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写作日志（通用5篇）
充实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大学毕业前都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计划的、比较正规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怎样写毕业论文才更能吸引眼球呢？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毕业论文写作日志（通用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论文选题（20xx年1月至20xx年3月初）
得知要写毕业论文，当时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说有点茫然，毕竟之前都没有过类似的经验。然而，学校要求我们先确定论文题目上报。于是，我在指导老师提供的几个题目里选择了《根据学生的认知结构开展物理教学》，之后此事也没在意了。可是这个学期来到学校后，真的要着手论文写作时，才发觉对这个题目力不从心，因为个人对于认知结构这个概念根本就是门外汉，所以马上就想到换题。最终经过一周艰辛深思，终于将论文内容确定下来了。虽然关于物理实验教学这个话题无疑是陈腔滥调，不过我觉得这个论题理我比较近，自己有所体验。而且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物理离不开实验，同样物理实验教学也离不开实验。作为一个物理教师，不可避免实验教学这个问题。那么我就写一番，不要求达到什么学术要求，仅作为一番学术体验吧。
二、资料收集与整理（20xx年3月至4月）
既然论题已经确定，不管对论文的要求如何，接下来的就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首先是整理一下手上原有的相关资料，当然那册《物理教学论》关于实验教学方面的介绍太少了。于是很自然地求助于学校图书馆，在书库里淘出了几册关于实验教学和论文写作指导的书籍，回来仔细翻阅才发现只有两册对论文写作有帮助。虽然实物文献收集得不是很多，不过借助丰富的网络资源，我在网上找到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当然网上资料很多，不过还是需要一番认真筛选，沙里淘金。通过一轮资料的粗浅参阅，对实验教学这个论题有更多的认识了，不过也只是在心底有个轮廓，更说不上胸有成竹。对于论文真正的写作，还是许多茫然，不过也放开心态，反正现在是资料筹备阶段，多多参阅，慢慢酝酿。
三、论文撰写（2009年4月20至5月18日）
万事开头难，这话说得不假。从无到有，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迈出第一步，无疑是需要决心的，却是很关键的。而我为了迈出这第一步，花了差不多四天时间。虽然有开始写这个念头，但是头脑却一片空白，力不从心的感觉让我很苦恼。所以接下来的几天，我根本不去想论文这烦恼的事，事实上我也是那样做了。逼着自己做一件不擅长的事，心里的抵触是很强烈的。然而此事却又不得不做，最后还是逼着自己去做了。
首先参照了几篇正式的论文，熟悉了一下论文的格式和结构。然后思考了一下论文要写的内容，论文摘要就慢慢形成了。看了看写好的摘要，还像模像样的，感觉还不错。结果那一天，我就写了个摘要，不过总算走出了论文撰写的第一步了。
在继续论文前，有个提纲是有必要的，于是我先构思了论文的框架，想好论文分几个方面展开。具体内容还有待慢慢完善，不过框架已形成。有了个方向，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了。我知道论文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也不着急，反正还有时间可以慢慢摸索。我的想法是每天写一点，不急不躁。于是所有的工作都按部就班地进行，每天花上四五个小时，根据确定的论文框架，就其中的某个方面撰写。就这样总共花了九天，终于完成了论文初稿。其中外文资料的翻译的环节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每一句翻译都很艰辛，差点就崩溃了。
论文初稿完成后又自己检查了一天，然后让指导老师帮忙审查。根据指导老师的意见，又修改了一番，论文基本定型了。
回过头看，整个论文创作过程的确挺艰辛曲折的，这毕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一点庆幸的是，终于完成了论文，虽然质量不高。不过通过一番努力，有个结果，很是有点高兴的。这感觉如同克服艰难困苦，攀爬上了高峰，站在顶峰，尽管山峰不高，多少还是有点成就感。
20xx年3月开始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了论文的前期准备工作，最初自然是初步的构想，想写哪一方面，然后就是确定各自的指导老师，最初，我并非想到写这一题目，相反对近代史的熟悉程度要更深入一些，而最终选择写关于北魏孝文帝迁都原因的题目则很偶然的事，此后不久院上要给我们安排的论文指导老师，因我写的是关于魏晋史方面的，而我们院上研究范围包含这一领域的老师，也有好几人，正好李椿浩老师也是研究魏晋史的，我是上过他开的《魏晋南北朝史》课的，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相比其他研究这一领域的老师，对李老师我是更为熟悉的，所以我毅然决定选择李椿浩老师作为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20xx年3月——6月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进一步的确定论文题目，同时完成论文开题报告的写作。这也是我和李老师在我的论文上合作的开始。起先，我想：难道一个皇帝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完全是客观原因的影响吗？他自己就没有一点想法吗？当我在无意中看到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北魏孝文帝迁都原因的论述时，他说，“孝文帝迁都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改变已经暮气沉沉的北魏政权，保持北魏政权的活力。”给了我启发，我开始琢磨孝文帝在迁都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正是循者这个想念，我开始了自己对这一论题的初步构想。于是我想从另外的角度（不同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角度）写来关于北魏孝文帝迁都原因，但具体怎样入手却显得很茫然，甚至异想天开的想用自己一无所知的心理学的原理来探。现在想来真是可笑，但正式定题、开题报告还是要认真完成的，最终的艰难完成多亏了李老师的帮忙，我记得当时是关于我的论文问题的第一次面谈，他不仅从现今的研究概况、题目的可操作性等等方面对我进行了细心的指导，令我受益非浅。我在李老师细心指导下，初步完成了论文的开题报告。题目定为：“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主观原因解析”。
20xx年7月—20xx年3月这段时间是非常长的，有很长一段时间论文的工作被迫放在次要了。但这段时间的毕业论文的主要工作——搜集资料却没有放松，我先从与此相关最紧密的《魏书》着手，重点是《高祖纪》并依此为出发点，结合前人的论述，逐渐形成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便集中在孝文帝对待文明太后、北方保守派势力、庞大腐朽的官僚机构的态度以及孝文帝自己的政治理想四个方面上，接下来再次结合相关方面的资料，例如：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杜士铎《北魏史》等书中关于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关系的论述等等；周建江《太和十五年》、逯耀东先生《从平城到洛阳》中关于孝文帝同北方保守派的关系；同时，对于一些问题，诸如：孝文帝极力想摆脱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束缚，是迁都的一个原因，在周建江的《太和十五年》有唯一的明确论述，我觉得很有道理，便以此为基础，扩充材料并将可见到的一些零碎材料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论文重要一部分；而对于我所提到的孝文帝的个人的理想抱负的论述中，我个人的创见相对于其他几部分就要多一些，所说前人多有对孝文帝雄才大略的理想抱负进行研究探讨的，尤其是在孝文帝个人的传记或思想评传中，此种论述就更加的多，但就他与迁都的关系的认识上，所大都显得不那么让人信服，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相反，从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法国学者谢和耐《中国社会史》等书中的零星记载认为：孝文帝迁都的初衷还是想巩固北魏政权的统治，尽量使鲜卑贵族在获得政治地位的同时获得和汉族使人一样的社会地位。我便进一步认为，他迁都也并非完全的摒弃鲜卑民族原有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实际上，它是希望通过迁都的方式使汉族和鲜卑的文化相融合，对于文化来说，可能经过这样的融合，鲜卑文化的精华才能保存下来，而且史书记载：孝文帝自己十分乐意保持鲜卑族的饮食的。
通过这段时间的查阅资料和对一些新观点的分析综合，我对此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记下了许多相关的与有用的资料。到20xx年3月初，我的初稿基本上就已经完成。
