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想起杜甫,脑海浮现的多半是一位忧国忧民、朴实谦和的长者。但长者也曾年轻,温厚的人也有狂放的一面。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杜甫在后人面前呈现的,也许是另一种面貌。 交游:因为狂傲差点被杀 杜甫和李白的相遇,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大事。他们一起在山东一带漫游,一起拜访当时著名的道士。杜甫这样形容他们的日子: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即便多少有点夸张,那也是狂放不羁了——这就是青年时期的杜甫。在盛唐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胸襟开阔宏大,思想生气勃勃,狂放被认为是自信健康的一种美,所以李白的洒脱那样受人景仰,所以杜甫也自然流露着时代的骄傲。他们一起登临高台,慷慨怀古、纵论天下,令周围的人艳羡,又令人们觉得高深莫测。 杜甫自己也曾经回忆年少时的“轻狂”,那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杜甫。和李白一样,杜甫也是满腔治国平天下的狂想。不同的是,当时的李白已经从长安铩羽而归,而杜甫却正怀着一肚子好梦准备去碰碰运气。 杜甫在长安四处碰到的都是墙壁。即使这样,他依旧带着几分年轻的狂傲。在给唐明皇的上书中,毫不含糊地自称才华绝不在汉代的文学大家杨雄、枚皋之下。在今天看来,杨雄、枚皋的成就声名远不及杜甫,但在当时,杜甫的这种说法,就好比现在某人自称和鲁迅不相上下一样。杜甫目空一切的气势,实在也不比李白差多少。 中年之后,杜甫仍然不时露出狂态。他在四川的生活,是后半生为数不多的安定日子,这全靠他的故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应。但是,杜甫对严武也经常漫不经心。和严武见面的时候,杜甫经常连帽子都不戴,这在当时是极其失礼的举动。传说中最邪门的一次,喝醉的杜甫坐上严武的座位,瞪着严武说:“严挺之还有这样的儿子!”直呼别人父亲的名讳,同样也是当时的大忌。杜甫这完全是借酒撒疯了。 严武对杜甫虽然一贯友善,但身为一方军阀,严武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为小事杀人那是常事。杜甫这样没事就摸老虎须子玩,严武尽管没有马上发作,心里却动了杀机。一天,严武召集部下准备去杀了杜甫,要不是严武的母亲及时救杜甫,我们今天就看不到“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句了。 在杜甫的吟诵中,人们总是看到一个关心民间疾苦、善良又热心肠的老人,很难把他和那种轻狂对照起来。或许,人性的复杂多面正是这样吧。 从政:最后只好消极引退 杜甫的诗歌时常出现放歌纵酒的描述,中间多少能够体现出一点他的疏狂。而他的固执倔强,好像却不容易看到。 安史之乱爆发后,宰相房琯率兵与叛军大战失利,被朝廷罢官。杜甫此时刚刚当上了负责进谏的左拾遗,就向同样登基不久的唐肃宗上疏,认为房琯没有大罪过,应该仍旧给予重任。这还不算,在朝廷上面见唐肃宗时,杜甫盯着这件事情不放,纠缠不休。 除了态度异常坚决外,大约他又犯了老毛病,说话有点没上没下,终于把唐肃宗弄火了,下令审讯杜甫。这次是宰相和御史出面求情,大意是杜甫说话虽然没分寸,但也算尽职尽责,杜甫这才免了刑罚之灾。 而侥幸逃过一劫后的杜甫居然还不见好就收,再次上疏为房琯的事情喋喋不休,很有点不知死活的劲头。这种不屈不挠的脾气和唐朝初年的名臣魏征非常相似,不达目的决不收手。但魏征风云际会、恰逢明主,遇到了唐太宗这样千古少见的头脑清楚的皇帝,才成就了一代谏臣的名声。纵然如此,唐太宗还经常被气得嚷嚷,要杀了这个不知进退的家伙。 杜甫碰到的唐肃宗可就没那么明白了,从此就不怎么搭理杜甫,不久更找了个借口远远地把他打发了事。在严武手下当差时,杜甫还是旧习不改。杜甫和严武幕府的同僚不和,干了一段就不耐烦了,请求严武批准辞职。严武没有答应,杜甫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报告申请。碰上这样的倔脾气,严武大概也被磨得受不了,只能让杜甫回草堂当平民去了。 这个事件看来是杜甫一生的一个转折。从在唐肃宗中央政府的积极进取,到在严武地方政府的消极请辞,杜甫从政的热情似乎消退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对国乱民困的忧虑始终如一。 生存:一半饿死一半撑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 初到长安不久,父亲去世使杜甫失去了经济来源,很快生活就陷于困窘。他曾采草药出售以糊口,曾经去买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但这些都救不了穷,十来天没米下锅的情形也不少见,他不得不奔走于豪门和亲友之间,乞求一点援助。 杜甫在长安有一个晚辈,为了蹭一顿饭,杜甫时时到那里走动。这个晚辈混得也一般,杜甫去的多了,他虽然表面上不便说什么,给人气受的事情难免做点出来。偶尔运气好了,有人同情杜甫的处境,热情招待他一次,就足以让杜甫感激不尽了。 这种生活状态,杜甫在长安坚持了10年。等杜甫弄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一代“诗圣”流落到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还是切身之痛。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过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杰出诗人却落得如此下场,大概令后人感到不安,于是人们对杜甫的死因做了种种解释,并推断出溺死、病死等各种说法。然而,纵然真是这样,对诗人本身的痛苦也没有任何补益。他以他的颠沛痛楚见证了盛世唐朝的没落,他那些伟大诗篇,就是他一生悲苦的哀鸣。
《秋天》 ——杜涯 是谁带来了这场爱情?一个上午,悬铃木落花一样飘飞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破败的花园每次我出门都看到了那片树林我总是走近它,仿佛它是我的命运仿佛是它使我迅速衰亡仿佛我就要喊出一个遗忘的地名:比如:“春天”、“栗树”、“山冈”或者“风”、“流逝”,但这些都不是街头有一车车的黄花被人买走像秋天的风声又被我听见:每次我回转身都看到了那片树林我总是看着它,我总是喊不出声,仿佛我的爱情我的衰老的上午我望不见远处的山我追赶一车的黄花并看着爱情走远赏析:在近20年中国涌现的女诗人中,杜涯是我最欣赏的一个。杜涯的诗歌如同她的性格,平和、文静,与你保持距离但关系融洽。如果梳理她喜欢的词汇,我们可以发现,春天、秋天、风、桃花、树、树林、泪水、月光、爱情、花、村庄、水……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这些意象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母题:对自然的依恋和时光流逝引起的痛感。《秋天》也不例外。《秋天》的语言极度优美,每一节都是一幅生动凄丽的画面;但又不止于优美,诗行间容纳了多少的哀伤与追忆。一个人在城市里回忆过去,本来,“悬铃木落花一样飘飞”是具有美感的,但在忧伤的“我”的眼中,“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破败的花园”。秋天,有人在卖菊花。新采撷的菊花在街头一车车地被人买走,“我”的心也随之恍惚起来,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记忆中最美丽的部分。“我”怀念的是一个树林。这个树林,必定发生过刻骨铭心的事情。那是在春天,栗树开花的时节,微风轻拂,艳阳高照,一切是那么地醉人。而逝去的终归逝去了,对于往事,“我”只能无言:——“每次我回转身都看到了那片树林/我总是看着它,我总是喊不出声,仿佛我的爱情”。“仿佛我的爱情”看似随意的“累赘”,实际上是诗歌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在不经意间为诗歌定了调,并告知人们“我”的忧伤的原因——既是为爱情,也是为时光的流逝。最后一节是最令人伤感的,一个失去爱情(或者美好时光)的人,追赶着象征青春的菊花,却无能为力,“看着爱情走远”。这无疑是一首优异的诗篇,无论语言、意象还是情境以及内涵,都十分到位。《秋天》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经过和结果等因素样样不缺,在阅读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一幅幅图画,它们串连起来,就是流动的影像。时常听到褒古诗而贬新诗的声音,理由是新诗语言粗糙,不讲意境等等,我很想请持这些观念的人读读《秋天》这样的作品,我坚信它不比人们所喜欢的很多古诗逊色。在我读到的对杜涯诗歌评价的文章中,著名学者林贤治的表达颇有意思,在发表于2006年某一期《西湖》杂志的《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一文中,林贤治对杜涯的诗歌风格进行了总结:“杜涯的诗别具一格,抒情性很强……她常常重复,集中地写同一事物,像空洞的风,像杨树、栗树和梨树,看得出来,她惟以抒写为满足。在形式上,她也不刻意追求变化,显得相当呆板,然而这正是一个诗人执着于自身情感质地的表现。”林贤治同时认为,“不能说杜涯的诗内涵如何丰富,应当承认,社会内容仍然是单薄的。她的诗大多摄取自然意象,很少涉及人事,尤其是村庄里的穷人,所以还不是那种自觉的穷人的歌手。但是,诗中的那份忧伤、惊悚、亡逝的痛感,虽然有着古诗十九首的传统意味,然而到底属于她和她所熟悉的穷人的世界。”上面两段话,内有赞有弹,但终归还是回归到“赞”字上面。赞的时候,甚至把那些“相当呆板”的诗句和重复的诗意也看成“是一个诗人执着于自身情感质地的表现”,可见评价之高。而“弹”的部分,却不是很能服人。一种被反复使用而“显得相当呆板”的形式,与“一个诗人执着于自身情感质地”是否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一首好诗是不是必须出现“社会内容”,写与乡村有关的诗是不是必须涉及“穷人”,要成为“穷人的歌手”?对此我持保留态度。人的情感复杂多变,诗歌也有很多种,有的好诗,其文本有一种自足性,我们不能要求所有风格和内容的诗歌都要“关心人民疾苦”。诗歌的好与坏,不是看内容,而是看诗人是否在某一种风格上达到了令人惊讶的高度。在我看来,作为诗人,李商隐的伟大程度并不比杜甫稍低。杜涯在她的这一种风格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因而她是优秀的。从行文看来,林贤治对自己的论点也是犹疑不定的,他对杜涯的评价形成了一条起伏不定的线条,在遗憾于她没有充当“穷人的歌手”之后,马上又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认为杜涯的《挽歌》具有哲学的深度,是中国的诗歌所缺乏的。然而令人纳闷的是,林贤治一方面在盛赞杜涯,并肯定了部分诗人的写作之后,却说:“我们只有喧闹的诗歌,实质上只是一些嘈杂的声音,而不见完整的诗人形象。诗大于诗人。”最终甚至得出了“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是一座空山”的结论,这多少有写牵强。
