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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搜神记的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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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搜神记的论文题目

必备的语文常识1.第一位女诗人是:蔡文姬2.第一位女词人是:李清照3.第一部词典是:《尔雅》4.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是:《永乐大典》5.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6.第一部文选:《昭明文选》7.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8.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9.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10.第一部文言志怪小说集:《搜神记》11.第一部语录体著作:《论语》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12.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13.第一部断代史:《汉书》14.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15.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司马相如16.乐府双璧:《木兰词》《孔雀东南飞》 乐府三绝:《木兰词》《孔雀东南飞》《秦妇吟》17.史学双璧:《史记》《资治通鉴》18.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凌蒙初)19.大李杜:李白 杜甫 小李杜:李商隐 杜牧20.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 郭沫若21.三不朽:立德 立功 立言22.三代:夏 商 周23《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24.三王:夏禹 商汤 周公25.三山:蓬莱 方丈 瀛洲26.三教:儒 释 道27.三公:周时,司马 司徒 司空 / 西汉,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 清 明,太师 太傅 太保28.三曹:曹操 曹丕 曹植29.公安三袁:袁宗道 袁宏道 袁中道30.江南三大古楼:(湖南)岳阳楼 (武昌)黄鹤楼 (南昌)滕王阁31.岁寒三友:松 竹 梅32.三辅:左冯翊 右扶风 京兆尹33.科考三元: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34.殿试三鼎甲:状元 榜眼 探花35.中国三大国粹:京剧 中医 中国画36.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冯梦龙)37.儒家经典三礼:周礼 仪礼 礼记38.三吏:新安吏 石壕吏 潼关吏39.三别:新婚别 垂老别 无家别40.郭沫若“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果》《棠棣之花》41.茅盾“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42.巴金“爱情“三部曲:《雾》《电》《雨》“激流“三部曲:《家》《春》《秋》43.第一部国别史:《国语》44.第一部记录谋臣策士门客言行的专集:《国策》(《战国策》)45.第一部专记个人言行的历史散文:《晏子春秋》46.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47.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48.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曹丕)49.第一位田园诗人:(东晋)陶渊明50.第一部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南北朝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51.第一部诗歌理论和评论专著:南北朝梁人钟嵘的《诗品》52.第一部科普作品,以笔记体写成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北宋的沈括的《梦溪笔谈》53.第一部日记体游记:明代的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54.第一位女词人,亦称“一代词宗“:李清照语文常识(二)1.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2.我国第一部介绍进化论的译作:严复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他是一个由不懂外,却成了翻译家的人。3.我国第一部个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4.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短篇小说是:《狂人日记》5.第一位开拓“童话园地“的作家是:叶圣陶6.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神话小说:《西游记》7.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是:(夏衍)《包身工》8.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其作品是:《龙须沟》9.先秦时期的两大显学是:儒 墨10.儒家两大代表人物是:孔丘和孟子,分别被尊至圣和亚圣。11.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有两大词派,: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以王维,孟在为代表的其风格,前者雄浑豪,后者恬淡疏朴12.常把宋词分为豪放,婉约两派:前者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后者以柳永,周邦彦,李清照为代表。13.“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14.两篇《狂人日记》的作者分别是:俄罗斯的果戈里我国的鲁迅15.世界文学中有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16.佛教三宝是:佛(大知大觉的) 法(佛所说的教义) 僧(继承或宣扬教义的人)17.三从四德三从: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四德:妇德 妇言 妇容 妇功 / 品德 辞令 仪态 女工18.初伏,中伏,末伏统称三伏。夏至节的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的第一天,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的第一天,立秋节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初伏,末伏后十天,中伏十天或二十天。19.三纲五常:三纲:父为子纲群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20.三姑六婆: 三姑:尼姑道姑卦姑六婆:媒婆 师婆 牙婆 虔婆 药婆 接生婆21.三皇五帝:三皇:伏羲 燧人 神农 五帝:黄帝 颛顼 帝喾 尧舜22.三教九流:三教:儒 道 释 九流:儒家 道家 阴阳 法 名 墨 纵横 杂农23.三山五岳:三山:瀛洲、蓬莱、方丈;五岳:东岳泰山 南岳衡山 西岳华山 北岳恒山 中岳嵩山24.三性:祭祀用的牛羊猪(太牢)(无牛为少牢)25.三一律:欧洲古典广义戏剧理论家所制定的戏剧创作原则,就是地点一致,时间一致,情节一致。26.佛教三昧:止息杂虑,心专注于一境。(修行方法之一)27.佛教三藏:总说根本教义为经,述说戒律为律,阐发教义为论(通晓三藏的叫三藏法师)28.三省六部:三省: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六部:吏 户 礼 兵 刑 工29.三苏:苏洵 苏轼 苏辙三军:上中下//左中右//海陆空30.三吴:吴郡 吴兴 会稽(丹阳)三国:魏 蜀 吴31.三秦:雍王(西)塞王(东)瞿王(陕西北)32.三楚:港陵-南楚吴-东楚彭城-西楚33.三原色:红 绿 蓝34.三坟五典:三坟:伏羲 神农 黄帝五典:少昊 颛顼 高辛 唐尧 虞舜35.三体石经:《尚书》《春秋》《左传》 / 古文 小篆 汉隶 (三种字体书写)语文常识(三)1.经典四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2.四大类书:宋初四大类书:《太平御览》 《册府元龟》 《太平广记》 《文苑英华》唐代四大类书:《北堂书钞》 《艺文类聚》 《初学记》 《白氏六帖》中国古代四大类书:《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全唐文》3.战国四君:齐国的孟尝君 赵国的平原君 楚国的春申君 魏国的信陵君4.初唐四杰:王勃 杨炯 卢照邻 骆宾王5.北宋文坛四大家:王安石 欧阳修 苏轼 黄庭坚6.元曲四大家:关汉卿 马致远 白朴 郑光祖7.明代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 祝枝山 文征明 周文宾8.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 黄庭坚 米芾 蔡襄9.楷书四大家:唐- 颜真卿 柳公权 欧阳洵元(赵孟頫)10.书法四体:真(楷)草 隶 篆11.文房四宝:湖笔 微墨 宣纸 端砚12.中国四大藏书阁:北京的文渊阁 沈阳文溯阁 承德文津阁 杭州文澜阁13.古代秀才四艺(文人雅趣):琴 棋 书 画14.国画四君子:梅 兰 竹 菊15.书四库:经 史 子 集16.兄弟四排行:伯 (孟) 仲 叔 季17.五胡:匈奴 鲜卑 羯 氐 羌18.五花:金菊花 木棉花 水仙花 土牛花 19.八门:(算命占卦的)皮(卖草药的)彩(变戏法的)挂(江湖卖艺的)平(说书评弹的)团(街头卖唱的)洞(搭蓬扎纸的)聊(高台唱戏的)巾20.竹林七贤:嵇康 阮籍 山涛 向秀 阮咸 王戎 刘伶21.建安七子:孔融 陈琳 王粲 徐千 阮瑀 应瑒 刘桢22.七政(七纬):日 月 金 木 水 火 土23.战国七雄:赵 魏 韩 齐 秦 楚 燕24.七情:喜 怒 哀 惧 爱 恶 欲25.七大古都:北京 西安 洛阳 开封 南京 杭州 安阳26.神话八仙:铁拐李 汉钟离 张果老 何仙姑 蓝采和 吕洞宾 韩湘子 曹国舅27.唐宋散文八大家:韩愈 柳宗元 欧阳修 苏洵 苏轼 苏辙 王安石 曾巩28.文起八代之衰中的八代:东汉 魏 宋 晋 齐 梁 陈 隋29.四时八节中的八节指:立春 春分 立夏 夏至 立秋 秋分 立冬 冬至30.八卦: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分别象征:天 地 雷 风 水 火 山 泽)31.八股文中的八股:破题 承题 起讲 入手 起股 中股 后股 束股32.扬州八怪指:郑燮 罗聘 黄慎 李方膺 高翔 金农 李鱓 汪士慎33.九州指:冀 兖 青 荆 扬 梁 雍 徐 豫34.九族指:高祖 曾祖 祖父 父 本身 子 孙 曾孙 玄孙35.九章指: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36.九歌指:东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东君 河伯 山鬼国殇 礼魂37.十家指:儒家 道家 阴阳 法 名 墨 纵横 杂农 小说家38.中国历史上十女诗人指:班婕妤(班固之祖姑)蔡琰左芬(左思之妹)苏惠谢道韫鲍令晖(鲍照之妹)薛涛李清照朱淑贞秋瑾39.中国十大古典悲剧:《窦娥冤》《赵氏孤儿》《精忠旗》《清忠谱》《桃花扇》《汉宫秋》《琵琶 记》《娇红记》《长生殿》《雷峰塔》40.中国十大古典喜戏:《救风尘》《玉簪记》《看钱奴》《西厢记》《墙头马上》《李逵负荆》《幽阁记》《中山狼》《风筝误》41.十天干: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42.