20xx年4月—20xx年5月中旬论文出高的修改和定稿时期。初稿交上去时我是十分担心的，害怕自己的一番辛苦被老师否定掉，看着别的同学的初稿已经反馈回来，我挺着急的，4月中旬左右我的初稿也反馈了回来，看着自己的辛苦写的文章被改了许多，并且老师写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当时我的心中却是挺难受的，我的自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可后来想想，老师也是一番苦心，而且它所提的意见正是我的论文应该改进的地方，老师审阅的是十分仔细的，他从字词的斟酌、语句的通顺、原文引用的对错、摘要的写法、文章结构的安排、论文观点的修正等方面进行了提议，我举个例子：我初稿的论文题目“北魏迁都洛阳与孝文帝心理变化的关系”（已经从开题报告的“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主观原因解析”中改了过来），我认为我的论文探讨的就是孝文帝的在迁都前和迁都中心理变化对迁都决定的影响，而在文中多次提到的主观原因和孝文帝的心理原因相混合而用，对此我的看法是“无所谓”，但李老师都将此细细的斟酌，建议我是否能将“心理原因”去掉而换成“主观原因”，过后，自己仔细的品味，老师的这番建议绝非吹毛求疵，事实上我的文章中对心理的描写是很少的，所以换成了“主观原因”文章主题倒显得更加的突出了。这足见李老师的细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之后的几天，我努力的按照老师的建议将初稿进行了修改，将题目改成“我对孝文帝迁都
洛阳的一些看法”，并将李老师反复强调的语气态度问题重新纠正一下（我常有个毛病，总喜欢用“我怎么？我怎么？”的语气或是假如怎样，便怎样？的来写历史论文），对我其中的许多问题逐一进行了修改、修正，同时采纳了李老师的一些观点如：孝文帝迁都可以看成是孝文帝为首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次妥协，很有创见！
第二稿交上去的时间已经到了4月20日左右，“五一”假期间，老师将第二稿反馈回来，相对于初稿改的要少一些，但却更加的细化，主要是将述论和正文中以及正文与摘要中的相重复的内容指出来；摘要把握文章主题的简练性和准确性，各级标题的概括的准确性等等，对我来说，这一关显然也不容易，但我还是努力的完成。
5月10日左右，我已经按院系和学校的有关的论文规范修改好了我的轮文，我们戏谑地称之为“终结版”，但我知道只要心里还有修改完善的想法，他就永远不是什么终结版。对自己的责任感和对论文推迟答辩的担忧我还是将这所谓的“终结版论文”于13日左右发给了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李椿浩老师，他也于15日下午将之反馈了回来，庆幸的是这次我需要改的并不多，只是偶尔的几个语法习惯上的错误，以及由于粗心造成的引用史料上的错别字现象，李老师再次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他也给我打气，并相信我一定能写好这篇文章，这次改过以后，我的论文也基本上也就可以定稿了。即使如此，我还是会努力的完善我的论文，以迎接5月28日开始的论文答辩。这几天的主要工作不是论文本身，而是在于英文摘要、一篇外文文献（主要是英文）这是最麻烦的，因为中国古代史的英文原文文献几乎找不到，真是烦人，而且找到了，翻译工作也还是需要花好几天时间的。没辙！只能这样干着急！
20xx年11月28日
终于收场了为期三个月的教导实习，实习的收场，意味着毕业论文写作的开始，毕业论文的开始同样意味着大学生活的收场。想想这四年的时光过得可真快。
20xx年12月
学院里公布要开始选导师了，并且自己要初步拟定论文的选择，一下子认为毕业在即。选题是个对比艰苦的事，因为当初自己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到底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题目，但在选择导师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大三有一门课程是《现代远程教导》，我对远程教导这方面的知识挺感兴趣的，所以我断定了论文的领导老师是马红亮老师，相应的论文选题在自己心里也有了大概。但是，马老师当时正在英国留学，所以只能等到来年3月份才干与到时见面，再做进一步的领导。
20xx年2月17日~2月28日
这段光阴，刚过完年回到学校不久，身边的大多数同学都已经与导师见面，并且进一步的断定了论文题目，而我的导师还远在大洋彼岸留学，三月份才干回来，所以我就先自己搜集了一些资料，不过这些资料都是与远程教导有关的，没有导师的领导，我就像盲人一样瞎摸索，不知道重点，不也知道钻研的关键，只是下载了一堆紊乱无章的资料。
20xx年3月
这是三月的第一个周末，晚点名的时候，我听身边的同学说马红亮老师出国回来了，于是我准备第二天就和导师联系，想尽快把论文的题目断定下来。
星期一的'中午，我去找导师，一年多没见，老师看着比原来更帅、更有学问了。导师问我，自己有没有想做的课题，我说我想写与远程教导有关的论文，当老师问我具体是关于那个方面的，我自己却又答不上来，老师说这个范围太广了，我写不出来有价值的东西。不过老师说的确凿也是实情，本科期间，专业知识我只是学了一点皮毛，甚至连领会都称不上，还想写那么有深度的文章，这不是难为自己么。于是，关于论文选题，不得不重新思考，正当我和导师思考的时候，马老师带的钻研生学姐给了一个建议说：“现在手机微信很火，而且这个软件是新发展起来的，你可以想一下要是把这个软件引用到移动学习中怎么样？”学姐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和导师，所以论文的选题就这样定下来了，写微信在移动学习中的使用。
20xx年4月
3月，写完了开题报告，紧接着便是收集整理资料，之前手机的那些资料一点儿都用不上，现在又得重新开始，这一历程是漫长而枯燥的， 翻阅各种文献。
资料，查找与自己论文有关的信息，渐渐地，与微信有关的资料我都熟识了，对于自己的论文我也有了一个大概的提纲，并初步完成了开题报告，经过马红亮老师的知道、改动、签字，最终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4月，主要完成了论文的初稿，在马老师的领导下，通过参考相关的书籍和文献资料，根据论文的写作提纲，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光阴，初步完成了论文的初稿，完成以后，我和导师联系，我把初稿拿给老师看，里面有很多问题，而且一些理论阐述得也不是很完善，于是我又重新对论文进行改动，第二次、第三次去找导师，虽然论文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相比于第一次已经好了很多。
20xx年5月
在导师的领导下，我反复对论文进行了改动了，最终遵照导师和学院的要求，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5月16—18号遵照论文答辩的要求准备毕业论文答辩前的材料，包括一篇英文文献的翻译，论文写作日志，填写并提交毕业论文答辩申请表。
在论文写作及改动历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耐力，培植了自己的耐心，同时进一步受到马老师严谨、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的影响。他在论文写作上对我的启蒙和教诲将使我受益终生。
实习回来以后，学校开始公布选题和定题。机缘巧合实习之时在太原火车站旧书摊搜到了《茶花女》王振孙的三译本，喜欢的不得了。一时兴起就将论文选题定为了有关《茶花女》在中国的译介方面。
一周的时间，学校根据各个同学所定的论文方向划分了导师。辅导员又千叮咛万嘱咐：要主动找导师不要等着导师来找你。由于我的论文涉及到中外文学的交叉所以我的导师是位研究比较文学的教授。
经过一周的上网搜索查阅，资料很泛很广，反而自己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于是将所有的有关译本、译介时间、时代背景及凡是可以搜到的阅读过她的名人随笔口录等等全都打印了出来。自己一看，头大的要命，盲于不知所措…
昨晚预约时间后，我直接就去老区找导师。李老师的第一感觉给我很温和，瘦瘦高高。估计导师和我看的资料差不多，因为第一次见面我们聊的范围都是我从网上看来的，所以并没有觉着艰难。但导师给我很好的建议：可以涉及的有：中西比较文学类中“富公子与歌妓的爱情”“富姐与穷书生的爱情”比如中国的《李娃传》之类；玛格丽特形象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接受史；东西方地域文化宗教信仰的差异等等。
等我回到新区宿舍，心里却有些茫然了，这切入点也太多了，于是决定好好再整理整理思绪。
这五天来就开始狂看资料，给各个译本排时间，各个评论排时间，各个阶层阅读者反响接受找资料，各个中西相关对比论文做资料的筛选。终于将提纲明确了上交给导师。
结果导师不是很满意，于是给我一个关键的建议：从年代上断代来写《茶花女》的译介，因为到现在为止期刊网上虽有很多的（茶花女与杜十娘）形象分析对比或者中西文化分析，却没有一个来写译介史的，可以从1897到1949年中节选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来做文章。拨云见日啊，马上回去重新改过。然而时间年限心里有了底，可这相当于把论题又改了，由中西文学的对比转而成为一个外文译介史。导师说：本科生最重要学会的应该是如何整理材料，这是以后工作了都必须用到的，要好好写好好锻炼。
终于开学了，休息的一个多月里整天都在想这事儿。心里有了一些头绪。开始在图书馆找有关林纾、刘半农的译本，两人生平介绍，尤其是清末明初风云突变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革新思潮。感慨颇多！（此两人都在1897—1927的30年间翻译过）
一个月的时间把图书馆凡是可以用的都看过了，然后开始在网上深度搜查有关《茶花女》译介资料，居然让我找到了意外的惊喜：《茶花女》不光是在中国清末明初的小说界轰动一时，在话剧界也开拓了先锋旗帜。不仅在当时的国内，在国外的中国人中也是反响巨大并由此成就了中国许多艺术界的元老级人物，林纾自不必说，连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等都是她的直接受益者。
半个月来又将凡是能收集到的资料都收集了。论文思路逐渐的明晰起来。资料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决定了论文的走向和文字。之外期刊网更多的是关于西方以茶花女为代表中方以杜十娘为代表的人物对比分析，进而深层到文化，人性，地域，宗教，悲剧原因等等的研究中。收获也颇丰！
终于可以动笔了。我将凡是我找到的有用的资料复印或者打印出来都放到手边，开始着手初稿。中间还跑了一趟古籍阅览室将1901年昌言报馆的隐印本拍了张照片存下。
