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假虎威》是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借助老虎的威风吓跑森林中百兽的经过。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狐假虎威教学反思（通用5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狐假虎威》讲的是一只狐狸借助老虎的威风吓跑森林中百兽的经过，说明了实际生活中有些人就像狐狸那样，借助别人的力量吓唬人，其实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本事，也启发我们看问题要看实质，不能被表面现象蒙住了自己的视线。由于课文的语言非常生动形象，适合学生朗读和表演，所以在教学时力求做到几点：
一、 巧设问题，理解成语的含义
在教学第8段时，我围绕：“百兽为什么纳闷呢？它们在想什么？”“它们又为什么撒腿就跑呢？”“它们到底怕的是谁？”这些问题。通过“采访”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狐假虎威”的意思。让学生一步一步，慢慢领悟“假”是什么意思？“威”又是什么意思？通过这样的一问一答和轻松的“采访”形式，逐步揭示“狐假虎威”这个成语的意思，既突破了教学难点，又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运用学习工具能力，质疑和解疑的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二、分角色 表演 ， 加强课文内容理解
在教学中着力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分角色朗读、配合动作读、开火车读等手段来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努力让课堂洋溢情趣、生趣，并充满活力。文中对狐狸和老虎的情态描写，形象生动，十分逼真。如写狐狸被老虎逮住后“眼珠子骨碌一转”，马上想出一个坏点子，并且“扯着嗓子”发出反问，显示了狐狸的狡猾。引导学生读句子“狐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我先让学生理解“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半信半疑，东张西望”四个词语的意思。让学生自己把句子演出来。通过创设情景、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读懂句子，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
三 、抓住课堂生成
《狐假虎威》中狐狸是“狡猾”还是“聪明”？引导学生讨论。在教学时，让学生结合实际生活谈看法，教育学生看问题要全面，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人就像狐狸一样，自己没有什么真本事，就是利用别人的威风来吓唬人的，但另一面也要学习狐狸这种碰到紧急情况，不慌张，灵活应变的能力。在本课的教学中，对狐狸的正确看法和认识，正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想，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才能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情感。
不足之处：
1、学生表演时，表演不到位，通过引导，表演就比较到位。
2、对于狐狸的做法，学生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狐假虎威》是一篇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通过狡猾的狐狸假借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事，来比喻依仗别人的势力来欺压别人的事。其中字词的掌握以及老虎和狐狸的对话部分是重点，而了解总结出“狐假虎威”的含义是难点。
优点之处：
1、通过小组合作，让学生自学生字、词。
经过一年的学习，学生已经具有很强的自学生字的能力，学生拥有熟练查阅字典的能力和极强的阅读能力。对于字词已经无须老师一一来讲解了。对于生字的教学，则放弃原先的统一教。代之是充分发挥学生自学能力，小组合作学习的能力。学生在小组里一起学习，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听取尊重他人的见解，帮助有困难的学生，成为为完成同一学习任务作出努力的合作伙伴。利用精心设计的学习单，由小组长带领，依靠大家的力量，运用各种方法来识记生字。既突破了教学重点，又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运用学习工具能力，质疑和解疑的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2、创设情景，让学生进行表演。
多种朗读形式，激发学生读的兴趣。在朗读中不光要求学生的朗读貌似，而且更要求神似。不仅会读课文中的对话，而且要学会联系上下文揣摩课文中人物的心情。帮助学生更好的进入角色，了解课文内容。老师则起指导作用。如：引导学生读句子“狐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我先让学生理解“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半信半疑，东张西望”四个词语的意思。再让学生自己自由读，个别指名读之后，让学生自己把句子演出来，看看是不是把这句句子读懂了。先让学生自己试着边读边演，再让同桌之间进行进行合作表演。通过创设情景、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读懂句子，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
不足之处：
1、语言文字训练不足。
在朗读和说话的训练中，没有通过充分讨论，落实对重点词句的理解，进而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2、时间分配不均，给学生充足的时间的情况下，生字和书写练习时间不够达标。
改进措施：
教师在备课时要备好每个环节的时间，并在上课的时候，随时看时间，紧凑的掌握上课的节奏。同时要能够把课备得更精练一些，对学生的放手更有操控一些。
这篇课文有很强的故事性，我在课堂上没有对课文内容进行过多的分析和讲解，以看图、朗读、表演等方式展开教学活动，并重点抓住几个词语，作为课文的主线。
1、看图抓课文的主要内容。
两幅图生动有趣，学生通过第一课时的学习，再看图，完全能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2、抓住词语进行朗读感悟。
针对“狐狸”，我抓住了“窜”、“骨碌一转”、“扯着嗓子”、“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这些词语，训练学生朗读的语感，并进行前后对比，突显狐狸的狡猾本性；针对“老虎”，我抓住“愣”、“蒙”、“跟”三个字，表现出它勇猛有余而智慧不足的本质。学生通过对词语的理解，展开朗读和想象，感悟课文内容。
3、意外的课堂生成。
在学生朗读和表演的过程中，为了让学生减少拘束，我退出讲台，指导学生进行评价，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的评价中肯，朗读和表演也轻松随意，放得很开。
我在设计教案时，为了避免学生因为回答不上问题而设计了很多的“台阶”，如：引出“窜”字时我问：狐狸是怎样经过老虎身边的？这类问题似乎过于简单，而这样的问题一多，步步将学生引入教师的预设，缩小了学生思考想象的空间，也使得我的课有点流于表面的热闹，缺少对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此为我课后深感遗憾之处。
《狐假虎威》是一篇成语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借助老虎的威风吓跑森林中百兽的经过。通过狡猾的狐狸假借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事，来比喻借助别人的力量吓唬人，其实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本事，也启发我们看问题要看实质，不能被表面现象蒙住了自己的视线。其中的语言特色也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是课文对于狐狸和老虎的情态描写形象生动，十分逼真。
虽然本节课学生能较好的看图进行编故事，但在老师讲故事后提出的问题:狐狸编出什么样的谎言来老虎?可能老师在讲故事没能讲清要求，幼儿回答问题时还是在自己编的故事中，按自己的想法回答，这时候本人只能再次让学生听故事，在表演故事的时候由于以前放松惯了，在本节课中没让幼儿说本故事中应有几个演员?及注意演的时候应注意什么?以后要在故事表演时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
以后在教学中要组织好幼儿常规，把每一个问题讲清，这样才能更好的有利于教学，在以后教学中加强自己的语言训练及组织能力。
《狐假虎威》是一则寓言故事，讲的是一只狐狸借老虎的威风吓跑了森林中的百兽。寓言故事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借助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但是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就蕴含在故事之中，不是本课的难点，我觉得本课的难点在于理解故事中的人物形象。
在这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一个首尾呼应的环节：在揭示课题时我让学生说说“假”的意思，在教学完整堂课时我再让学生讲讲这个词的意思，本来我想让学生说出“仗着、依仗”的意思的，可是学生没有说出来，当时我觉得很失望，认为不是学生没有学好就是他们不够聪明，可是回到办公室想想这跟学生的知识水平有关系。
这堂课我让学生表演，在表演之前我强调了让学生抓住课文中表示动作的词和老师、狐狸说话时的表情，通过这方面的强调和训练，学生的表演水平进步了很多。还一位学生特地做了一条狐狸的尾巴，为了就是做好“摇摇尾巴”这个动作，通过学生的表演，我知道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是很细腻的。他们会在表演的过程中会去发现课文中的细节，如抓住一些动作、表情的词和说话的语气，这些学生们都会注意，都会做得很好，从学生的表演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狐狸和老虎这两个故事中的典型形象认识的还是很到位的。所以不要在课堂上因为怕浪费时间而把表演部分给省略了，它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狐假虎威》新编 自从那只老虎被狡猾的狐狸之后,便发誓要把它赶尽杀绝,这一天,老虎碰见了那只狐狸的后代.老虎大吼一声：“你就是那只我的狐狸的后代吗?!”“是…是…大王”狐狸吓得连话都说不连贯了....