在近20年中国涌现的女诗人中,杜涯是我最欣赏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她的作品的质量,还与我的性情相关。也许我在某些场合很多话,很活跃,但我更清楚自己在更多的时候的沉默与忧郁,我写过很多忧郁的诗歌,尽管现在看来它们都不够成熟,但那种失落、感伤却一直为我所迷恋。生活已经不可能让我们寻回“看花落也掉泪”的情绪,而对逝去事物的怀念与追忆,却是所有人的共同特点。在这个层面上,杜涯以她的才华为世人做出了印证。 杜涯的诗歌如同她的性格,平和、文静,与你保持距离但关系融洽。许多诗人以语言为上,读他们的作品,总会感到那一个个词语从纸页上蹦出来,撞击你的视网膜。而杜涯的诗重在氛围的营造,它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眼睛的冲击,而是对阅读者身心的包容和感染。如果说那些以意象的特殊性取胜的诗歌是一把刀子,给人刺痛感,那么,杜涯的诗歌就是一个巨大的乾坤袋,你一旦陷入进去,就无可脱身。杜涯自己也这么说:“诗歌的最高境界也许和华美和色彩斑斓无关。真正的诗歌应是无声的,是沉默。”(杜涯:《童年•梦•诗歌》,见诗集《风用它明亮的翅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如果梳理杜涯诗歌的词汇,我们可以发现,春天、秋天、风、桃花、树、树林、泪水、月光、爱情、花、村庄、水……占据了她的诗歌的绝大部分空间,这些意象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母题:对自然的依恋和时光流逝引起的痛感—— 是谁带来了这场爱情? 一个上午,悬铃木落花一样飘飞 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破败的花园 每次我出门都看到了那片树林 我总是走近它,仿佛它是我的命运 仿佛是它使我迅速衰亡 仿佛我就要喊出一个遗忘的地名: 比如:“春天”、“栗树”、“山冈” 或者“风”、“流逝”,但这些都不是 街头有一车车的黄花被人买走 像秋天的风声又被我听见: 每次我回转身都看到了那片树林 我总是看着它,我总是喊不出声,仿佛我的爱情 我的衰老的上午 我望不见远处的山 我追赶一车的黄花并看着爱情走远 一个朋友动情地告诉我,他阅读完这首《秋天》后,无法忍住感伤的泪水。我则告诉他,我虽然不习惯在阅读时过于动情,但杜涯的《秋天》我读过无数遍,甚至在2003年春节期间我妻子分娩前的那个晚上,我都在向她介绍杜涯和她的《秋天》。 诗歌的语言极度优美,每一节都是一幅生动凄丽的画面;但又不止于优美,诗行间容纳了多少的哀伤与追忆。一个人在城市里回忆过去,本来,“悬铃木落花一样飘飞”是具有美感的,但在忧伤的“我”的眼中,“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破败的花园”。 秋天了,有人在卖菊花,新采撷的菊花在街头一车车地被人买走,“我”的心也随之恍惚起来,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记忆中最美丽的部分。“我”怀念的是一个树林。这个树林,必定发生过刻骨铭心的事情。那是在春天,栗树开花的时节,微风轻拂,艳阳高照,一切是那么地醉人。而逝去的终归逝去了,对于往事,“我”只能无言:——“每次我回转身都看到了那片树林/我总是看着它,我总是喊不出声,仿佛我的爱情”。“仿佛我的爱情”看似随意的“累赘”,实际上是诗歌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在不经意间为诗歌定了调,并告知人们“我”的忧伤的原因——既是为爱情,也是为时光的流逝。 最后一节是最令人伤感的,一个失去爱情(或者美好时光)的人,追赶着象征青春的菊花,却无能为力,“看着爱情走远”。写到这里,我突然理解了那位朋友的泪水。这无疑是一首优异的诗篇,无论语言、意象还是情境以及内涵,都十分到位。《秋天》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经过和结果等因素样样不缺,在阅读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一幅幅图画,它们串连起来,像优美的MTV。时常听到褒古诗而贬新诗的声音,理由是新诗语言粗糙,不讲意境等等,我很想请持这些观念的人读读杜涯、蓝蓝等人的作品,我坚信像《秋天》这样的新诗无论如何也不比人们所喜欢的很多古诗逊色,它们是新诗的光荣。 从诗歌的叙述方式,可以揣测诗人的性情,言辞新鲜花哨的诗人,性格往往比较张扬,注重作品整体性的诗人,性情则比较低调、隐忍,对诗歌极其认真。杜涯无疑属于后一种。在青春诗会的作品讨论会上,我对杜涯的诗歌和为人给予了一个初识者所能给予的尽可能高的评价:杜涯是一个优秀的女低音,她的诗歌朴素、干净,有一种宁静的美,这与她的性情是相吻合的,最优秀的诗篇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来。我们已经读到从杜涯心底流淌出来的众多佳作,它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让我们无时不感受到自然景物背后的命运之手。霍金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但你永远不知道究竟注定了什么。杜涯的诗歌试图探寻那只手指向何处,这一切注定没有结局。因此,尽管杜涯的诗里出现过一种又一种怀抱生命的事物,却没有什么不会消逝—— 在后山,在倾斜的坡上 槐花已经落了三天 当我在暮春那温和的风中 跑到槐树下,并抬头仰望 槐花,它们已在我到来之前 悄无声息地落尽了 ——《我记得那槐花飘落》 这种怅惘和挽歌式的低吟因为内心的爱和悲悯而显现光芒,它赋予诗歌一种浓郁的悲剧色彩,从而彰显了诗人沉思者的形象。但如果一味地沉湎于叹息之中,是否会导致另一种结果?当我捧起《风用它明亮的翅膀》,在赞叹诗人无处不在的才华的同时,也不得不暗暗感叹其中风格和内涵的单一。这其实是所有诗人遭遇到的共同问题:当他们依靠一批风格相近的作品奠定地位,并一再通过类似的创作进行加强而终于成为异于他人的“这一个”时,另一重阴影也缓缓移近,那就是“重复”。一个能够不停地对自己的创作风格进行微调的诗人值得敬佩,至少,他还有勇气重新开始,去找另一种可能性。这使我想起了黄山青春诗会的一个夜晚,一大群人跑到宾馆附近的汤口镇上网。路上,杜涯满脸神秘地说要送我一件礼物,她说那礼物就在我的视线之内,要我猜。我猜不出。她用手指了指天上的月亮。第二天清晨,我遇见杜涯,也象征性地“回赠”了她一轮红彤彤的黄山太阳。没想到她竟很感动地说:谢谢你刘春,我就缺少一个太阳。现在想来,这个小插曲多么富于深意:我的诗太理性,需要增强感性(月亮);杜涯的诗太沉郁,太阳般的刚性正好是一种补充。也许,聪明的杜涯在我要送太阳给她的那一瞬,就已联想到这一点了。其实,相对于诗集《风用它明亮的翅膀》,杜涯的新作已经具有了丝丝缕缕的阳光,2001年创作的短诗《晴朗的冬天》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一些枯树枝在风中轻微地断裂/轻微的掉落在远处的地上/然而这个晴朗的冬天并不因此/多出什么,也并不因此失去什么”。尽管迷离的惆怅还在、低沉的音调还在,但加入了一些更为坚实也至为关键的东西:面对命运的宠辱不惊。这样的细微变化于一个本来就已经相当优秀的诗人,尤为可喜。 在我读到的对杜涯诗歌评价的文章中,著名学者林贤治的表达颇有意思,在发表于2006年某一期《西湖》杂志的《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一文中,林贤治对杜涯的诗歌风格进行了总结:“杜涯的诗别具一格,抒情性很强,她敏感于时序的变化,事物的易逝,是挽歌的调子,流布着一种古老的忧伤。……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指杜涯的《致故乡》一诗)的许多意象、语词,在杜涯的诗集中反复出现,可以说,她的所有作品都是这首诗的变奏。她常常重复,集中地写同一事物,像空洞的风,像杨树、栗树和梨树,看得出来,她惟以抒写为满足。在形式上,她也不刻意追求变化,显得相当呆板,然而这正是一个诗人执着于自身情感质地的表现。”林贤治同时也认为,“不能说杜涯的诗内涵如何丰富,应当承认,社会内容仍然是单薄的。她的诗大多摄取自然意象,很少涉及人事,尤其是村庄里的穷人,所以还不是那种自觉的穷人的歌手。但是,诗中的那份忧伤、惊悚、亡逝的痛感,虽然有着古诗十九首的传统意味,然而到底属于她和她所熟悉的穷人的世界。”上面两段话,内有赞有弹,但终归还是回归到“赞”字上面。赞的时候,甚至把那些“相当呆板”的诗句和重复的诗意也看成“是一个诗人执着于自身情感质地的表现”,可见评价之高。而“弹”的部分,却不是很能服人。一种被反复使用而“显得相当呆板”的形式,与“一个诗人执着于自身情感质地”是否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一首好诗是不是必须出现“社会内容”,写与乡村有关的诗是不是必须涉及“穷人”,要成为“穷人的歌手”?对此我持保留态度。人的情感复杂多变,诗歌也有很多种,有的好诗,其文本有一种自足性,我们不能要求所有风格和内容的诗歌都要“关心人民疾苦”。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诗人,李商隐的伟大程度并不比杜甫稍低。诗歌的好与坏,不是看内容,而是看诗人是否在某一种风格上达到了令人惊讶的高度。杜涯在她的这一种风格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因而她是优秀的,难以设想她要是直接书写“穷人”,诗歌的质地会成为什么模样。——我们能够强求秦观去写白居易的风格吗? 从行文看来,林贤治对自己的论点也是犹疑不定的,他对杜涯的评价形成了一条起伏不定的线条,在遗憾于她没有充当“穷人的歌手”之后,马上又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杜涯是那种哀歌型的诗人,‘命运的钟声’,回响在她的每一件作品之中。她的最温暖的作品,都是为了烘托即时的寒意,而从记忆中升起的。这些以乡村为背景的悲剧作品,永续了古代骚人的易感的传统,暗合了西哲的生命哲学的精义;而在事实上,却是中国乡村在城市崛起的阴影下走向衰败的写照。”在引用了杜涯的《挽歌》之后,林贤治认为这首诗的悲剧性具有哲学的深度,并认为这是中国的诗歌所缺乏的。然而令人纳闷的是,林贤治一方面在盛赞杜涯,并肯定了部分诗人的写作之后,却说:“我们只有喧闹的诗歌,实质上只是一些嘈杂的声音,而不见完整的诗人形象。诗大于诗人。”并茫然四顾:“诗人都到哪里去了?”最终得出了“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是一座空山”的结论。“诗大于诗人”有什么不好呢?诗在,诗人自然就在,诗人的形象难道不是由诗歌而来的吗?“诗人大于诗”,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过太多有名无诗的人,他们如同跳蚤般在文坛上串下跳,在名利场上乱拱,或者他们热衷于政治诉求,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派,惟独不是一个诗人。这样的状况对于诗歌而言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在我看来,这些人什么都可以去做,最好不要做一个诗人。 在同一篇文章里,林贤治还对诗人杨键的作品进行了批评:“杨键文字清淡素朴,亲切自然,大凡乡村的人物情事,无不可以入诗,但因此也就限于风景画或风情画,发掘不深,不少诗失之简单,像是一沓未完成的素描。”应该承认,林贤治对杨键的诗歌风格拿捏得十分准确,但是杨键的诗歌是否像他所批评的那样,只是一沓未完成的素描,而缺乏深度呢?很值得商榷。我仍然是那句话:这是一个多元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品都把“社会功用”放在首位,诗歌就是诗歌,它有自身的规律与写作伦理。在很多诗人和批评家看来,杨键的诗歌并非林贤治想象的那么粗浅和简单。比如诗人柏桦就认为,杨键写诗的笔法是典型的中国画功夫,写意或者工笔兼具,尤其强调简朴、认真、醒目的白描写实;杨键就是以这种方法写出了大量有关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诗篇,也写出了许多动物的悲苦;他一切诗的主题几乎都指向中华大地的苦、人民的苦,哪怕他也写过一些中国乡村之美的诗,但从中都透出一丝细腻的悲凉;杨键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对苦难的书写这个部分。(见《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诗人庞培则说:“只有杨键一人在写中国百姓的苦难。”(同上)柏桦、庞培的意见可谓和林贤治针锋相对,该偏向哪一方呢,不同的读者会依照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作出抉择。 扯远了,还是回到前面提及的讨论会现场吧。在讨论到我的诗歌时,杜涯开始投桃报李。她对我的作品进行了一些令我汗颜的评价,比如语言非常成熟,有深度之类。最后,她“提醒”我应该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过于在乎别人的意见。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而现在,当我无事找事地试图对她的诗歌找出一些瑕疵时,她是否也会这么提醒自己?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写着,而且相互鼓励。 为了显示我对杜涯的了解,在本文结束前,我要披露一些“隐私”。在我们一起开会那年,杜涯的职业是杂志社编辑,那不是一般的杂志,而是一个以老年人为对象的杂志(后来,杜涯离开河南去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她很喜欢这份工作,从与老人的接触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也许正因为如此,本就像老人一样善良的杜涯还像老人一般谨慎,不仅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还怕别人给自己添麻烦。因为合肥到郑州的列车晚上十点才开出,而且没座位,所以从黄山回合肥的那天清晨,朋友们叫她与合肥的诗友联系,看能否帮忙弄一张座位票。她连连摆手:不要不要,这样太麻烦别人。我又叫她和我一同到南京乘车,南京车多,座位票容易买。她又连声说:不行不行,这样就说不清楚了。我一愣: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不就是到南京搭车吗?她说,我一个人去南京转车倒还可以,我们一起去就说不清楚了。周围的诗友闻言,足足笑了好几分钟。求最佳!!!!!!!