中国十部著名歌剧:《白毛女》《王贵和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刘胡兰》《洪湖赤卫队》《草原之歌》《红霞》《刘三姐》《红珊瑚》《江姐》43.十二地支: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44.十二生肖: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犬 猪45.十二时:夜半 鸡鸣 平旦 日出 食时 隅中 日中 日昳 脯时 日入 黄昏 人定46.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47.十三经:《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左传》《礼记》《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48.七夕指:七月七日49.十恶不赦中的十恶指:谋反 谋大逆 谋叛 恶逆 大道 大不敬 不孝 不睦 不义 内乱语文常识(四)1.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 峨眉山 普陀山 九华山2.中国四大发明:指南针 造纸术 印刷术 火药3.中医四诊:望 闻 问 切4.戏曲四行当:生 旦 净 丑5.道教四大名山:湖北武当山 江西龙虎山 四川青城山 安徽齐云山6.四大石窟:云冈石窟 龙门石窟 麦积山石窟 敦煌莫高窟7.黄山四绝:奇松 怪石 云海 温泉8.泰山四大奇观:旭日东升 晚霞反照 黄河金带 云海玉盘9.中国四大名楼;岳阳楼 黄鹤楼 腾王阁 太白楼10.四大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11.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李宝嘉)《二年目睹之怪现状》(吴研人)《老残游记》(刘鄂)《孽海花》(曾朴)12.民间四大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寻夫》《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13.古代四美女:西施(沉鱼)王昭君(落雁)貂禅(闭月)杨玉环(羞花)14.古代四美:音乐 珍味 文章 言谈(良晨 美景 赏心 乐事)15.苏门四学士:黄庭坚 秦观 曾补之 张耒16.四史:《史记》《汉书》《君汉书》《三国志》17.历史上四大书院:庐山白鹿洞 长沙岳麓 衡阳石鼓18.商丘:应天府19.古代祥瑞四灵:龙 凤 麒麟 龟20.宋中兴四诗人:陆游 杨万里 范大成 尤袤21.科考四级及录取者称谓:院试-秀才乡试-举人会试-贡生殿士-进士22.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23.有很高史学和文学价值的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24.三班父子:班彪 班固 班昭25.三书指:魏书 蜀书 吴书(后人将其合为一本称三国志)26.左思的三都赋指:蜀都赋(成都)吴都赋(南京)魏都赋(邺)27.南朝三谢:谢灵运 谢惠连 谢眺28. .汉字的字音的四种音调叫四声指:平上去入现代则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29. .元末明初吴中四杰:高启 杨基 张羽 徐贲30. 元杂剧的四大爱情剧:《倩女离魂》《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 31. 我国古代有四个大城市称四京:东京-汴梁西京-长安南京-金陵北京-顺天32.旧书塾使用的三种教本简称为三百千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33.郑板桥(郑燮)的三绝指:绘画 作诗 书法34.鲁迅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35.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三大散文作家是:刘白羽 杨朔 秦牧36.高尔其的自传体三部曲是:《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37.世界作品中三大吝啬鬼指:老葛朗台 夏洛克 泼留希金38.老舍小说《四世同堂》也是三部曲指:《惶惑》《偷生》《饥荒》39. 三瘦词人指:李清照三个名句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知否,知否?应是肥红瘦。新来瘦,非千病酒,不是悲秋。语文常识(五)1.英国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麦克佩斯》2.四言诗是:我国汉代以前最通行的诗歌形式,通章或通篇每句四字。3.四体不勤中的四体指:人的四肢4.四大皆空是指:(佛语)地水火风组成的宇宙四种元素5.管仲把礼义廉耻四道德看作治国的四个纲。6.四六文指;骈文的一种,全篇多以四字或六字相间为句,盛行于南朝。7.春秋五霸指:齐桓公 晋文公 楚庄公 秦穆公 宋襄公8.五等爵位指:公爵 候爵 伯爵 子爵 男爵9.五经:诗 书 礼 易 春 秋10.五行:金 木 水 火 土 / 仁 义 礼 智 信11.五常(五伦):君 臣 父 子 兄 弟 夫 妇 朋 友12.五教:父义 母慈 兄友 弟恭 子孝13.五音:宫 商 角 徵 羽14.五刑:(隋前)墨 劓 刖 宫 大辟 (隋后)笞 杖 徒 流 死15.死的五称:天子-崩诸候-薨大夫-卒士-不禄平民-死16.唐代五大书法家:柳公权 颜真卿 欧阳洵 褚遂良 张旭17.五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本游记》《红楼梦》《金瓶梅》18.五谷:稻 麦 黍 菽 麻19.五彩:青 黄 红 白 黑20.唐代以后的五代指: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周21.五帝:黄帝 颛顼 喾帝 唐尧 虞舜22.五毒:蛇蝎 蜈蚣 壁虎 蟾蜍23.五更与时钟的对应是:一更(19-21)二更(21-23)三更(23-1)四更(1-3)五更(3-5)24.五官:耳 目 口 鼻 身25.新中国五位语言大师:郭沫若 茅盾 巴金 老舍 赵树理26.五荤:(佛语)大蒜 韭菜 薤 葱 兴渠27.五岭:越城岭 都庞岭 萌渚岭 骑田岭 大庾岭28.五味:甜 酸 苦 辣 咸29.五香:花椒 八角 桂皮 丁香 花蕾 茴香子30.五脏:心 肝 脾 肺 肾31.五陵:高祖长陵 惠祖安陵 景帝阳陵 武帝茂陵 昭帝平陵 32.五湖:洞庭湖 鄱阳湖 太湖 巢湖 洪泽湖33.四大洋: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北冰洋34.六艺经传指:诗 书 礼 易 乐 春秋35.通五经贯六艺中的六艺指:礼 乐 书 数 射 御36.造字六书:象形 指示 会意 形声 转注 假借37.诗经六义措:风 雅 颂 赋 比 兴38.六部;户部 吏部 礼部 兵部 刑部 工部39.六亲;父 母 兄 弟 妻 子40.古代婚嫁六礼:纳采 问名 纳吉 纳徵 清期 亲迎41.六朝;吴 东晋 宋 齐 梁 陈都建都建康,史称六朝。42.六畜:马 牛 羊 狗 猪 鸡43.苏门六君子:黄庭坚 秦观 晁补之 张耒 陈师道 李麃44.六甲:六十甲子 // 甲子 甲寅 甲辰 甲午 甲申 甲戌 // 妇女怀孕45.六尘(佛教名词):声 色 香 味 触 法 (六种境界)46.六合:天 地(上下)东 西 南 北47.佛教六根(佛教名词):眼 耳 鼻 舌 身 意48.科举考试中的五魁:各级考试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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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学狐意象的性别指向之比较华师大中文系 郑梅珍摘要:"狐"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典型的意象,在这方面的研究已获得丰硕的成果。而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交际单位,西方文学中的狐意象却并未受到关注。本文诣在从一个细小而有趣的角度--狐意象的性别指向--作为切入点,初步对中西方文学狐意象进行整合,并以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和揭示二者性别指向差异背后的文化因素。从方法论来说,本文希望不是简单的整合,而是希望能以人类学的眼光反观"狐"这一普遍意象中的异质性。关键词:狐意象 性别指向 中西方"狐狸精",在现在中国民众的世俗心理中,指的是以美色媚人、对男性具诱惑力的女子,通常带贬义、蔑视的感情色彩,这一点没有多少异议。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中,也有一部经典的《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活狐女形象。"狐--女性",作为一种固定的联系积淀在我们的审美意识里,似乎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然而,狐这一意象,并非中国文学作品所独有,它是世界文学的一个典型的动物意象;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单位,狐意象有共同的属性特征:机智、狡猾、有灵性等。但东西方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狐意象势必会表现出自身的个性。西方文学的狐意象,笔者发现其性别指向更趋向于阳性,或者说是男性。即便是中国文学,狐意象也有自身演变发展过程,其性别指向经过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粗糙到细致化,从男性倾向占主导向女性倾向发展的漫长过程,最终逐渐固定下来成为至今仍保持的"狐狸精是女子"的观念。一、 中国文学狐意象性别指向的演变及定型早在先秦时期,狐意象就出现在神话与文学作品中,这时的性别指向不甚固定,女性、男性兼而有之。狐与女子互相幻化,狐是,女子的象征,这一原型可以追溯到上古"禹娶涂山女"的神话。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夫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之,必有应矣。" 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 狐,九尾庞庞。……"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从这个上古神话来看,九尾白狐是涂山女的象征,二者实际上合为一体。但这里狐所象征的女子却能给禹带来吉祥之气,并非后来广泛接受的"淫妇"。而我们又可以在屈原《天问》中找到"狐--淫妇"的原型。" 浞娶纯妻,眩玄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这讲的是寒浞与纯狐氏之女玄妻合谋杀死后羿。"纯狐玄妻",闻一多的看法是纯狐可以实指狐狸,今人龚维英则认为纯狐氏是图腾氏族仭?但不管玄妻是否为动物的狐所幻化,"纯狐玄妻"的主要意义在于具有狐妖为性淫之女性的原型意义。从涂山女和纯狐氏这两则神话来看,狐意象均与女性相联系。但在先秦,狐的性别也指向男性,并出现"雄性淫狐"的原型观念。《诗经•齐风•南山》云:"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为止,曷之怀止?"郑玄释云:"雄狐行求匹藕于南山之上,形貌绥绥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为淫佚之行。其威仪可耻,恶如狐。"诗用雄狐起兴,用狐作比,讽刺齐襄公与其妹私通的淫耻行为。这成为六朝狐意象男性倾向的基础。六朝狐意象性别指向逐渐走向自觉,狐也分化为不同的类形象,不同类的狐确立起固定的性别指向。《中国狐文化》指出:"汉人对'雄狐绥绥'的解释已露出狐为淫兽的端倪,实际上已经初步建立起'雄狐'-雄性淫狐-的原型观念。到六朝时期,这一观念进一步发展,狐妖的雄化倾向和性淫特征被反复强调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雄狐'型故事,这就把'雄狐'的原型明确化定型化。"? 在《搜神记》中,写了许多雄狐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的故事。六朝雄性狐除了淫惑女子外,又形成了"狐博士"的类型。《搜神记》中"狐博士"是教授诸生的儒师,《异苑》里的"人物"胡道洽也是爱好音乐医术之事。