并将写稿时间也做了一个大体的安排：五天初稿，第六天整理格式并校正，第七天交由导师进行一审。二审时间也是相隔一周。
终于按时间安排写完了，记得导师第一次便提了要求：论文字数在一万字左右，注释必须在15个以上，格式一定要按照，文件规定的要求去写。
可是在写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写着写着就停不下笔了。本来译介部分都写完了，可是总觉着在茶花女与杜十娘之间我有好多好多话说，也许是这方面的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原因吧。洋洋洒洒居然整整多出了八千字。这下论文成了两部分的合体。可是联系却不大，我却难舍其一。
约定时间到导师家，导师看了说这个题目定的不太好，既然是译介就应该有两个译本的对比，可是你的内容不是这样的。我就给老师解释了原因：很多作品都是转译过来的。茶花女是法文本，好多人还是那英语转译做来，我不会法文，只好避开了这一块。老师表示了理解。至于两部分导师说必须舍一，可以将后边的对比单独成篇。讨论了一下午，对导师的帮助表示感谢。
又是一周时间，我把改过的论文打印出来交给老师，方便老师随时能浏览。老师说差不多可以了。我问及答辩时，导师叫我不要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就是对论文的相关内容做些讨论而已。
导师又约定时间集体给我们在教室做了专门指导。让论文更加规范学术有含量。感谢老师的帮助，才能这么顺利完成论文。下一步就开始准备论文答辩。
20xx年12月14日
今天学校举行了毕业论文动员大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才意识到毕业就要来临了，一丝紧迫感油然而生。
大会主要给我们每个人分配了论文小组，还为我们指派了论文的领导老师。然后，大会向我们公布了，论文写作的主要日程，从二月开始，到六月中旬止。光阴上还算宽裕，从下一年二月就要开始选题了，我要充沛利用这几个光阴，先去领会一下往届的论文写作经验，然后去学习一下学长们的选题技术，争取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题目，为写好论文做好准备。
说道毕业论文，对我们来说，如此首要的任务还是第一次，虽然毕业论文没有笔试，但是它比单纯的应试更难，因为毕业论文是对我们综合能力的一个全方位考量，我们要去认真的应对它。
20xx年2月12日
大学毕业终要来临，在可贵的大四下半学期，我们迎来了四年中最后的时刻，就是完成我们的毕业论文。
下个星期就要开始毕业论文的选题了，我个人觉得题目的选择是自己论文书写历程成功的开始，最终选择的题目要符合我心中以下的几个要求；
首先，是自己感兴趣的，要让自己在课外也能不由自主的去领会其内在的题目。
其次，是自己所长于的，如果自己在这个题目上没有一点根基那还不如不选，因为那样不仅写不出优秀的论文更像是在黑暗中没有头绪的摸索。
最后，是主流的钻研课题，因为如果选择了一个主流的钻研的课题，在写作的历程中会有很多国际与国内的先进钻研经验供我钻研，使我写出优秀的毕业论文。
论文是我们大学中最首要的事情之一，我们要在认真、求是与创新的根基上书写我们大学生活最后的篇章。
20xx年2月17日
本周我们专业完成了毕业论文的选题，看到那么多的题目好多人都不知道选择什么好了，因为看到的都是陌生的，不过换个角度讲，如果毕业论文的题目都是平常见过的，那么我们也不需要毕业论文了。
同样的，我也在很多的论文题目中看花了眼，不知所措，感到大部分都是略知一二，但是直观上却是含混的，但还好我有自己制定的选题三原则，针对这三条原则，我在还没有被选走的题目中一个个筛选，最终在几个心仪的题目中选择了《会计电算化对现代审计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题目选好了，接下来的一周就应该进行中外论文材料的搜集，由于要求至少一篇外文文献，这应该是写作历程中最大的问题了，虽然认为外文文献没什么用，但转念一想也是我们与时俱进的表现。
20xx年2月25日
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在这一个星期里我完成了外文文献的查找并将其翻译成中文，说到外文文献的查找，离不开学校图书馆为我们购买的各种数据库，里面应有尽有，可以查找各种中外文期刊，为我校师生写作论文供给了一个快捷、高效与低成本的写作平台。
本次我查找的外文文献自EBSCO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里有一万余种外文期刊包孕了各种学科，在上面搜索外文期刊相当的省时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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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文献记载，明堂创始于黄帝，夏代叫“世室”，商代叫“重屋”，周代才叫“明堂”。古代文化的中心在宗教，而明堂则是以宗教为中心，集宗教、政事、教化为一体的所在，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的“大本营”。 《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明堂，天子太庙也。”《大戴礼记·明堂篇》又进一步说：“明堂者，文王之庙也。”清代学者阮元在《明堂论》中说，明堂，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天子在这里祭祀上帝和祖先，在这里举行养老尊贤的典礼，在这里举行宴飨、射箭比赛、献俘等仪式，在这里颁布教化、发布政令，在这里朝见四方诸侯。 文王明堂太庙是和文王灵台建在一起的。 东汉卢植在《礼记注》中又说：“明堂即太庙也。天子太庙，上可以望气象，故谓之灵台；中可以序昭穆，故谓之太庙；圆之以水似壁，故谓之辟雍。古法皆同一处，汉一分为三耳。”《左传·僖公五年》载：“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台以望，而书，礼也。”周王或诸侯听完政事之后要登上明堂太庙中的灵台去观望气候天象。东汉大儒服虔注曰：“人君入太庙视朔后登台以望，天子曰灵台，诸侯曰观台，在明堂之中也。” 按《诗经·灵台》，文王明堂太庙、文王灵台周围建有灵囿、灵沼和辟雍。《大戴礼记·明堂篇》载曰：“明堂者，古之有也。外有水曰辟雍。在近郊，近郊三十里”。《礼记·王制》进一步解释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东汉大儒蔡邕、卢植、贾逵、服虔、颖子容等人皆总结说：“周时，太庙有八名，其体一也。肃然清净，谓之清庙；行褅袷，序昭穆，谓之太庙；告朔行政，谓之明堂；行飨射，养国老，谓之辟雍；占云物，望氛祥，谓之灵台；其四门之学，谓之太学；其中室，谓之太室；总，谓之宫。” 《孔子家语·观周篇》：“孔子、敬叔与俱至周（洛阳），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清朝徐松辑的《河南志·周城古迹》也载：“（洛邑）近郊三十里地为明堂，以祀文王，事上帝。文王明堂高三丈，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九堂十二室。每堂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 商周以后，明堂的职能渐渐发生分化，主要是天子祭天祀祖的所在，实际上就是皇家教堂。能在明堂与上帝一起共享祭祀的先祖，自然是最受后世尊崇的帝王。例如，西周是周文王，西汉是汉高祖。 儒家经典对明堂的建筑模式没有明确记载，所以后代聚讼纷纭。汉武帝封禅泰山后，想仿照古代传统修建明堂，却无人能说清其具体样式。于是方士公玉带献上了一张黄帝时期的明堂图：图中有一宫殿，四面无壁，以茅草为盖，四周环水。汉武帝就照这张图，修建了明堂。但据后人考证，这张黄帝明堂图是公玉带伪造的。尽管如此，汉代以后历代王朝所建明堂，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模式，即宫殿上圆下方，四周环水。这在古代有着神秘的象征意义。 东汉桓谭《新论》解释说：“天称明，所以命名曰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口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 后来有人提议按黄帝时期的明堂进行正式仿建，但儒臣们把明堂阴阳五行化，出现了不同门派的长期争议，特别是在明堂建五室，还是建九室的问题上争议不休，而未能再动工修建。 直到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执政时，才在长安城南偏东建成了明堂辟雍。这是我国能找到遗址实体存在的第一座明堂辟雍。从考古发掘出的遗址看，其辟雍为园形，四面开门。中部为五室明堂，即按五行排列，中间为太室，代表土，其他四室各代表木、火、金、水。从西汉开始，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明堂从单纯的祭天，又产生了同时“配飨”祭祀自己就近的列祖列宗。使明堂由过去的单纯的自然崇拜，又融进了祭祖活动。 东汉光武帝在建章三年（27年），在洛阳建成了九室的明堂。东汉明堂为 “上圆下方，八窗四闼，九室重隅十二堂”。后来的曹魏、西晋修缮后继续使用。 现明堂遗址地表已无迹可寻，经考古勘探得知，明堂范围为南北长400米，东西宽约396米，四周有墙，墙外有壕沟。其主体建筑遗址是圆形夯筑台基，直径达60多米，夯土厚达米。遗址现被厂房占压。 北魏时平城有明堂，其功能同于旧制，即祀上帝、祭先祖、朝诸侯、养耆老、育贤才、观星象。太和十五年四月经始明堂，冬十月建成，尚书令李冲负责施工。这是一个比东汉洛阳明堂更具综合性的礼制建筑。明堂的遗址已初步发掘，在今柳航里西部。自东汉洛阳明堂以后，武周明堂以前，此为北中国所建唯一的明堂，集明堂、辟雍、灵台为一体，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 整个明堂遗址的外部是一个巨大的环形水渠，环形水渠的中央地表下有正方形夯土台基，厚2米多，边长42米。此中心建筑为明堂所在，其上层就是灵台，周围的环形水渠是辟雍。 郦道元《水经注》说：“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 牛弘说：“后魏代都所造明堂，出相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多处。