佳人 杜甫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 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 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题解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由左拾遗降为华州司功参军。第二年七月,他毅然弃官,拖家带口,客居秦州,在那里负薪采橡栗,自给度日,《佳人》就写于这一年的秋季。诗中写一个乱世佳人被丈夫遗弃,幽居空谷,艰难度日。关于这首诗的作意,一向有争论。有人认为全是寄托,有人则认为是写实,但大部分折衷于二者之间。 杜甫身逢安史之乱,身陷贼手而不忘君国;对大唐朝廷,竭尽忠诚,竟落得降职弃官,漂泊流离。但他在关山难越、生计困窘的情况下,也始终不忘国忧。这样的不平遭际,这样的精神气节,可嘉可叹,与这首诗的女主人公很有些相像。所以,作者借他人之酒以浇胸中块垒,在她的身上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杜甫的《佳人》应该看作是一篇客观反映与主观寄托相结合的诗作。 句解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有一位盖世无双的绝代佳人,幽居在空寂的山谷。她说自己本是世宦人家的女儿,如今却沦落山野,与草木相依。开头两句点题。上句言其貌之美,下句言其品之高。又以幽居的环境,衬出佳人的孤寂,点出佳人命运之悲,处境之苦,隐含着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绝代”,冠绝当代。 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 以上是第三人称的描状,笔调含蓄蕴藉;以下转为第一人称的倾诉,语气率直酣畅。当年安史之乱,长安沦陷,兄弟们惨遭杀戮。官位高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死后连尸骨都不得收敛。“关中”,指函谷关以西地区,这里指长安。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史叛军攻陷长安。“官高”应上文之“良家子”,强调绝代佳人出自贵人之家。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 世态人情总是厌恶衰落,万事都如风中的烛火飘忽不定。娘家中落之后,轻薄的夫婿也看不起我了,新娶了一个美貌如玉的妇人。这四句托物兴感,刻画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宋代的刘辰翁评论说:“闲言余语,无不可感。”“转烛”,以风中的烛光,飘摇不定,比喻世事转变、光景流逝的迅速。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夜合花还知道朝开夜合,鸳鸯也都是同飞共宿。那负心的人,他只看得见新人的高兴欢笑,哪听得见旧人的悲痛啼哭?诗人以形象的比喻,写负心人的无义绝情,被抛弃的人伤心痛苦。在倾诉个人不幸、慨叹世情冷漠的言辞中,充溢着悲愤不平。一“新”一“旧”、一“笑”一“哭”,强烈对照,被遗弃女子声泪俱下的痛苦之状,如在目前。“合昏”,即合欢,一名夜合,其花朝开夜合,故云“知时”。“鸳鸯”,鸟名,多雌雄成对,生活在水边。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 泉水在山间时是清的,出山以后就浑浊了。唉,世人该如何看待被遗弃的我?为买口粮,丫环替我变卖了首饰回来了,草棚漏雨,我和她一起牵引藤萝,修补茅屋。这几句似悲似诉,自言自誓,有矜持慷慨、修洁端丽之意。同时,可见佳人居家环境的简陋清幽,生活的清贫困窘。浦起龙评论说:“这二句,可谓贞士之心,化人之舌,建安而下无此语也。”它出自《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但在本诗中,有多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或以新人旧人为清浊,或以前华后憔为清浊,或以在家弃外为清浊,或以守贞为清、改节为浊。还有人认为:佳人以泉水自喻,以山喻夫婿之家,意思是妇人为夫所爱,世人便认为她是清的;为夫所弃,世人便认为她是浊的。另一种解释是佳人怨其夫之辞。人之同处空谷幽寂之地,就像泉水之在山,无所挠其清。佳人之夫出山,乃随物流荡,遂为山下之浊泉。而她则宁肯受饥寒,也不愿再嫁,成为那浊泉。这就像晋孙绰《三日兰亭诗序》所说的那样:“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邪?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我信手摘了一枝花,却没心思插上鬓发;只是常常把那柏枝拣个满把。天冷了,太阳落了,她穿着单薄的翠衫,静静地倚着那修长的竹树。 末两句以写景作结,画出佳人的孤高和绝世而立,画外有意,象外有情。在体态美中,透露着意态美。这种美,不只是一种女性美,也是古代士大夫追求的一种理想美。诗句暗示读者,这位时乖命蹇的女子,就像那经寒不凋的翠柏、挺拔劲节的绿竹,有着高洁的情操。诗的最后两句,为后人激赏,妙在对美人容貌不着一字形容,仅凭“翠袖”“修竹”这一对色泽清新而寓有兴寄的意象,与天寒日暮的山中环境相融合,便传神地画出佳人不胜清寒、孤寂无依的幽姿高致。“动”,每每。“掬”,把,两手捧取。 评解 以弃妇为题材的古典诗文不乏佳作。如《诗经·卫风》中的《氓》,汉乐府里的《上山采蘼芜》等,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写被废弃的陈皇后,其中“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娱”两句,正是杜甫《佳人》诗题的来源。 杜甫很少写专咏美人的诗歌,《佳人》却以其格调之高而成为咏美人的名篇。山中清泉见其品质之清,侍婢卖珠见其生计之贫,牵萝补屋见其隐居之志,摘花不戴见其朴素无华,采柏盈掬见其情操贞洁,日暮倚竹见其清高寂寞。诗人以纯客观叙述方法,兼采夹叙夹议和形象比喻等手法,描述了一个在战乱时期被遗弃的上层社会妇女所遭的不幸,并在逆境中揭示她的高尚情操,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全诗分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写佳人家庭的不幸遭遇。第二段,佳人倾诉见弃于夫的大不幸。第三段,赞美佳人虽遭不幸,尚能洁身自持的高尚情操。 这首五言古体诗,从开篇一路下来,都是“说”,到了结尾两句,才以一幅画忽然结束。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没有拿一个结局去迁就读者的胃口,而是用一个悬念故意吊着读者的胃口。读过这首诗的人,一闭上眼睛,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位绝世美貌却格外不幸的佳人,在秋风中,在黄昏里,衣裳单薄,孤伶伶地站在那里,背靠着一丛竹,眼里流露着哀愁。
有句佛语说:掬水月在手。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有时可以办到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样,当我们虔诚地拜读杜甫的诗作时,一个鲜活的形象也可以很生动的跃出于面前。 杜甫不同于李白,他把自己推到一个压抑的屋檐下。背负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责任感,杜甫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的描述着时代的面貌和人民内心的悲苦。 杜甫的诗犹如大唐由盛到衰可悲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着他不同时期的真实景观和社会生活矛盾。又如一个历史宝库,包含着浑涵汪洋、千汇万状的丰富内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和“百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的忧过忧民的深衷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个惊人死不休”的鸿鹄壮志,形成了他沉郁顿挫的独特格调和精益求精的诗艺,也铸就了这位彷徨者无数铿锵凝练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辞。于是他便成了诗中的圣人。 他的诗便是他的情感发泄,发泄他对现实的不满而又无可为的无可奈何。读他的诗,俨然在接受清除心灵污垢的洗礼,高档格调的文辞、深刻压抑的真实的真实感情在读者的心中荡起一圈圈涟漪。于是人们便想起了大海的浩淼,想起了弯月的宁静,也想起了杜甫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者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汉魏的浑朴古雅,六朝的藻丽纤秾、淡远韶秀杜甫无一不备。杜甫之后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险韵,铺张描写,逞才使气,是“沉着痛快”的诗,元稹、白居易将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理论化,导引了“新乐府”运动。也是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对杜甫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并许以最高的地位。两宋诗之冠冕的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宗都以杜甫为祖、金、元、明之诗坛巨擘都是杜甫为之开先。陆游有诗曰: 千载《诗》亡不复删 少陵谈笑即追还 尝憎晚辈言“诗史” 《清庙》《生民》伯仲间。 他视人们尊杜诗为诗史为不足,必置于雅、颂之音中犹若诗中之经才好。秦观在《韩愈论》中,将孔子与杜甫同提并论,孔子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整理之功可用集大成者来赞,“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虽未直接称圣,实亦许之矣。到了明代,杜甫已经正是被称为诗圣了。 杜甫的一生,是饱经忧患的一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热爱祖国和人民,关心政治,从青年时代起就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匡时济世之心走进社会。但是,杜甫一生坎坷,屡次科场失意。他长期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各个阶层,了解政治情况,洞察社会动态,体验民间疾苦。他站得高,看得远,具有民胞物与的高尚情怀。因此,他的诗歌立足忠厚,其风格雄浑高古,自成一家,被尊称为“诗圣”。又因为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站在人民立场,敢于面对社会黑暗,痛陈时弊,把社会上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国家的政治动态,都概括在诗歌作品里,所以又被尊称为“诗史”。唐代元稹对杜甫的评价甚高,曾说:“上薄风骚,下盖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经过时间的验证,元稹对杜甫的评价与褒扬毫不过分。 杜甫是诗歌语言大师,他在语言的锤炼上是着意下了一番功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刻苦努力的真实写照。翻开杜甫的诗集,人们会看到佳句连篇,妙语如珠,使人眼花缭乱,有目不暇接之感。杜甫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是精确凝练,概括力强,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仅用十个字就把封建社会里贫富悬殊做了鲜明的对比,爱憎分明。又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仅用两句就把战乱年月漂泊异乡之人的思家之情表露无遗。杜诗语言的又一特色是丰富多彩,形象鲜明,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色彩明快,妙语传神;又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则如一幅细腻逼真的田园风景画。杜甫诗歌语言的另一特色是质朴自然,明快通俗,如“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四句诗完全是民间流传的谣谚语言,经作者引入诗中,既通俗易懂又恰切自然。杜甫的诗歌音调美也是一大特色,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流连细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铿锵悦耳,富有节奏感,读来琅琅上口。 诗评,,,,,,,,,,,,,,,, 一部杜甫集,不仅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这个特殊时代的社会面貌,而且也表现了诗人虽坎坷潦倒、颠沛流离却始终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崇高精神。在艺术上,杜诗不仅集前人之大成,而成为辉煌的唐代诗歌的一面旗帜,也是开后世之先路,令百代学习景仰的楷模。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世界范围的文化伟人。 登高——[唐]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衷,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絮霜鬓,潦倒此停浊洒杯。 《登高》写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当年杜甫居住在夔州,在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诗人登高远眺有感,遂写本诗。 前四句重点是写景,但景中亦含情。 开篇“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便从细微之处着眼,描绘了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觉到的具体景物。在这两句诗中诗人排列了 “风”、“天”、“猿”、“渚”、“沙”、“鸟” 六种自然事物,每种事物后边都用一个字或词巧妙恰当地加以形容,“风疾”、“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两句诗虽然没有一句写登高,也没有一个字点名秋天这一季节,但句句不离登高,字字饱蕴秋意。没有秋,便不会有“风疾”、“天高”和“猿啸哀”的所感;不登高,便不会有“渚清”、“沙白”和“鸟飞回”的所见。诗人将这多种物象组合起来,构成一幅立体的空间画面,一幅萦绕着悲凉萧瑟气氲的画面,流露了诗人心中无限凄凉。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诗人在这里从大处落笔,写登临高处所见到的两大壮观景象,犹如影视技术的特写镜头,在读者脑海中形成壮阔无边,波涛汹涌的动感画面——无边无际的树叶纷纷飘落,滔滔的长江之水波涛汹涌,滚滚而来。不仅壮观,更显大气磅礴。这里如同前两句一样,依然没有提到季节与登高,然而“无边落木萧萧下”是非深秋季节所能有的,“不尽长江滚滚来”也是非登高所能观赏和感受到的。此外,“落木萧萧”、“长江滚滚”又和前两句的“风急天高”、“渚清沙白”遥相呼应,承接而来,足见诗人构思之高妙。这两句虽然仍然是在写景,但那“无边”的“落木” ,“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却饱含着诗人强烈的思想感情,是诗人浩茫心事的真实写照。以上四个写景的诗句,构成了诗人登高时所见所闻所感的整体画面,而这个整体画面恰恰为下文抒发诗人的感情设置了一个典型的大的环境背景。 后四句重点在于抒情,但情中又寓景。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由前面的明写景物暗含抒情,转为直接抒情,暗中写景。上句写诗人思乡、悲秋和飘零他乡的客旅身世。“万里”,极言思乡情切。“悲秋”,秋季“落木萧萧”的景象出发了诗人身世飘零的悲叹。“作客”,是说身为他乡游子,举目无亲,不得与家人团聚的思亲之愁。又用一“常”字加以修饰,极言“作客”他乡时间之长久,更见思乡思亲之情切。诗人满腹愁苦都紧扣眼前的秋景,可见抒情中暗合秋景的描绘。“百年”,极言年老。“多病”,体弱多病,而更有忧国忧民之痛。“登台”,这是诗中点题之处,登高则能望远,然而登上高处的所见所闻又都是凄凉的景象,非但没能令诗人心旷神怡,反而更勾起心灵深处的哀痛,更何况还是“独”自一人去“登台”呢?这一个“独”字更显其孤独的处境。这两句诗,细致传神地描画出了诗人此时的自我形象,难怪后人千古传送。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进一步抒发诗人内心无尽的“苦恨”,暗中再次点明久久重阳登高之事。“艰难”,一是身世的艰难,坎坷,另一是国事和民生的艰难,诗人此时的感情,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愁苦上。“霜鬓”,即白发,是由“苦恨” 所致,在着一“繁”字,则更显“苦恨”之情日深。“潦倒”,指体衰多病,愁肠百结,极言心中的愁闷。诗人本已年老体衰多病,却又加上长久在“万里”他乡“作客”,心中无限愁闷。适逢重阳,本想登高消愁,看见的确实满目秋色,结果是愁上加愁,悲苦之情又平添了许多。此景此情,诗人怎能不想起以酒消愁呢?然而却“新停浊酒杯”,因病刚刚戒酒。在这里,诗人的心境与眼前的景色完全交融在一起了,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表达了诗人登高时的感怀,也构成了前四句所描写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受。 作品意境浑厚感人,语言凝练含蓄,格律工稳严整,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杜甫《月夜》赏析2008年12月02日 星期二 下午 10:39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赏析】 鄜(fu孚)州:地名,今陕西富县。 望月怀远。这在古典诗歌中是一个烂熟的题目。在杜甫生活的盛唐时期,古典诗歌固然正处于大开拓、大发展的阶段,但如像对景伤怀、思亲怀友这类的题材,却已早经无数作者吟咏,要出新意颇不容易。这一首五律,却在内容表达与章法技巧上脱落故常,出奇制胜,成为同类题材作品中千古独步的名篇。 应该承认,这首诗之所以感人至深,首先在于它所抒发的是诗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触发的郁勃真切的离情别绪。回溯诗人的生平我们可以知道,天宝十五年(756)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白水。