狐妖表现为学狐、才狐、儒狐,也在后世文学中反复出现,如《聊斋志异》除了塑造众多痴情美貌的狐女,还有一部分学士狐。这一类型的狐都化为男性形象。这一点较容易理解。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只有男性才可作为知对ú┑男蜗蟊煌瞥纭S氪送�保�����拥墓勰钜苍诜⒄沟敝小6���薄缎�屑恰匪?quot;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初学记》卷二九引《玄中记》作:"千岁之狐为淫妇,百岁之狐为美女。"《搜神记》卷一二亦称:"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名山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为阿紫,化而为狐。"在六朝,虽然狐意象男性化指向占多数,但我们可以看到淫妇与狐妖互化的观念也进一步得到加强。唐代,狐妖雌化倾向就更为明显,不但开创了狐与妓相结合的狐妓原型,深化了狐性淫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狐妖化为美与善统一的完美女子形象。这一原型后来在《聊斋志异》里广泛使用。这两者虽然在道德标准上看似相悖,但在本质上都是狐与女性的同构性的强化。到宋金元的传奇文学中,狐化女子诱惑男子或与男子相恋的情节屡见不鲜。北宋的《青锁商议》、《云斋广录》,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等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狐妖化为女子。明清时代,狐意象的女性指向悄然转化为固定的审美心理,广泛见于文学作品。代表性的有明代长篇章回小说《封神演义》,冯梦龙的《平妖传》、凌蒙初的《三言二拍》、吴承恩的《西游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狐意象的集大成者,涵盖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狐意象的各种类型、特性。《聊》中写狐精的有七十五篇,其中为男性的"学士狐"、"友狐"约二十篇左右,包括《胡氏》、《淮水狐》等;狐女形象的篇目达四十几篇,占一半以上,有《娇娜》、《莲香》、《红玉》、《鸦头》为代表。此外有十几篇未指明狐的性别,一般以动物性出现。可以看出,清代狐意象的女性指向在经过历潮历代的发展后不断得到加强,不但固定为文学中的固定审美,在世俗心理中,"狐狸精"也与女性必然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类女子的特称。《红楼梦》第二十回李麽麽骂袭人"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第六十二回晴雯骂芳官"你就是狐媚子",第七十七回王夫人骂芳官"唱戏的女孩子,自然都是狐狸精了",晴雯对宝玉说"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从历代文学作品可以发现,狐意象的性别指向是有其发展变化过程的,从男性倾向到女性倾向,到用"狐狸精"作为惑人女子的代名词,"狐为女性"便成为固定的审美心理,这说明狐意象的女性指向更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审美感受和女性观念,并与西方文学中的狐意象的性别指向形成了"对立"。二、西方文学狐意象阳性指向的发现与证明西方文学狐意象的文学传统尽管不像中国文学那样典型,但并不能因此忽略它本身的文学价值和背后的文化蕴涵。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就有许多关于狐狸的寓言故事,如为人们所熟悉的《狐狸与葡萄》、《狐狸和大鸦》、《狮子和狐狸》。《伊》中狐狸的故事有三十几篇,但其中并没有明确的性别指向,包括其他动物,几乎看不出性别来。《伊》所塑造的动物虽然被人格化,但还只是某种典型特征的符号,狐狸只成为"狡猾"的代名词,更没有中国观念中的性淫的特征。后来法国拉•封丹的寓言诗,俄国克雷洛夫寓言故事所涉及的狐狸故事也如《伊索寓言》只作为"狡猾"的符号。但在中世纪欧洲流传的《列那狐传奇》,列那狐不但是一个充分人性化的动物形象,更关键的是它以一个男性的面貌出现的。它展示了男性英勇的特质,与象征封建统治阶级的狮子诺布勒、驴子贝尔纳、伊桑格兰狼作斗争,充分体现反抗精神。同时列那狐也欺凌弱小动物,暴露狡猾、残酷的一面。列那狐这一形象的塑造,已不仅仅是"狡猾"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性。这里狐意象的性别指向是明显的。有趣的是,在英国现代作家劳伦斯一部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狐》中,我们又可以清楚地发现狐意象仍是以男性作为象征对象,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从这篇小说发现了西方狐意象的阳性倾向或许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存在着必然性的理据可寻。小说《狐》表面上写了一个爱情故事。两个年轻女子玛奇、班福德沉郁地生活在农庄里,两人形影不离,关系暧昧。玛奇的性别意识受到压抑,整日以中性的装扮束缚自己。但突然有一天,一个叫亨利的年轻男子介入了她们沉寂的生活,玛奇的性别意识迅速激活,她被亨利的男性魅力所吸引了。而亨利不但主动追求玛奇,并杀死阻碍他们结合的班福德。最后亨利和玛奇如愿生活在一起,获得新生。小说以"狐"作为题目,具有象征性、统领性的含义。从象征的内涵来看,狐是男子亨利的象征,或者说亨利在女主人公玛奇眼里,就是"狐"的化身,两者合为一体。从小说的叙述结构来看,狐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力量。故事多次以狐的出场(在现实或在玛奇的梦中)作为故事发展隐喻、铺垫。狐作为男子亨利的象征,也是触发玛奇性意识萌动和觉醒的直接原因。通过对玛奇、狐、亨利三者关系的解读,我们可从文本中发现"狐"对玛奇,代表了一种阳性崇拜,这也是决定狐意象男性指向的一个关键。小说中,原先偷鸡的狐狸扰乱了玛奇的生活,玛奇对狐狸持仇视的态度。但当那只狐狸出现在她面前时,玛奇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所控制,陷入恍惚的状态中,类似于中国的"狐媚"。小说中这样描述:"它认识她。她像被迷住似的动弹不得。她,明白它是认识她的,所以它才那样笔直地望着她的眼睛。""她已经被它迷住了,它成了她看不见的精神主宰。"所以当夜幕降临(狐狸出动的时间),"她的心又一次为了狐狸,为了那只狐狸而激烈地跳动起来。"这样的描述,如同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的一见钟情,完全像异性间的吸引。当年轻男子亨利出现时,玛奇又被他迷住了,因为"玛奇觉得他就是那只狐狸。……她认为那小伙子就是那只狐狸,她无法想象他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见,在她眼里,狐狸与男子合成一体,不论是狐狸还是男子,对她的吸引都是一种异性相吸。狐狸与男子的同一性在劳伦斯笔下被反复强调。"她认出他就是狐狸--它就在这儿,她用不着去找它了。……她终于可以沉醉在狐狸的气味里了。""他的黄卡其军服的闪光使她回忆起梦里那只狐狸鲜亮的毛皮。""玛奇觉得他转过头在的时候,眼睛里又冒出了上次她在狐狸眼里看见的狡黠、嘲讽和会意的火花,这个火花又一次飞进她的灵魂里。"小说又通过玛奇的梦,给我们暗示了狐在玛奇潜意识里代表了一种阳性崇拜。"它的颜色非常黄,非常耀眼,像玉米一样。……它好象就在很远的地方,她想摸摸的它。她伸出手去,它忽然一口咬住她的手腕,就在她缩回手的一瞬间,狐狸转过身准备跳开。它那毛茸茸的尾巴一下子拂着了她的脸庞。这只尾巴像着了火似的,烧着了她的嘴唇,烫的她疼痛难耐。"这个梦预示后面的故事:亨利"像闪电一样飞快地在她嘴唇上吻了一下……使她浑身上下每一根纤维都燃烧起来。"加拿大人类学家约翰•B•维克利有一篇文章《D•H•劳伦斯中篇小说中的神话与仪式》,对这个梦做了这样的阐释:"这一梦境不仅预示了他俩的关系,而且也揭示了狐狸和亨利的本性。对于任何一位熟悉《金枝》的读者来说,上述对与狐狸的描写暗示,它应该等同于原始人的生殖之神,更明确地说等同于谷物精灵狄奥尼索斯。意味深长的是,在收获季节,最后一位用镰刀碰到谷物的人被称作'狐狸',而在那天晚上,他要和所有姑娘跳舞,因此,在弗雷泽和劳伦斯笔下,生殖之神,人类和动物,这三者是相关的。……梦境预示尼莉(玛奇)和亨利间的那种阳性崇拜关系。"?弗雷泽《金枝》记载,在欧洲有想象谷物精灵变成动物的传统,如变成狼、狗、山羊、野兔、猫等,也包括狐狸。在法国东南部的布列斯地区,收获时节的最后一捆谷子就代表狐狸。在这捆谷子边留十二根谷穗不割,当作尾巴,每一个收割者后退几步,对准他扔镰刀,谁把他砍断了,谁就"割断了狐狸尾巴。"? 并且据《金枝》记载,一般谷物精灵也可以被认为是生殖之神,比如阿多尼斯,又是太阳之神;奥锡利斯不仅是谷神,也代表树神、生殖之神;狄俄尼索斯也可以作为生殖之神。所以,化为狐狸的精灵又与生殖崇拜相联系,这些生殖之神大都为阳性,那么作为他的化身的"狐"便自然而然是阳性指向。此外,小说中"狐的尾巴像着了火",这一点也可作为预示一种阳性崇拜的一个证据。"火"这一意象往往与阳性崇拜有密切联系。《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书指出,火崇拜与日崇拜具有叠合意义,太阳、火与生命力的崇拜具有一定的同构性。… 那么狐的尾巴也可以视为阳性崇拜的一个侧面,狐承担阳性崇拜的角色便更有信度了。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狐》这篇小说以"狐"作为阳性的象征并不是作者随意性的选择,换个角度说,狐意象在这里的男性指向也不是偶然、巧合。不论是西方文学传统,还是确实存在的文化习俗,都是耦合的。在西方世俗心理,"狐狸"也一般指称男性。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就骂教长是"老狐狸"。西方用"狐狸"形容一个人,其对象习惯上为男性,这和我们中国人世俗心理正好相悖。在军事上,西方也喜欢用"狐"来指称战斗机或部队。如前苏联曾研制过一种型号的战斗机,被北约称之为"火狐"。海湾战争中,美军代号为"沙漠之狐"。虽然不能说是明确的男性指向,但可以看出"狐"在西方心理中更具有一种攻击性,实际上也是阳性特征的一个侧面。三、文化背景原因初探中西方文学狐意象指向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所致。这里初步从三个角度进行观照。首先,就审美心理来看,对狐狸这一动物的视觉感受,可能就存在很大差异。日本学者吉野裕子在《神秘的狐狸》一书谈到"狐狸的美丽",她说"狐在多数的动物中显得特别美丽。狐狸具有曲线优美的身资,尾巴丰实漂亮,它的眼睛的大而清澈,鼻子细而笔挺,显得非常聪颖,如果是人,就使我们想起秀丽的美女。……"? 正因为狐的这些生物特征,容易让人们的审美心理上建立起"狐和美女的心理认同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如此牢固,以至于"狐化美女之说迅速传播后世,逐渐成为狐化传说的主体。"? 所以中国狐意象的女性化是具有审美上的基础的。西方对狐狸的视觉感受如何,在《狐》这个小说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女主人公把狐狸的外貌与男子亨利的长相联系起来,以她的审美,狐狸与男子更容易建立起同一关系,因为他与它的外貌可以契合。女主人公玛奇眼中的亨利"长长的浅头发粘着汗水贴在他的前额上,他的眼睛是蓝色的,非常明亮、敏锐,在他面颊的细嫩的绯红皮肤上长出了一些浅色的绒毛,像汗毛一样,不过比汗毛更明显。"以至于玛奇觉得他是狐狸,因为"他喜欢把头往前探"或者"因为他的绯红颧骨上长着的浅白色柔毛在微微闪光"抑或"因为他那双明亮锐利的眼睛"。第二个原因,与狐的图腾崇拜有关。据《中国狐文化》的解释,中国上古时期九尾狐化美女的观念与当时的图腾崇拜相关。"涂山氏在渔猎经济活动中接触到狐,进而产生了崇拜心理,把狐奉为图腾神。涂山氏当时处于母系社会,所以图腾对象表现为一只雌狐。"狐为九尾,包含着生殖崇拜的意义,"雌狐阴户临近尾根,所以兽类交配叫交尾,因而这里显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含义,尾多则阴户多,阴户多则产子多。……这里九尾尽可理解为九阴,是女阴崇拜的曲折表现。"? 可见中国上古狐的女阴崇拜可能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中国人心目中狐的形象与内涵,也指导中国文学狐意象的女性化倾向。西方对狐的图腾极有可能是一种阳性崇拜,这一点在前文已经论述过。两种不同性别崇拜的图腾渊源,也决定了狐意象的性别差异。