迄无可取。”宇文恺说：“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壁水（即辟雍）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问通巷，违舛多处。其室皆用墼累，极成褊陋。”对照三家之说，九室、十二堂的主体建筑是一致的，而且九室的布局是“三三相重”中间有路，都认为这是不同于古制的（古制是在一个大宝中分五宝）。1995年大同地方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外东南方的“丙巳之地”发现了北魏明堂辟雍遗址。平城明堂的位置，在今旧城东南的公里处。它们辟雍圜渠，直径达294米，渠宽6米，深米。渠壁以砂岩方石砌垒，渠底有片石铺垫，工程十分考究。圜渠的正东南西北各有门庭基址，南门最典型，约呈长方形（23米×16米）ua。可建高大门庭。辟雍之中央，有方形夯土遗存。各边长为43米，是明堂的堂与室及灵台的所在地。 北魏明堂遗址平面图呈圆形，直径达290米，总占地近百亩，是平城遗址内发现并经过科学发掘的惟一北魏大型礼制性建筑，北魏明堂的发现为寻找平城城垣及中轴线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坐标，事实上已经成为平城考古的转折点。 历代所建明堂，以唐朝武则天在东都洛阳所建最为壮观，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广三百尺，号称“万象神宫”，是中国古代最宏伟的木结构建筑之一。《旧唐书·武后本纪》记载：“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使，凡役数万人。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借以为本。下施铁渠，为 辟雍之像，号曰万象神宫。又命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之，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武则天所建天堂是于明堂北隋大业殿处建造，是在皇宫的中轴线上，类似于在故宫的中和殿位置。《旧唐书》记载：“时则天又于明堂北隋大业殿处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始起建构，为大风振倒。俄又重营，其功未毕。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曙，二堂并尽。”《旧唐书》又记载：“则天寻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上施宝凤，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饶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天册万岁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号为通天宫。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翼日，则天御通天宫之端扆殿，命有司读时令，布政于群后。” 1992年建成的祭祀大殿汉代风格，重檐庑殿顶，四面无壁(“明堂”形制)。 2006年新建成的祭祀大殿参考公玉带黄帝明堂图，单檐歇山顶， 以花岗岩建造，整个建筑宏伟庄严而古朴肃穆。黄帝陵轩辕殿由36根圆柱形花岗岩石柱围成方形空间，屋顶中央是直径14米的圆形“天光”。这一设计映衬“天圆地方”理念，体现“黄帝明堂”风貌。
摘 要:汉魏两晋南北朝历时近800年, 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段, 前段为统一王朝时期, 后段为大分裂时期。通过对两个时段都城的考察发现, 在继承与创新的共同作用下, 这个时期逐渐建立起新的都城模式, 如单一宫城、三城制、中轴对称布局、一门三道、坐北向南的朝向等等, 这些都为后世都城所继承。而这些都城模式的形成及演变是渐进展开的, 有的则是相互影响而形成的, 探讨他们形成及演变的进程, 对认识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关键词: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模式;形成及演变秦朝灭亡以后, 中国历史进入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自西汉建立至隋统一, 经历了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六个大的时段, 历时795年。如果作长时段考察, 可分前、后两段, 前段为两汉时期, 为统一王朝时期, 时间达400余年。后段自三国至南北朝, 南北对峙, 战乱频繁, 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 时间达370年。大分裂时期, 北方主要有曹魏、西晋、北魏及十六国等, 南方主要有东吴、东晋及宋、齐、梁、陈六朝。因王朝及割据政权较多, 此时作为都城的城市近20座, 但是, 做过较多考古工作、面貌大致可知的, 不过几座而已。 (图一) 现选取西汉长安城、魏洛阳城、北朝邺城、南朝建康城、北魏平城、大夏统万城等几座有代表性的都城, 对他们作长时段考察, 以探讨诸如一门三道、单一宫城、三城制、中轴对称布局、坐北向南的朝向等都城模式的形成及演变过程。正是这些都城模式的确立, 为隋唐长安城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也为后世都城规划树立了典范。一 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的考古发现西汉长安城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 是西汉王朝建立后所筑的第一座新城。该城址考古工作已经持续60多年, 是上古都城中考古工作最多、研究最充分、也是布局最清楚的都城。城址平面大致呈方形, 南、北城墙多有曲折[1]。每面城墙各有3座城门, 共12座, 合十二地支之数, 这是中国都城十二城门的开端。每座城门有3个门道, 开创了一门三道的都城城门模式。东面3座城门有向外伸出的夯土, 可能是门阙建筑遗迹, 表明都城的方向应是向东的。8条平直的道路将城区划分为11区, 宫殿、官署、武库、太仓、官僚和贵族府第、市里分布其中。主要宫殿未央宫、长乐宫位于南部的龙首原上, 两宫东西并列, 占居了城内高地。未央宫是当时的政治中枢, 前殿大致位于未央宫的中部[2]。长乐宫是太后之宫。两宫之间有武库等建筑[3]。其他宫殿、手工业作坊及市场等, 都安排在两宫以北。武帝时建筑的建章宫, 位于汉长安城西郊。南郊为礼制建筑区, 有明堂辟雍、王莽九庙、社稷等[4]。西汉灭亡后, 汉长安城受到破坏。十六国北朝时期, 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在此建都。在原汉长安城内, 发现20余处北周石刻佛教造像[5], 推测此时该城仍被沿用, 而宫城已移至东北一隅。宫城有东、西并列的两城。西城应为主要宫城, 其南墙上的楼阁台遗址, 可能是宫城南门。在两宫城之间有一座东西向的宫门, 为一门一道[6]。 (图二)汉魏洛阳城在今洛阳市东15公里[7]。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 也是继西汉长安城之后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东汉洛阳城平面呈南北长方形, 有12座城门, 东、西两面各3门, 北面2门, 南面4门, 分布与汉长安城稍异。城门形制与汉长安城相同, 都是一门三道[8]。文献记载, 城内大道分三股, 中央为御道, 两边筑土墙[9]。城内主要宫殿是南宫和北宫。北宫之外, 东部为永安宫, 西部为濯龙园, 东北部还有太仓和武库。太尉府、司空府、司徒府等官府位于南宫外东南部[10]。工商区有金市、南市和马市, 金市在城内, 南市在南郊, 马市在东郊。东汉洛阳城礼制建筑深受王莽南郊礼制建筑的影响。辟雍、明堂、灵台等礼制建筑都集中在城南。与西汉不同的是, 明堂与辟雍是分开的两组建筑。明堂是一座多层台阁式建筑, 中间为方形殿堂, 周围环绕着圆形夯土台基, 台基之外为方形附属建筑, 外围未发现环水。辟雍中间为方形建筑, 外围环水呈方形, 在此曾出土晋武帝三临辟雍碑及碑座。灵台为多层高台建筑, 平面呈正方形, 高台四周有围墙。太学位于南郊辟雍东北部, 在此发现大量熹平石经及正始三体石经残块[11]。图一汉魏两晋南北朝主要都城分布示意图图二十六国北朝东、西宫城之间宫门遗址全景 (东北→西南)魏晋时期沿用了东汉旧城, 城内布局有一些变化。魏明帝仿效其祖父曹操邺城铜雀三台, 在洛阳城的西北角建筑了金墉城。金墉城有甲、乙、丙三城。发掘表明, 魏明帝只筑了丙城, 其他两城筑造时间可能晚至北魏时期。由于战乱频仍, 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魏晋及北魏时, 在洛阳城西北城墙外和金墉城外还修筑了许多马面[12]。另一个重大改变是, 曹魏时期废除了东汉的南宫, 扩建北宫及其以北的华林园, 又在北宫以东建东宫。宫殿苑囿集中到洛阳城的北部, 改变了以往分散的布局形式。宫城南门阊阖门至宣阳门的南北向大道, 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两侧分布太庙、太社等建筑, 北魏宫城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平面呈长方形, 正殿太极殿在宫城的前部[13]。魏晋洛阳城的这些变化, 显然受到邺城的影响。北魏时期洛阳城最大的变化是在汉魏旧城之外又建一个大的郭城, 使洛阳城变成既有宫城, 又有内城与外郭城的三城制。这是孝文帝在吸收北方平城和南方建康城规划的基础上建成的。据《魏书·世宗纪》载, 景明二年 (501年) 规划修筑323坊。但据《洛阳伽蓝记》记载, 当时可能只修筑了220坊[14]。因为宫城、官署、寺院等公共空间是不可能修筑里坊的。大市、小市和四通市等工商业区都设在外郭城。