狐假虎威 议论文 一天，一只老虎饿了，四处搜寻东西吃。碰巧，它捉到一只狐狸，准备美餐一顿。可狐狸却对它说：“你是不敢吃我。我是天帝派来的，他封我当百兽之王。你要是吃了我，那就是违抗天帝的意旨。”老虎听了狐狸的话半信半疑，狐狸看到老虎在犹豫，又说：“你以为我的话是假的吗？那就让我在前面走，你在我后面跟着，看看百兽见到我后的样子，它们不逃才怪！”老虎觉得有道理，就跟着狐狸一路走去。果然，众兽看见了，都吓得四处逃窜。狐狸的机智，老虎的愚昧。把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我佩服狐狸的勇敢，同时，我也鄙夷老虎的无知。狐狸在危急关头，竟然说出“我是老天爷派来管理百兽的”这句话来吓倒老虎，再利用老虎的威严证明自己的伟大。这种利用他人来彰显个人威风的手段，让世人无比的厌恶，我，也不例外。但是，想问题不能太过于绝对，这种卑鄙的手段是可耻，但是用在危急的情况下，或许就可以救自己一命。现实生活中，利用他人的手段见怪不怪。对于利用同学完成的东西去博取老师的赞美，利用朋友的人缘去认识更多的人……这种做法对他人很是不公平，但是，能有什么办法？他们是自己除父母外最亲的人，是自己朝夕相处的人。怎能去怪罪他们呢？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次，任由时间冲淡。利用，可以是一个褒义词，也可以是贬义词，那就在于你怎么去看待它了。褒义也罢，贬义也罢，至少出发点，是好的。
吴必虎，1962年生，江苏阜宁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规划出站博士后，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美国普渡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系杰出访问教授，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业管理学院访问教授。曾主持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发表论文200余篇。独著或合著10部学术专著，其中《区域旅游规划原理》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独立翻译、主译8种旅游学术著作。曾经中标担任全国若干重要国际旅游城市的旅游总体规划专家组组长，包括北京、杭州、西安、成都、威阳、敦煌、延安、井冈山等。兼任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规划咨询专家、国家旅游局《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标准及实施细则》中方专家组组长、国际旅游学会（Intemational Tourism Studies Associatiorl）秘书长、中国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会会长、第四届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旅游学会副会长等职。同时，还担任全球10种旅游学术期刊的编委。俞曦，1983年生，浙江遂昌县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理学硕士，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韦加斯分校哈拉酒店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发表中文论文5篇，英文论文1篇。
主要课题编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主持人：国内旅游者流动模式的系统研究，1993－1995，批准号：492010062. 主持人：滇东黔西旅游地域结构与资源持续利用途径研究，1998－2000。批准号：49771037。3. 主持人：中国城市居民环城游憩行为与吸引物空间模式研究，2004-2006，项目批准号：40371036。4. 第二负责人：中国旅游业持续发展支持系统与宏观布局理论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球科学部“九五”第二批重点项目，1997－1999。批准号：49631030国际机构课题5. 联合国人居中心UMP亚洲合作项目，四川省乐山市城市管理项目旅游发展咨询研究，2001。6.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委托项目，安徽两山一湖旅游规划研究，20017. 世界旅游组织、国家旅游局委托项目，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标准研究。2001－2002。8. 世界银行委托项目，北京大栅栏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研究，2003国家部委课题9. 国务院六部委（国家旅游局、长江三峡委员会等），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200310. 国家旅游局，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标准实施细则，200711. 国家旅游局，旅游标准化体系表研究，2008重点旅游城市12.北京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199913.杭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杭州市旅游委员会，2003-200514.西安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西安市旅游局，200515.成都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成都市人民政府，200616.济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济南市人民政府，200117.延安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延安市旅游局，200618.敦煌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敦煌市人民政府，200419. 北京市休闲农业发展政策与战略研究，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200520.中国旅游产业发展与产业选择研究，天津泰达旅游集团，2005重点旅游区规划研究21.杭州大运河国际旅游区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杭州市运河集团公司，200422.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旅游局、东联集团，2000-20065学术交流编辑国际学术团体：ITSA -International Tourism Studies Association 国际旅游学会，创会会员，秘书长；PATA –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亚太旅游协会，人力资源委员会理事；ISTTE -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ravel and Tourism Educators 国际旅游教育学会，会员；ATLAS - Association for Tourism and Leisure Education 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会员；APTA –Asian Pacific Tourism Association 亚太旅游学会，会员；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China 中国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会，会长；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Tourism Studies Association of Beijing北京旅游学会，副会长
旅游管理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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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图腾》节选
姜戎
两年前陈阵从北京到达这个边境牧场插队的时候，正是十一月下旬，额仑草原早已是一片白雪皑皑。陈阵被安排住在毕利格老人家里，分配当了羊倌。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随老人去八十多里外的场部领取学习文件，顺便采购了一些日用品。临回家时，老人作为牧场革委会委员，突然被留下开会，可是场部指示那些文件必须立即送往大队，不得延误。陈阵只好一人骑马回队。临走时，老人将自己那匹又快又认家的大青马，换给了陈阵，并再三叮嘱他，千万别抄近道，一定要顺大车道走。
刚登上一道山梁，遥望大队驻地的查干窝拉山头，他一下子就把老人的叮嘱扔在脑后，率性地放弃了绕行二十多里地走大车道的那条路线，改而径直抄近路插向大队。
天越来越冷，大约走了一半路程，太阳被冻得瑟瑟颤抖，缩到地平线下面去了。陈阵忽然一阵颤栗，心里有些莫名的紧张——他怕大青马迷路，怕变天，怕暴风雪，怕冻死在冰雪荒原上，但就是忘记了害怕狼。
快到一个山谷口，一路上大青马活跃乱动、四处侦听的耳朵突然停住了，并且直直地朝向谷口的后方，开始抬头喷气，步伐错乱。
当陈阵猛地转头向山谷望去时，他几乎吓得栽下马背。距他不到四十米的雪坡上，在晚霞的天光下，竟然出现了一大群金毛灿灿、杀气腾腾的蒙古狼。全部正面或侧头瞪着他，一片锥子般的目光飕飕飞来，几乎把他射成了刺猬。后来，陈阵跟毕利格详细讲起狼群当时的阵势，老人用食指刮了一下额上的冷汗说，狼群八成正在开会，山那边正好有一群马，狼王正给手下布置袭击马群的计划呢。幸亏这不是群饥狼，毛色发亮的狼就不是饿狼。
陈阵强撑着身架，端坐马鞍，只用眼角的余光紧张地感觉着近在侧旁的狼群。他知道蒙古草原狼的速度，这几十米距离的目标，对蒙古狼来说只消几秒钟便可一蹴而就。人马与侧面的狼群越来越近，陈阵深知自己绝对不能露出丝毫的怯懦，必须像唱空城计的诸葛孔明那样，摆出一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身后跟随铁骑万千的架势。只有这样才能镇住凶残多疑的草原杀手——蒙古草原狼。
他感到狼王正在伸长脖子向他身后的山坡望，群狼都把尖碗形的长耳，像雷达一样朝着狼王张望的方向。所有的杀手都在静候狼王下令。但是，这个无枪无杆的单人单马，竟敢如此大胆招摇地路过狼群，却令狼王和所有的大狼生疑。
晚霞渐渐消失。人马离狼群更近了。这几十步可以说是陈阵一生中最凶险、最漫长的路途之一。大青马又走了几步，陈阵突然感到有一条狼向他身后的雪坡跑去，他意识到那一定是狼王派出的探子，想查看他身后有无伏兵。
大青马的步伐似乎也不那么镇定了。陈阵的双腿和马身都在发抖，并迅速发生可怕的共振，继而传染放大了人马共同的恐惧。
突然，老阿爸的一句话从天而降，像疾雷一样地轰进他的鼓膜:狼最怕枪、套马杆和铁器。枪和套马杆，他没有。铁器他有没有呢?他脚底一热，有!他脚下蹬着的就是一副硕大的钢镫。他的脚狂喜地颤抖起来。
毕利格阿爸把自己的大青马换给他，但马鞍未换。难怪当初老人给他挑了这么大的一副钢蹬，似乎老人早就料到了有用得着它的这一天。
狼群正在等待探子，人马已走到狼群的正面。陈阵迅速将双脚退出钢镫，又弯身将镫带拽上来，双手各抓住一只钢镫——生死存亡在此一举。陈阵憋足了劲，猛地转过身，朝密集的狼群大吼一声，然后将沉重的钢镫举到胸前，狠狠地对砸起来。
“当、当……”
钢镫击出钢锤敲砸钢轨的声响，清脆高频，震耳欲聋，在肃杀静寂的草原上，像刺耳刺胆的利剑刺向狼群。对于狼来说，这种非自然的钢铁声响，要比自然中的惊雷声更可怕，也比草原狼最畏惧的捕兽钢夹所发出的声音更具恐吓力。陈阵敲出第一声，就把整个狼群吓得集体一哆嗦。他再猛击几下，狼群在狼王的率领下，全体大回转，倒背耳朵，缩起脖子像一阵黄风一样，呼地向山里奔逃而去。
但狼群撤得井然有序，急奔中的狼群仍然保持着草原狼军团的古老建制和队形，猛狼冲锋，狼王靠前，巨狼断后，完全没有鸟兽散的混乱。陈阵看呆了。
狼群一眨眼的工夫就跑没影了，山谷里留下一大片雪雾雪砂。
(节选自《狼图腾》，有删改)
19．小说第—段中毕利格老人把大青马换给陈阵并再三叮嘱这一细节有何作用?
20．赏析文中两个句子。
(1)太阳被冻得瑟瑟颤抖，缩到地平线下面去了。
(2)一片锥子般的目光飕飕飞来，几乎把他射成了刺猬。
21．简要概述文中蒙古草原狼的特点。
22．作者是怎样描写陈阵与狼群遭遇后的心理变化的?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参考答案：
19．(1)表现老人经验丰富，处事周全，关爱年轻人的特点。
(2)为下文陈阵“遭遇狼群、吓退狼群”等情节的展开做了铺垫。
20．(1)运用比拟手法(或拟人手法)。“太阳被冻得瑟瑟颤抖”生动形象地表现天气寒冷，“缩到地平线下面”形象地交代太阳落山天色己晚。
(2)运用了比喻(夸张)等手法。“一片锥子般”‘几乎把他射成了刺猬”形象地写出群狼目光的锐利和凶残，此句从侧面表现出陈阵的恐惧心理。
21．(1)金毛灿灿、杀气腾腾的外形；
(2)动作灵敏，速度极快；
(3)凶残多疑，草原杀手；
(4)纪律严明，团队意识强；
(5)狼害怕枪、套马杆和铁器。
22．(1)作者用“几乎吓得栽下马背”等细节描写和“他知道蒙古草原狼的速度……”等心理描写写出了他的慌乱和恐惧(或紧张、镇定等)。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活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2)用“铁器他有没有呢?他脚底一热，有”等心理描写和“大吼一声”“举到胸前”“狠狠对砸起来”等动作描写写出了他的狂喜和兴奋。人物形象鲜活，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增长读者的生活知识。
【作品简介】：