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女性观念及狐性淫的思想,也决定了狐意象的性别指向与西方的差异。中国自古就把狐狸视为淫兽。《虞初新志•烈狐传》说:"狐,淫兽也,以淫媚人。"《埤雅•狐》:"其为物性淫。"朱熹《诗集传》注《诗经•卫风•有狐》:"狐者,妖媚之兽。""狐性淫"在中国人心里达成共识。虽然早期亦有雄性淫狐的原型,可惜在六朝后更把性淫女子与狐相联系,这具有深层的文化原因。在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客体。在道德观念上,男性可以性欲放荡,寻花问柳而合情合理;女性在性爱方面却受到严厉压制,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有过失,便"理所当然"被称为淫妇。女性是男性的玩物,只是空洞的能指,长期处在"失语状态"。"女子性淫"的观念是男性话语下的产物,并且连女性自身也自觉不自觉对这一观念形成认同感。女子的性淫与狐性淫就存在一种同构关系。另外女性自古被视为红颜祸水,一个王朝的衰亡往往归结为女人的祸害,褒姒、妹喜、妲己、西施、杨玉环都作为"狐狸精"的典型,反映了"女色禁忌"的观念。把美女比作狐狸精的幻化,意在告戒不可迷恋于女色之中。白居易的《古冢狐》一诗,是这种禁忌观的有力证明:"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狐假女妖害人浅,一朝一夕迷人眼。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姒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君看为害浅深间,岂将假色同真色。"以上种种,导致"狐者,先古之淫妇"的观念,狐与女性的同一性,被不断强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抹不去的文化积淀。在西方文学中,还未发现把狐视为淫兽的传统,即便对女性的观念也如同中国把女子视为尤物,那么狐也未必会和女子紧密联系,所以狐意象的性别指向就不必为女性。中国"狐狸精--女子"的集体意识久已确立,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便被忘却。忘却的结果是,我们相信这一基本观念具世界和历史的普遍意义,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本文对中西方文学狐意象的性别指向的初步梳理,足以说明"狐--女性"的观念并非我们原先所不曾怀疑的普遍意义。对造成"狐为阴性"在中国审美心理的最终定型和稳固传承,以及西方狐的阳性指向的原由,本文以相对显见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为底,并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彰显出其隐性的原始基因,以求能向中西方狐意象差异的缘起和文化蕴涵更靠近一点。注:*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月6版, 第31页*同上 第71 页*收在《神话与文学》(美)约翰•维克雷编,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4月版*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 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3 月*引自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月6版,第 73 页*同上 第73 页*同上 第27 页参考书目: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月6版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3 月卢润详:《谈狐说鬼录》,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1 月孙绍先:《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9月约翰•维克雷(编):《神话与文学》,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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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绪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中国古代小说最特别的地方应当是它具有文言和白话两种不可混淆的系统。文言起于先秦时代稗官杂记,是流行在街头巷尾说长道短的简短记录,是所谓的随笔文学。通俗白话的小说则是开始于唐宋时期说话人的话本,是对说话人口中丰富多彩的故事再加工、纪录,名清时期,更由于大量文士的积极参与而造成巨大的发展。形成了数种流派的小说,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浪漫爱情等各方面。它们面对的,是广大的平民百姓。基本上来说,两种小说不论是文体、渊源、演变等各方面发展都有着不同的系统。一、最初的小说观念其实,小说在最初的阶段是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早已奠下的基础。第一次读到「小说」这个名词是在庄子的文章中:「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远矣。」《庄子_231;杂篇_231;外物》在这里,庄子把「小说」和「大达」做一相对比较,而其中小说指的是浅薄而不重义理的学说,这个观念和古代文人眼中的小说观念很类似。但是到了汉代,「小说」这个名词被用来作为古代和当代典籍的总称。东汉班固《汉书_231;艺文志》子布中就有列出『小说家』这个门类,并且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说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其实,、这是相对应于帝王之道、政教得失等高士文人的话题。所谓的小说,只的应当是乡亲父老、食衣住行等和自己切身有关的话题罢了。二、小说的起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到是有提到,小说起源于人们闲暇休息时所讲的神话故事。基本上来说,我是相信这个说法的,那是因为上股时代的人们,对大自然存着敬畏且恐惧的心,聘且一直认为宜切自然界的现象都听命于神的旨意,而这个「神」,无所不在,他在冥冥之中安排了一切。而后人所认为复杂的问题,在上古的人们看来,却都以「万物有灵」的这个说法给解释了。并且以自己和大自然艰苦搏斗的历程给形象化、艺术化了,塑造出一个英雄的形象。而在古代神话中则有着两类神话,一是英雄神的,令一则是自然神的。后者如雷公电母、风师雨伯,前者则是如后羿射日、女蜗补天等。其实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神话被小说所吸收后,并没有保持原貌,这一点从西王母神话的演变历程就可以的到验证。《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其壮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三分约人,七分似妖,可怕极了。且在《山海经》里我们无法断定西王母的性别。到了战国时期《穆天子传》中,西王母俨然成了一为人主。后来到了《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已成了『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资掩霭,容颜绝世。』的美人了。神话被改造的过程中常被后人一点一点的加入道德的教训、人生的哲理和人情世故,在此时,神话演成了历史,中国古代的神话资料长失其粗犷原貌,我想原因应是在此吧!三、先秦小说小说做为一种文体的名称虽然一直到汉代才出现,但小说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可惜的是,这些书早已亡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小说,都是在名清时期才得以逐步确立其地位的。《山海经》今存十八卷,晋人郭璞注。至于作者是谁,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其内容上看来,应当是战国中后期巫祝方士采古代神话和地理博物传说而成的,一直到秦汉时期才被订为一书,名曰《山海经》。书中包含了很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山川博物等事迹奇怪的风格,相对的,其地理博物性质又使古人相信它是可靠的地理书。相同的,《穆天子传》也是如此。而《山海经》又被后世人认为是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四、汉代小说《神异经》,成书于汉代,但作者至今尚不确定。此书是在《山海经》的影响下产生的,不论是在内容、笔法等各方面都有模仿《山海经》的部分,只是作者加入了神仙方术和儒家思想的观念。《汉武故事》,此书记汉武帝一生遗闻,叙述他求得成仙的部分尤其详细,由于《汉武故事》把历史和幻想结合在一起,并且所表现出来的文笔较幽雅,以成了较典型的志怪小说了。较为人所知的,应属《燕丹子》了吧!他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至今仍无法正确推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其为汉代作品,应是肯定的。书中写的正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只是由于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在「道听涂说」的过程中又加入了不少的内容和情节,使剧情愈加生动曲折,但却与史实愈来愈远,这正是基于民间的传说得基础上写的。五、魏晋六朝的轶事小说所谓的轶事小说又称叫志人小说(这是鲁迅根据志怪小说的命名推论而来的),而轶事小说首推应当是《世说新语》了,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集其门下客所共撰,刘孝标作注。分政事、德行、言语、文学等三十六篇,记载东汉到东晋的奇闻轶事,其内容虽然琐碎,带却真实的将魏晋士大夫的思想及生活状况,很生动的表现出来,并且写出了士人消极厌世,放浪形骸的风气。其中有许多故事是成为后代戏曲小说的题材。六、魏晋的志怪小说志怪小说的兴起渊源应起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时代的志怪小说。其中《博物志》即是如此,与《山海经》相同,记载地理博物琐碎杂文的作品。志怪小说最高的成就作品应当是《搜神记》了吧!他和记地理博物的小说不同,他以记录鬼怪神仙的故事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野文杂记。作者是晋朝的干宝,他作《搜神记》是有感于父亲之婢和兄长死而复生的神异经历,一方面『考先志于载籍』,另一方面则『收遗逸于当时』。干宝在写此书时,有滥收他书所造成的错误,亦有他自己的意见进行加工,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的遗漏缺点,所亦鲁迅成他为『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搜神记》中,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如「干将莫邪」、「东海孝妇」、「仙女下嫁董永」等故事,其中亦有不少作品都被改编成为剧曲了。七、唐朝五代的小说在唐代,坊间流行的小说有传奇和话本两种。唐代传奇,基本上是源自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但其用来写做的笔法则是用写使的传记方式来写的。在全盛时期则有《枕中记》、《李娃传》、《莺莺传》和《南柯太守传》这些较有名的作品。但反观唐代话本,宋明时期风行的话本小说的前身,它是讲故事的,它也有可能是由于当时,唐都城长安佛风盛行,不论在公理或民间都很盛行,而僧人对世间讲法时又有分僧讲和俗讲,僧讲当然是对出家人讲说佛经,而俗讲就是对世间人阐述佛法教义,同时亦兼具有化缘的目的。由于俗讲的对向适一般大众百姓,所以必须吸取民间的说话技巧,并且演化为形式完备、内容丰富的一项技艺了。这无疑是对宋元的说话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了。