近年来, 北魏洛阳城先后发掘了永宁寺、阊阖门、二道门、三道门、太极殿、西南角楼等重要遗址, 探明了宫城的城墙范围, 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20公里的三台村附近, 由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邺北城曾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的都城, 东魏在邺北城南部加筑邺南城, 两城共同作为东魏都城, 北齐继续沿用, 前后达370余年[15]。邺北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 东、北、南三面仍保存有墙基。虽为曹魏时期的魏王之城, 却第一次出现了中轴线布局, 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邺北城南面3门, 东、西面各1门, 北面2门。1条东西向大道, 连接建春门与金明门, 把城内分为南、北两部分。此道南、北, 各有3条和2条南北向大道。东西向大道以北, 中央为宫殿区, 西部为苑囿和后宫, 东部为戚里和衙署;东西向大道以南为官署和一般居民区。南部中央大道南起中阳门, 北对宫殿区, 是城内最宽的道路, 也是城市的中轴线。三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城市建设更加重视防御功能。邺北城西北部的铜雀三台就是防御设施之一。三台分别为铜雀 (爵) 、金虎 (凤) 和冰井台, 西依城墙, 东邻铜爵园, 铜爵园内置武库、马厩、仓库, 既是游宴之所, 又提高了防御能力。邺北城南墙下还发现一个潜伏门, 是内外交通的秘密通道, 始筑于曹魏时期, 一直使用至十六国[16]。 (图三)图三邺城潜伏门南出口遗址534年,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 东魏迁都邺城, 并倚靠邺北城南墙修建了邺南城。邺南城平面近长方形, 为附会“筑城得龟”的传说, 东、南、西三面城墙稍有弯曲, 城角处为圆弧形, 整体似龟形。文献记载, 邺南城有14座城门, 现已发现11座。朱明门是都城正南门, 为一门三道形制。受北魏洛阳城影响, 邺南城也为三城制。上述龟形城为内城, 宫城位于内城中部偏北, 宫城北部为“后园”, 南部为宫殿区。考古发现的赵彭城、核桃园、北吴庄北朝佛寺及佛像埋藏坑都在内城之外[17], 文献记载, 邺南城有四百个里坊, 推测龟形城外还有更大的郭城[18]。为了提高军事防御功能, 在内城东、南、西三面城墙上均设有马面, 现探出50座。马面为长方形, 与城墙一起夯筑而成, 两个马面的间距基本相等。墙外有护城河围绕, 河宽约20米, 具有很好的防御作用。建康 (业) 城在今江苏省南京市, 是孙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孙吴时名建业, 东晋南朝称建康。自229年吴建都建业到589年陈亡, 建康 (业) 城作为都城前后达322年。因城址压在南京城下, 考古发掘困难, 影响城址的复原研究。根据近年来零星的考古发现, 有学者绘制出一幅大致的东晋建康城平面图[19]。 (图四)东晋建康城, 由都城、宫城组成。宫城位于大行宫附近, 宫城与都城北墙之间为苑囿。宫城正门大司马门之南御道两侧, 有官署、宗庙、社稷等建筑。宫城正门南2里为都城正门宣阳门, 宣阳门南5里为朱雀门。在都城周边, 还用56个篱门围成观念上的外郭城。东晋确立的都城布局, 南朝时未见太大变化。因受长江及城东青溪流向的影响, 建康城及其纵向道路走向为北偏东25°[20]。虽未发现城门, 但城内主要道路分为三股[21], 推测城门也是一门三道。建康城形制受魏晋洛阳城影响之深, 由城门名称可见一斑, 在6门中有5门使用了与洛阳城城门相同的名称。在夯土城墙外敷砖, 是为适应南方气候条件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在民国时期总统府附近发现的一段夯土城墙, 从东晋到南朝历经三次兴建修补, 每次都在夯土墙外侧敷设城砖。城墙外侧有砖砌岸边的壕沟。统万城位于陕西省靖边县北100多公里的红柳河北岸, 是十六国末期大夏国的都城。因城墙夯土主要成分为石英、黏土和碳酸钙的混合物, 加水夯实, 质地坚硬, 且呈白色, 故又称白城子。据载, 郝连勃勃所筑的其他城也采用这种筑法[22]。统万城是同时期城墙夯筑质量最高, 各种防御设施最完备的都城。现在地面上尚存西城、东城和外郭城三城。东、西两城均呈长方形, 四隅有高于城墙的长方形或方形隅台, 城外有护城壕, 但护城壕只是作为城防的一道壕堑, 并不存水[23]。两城并非同时期所筑, 西城为大夏国赫连勃勃所建, 东城始建于晚唐五代[24]。西城是当时统万城的内城, 四面各设一门, 城门外均有瓮城。为了加强防御功能, 统万城没有仿照中原一门三道的形制, 而是采用了瓮城的形制, 只有一个门道。西城四面城墙都有大量马面, 有的马面中空, 除具有防御功能外, 还兼作储存粮秣、柴草和武器的仓库[25]。两个马面之间设有虎落。 (图五) 外郭城平面呈曲尺形, 城墙上也发现角楼及马面建筑。图四东晋建康城平面示意图图五大夏统万城“虎落”遗迹北魏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城区。自拓跋珪天兴元年 (398年) 建都, 至太和十八年 (494年) 孝文帝迁都洛阳, 平城为北魏都城达97年。文献记载, 平城由宫城、京城、郭城组成。遗址大部分压在今大同市城区下面, 在大同火车站附近发现了疑似宫殿北墙遗迹及一处排列整齐的覆盆础石, 可能是宫城及宫城前衙署。在大同市城北操场城曾发掘一座北魏皇家大型建筑遗址[26]。孝文帝时代, 废止西郊和东郊的游牧性祭天活动, 在平城南郊建设太庙、明堂、圜丘等汉式礼制建筑。明堂遗址位于大同市东南柳航里, 遗址中央有方形夯土台基, 周围有水渠环绕, 即所谓的辟雍, 四面临水处各置一门。中心建筑上圆下方, 形式与汉长安城明堂辟雍一致。据载, 北魏明堂上还设有灵台[27]。虽然祭祀仪式可能与中原稍异, 但位置安排及建筑形式却与中原相同[28]。二 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特点中国古代城邑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无论是形制还是筑造方法都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尤其是追求方形或长方形夯筑城墙, 外围设壕沟等, 成为中国土城的基本样式。尽管如此, 布局变化及技术进步也十分明显。特别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是中国古代城邑发展史上变化最激烈的时期, 都城发生了一系列变革, 防御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 基本确立了后世都城的标准模式。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变化以及推动变化的动因, 刘庆柱先生曾作过长时段考察与深入研究, 兹不赘述[29]。现就汉魏两晋南北朝的都城模式及其演变作初步概括。(一) 不断完善的防御设施城墙是一道防御设施, 其高度、宽度与其防御性能成正比, 因此, 各时期都以追求城墙的高大结实为目标。一般而言, 城墙的高与宽是等比例的, 如汉长安城城墙高约12米, 基础宽亦约12米。据研究, 后代城墙也基本如此[30]。根据笔者对这一时段城墙的观察, 城墙是用连片版筑技术夯筑起来的, 墙内一般添加垂直于城墙走向的木材作为韧木, 以增强夯土之间的拉力, 尤其是增筑城墙与原有城墙之间, 也以韧木作为连结体[31]。北方地区均为夯土筑城, 汉代城墙上未见包砖者。在未央宫南宫门发现大型方砖, 四角各有一个穿孔, 可能贴于宫墙底部, 作用是防止雨水侵蚀, 增加城门美观。虽然与后来的包砖所起作用相似, 但二者砌筑方法及形式不同, 贴砖为立贴于墙面, 包砖为依墙平砌。包砖最早见于潮湿多雨的南方城址上, 如广汉雒城, 包砖年代约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32]。其后, 北方的邺北城及南方的建康城都有发现。邺北城砌砖发生于后赵石虎时期, 《水经注》浊漳水条载, “其城东西七里, 南北五里, 饰表以砖, 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 皆加观榭, 层甍反宇, 飞檐拂云, 图以丹青, 色以轻素”。南方使用情况更为普遍, 北方城多在城墙重要部位使用, 如城门附近或城隅一角。统万城城墙本身由三合土筑成, 其致密度远超一般的黄土, 城墙的坚固程度大大超过以前。这种三合土在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区非常坚硬, 但一经雨水冲刷则极易崩塌, 因此这样的筑城材料只有在这一时段的北方地区应用, 其他时段和地区则比较少见。护城壕是筑城取土的副产品, 一般都蓄有较深的水, 与城市周围的河道相连, 既起到城市防御作用, 也肩负交通、城市给排水及防洪等功能。而统万城的城壕没有水, 城壕两侧坡面夯打光滑, 也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汉代都城未发现马面及瓮城之类的建筑, 但在城门内侧发现登城的马道及马道旁边士卒藏身的房间。因战争需要, 汉代流行于北方边城的一些防御性设施, 如马面、瓮城、虎落等, 魏晋以后被引入中原, 这是考古见到的明显的北方因素。考古发现, 从魏晋时期开始, 洛阳城就加筑了马面, 此后新筑之城, 马面也成为必备设施。在防御方面, 统万城更突出, 不但内外城各墙均有马面, 而且有的马面还成为储藏粮草的设施。该城现存的内城西南隅台, 高达米, 也是古代都城现存最高的隅台遗址。在两个马面之间设有虎落, 城门外设瓮城等, 都是借鉴了汉代边城的做法。中原及南方的都城, 不见在城门设置瓮城者, 但伸出城门外的门阙, 既具有礼仪的功能, 又起到瓮城的作用, 可谓一举两得。曹魏邺北城的三台建筑及城墙下的潜伏门, 魏晋洛阳城的金墉城, 都是在社会动荡情况下的防御新举措。(二) 两城制到三城制以公元4世纪上半叶为界, 此前, 中国的都城还是内外两城的形制, 如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曹魏邺北城、魏晋洛阳城及南朝之前的建康城。之后, 则盛行宫城及内城、郭城三城形制, 如北魏平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南朝建康城等, 都有三重城墙。这样一来, 宫城处于核心位置, 并被层层城墙所包围, 大大提高了其安全性。关于公元4世纪上半叶之前是否存在郭城的问题, 学术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文献记载比较模糊, 考古发现表明, 此时的郭只是象征性的一个区域, 可谓有名无实, 如西汉长安城、东晋建康城等, 仅在关键部位设置象征性的郭门而已, 并不存在真正的城墙。