六月,安史叛军破潼关,玄宗奔蜀,杜甫只得携眷北行,至鄜州暂住。七月,肃宗李亨即位灵武,杜甫只身前去投奔,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这首诗就是身陷贼营的杜甫八月在长安所作。没有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祸,便没有诗人的这番家人离散,身陷绝境的悲惨经历。而如果没有这番特殊的经历,要产生诗中的哀惋凄切、深挚缠绵的离情也是不可想象的。此诗的重要价值,确乎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感这一点上。 不过使得这首诗在众多的抒写乱世之离情的作品中高标独秀的,却无疑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新奇角度与抒写章法。在这里,老杜并不一般地就景敷情、缘情述事,而是别出心裁从思念对象一边落笔,从头至尾细致熨帖地描摹自己想象中的对方的景况。无限的深情、痴情都从这一系列想象描写中流泻而出,达到了抒情的极致。首联二句,绝不说自己望月而忆妻,偏说妻子见月而思己,比起一般的直诉自己的情感的忆内之作,一开篇意思就深了一层。前人写过“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和“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一类的名句,那都是兼及“忆”与“被忆”双方的,这里却偏偏只提被忆的一方,抒写角度的转换,使得辞旨婉切,更显出诗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妻子身边,是时时尾随着可爱的小儿女的。诗人月夜思妻,必然密不可分地念及孩子。可是颔联二句不正面说自己望月忆儿女,偏说儿女随母望月,又想象儿女幼小,尚不解望月而思念身陷长安的慈父。真是此情此景,将何以堪!诗人刻骨铭心的忆内之情,又在这痛苦的想象中更深入一层。第三联,想象愈加具体化,虚拟妻子在这个夜晚望月怀夫、久久不眠的情景,是整首诗中意境最优美,辞采最清丽的抒情句子。鬟湿而臂寒,状看月之久与怀人之痴。月色愈好而痛苦愈增,夜深天寒都浑然不觉。这位闺中娘子是如此多情而执着,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的诗人深切思念吗?王嗣奭《杜臆》认为此联“语丽情悲”。实为中肯。诗的末联,方才将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形象摆进去,仍以想象之笔结情。这是盼望相思之愿能偿,有朝一日伉俪重逢,双双对此明月舒愁,抹掉战乱带来的伤痛痕迹。这里对前文的承接照应十分细密周到,表现出诗人情感之深婉沉绵,如“双”承“独”,“照”承“月”,“泪痕干”反衬双方各自“独看”时的泪流不止,这些都真切地传达出诗人憎恨乱离,盼望团圆的迫切心情。 愤恰是人民的悲愤,他在替百姓呼号。杜诗中著名的“三吏”、“三别”,全面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我们看其中的《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pí皮〕。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中的“我”是个当兵归来的青年农民。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农村普遍衰败,田园庐舍一片荒凉。这个败阵归来的士兵看到家乡已面貌全非,乡邻们走死逃亡,旧里已成空巷,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一片凄惨气氛。村里成了狐狸之类的乐园,它们反客为主,竖起毛来发怒,怪这个青年的哭声搅乱了它们的安宁。在百无聊赖中,这个农民为活下去开始锄地,灌园,尽庄稼人的本分。然而仍不能安静地生活,县吏知他回来,又召他去练兵。这次是当地方兵,不出本州,转身看看家里,任何可携带的东西都没有。稍觉安慰的是,虽然只身一人,在本地总比远离家乡不知所归好些吧。可是又一想,家乡已一无所有,无所留恋,远近都一样,无所谓了。他又想起已经死去五年的母亲,生儿得不到孝顺,母子都留下刻骨的遗恨。人生到了这种无家可别的程度,百姓还怎么活下去呢? 杜甫诗歌,继承和发展了自《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面向社会,面向人民,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并由此形成了借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忧时悯乱思想感情的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杜甫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较多地歌唱时事的大诗人,他用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下了众多的、质量很高的叙事诗,塑造了众多的典型形象。杜诗通过这些艺术概括的形象,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深重灾难的生活: 逾墙而逃的老翁、急应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夔州负薪的老处女,以及如狼似虎的役吏、炙手可热的杨国忠兄妹、烧杀虏掠的安史乱军…… 这些形象,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无情地抨击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强烈谴责乱军的暴行。 杜甫在《丽人行》、《石壕吏》、《兵车行》、《垂老别》等著名诗篇中,运用了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观事实的叙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不动声色地抨击了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地表露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如《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后来鞍马可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这首诗讽刺了杨氏兄妹的骄纵荒淫,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妙在从头到尾,都用精工细腻的笔触、鲜明富丽的色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自己的倾向和感情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龙《读杜心解》),从而有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 再次,杜甫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心理,塑造形象。无论是独白还是对话,都精彩传神,很好地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思想。比如《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独白写出,将她送别丈夫时的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活动展示无遗,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 最后,杜甫还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中的“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这一细节,而且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深寓着作者的同情与愤慨。 上述几点,在杜甫的叙事诗中往往是同时出现的,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为杜诗抒发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提供了最好的创作方法。 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浅谈杜甫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高度的爱国精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一大特色,这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也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爱国诗人陆游、文天祥等就深受杜甫的影响。
现实是复杂的,为了全面地反映现实,杜甫掌握了利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诗在杜甫手中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他用诗写传记,写游记,写自传,写奏仪,写书札,写寓言,写诗文评,总之,凡是别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只以七律而论,杜甫之前,大都是用来歌功颂德或唱和应酬的,但他却用来反映民生疾苦和国家大事,成了讽刺武器。
为了生动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在表现手法上杜甫也为后人开示了不少法门。如学习民歌运用对话和口语,就大大提高了诗的表现力和俗语在诗中的地位,使诗歌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众。
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确,我们不能不为在祖国文学史上同时出现的这两位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尤其提及现实主义的时候,人们怎能不为杜甫的诗词所津津乐道。
参考文献:
(1)《唐宋散文》 张清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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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唐文》 董诰 中华书局 1983
(8)《诗品集注》 曹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9)《南齐书》 萧子显 中华书局 1972
(10)《明皇杂录》 郑处诲 中华书局 1994
(11)《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周建忠 郭新良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12)《为什么尊杜甫为“诗圣”》 陈昌渠
(13)《顾随全集》第三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1】
[摘要]杜甫的诗善于铺陈,多叙事,全面而忠实地反映了整个唐朝由盛转衰的史过程,而且具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因而被后世称之为“诗史”。
郭预衡在其《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书中也说,“杜诗这样刻画如此众多‘乱离人’的群相,这样广泛地反映他们的生活,这样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确是前无古人的。”
[关键词]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思想感情
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决定了杜甫的诗歌都具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在杜甫的诗歌中,其现实主义精神首要地就表现在这一类以时事入诗,干预政治,揭露统治阶级的种种罪行具有着明显政治性的诗歌上。
杜甫的一生,做官的时间并不长,总计起来也不超过四年。
但是杜甫和其他的文人一样都对仕途之路抱有极大的热忱,在他为官期间,为人耿直的性格让他得罪了不少的宦官子弟,因而仕途之路一再受到挫折。
或许正是这样坎坷的道路才使得杜甫看清了仕途的黑暗。
杜甫困居长安时,其由于仕途屡次遭到了阻碍,生活过得很屈辱。
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就写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当时的生活每天都处在饥饿与贫苦之中度过,非常的穷困潦倒,这样的几句诗歌正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显示出了他现实主义创作的端倪。
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杜甫诗歌中现实主义精神的第二个体现就在于他对于人民、百姓的关怀。
在杜甫为官之前,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杜甫也尝试了普通百姓们的穷苦生活。
所以,他在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霸道的同时不忘对人民的关怀和同情。
《兵车行》一诗中,杜甫就为统治阶级压迫下的穷苦人民怨声载道,“信知生男恶,反知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的思想感情与百姓的思想感情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与其说是杜甫写实手法的深动,倒不如说是他对于人民的悲惨境地感同身受,正是因为深有体会,才使得杜甫将人民的疾苦描写的如此真实。
《北征》也真实地再现了安史之乱中民生凋敝、国家混乱的情景。
“靡靡逾阡陌,人烟渺萧瑟。
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杜甫在归途中,走过一条乡间小路,人烟很稀少,即使碰到行人也大都负伤,有的甚至留着血。
此情此景顿时勾起了杜甫的仁爱之心,他替百姓伸冤,替百姓诉不平。
夜里,他又来到了战场,“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诗人看到了满地的白骨,除了告慰牺牲的勇士,也委婉地向皇帝劝诫,安史之乱的教训不能忘,这无疑是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的具体展现。
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剑客都对祖国的山川有着深厚的喜爱,在多少诗人的笔下,对祖国大好山川的赞美已经成为了爱国情怀的直接表达。
而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除了感受到他的爱民心切,更是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他对于祖国山川的热爱和崇敬之情。
在壮游时期,少年杜甫同友人游山玩水,走访了吴越、齐赵,那时他就对祖国的河川有着一份独特的偏爱。
在《望岳》一诗中,杜甫登上了泰山,望着祖国山川秀美的风景,不禁地感叹到,“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孔子曾今也说过,“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样的情怀,杜甫也正是在泰山顶上望到了祖国的强大。
杜甫的爱国之情已经不在仅限于对于祖国山川的赞美,诗人的内心早已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他的喜怒哀乐之情随着祖国的命运的不同随时变换着,“三吏”“三别”就是诗人情感变化最明显的几首诗歌。
在《哀江头》中,“少陵野老吞生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这正是站在曲江边上的杜甫看着一片荒凉的曲江,沉痛地感慨国破家亡的哀伤。
而《春望》一诗正是诗人情感悲痛的最高潮,这首诗歌写于作者困居长安时期。
京城沦陷之后,杜甫站在冷清的城垣中,已经再也看不见往日国都昌盛的样子,眼前的场景致使作者抒发出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千古哀伤。
而安史之乱结束,漂泊在外的杜甫忽然听到了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竟然“初闻涕泪满衣裳”,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
他为了抒发当时喜悦的心情,大笔一挥便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杜甫是一位创作很广阔的诗人,他不仅热衷于展现社会的历史场景,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人民的同情,更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有着仔细的观察,诗人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这些诗歌的描写中或而述怀,或而咏物,或而赠答,或而登临、或而题画、或而怀古,样样都描写的十分到位,情感也很真挚,点滴之间都渗透着诗人对于生活浓厚的热爱之情。
杜甫在人生漂泊的最后时光里,将创作的笔触慢慢地转向了平日所常之物上,作者曾今在成都的草堂寄居,生活十分地清雅。
在这个远离战争喧嚣的地方,一边是几方田地,一方是几户零散的人家,有成片的麦地,有举目望不见的荷塘,还有草堂周围盛开的各色鲜花,有鸟鸣有虫叫,有孩童的游戏有老人的闲聊,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情景,杜甫又怎能不歌颂呢?《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就描写了这样的情景,“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春意烂漫的江畔,杜甫俨然已经乐在其中了。
再如那首诗人写细雨蒙蒙的咏怀之作《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诗人将一夜滋润万物的小雨写得活灵活现,充满着柔情,仿佛是诠释着春的复苏。