莫言，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11部，中篇小说25部，短篇小说75篇。1981年秋，在河北保定市的双月刊《莲池》第5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1982年，在《莲池》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丑兵》、第五期发表短篇小说《为了孩子》。1983年春，在《莲池》二期发表短篇小说《售棉大路》并被 《小说月报》转载。秋，在《莲池》五期发表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此文得到老作家孙犁赏识。1984年春，在《长城》双月刊二期发表小说《岛上的风》、五期发表《雨中的河》。1985年春，在《中国作家》二期上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反响，《中国作家》组织在京的作家与评论家在华侨大厦举行讨论会讨论该作。是年，在多家刊物上同时推出中篇小说《球状闪电》（收获）、《金发婴儿》（钟山）、《爆炸》（人民文学）、及短篇小说《枯河》（北京文学）、《老枪》（昆仑）、《白狗秋千架》（中国作家）、《秋水》（奔流）等。1986年春，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随即发表系列中篇《高粱酒》（解放军文艺）、《高粱殡》（北京文学）、《狗道》（十月）、《奇死》（昆仑），同时还发表中篇《筑路》（中国作家），短篇小说《草鞋窨子》（青年文学）等。1987年春，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中篇小说《欢乐》在《人民文学》一、二期合刊发表，受到批评，事过多年，始有作家和评论家对该作得新评价。秋天，中篇小说《红蝗》发表（[收获]三期），该作因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和亵渎精神，连号称新潮的评论家也不能接受，纷纷著文批评。莫言作品莫言作品(6张)1988年，在《十月》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同年四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青年文学》第十发表《复仇记》、《马驹横穿沼泽》（这两篇收入《食草家族》）。秋天，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在故乡高密联合召开“莫言创作研讨会”，有关论文汇编成《莫言研究资料》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九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创作研究生班。小说集《爆炸》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8年秋，长篇小说《十三步》首发（文学四季）随 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89年4月，中短篇小说集《欢乐十三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六月，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恐惧》。冬天，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酒国》。1990年，中篇小说《父亲在民夫连里》在《花城》发表，继续创作《酒国》。1991年春，在高密家中创作中篇小说《白棉花》（花城）、《战友重逢》（长城）、《怀抱鲜花的女人》（人民文学）、《红耳朵》（小说林），夏天，创作《神嫖》、《夜渔》、《鱼市》、《翱翔》等短篇小说十二篇。秋，中短篇小说集《白棉花》由华艺出版社出版。1992年，创作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天津小说家）、《模式与原形》、《梦境与杂种》（钟山）。1993年，二月，长篇小说《酒国》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月，中篇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由社科出版社出版。十二月，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神聊》。1995年春节，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秋，五卷本《莫言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冬，《丰乳肥臀》在《大家》连载。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97年创作话剧《霸王别姬》（与人合作）。1998年，发表中篇小说《牛》（[东海]六期，[小说月报]九期、[小说选刊]九期转载）、《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收获》六期，短篇小说《拇指铐》（[钟山]一期，[小说选刊]转协）、《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钟山]五期）、《白杨林里的战斗》（[北京文学]七期）、《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北京文学]十期 ）、《蝗虫奇谈》（山花，小说选刊五期选载）。十二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会唱歌的墙》。1999年，发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收获]二期）。《我们的七叔》（[花城]一期），短篇小说《祖母的门牙》（[作家]一期），另有中篇小说《野骡子》、《司令的女人》[收获]、 《藏宝图》[钟山]发表，短篇小说《儿子的敌人》[天涯]、《沈园》[长城]发表。三月，海天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红树林》。十二月小说集《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由海天出版社出版。 莫言笔下作品莫言笔下作品(20张)2001年，长篇《檀香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再度热议，后获得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图书奖。在《山花》第一期发表短篇《倒立》。2002年他与阎连科合作长篇《良心作证》，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篇《扫帚星》在《布老虎中篇小说春之卷》发表。长篇小说集、小说、散文集《红高粱家族》、《酒园》、《拇指拷》、《清醒的说梦者》、《罪过》、《师父愈来愈幽默》、《透明的红萝卜》在山东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清醒的说梦者》，《什么气味最美好》分别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出版。2003年，长篇《四十一炮》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收获》第五期发表短篇《木匠与狗》。散文集《小说的气味》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写给父亲的信》、小说集《藏宝图》也出版与此。2006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生死疲劳》。散文集《北海道随笔》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7年，散文全集《说吧，莫言》在海天出版社出版。2009年10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自传体小说《变》，单行本在2010年由海豚出版社出版。2009年12月，出版长篇小说《蛙》。2012年10月，出版剧本《我们的荆轲》。2013年4月19日，作家莫言携新书《盛典——诺奖之行》亮相第2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讲述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趣味点滴，揭秘其诺贝尔文学奖领奖之行。
最近两天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莫过于“北京某野生动物园内老虎伤人”事件了。目前园方和车主哪方担责尚无定论，但这次社交媒体出奇的一致的指责伤者，说你成为老虎的食物，就是因为你不守规则。也有网友这样为虎发声，只求放过这只老虎，毕竟它没有任何过错。回想起今年五月份，美国的一家动物园内一只大猩猩因一名4岁男童误入大猩猩园区而被射杀的新闻。当时舆论也是一阵哗然，有人为被射杀的猩猩喊冤，有人则说人命大于天。在这里我们不评价谁是谁非，也不深究责任到底归在哪方。在人类和动物共同生存的这么多年里，特别是用一把锁把它们关进动物园里的那刻起，人们似乎有理由说，这些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家伙，我们已经足够了解他们了吧。而实际上，我们对他们所知甚少，我们恐怕不知道它们也会情绪低落甚至抑郁成疾吧。
什么意思，要出阅读理解题吗...
形象学对于认识中国形象的作用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不同于欧美学界着重在形象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深入研究，中国形象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形象类型的研究。为了使中国的形象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要重视其在当代中国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构建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
形象学研究的是“他者”吧！
形象学形象学（法文：Imagologie，英文：Imagology）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1]，法国当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柔（）将之概括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2]。形象学与比较文学的发轫同步，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探索一国形象在异国的文学流变，即它是如何被想象、被塑造、被流传的，分析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并找出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第一节?形象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一、形象学的渊源与发展形象学与比较文学学科本身同时产生于19世纪，是“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所偏爱的一个研究领域”[3]。20世纪40年代末，其理论体系已初具雏形，80年代渐趋成熟，90年代之后进入我国比较文学界。我们首先介绍几位对形象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比较文学学者，阐述他们的主要观点和贡献，以了解形象学的发展史。形象学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学者贝茨（Louis-PaulBetz）。1896年，贝茨在《关于比较文学史的性质、任务和意义的批评研究》一文中指出，作为一门新学科，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4]这段话中虽然没有出现形象学这样的字眼，但对两个民族怎样借助文学形象互相观察、互相认知的描述却十分清楚。20世纪初期，法国学者巴尔登斯贝格（）提供了形象学研究的具体范例《法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卡雷（é）认为比较文学应注重各民族间、各种游记、想象间的互相诠释，并遵循这个原则写出了《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1947）一书。卡雷的高足基亚（）把“人们所看到的外国”专辟一节，写进他的《比较文学》（1951），指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再追求抽象的总括性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民族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集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5]，并认为这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极富前景的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6]。20世纪50年代末，以韦勒克（RenéWellek）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对形象学研究发出责难，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1958）一文中从文学性出发，批评卡雷和基亚“最近突然扩大比较文学的范围，以包括对民族幻象、国与国之间互相固有的看法的研究，但这种做法也很难使人信服。听听法国人对德国或英国的看法固然很好——但这还算文学研究吗？”并说其“代价是把文学研究归并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料研究之中”[7]。此后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伯勒（RenéEtiemble）在《比较不是理由》（1963）一文中也批评形象学研究与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政治家有关，而文学性不足。但形象学研究并没有因此而停步，研究者们一方面认真检讨和反思形象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一方面吸收各种后现代理论，不断完善其理论体系。如果说20世纪40—50年代是形象学研究的传统阶段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是其当代阶段；如果说卡雷、基亚等是传统形象学的奠基者的话，让-马克·莫哈（Jean-MarcMoura）、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Pageaux）等则是当代形象学的创始人。莫哈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1992）一文中指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8]强调“形象学拒绝将文学形象看做是对一个先存于文本的异国的表现或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种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9]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异国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1989）、《形象》（1994）等论文中指出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形象研究不是“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10]，而“应该注重研究支配了一种文化的所有动力线”[11]，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12]，提出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强调了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对思考形象的一个特殊形态——套话，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国对异国文化有三种基本的态度或象征模式，即狂热、憎恶和亲善。与传统形象学相比，当代形象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注重对形象塑造“主体”——“注视者”或“观看者”的研究，即由原来只研究被注视者一方，转而研究注视者。传统的形象学特别关注形象的真伪，自然把注意力集中于被注视者一方；当代形象学吸收了接受美学、保罗·利科的想象等理论，由原来单纯注重被注视者，转而重视注视者。按照接受美学的有关理论，如果把被描写的异国视为一个文本，那么对异国形象的描述就可视为是对异国这一大文本的阅读和接受。