(三) 多宫制到单一宫制宫城的变化与中轴线的出现、两城制向三城制的过渡是同步的。公元4世纪上半叶之前, 都城盛行多宫制, 之后逐渐向单一宫城过渡。汉长安城内大部分空间被长乐宫、未央宫、北宫、桂宫、明光宫等具有独立宫墙的宫城所占据, 至东汉时期, 这样的宫城减少, 城内只有南宫、北宫、永安宫等不多的几座。从曹魏洛阳城开始, 废南宫, 强化北宫的地位, 逐渐形成独立的单一宫制。(四) 中轴对称布局的出现从城门的形制可知, 汉长安城是以东为正向, 东城墙上的3个城门两侧都有伸出城门的土墙, 而其他三面城门均无此类建筑。至王莽时期, 在南郊建了大量的礼制建筑, 使城市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出现了都城南向的理念[33]。东汉在城南建有很多礼制建筑, 正对南宫的平城门也成为最重要的礼仪之门, 进一步强化了以南为正向的理念[34]。此时南宫偏东南, 因此还未出现中轴对称的布局。至曹魏邺北城时, 随着一宫制的出现, 宫殿集中于北部, 南部正对正殿的大道就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产生了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魏晋及北魏洛阳城继承了邺北城的做法, 废除南宫, 只保留北宫一个宫城, 连接北宫太极殿和圜丘的阊阖门大街 (铜驼街) 就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中轴线对称布局得以确立。受地形地貌的影响, 建康城轴线稍微北偏东, 但城市中轴线是存在的。中轴对称的设计, 使都城布局更加规整, 到隋大兴城、唐长安城臻于完美。中轴线出现以后, 改变了以前中央官署分散布局的状况, 也为隋唐两京皇城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伴随宫城的变化, 池苑也由宫城西南逐渐移至宫城北部。西汉主要池苑位于宫城西南, 东汉池苑位于宫城西北, 这样的安排, 是受地形地貌的影响所致。因都城一般建于背山面水之处, 北部地势高, 南部地势低, 把池苑放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有利于调节城市水源, 确保城市用水。因此, 东汉洛阳城池苑的安排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有学者认为, 池苑放在北部是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的结果, 此论尚需更多的证据加以支撑。(五) 里坊的规划两汉都城都有大量平民的居住区──里。据记载, 汉长安城有160个里, 但至今没有发现其遗迹, 尚不清楚分布情况。据已有的研究, 这些里多数分布在城内北部、东北部以及城郊的“郭区”。此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郭城, 里坊的规划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曹魏邺北城把里坊放在城市南部, 通过道路将其与宫殿、衙署区分隔开来, 对里坊做了整齐的规划。真正的郭城出现以后, 里坊的规划性更强。北魏洛阳城即是郭城出现以后里坊规划的代表。宿白及傅熹年先生对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复原研究, 可以明显看到里坊的规划痕迹[35]。(六) 一门三道的城门形制从汉长安城开始, 一门三道城门形制是都城区别于其他郡县城的重要标志之一[36]。汉代只有都城城门为一门三道, 宫城仍是一门一道。至魏晋南北朝之时, 宫城南门也都采用一门三道, 而且建筑体量大, 从发掘的北魏洛阳城阊阖门看, 采用殿堂式建筑形式, 规格超过了都城城门。建康城宫城南侧发现的南北向道路, 明确分为三股道, 与城门形制相对应。两汉时期道路并没有铺砖, 仍为夯筑的土路。南朝建康城发现三股道, 两侧道路铺砖, 中间的道路为土路。西汉长安城道路虽分三股, 但未见各股之间有路沟分隔。东汉洛阳城的三股道以夯土墙相隔。位于辽西的三燕龙城也采用一门三道形制。大夏统万城四面各有一座城门, 但不见一门三道形制。从城内布局, 到城门、城墙等防御设施的差异看, 统万城都与同时代的都城存在很大差异, 与其说是一座都城, 不如说是一座军事堡垒。(七) 佛寺与石窟的出现自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建筑就开始立足都城, 由城外而城内, 由少到多发展壮大, 至南北朝时达到鼎盛, 城中佛寺林立, 成为新的都市景观。近年来发掘的东汉洛阳白马寺、北魏洛阳永宁寺、东魏赵彭城北朝佛寺、建康城同泰寺等, 都是当时都城重要的宗教及文化场所。都城周边往往也开凿很多石窟, 如北魏大同石窟与龙门石窟、东魏北齐的响堂山石窟、建康城的栖霞山石窟等, 都是皇家开凿的礼佛之地。佛教作为一支外来宗教, 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改变着都城的面貌。(八) 《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影响西汉末年, 王莽设立《周礼》博士, 并以此作为其改制的理论依据。东汉以后, 虽不再设《周礼》博士, 但通过郑玄等人的注疏, 成为后世经典文献。《考工记·匠人营国》是《周礼》中的一篇, 篇中所确立的“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等内容, 成为后世都城建设的蓝本[37]。中原王朝所建立的都城自不必说, 那些北方民族所建立的都城, 也依照《匠人营国》所描绘的蓝图, 努力模仿中原的都城模式, 打着文化正统的旗号, 抢夺政权的正宗地位。北魏在平城时期就“模邺、洛、长安之制”, 迁洛以后, 不仅沿用了汉魏洛阳城, 而且宫殿、城门的形制、名称也多未变动。东魏邺南城“上则宪章前代, 下则模写洛京”, 平面形制附会“筑城得龟”的典故, 充分发挥其内在寓意, 说明他们理解与把握中原汉文化还是比较深入透彻的[38]。
也为汉洛阳城为例分析东汉魏晋都城与西周两西周时期的都城的区别他们俩相差了将近1000多年了
明堂，夏朝时称为世室，商朝称为重屋，周朝叫作名堂，供奉的最主要的天神，是太一天神，人们也将其称为皇天上帝。早在轩辕黄帝在世之时，为了能服众，已经建过类似明堂一样的建筑，用来祭祀昊天上帝，意思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会通告昊天上帝。但人们在生活中接触不到太一天神，他们所接触到的，只是那些号称代表了上帝的轩辕神族的众鬼神，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便是太一天神，便是皇天上帝的代表。周公拆了重屋后，原址改建明堂，供奉的不再是上帝，而是上天，并且声明说，明堂可通上天，上天者，天象也。新修的明堂共三层，底层为四方形，四面各施一色，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中层十二面，效法一天中十二个时辰。顶层为圆形，四周环绕九龙雕塑。中间有巨型木柱，上下贯通，意为通天。这一举，将人们尊神敬鬼，改成了尊四时之变化，效天地之规律的原则。后来周公又在明堂跟前修建了用以观天象的建筑，可用来观测天文，校勘历法。
争夺权力，贪恋女色，写人的贪欲
从东汉末汉献帝建安年间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前（ 196-589 )， 期间约四百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是一个战乱和分裂的年代，朝代更替频繁，统治集团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战争、饥馑、瘟疫等，不知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 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争而遭杀戮，如孔融、嵇康、陆机、潘岳、谢灵运、鲍照等。这些反映到文学中，作家们往往感慨人生的短促、命运的无常。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宁，儒家的正统思想有所动摇，玄学与佛学思想盛行，学术文化在相对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中发展。 辞赋创作沿着东汉末年的赋风继续前进，随着经学的衰微，人性的觉 醒，抒情小赋得以迅速繁衍，呈现出一派生机。这时赋家在题材内容上表现出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广阔性，他们把视线从宫廷转向社会生活和自然美景，注重抒写心灵世界。在艺术形式上’此时的赋大都篇幅较短，注重对偶与音律，由此形成骈赋创作的主流。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在五言诗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形成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即“建安风骨”。他的辞赋创作，主要以四六言的骈偶句抒情小赋为主，显得工整精致。 王粲，字仲宣，才高而貌丑，年少时去拜访蔡邕，恰逢蔡府宾客盈门，蔡邕知道王粲来访，急忙出迎以至于连鞋子都穿倒了。蔡邕对王粲如此敬重，是因为欣赏他的才华。王粲十七岁时因避乱，投靠荆州刺史刘表，可是因为王粲长得矮小，其貌不扬，刘表不喜，多年不加重用。王粲感到时光流逝，十分忧伤，登城抒发自己的忧思，写下了千古名赋《登楼赋》，赋以“虽信美而非吾土兮”为写景抒情的线索，把登楼眺望之景与思归不得的忧思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曹植，字子建，天资颖慧，博学多才，得到父亲曹操的宠爱，几乎被 立为嗣子，但因他任性放荡，不拘小节，逐渐失宠。曹丕登上帝位后，对他多加猜忌、迫害。曹植在其封地都受到监视，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终抑郁而死。曹植今存赋六十多篇，题材广泛，不少赋作富有深意，或针砭时弊，或疏泄悲愤，或追求自由。曹植赋中最有特色者，还是那些物言志的咏物赋。