唐代小说,真正使传奇开始发光发热的应当是沉既济的《任氏传》。写的也是神话鬼魅因为相爱通过了层层的考验殉人相随的故事。但沉既济较为我们熟知的名篇并不是这一部,而是《枕中记》,歧视会发觉以前的小说写的都是具有正面的教化意义的小说,藉以讽谕那些热中富贵、权势的仕人豪强。用旧的题材加上些心的创意,在用上自己的想象力丰富情节,这实在是对后事的表演艺术影响很深的一件事,如汤显祖《邯郸记》即是如此。唐代传奇最伟大的作品,应当举白行简的《李娃传》。此篇应见于《太平广记》中,故事中的三次转折让这故事紧紧的扣住人心,难怪会成为千古名篇,而李娃这女主角的塑造,亦表现了一个风尘女子的冷静和清醒,且她在看到荥阳公子悲惨际遇的时候,唤起的她的同情心,并且帮助他,而她比霍小玉更显伟大是在于她连八年夫妻都不要,在感情上更显洒脱,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门户之见造成了她们无法和心爱的人相结合,小说戏曲中常见到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熟套,就是滥觞于此的。唐代小说还有一部不可不提的,那就是影响最大的《莺莺传》,后代用它为题材写成的戏曲最多了。作者是元稹,有人说这是元稹自己亲身的遭遇,但众多考证说法不一,所以我就不加以阐述了,《莺莺传》和以往小说最大的不同即在于女主角是位知书达理的才女、名门闺秀,不同于以往尽是些妓女、妖精的角色。唐代传奇全盛时期最后一座高峰即是蒋防的《霍小玉传》。写的也是文人名士与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不停于以往的只是由于霍小欲不甘心,而要求李益要等八年后才能另取名门,没想到李益翻脸无情,导致霍小玉死后化为厉鬼并且报复。爱恨分明的写实性个,直接脸出人性的脆弱,成为唐代传奇的代表作之一。唐代后期的作品就大不如前了,后期中较好的作品当推薛调的《无双传》和无名氏的《灵应传》。虽然两者都有在手法上创新求变,但在实质的内容上和前期的作品相比,逊色许多了。八、宋元时期的话本由于宋元的小说艺术发展并不在文言的部分,所以文言小说的成就并不如通俗小说。在唐、宋、元三朝丰富的文化洗礼和经济繁荣的推动下,各种来自民间极富特色的话本形式也就孕育而生了,并且在此时期奠下了坚固的基础。在宋代,有一门艺术叫「说话」。而表演的场地则称为「瓦舍」或「瓦子」,是一种有规模的综合游艺场,其中表演各种戏曲的地方叫做「勾栏」。当然「说话」最容易为平民百姓所接受,而其中众多题材当中最为百姓所接受的,应当是历史方面的故事了,其内容讲的多和朝代之间的兴衰、军国大政等有关的事,参考的史书中有《汉书》、《五代史》、《七国春秋》等,而其中最受人欢迎的无疑是《三国志》了。到了元末明初之际还有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且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演义体长篇章回小说的先河。而宋代亦由于国家政事的关系,百姓们喜欢听「士马金鼓之事」的内容,而其中即刻反映出宋代民族征战、平民起义、抵抗外侮入侵之事,讲的多是以英雄人物为主角,主要的代表即《杨家将》、《水浒》之类的科目最受欢迎,开创了英雄小说的先河。宋代还有另一类至今仍广受民间欢迎的体裁,那就是公案小说,其中表现出百姓对贪官污吏的不满和对「青天大老爷」的期望,「包青天」至今仍符合了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另一类白话短篇小说,即以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为代表作,并无显著的成绩。在现存宋元话本中,爱情和公案这两类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爱情小说的代表作《碾玉观音》,表现出了小老百姓对爱情的坚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即使变成厉鬼也要表现的对追求自己幸福的坚决。公案小说叫具有代表性的是《错斩崔宁》。其中反映了南宋时期官吏问案的轻率、草菅人命,作者对司法弊端提出了疑义、批判。由于语词生动说话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广大听众,所以熟悉平民所用的口语,且经由说话人的熟练,表现出了人物、对白的生命力,加入俗语、方言等,想必是此一时期的一大特色吧!九、明代小说明朝是中国小说蓬勃发展、走向成熟的时期。明代小说举四本当代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分别代表四个领域的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志怪和人情小说。附带提到一点清朝人李渔江这四本书称为小说界的四大奇书。首先我先从历史演义这个方面开始说明。就其内容而言,历史演义大多是从正史当中取材,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_231;分类说明》中有提到:「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断代史者」和「通演古今事与通史同者」,这两点使我们觉得历史演义小说虽然取材自历史,但内容大多和史实不同,多加以改编,因文生事、虚构创作,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而宋代的说书业无疑是对三国故事的丰富和广泛的传播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三国至流传至今版本众多,现在看到的以清人毛宗冈的一百二十回本最为通行。由于成书的时间较其它书为早,所以他用的文体还是简易的文言文,而它的内容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我想是因为罗贯中的「拥刘反曹」契合了他们的道的观念,并且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人物性格,非常容易引起民众的认同。英雄传奇小说当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金圣叹他在《水浒传序》中有提到:「《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格物,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故不以为难也。」《水浒传》中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武松、李逵、鲁智深、林冲等,个个颜色鲜明、精雕细琢,是人物塑造上显现笔力的地方。由于《水浒传》讲的是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故事,草莽英雄的色彩严重,让人觉得富于生活的气息。神魔小说这个观念最早是由鲁迅先生提出来并且使用的(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到明代中期,其实神魔小说也应该要出现了。因为中国人对神仙鬼怪、灵异传说之事早在商朝即开始有此观念,因此民间神话发展至今,文人雅士也喜欢参与其中。而自卫进以来,志怪的小说就一直很兴旺,且由于中国式一个受宗教影响极深的国度,并且佛教、道教和一些西方文化入侵中国而来的宗教,相互融合、演化而来,在加上唐朝时即有「讲经」一家,所以到了明代中期通俗小说日趋成熟的时期,神魔小说的兴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演绎自《大唐西域记》,数是内容其实我们都很熟知,在此不再多说。其实,在故事中不乏积极劝世的一面,鼓励人们要克服困难,积极向前,虽然有神力相助,但若没有灵活的头脑又如何能成事呢?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虽然有许多人对它的印象仅止于是香艳色情的小说,但它以高妙的笔法写出的明代中后期社会的市井风情,真实的表现在具体的文字上。文中大量的运用了市井口语、俗语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让我们在阅读时格外的具有感情,因为其所应用的言语非常生活,更贴近读者的心灵。但其中间杂对于猥亵淫秽的描写,较为人所诟病,但毕竟这无法掩饰《金瓶梅》是中国通俗小说最重要作品之一的光芒,而且它也是小说界四大奇书之一呢!十、清代小说清代小说成就最高的无疑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了,这是部言情的小说,写的当然不只爱情,尚有亲情、人情、厉害之情等,写进了曹雪芹的一生,用曹家的盛衰来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其实这部小说在清朝干龙年间即广为流传,用的文体是白话的章回小说。清代尚有些不错的讽刺小说,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刘鹗的《老残游记》。《儒林外史》是以平实的笔触加以课化当时文人士子追逐科场名利的堕落与矫饰。由于作者对八股科举制度极为厌恶,所以用描写世故人情的笔触描写,故多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无肤泛之语、无淫秽之语。但由于多短篇衔接而成,是结构较松散的一部。《老残游记》虽名为游记,实属社会讽刺小说,而其中写的多和清朝官吏罪恶的揭发有关,当中写景的描述尤为独到,善于用具体的事物比喻声音这是他笔力精炼之处。另外提到清朝尚有一部文言短篇的笔记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的也是神仙志怪,但它虽文笔记小说,但却是有结构的,它是有系统的整理,编辑成册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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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搜神记人物形象研究的论文

中西方文学狐意象的性别指向之比较华师大中文系 郑梅珍摘要:"狐"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典型的意象,在这方面的研究已获得丰硕的成果。而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交际单位,西方文学中的狐意象却并未受到关注。本文诣在从一个细小而有趣的角度--狐意象的性别指向--作为切入点,初步对中西方文学狐意象进行整合,并以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和揭示二者性别指向差异背后的文化因素。从方法论来说,本文希望不是简单的整合,而是希望能以人类学的眼光反观"狐"这一普遍意象中的异质性。关键词:狐意象 性别指向 中西方"狐狸精",在现在中国民众的世俗心理中,指的是以美色媚人、对男性具诱惑力的女子,通常带贬义、蔑视的感情色彩,这一点没有多少异议。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中,也有一部经典的《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活狐女形象。"狐--女性",作为一种固定的联系积淀在我们的审美意识里,似乎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然而,狐这一意象,并非中国文学作品所独有,它是世界文学的一个典型的动物意象;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单位,狐意象有共同的属性特征:机智、狡猾、有灵性等。但东西方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狐意象势必会表现出自身的个性。西方文学的狐意象,笔者发现其性别指向更趋向于阳性,或者说是男性。即便是中国文学,狐意象也有自身演变发展过程,其性别指向经过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粗糙到细致化,从男性倾向占主导向女性倾向发展的漫长过程,最终逐渐固定下来成为至今仍保持的"狐狸精是女子"的观念。一、 中国文学狐意象性别指向的演变及定型早在先秦时期,狐意象就出现在神话与文学作品中,这时的性别指向不甚固定,女性、男性兼而有之。狐与女子互相幻化,狐是,女子的象征,这一原型可以追溯到上古"禹娶涂山女"的神话。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夫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之,必有应矣。" 