另外，异国形象和想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想象有两类，一是休谟的再现式想象，把形象归于感知；二是萨特的创造性想象，根据缺席来对他者进行创造。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是注视者对被塑造者“接受”的结果，是创造性的想象，因而没有必要追究形象的真伪程度，研究重点自然就转到形象塑造者主体身上，研究形象塑造者是如何接受和塑造他者形象的，同时透视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欲望和需求。此外，与传统形象学相比，当代形象学还特别注重“被注视者”与“注视者”的互动性。在当代语境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者”存在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在与“他者”的互识、互补、互证中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因而不再把异国形象看成是单纯的对异国现实的复制，而是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进行研究。形象学的当代发展还从其他后现代理论中获益。如后殖民理论，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剖析了西方人眼中“他者化”的东方形象，指出其虚构性和背后隐藏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内涵。另外，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形象学同样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获益。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研究了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和想象，以及这种隐喻和想象所蕴涵的种族差异和文化冲突。如：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二、形象学的特点与功能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与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有相同之处，即都是作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感情色彩和审美意义的形象，但二者也有诸多差异。首先，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只限于异国异族形象，而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既可以是异国异族形象，也可以是本国本族形象，而且大多是本国本族形象，也就是说，一般文学研究中形象的含义要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异国形象宽泛得多。其次，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通常只局限于人物形象，而异国异族形象在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也可以是器物（比如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瓷器、丝绸的描述）、景物（如18世纪英国的中国园林），还可以是观念（如英国的培根、韦伯认为中国语言是人类的初始语言）和言辞（如西方关于中国的套话“哲人王”、“傅满洲”、“陈查理”）。而且异国异族的形象一方面注重对他者的塑造，另一方面更注重探讨隐含在他者形象背后的创造者民族的自我形象，评价的标准也不再是逼真性和独创性，而是异国形象背后的文化差异与时代需要。作者的个体行为也退居次要地位，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中介，一个承载着集体想象和时代需要的中介。在明确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与一般文学研究中的形象的异同之后，我们把形象学的特点归纳为投射性、互动性和跨学科性三个方面。一是主体欲望的投射性。任何一国作家对异国的观察永远不能像本土人希望他们看到的那样，作家们往往将异国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乌托邦。因此，形象学中的异国形象既有客观因素，又有情感因素。从辩证的角度讲，任何一种异国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对异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异国文化在本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情况，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结构。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巴柔在对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进行定义时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13]一种文化关于另一种文化的知识和想象，经常是该文化自身结构本质的投射和反映，它意味着该文化自身的本质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断裂，于是就以想象的形式投射到异域文化中去。这种异域形象实际上是渗透着自身内在本质的形象。一个社会在想象和塑造异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异国形象对本土文化来说是一个他者，是一种外在视角。一国作家在对异域形象进行描述时，能够说出对自己的社会不便表述、不易感受、不曾想象到的某些东西。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异国这一他者是作为形象塑造者的欲望对象而存在的，形象塑造者把自我的欲望投射到他者身上，把他者当作一个舞台或场所，在其间确认自我，展示自我的隐秘渴望，表达自我的梦想、迷恋和追求，叙说自我的焦虑、恐惧与敌意。英国学者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一书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形象在欧洲的变迁，认为欧洲人的中国观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与其说是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14]。因此，构成他那本书的历史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观察对象的历史。二是“他者”与“自我”的互动性。异国形象的欲望投射也带来他者与自我的互动。当代形象学的重要发展是“他者”概念的确立，而“他者”概念受惠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差别和对立把语言中的一切成分联系了起来。这一思想后来在本弗尼斯特（EmileBenveniste）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在《一般语言学问题》中指出：“我”之为“我”是由于与“他者”的区别，“他者”之为“他者”是由于与“我”的差别。“自我”和“他者”都没有确定的本质，只能处在不断的相互指涉之中，“自我”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影响，“他者”是必不可少的参照系。当代形象学研究者以此为基础阐释了形象的基本含义，我们上文谈到的巴柔对形象的定义即是如此，他说“一切形象都源自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15]理解异族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国作家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和需要，塑造出什么样的异国形象，都是在将异国作为一个他者，一种相异性来看待的，这个他者，这种相异性是认识自身、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因而对他者的剖析也是审视自我、建构自我的一种形式。“他者”实质上是另外一个自我，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自我，或者发现另外一个自我，这实际上是一种互动认知，即互证、互补、互察、互鉴三是总体研究的跨学科性。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研究者在文学、文化人类学、史学、社会学、民族心理学等学科交汇处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因此，形象研究涉及诸多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往往又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形象场”。“形象场”这一概念是我国比较文学形象学领域的专家孟华提出来的，她受到物理学中“场论”概念的启发，创造性地提出这一研究方法，对形象学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场论”在物理学中指各种物理场的运动规律及其相互作用，20世纪30年代德裔美籍学者勒温（）将其应用到心理学领域，用以描述人在周围环境中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将这一理论应用到社会学当中，认为在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相互作用的场，提出了语言场、文学场、艺术场等概念。孟华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形象学研究当中，认为异国形象就像物理学意义上的一个粒子，其产生是由于各种语境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一认识和巴柔的见解不谋而合，巴柔说：“形象学所研究的绝不是形象真伪的程度”，“它应该研究的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研究那些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线。”[16]曹顺庆还把变异性作为形象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认为“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17]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通常并不是异国现实的客观呈现，而是具有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色彩。莫哈认为：“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来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集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18]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维护和保持现实及现实秩序；而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存秩序的，具有颠覆、构建社会的功能。意识形态化的形象是将塑造者一方的社会群体价值观投射到异国形象身上，通过调解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认可的象征模式，从而消解和改造异国形象，达到归化异国的目的；而乌托邦化的形象是塑造者一方力图否定其社会的群体价值观，创造出一个根本不同于自我世界的异国形象。因此，对异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化不会造成自身文化传统结构的变化，它只是在既定视野内提供一套编码符号，将异己的信息消融在自身传统之中；而乌托邦化的形象则是将他国作为一种异己力量，促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调整。百度文库VIP已帮您省78元现在恢复最低仅需元/天立即续费形象学讲义形象学形象学（法文：Imagologie，英文：Imagology）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1]，法国当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柔（）将之概括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2]。形象学与比较文学的发轫同步，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探索一国形象在异国的文学流变，即它是如何被想象、被塑造、被流传的，分析异国形象产生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并找出折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第 1 页第一节?形象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一、形象学的渊源与发展形象学与比较文学学科本身同时产生于19世纪，是“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所偏爱的一个研究领域”[3]。20世纪40年代末，其理论体系已初具雏形，80年代渐趋成熟，90年代之后进入我国比较文学界。我们首先介绍几位对形象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比较文学学者，阐述他们的主要观点和贡献，以了解形象学的发展史。形象学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学者贝茨（Louis-PaulBetz）。1896年，贝茨在《关于比较文学史的性质、任务和意义的批评研究》一文中指出，作为一门新学科，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4]这段话中虽然没有出现形象学这样的字眼，但对两个民族怎样借助文学形象互相观察、互相认知的描述却十分清楚。20世纪初期，法国学者巴尔登斯贝格（）提供了形象学研究的具体范例《法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卡雷（é）认为比较文学应注重各民族间、各种游记、想象间的互相诠释，并遵循这个原则写出了《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1947）一书。卡雷的高足基亚（）把“人们所看到的外国”专辟一节，写进他的《比较文学》（1951），指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再追求抽象的总括性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民族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集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5]，并认为这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极富前景的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6]。