无论是状物、咏怀、赠答还是题画,杜甫笔下仿佛生出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真挚而又充满了乐趣,这或许就是杜甫一直致力于将现实主义的精神给予在诗歌创作中,才使得他笔下的诗歌都生出了一种灵气,让你读之便觉得身在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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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2】
摘要:杜诗有"诗史"之称,杜甫的生活时代背景和他的个人性格及遭遇使他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作,形成了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
本文总结了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在其讲述事实,反映现实,寄情于景的写作手法,此外在他诗歌中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贯穿始终的特点也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精神。
关键词:杜甫;现实主义;寄情于景;爱国主义;人道主义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其崇高的地位和隆盛的声明被人们誉为"诗圣"。
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
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因而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特色。
1.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
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是由于时代和社会以及个人性格遭遇共同作用形成的。
在唐代"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大背景下,杜甫亲身经历了战乱离丧、朝廷的贪腐、社会生活的黑暗,人民因为战争饱受苦难,这些都使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无法实现,从而使他由意气风发的理想主义慢慢转变为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
杜甫的一生,遭受身世之苦、时代之苦、国破之苦,生活在由盛转衰的时代夹缝中,繁华成为了过眼云烟,国破家亡的痛苦时时噬啮着他,在如此的生活背景之下,更加激发了杜甫的顽强人格和爱国精神,他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
2.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杜甫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气质以及人生信仰决定了他与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诗存在着十分深刻而广博的历史内容, 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特色。
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讲述事实,反映现实。
杜甫经常能把巨大的社会内容通过细枝末节的场景来体现出来,使人震撼人心,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艺术的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矛盾,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衬托写出了统治阶级生活奢侈的罪恶。
这首诗不仅是他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 而且是他对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综合表现。
同时, 也标志着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基本成熟。
寄情于景,忧国忧民。
在杜甫的许多抒情诗中,他往往寄情于景,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在景物描写中,流露着诗人的激情,交织着内心的复杂情感,政治上的失意,漂泊无依的感伤,在诗句中倾泻出来,一字一泪,感人至深,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高超的艺术风格。
杜甫的这种风格在《登高》也有体现,作者通过登高所见的秋江景色来倾吐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寓于壮阔的景物描写之中,让人感受到了他那沉重的﹑跳动着的情感脉搏。
在杜甫雄浑壮阔的意象描写中,还隐藏着他身世悲苦的暗流,寄寓着他忧国忧民的思想。
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作品的始终。
爱国主义精神是杜甫的人格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他的爱国体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对天下苍生的赤子之心。
他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身为官僚子弟还是沦为"众人",始终念念不忘的是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命运,国家成为了他的生命的支柱,成为了他毕生的奋斗目标。
在渔关失守后,他曾经参加流亡者的队伍, 因而写下不少爱国的诗篇,如 " 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这首诗勾画了长安城沦陷后的破败景象,寄寓了诗人感时忧国的深沉感慨。
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杜甫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了不少的人道主义的思想, 他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对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同情,渗透着对人民深切的爱。
他的悲哀不是停留在自己身上而是想到了比自己更苦的人民,他在颠沛流离之后暂时得到安居的一间茅屋为秋风所破,偏偏又下?远雨来,他盖着冰冷的.破被、躺在"床头屋漏无干处" 的破茅屋里,尽管自己生活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还是时刻想着天下的寒士,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更关怀的是那些无处安身的" 天下寒士" ,只要他们欢颜,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
这些动人的诗句鲜明地表露了诗人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
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一幅安居乐业的鲜明图景,更表现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这种愿望正是在封建制度压迫下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
纵观杜甫的一生,他是一位面对人生,忠于现实的伟大诗人,无论生活使他多么痛苦,他从未脱离现实,他自始至终力求描写现实生活,着力表现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的疾苦,呼吁人民的心身,他的诗歌无论是形式或者内容都给中国的诗歌扩大了领域,成为了千古绝唱。
如果是对诗词的名词解释,只能是注释如果你引用了另外作者对诗词的解释或者心得体会,算是参考文献。但要有文献的名称,出版社或者卷、期等信息。
艾青著作还有论文集《诗论》、《论诗》、《新诗论》、《新文艺论集》、《艾青谈诗》、《艾青论创作》。艾青的完整诗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质观的延伸和深化,同时又内在的呼应了西方完整观。艾青将诗形和诗质富有辩证色彩的融合在一起,诗质和诗形互为表里,互为依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杜甫江阁概况——风雨问当年,流寓星沙,客恨曾题临水阁江山留胜迹,何分湘蜀,诗魂尚系浣花溪据史记载,唐大历三年秋,杜甫友韦之晋调潭州剌史,投之待至而韦卒,甫以贫病之身客居长沙。初,甫寄舟中,泊南湖港。近港之驿楼,迎别友人之所也。甫两别刘判官,诗云“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他日临江待,长沙旧驿楼”。后移居湘边佃楼,或在长沙小西门一带,自称“江阁”。有《江阁对雨有怀》诗云“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江阁卧病走笔》诗云“客人庖厨薄,江楼枕席清”。杜于江阁中,曾晤苏涣,有《呈苏涣待御》诗云“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又晤李龟年,有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阁遗迹早不存矣,而今得于原址重建之。诗圣杜甫,晚年两度驻足长沙,曾寄居江阁,在长沙留下诗作五十余首。为纪念这位被历代人民爱戴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和世界文化名人,长沙市人民政府,在湘江风光带兴建杜甫江阁。鉴于杜甫江阁是杜甫在湖南的很长一段时间的住所,作为湖湘文化和杜甫相全方位接触的一个契合点,和杜甫的不解之缘,我们决定选取杜甫江阁作为载体,追本溯源,发散辐射,进行相应的调查,从而在凭怀伟大诗圣的同时,追寻杜甫与湖湘文化的相互影响(或者称之为作用力)。调查报告首先从杜甫江阁本身说起。杜甫江阁为缅怀杜甫而建,选址在长沙西湖路与湘江大道相交的湘江风光带上,与天心阁、岳麓山道林二寺和岳麓书院形成一条文脉带。清康熙年间,长沙就有文人名士提出为杜甫修建江阁、诗碑,立塑像,以纪念诗人。此后,这种呼声一直没有停过。2002 年,长沙市政府终于担起了这一重任。杜甫纪念馆,东朝湘江大道,入口前为广场级踏步;西面面向湘江、主体建筑距湘江堤边5米,一层露台飘于湘江上5米。杜甫江阁的南北连廊为诗碑廊,柱两侧立石碑刻杜甫诗歌供人学习,诗碑廊有扇形廊、曲廊,石碑点缀设置。杜甫江阁北向规划布置六角形碑亭,重檐屋顶,亭中立碑,记述长沙市政府修建杜甫江阁的缘起和经过。杜甫江阁南向靠湘江大道人行通道路边建方亭,与诗碑廊相连,是杜甫江阁的次入口,方亭为单层屋面四坡顶。江阁为四层建筑,室外地面(江堤地面)至檐口底高 15.9米,至屋面脊顶高约19.5米。该建筑二层平面为杜甫纪念馆,馆正中立杜甫塑像,外墙2.1米高开高窗,实墙上用绘画介绍诗人生平,三层及四层为诗画会所,集名人雅士会诗作画,一层为诗词书画纪念品商店。建筑立面为中国传统仿唐古建筑形式,朱红色柱,仿古格栅窗,白色墙。柱廊台阶栏杆为云纹石柱、石面板栏杆。屋面歇山顶,远挑檐口,青黑色筒瓦曲线屋面,曲线舒展,体现唐代建筑古朴、雄伟、厚重的基本特征。面向湘江大道及湘江的东、西两立面均为主立面,于屋顶檐口下立横扁,上书“杜甫江阁”四个大字。杜甫江阁书法碑廊工程位于长沙市西湖桥口湘江风光带,投资100余万元,将于明年2月竣工,从杜甫在湘时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59首诗到时将呈现在人们面前。书法碑廊是杜甫江阁的一部分,由全国著名书法家沈鹏、李铎、颜家龙、李立、何满宗等书写。杜甫晚年在湘时的作品约100余首,因其在世59年,为表纪念而只选出59首。杜甫江阁主楼的文化工程主要围绕杜甫与长沙、杜甫在湘所创作的诗歌以及杜甫对湖湘文化产生的影响而设计,同时注重整体环境布置,以期营造出最佳历史文化氛围,适应不同社会层面的观众,达到融知识性、休闲性于一体的效果。二楼设计布置为纪念大厅。大厅正面为大型木制浅浮雕《杜工部潇湘行踪图》,展示了杜甫在湖南生活时的行踪,与大厅中央杜甫雕像交相辉映。大厅两侧布置有张大千、林散之等著名书画家的杜诗及诗意画,加之对联、诗画大花瓶、仿古红木大座屏、花架、几案和名贵盆花、盆景等,使整个大厅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三楼专题展示杜甫生平。其中以诗画形式,着重展示杜甫在湘三年的诗作,表现其老病孤舟的生活困境以及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展览分六个部分:家世、游历、言志、诗史、湘魂、光彩。拟展出图片资料、诗画作品、杜诗版本、实物资料共百余件。此外,展厅整体风格与江阁建筑风格相似,展墙采用万字格门窗式造型,此种建筑造型语言能有效地把观众带入历史的时空隧道,加之层版设计采用古代线装版本书页的形式,两者结合使古代文化的韵味更浓。既能使参观者在浓郁的唐文化中缅怀诗圣,又使整个展厅简洁明快,疏密有致,轻松舒适。四楼设计布景为以文会友和精品展示场所,暂名为“集雅轩”。拟分为模型展示、以文会友和观众休息三个小区域,大厅中央摆放江阁模型一座,两侧布置清代红木家具、文房四宝、古玩字画、湘绣奇石精品等。四壁有长沙人文荟萃人物故事组画,讲述屈原、贾谊等历史文化名人故事,以反映长沙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诗圣”杜甫晚年在湖南漂泊了两年多,曾在长沙湘江边“江阁”寄居,并是诗人度过的人生最后一段岁月。两年里,杜甫留下百余首诗篇,其中在长沙所作的就有50多首,包括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还有点出“长沙”之名的《发潭州》:“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这些史诗为湖湘文化添光增彩。编辑本段杜甫在长沙——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久存胶漆应难并,一辱泥涂遂晚收。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诗圣”杜甫于唐大历三年(768)晚秋,从蜀中前往湖南,准备投奔旧日好友、正待调任潭州刺史的韦之晋。不料,杜甫赶到长沙时,韦之晋已不幸暴卒,贫病交加的杜甫,只得在长沙度过了人生最后两个年头。从入长沙,到魂归湘江,杜甫与长沙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诗50余首,留下了“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春水”,“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等名句。初来长沙时,杜甫寄居舟中,船常停在南湖港。南湖港附近的长沙驿楼也就成了杜甫送别友人的地方,“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等佳句迭出。稍后,杜甫在小西门外的湘江边租佃了一间简陋的楼房,因楼房面临湘江,“诗圣”将其取名为“江阁”。杜甫在诗中曾多次对“江阁”有过描绘,《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有云:“南纪风涛壮,阴晴屡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云。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雨来铜柱北,应洗伏波军。”在《雨》一诗又云:“山雨不作泥,江云薄为雾。晴飞半岭鹤,风乱平沙树。明灭洲景微,隐见岩姿露。”可见当时“江阁”面对湘江,云掩薄雾,鹤舞白沙,流潦满野,日照其中,橘洲景色忽明忽灭,麓山岩姿若隐若现。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江阁”成了杜甫唯一可以安身的地方。在这里,杜甫不仅得到了暂时的安宁,还结识了不少新旧朋友,苏涣就是其中之一。苏涣年轻时闯荡江湖,后考取进士官至御史“佐湖南幕”。他虽身在官场,却独来独往,不交州府之客。一天,苏涣特地来到江阁访问杜甫,两人饮酒品著,谈诗论文,极为融洽。杜甫十分赞赏苏涣的才气,称他“方力素壮,辞句动人。”次日回味,仍似闻金石之声,将近作《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相寄,“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就出自此诗。杜甫自从结识了苏涣后,两人过从甚密,引为患难之交。在此期间,杜甫还遇到了旧友、大音乐家李龟年。据说李龟年曾在湖南采访使的筵席上咏唱王维的“ 红豆生南国”和“春风明月苦相思”,听者无不罢酒饮泣。杜甫少年寓居洛阳姑母家时,多次在歧王李范宅里和殿中监崔涤的府第听过李龟年的歌唱,没想到在长沙又能相见。欣喜感慨中,杜甫写下了《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寥寥数语,包含了时代的动乱、国家的盛衰、人民的流亡和个人的悲欢。770年冬,杜甫在从长沙前往岳阳的船上逝世,时年59岁。编辑本段杜甫与湖湘文化的相互作用力一、杜甫文化给湖湘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整个先唐,我国广大南方地区经济文化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刚刚纳入中原版图,地域文学还谈不上大的发展。汉末唐初长达四百余年的动乱又大大减缓了这一地区地域文学的发展进程。湖南在当时的落后程度更是令人吃惊,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户口统计,大业五载(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万。贞观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一万。即使发展到百余年后的天宝元年(742),户口也近九十五万。近二十一万平方公里省境内仅有三十至九十余万人,足以显示开发程度之低,经济文化水平只落后。《唐会要》卷六二、卷八六载,荆、益、黔中、闽中、岭南州县都属于奴隶买卖区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说贞元中道州刺史一道州矮人岁贡京师供人取悦。洪、潭等州僧寺内也多奴婢。这些事例侧面反映出唐时期湘中地区的风俗愚顽、未被教化可见一斑。只有到了隋唐一统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南方地区经济文化才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文学才开始自具面目,并与北方文学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员来往。唐朝通过命官、铨选、贬谪、科举、置幕等手段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保持与南方的密切联系。