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 狐,九尾庞庞。……"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从这个上古神话来看,九尾白狐是涂山女的象征,二者实际上合为一体。但这里狐所象征的女子却能给禹带来吉祥之气,并非后来广泛接受的"淫妇"。而我们又可以在屈原《天问》中找到"狐--淫妇"的原型。" 浞娶纯妻,眩玄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这讲的是寒浞与纯狐氏之女玄妻合谋杀死后羿。"纯狐玄妻",闻一多的看法是纯狐可以实指狐狸,今人龚维英则认为纯狐氏是图腾氏族仭?但不管玄妻是否为动物的狐所幻化,"纯狐玄妻"的主要意义在于具有狐妖为性淫之女性的原型意义。从涂山女和纯狐氏这两则神话来看,狐意象均与女性相联系。但在先秦,狐的性别也指向男性,并出现"雄性淫狐"的原型观念。《诗经•齐风•南山》云:"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为止,曷之怀止?"郑玄释云:"雄狐行求匹藕于南山之上,形貌绥绥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为淫佚之行。其威仪可耻,恶如狐。"诗用雄狐起兴,用狐作比,讽刺齐襄公与其妹私通的淫耻行为。这成为六朝狐意象男性倾向的基础。六朝狐意象性别指向逐渐走向自觉,狐也分化为不同的类形象,不同类的狐确立起固定的性别指向。《中国狐文化》指出:"汉人对'雄狐绥绥'的解释已露出狐为淫兽的端倪,实际上已经初步建立起'雄狐'-雄性淫狐-的原型观念。到六朝时期,这一观念进一步发展,狐妖的雄化倾向和性淫特征被反复强调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雄狐'型故事,这就把'雄狐'的原型明确化定型化。"? 在《搜神记》中,写了许多雄狐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的故事。六朝雄性狐除了淫惑女子外,又形成了"狐博士"的类型。《搜神记》中"狐博士"是教授诸生的儒师,《异苑》里的"人物"胡道洽也是爱好音乐医术之事。狐妖表现为学狐、才狐、儒狐,也在后世文学中反复出现,如《聊斋志异》除了塑造众多痴情美貌的狐女,还有一部分学士狐。这一类型的狐都化为男性形象。这一点较容易理解。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只有男性才可作为知对ú┑男蜗蟊煌瞥纭S氪送�保�����拥墓勰钜苍诜⒄沟敝小6���薄缎�屑恰匪?quot;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初学记》卷二九引《玄中记》作:"千岁之狐为淫妇,百岁之狐为美女。"《搜神记》卷一二亦称:"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名山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为阿紫,化而为狐。"在六朝,虽然狐意象男性化指向占多数,但我们可以看到淫妇与狐妖互化的观念也进一步得到加强。唐代,狐妖雌化倾向就更为明显,不但开创了狐与妓相结合的狐妓原型,深化了狐性淫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狐妖化为美与善统一的完美女子形象。这一原型后来在《聊斋志异》里广泛使用。这两者虽然在道德标准上看似相悖,但在本质上都是狐与女性的同构性的强化。到宋金元的传奇文学中,狐化女子诱惑男子或与男子相恋的情节屡见不鲜。北宋的《青锁商议》、《云斋广录》,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等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狐妖化为女子。明清时代,狐意象的女性指向悄然转化为固定的审美心理,广泛见于文学作品。代表性的有明代长篇章回小说《封神演义》,冯梦龙的《平妖传》、凌蒙初的《三言二拍》、吴承恩的《西游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狐意象的集大成者,涵盖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狐意象的各种类型、特性。《聊》中写狐精的有七十五篇,其中为男性的"学士狐"、"友狐"约二十篇左右,包括《胡氏》、《淮水狐》等;狐女形象的篇目达四十几篇,占一半以上,有《娇娜》、《莲香》、《红玉》、《鸦头》为代表。此外有十几篇未指明狐的性别,一般以动物性出现。可以看出,清代狐意象的女性指向在经过历潮历代的发展后不断得到加强,不但固定为文学中的固定审美,在世俗心理中,"狐狸精"也与女性必然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类女子的特称。《红楼梦》第二十回李麽麽骂袭人"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第六十二回晴雯骂芳官"你就是狐媚子",第七十七回王夫人骂芳官"唱戏的女孩子,自然都是狐狸精了",晴雯对宝玉说"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从历代文学作品可以发现,狐意象的性别指向是有其发展变化过程的,从男性倾向到女性倾向,到用"狐狸精"作为惑人女子的代名词,"狐为女性"便成为固定的审美心理,这说明狐意象的女性指向更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审美感受和女性观念,并与西方文学中的狐意象的性别指向形成了"对立"。二、西方文学狐意象阳性指向的发现与证明西方文学狐意象的文学传统尽管不像中国文学那样典型,但并不能因此忽略它本身的文学价值和背后的文化蕴涵。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就有许多关于狐狸的寓言故事,如为人们所熟悉的《狐狸与葡萄》、《狐狸和大鸦》、《狮子和狐狸》。《伊》中狐狸的故事有三十几篇,但其中并没有明确的性别指向,包括其他动物,几乎看不出性别来。《伊》所塑造的动物虽然被人格化,但还只是某种典型特征的符号,狐狸只成为"狡猾"的代名词,更没有中国观念中的性淫的特征。后来法国拉•封丹的寓言诗,俄国克雷洛夫寓言故事所涉及的狐狸故事也如《伊索寓言》只作为"狡猾"的符号。但在中世纪欧洲流传的《列那狐传奇》,列那狐不但是一个充分人性化的动物形象,更关键的是它以一个男性的面貌出现的。它展示了男性英勇的特质,与象征封建统治阶级的狮子诺布勒、驴子贝尔纳、伊桑格兰狼作斗争,充分体现反抗精神。同时列那狐也欺凌弱小动物,暴露狡猾、残酷的一面。列那狐这一形象的塑造,已不仅仅是"狡猾"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性。这里狐意象的性别指向是明显的。有趣的是,在英国现代作家劳伦斯一部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狐》中,我们又可以清楚地发现狐意象仍是以男性作为象征对象,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从这篇小说发现了西方狐意象的阳性倾向或许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存在着必然性的理据可寻。小说《狐》表面上写了一个爱情故事。两个年轻女子玛奇、班福德沉郁地生活在农庄里,两人形影不离,关系暧昧。玛奇的性别意识受到压抑,整日以中性的装扮束缚自己。但突然有一天,一个叫亨利的年轻男子介入了她们沉寂的生活,玛奇的性别意识迅速激活,她被亨利的男性魅力所吸引了。而亨利不但主动追求玛奇,并杀死阻碍他们结合的班福德。最后亨利和玛奇如愿生活在一起,获得新生。小说以"狐"作为题目,具有象征性、统领性的含义。从象征的内涵来看,狐是男子亨利的象征,或者说亨利在女主人公玛奇眼里,就是"狐"的化身,两者合为一体。从小说的叙述结构来看,狐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力量。故事多次以狐的出场(在现实或在玛奇的梦中)作为故事发展隐喻、铺垫。狐作为男子亨利的象征,也是触发玛奇性意识萌动和觉醒的直接原因。通过对玛奇、狐、亨利三者关系的解读,我们可从文本中发现"狐"对玛奇,代表了一种阳性崇拜,这也是决定狐意象男性指向的一个关键。小说中,原先偷鸡的狐狸扰乱了玛奇的生活,玛奇对狐狸持仇视的态度。但当那只狐狸出现在她面前时,玛奇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所控制,陷入恍惚的状态中,类似于中国的"狐媚"。小说中这样描述:"它认识她。她像被迷住似的动弹不得。她,明白它是认识她的,所以它才那样笔直地望着她的眼睛。""她已经被它迷住了,它成了她看不见的精神主宰。"所以当夜幕降临(狐狸出动的时间),"她的心又一次为了狐狸,为了那只狐狸而激烈地跳动起来。"这样的描述,如同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的一见钟情,完全像异性间的吸引。当年轻男子亨利出现时,玛奇又被他迷住了,因为"玛奇觉得他就是那只狐狸。……她认为那小伙子就是那只狐狸,她无法想象他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见,在她眼里,狐狸与男子合成一体,不论是狐狸还是男子,对她的吸引都是一种异性相吸。狐狸与男子的同一性在劳伦斯笔下被反复强调。"她认出他就是狐狸--它就在这儿,她用不着去找它了。……她终于可以沉醉在狐狸的气味里了。""他的黄卡其军服的闪光使她回忆起梦里那只狐狸鲜亮的毛皮。""玛奇觉得他转过头在的时候,眼睛里又冒出了上次她在狐狸眼里看见的狡黠、嘲讽和会意的火花,这个火花又一次飞进她的灵魂里。"小说又通过玛奇的梦,给我们暗示了狐在玛奇潜意识里代表了一种阳性崇拜。"它的颜色非常黄,非常耀眼,像玉米一样。……它好象就在很远的地方,她想摸摸的它。她伸出手去,它忽然一口咬住她的手腕,就在她缩回手的一瞬间,狐狸转过身准备跳开。它那毛茸茸的尾巴一下子拂着了她的脸庞。这只尾巴像着了火似的,烧着了她的嘴唇,烫的她疼痛难耐。"这个梦预示后面的故事:亨利"像闪电一样飞快地在她嘴唇上吻了一下……使她浑身上下每一根纤维都燃烧起来。"加拿大人类学家约翰•B•维克利有一篇文章《D•H•劳伦斯中篇小说中的神话与仪式》,对这个梦做了这样的阐释:"这一梦境不仅预示了他俩的关系,而且也揭示了狐狸和亨利的本性。对于任何一位熟悉《金枝》的读者来说,上述对与狐狸的描写暗示,它应该等同于原始人的生殖之神,更明确地说等同于谷物精灵狄奥尼索斯。意味深长的是,在收获季节,最后一位用镰刀碰到谷物的人被称作'狐狸',而在那天晚上,他要和所有姑娘跳舞,因此,在弗雷泽和劳伦斯笔下,生殖之神,人类和动物,这三者是相关的。……梦境预示尼莉(玛奇)和亨利间的那种阳性崇拜关系。"?弗雷泽《金枝》记载,在欧洲有想象谷物精灵变成动物的传统,如变成狼、狗、山羊、野兔、猫等,也包括狐狸。在法国东南部的布列斯地区,收获时节的最后一捆谷子就代表狐狸。在这捆谷子边留十二根谷穗不割,当作尾巴,每一个收割者后退几步,对准他扔镰刀,谁把他砍断了,谁就"割断了狐狸尾巴。"? 并且据《金枝》记载,一般谷物精灵也可以被认为是生殖之神,比如阿多尼斯,又是太阳之神;奥锡利斯不仅是谷神,也代表树神、生殖之神;狄俄尼索斯也可以作为生殖之神。所以,化为狐狸的精灵又与生殖崇拜相联系,这些生殖之神大都为阳性,那么作为他的化身的"狐"便自然而然是阳性指向。此外,小说中"狐的尾巴像着了火",这一点也可作为预示一种阳性崇拜的一个证据。"火"这一意象往往与阳性崇拜有密切联系。《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书指出,火崇拜与日崇拜具有叠合意义,太阳、火与生命力的崇拜具有一定的同构性。… 那么狐的尾巴也可以视为阳性崇拜的一个侧面,狐承担阳性崇拜的角色便更有信度了。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狐》这篇小说以"狐"作为阳性的象征并不是作者随意性的选择,换个角度说,狐意象在这里的男性指向也不是偶然、巧合。不论是西方文学传统,还是确实存在的文化习俗,都是耦合的。在西方世俗心理,"狐狸"也一般指称男性。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就骂教长是"老狐狸"。西方用"狐狸"形容一个人,其对象习惯上为男性,这和我们中国人世俗心理正好相悖。在军事上,西方也喜欢用"狐"来指称战斗机或部队。如前苏联曾研制过一种型号的战斗机,被北约称之为"火狐"。海湾战争中,美军代号为"沙漠之狐"。虽然不能说是明确的男性指向,但可以看出"狐"在西方心理中更具有一种攻击性,实际上也是阳性特征的一个侧面。三、文化背景原因初探中西方文学狐意象指向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所致。这里初步从三个角度进行观照。