论《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分析德保初中 黄一鸣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巅峰之作，它思想复杂深邃，艺术魅力四射，后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翻开这部书，好像进入了一座琳琅满目的艺术之宫：扑朔迷离、跌宕幽曲的故事情节，五彩缤纷、奇特真实的生活画面，奇幻生动、旖旎新颖的艺术境界，令人流连忘返。在一些优秀篇章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典型性，而且生动个性化。特别是蒲松龄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创造的许多幻化为狐妖鬼魅的艺术形象，更是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色彩。本文拟就《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试加以分析。在《聊斋志异》的近五百篇作品中，写狐或牵连到狐的，就占了差不多六分之一。单从题目上标明写狐的就有《丑狐》、《毛狐》、《狐妾》、《汾州狐》、《捉鬼射狐》等一大批作品，而题目上没有标明写狐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其中《青凤》、《莲香》、《婴宁》、《娇娜》、《红玉》、《鸦头》、《小翠》、《辛十四娘》等均是描写狐女形象的名篇佳作。蒲松龄以如椽巨笔和火样的热情精心刻画了一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她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而且美貌绝伦、富于智慧、有爱心、纯真诚挚、勇于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处处闪烁着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可以说她们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聊斋志异》笔下的异类形象时有这样一个概括：“《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①]这一论断也被研究者所引用来说明狐女形象的特征。《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一、外表美丽，心地善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正面描写还嫌不够，又用了侧面描写：“生望见颜色，呻吟顿望，精神为之一爽。”写婴宁：“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 写小翠则是以王太常之口赞为“嫣照展笑,真仙品也”。再看青凤：“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胡四姐：“年方及笄,荷粉香露，嫣然而笑，媚丽欲绝。”莲香：“觌面殊非，年仅十五六，禅袖垂髫，风流香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鸦头：“秋波频传，眉目含情，仪容娴婉，实神仙也。”长亭：“丽若仙人。” 黄小妹：“娥眉秀曼，诚仙人也”；就连无名姓的狐女们都是“翠风明铛，容华绝世”、“态度娴婉，旷世无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她们或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或有大家闺秀的端庄之美，或有坊间妓女的风流曼妙之美，往往使男子一见倾心。使更难得的是，这些狐女不仅姿容秀美，而且兼内心纯洁、善良机智。《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莲香》中的狐女是个贤妻的典型。桑生由于迷恋鬼魅，身体日渐衰弱，以至于气息全绝，是莲香不畏路途遥远，为之采摘草药，救桑生之命于倒悬。在《婴宁》中，婴宁虽为妖异，却非常善解人意，“每值母忧怒，女到一笑即解”。她怀念相依为命十多年的鬼母，于荒烟错草中找到“媪尸”，妥善安葬了岑寂山阿的养母。《小翠》则写的是一个狐精报恩的故事。小翠为报恩而主动委身痴呆王元丰，不仅屡次救王家于灾厄，还治好了元丰痴病。在《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彼此以诚相待,互相在患难中鼎力救助,从而战胜了人生旅途中一个又一个难关。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就内容而言,它和善相同。”[②]换言之，凡是“善的”，就是美的。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大都以她们内心的善良和正直产生了感染人、陶冶人的性情的美的力量。二、性情率真狐是生活在山野间，居无定所的。狐一般都没有固定的住处，幻化成人的狐狸一般都租用或占用人类的房子，这种特征表现在狐女身上，更是如此。三娘寄居在鬼女巧娘坟墓中；婴宁也是狐母生，鬼母养，这也决定了狐女少有人间女子以及鬼女和仙女的束缚，具有天真无邪的真率美。这种率真首先表现在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和对爱情的坚贞。《莲香》中，“倾国之姝”的莲香在一个晚上敲开了书生的门，书生“启门延入”，惊艳之下结为情好，后书生为鬼李所伤，是莲香十日夜相傍榻旁，为其疗伤。书生不纳莲香忠言，及至羸卧空斋，又是莲香施仙术为其治愈使其“精神焕发”。《红玉》中红玉与冯生初次相会，“自墙上相窥”，“近之,微笑”，表现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和主动，“招以手,不来亦不去”，似乎显得有些羞涩，最终是“梯而过，遂共寝处”。红玉向往人间的幸福生活，主动找穷书生，与定永好。红玉的爱情还带有侠气。她后来救冯生于牢狱，并为冯生抚孤重振家业，实为冯家功臣，而她自己也实现初愿，与冯生永结欢好。红玉可谓有情有义之狐女。王渔洋把红玉比作是《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誉为“巾帼英雄”。《鸦头》中狐妓鸦头更多的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性。鸦头原是一个待“缠头”的雏妓。山东诸生王生得朋友相助，倾囊以博一宵之欢。深有心计的鸦头，见王生诚笃可托，便与他深夜私逃，到异地卖了脚驴，沽酒为生。可是好景不长，鸦头为老鸨“揪发提去”，仍逼为娼。她矢志不从，生一子也被弃之曲巷。几年后王生过育婴堂，因此儿酷肖自己，爱而赎之，天使父子团圆。而鸦头却每月在横施暴掠中生活，而她“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誓死捍卫自己的爱情，在18年后为夫、子救出，脱离苦海，全家团圆，终于赢得爱情的胜利。这是蒲松龄从滚滚红尘中提炼出的一贞狐的形象。《青梅》中的青梅慧眼识贤，一眼看中贫士张生的纯孝笃学。她先劝王家小姐阿喜嫁之，事不谐后她上门自托，表现出莫大的勇气和主动性。在阿喜的帮助下，青梅和王生结为夫妇，入门后，她孝顺公婆，勤俭持家，佐夫功读，终使张生取得功名富贵，俨然一个贤内助。后来，她又促使落难的阿喜成为张生的正妻，而自己却宁肯“执婢妾礼”，以侧室自处。蒲松龄称赞青梅“能识英雄于尘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对于爱的要求是主动的，不受礼教的约束，从不计较名份，和男子交接比较自由，但是她们并非淫荡，而是多数表现出对爱情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执著坚贞。[③]再有，蒲松龄笔下的狐女敢爱也敢恨，她们爱起人来热情似火，同样恨起来时，也不择手段，这也是狐性在狐女身上的一种体现。当发现自己所爱的人不值得去爱时，她们会义无返顾地严惩或捉弄辜负自己的负心人。在《丑狐》中的狐女以金钱引诱男子，而男子嫌弃他，她取走自己的全部财物转投他人；《武孝廉》中，狐女不仅取走自己的财物，同时取回自己的丹丸，使虚伪的孝廉命丧黄泉，这些负心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三、言谈机警聪慧《狐谐》中的狐娘子，口齿伶俐，才华横溢，诙谐有趣孙得言、陈所见、陈所闻等一辈轻薄书生偏偏要与之较量结果被狐女屡次揶揄，弄得狼狈不堪。如说红毛国王听说“中国马生骡，骡生驹驹”，乃细问其状，使臣答曰：“马生骡是臣所见，骡生驹驹，乃臣所闻。”巧妙地骂了陈所见、陈所闻二人。孙得言出对子戏弄万福（狐女的丈夫），曰：“妓者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狐对曰：“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孙得言反遭嘲骂。狐女对孙得言等开的玩笑显示了高超的见识和从容的风度。温柔勤俭而又洒脱机智的辛十四娘是狐，她有狐的聪慧机智，但表现为很正派、懂事，善于处理事情，帮助丈夫。冯生生性轻脱，看不清利害关系。辛十四娘便告诫他，“君诚乡曲之儇子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君祸不远矣！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辞。”冯生告悔，辛十四娘便与其约法三章，“从今闭户绝交游，勿浪饮。” 辛十四娘劝导冯生省身行事，处事老练，可谓圣贤名言。《狐联》篇中也刻画了两位聪明、机智的狐女。“女知不可动，乃云：‘君名下士，妾有一联，请为属对。能对我自去：戊戍同体，腹中止欠一点。’焦凝思而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之对可矣：已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一笑而去。”这里要说明的是，“已巳连踪”的“巳”字是指过去手写的笔法，即末笔不挑上去。因为这样，才说“足下何不双挑”，表面说二字的脚下为什么不都挑上去呢？暗喻足下（指焦）何不同时挑逗一下我们两个？说完“足下何不双挑”则“一笑而去”。现实中哪有如此聪明，多智，爽利而开放的女子？对于这种既无才能品行，又喜欢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狐女们给予了轻视和嘲笑。有的狐女颇有见地，言辞精深，思想独到。封三娘就是一位独具慧眼，颇有见地的狐女。她私下底告诫待字闺中的范十一娘：“以才色门第论，何患无贵介婿，然纨绔儿敖不足数，如欲得佳偶，请无以贫富论。”当范十一娘对贫寒孟生不以为可时，封曰：“娘子何堕世情哉！此人苟长贫贱者，予当抉眸子，不复相天下士矣。”后孟生果真官至翰林。可见，在狐女看来，婚姻是不以贫富和等级论的，而是要“郎才女貌，两情相悦。”在《小翠》篇中，更是清楚表达了狐类社会的婚姻观。狐母领狐女小翠到王太常家“自请为妇”，王家“欲议聘金”。狐母说：“彼意适，我愿慰矣。岂卖菜也而索值乎！”狐类认为婚姻是纯洁的爱情关系，不需要“问名”，更不必“纳采”，否则，只会玷污纯洁的情感。如此开放的婚姻观念，可以和21世纪的婚姻思想相媲美。四、品格高贵狐女是未经俗世沾染的精灵，所以在她们身上体现出高贵的品格美。这种品格的美表现在多个方面，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对待情感的无私与豁达情怀上。狐女主动来到人间与男子结合，但是在相处过程中，狐女均表现出了重情重意的品格。小翠为报恩而嫁给痴儿，治好其疾病，临走还不忘给他找一个与自己相貌接近的人；舜华不因自己的私心而留住张鸿渐，反而赞赏他对待妻子的情意，帮助他与妻子团聚；阿绣变幻莫测，无私帮助刘子固找到真的阿秀；辛十四娘虽不满冯生的轻薄而离去，但依然费尽心思帮他逃脱危难，同时还长期给冯生夫妻存钱，解决了他们后来生活的窘境；娇娜对孔生的两次贴身相救更是感人至深。蒲松龄对这些狐女的无私举动是赞叹不已的。他在《小翠》中借异史氏之口来称赞她们：“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月缺重荣，从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在《红玉》中说：“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同时这些狐女还体现了一种成全之德，她们尽管为爱而痛苦，但是却为爱而成全相爱的人，阿秀、颠当、舜华等均帮助自己的爱人找到所爱。狐女中不乏知恩图报的行为。狐女小翠，为替母报恩，不惜下嫁痴少年王元丰，她体贴丈夫、孝敬公婆、照顾家庭、忍辱负重，并治愈了元丰的痴傻症；娇娜用自炼的金丹救活孔生以报答其救命之恩；狐祖母报王家前世之恩，资助王成立家致富；狐小梅“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恩所报”的行为令人感动不已。知恩图报的行为体现了狐类仁厚、朴实的品质。狐女还有助人为乐、惩恶扬善的侠义心肠。封三娘与范十一娘相悦结成好友，便一心一意为其操办了一门好姻缘；美狐女同情误食毒酒而死的秦生，使他死而复；华姑得知傅廉性无能的隐情后，立即为他诊断治疗，使他极快地恢复了性功能，又暗中使三娘和巧娘先后与他交欢，让他获得人生愉快。《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红玉》篇中，狐女红玉变为虬髯丈夫，除掉了作恶多端的地方恶霸宋乡绅，又以大刀示警教训那昏庸无能、草菅人命的县官，使无辜受罪的冯生得以释放，父子团圆。《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狐女世界里，狐女都具有近乎完美的品质，比人更具德行、比人更讲人情，因情而相爱、因友而相交、因德而相助。虽然也有沿用狐女为蛊惑这种传统题材，狐类社会也不乏蛊蠹魅惑、作祟殃人的狐女。但《聊斋志异》中表现此类狐事的作品不多见，而且其意并不在于表现狐女的妖异幻化，可怖可憎，而是另有寄托。五、神通能干狐女多能干且兼具神通，可与丈夫共同撑起一个家来。《鸦头》中，狐女鸦头与王生私奔，但王生却不过一穷书生，家徒四壁，他担心养不活鸦头，没想到鸦头却自有主意：“今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非特见识卓远，而行动亦不让：“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顾赡甚优。”《小翠》中，小翠不但治好了痴丈夫的呆病，更几次以机智和神通力保全家转危为安。《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有察人之明，力劝丈夫远恶友避祸，丈夫不听劝告终陷囹圄也是辛十四娘从中周旋，使丈夫化险为夷。蒲松龄以狐写人，把狐女作为他理想中的人物，从而赋予她们以灵性，她们神出鬼没，不受任何社会、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帮助别人达到目的。他让她们充当落魄书生的救世主，让她们惩恶扬善，这都离不开狐女广大的神通。主要体现在她们对未来事情的预知上，她们能清楚的预知男主人公的寿命与男主人公面临的危难，而先进行预防。《小翠》中的小翠能预知钟氏之姻，先化其貌。《狐妾》中的狐妾在预知刘洞九的死期后离开，《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在冯生死前再见他与他诀别，而小梅预知了主人家的祸事，先行带孩子离开，保全其血脉。狐女的神通还体现在其处世的方法上，婴宁嘻笑之间用木头惩戒邻家子，使其丧命；红玉在冯生遭祸事后，突然出现，并抚养了他的孩子；小翠为元丰将妻子调弄成她的模样，颠当帮助宗子美找到嫦娥；娇娜为孔生治病。这些描写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但是却体现了狐女的灵性，体现其作为异类的特征。