同时,北方文人们的南来北访也是北方文化南输,南方广大落后地区受容先进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学的动态历程。北方文人不但成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带来了北方文坛风气。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题壁,唱和,寄曾,这一系列活动给湖南地域文学带来的生气。湘文化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继承楚文化而逐步开始发展起来的。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前提下,杜甫,作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和遗迹,无疑对湖南地域文学与北方文学的交融,甚至对其地域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大历三年(768)杜甫游岳麓山道林寺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塔劫宫墙壮丽敌,方丈涉海费时节,悬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与宋之问的《晚泊湘江》及后来作幕潭府的沈传师,斐怀古诗并称“四绝”,中唐以来人们十分珍视,作四绝亭一贮之,以诗板高悬寺内,四绝诗、亭成为潭州一胜迹,韦蟾诗称:“沈裴笔力斗雄壮,宋、杜词源两风雅。”可见后人之无限仰慕。四绝亭周围的景致极美,文人诗兴因此更高,齐己《怀道林寺道友》云:“四绝唐千万木秋,碧参差影压湘流。闲思宋杜题诗板,翌日凭栏道业休.”像这样写成的诗颇多,以至后来成集,《新唐书.义文志四》。二、杜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湖湘文化中凭吊文学的发展杜甫仙逝湘江后有杜甫墓,杜工部诗才盖代,名悬日月,受后人景仰,并有不少凭吊诗为后人传颂:扁舟下荆楚间,竞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唐·元稹《题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宋政和五年 凤台子 王得臣 彦辅《麈史》水与汩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宋·徐屯田《过杜工部坟》历代文人墨士对杜甫的凭吊不枚胜举,这些文学创作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湘文化的发展。三、杜甫的“史诗”给湖南的历史学考察留下了一笔财富杜甫的诗向有“诗史”之称,他在湖南的创作也毫不例外的发挥了这一功能。譬如杜甫写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后,离开长沙,逆水来衡州投奔韦之晋,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两人恰于途中错过。杜甫再匆匆赶回长沙,韦之晋却不幸在日前暴卒,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暂栖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时暂住在江边的阁楼之上。生活没着落,他只能靠奉赋赠诗取得一点接济度日,这种“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难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闷。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杜甫也没有仅仅悲伤自己的身世际遇,而是更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他写人民的疾苦,“万姓疮痍台,群凶嗜欲肥”;写吐蕃侵于外,藩镇骄与内,“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写战争的残酷,“丧乱死多门,鸣呼泪如霰”;写与死于战乱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一舟可以栖身洗濯,“入舟虽苦热,垢腻可灌溉。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这些诗,真切地描述了那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状貌,为长沙留下了一页长沙诗史。杜甫在湖南留连了一年多,留下诗作近百首。这些诗篇是杜甫生命的最后年月、也是他一生中最潦倒的时刻所作的,因此大多是凄凉漂泊生活的写照,表现了他暮年落魄江湖而又关心天下安危与百姓疾苦的感情。其中一些诗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长沙地区的风物人情,使人读来倍感亲切。四、湖湘文化中的忧国爱民情怀与杜甫文化不谋而合,相得益彰都说湖南人最明显的特质是霸蛮,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湖湘任德曼的特质分开三层来理解,这也使得到千古以来无数历史事实明证的。这三个层次分别是: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变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生兮醴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薛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路蓝缕”(《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著。蛮,也就是执著。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变,这种执著。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撇开第一层面意思姑且不论,杜甫所有湖湘传世诗篇中绝大部分体现出了我们湖湘人的那种强烈的怀乡恋乡情结以及忧民爱国的情怀,姑且不说这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至少也未二者的进一步融合停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湖湘人的忧国爱民更多地体现为入世,敢为天下先;而杜甫到了晚期就基本上采取的是出世式的悲天悯人了。编辑本段湖湘文化反思一、湖湘文化的傲慢与偏见——晚年杜甫被迫自寻退路众所周知,任何文化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湖湘文化也不例外。朱汉民教授认为,湖湘文化的渊源有两个:一是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其次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但不可否认,中原那些被贬谪流放的大知识分子对中原文化的南下和渗透起了非常关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流放之人所不可避免的浮躁幽怨情绪,亦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楚人,这表现在思想上湖湘文化缺乏中原文化的那种从容温厚,体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迫切心理。所以,湖湘文化的辉煌虽然使湖南人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担戴精神,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非我莫属、高高在上的自大的病态人格,久而久之,便演变成内存湖湘人行为的傲慢和偏见。今日之湖南,动辄标榜“于斯为盛、唯楚有才”、“无湘不成军”、“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动辄自号 “湘军”,诸如文坛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体坛湘军等等便可堪为明证,一部《湖南人凭什么》更是把湖南人的傲慢与偏见暴露无遗。其实,历史上的湖南长期都是“蛮荒之地”,司马迁在述及吴、楚时就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 ”。因为偏僻和落后,湖南历来是那些失意者的归宿之地。首先是屈原、贾谊贬至湖南,结果屈原怀抱石头投水自尽,贾谊亦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紧接着老病衰弱的诗圣杜甫漂泊到湖湘大地,一年之后,他猛然发觉“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这位老人也不得不寻生退路,但是“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最后竟病死在洞庭湖上。公元805年前后,杜甫的孤舟和尸骨尚在洞庭湖上漂泊,一批文人又先后流落到了湖湘,他们是宋之问、孟浩然、张九龄、张说、刘禹锡、韩愈,柳宗元。南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南仍游离在中心之外。“苏湖熟,天下足”、“朝士多江西 ”、“无徽不成镇”等,湖南都不沾边。同时,湖南也没有区位优势。当时从北到南有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一条经过江浙入闽,一条途径皖赣进粤,都绕开了湖南,而湖南本身又地处中部内陆,没有直接的入海口,从而更加局限了湖南的经济发展。清朝时“至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计划经济时代地位虽稍有改观,但到了今天,地位又与满清时代相去不远。所谓“于斯为盛、唯楚有才”,也不符合历史实际。“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人物5783名,湖南仅57名。只是进入近代以后,湖南才出了几个重量级的政治精英,湖南也因之才得以声名鹊起。但说文化,全省出的文化名人甚至不及江浙一个地区的人多。种种现象,值得每一位自负的湖湘人反思。二、对待文化的态度——“经世致用”过则为“急功近利”这里讨论长沙市政府——一群湖湘人盖杜甫江阁的动机问题,到底是继承弘扬一种文化,还是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或者干脆是为了增加长沙市旅游业的一个景点呢?笔者稍稍上网搜索了下“杜甫江阁”,弹出很多链接,我看得最多的却是“旅游景点”、“门票收入”等字眼,因此感到很困惑。“经世致用”强调文化应该为现实服务,但是我们能文化为现实服务丢掉文化的题中之义吗?另外也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作为正在建设中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哪怕是普通一员,尤其作为这个名城建设的决策者们,他们仅仅知道杜甫之名、或者仅仅知道杜甫到过长沙、写过长沙诗、住过长沙湘江边上,恐怕还不够,还得将杜甫其诗、其人的沉甸甸的分量与当今长沙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考虑,重新定位城市建设与历史承载之间的血肉联系和奇妙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市民也好,决策者也好,长沙的城市建设也可以以杜甫这面镜子为鉴,将历史流转与当代城市建设、发展融入一体,作为“经营城市” 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从中寻找最佳结合点,并达到文化、文明、文章与经济增长的“双赢”,而这其实也必将是一项永垂青史的“光焰万丈长”似的见证性建设。经济发展与文化弘扬应该不应该摆到一起谈,能否双赢也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_(学生论文) 一、“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二、杜甫诗歌艺术的几个具体的艺术特点的杜甫在唐代诗坛上是与李白双峰并峙的伟大诗人,而且即使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也是可以列名在最伟大的诗人之列。 他的诗歌创作,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他的诗歌的艺术性更是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颠峰。今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关于杜甫的艺术风格,前人一直是用“沉郁顿挫”这四个字加以概括。杜甫诗歌里的多种多样的形象都在“沉郁顿挫”的风格上取得了统一。 杜诗内容广博,体式多样,风格也多姿多彩,而其主导风格是其夫子自道的“沉郁顿挫”。沉郁顿挫包括了“意”和“法”,即思想感情和表现方式两个方面。“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指感情的力度和深度,侧重于“意”、“思想”。顿挫有抑扬曲折、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沉郁与顿挫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唯感情聚积得沉郁,表达起来才不至于一泻无余;唯表达得委曲盘旋,似有不尽之意,才越发显得感情的深沉郁勃。“沉郁顿挫”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又波澜老成的含义。 动乱的社会现实,长期的生活磨难,使其年轻时的理想壮志逐渐为沉郁、感伤所取代,忧国忧民,慨叹身世,愈至晚年,其情绪愈加强烈。而杜甫又是一位有骨气、有良知的人,其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涌至口边时,又往往强咽下去,使感情更加深沉浑厚。这种回环往复的感情流程发之于诗,便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给人波澜老成之感,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洗兵马》、《蜀相》、《登高》、《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均为典型之作。或景中含情,或借古说今,或欲说还休,反复吞吐,言情顿挫,都突出地表现了这种风格。 他往往把思想感情凝聚在秋景之中,在秋天的萧瑟和衰飒中,渗透了诗人伤时忧国的心情。杜甫多年飘泊于长江上下,江流、孤舟、急峡、危城……这一切几乎和诗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他的思想感情也在这些形象上找到了寄托。动荡的江水,陡峭的山峡,孤清的月色,凄历的画角,这些都是诗人心情的反映。他的《登高》是一首非常出色的抒情诗,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是这样写的: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集中了秋天和大江这两个杜诗里最富于想象力和联想力的形象,诗里写到的急风、高天、猿啼、飞鸟、落木、长江,无不饱含着诗人对国家和身世的酸辛与愤慨。这首诗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很有名的两句诗。诗里的那种雄浑苍劲的形象和跌宕顿挫的节奏,表现了诗人难以平静的忧愤,也反映了那个战乱时代的气氛。 《秋兴》八首也是集中了秋天和大江的形象,而成为杜甫抒情诗里艺术性最高的一组诗。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用一片弥天盖地的秋色将秦蜀两地联系起来,表现了故国平居之思;又用绵绵不尽的回忆把今昔异代联结起来,表现了抚今追昔之感。这组诗是很能够代表杜甫那种沉郁顿挫的风格的。以上说明了杜甫怎么样运用具有个性化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他所特有的那种沉郁顿挫的风格。二、杜甫诗歌艺术的几个具体的艺术特点。 第一,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 这种概括,有的时候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通过客观的描写,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集中在一两句诗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尖锐的阶级矛盾集中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里,使人触目惊心。再如《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表现四川军阀混战的罪恶,也是把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在两句诗里。还有像《岁暮》:“天地日流血,朝廷谁清缨?”也很集中地概括了安史乱后的政治局势。 杜甫的概括有的时候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对某些事件作概括的介绍。比如《兵车行》这首诗是通过一个行人的话广泛地介绍了兵役的繁重、战争的艰苦,以及人民反对开边的情绪。《石壕吏》是通过老妪的一番话,介绍了这一个家庭的遭遇,同时也概括了千万个家庭。杜诗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他虽然也写了不少人,但这些人并不是作为具有个性的典型而出现的。他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在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事件,加以高度的概括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描写,去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 第二,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 艺术境界是雄浑壮阔的,但是表现手法却是细致入微的。由于杜甫具有爱国爱民的胸襟,博大精深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的诗歌境界是雄浑壮阔的。可是这种雄浑壮阔的境界往往是通过刻画眼前具体细致的景物和表现内心情感的细微波动来达到的。他有一首诗题目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其中有这样两句:“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杜甫称赞王宰的山水画,说他的画有“咫尺万里”之势。