如《白鹤赋》《蝉赋》《鹞雀赋》等。《鹞雀赋》似一则寓言，曹植以生动通俗的语言，通过鹞雀与麻雀的对话，表达出对弱小者的同情之心。曹植最为人称道的、影响深远的当属《洛神赋》，赋写曹植从京师返回封地途中，经过洛水，与洛水女神相知、相恋，到最后因人神殊途而不得不分离的爱情故事，其中对洛水女神容貌姿态的描写尤为细腻传神。此赋以爱情的失败象征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的幻灭。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 魏自曹丕以后，司马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正始文学的代表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其中又以阮、嵇两人更突出。 阮籍的诗文多表达其身处脸恶政治环境中的内心苦闷及愤世嫉俗的情感，但大多隐晦曲折。《猕猴赋》借对猕猴的具体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当时社会上那些人面兽心之徒的丑陋嘴脸。《大人先生传》塑造了一个超脱现实、神游天地之外的大人，其实就是作者形象的化身。表面游仙，实际上是作者内心的满腔忧愤无处疏泄而不得不向仙界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首阳山赋》是一首寄寓深刻的吊古之作。 嵇康的《琴赋》在艺术上较有特色，赋对琴声的各种曲调变化的描绘能曲尽其妙。向秀的《思旧赋》是向秀从京师归来途经嵇康旧居，听到笛声，感而作此赋。表达对故友的怀念，故友是遭迫害而死的，但作者没有直接道出，而是用李斯被赵高诬陷而处死的典故，来隐喻其对现实政治的抗议。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学，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以抒情为主。2、崇尚文采。代表赋家有张华、潘岳、陆机等。张华《鹪鹩赋》，以微不足道的鹪鹩与那些举足冲天的苍鹰等进行比较，说明有用之才遭害而无用之才安处之意。 陆机，在当时文坛甚有名气，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作赋三十多篇，咏物赋有《白云赋》《漏刻赋》《羽扇赋》等，描绘精细，文辞清丽。陆机尤擅抒情小赋，或行怀述志.或思亲怀乡，或伤逝悼亡。《愍思赋》写对亡姊的悼念。《叹逝赋》伤悼已故的亲友，其中充满对时光流逝、人生无常的感慨。悲伤的人生情绪，往往成为陆机抒情小赋的基调。 潘岳作赋讲究文辞的华美，来摹写客观物象和抒发主观感情。《秋兴赋》先描绘秋日萧瑟零落的景象及由此产生的人生无常之感，最后抒发自己欲摆脱官场束缚、归隐山林的情怀。《西征赋》历叙征行之处所见所闻，表达怀古伤今之慨。《怀旧赋》《悼亡赋》《闲居赋》等都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至深。成公绥作的《天地赋》第一次把天地当作赋的描写对象，《大河赋》第一次对黄河进行正面的颂扬。公元316年西晋王朝覆灭，偏安于江南的东晋王朝开始。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东晋的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情趣发生改变，他们规避世俗，喜谈玄虚，这直接影响到恬淡清虚文风的形成。这一时期辞赋作品中仍有慷慨不平之音。郭璞的《江赋》，用散体大赋那种铺张扬厉的手法对江海这类气象博大的事物进行描绘，局面宏大雄伟。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为后世所称道，赋作以游历为线索，把对天台山景物的描绘与玄理佛教思想合而为一。他本人对此赋也颇为得意，赋写成后，对他的友人范荣期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 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赋作共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在赋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归去来兮辞》表达其归隐田园的愿望及在田园生活中怡然自得的心情。《感士不遇赋》抒发的却是志士不遇的悲愤。《闲情赋》似有深意，不仅表达其对爱情的追求，更在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晋宋之际文风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变平淡为绮丽，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宋代作家辈出，辞赋留存的有谢灵运、颜延之、谢庄、鲍照等人。谢灵运，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其赋也颇可一观，《撰征赋》写作者于东晋义熙十二年奉命至彭城慰劳刘裕的途中所见所感，其手法颇似前代潘岳的《西征赋》。《山居赋》借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寄托其怡情山水的闲逸情趣。谢庄《月赋》，假托曹植与王粲月夜吟游来谋篇，清空的月色与遥远的悲伤之情相融合，构成清冷惆怅的氛围。古人言其“只写月夜之情，非为赋月也”，确为精到之论。 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元嘉三大家”。鲍照的赋感慨沉悲，清丽中见风华。最突出者当推《芜城赋》，赋以芜城（广陵，今扬州）昔日的繁华兴盛与今日的衰败荒芜进行对比，抚今追昔，悲愤满怀，让人产生无限的悲伤和惆怅。齐梁陈时期的统治者爱好文学，形成了宫廷文学集团。文学创作多局限于宫廷闺房和个人的狭小天地里，文风趋向轻靡而缺乏气骨。但他们在形式方面对中国文学作出了极大贡献，主要体现为追求语言的华美，精工的对偶和和谐的音律。这时期的代表赋家赋作有沈约的《丽人赋》，谢脁的《游后园赋》《临楚江赋》。江淹（江郎才尽的典故）存有辞赋数十篇，其中最为人所称颂的是《别赋》和《恨赋》。《恨赋》从恨极处着笔，后依次写帝王之恨、去国之恨、屈死之恨，最后将不同命运的人的死都归结到“恨”字上。《别赋》就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统摄全篇，然后再特写富贵别，任侠别、从军别、绝国别、夫妇别、学道别等种种人生之别，最后以难写别情结尾。江淹将恨与别两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细腻深刻地加以描写，引起了后世人们强烈的思想共鸣，无怪乎经久不衰、脍炙人口。 融合南北文风，集南北朝辞赋之大成，取得辞赋创作突出成就的当推庚信。庚信本仕于梁，后出使西魏，正值梁朝灭亡，只好羁留于西魏；北周代魏后，又仕北周。庚信的赋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仕北以前，多写宫廷生活趣昧，如《春赋》《灯赋》《镜赋》《对烛赋》等；仕北以后，着重表现的是国破家亡之痛和故国乡关之思，文风也由前期的华艳轻巧转变为后期的遒劲悲凉，如《枯树赋》《小园赋》《竹杖赋》。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哀江南赋》，被认为是中国赋史上最优秀的篇章，叙述了他的家世背景及其前半生的经历与感受，着重追叙了侯景之乱、梁元帝偏安一隅、与西魏的战争以及陈霸先篡位等一系列导致梁朝衰亡的史实。在这一系列的追叙中作者用自己的眼睛来捕捉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社会心理，哀悼故国 ，从更高的层面把握历史精神。
可以写清谈。这个属于哲学和思想范畴。我不确定你想做热门的还是冷门的，但是清谈对于儒教的影响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题目。我不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如果可以的话发内部信息给我。
可以通过晚唐诗人杜牧《江甫春》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引出佛教当时在中国的兴盛程度，进而阐述宗教教和当时政治的关系。具体的参考资料网上还是有很多的。希望你能写出一篇出色的毕业论文。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自己不研究就想交功课？想跟社会上那些拿着文聘找不到工作的人一样后果吗？现在的企业招工说是要什么什么专科生，实际上是不看文聘的，而是找个专业人士问你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看你熟知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所以那些有文聘没文化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改革后服饰、姓氏、婚姻、官制等均发生了改变。这些措施促进了民族融合，有利于北方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我给你推荐几个吧，从时间先后顺寻：1，曹操，刘备的阶级属性执政政策（寒族），对应的袁绍，孙权，司马懿代表的儒家阶级和执政政策。2，玄学的发展，清谈误国。3，异民族与汉族的民族矛盾分析。3，南北军事对峙下的两方实力分析（究竟谁能统一中国）。4，北魏孝文帝汉化的利与弊，带来的印象。5，六镇军人的阶级属性，及起因与影响分析。6，南朝政权者的阶级属性，南迁北方士族与南方土人的利益冲突分析。7，北周的府兵制度起因及影相，代表的阶级利益分析。8，南北社会的差异及文化沟通。
争夺权力，贪恋女色，写人的贪欲