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蒲松龄笔下描述的这些狐女的形象，一反传统狐狸形象的丑恶属性，而是赋予她们以美好的思想、品质、感情和个性，使她们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尤其成为女性真善美的象征。在她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他借助“狐狸”的聪明、机智、狡黯和超自然无所不能的灵性，赞扬了女性的聪明、机敏和智慧.这种观点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的“天下钟毓灵秀之气都集于女人身上”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它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赞美之情。这一切，都是《聊斋志异》以前的文学作品没有触及到的一个世界，蒲松龄以神奇浪漫的笔触，为我们第一次描绘和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这也正是《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独特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之所在。《聊斋志异》中众多狐女形象，细细品味，别有风味。她们大多个性鲜明，人情味十足，给人以特殊的美感。这与此前和同时代有关作品中那些淫欲魅人的狐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蒲松龄何以如此热衷于描画狐女？在历史与现实、内在与外在的诸多因素中，到底有哪些对蒲松龄刻画狐女形象具有一定的影响？经过对此的研究探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一、传统狐仙题材的启示纵观中国文学史，狐狸题材的作品由来已久。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记载着：“青邱之国，有狐九尾，德至乃来。”九尾狐啼声如婴，天生具有幻化能力：当它头戴骷髅，对月拜足七七四十九拜，就会立地变成人形。人们往往受其蛊惑，神魂颠倒而不自知。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也曾写下九尾白狐造于大禹而取涂山女的传说。这些都是后代小说中狐狸精变人的雏形。早期的狐狸精故事，大多脱胎于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玄中记》称：“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好与天通，为天狐。”《搜神记·陈羡》曰：“狐者，古之淫妇也。”虽然笔法简练，形象描写不足，但其中所述，已与明清小说中的狐狸精相去不远。并且其中隐约可见，狐狸精多是以女性形象出现，或美丽动人，或妖媚蛊惑。到了唐宋时期,传统文化中的对狐的否定或贬低有所减弱,人们对狐的否定态度的也在动摇。《太平广记》中的狐故事大部分都超越了狐妖媚人的说法,狐精逐渐向人性发展。狐形象的演变给了蒲松龄以很大启示，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展,塑造了一大批性格各异、五彩缤纷的狐女形象。吴组缃先生在一次讲学时说：“清初蒲松龄，他写了《聊斋志异》。他成功的首先一条是取的‘志’的路，就是搜集民间的神话传说。因为民间的神话传说里面有广阔的、丰富的社会内容，时代社会的血肉、老百姓生活的血肉都结晶在神话传说里面。……把这些东西收集来了以后，他再加工创作。”[④]二、作者理想和情感的寄托从其生平看，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屡不得志，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早年“学而优则仕”的想成了泡影，他被无情地抛到了主流社会之外，生活的困顿、不第的苦闷使他一生郁郁不得志，这使他的精神处在严重的困顿之中。蒲松龄又缺乏其他的谋生手段，为了生计，了做过几年幕宾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做私塾教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可谓潦倒一生。在这40年当中他远离故乡，虽然已有妻室，但是长期的分离，使他享受不到家庭生活的欢乐。现实的遭遇，让他的梦想破灭了，然而作者却把更殷切的梦想寄托在自己的作品中。正像弗洛伊德所说：“梦是愿望的达成”。在这个美妙的梦境中，他成了那一个个贫寒不遇的书生，却得到了狐女们的垂青，拥有了种种惊喜和艳遇。这些狐女不但貌若天仙，美仑美奂，又有着迥绝世俗的清纯性情和聪颖机灵的智慧。她们大胆热情，在书生抑郁苦闷之时逾墙而进，叩斋而至，投怀送抱，自荐枕席。她们不计较书生的穷困低微，而是对他们格外尊重、赏识、仰慕，并能冲破凡世女子的一切闺范和男女交往的礼节大防，给予书生极大的精神抚慰，让书生们的心身都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实际上，这正是蒲松龄的理想与情感的寄托，在他构造的以狐女为具体形象的幻化世界里，狐女已不再是一种具体的物，而是具有着其独特的特征，成为了蒲松龄摆脱现实困境，调适他被压抑的自我和扭曲的自由，在虚幻的世界中寻找自我价值，以达到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在虚幻世界中可以实现的精神满足。袁行霈先生1999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卷中，袁世硕先生执笔有关《聊斋》章节，曾了这样的论断：“《聊斋志异》里众多的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也多是蒲松龄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幻影……幻想是对现实的超越，非人的狐鬼花妖形象可以不受人间伦理道德特别是所谓‘男女大防’的约束。蒲松龄借着这种自由，写出了众多带着非人的符号、从而摆脱了妇道闺苑的拘束、同书生自主相亲爱的女性，也写出了为道德理性所禁忌的婚姻之外的男女情爱。在这里面，除了作为现实的一种补偿、对照，其中还蕴含对两性关系的企望和思索，突出了精神的和谐。”这样的论断无疑较客观公允的。[⑤]三、对黑暗现实社会的影射和批判钱锺书先生说，蒲松龄的创作是“写忧而造艺”。[⑥]这忧是个人之忧，更是时代之忧。他写的狐女故事对生活的反映涉及到清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并借写狐惩戒人。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朝代交替，政权更迭，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清政府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密布文网、制造文祸以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另一方面又用恢复科举笼络仕子之心。蒲松龄一生科场失意，为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坐馆教书。这种不得志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最下层，对黑暗的社会的现实有了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不满。为了宣泄内心的“孤愤”、消解淤积的“磊块愁”，同时又能避开酷烈森严的文网，于是狐女形象便走上了现实人生的舞台。这些形象固然可以看成是面对严酷现实无可奈何的“寄托”，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这些非现实的形象，打破了时空、人神、生死的界限，让作品在反映现实上获得了另一种自由，如此才使蒲松龄能够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用超现实的形式书写真正的现实，说出现实中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于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各级官吏的徇私枉法、恶霸豪绅的飞扬跋扈以及平民百姓的悲惨境遇。《红玉》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宋御史见冯相如之妻卫氏貌美便起霸占之心先以重赂派人暗示，不能得手竟大打出手，强夺卫氏，冯翁被殴后气急而亡，卫氏亦不屈而死。冯生“大哭，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无奈，狐女红玉在官绅勾结、法不庇民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诛杀了宋御史五口。官府却在查无实证的情况下把冯相如收监，抛儿荒野。侠客无奈把短刀扎在县令度床头，县令才不得已释放冯相如。蒲松龄以艺术的手法，一层层地揭开了封建政权的反动、腐败、虚伪和残酷，把它的狰狞面目大白于天下。借写狐惩戒人，“劝善惩恶”是蒲松龄明确的创作意图。《丑狐》中，穆生本厌狐丑，却见元宝心动，从此谐好。随后穆生又见“女赂遗渐少”，便背德负心。蒲自己在评论此文时说“邪物之来，杀之亦壮；而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负也。”他通过对丑狐与穆生的爱情故事来惩戒人，贪心之人必然没有好的下场。在《董生》中，蒲松龄写了董生与王生因好色，而被狐狸精勾引而受害的故事。他把狐一分为二，有善者，有恶者。此篇用恶狐告诫人，“见色而动，死当其罪”。总之，蒲松龄以火一般的激情塑造了这些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他写她们聪明、智慧、执着地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写她们爱憎分明，对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有着热烈的向往；写她们不怕艰险，不畏强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帮助那些遭受天灾人祸的小人物。他以狐写人，赋予她们以灵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用超凡的手段去帮助别人达到目的。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蒲松龄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她们大都是他心中的理想人物，体现了他对美好事物的热烈歌颂和追求。大概蒲松龄自己也不会想到，多少年过去了，他的书，以及他书中众多脱俗美貌的狐女居然还打动着世人，并让世人以前赴后继的精神去研究它、解读它。他塑造的这些狐女的丰满而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将永远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聊斋志异》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笔者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等方面，对这30年的成果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古代的文人墨客，读书时经常在句里行间，书头文尾，加以简要的评语或施以丹黄圈点，用以品藻诗文，抒发体会，人们把这种形式称作“评点”或“评注”，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由于其表现形式零碎、不成系统、故一直以来被遗忘在历史尘埃里。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逐步深入，随着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深入讨论，人们才将关注目光投射到评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上来。《聊斋志异》评点研究就是随着这股思潮涌现出的新的学术课题。通行的是：将与作品连为一体的批评称之为“评点”，其形式包括序跋、读法、眉批、旁批、夹批、总批和圈点 [1] (P6)。可以看出，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批评是评点的主体，鉴于此，对于只以单篇形式独立存在、没有批语与之相呼应的序跋为对象的研究文章，本文暂不收录。本文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评点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评点形式等方面，对近30年的《聊斋志异》评点的研究现状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一、在古代，小说地位无法与正统的诗文相比，因而依附于它的“小说评点”，其处境可想而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大量小说评点者的真实姓名湮没无闻，能够刊刻随原著一起传播的评点本毕竟有限。未被发现的评点本尚且不论，就是被公认为《聊斋志异》评点大家的冯镇峦和但明伦等评点本的相关资料也十分有限。因此，对评点本的搜集、整理、考辨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2] (P1-12)、[3] (P75-92)； [4] (P78-87)虽然王渔洋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及评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小说原著版本的复杂性及传抄过程中的偏差，导致王渔洋评点也出现异文。如万隆 [5] (P85-93)认为王渔洋批语为32条，而王清平 [6] (P111-115)则坚持是36条。后者立论翔实，论据有力，故较为可信。《〈聊斋志异〉“王评”考述》 [7] (P13-19)一文，对王渔洋评点写作时间、蒲松龄抄录王评的形式等加以考证。以上三篇文章无疑为我们认识王士禛评点之原貌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张菊如《王批〈聊斋志异〉评价》 [8] (P120-128)发现有正书局排印出版的《原本加批〈聊斋志异〉》的付排印本是《王批〈聊斋志异〉》，只不过被增删篡改过。杨海儒 [9] (P136-155)亦对“有正本”提出了质疑，认为有正本已非蒲著之原貌，而是经过书商的篡改。这两篇文章均是经过细心考辨得出的结论，对正确认识“有正本”之发展演变有指导作用。总的看来，关于评点本的整理考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需要广大学者同仁的继续努力。二、该文将评点放到但明伦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其价值，无疑有新颖之处。汪庆元《〈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认为方评多是触时事而发，他以强烈的爱憎赞扬了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批判了封建统治势力、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小市民的虚荣及其封建道德观念等等。可见方评的批判力度与广度要超过其他诸家。该文持论中肯，论证严谨，具有参考价值和认识价值。