杜甫的诗也具有这种“咫尺万里”之势。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艺术境界都是很壮阔的,可是达到这样一种壮阔境界的途径却不同。李白是运用风驰电掣、大刀阔斧的手法来达到的,而杜甫却是以体贴入微,精雕细刻,即小见大,以近求远的方法来实现的。如果说李白的诗像暴风骤雨,以极不平凡的气势感动读者,那么杜甫的诗就像是“润物细无声”的轻风细雨,不知不觉地渗透了读者的心灵。李白的诗让人惊叹,杜甫的诗让人亲近。比如同样是写安史之乱,李白的写法是从大处落墨。他的《古风》第十九首,先写和神仙一起升天,升到天上从上面往下看,看到人间,接着有几句就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局面。李白是这样写的:“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李白是从天上俯视洛阳川,看到到处都是安史的军队,很多的老百姓都死在这场战乱里,而那些豺狼却做了高官。“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这是一种大刀阔斧的写法。而杜甫却是具体细致地写出这场战乱的各个方面,像《三吏》、《三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具体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深重的灾难。杜甫笔下的安史军队是:“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通过一支沾满鲜血的箭,具体地形象地反映了国家人民深重的灾难。“群胡归来血洗箭”好像一个特写的电影镜头,很具体很细致地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的灾难。可见杜甫是以体物察情的细微而见长的。再如他的《望岳》,是他年青时候写的一首五律。“岳”是指东岳泰山。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岱宗”是指东岳泰山,说泰山很广大,泰山的青色一直横亘在齐鲁两地。“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是写泰山的广大。“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阴”是山的北面,“阳”是山的南面。山的北面和山的南面光线的明暗不同,因此这边是昏那边是晓。这两句是写因为泰山的高峻,所以才“昏”“晓”不同。“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是说远望层云叠起,而且云层在山腰里翻滚起自己的心胸不禁也激荡激荡,目送归鸟飞向远方,鸟的身影越来越小,所以要一直睁大眼睛看着它,以至眼眶都要睁裂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自己将要登上泰山的绝顶,从泰山上往下看,因为,泰山很高,其他的山久都显得很小,故曰“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是写望泰山,在短短的八句诗里,就通过不同的距离和不同的角度写出四种不同的望法。 头两句是远望,第三句和第四句是近望,第五句和第六句是细望,第七句和第八句是想象自己要登山极目远望。在八句诗里写出四种不同的望法,可见杜甫的写法是很细致的。我们再看他的另外一首题为《羌村》的诗,《羌村》一共有三首,我们看他的第一首。这首诗是杜甫从凤翔回到鄜州的家后写的。诗曰: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归客”是杜甫指自己。“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妻子和孩子们都很吃惊我居然还能活着回来,吃惊以后回想这一段分离的生活,感到很悲痛,流下了眼泪。“夜阑更秉烛”的“夜阑”是夜深的意思,“更(gèng)”就是再一次的意思。他们已经入睡了,但是睡不着,又起床,再点上蜡烛,再互相的看一看,到底这是真的呢,还是在做梦。“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甫不相信自己能够活着回来和家人团聚,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不相信他能够活着回来,所以刚刚见面的时候那一阵激动已经过去了,大家都入睡了,可是睡不着,再起来,又点上蜡烛,互相看着,好像是在做梦一样。这首诗开始是写喜——回到家里的欢喜。“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在一个傍晚的时分,一个日暮的黄昏的时分,杜甫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鸟雀在叽叽喳喳的叫着,好像也在欢迎他的回来。接着写惊——“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刚进家门的时候很高兴,见到家人的时候,是一种吃惊的感情,一方面家人很奇怪,想不到杜甫能活着回来;另一方面杜甫也想不到能够一家团圆,家里人都那样平安,所以写了喜以后就写惊。写了惊以后又写悲——“惊定还拭泪”。写了悲以后是写疑,反而怀疑这是在做梦——“相对如梦寐”。经过一场大的战乱,杜甫一个人在外边受到很多的磨难,忽然回到了家里,先喜,再惊,再悲,最后是疑。杜甫把握住了心情的每一个起伏,写得很细致,可以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杜甫不只是细致入微,他还能够通过入微的刻画达到雄浑壮阔的境界,这才是杜甫超出一般现实主义诗人的地方。杜甫有些诗是从身边琐事的描写,逐步地推衍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又呈吴郎》都是这样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从自己住的那间茅草房被秋风吹破,然后写到天下的寒士;《又呈吴郎》是通过一个老太太联想到当时国家的局势。杜甫还有许多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中的一个侧面的剖析穿插起来,运用这些细节去表现重大的主题。比如他的《春望》这首五言律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两句是拟人的写法,自己感叹时局,见花而流泪,觉得花也在流泪,自己怅恨离别,听到鸟叫惊心,觉得鸟也在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家信能够值万金,非常难得,这真是体察到了久别家人后接到家书的心情。“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是说自己已经老了,头发不仅白了,而且也逐渐少了。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从大处着眼,写得很悲壮。 第三句和第四句角度改了,从小处落笔,用溅泪之花、惊心之鸟去点缀沦陷了的京城,同时也衬托出自己伤时之深。这样就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里的一个细小的侧面穿插起来写,这些细节也是表现那个重大的主题的。又比如杜甫著名的《北征》这首诗,它是由国及家,再由家及国,先写国家的大事,然后写自己的家庭,写了自己的家庭以后,又写国家的大事,用自己一个家庭反映整个国家的变化,而写家庭的时候又是着重在儿女的衣着上,在纵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忽然插入一大段儿女的衣着的细致描写,这段是写得十分精彩的。“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脸色苍白,是病态,是因为吃不饱饭所致。“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这两句写孩子看到父亲回来,转过脸去哭起来了,这时候杜甫看到他的孩子脚很脏,连双袜子都没有。为什么“见爷背面啼”呢?乃是因为,孩子久不见爷,已经生疏了,已经把爷当作生人而羞赧了。为什么“垢腻脚不袜”呢?乃是因为家贫,买不起袜子啊!“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那两个女儿长得快,没有新衣服给她们穿,身上还是那件旧衣服补了又补,穿着不合身,既小又短,只是刚刚能够遮住膝盖。“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妻子把过去的一些织了图案的丝织品都拿来给孩子改成衣服,做了补丁,所以原来那些丝织品上的图案颠来倒去的,根本接不上茬了。这几句是写他的儿子和女儿,是他刚回到家里看到的情形。下面接着写到他这次回来带了一点钱,因此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这时他的瘦妻的脸色渐渐地好了,他的女儿也学她母亲的样子梳头、搽胭脂、画眉毛,在打扮自己。“痴女头自栉”,自己拿了一把梳子在梳头。“痴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傻丫头、傻闺女,这是对爱女的一种昵称。“学母无不为”,学她母亲的样子,看到母亲在打扮,也跟着学。可是她不会打扮,所以早上起来打扮的时候随手乱抹,又涂胭脂又涂粉又画眉毛。杜甫看到他的小女儿这个样子,感到又可笑又可爱。这一段是插在纵论国家大事的中间,用儿女的衣着这个细节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更显出国破之痛。所以说杜诗是和谐地统一了巨细、大小、远近、虚实等等各种对立的审美范畴,这也正是杜诗艺术的奥妙所在。正如《诗薮》所说的:“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第三,杜诗的语言艺术。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这是南朝的两个诗人。杜甫写诗总是不断地在修改,改了以后还要不断地吟诵,在吟诵的过程中再继续地修改。他又说自己写诗要“毫发无遗憾”。“毫发”是形容很细微的地方,很细小的地方。即使像一根毫毛、一根头发那样一点遗憾也不能留下来?一定要做到自己十分地满意。“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毫发无遗憾”,这些话都可以说明他在语言上所下的功夫。杜甫的语言不同于李白的单纯自然,而是苍劲的,凝练的。所谓苍劲,就是苍老遒劲的意思。他曾经称赞郑谏议的诗说:“波澜独老成。”又说薛华“歌辞自作风格老”。可见杜甫认为诗要老成才好。他自己的语言也正像是一口洪钟发出的深沉的声音。凝练,是说他能用最少的字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达到高度的概括。苍劲,凝练,构成了杜诗语言的主要特色。下面就从锤字、炼句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先说锤字。杜甫下字力求准确有力,使每一个字都含有很重的分量和很深的含意。他很善于用实词,如“微风燕子斜”,这个“斜”字,就用得很好。《石林诗话》里说:“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惟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又如杜甫在《旅夜书怀》里有这样两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里的“垂”字和“涌”字也是很有锤炼之功的。天上的星星垂下来了,才发现原野的广阔,远处的天和地连接在一起了,远处的星体都垂下来和地面接在一起了,船走到了广阔的平野上。“月涌大江流”这个“涌”字也是很有分量的,晚上看不见江水的流动,可是从大江里的月影的涌动,可以感觉到江水的流动。另外,像《无家别》里“竖毛怒我啼”,《宿府》里“独宿江城蜡炬残”,《登高》里“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还有像《彭衙行》里“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这些诗句里的实词都是用得很有分量的。就拿《彭衙行》里两句来说吧,“痴女饥咬我”,“饥”、“咬”都是动词连在一块儿用,“啼畏虎狼闻”,“啼”、“畏”“闻”这三个字也都是动词,在两句诗十个字里,杜甫接连的用了五个动词,用得很有意思。再说炼句。杜甫的诗句都显得苍老遒劲、凝练沉着。比如在《空囊》这首诗里有这样两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在《洗兵马》里杜甫说:“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在《解闷》的第一首里杜甫说:“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这些句子和李白的诗句那种单纯明快的风格迥然不同。可以这么说,李白的两句诗到杜甫的手里可能合并为一句,而杜甫的一句诗到李白的手里也可能拆做两行。像李白的诗里“大道如青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样的一些诗句单纯到一句一个意思或者两句合起来才表达一个意思。这样的诗句在杜诗里是难得找见的,李杜的语言各有各的长处。不过,杜甫晚年在少数的诗里过于追求凝练,有的时候使人费解,有一个例子常常被人们举到,“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像这样的句子过于追求凝练了,不大容易理解,这些地方就不值得效法了。 第四,杜甫诗歌众体兼长。 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杜甫写得非常好。他的古体诗大概一共有五百多首,其中五古三百六十一首,七古一百四十五首。他常常运用这种体裁将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在一起。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都是如此。《石壕吏》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从暮至曙,按照顺序写来。虽然只是叙事,可是诗人的义愤之情已在不言之中,是杜甫古体诗里的佳作 杜甫的律诗大概一共有七百多首,其中五律有六百多首,七律有一百多首。像《月夜》、《秋兴》都是名篇。杜甫在七律方面的贡献特别卓著。在开元天宝之际,五律是全面繁荣的时期,七律却还没有引起诗人足够的注意。《河岳英灵集》选诗二百三十一首,其中只有一首七律,就是崔颢的《黄鹤楼》。可见在开、天之际七律还没有引起诗人足够的注意。杜甫可以说是写作七律的第一个大家,他写的七律的数量超过初盛唐诗人的七律的总和。在思想内容方面,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颂德或者是应酬之作。杜甫不仅用七律来描绘自然的风景,或者用来赠答酬唱,而且用七律这种形式表现政治内容,感叹时事,批评政治,抒发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艺术上,杜甫以前的七律是一味的秀丽、典雅,杜甫则创造出沉雄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把七律的创作推向了高潮。杜甫之风格及人格高一12班郭志伟公元767年,56岁的老杜正直其人生的“漂泊西南”时期,同时距人生的终途也为时不远了。这一年,他流窜到了夔州,在都督柏茂琳的帮助下,杜甫过了较安定的生活,并获得了他人生创作的另一个丰收期。例如著名的《秋兴八首》,《壮游》,《昔游》等等就是在这一时期所写,但也是这一年,不禁由景及情写下了这篇有名的《登高》。〈〈登高〉〉集中反映了杜甫诗风沉郁顿挫的特征,且语言凝练,字字精当,是博大浩瀚的思想内容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下面让我们来共同品位该诗的精妙之处。诗文上四句写浩荡无边的秋景,将无限悲凉贯注其中,可以想象,老杜站在登高的山上,狂风在他的耳边任意的呼啸,其中夹杂着猿猴的”哀啼”声,眼前是滔滔不绝的长江,其内心该是如何的涌动啊,那猿猴似乎也在为其一生的苦难与不幸所哀,那长江带走的不仅有他“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光,更有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四句诗无一写悲之语,描摹处景景含悲,无一感慨之声,点逗处声声慨叹,就语言艺术来说,诗文工对整饰,一气流转,语言精练准确,概括性强,由不多的意象给人以庞大的悲秋之景观。这也是杜诗的共同特点,这里不妨借题多言几句,如〈〈旅夜书怀〉〉之中“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着一“垂”字写夜色笼野之阔,着一“涌”字,切大将奔流之状,深得炼字之妙,又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出”状鱼儿欢跃,“斜”摹燕子轻盈,真是无一字虚设。诗文的后四句自卑身世,将一生流落,尽遣笔底。其中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更是精妙,十四字含有他乡作客,万里作客,经年作客,潦倒作客;深秋登高,独自登高,多病登高,暮年登高等多层可悲之意,义丰词约,精练不说,意韵也丰厚深沉。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更是凄苦。当时杜甫因病戒酒,故其云“新停浊酒杯”。可见,此时的杜甫一是一个贫病交加的孤者,一个“苦恨”“潦倒”的老者,他虽然趋于花甲,耳宾班白,但却不是在自己家中“儿孙绕膝,安享晚年”,而是像遗篇落叶一般,在天地见孤苦得飘荡。此时的杜甫政治理想已经破灭,再不见他豪情万丈得描幻未来。这里我们不防将〈〈登高〉〉的尾联与其另一首名为〈〈望岳〉〉相比较。〈〈望岳〉〉尾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时的杜甫正值青年,这一时期的杜甫,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充满了希翼,充满了渴望,他借望泰山(此非等山而作)高大磅礴的气象,显示自己企望攀登绝顶的迫切心情。我想,着一早一晚,一慨昂,一慨叹,无论从字面效果还是意境思想,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首诗通过叙写无边秋色,以及诗人的孤苦形象,抒发了诗人万里悲秋的复杂感情,表现了诗人博大的胸怀和深沉的隐忧。关于整诗的评价,明代胡应有、麟有“此当为古今七言律诗第一,不必为唐人律师第一也“。诗如其人,他的诗中,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内涵,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其诗诸多对后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里不防举几例,〈〈前出塞〉〉中,杜甫写到“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近乎谣谚的诗使得百姓通俗易懂,同时也教给了人们深刻的内涵哲理。〈〈蜀相〉〉中“出师未捷表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一联,更是激励着千古以来的志士仁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极其概括地揭露了阶级石灰的实质,一字千钧。令人触目惊心,更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甫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人,因此不能不想到儒家的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杜甫虽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以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以穷途走近杜甫坦白说,现在的学生都有那么一点喜欢风花雪月的浪漫,喜欢无边无际的遐想,尤其是我们这群天生就有些多愁善感的女生,因此,欣赏诗歌往往偏向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诗歌,于是,李白成了大多数学生的最爱,我个人也一直都很欣赏李白诗歌的大气磅礴和雄奇浪漫,而谈到李白,不得不提另一位诗坛的明星——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的“诗圣”杜甫,很多人都不太喜欢他,认为他的诗过于平淡,没有李白那种“惊天动地”的豪气,我以前也是这种想法,但这个暑假,在读完老师推荐的《杜甫诗选》后,我开始重新认识了他。