首先,就审美心理来看,对狐狸这一动物的视觉感受,可能就存在很大差异。日本学者吉野裕子在《神秘的狐狸》一书谈到"狐狸的美丽",她说"狐在多数的动物中显得特别美丽。狐狸具有曲线优美的身资,尾巴丰实漂亮,它的眼睛的大而清澈,鼻子细而笔挺,显得非常聪颖,如果是人,就使我们想起秀丽的美女。……"? 正因为狐的这些生物特征,容易让人们的审美心理上建立起"狐和美女的心理认同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如此牢固,以至于"狐化美女之说迅速传播后世,逐渐成为狐化传说的主体。"? 所以中国狐意象的女性化是具有审美上的基础的。西方对狐狸的视觉感受如何,在《狐》这个小说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女主人公把狐狸的外貌与男子亨利的长相联系起来,以她的审美,狐狸与男子更容易建立起同一关系,因为他与它的外貌可以契合。女主人公玛奇眼中的亨利"长长的浅头发粘着汗水贴在他的前额上,他的眼睛是蓝色的,非常明亮、敏锐,在他面颊的细嫩的绯红皮肤上长出了一些浅色的绒毛,像汗毛一样,不过比汗毛更明显。"以至于玛奇觉得他是狐狸,因为"他喜欢把头往前探"或者"因为他的绯红颧骨上长着的浅白色柔毛在微微闪光"抑或"因为他那双明亮锐利的眼睛"。第二个原因,与狐的图腾崇拜有关。据《中国狐文化》的解释,中国上古时期九尾狐化美女的观念与当时的图腾崇拜相关。"涂山氏在渔猎经济活动中接触到狐,进而产生了崇拜心理,把狐奉为图腾神。涂山氏当时处于母系社会,所以图腾对象表现为一只雌狐。"狐为九尾,包含着生殖崇拜的意义,"雌狐阴户临近尾根,所以兽类交配叫交尾,因而这里显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含义,尾多则阴户多,阴户多则产子多。……这里九尾尽可理解为九阴,是女阴崇拜的曲折表现。"? 可见中国上古狐的女阴崇拜可能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中国人心目中狐的形象与内涵,也指导中国文学狐意象的女性化倾向。西方对狐的图腾极有可能是一种阳性崇拜,这一点在前文已经论述过。两种不同性别崇拜的图腾渊源,也决定了狐意象的性别差异。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女性观念及狐性淫的思想,也决定了狐意象的性别指向与西方的差异。中国自古就把狐狸视为淫兽。《虞初新志•烈狐传》说:"狐,淫兽也,以淫媚人。"《埤雅•狐》:"其为物性淫。"朱熹《诗集传》注《诗经•卫风•有狐》:"狐者,妖媚之兽。""狐性淫"在中国人心里达成共识。虽然早期亦有雄性淫狐的原型,可惜在六朝后更把性淫女子与狐相联系,这具有深层的文化原因。在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客体。在道德观念上,男性可以性欲放荡,寻花问柳而合情合理;女性在性爱方面却受到严厉压制,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有过失,便"理所当然"被称为淫妇。女性是男性的玩物,只是空洞的能指,长期处在"失语状态"。"女子性淫"的观念是男性话语下的产物,并且连女性自身也自觉不自觉对这一观念形成认同感。女子的性淫与狐性淫就存在一种同构关系。另外女性自古被视为红颜祸水,一个王朝的衰亡往往归结为女人的祸害,褒姒、妹喜、妲己、西施、杨玉环都作为"狐狸精"的典型,反映了"女色禁忌"的观念。把美女比作狐狸精的幻化,意在告戒不可迷恋于女色之中。白居易的《古冢狐》一诗,是这种禁忌观的有力证明:"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狐假女妖害人浅,一朝一夕迷人眼。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姒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君看为害浅深间,岂将假色同真色。"以上种种,导致"狐者,先古之淫妇"的观念,狐与女性的同一性,被不断强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抹不去的文化积淀。在西方文学中,还未发现把狐视为淫兽的传统,即便对女性的观念也如同中国把女子视为尤物,那么狐也未必会和女子紧密联系,所以狐意象的性别指向就不必为女性。中国"狐狸精--女子"的集体意识久已确立,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便被忘却。忘却的结果是,我们相信这一基本观念具世界和历史的普遍意义,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本文对中西方文学狐意象的性别指向的初步梳理,足以说明"狐--女性"的观念并非我们原先所不曾怀疑的普遍意义。对造成"狐为阴性"在中国审美心理的最终定型和稳固传承,以及西方狐的阳性指向的原由,本文以相对显见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为底,并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彰显出其隐性的原始基因,以求能向中西方狐意象差异的缘起和文化蕴涵更靠近一点。注:*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月6版, 第31页*同上 第71 页*收在《神话与文学》(美)约翰•维克雷编,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4月版*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 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3 月*引自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月6版,第 73 页*同上 第73 页*同上 第27 页参考书目: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月6版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3 月卢润详:《谈狐说鬼录》,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1 月孙绍先:《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9月约翰•维克雷(编):《神话与文学》,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4月版

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它在跨文化的比较观照之下势必会越出西方传统的界限,将东方各民族古典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是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回顾20世纪初我国神话研究的发轫期,在日本学者的启发下,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借鉴神话学观点,把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传疑时代”,怀疑盘古之说“非汉族旧有之说”,还把黄帝以上的包牺、女娲、神农诸帝皆视为神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以印度、希腊神话之发达为参照,说明产生了《庄子》、《列子》的南方文化在想像力上远过北方。蔡元培花了很大功夫翻译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侧重从心理学方面解说神怪产生的原理。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至40年代又翻译了《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还写有《童话略论》、《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习俗与神话》等系列文章,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改变国人对神话的蔑视和偏见方面卓有成效。《红星佚史》的作者之一安度阑(Andrew Lang,1844—1913,后译为安德鲁•兰)为英国著名神话学理论家,著有《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神话学》等论著,成为早期中国神话学译介和奠基时期影响最大的人物。谢六逸编著《神话学ABC》、玄珠(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林惠祥著《神话论》,黄石著《神话研究》等均称引或依据安度阑的神话分类法。鲁迅较早提到“神话”显然也是在日本和西欧的神话学东渐以来的大背景之下受到启发,其《破恶声论》(1908)是20世纪率先涉及神话问题的少数文献之一,其中写道: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若何惊异瑰之大;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4]鲁迅在此批评了“嘲神话者”的偏见,还说明神话的发达与否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提出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见解。至于中国神话为何不若西方之发达的问题,到了1923年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再尝试给予解释。该书第二篇题为“神话与小说”,首言小说出自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后释“神话”之名及其实云:“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这段话既对“神话”这一概念做简单界定,又从而暗示出神话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初民对超于人力以外的现象(今谓超自然现象者)的自造解释。这一观点反映了人类学派通常的神话观点之影响。不过鲁迅似未读过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他仍以《三五历记》所述盘古开辟说为中国本土神话之例。鲁迅在此还重申了神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古代保存神话传说较多的古籍,鲁迅特别提出《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可算做国人对神话典籍的最初回顾。该篇末尾提到中国神话零星散碎的原因,乃引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鲁迅于此二点之外,又提出一点原因,即国人神鬼不别的现象:“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作为例证,鲁迅举出《搜神记》、《异苑》、《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所记生人死后为土地神、紫姑神、门神的说法,实为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复兴中的鬼话、仙话与神话并列说之远源。而宗教学家谓中国最重祖先崇拜,已死之先祖得与天神同列,亦可与鲁迅所说人鬼神不分的现象相互对观补充。与鲁迅大约同时关注到神话问题,并写出研究中国神话的专文或专著的先驱者还有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尤其以茅盾的功绩最为突出。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探索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茅盾在1980年回忆当时情形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继而又查《大英百科全书》之神话条,知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其神话,但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比较,则不啻小巫之与大巫。那时候,郑振铎颇思编译希腊神话,于是与他分工,我编译北欧神话。