21世纪以来关于思想方面的学术成果虽然比较少，但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如张稔穰《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思想内容的评点》 [13] (P75-83)认为但明伦、冯镇峦等人的评点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比较起来，更重视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挖掘。他们评点的依据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评点内容涉及作者立言本旨、作品中人物言行心理、作品写到的社会现象等许多方面。陈昌茂、毛翔《论〈聊斋志异〉但明伦评点本中的孝悌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14] (P72-77)一文，从对但明伦其名的阐释入手，对“孝”和“悌”进行分类并加以评述。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试图挖掘但明伦关于“孝悌”思想的现代意义。另外何金文、董玉洪、张文、张四妮等文，王先霈等人的专著中间偶有涉及，兹不赘述。三、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观照小说评点，是当今小说评点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研究比较深入的部分。关注的焦点大致集中在评点包含的创作动机、篇章结构、艺术形象塑造等方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深化《聊斋志异》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亦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对象。如孙一珍 [10] (P282-310)总结出但评关于艺术创作的八大辩证关系、塑造艺术形象的十种笔法等，是较早进行《聊斋志异》评点研究的成果之一。盛瑞裕 [11] (P340-353)的《聊斋但评特色之我见》承袭了孙一珍的思路，他将艺术形式分为文法和章法两种，与孙一珍的分法多有交叉。赵馥的《但明伦小说鉴赏体系之研究》 [15] (P93-98)一文，一改视评点零散琐屑、无系统的观点，从鉴赏家审美情感之再现、聊斋艺术美之升华、立体化的审美鉴赏体系、聊斋艺术客观效应之反馈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但评的审美体系。这篇文章立论严谨，论据明晰，观点新颖，深化了对但明伦评点的系统化研究。《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认为冯氏是把《聊斋志异》当作“小说”来分析和批评的，准确地把握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为冯镇峦其人其事其评点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在《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另类”——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艺术规律的发掘》 [17] (P123-130)中，张稔穰先生指出：在小说理论史上，冯、但等人对《聊斋志异》的评点第一次肯定了文言小说集体例驳杂的合理性及其审美意义。他们指出了《聊斋》故事的“虚构”特色，分析了“志异”产生的深层原因，挖掘出了蒲松龄塑造鬼狐形象的特点及主要方法，并对一些独特的“文法”进行了分析和命名。该文材料丰赡，论述详尽，是一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四、评点之传播价值研究小说评点的兴起和发展是以推动小说的商业传播为其主要目的，评点几乎成了小说传播的一种促销手段。《聊斋志异》评点的繁荣也离不开这个原因。以往人们只关注评点的理论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方法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除理论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的研究，如传播价值。盛瑞裕 [11] (P340-353)先生独具慧眼，他认识到了评点的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认为《聊斋》评点，往往能因评点家的真知灼见而一语中的，起到“传作者苦心，开读者了悟”的作用，成为沟通作者和读者心灵的桥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不容低估的存在价值。文章对这个问题虽着墨不多，但把握准确。这对《聊斋志异》评点的多视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1世纪后，小说评点传播价值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据谭帆先生认为，小说评点的传播价值大致表现为内外两端。就外在现象而言，表现为小说评点对小说的传播和普及的促进；就内在形态而言，则表现为评点本身在欣赏层面上对读者的阅读影响和指导作用 [1] (P117)。张文 [19]主要着眼点是但明伦评点对读者阅读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是内在形态的研究。黄晓明 [30]则着眼于评点的外在现象，强调评点活动对《聊斋志异》的文本的改动，以及其地位的不断攀升中所起的作用。五、评点家研究评点家研究是评点内容研究深化的表现之一。关于评点家的生平资料，疑问颇多，鲜有详备者。故近年来，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评点家其人其事的考证。八十年代，孙一珍和盛德瑞的文章中对但明伦其人其事有所涉及，但都未作深入考察。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如吴丕的《但明伦小传》 [31] (P83-87)和寇金富的《著名聊斋评论家但明伦》 [32] (P35-37)，就是专门介绍但明伦的文章。吴先生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但明伦其人其事，在肯定他文学造诣的基础上，对历史上把但明伦誉为“名贤”和“了不起的军事家”这一观点提出异议，并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其“交易退敌术”的荒谬，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真实的但明伦。寇金富则恰恰相反，他是以赞扬为基调，对其所犯过的历史错误则一笔带过而着重肯定其评点《聊斋志异》所作的贡献。在继承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山东师范大学张文 [19]又向纵深挖掘，他根据《清朝贡举年表》、《清朝御史题名录》、《广顺州志》、《清史稿》等文献资料，撰写的《但明伦论》一节，论据充足、可靠，论证逻辑严谨，可以看作是关于但明伦比较详细、客观、公正的考述，显示了较高的学术功底。何金文、胡邦炜的《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是研究冯镇峦评点的早期成果。关于冯镇峦其人其事其文，有简短介绍，认为“在四川清代的学术史上，冯镇峦无疑是一个值得发掘的人物。”关于冯镇峦的籍贯，学者们一般根据其在《读聊斋杂说》“涪陵冯镇峦远村氏”的落款以及《喻序》推出：冯镇峦，字远村，涪陵人。涪陵究竟何指？研究者一般认为是今四川涪陵。据李胜、张勤 [26] (P134-137)考，冯镇峦之籍贯“涪陵”，乃用隋唐及宋时古称，实为当时之合州即今日之重庆合川。材料有据，考辨有力，表现出了其相当的学术功力。《聊斋志异》方评的出现比较晚，关于其作者方舒岩，后人知之甚少。汪庆元的《〈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根据评点对其籍贯及其评点年代作出了初步推测：方舒岩，浙江淳安县人，他评点《聊斋志异》应该是嘉庆十六年以后的几年间中的事情。关于方舒岩的研究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吕扬、张菊如、刘世德及董玉洪、孙虎堂、黄晓明、张四妮等人论文中均对部分评点家生平有所介绍。六、评点史的研究不容置疑，科学每前进一步，都是以继承吸收前人成果为基础的，因此对清人研究成果进行爬梳整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吕扬的《〈聊斋志异〉研究史话》 [33] (P90-94)、赵伯陶《读〈聊斋〉札记——〈聊斋〉清人旧评刍议》 [34] (P71-83)、黄洽的《自出手眼，别开天地——清人〈聊斋志异〉的评点述说》 [35] (P72-75)等均是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宏观介绍了清代《聊斋志异》的评点情况或研究情况，但论述各有侧重。吕扬以宏观的视野，把《聊斋志异》三百多年的研究史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为“志异”正名时期。如高珩、唐梦赉等人对“子不语”派的批判；二是从《聊斋志异》成书到冯评出现，这个时期的评点和评论大多是放在对蒲的创作意图和小说艺术成就的探讨上；三是评点期。这个时期评点本大量出现，对《聊斋志异》展开了全面的研究。黄洽则是从评点内容着手，将清人《聊斋志异》评点也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为《聊斋志异》正名、对小说思想价值的揭示、对小说创作特色的分析。这两种分法各有其合理之处，对我们系统了解《聊斋志异》评点的总体概况有一定帮助。据盛伟 [36] (P75-80)先生统计，现存《聊斋志异》评本有十六、七家之多。其成就孰高孰低，人们议论纷纷。如何用一种较为合理的标尺为参照物，去衡量各家的成就与价值？赵伯陶找到了“小说评点派”这把尺子。他从小说评点派的角度观照诸家评点，认为王渔洋与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三家不同，是文人兴之所至下的笔墨，而三家评点亦各有轩轾。冯评重在宏观把握，但评显示了卓越的艺术鉴赏力，往往于微观之处见精神。何评较冯、但二家为单薄，但其闪光之处也值得玩味。综观四家评点，作者可谓是抓住了它们的主要特色。亦有学者就某一家评点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比如张文的《但评研究综述》 [37] (P8-11)，就是针对近30年但明伦评点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七、评点形式的研究近30年关于“评点”批评方式本身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评点形式、评点方法的探索与总结以及评点语言特色等问题。评点具体形式包含哪些，历来观点不一。如黄晓明 [30]认为《聊斋志异》评点的形式包括：1、序跋；2、边缘批语；3、行间批语；4、本文后总批，包括作者自评；5、强调符号；6文后附录；7、插图等。笔者认为这种分法将评点的外延过度扩大，消解了“评点”之所以为“评点”的特性。孙树木《浅谈冯镇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 [38] (P69-71)一文中，对冯评中大量的夹评予以观照，并归纳出比较法、比喻法、借用法等冯镇峦常用的评点方法。对于各家评点的语言特色，亦有学者关注，如张文 [19]对但明伦评点语言的特色的挖掘，认为但评有“评点细致、富有层次、语带禅机、幽默风趣、擅长譬喻，有详细的论述”等诸多优点。张四妮 [20]归纳总结了冯镇峦叙事简洁、喜用典故、语言容量大的特点。与其他问题相比较而言，评点形式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八、影响评点的文化因素的研究文学是文化之花。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孕育其的土壤——文化。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聊斋志异》诸家评点，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也是研究向多元、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视角较少为人注意，值得认真研究。今之学者蒋玉斌 [39] (P95-98，111)打破以往研究“只关注评点本身的拘囿”，将关注的目光扩展到整个清代的文化史，特别是清代的学风。认为清代的经世致用、考据、崇尚古文之风深深影响了《聊斋志异》的评点。他指出“在清代学风的文化背景之下观照《聊斋志异》评点，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小说评点(尤其是文言小说评点)在理论史上的独特地位。毋庸讳言，这也有利于我们准确而深入地理解饱含蒲松龄‘孤愤’之情的《聊斋志异》的深刻内涵。”文章视野宽广，阐释精深，论述详密，考证谨严，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董玉洪 [40] (P86-87)亦是从文化层面上去探索影响《聊斋志异》评点勃兴的文化背景及原因，他指出：小说评点形式的成熟和《聊斋志异》本身批判现实和崇尚真情的题材魅力共同促成《聊斋志异》评点的勃兴及广泛传播。将《聊斋志异》评点放在小说评点史、清代的文化史、思想史的三维坐标上去予以定位，这样的尝试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聊斋志异》的价值。除此之外，黄晓明、张四妮等人的文章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九、回顾与展望近三十年来，《聊斋志异》评点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不乏见解新颖、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有些论文缺乏对研究的推进作用和对他人的启发意义。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甚至有待于新的突破。1、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突破往往会带来研究的新进展。《聊斋志异》一些评点本尚有许多相关基础资料不详，存在大量可以挖掘的空间，因此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努力。2、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探究范围的大小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直接的关系。既有的成绩并不表明我们的研究范围已经穷尽了。因为客观方面，有许多材料有待发掘或正在被不断发现；主观方面，与研究者的思维、视野的转变和拓展有关系。以现有成果来看，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往往将目光锁定在冯评、但评上。而其他各家有的仅仅是整理出来而没有人去研究，有的至今为止只有一篇概括性介绍的文字，我们理应发掘其有价值的资源。3、更新和改进研究方法。已有成果大多从小说理论角度看评点，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关注。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际所表现的内涵远非文学可以涵盖。今之学者应当建立在对新学科、新方法吸收的基础上，把小说评点从以往纯作理论批评研究的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研究影响《聊斋志异》评点产生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把握其多重的文化价值。十、结语小说评点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必定会推进中国小说理论的建设和特色文学理论的建设。《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它的评点理应得到重视。