一、杜甫文化给湖湘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整个先唐,我国广大南方地区经济文化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刚刚纳入中原版图,地域文学还谈不上大的发展。汉末唐初长达四百余年的动乱又大大减缓了这一地区地域文学的发展进程。湖南在当时的落后程度更是令人吃惊,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户口统计,大业五载(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万。贞观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一万。即使发展到百余年后的天宝元年(742),户口也近九十五万。近二十一万平方公里省境内仅有三十至九十余万人,足以显示开发程度之低,经济文化水平只落后。《唐会要》卷六二、卷八六载,荆、益、黔中、闽中、岭南州县都属于奴隶买卖区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说贞元中道州刺史一道州矮人岁贡京师供人取悦。洪、潭等州僧寺内也多奴婢。这些事例侧面反映出唐时期湘中地区的风俗愚顽、未被教化可见一斑。只有到了隋唐一统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南方地区经济文化才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文学才开始自具面目,并与北方文学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员来往。唐朝通过命官、铨选、贬谪、科举、置幕等手段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保持与南方的密切联系。同时,北方文人们的南来北访也是北方文化南输,南方广大落后地区受容先进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学的动态历程。北方文人不但成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带来了北方文坛风气。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题壁,唱和,寄曾,这一系列活动给湖南地域文学带来的生气。湘文化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继承楚文化而逐步开始发展起来的。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前提下,杜甫,作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和遗迹,无疑对湖南地域文学与北方文学的交融,甚至对其地域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大历三年(768)杜甫游岳麓山道林寺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塔劫宫墙壮丽敌,方丈涉海费时节,悬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与宋之问的《晚泊湘江》及后来作幕潭府的沈传师,斐怀古诗并称“四绝”,中唐以来人们十分珍视,作四绝亭一贮之,以诗板高悬寺内,四绝诗、亭成为潭州一胜迹,韦蟾诗称:“沈裴笔力斗雄壮,宋、杜词源两风雅。”可见后人之无限仰慕。四绝亭周围的景致极美,文人诗兴因此更高,齐己《怀道林寺道友》云:“四绝唐千万木秋,碧参差影压湘流。闲思宋杜题诗板,翌日凭栏道业休.”像这样写成的诗颇多,以至后来成集,《新唐书.义文志四》。二、杜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湖湘文化中凭吊文学的发展杜甫仙逝湘江后有杜甫墓,杜工部诗才盖代,名悬日月,受后人景仰,并有不少凭吊诗为后人传颂:扁舟下荆楚间,竞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唐·元稹《题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宋政和五年 凤台子 王得臣 彦辅《麈史》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宋·徐屯田《过杜工部坟》历代文人墨士对杜甫的凭吊不枚胜举,这些文学创作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湘文化的发展。三、杜甫的“史诗”给湖南的历史学考察留下了一笔财富杜甫的诗向有“诗史”之称,他在湖南的创作也毫不例外的发挥了这一功能。譬如杜甫写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后,离开长沙,逆水来衡州投奔韦之晋,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两人恰于途中错过。杜甫再匆匆赶回长沙,韦之晋却不幸在日前暴卒,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暂栖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时暂住在江边的阁楼之上。生活没着落,他只能靠奉赋赠诗取得一点接济度日,这种“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难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闷。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杜甫也没有仅仅悲伤自己的身世际遇,而是更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他写人民的疾苦,“万姓疮痍台,群凶嗜欲肥”;写吐蕃侵于外,藩镇骄与内,“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写战争的残酷,“丧乱死多门,鸣呼泪如霰”;写与死于战乱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一舟可以栖身洗濯,“入舟虽苦热,垢腻可灌溉。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这些诗,真切地描述了那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状貌,为长沙留下了一页长沙诗史。杜甫在湖南留连了一年多,留下诗作近百首。这些诗篇是杜甫生命的最后年月、也是他一生中最潦倒的时刻所作的,因此大多是凄凉漂泊生活的写照,表现了他暮年落魄江湖而又关心天下安危与百姓疾苦的感情。其中一些诗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长沙地区的风物人情,使人读来倍感亲切。四、湖湘文化中的忧国爱民情怀与杜甫文化不谋而合,相得益彰都说湖南人最明显的特质是霸蛮,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湖湘人霸蛮的特质分开三层来理解,这也使得到千古以来无数历史事实明证的。这三个层次分别是: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变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薛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路蓝缕”(《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著。蛮,也就是执著。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变,这种执著。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撇开第一层面意思姑且不论,杜甫所有湖湘传世诗篇中绝大部分体现出了我们湖湘人的那种强烈的怀乡恋乡情结以及忧民爱国的情怀,姑且不说这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至少也未二者的进一步融合停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湖湘人的忧国爱民更多地体现为入世,敢为天下先;而杜甫到了晚期就基本上采取的是出世式的悲天悯人了。五、杜甫江阁文物展示馆杜甫江阁一楼,展示了丰富的历代文物,包括历代古籍善本,湖南名家字画,历代瓷器,青铜器等,为湖南文化的寻根溯源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明。杜甫江阁珍藏的《御批资治通鉴》《史记》等各类文化古籍一千余卷,清代湖南著名书法家黄自元、何绍基、何维朴、姚鼐、廖树蘅等人真迹百余件。瓷器方面,杜甫江阁珍藏的北宋定窑精品葵口碗,磁州窑虎纹枕,磁州窑黑釉剔花梅瓶,龙泉窑精品瓷器以及清代各类官窑,成为湖南文物古玩类的领头羊。另外,杜甫江阁珍藏的北魏石佛和唐代楠木观音,也是极为罕见的文物。经过中国艺术家协会考察,中国艺术家协会收藏委员会正式落户长沙杜甫江阁,现已正式进入筹建阶段。注:参考资料---华夏收藏网关于中国古玩城排名中,长沙杜甫江阁排名前十位。
杜甫的诗歌特色论文 在 591论文网上有很多类似的范文可以借鉴。如果你懒得借,就找那里老师原创。。。。。我表妹的就那儿搞定的。还行。挺讲诚信的
我们写论文中的“参考文献”又叫参考书目,根据我自己写论文的经历来看它的意思是指我们在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所查阅参考借鉴过的著作和报刊杂志等等一些资料,然后把它标注在在毕业论文的末尾。
一、那论文的参考文献具体是指什么呢?
二、我们在引用参考文献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三、我给大家讲一下参考文献格式:
1、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
[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
[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
2、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分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
[M]——专著,著作
[C]——论文集(一般指会议发表的论文续集,及一些专题论文集,如《xxx大学研究生学术论文集》
[N]—— 报纸文章
[J]——期刊文章: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尽管有时我们看到的是从网上下载的(如知网),但它也是发表在期刊上的,你看到的电子期刊仅是其电子版
[D]——学位论文 :不区分硕士还是博士论文
[R]——报告:一般在标题中会有"关于xxxx的报告"字样
[S]—— 标准
[P]——专利
[A]——文章:很少用,主要是不属于以上类型的文章
[Z]——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可用字 母"Z"标识,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DB/OL] ——联机网上数据(database online)
[DB/MT] ——磁带数据库(database on magnetic tape)
[M/CD] ——光盘图书(monograph on CDROM)
[CP/DK] ——磁盘软件(computer program on disk)
[J/OL] ——网上期刊(serial online)
[EB/OL] ——网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
很显然,标识的就是该资源的英文缩写,/前面表示类型,/后面表示资源的载体,如OL表示在线资源。
四、经验总结
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毕业论文,说多了都是泪呀,这都是根据我自己当年写毕业论文的血泪史,总结出来的结论参考文献有三个好处:
火爆推荐:如何设置论文的参考文献标注格式养成一个良好的写作习惯对您论文录用率至关重要。文章之所以要标明参考文献,是因为您文章内容中有引用他人学术成果的内容,除非您的文章完全没有引用。一篇优秀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或者是学位论文,其参考文献格式应符合如下要求:⑴按论文中参考文献被引用的先后次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将序号置于方括号内,作为上角标,并列在正文的末尾。⑵参考文献中每条项目应齐全。文献中的作者不超过三位时全部列出;超过三位时一般只列前三位,后面加“等”字或“,et al”;作者姓名之间用逗号分开;中外人名一律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录法。⑶参考文献类型在文献题名后用方括号加以标引,以单字母方式标志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10. 参考文献中著录格式示例①期刊[序号] 作者.题名.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页-止页②专著[序号] 作者.书名.版本(首版免注).翻译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页-止页③论文集[序号] 作者.题名.见(英文用In:):主编.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起页-止页④学位论文[序号] 作者.题名:[学位论文](英文用[Dissertation]).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⑤专利[序号] 专利申请者.题名.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⑥技术标准[序号] 起草责任者.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发布年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度⑦报纸文献[序号] 作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版面次序)⑧电子文献[序号] 作者.文献题名.电子文献类型标示/载体类型标示文献网址或出处,更新/引用日期11.外文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采用其文字所在国的著录格式。12.正文中的说明性注解采用随文脚注,用上标形式“①”等数字表示。13.论文的附录依次为附录1,附录2……编号。附录中的图表公式另编排序号,与正文分开
家论文的参考文献,我觉得你在写作文的过程当中对适当的进行标注
参考文献是论文的一个构成部分,其引用原则是,用你自己的语言来总结其他作者的研究发现,然后注明引用的出处。在一篇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论证自己的观点或者理念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别人已经研究过的内容,我们便不需要重复的实验研究,通过参考文献的引用,便能简要的体现我们想要表述的内容。但并非一篇论文的内容都由参考文献堆积便可,正确的选用参考文献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参考文献怎么引用才合理?我们又该如何正确选用参考文献呢?一、参考文献怎么引用才合理(1)参考文献的类型参考文献类型较多,主要有专著[M], 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析出文献[A]等等,其中最常见的是期刊文章。(2)引用参考文献的数量一般学术文章的参考文献数量以20-40篇为宜,综述类文章的参考文献一般会比研究类参考文献数量多。除综述外,其他文章的参考文献超过40则说明相对于你的研究结果而言,讨论和前言部分所涉及的内容有可能过多,需要删减。(3)参考文献正文中的引用格式正文中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以不同的学校要求为准,但不外乎数字编号和人名。数字编号比较简单,仅仅按照从前到后的顺序给所出现的文献一一编号即可。万一中间需要添加或删除参考文献,后面的所有数字就会改变。如果我们手动录入参考文献,那是十分麻烦的。这时候就需要用到endnote软件或者其他相关参考文献引用的软件帮助。还有一种正文引用是人名的引用。一般而言,文献是一位作者的,直接写这位作者的名字即可;如果是两位作者,则这两位作者中间用and连接;若是三位或三位以上作者,则输入第一作者的名字后面加et al.表示。由于et al.是拉丁文的“等”的意思,需要斜体,又是缩写,所以后面要加点号。有时候正文中我们会提及作者的名字,此时参考文献的引用位置往往紧跟名字的后面。如It is reported by Li et al.[Li et al., 2010] that …….(4)参考文献的内容与引文一致引用之处的内容必须是出自所引参考文献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参考文献的题目来大致判断是否正确引用。那种驴唇不对马嘴的引用肯定是错误的,遇到这样的引用必须做出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