袍当然不能代表中国，旗袍是满清服饰，而满清入主中原是侵略。就像日本侵华，所以我们不能把和服当成中国服饰，跟不把旗袍马褂当成华夏衣冠是一样的道理。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跟满服有同等地位。是从三皇五帝时期到明末清初汉民族所穿的服装。特点主要是：交领、右衽、束腰、系带。
中国古代服饰的总体特点是：以长、整、宽为主，重视神韵而略形体，有等级制度和礼仪性，体现儒家及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影响。秦汉两朝服装凝重，唐代由于中原地区与外来民族文化经济的交流，服饰丰满华丽，（出现喜穿胡服），宋代服装理性，元代服装粗犷豪放，明代敦厚繁丽，清代服装细腻纤小。
自己不研究就想交功课？想跟社会上那些拿着文聘找不到工作的人一样后果吗？现在的企业招工说是要什么什么专科生，实际上是不看文聘的，而是找个专业人士问你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看你熟知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所以那些有文聘没文化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 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时代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2 金文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3 大篆代表为今存的石鼓文，以周宣文时的太史籀所书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4 小篆也叫“秦篆”。通行于秦代。形体偏长，匀圆齐整，由大篆衍变而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5 隶书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 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 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 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 。隶书盛行于汉朝，成为主要书体。作为初创的秦隶， 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下，是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 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6 楷书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始于东汉。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盂附）等。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7 草书草书：汉字的一种书体。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笔划省变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吴皇象《急就章》的松江本。今草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初月》、《得示》等帖。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从此草书只是书法家临摹章草、今草、狂草的书法作品。代表作如张旭《肚痛》帖、怀素《自叙帖》。草书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用的是“草隶”，即潦草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汉末，张芝变革“章草”为“今草”，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唐代张旭、怀素又发展为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狂草”。8 行书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象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产生的。
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论文
摘要：
本文分析了留学生在学习汉字时的思维特点和容易遇到的困难，并建议对外汉语的汉字教学应该根据学生的特点，适当选择“先语后文”和“语文并进”的教学法，遵循“由简入繁”“、由易到难”的原则，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
关键词： 对外汉语 汉字教学
汉字的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重点，也是难点。对于日本、韩国等国的留学生来说，由于他们在本国语言中接触过一些汉字，有比较好的“字感”，汉字的学习和识记相对容易一些。对于那些母语是拼音文字的学生来说，汉字的学习就相对困难了，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建立处理形象符号的机制。在他们看来，汉子就是一个个神秘的、无规律的图形，想要通过识别图形来唤起语音和语义，是十分困难的。