从东汉末汉献帝建安年间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前（ 196-589 )， 期间约四百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是一个战乱和分裂的年代，朝代更替频繁，统治集团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战争、饥馑、瘟疫等，不知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 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争而遭杀戮，如孔融、嵇康、陆机、潘岳、谢灵运、鲍照等。这些反映到文学中，作家们往往感慨人生的短促、命运的无常。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宁，儒家的正统思想有所动摇，玄学与佛学思想盛行，学术文化在相对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中发展。 辞赋创作沿着东汉末年的赋风继续前进，随着经学的衰微，人性的觉 醒，抒情小赋得以迅速繁衍，呈现出一派生机。这时赋家在题材内容上表现出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广阔性，他们把视线从宫廷转向社会生活和自然美景，注重抒写心灵世界。在艺术形式上’此时的赋大都篇幅较短，注重对偶与音律，由此形成骈赋创作的主流。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在五言诗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形成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即“建安风骨”。他的辞赋创作，主要以四六言的骈偶句抒情小赋为主，显得工整精致。 王粲，字仲宣，才高而貌丑，年少时去拜访蔡邕，恰逢蔡府宾客盈门，蔡邕知道王粲来访，急忙出迎以至于连鞋子都穿倒了。蔡邕对王粲如此敬重，是因为欣赏他的才华。王粲十七岁时因避乱，投靠荆州刺史刘表，可是因为王粲长得矮小，其貌不扬，刘表不喜，多年不加重用。王粲感到时光流逝，十分忧伤，登城抒发自己的忧思，写下了千古名赋《登楼赋》，赋以“虽信美而非吾土兮”为写景抒情的线索，把登楼眺望之景与思归不得的忧思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曹植，字子建，天资颖慧，博学多才，得到父亲曹操的宠爱，几乎被 立为嗣子，但因他任性放荡，不拘小节，逐渐失宠。曹丕登上帝位后，对他多加猜忌、迫害。曹植在其封地都受到监视，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终抑郁而死。曹植今存赋六十多篇，题材广泛，不少赋作富有深意，或针砭时弊，或疏泄悲愤，或追求自由。曹植赋中最有特色者，还是那些物言志的咏物赋。如《白鹤赋》《蝉赋》《鹞雀赋》等。《鹞雀赋》似一则寓言，曹植以生动通俗的语言，通过鹞雀与麻雀的对话，表达出对弱小者的同情之心。曹植最为人称道的、影响深远的当属《洛神赋》，赋写曹植从京师返回封地途中，经过洛水，与洛水女神相知、相恋，到最后因人神殊途而不得不分离的爱情故事，其中对洛水女神容貌姿态的描写尤为细腻传神。此赋以爱情的失败象征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的幻灭。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 魏自曹丕以后，司马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正始文学的代表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其中又以阮、嵇两人更突出。 阮籍的诗文多表达其身处脸恶政治环境中的内心苦闷及愤世嫉俗的情感，但大多隐晦曲折。《猕猴赋》借对猕猴的具体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当时社会上那些人面兽心之徒的丑陋嘴脸。《大人先生传》塑造了一个超脱现实、神游天地之外的大人，其实就是作者形象的化身。表面游仙，实际上是作者内心的满腔忧愤无处疏泄而不得不向仙界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首阳山赋》是一首寄寓深刻的吊古之作。 嵇康的《琴赋》在艺术上较有特色，赋对琴声的各种曲调变化的描绘能曲尽其妙。向秀的《思旧赋》是向秀从京师归来途经嵇康旧居，听到笛声，感而作此赋。表达对故友的怀念，故友是遭迫害而死的，但作者没有直接道出，而是用李斯被赵高诬陷而处死的典故，来隐喻其对现实政治的抗议。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学，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以抒情为主。2、崇尚文采。代表赋家有张华、潘岳、陆机等。张华《鹪鹩赋》，以微不足道的鹪鹩与那些举足冲天的苍鹰等进行比较，说明有用之才遭害而无用之才安处之意。 陆机，在当时文坛甚有名气，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作赋三十多篇，咏物赋有《白云赋》《漏刻赋》《羽扇赋》等，描绘精细，文辞清丽。陆机尤擅抒情小赋，或行怀述志.或思亲怀乡，或伤逝悼亡。《愍思赋》写对亡姊的悼念。《叹逝赋》伤悼已故的亲友，其中充满对时光流逝、人生无常的感慨。悲伤的人生情绪，往往成为陆机抒情小赋的基调。 潘岳作赋讲究文辞的华美，来摹写客观物象和抒发主观感情。《秋兴赋》先描绘秋日萧瑟零落的景象及由此产生的人生无常之感，最后抒发自己欲摆脱官场束缚、归隐山林的情怀。《西征赋》历叙征行之处所见所闻，表达怀古伤今之慨。《怀旧赋》《悼亡赋》《闲居赋》等都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至深。成公绥作的《天地赋》第一次把天地当作赋的描写对象，《大河赋》第一次对黄河进行正面的颂扬。公元316年西晋王朝覆灭，偏安于江南的东晋王朝开始。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东晋的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情趣发生改变，他们规避世俗，喜谈玄虚，这直接影响到恬淡清虚文风的形成。这一时期辞赋作品中仍有慷慨不平之音。郭璞的《江赋》，用散体大赋那种铺张扬厉的手法对江海这类气象博大的事物进行描绘，局面宏大雄伟。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为后世所称道，赋作以游历为线索，把对天台山景物的描绘与玄理佛教思想合而为一。他本人对此赋也颇为得意，赋写成后，对他的友人范荣期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 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赋作共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在赋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归去来兮辞》表达其归隐田园的愿望及在田园生活中怡然自得的心情。《感士不遇赋》抒发的却是志士不遇的悲愤。《闲情赋》似有深意，不仅表达其对爱情的追求，更在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晋宋之际文风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变平淡为绮丽，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宋代作家辈出，辞赋留存的有谢灵运、颜延之、谢庄、鲍照等人。谢灵运，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其赋也颇可一观，《撰征赋》写作者于东晋义熙十二年奉命至彭城慰劳刘裕的途中所见所感，其手法颇似前代潘岳的《西征赋》。《山居赋》借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寄托其怡情山水的闲逸情趣。谢庄《月赋》，假托曹植与王粲月夜吟游来谋篇，清空的月色与遥远的悲伤之情相融合，构成清冷惆怅的氛围。古人言其“只写月夜之情，非为赋月也”，确为精到之论。 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元嘉三大家”。鲍照的赋感慨沉悲，清丽中见风华。最突出者当推《芜城赋》，赋以芜城（广陵，今扬州）昔日的繁华兴盛与今日的衰败荒芜进行对比，抚今追昔，悲愤满怀，让人产生无限的悲伤和惆怅。齐梁陈时期的统治者爱好文学，形成了宫廷文学集团。文学创作多局限于宫廷闺房和个人的狭小天地里，文风趋向轻靡而缺乏气骨。但他们在形式方面对中国文学作出了极大贡献，主要体现为追求语言的华美，精工的对偶和和谐的音律。这时期的代表赋家赋作有沈约的《丽人赋》，谢脁的《游后园赋》《临楚江赋》。江淹（江郎才尽的典故）存有辞赋数十篇，其中最为人所称颂的是《别赋》和《恨赋》。《恨赋》从恨极处着笔，后依次写帝王之恨、去国之恨、屈死之恨，最后将不同命运的人的死都归结到“恨”字上。《别赋》就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统摄全篇，然后再特写富贵别，任侠别、从军别、绝国别、夫妇别、学道别等种种人生之别，最后以难写别情结尾。江淹将恨与别两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细腻深刻地加以描写，引起了后世人们强烈的思想共鸣，无怪乎经久不衰、脍炙人口。 融合南北文风，集南北朝辞赋之大成，取得辞赋创作突出成就的当推庚信。庚信本仕于梁，后出使西魏，正值梁朝灭亡，只好羁留于西魏；北周代魏后，又仕北周。庚信的赋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仕北以前，多写宫廷生活趣昧，如《春赋》《灯赋》《镜赋》《对烛赋》等；仕北以后，着重表现的是国破家亡之痛和故国乡关之思，文风也由前期的华艳轻巧转变为后期的遒劲悲凉，如《枯树赋》《小园赋》《竹杖赋》。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哀江南赋》，被认为是中国赋史上最优秀的篇章，叙述了他的家世背景及其前半生的经历与感受，着重追叙了侯景之乱、梁元帝偏安一隅、与西魏的战争以及陈霸先篡位等一系列导致梁朝衰亡的史实。在这一系列的追叙中作者用自己的眼睛来捕捉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社会心理，哀悼故国 ，从更高的层面把握历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