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事物容易出现冲撞，《青年杂志》因和老刊物“撞名”，《青年杂志》的出版商群益书局收到上海基督青年会的来信，说《青年杂志》和他们办的杂志刊名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更名。
在出版一卷、总计6本刊物后，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出版，成为其时反封建和呼吁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
陈独秀在改刊后的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提出时代青年的新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是“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签署“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简字第七百九十二号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受命当天上午，蔡元培便到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拜访来京出差的陈独秀，力邀他出任文科学长。
移居北京，陈独秀为《新青年》寻找到了新阵地，《新青年》迎来了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重要作者加盟。从此，陈独秀不再是上海弄堂里的个人办刊，“独人杂志”成为同人杂志。
没有新青年了。
记得是 当年办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停刊了，停刊之后就再没有了。
《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
相关说明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
《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
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新青年 （陈独秀创办月刊）
《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
相关说明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
《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
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新青年 （陈独秀创办月刊）
没有新青年了。
记得是 当年办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停刊了，停刊之后就再没有了。
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实则新意迭出，寄托着人民群众独特的理念和深厚的思想感情。
《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
《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
1917年7月4日，《新青年》第三卷五号陈独秀发表文章答顾克刚关于政治思想问题。8月9日，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第四卷起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刊登新体诗。
不一样。以前的《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现在的《新青年》杂志创刊于1976年，由共青团黑龙江省委主管、新青年期刊出版总社主办，创刊以来一直是各种社会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所以，并不一样。现在的《新青年》文笔优美，内容生动，为同龄人体验情感世界，了解世态人情提供一条捷径。主要栏目有：开卷有益、理论场、专场纪实、访问冰与火之歌、惟系列-惟文艺等。
我喜欢看杂志，是因为当初我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问题。那时经常给家里人说，他们也解决不了什么。后来偶然间从报亭中，看到一本杂志上刚好就有我所关心的问题，就买下来了。然后从那篇文章中得到启发，学到了一些东西，从此以后开启了买杂志之路。 只要一遇到问题，刚好又路过报亭，我就会翻翻杂志，若有我感兴趣的方面就会买下来。固定买下来的杂志也不少，有《读者》有《青年文摘》，有《家庭》，有《健康之友》，有《职业女性》等，其他的就看喜好随机购买了。 从杂志中我学会了很多，受益匪浅。 比如那时候刚上班，父母会告诉我，少说话多做事。可是我那会比较老实，人家资历老的人，就会使唤我去做这做那。那时的我面子薄，也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人家，只好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帮这个帮那个，最后自己的工作明显的滞后，这让领导很不满意，我也感到很委屈。下班路过报亭的时候，刚好看到一篇文章的题目，我大略翻了一下，讲述的跟我的情况有点像，就赶紧买下来回去细细看，然后才知道怎么样去帮忙。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去帮忙。首先应该是完成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如果别人让你帮忙的时候，自己工作还没有做完，就要想办法拒绝。当然，拒绝也是有技巧的，不是用那种生硬的语气。毕竟同事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也不能把自己整成一个孤家寡人吧。 还有就是我当时的领导，是个急性子。每次我正在忙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她就会给我安排一些事情，而且是必须马上立刻去干，稍微慢一点，她就吼我训我。我自然是知道要跟领导搞好关系，但是当时的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之后逛街的时候无意间又看到一本杂志上有类似的问题，我就买回去慢慢读，然后根据那篇文章中的方法，试着去跟领导沟通。 如果她要给我布置工作，而我手头还有其他的工作也很重要，那么这时候，希望她能给我一个最后期限。 如果是马上要去做的，我就立刻放下自己的工作迅速去做，而自己手头没完成的工作可以加班做完。 如果不是那么紧急且重要的事情，希望她能给我一个最后的截止期限。这样既不耽误她的事，也能从容安排我的事。最后我们经过沟通，这种工作模式从此就延续下去了，双方都很愉快。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买的那些杂志都静静地陪我了很久。它们帮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所以直到现在，我虽然处理了很多杂志，但是喜欢的依然留在那里，还是有点舍不得丢弃掉。 后来，由于网络的发达，以及智能手机的兴起，再也没有买过杂志了，毕竟电子版的杂志在手机上也能看到。 从杂志中，读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和精彩的案例，吸收到那么多的养分，学到了那么多的东西，真的很怀念那些读杂志的日子。因为它们促进了我的成长，让我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在与人的相处中也渐渐会把握分寸，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会区分界线。该帮的忙能帮则帮，帮不了的学会了怎么去拒绝。 不知道现在还有人买杂志吗？还有人喜欢看杂志吗？都喜欢看哪些杂志呢？
能买到。新青年合订版较多，原版较少，网上价格基本上是正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正式创刊，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创刊后，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信上说“《青年杂志》同青年会创办的刊物《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于是，为避免混淆两本杂志并突出《青年杂志》的新意，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通过积极宣传倡导科学和民主，也就是“赛先生”和“德先生”，以及新文学来进行民众思想启蒙，它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17年初，陈独秀应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到北京，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1918年1月，《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起实行改版，杂志文章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进行创编，标志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
不一样。以前的《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现在的《新青年》杂志创刊于1976年，由共青团黑龙江省委主管、新青年期刊出版总社主办，创刊以来一直是各种社会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所以，并不一样。现在的《新青年》文笔优美，内容生动，为同龄人体验情感世界，了解世态人情提供一条捷径。主要栏目有：开卷有益、理论场、专场纪实、访问冰与火之歌、惟系列-惟文艺等。
延安的“中国青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第三年——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第二期正逢“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毛主席为它为了短文纪念，在这篇文章里。毛主席第一次发出了这一有名的指示和号召，即：“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青年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同工农民众相结合。、”第三期又刊载了毛主席在延安纪念“五四”的大会上的讲话。 延安的“中国青年”由第一卷到第三卷，共出版了二十九期，每半月一期。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如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洛甫、李富春、阵伯达等同志都为它写过稿。当时中央青委的许多负责同志，如冯文彬、胡乔木、刘光、李晶等同志，也发表了许多有关青年工作和青年修养的文章。此外，还刊登许多国际和苏联青年运动的译文。 延安的“中国青年”确定了它的任务不只是指导青年运动，而且应该具体帮助青年学习。这一方针，从第二卷中期以后，就体现得更明确了，它发表了大批帮助青年学习各种知识的文章，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思想、文艺音乐，以至自然科学的各方面。它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为它写稿的有：胡乔木、王学文、杨松、柯柏年、董纯才、陈企霞、许立群等同志。范文澜、洗星海、何其芳等同志所写自传式的文章，尤其被青年们所喜爱。编者并从这里得出经验，认为一般青年刊物不能只谈青年工作而必须具体帮助青年学习，照顾广大青年群众，掌握“青年工作中心任务是学习”的精神。“中国青年”的实际效果。也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方针的正确。 延安“中国青年”在晋西与县出刊了晋西版，由于晋西是在敌后，物质条件非常困难，这个刊物的出版是费了很大的努力的。 延安的“中国青年”发行的困难和今天相比较，是超过不知若干倍了，国民党统治区只有极少数量漏过检查达到读者手中，后来则根本不能到达。广大的敌后根据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日益加紧的封锁。最初尚可发到，后来每期只能发到区党委一两册，因为过封锁线必须轻装快步，笨重的书籍自然不能多运。终于在皖南事变之后，主要因为发行太困难，“中国青年”便停刊了。一直到今年一月一日党中央的建团决议中规定出版“中国青年”做为指导建团方针的刊物，这才在完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人民革命大胜利的基础上，把这个有光荣传统的刊物——“中国青年”恢复了。