对外汉语教师，应该了解不同国家学生的汉字学习特点，有针对性地安排汉字的教学。教师要让学生意识到汉字学习的重要性，让学生对汉字产生兴趣，并要合理的安排汉字教学的进度，不能让学生短时间内记忆大量的汉字，产生畏难情绪；也不能在教学中过于重视语音和口语的教学，忽视了汉字读写能力的`培养。
一、根据学生的特点，适当选择“先语后文”和“语文并进”的汉字教学法。
所谓“先语后文”是指在汉语教学的初期，先利用拼音进行教学，等学生掌握了一定的词汇、句型之后，对汉语有了初步认识，再集中引入汉字。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在汉语学习的初期，更快地进入汉语语境，对母语是拼音文字的留学生来说，更容易接受和掌握。因此，对这样的初学者，教师可以考虑在最初的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利用拼音进行教学，让学生迅速掌握更多的词汇，还可以巩固和规范拼音的使用，为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教师在采用这样的教学方法的时候，也要适当向学生介绍汉字，不要让学生对汉字产生排斥心理，可以引入一些简单的象形字，逐渐培养学生的兴趣，为进一步的汉字教学做好铺垫。
“语文并进”的教学方法是在语言学习的初期就开始汉字的教学，语音和汉字的学习同时进行，让学生同时掌握汉字的音、形、义。这样的教学方法虽然给学生记忆汉字和词汇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对于汉语的学习是大有帮助的。由于汉语有大量的同音字，如果单纯进行语音的教学，学生会产生许多关于字义和词义的困惑，单凭字音很难区分。“语文并进”的方法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汉字的特点和汉语言的词汇规律，更早建立汉字识别的语言机制。对于有一定汉字基础的学生，比如韩日的留学生，教师可以采取“语文并进”的教学方法；对于没有汉字基础的学生，教师也可以适当尝试“语文并进”，以帮助学生尽早跨越汉字学习的障碍。
二、汉字教学要遵循“由简入繁”、“由易到难”的原则，循序渐进地进行。
根据人的思维特点，简单、形象的汉字更容易被接受。对于没有汉字基础的留学生，教师应该先选择一些简单的象形字和独体字进行教学，并可以结合图片，进行形象化的汉字导入；教师还可以适当介绍汉字的演变和形成，让学生对汉字有感性的认识，增加学生汉字学习的兴趣。
在进一步的汉字教学时，教师可以借助汉字形声字众多的特点，引导学生识别汉字偏旁，了解汉字偏旁表意的功能，以及形声字的构字特点等，逐步引导学生形成对汉字结构的理性认识，注意利用规律识别和记忆汉字。
教师在进行汉字结构的解读时，要注意解释的科学性，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胡乱联系，以免误导学生。另外，由于汉字的构成及演变过程十分复杂，许多声旁和形旁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字音和字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教师不要让学生过度依赖汉字形声字的表音功能，也不要让学生对字形的形成过程过分追究，以免舍本逐末。
参考文献：
[1]彭万勇。教学对外汉语汉字字源教学法论略[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
[2]马艳辉。对外汉语教学的汉字与词语教学法[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
[3]胥宇虹。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中之重[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4]李莉。汉字文化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02）。
[5]张海燕。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的教学研究[J]。理论界，2009（06）。
[6]赵明德。汉字易学与对外汉语教学新路子[J]。汉字文化，2009（02）。
《论汉字的性质》论文研究意义和目的:汉字的性质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迷。其中的目前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是“袁晓园猜想”。《论汉字的性质》论文研究意义和目的是为了解决汉字的前途问题，即汉字的存废。事关重大。必须谨慎从事。因为文字关系着社会生活，科技存疑，民族进步等等重大问题。
汉字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研究汉字意义及其重大，你不可能用英语来表达中国的文化吧？你研究汉字，你起码将来可以研究甲骨文啊，碑啊什么的，这样中华文化才能传承下去。正所谓替往圣继绝学，不是也有不少人研究冷门梵文吗？要是没人研究梵文，那现在很多佛学都没法探讨。不过这个专业很冷，你要是想研究的话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啊。我在精神上支持你。
我学的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不知道你的问题什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你提的问题很笼统.我给你介绍学习的课程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 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唐宋文学 元明清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外国文学 文学理论 美学 西方文论 语言学概论 中国古代文论 写作 诗经楚辞 口才学 诸子研究 中国思想史 形式逻辑 心理学 唐宋词研究 鲁迅研究 文化语言学 文献学 比较文学 马列文论 周作人研究 唐诗艺术 网络文学研究 小说艺术 新诗研究 唐宋散文研究 秘书学 中国20世纪文论 汉字与中国文化 当代西方美学专题 新闻学概论 明清小说研究 学术论文写作 影视美学 新时期文学研究 音韵训诂研究 方言学