浅说《聊斋志异》中的两位女性形象 【摘要】：清丽脱俗，善良纯真的狐女婴宁，在看似无心的憨笑中展现了她的狡猾可爱，也体现出了她对爱情的坚贞不屈。她的笑让人看到了她的天真无邪，不食人间烟火。另一狐女阿秀她三次与民女阿秀比美，每次都刻意求美，看似在乎外表美，实则向我们展示了她对美的坦荡追求和对爱情的成全之美！实在是让人肃然起敬！两狐女是蒲松龄笔下的典型代表，她们虽然非人，却向我们展示出了比人类更加善良、纯洁、勇敢的女性形象。这两女狐让我们体会到了深深的女性之美！【关键词】：女性 婴宁 阿秀 心灵美 《阿秀》、《婴宁》是《聊斋志异》中描写狐女形象的名篇佳作。蒲松龄以如椽巨笔和火样的热情精心刻画了一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她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而且美貌绝伦、富于智慧、有爱心、纯真诚挚、勇于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处处闪烁着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可以说她们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聊斋志异》笔下的异类形象时有这样一个概括：“《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①”这一论断也被研究者所引用来说明狐女形象的特征。《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下面我就以自己的观点来浅析阿秀、婴宁的女性形象。一、 婴宁的形象特点（一）清丽脱俗，善良纯真蒲松龄在《婴宁》中给我们展现的是美如仙人的狐女 “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她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往往使男子一见倾心。更难得的是，这些狐女不仅姿容秀美，而且内心纯洁、善良机智。婴宁虽为妖异，却非常善解人意，“每值母忧怒，女到一笑即解”。她怀念相依为命十多年的鬼母，于荒烟错草中找到“媪尸”，妥善安葬了岑寂山阿的养母。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就内容而言,它和善相同。”②换言之，凡是“善的”，就是美的。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大都以她们内心的善良和正直产生了感染人、陶冶人性情的美的力量。狐是生活在山野间，居无定所的。狐一般都没有固定的住处，幻化成人的狐狸一般都租用或占用人类的房子，这种特征表现在狐女身上。婴宁也是狐母生，鬼母养，这也决定了狐女少有人间女子以及鬼女和仙女的束缚，具有天真无邪的真率美。她积极主动地对待爱情，并且坚贞对爱的精神实在值得敬佩！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对于爱的要求是主动的，不受礼教的约束，从不计较名份，和男子交接比较自由，但是她们并非淫荡，而是表现出对爱情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执著坚贞。③婴宁和王生的对立关系中，以王生作衬托，着力塑造婴宁。王生未见婴宁，先闻其笑；既见婴宁，对其施以常规礼仪，先“揖之”，后问“妹子年几何矣”，“女复笑，不可仰视。”王生乘机 “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婴宁“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 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这一连串动作描写，流动自如，宛转传神，活化婴宁。及婴宁在树上见王生来，竟“狂笑欲堕”；王生扶婴宁下树，“阴捘其腕”，“女笑又作”；王生出示婴宁上元节所拂花，“以示相爱不忘也”，婴宁对曰： “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生欲与婴宁夜共枕席，婴宁即以此语告知其母。以上作者刻意写婴宁之笑，其琅琅笑语如在耳际，其百无禁忌、俯仰大笑之态如在眼前。在婴宁的笑语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不拘礼俗、坦荡无私而又极其机智的少女形象。而这一形象和王生作对比写来，是很见作者的思想倾向性的。 婴宁明明知道自己的丈夫王子服会被敌人利用，而使自己面临被打回原形的危险，可是她并没有选择离开子服，而是安然地留在他的身边。当恶毒的敌人将婴宁困在妖火中，她并没有恨子服，只是流下了失望的泪水……在她身上，我看到的不是现代男女间放纵而自私的爱情，而是一种无私的爱，一种为了所爱的人而愿意付出自己一切的爱，一种可以原谅对方不可以也不该原谅错误的爱，超越名利，超越生死，超越这尘世的一切！ “善恶终有报”，狠毒的敌人最终被打为畜生，永坠轮回之道，而婴宁也在雷神的帮助下得以脱身。翻然省悟的子服恨死了自己，作为世人，肯定也恨死了他。可是，婴宁没有，正如自己说过的，她对子服的爱——矢志不渝！婴宁和子服终于找到了人世间最美丽而忠贞的爱情，虽然他们面对的即将是天各一方，可是心已相连，距离就永远不会遥远！（二）伶牙俐齿，狡猾可爱婴宁是蒲松龄理想中的人物，但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人物。她“出于幻域，顿入人间”（鲁迅评《聊斋》语）④，是当时生活的反映。生活中的活人，艺术反映中真实的艺术典型，即使在现代，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存在；正相反，《红楼梦》胭脂评说得好：“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婴宁的形象，蒲松龄自指有两特点，一是“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二是“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既天真又狡猾，是蒲松龄对婴宁的认识、对婴宁的设计。狡黠是婴宁的陋处，也正是婴宁的真处和美处。婴宁一方面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用笑声蔑视一切，用笑声动摇一切；一方面嫁入人间，依从文士，既畏狱之酷，又恪守男女大防的封建道德，轻施颦笑，严惩意淫。她是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既有所突破又无法脱离的真正的美人。故事的转折点是婴宁的恶作剧。恶作剧的描写表现了婴宁 “笑里藏刀”的一面，揭示了婴宁性格的复杂性。她看似随和，其实极有主见；看似“全无心肝”，其实极有城府；看似放荡不羁，其实极为贞静。但是由恶作剧引起了官司，婴宁慑于封建礼法，出于家庭名誉的考虑，“由是竟不复笑”。这才是最耐人寻味的。它显示了婴宁对社会礼法的认同，而其后婴宁安葬其母的要求更表现了她对社会伦理的认同，或者说伦理观念在她身上的苏醒。至此，婴宁由一个自然形态的人变成社会形态的人，独特性向普遍性转化，神奇归于平淡，浪漫无羁的婴宁已不复存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封建礼法竟迫使了一个人天性的改变，它的震慑力量如此巨大，足见其残酷性。婴宁尚且如此，其他人在这张无形的网面前又是怎样的噤若寒蝉就更可想而知了。最后需要分析一下作者对婴宁转化的态度。作者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他认为婴宁是“隐宁笑者”，即说笑是她的伪装，她的本质是合于社会规范的贤妻良母；另一方面，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看到的却是婴宁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除了自己合于这一规范，别无选择。一方面，作者又大书特书婴宁之笑，对婴宁的不复往日有好梦难再的失落感，对婴宁的音容笑貌怀念不已——这种感情从文末一句“女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尤其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理想和现实之间以及作者思想内部的深刻矛盾。（三）婴宁的憨态可掬婴宁之美，全在于纯朴无饰，从内而外散发着原始与青春的活力，最接近人天真的本性。先前近乎憨，似乎不懂儿女之情，却在戏弄王子服的同时尽现佳人情态。王子服拿出上元节拾到的婴宁丢下的花，业已枯萎。婴宁说：“枯了，为何还着留着？”王说：“是妹妹你丢下的，所以留着。”婴宁又说：‘留着有什么意思？”王说:”表示相爱不忘。”婴宁说:“都是亲戚这有什么呢？等你回去时，叫老奴才捆一捆给你带上。”王说:“妹子怎么就不懂呢？”婴宁说:“我怎么不懂了？”王“说:我并不是爱花，是爱拈花之人嘛。”婴宁说:“我们本来是远亲，说什么爱与不爱的？”“王说:我不是说亲戚间的那种爱，是夫妻之间的爱。”婴宁问“:这有什么不同吗？”王说:“夜间是要在一起睡觉的。”婴宁说:我“不习惯和生人睡觉。”这番对话，真的笑死人。婴宁虽憨，却更显得王子服急于表白的笨拙来，情趣盎然。从表面看，婴宁似呆痴，实则以“憨”为“慧”之隐身衣，装作不懂王生的痴情话，正是为了让其将爱意表达得更加热烈。她的真性情在文中处处流露，敢作敢为，以退为进，通过痴迷花草将其热爱生活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婴宁离开了自己的小天地，随王生来到了所谓“姨家”，仍不改其笑；这段描写有重要意义。婴宁到王生家前，过的是一种远离人世的生活，她的笑无所顾忌，尚情有可原。到王生家后，她所接触到的已经是人间社会的方方面面，她需要拜见亲属，需要和邻里相处，需要“行新妇礼”……但她只是觉得好笑，以致新妇礼因“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婴宁这时候的笑，虽不乏其好奇、天真的成份，但在我们眼里，它恐怕更多地是对约定俗成的礼仪的另一种态度，甚或是一种嘲弄，一种“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对“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⑤二、 阿秀的女性形象特点（一）浓浓的爱美之心《阿秀》一篇，描写了两个女人：狐狸精阿秀、美丽的少女叫阿秀。一个书生爱上少女阿秀，一个狐仙幻化成阿秀和书生结合，书生知道阿秀是冒牌的就要驱逐她。狐女阿秀说她不是为了占有书生，而是为了和人间的阿秀媲美。文中没有大写特写狐女的美貌，通过三次比美，来烘托出狐女爱美之心。狐仙与阿秀的比美共有三次直接的较量：第一次是狐仙以假代真，变成阿秀并赢得刘子固的喜爱；第二次是狐仙从兵荒马乱中救起刘子固，并化做阿秀以惑之，但她“索镜自照，赧然趋出”；第三次是她借刘子固醉酒眼昏之际，再次化成阿秀迷惑子固。用一生的时间去争妍斗艳，其爱美之心可见一斑。（二）深深的心灵之美狐女阿秀并不是为了和少女阿秀两女共一夫，而是狐女阿秀和人间的阿秀前世是姐妹，都去模仿西王母，人间的阿秀修炼得更好，狐女阿秀修炼得没有她好，狐女继续修炼自己的美丽，要把自己的美丽修炼得和民间的阿秀可以媲美，这是修炼形体美修炼人格美的故事，当狐女阿秀受到冷落的时候，并不利用自己狐仙的力量去占有，而是利用狐仙的力量促成和民间阿秀的复合，自己继续和民间的阿秀媲美，这是非常优美的狐狸精的故事，也是讴歌真善美的故事。1．坦坦荡荡 ，谦虚承认之美孤女阿秀为什么要化生民间阿秀呢？在篇尾狐女自己道明了原委 ：“阿秀，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时，与余从母至天宫，见西母，心窃爱慕，归而刻意效之。妹较我慧，一月神似，我学三月而后成，然终不及妹。今已隔世，自谓过之，不意犹昔耳。”2．伟大无私的成全之美阿秀变幻莫测，无私帮助刘子固找到真的阿秀；狐女还体现了一种成全之德，她尽管为爱而痛苦，但是却为爱而成全相爱的人，阿秀帮助自己的爱人找到所爱。这等胸襟实在让人称叹！《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狐女世界里，狐女都具有近乎完美的品质，比人更具德行、比人更讲人情，因情而相爱、因友而相交、因德而相助。蒲松龄以狐写人，把狐女作为他理想中的女性人物，从而赋予她们以灵性，她们神出鬼没，不受任何社会、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帮助别人达到目的。他让她们充当落魄书生的救世主，让她们惩恶扬善，这都离不开狐女广大的神通。主要体现在她们对未来事情的预知上，她们能清楚的预知男主人公的寿命与男主人公面临的危难，而先进行预防。狐女的神通还体现在其处世的方法上，婴宁嘻笑之间用木头惩戒邻家子，使其丧命。这些描写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但是却体现了狐女的灵性，体现其作为异类的特征。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蒲松龄笔下描述的这些狐女的形象，一反传统狐狸形象的丑恶属性，而是赋予她们以美好的思想、品质、感情和个性，使她们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尤其成为女性真善美的象征。在她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他借助“狐狸”的聪明、机智、狡黯和超自然无所不能的灵性，赞扬了女性的聪明、机敏和智慧.这种观点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的“天下钟毓灵秀之气都集于女人身上”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它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赞美之情。这一切，都是《聊斋志异》以前的文学作品没有触及到的一个世界，蒲松龄以神奇浪漫的笔触，为我们第一次描绘和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这也正是《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独特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注释注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注②袁益梅.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4卷第4期.第29页.注③转引自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袁益梅.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4卷第4期.第29页.注④陈炳熙.论聊斋志异中的狐情.聊斋志异研究.2003年.第21页注⑤恩格斯.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2000年. 第32页参考文献[1]蒲松龄.聊斋志异.长征出版社，1999，7[2] 施耐庵.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5[3]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出版，2007，7[4]袁益梅.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