看？中国青年报是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中国青年报是共青团中央机关报，是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之一，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全国性综合日报。中青在线是中国青年报官网，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之一，中国青年报APP和法人微博、微信公号矩阵构成强大移动端传播平台。中国青年报纸媒、PC端和移动端用户规模上千万，转载率居全国媒体前列。
周氏兄弟传闻是由于一个女子而决裂的，当然，从思想观念上，二人也是对立的。
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2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
1.一般市级图书馆2这是从别处看的，希望帮到你，西元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送来了「绝交信」,40年的兄弟之情一信之间断交1923年周作人给鲁迅的断交信：“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信写得平和，一如周作人本人，但字里行间，决裂的坚定，跃于纸上。就这样，两兄弟失和。信中的“过去的事不必再说”，是什么事，一些有关或略知的人都语焉不详。后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作了解释，“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是不是这样，也不得而知。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决裂直接导因是周作人的妻子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7月17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8月2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弗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五四”风潮中并肩呐喊。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回忆说：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她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但这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鲁迅的悲剧意识非周作人能领会问题是，鲁迅与朱安的结合，在道义上是否合于人性？倘这个前提不弄明，结论便不好下。包办婚姻在晚清是一种风俗，谈不上什么爱情。一个人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从人性的理论看，亦无道德可言。对于像鲁迅这样一个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选择自己的爱，现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朱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这确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人要在自我超越中，达到“自他两利”，是多么的艰难！鲁迅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这种无奈吧？迈出这一步，走向爱的王国，这在鲁迅那里，是极其艰难的。读《两地书》，可感受到两性间纯粹而博大的爱。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难得的两性挚爱的文本，其中隐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里留有现代先驱者，在传统的压迫中，怎样艰难地爬出人生的苦门，以人的声音，向世间发出的苦诉。周作人对这一世界的领会，其吞吐、敌意的口语，大概是不得其真义的。也许，爱永远是一个谜。我们永远绕不过这一存在。但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寻觅着，创造着。生命的价值，或许就存在于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本文作者为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摘自《名人传记》2007年第11期 孙郁 文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都很有名，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人物，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他的兄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因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鲁迅说，我是他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可以，跟周作人的哥哥谈谈也可以，他说你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就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的名气更大，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了，上天忌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家务纠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在今天的生活，那叫高消费，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国的，家里大人小孩生病的，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要坐汽车，我们想想，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和1924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但是知识分子表面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多去管谁对谁错，但是我们说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他们这种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二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在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也好，但是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放了出来。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如果他们不失和，错误之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这一件事情反过来使鲁迅更加孤独，像他这样高层次，能够理解他的人很少，他们兄弟二人一块长大，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所以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忆鲁迅的工作，对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其实他还是很了解鲁迅的内心，而周氏兄弟不同的发展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好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战斗的，第二种选择做隐士，做隐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们的家庭的悲剧，同时含有象征意义，另一种意义，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和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这是鲁迅的又一大痛苦。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此外，同名的还有日本侦探杂志《新青年》、新青年网站和新青年论坛。《新青年》 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0月1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新青年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 7月4日，《新青年》第三卷五号陈独秀发表文章答顾克刚关于政治思想问题。 8月9日，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 1918年4月18日，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辨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 该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 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的8卷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 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后期的《新青年》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出版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是"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李大钊发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并强调要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