漫谈汉字与文化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二、 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1、对偶和对联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2、析字、借字和联边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借字就是借用某个字的形体来代替许多描绘文字的一种修辞格。如：她走到一张桌子前，从一个大药瓶下取出一个折成“又”字的条子，看了一下上面写的名字，惊讶地问我：“您姓‘再’？还有姓‘再’的吗？”（刘心武《银锭观山》）这里借汉字“又”形容条子被折成的样子，就是一种借字。其他再如：借汉字“大”字形容某人睡觉的特别姿势（“把粗短的身躯摆成个‘大’字”）；借汉字“品”字形容作战的阵势（“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借汉字“川”字形容眉心之间的肌肉（“眉心之间的肌肉，拧成一个‘川’字”）；借汉字“吕”字形容接吻（“只做了一个‘吕’字”）；等等。联边就是特意选用若干个偏旁相同的字让它们串联起来造成气势的一种修辞格。如：1945年冬，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为昆明“一二 · 一”惨案中被反动派杀害的女学生，书赠了一副对仗工整的挽联，对蒋介石策动内战阴谋公开抗议，对反动派杀害学生无比愤慨。联语是：魑魅魍魉残余，知法网有漏；琴瑟琵琶坑烬，问民权何存！（转摘自《文摘报》总64期）这里上联用了4个“鬼”字旁的字，下联用了4个“王”字旁的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这就是联边。其他再如马车店对联：“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上下联连用14个“走之”旁的字，表示车来人往，充分反映行业特点，颇具匠心。还如旧时“海神庙”对联：“浩海汪洋波涛涌溪河注满，雷霆霹雳霭云雾零雨雱霏。”上联选用11个“三点水”旁的字，下联选用11个“雨”字头的字（“云”的繁体字是上“雨”下“云”），突出了“水”和“雨”，以此表现海神，颇具气势。据说明朝天启元年宰相叶向高有一次路过福州府，看望新科状元、闽侯洪塘人翁正春。谈笑中，叶向高说：“老夫今晚恐怕进不得西门了。” 翁正春知他今晚要在此留宿，便道：“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叶向高见话中用的全是“宝盖头”的字，先是一惊，接着便对道：“客官寓宦宫，富室宽宏。”这样的联边对偶，的确雅趣横生。3、字谜和隐语谜语是种暗射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的游戏，字谜是谜语的一个门类，是用字做谜底的谜语。如以下几则字谜：拿不出手 （谜底是“合”）你我各一半 （谜底是“伐”）主见差一点 （谜底是“现”）木字多一撇 （谜底是“移”）多一点能吃，少一点有用 （谜底是“术”）还有一则较长的字谜是这样的：下楼来，金钱“卜”落。问苍天，“人”在何方？恨“王”孙，一直去了。詈冤家，“言”去难留。悔当初，“吾”错失口。有上“交”，无下“交”，“皂”白何须问，“分”开不用“刀”，从今莫把“仇”“人”靠，“千”里相思一撇消。它的谜底一共是十个字，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隐语是流行于某一社会集团内部，对外保密的话语。如买卖人中对数字的代称有：一（旦底）、二（空工）、三（横川）、四（侧目）、五（缺丑）、六（断大）、七（虎底）、八（分头）、九（未丸）、十（田心），等。又如《后汉书 · 五行志（一）》中有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里“千里草”是“董”的析字，“十日卜”为“卓”的析字，意指“董卓即亡”，但鉴于权势，不敢明说，故用此法表达，既是析字，又是隐语。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字谜和隐语大多是依附汉字形体而构成的。4、回文诗和宝塔诗回文诗是一种可以倒读或反复回旋地阅读的诗体。如南朝齐王融《后园作回文诗》：正读：斜峰绕径曲，丛石带连山。花余拂戏鸟，树密隐鸣蝉。倒读：蝉鸣隐密树，鸟戏拂余花。山连带石丛，曲径绕峰斜。不论是正读，还是倒读，都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诗。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正读是夫思妻：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倒读是妻思夫：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诗绮美，镶奇。明月夜，落花时。能助欢笑，也伤别离。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痴！适之！勿读书！香烟一支！单做白话诗！说时快，做时迟！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时！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咦！希奇！胡格里，覅我做诗！这话不须提。我做诗快得希，从来不用三小时，提起笔何用费心思，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