惜郑振铎后来兴趣转移,未能将希腊神话全部编译。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6]凡此种种,便是《中国神话研究ABC》、《希腊神话》、《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等一批著作的起因。从知识结构上看,茅盾之所以在五四以后投入神话研究,成为卓然自立,开一代风气的文学研究革新家,是同他深入钻研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有益积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类神话研究著述也应看做是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在中国学坛上最初结下的丰硕果实。没有西洋文法作为参照,汉语语法的探讨恐怕没有自发出现的可能。同样道理,茅盾对希腊、北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他对未开化民族神话知识的了解,反过来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首位神话学家的功业,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预示着20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在神话理论方面,茅盾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还有中国神话的地理分布格局,神话是短篇小说之开端,先秦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等亦保留着神话片段,少数民族神话的搜集与研究之重要性等等。关于地理分布,他提出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观点,刺激了后来顾颉刚关于东、西两部分组成的新论点。在具体神话的分类和解说方面,本书由于是首创之作,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如蚩尤为巨人族之一,黄帝战蚩尤乃神与巨人族之事。夸父与夸娥是同神异名,“终北”、“华胥”反映中部人民的宇宙观。大司命是主管生死寿夭的命运之神,少司命是主管爱情的命运神,帝喾为中国神话中之主神,相当于希腊之宙斯。古史和神话中的两个羿的关系:“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相形之下,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三部书,除了后者略涉及中国神话外,基本上仍属译介的性质。除此以外,赵景深译有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汪倜然著有《希腊神话》(1927)、方壁著《北欧神话》(1930),亦属译介之列。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神话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民间文艺》、《民俗》、《艺风》、《史学年报》、《开展》、《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歌谣周刊》等,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时至30年代,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在文学与人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新领域之一。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神话学在沉寂多年后获得复兴,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神话》专集和一系列著作和译著。20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籍之中所记载的汉族古神话,许多学者还从民间采集到大量口传神话,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作品,从而给中国的神话学建设带来独特的多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资料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95年由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大陆、港台和海外汉学家40余位,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文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神话的特性与传承分布,显示了中国神话学日趋多学科化和国际化的走向[8]。以下从两个主要方面评述女性主义、比较宗教学派在当代的中国神话研究中产生的反响及其所代表的较新的学术发展动向。二、女性主义与中国神话研究神话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惊人的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拉灵顿()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尤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9]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讲到中国神话的部分由华裔学者刘涛涛(Tao Tao Liu)执笔。她从男性的开辟大神盘古讲起,述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女性神灵只有作为男神的配偶和亲属才得以存在和流传?“一个女人自身根本没有地位和权利。她必须学会灵巧的手艺以便充实自己,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般而言,神话中有头有脸的女性扮演的总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0]在介绍“神话与民俗中的女性”时,作者共举出女娲、嫦娥、织女、孟姜女、观音和白娘子6位流传最普及的故事。从年代上看,只有前三位属于神话人物。而即使这3位神话女性的故事也显得非常简略。在“神话与民俗中的小人物”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但是她们的面目和在男性社会中的功用却复杂化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褒姒、妲己、狐狸精。显而易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性别方面必然坚信所谓“女人祸水论”的偏见,这三位后出现的女性角色与女娲、嫦娥、织女相比,已经完全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图解女色亡国观念的反面教员。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11]一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像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9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逐一加以剖析,确认她们在所属社会中的价值、能力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讲述她们如何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并且把这些神话女性同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相互对比,在历史和现实的参照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未来。关于女娲,贝缇娜•纳普综合分析了造人、补天、执(圆)规、蛇身、变形(“一日七十化”)等母题,认为她代表着父权制文明尚未确立时的全能女神信仰,那时的女神不仅是崇拜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秩序和自然和谐的代表。女娲补天和立地四极的情节,表明她也代表着远古时期人力工程和科学方面(包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最高成就。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宇宙的灾难性错误的纠正者,女娲也就相当于所谓“救世主”(the savior of universe)[12]。至于这位女性救世主如何在后代失去了她的地位和荣耀,贝缇娜•纳普认为是汉代以来父权制的强化,“女娲不再是完美的典范了”,对她的崇拜也就随之解体。按照女性主义学者汤森德的划分,当代女神神话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遵循荣格的弟子纽曼的做法,把母神视为原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深层心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历史的方法,依据考古学资料,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13]。贝缇娜•纳普重构女娲救世主的信仰的尝试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方法。相信随着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的透视的展开,这种重构女神宗教的研究在东方世界还会迎来更加可观的成就。历史方法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实证性资料的积累,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捷足先登,完成了非常有分量的论著。如1999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英文刊物《男女:早期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U: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就以57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4],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克耳特女神》(Celtic 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晚近发表的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女神信仰的英文论文是收入《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书首篇的《中国宗教中的女神》,作者是陈阿蓝(音译Alan )。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献资料并未提供一个女神崇拜的完整图景。重构每一位女神的由来将是十分困难的,考察其在上古时代的崇拜情况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官方记录中的神话叙述总被历史化和道德化地处理,而保存这一记述传统的执笔人毫无例外皆为男性,他们对女神崇拜已没有什么同情。事实上,某些儒家学人还对此心存怨恨。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女神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陈阿蓝希望能够依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一幅中国女神崇拜的历史全景。她首先追溯了商代卜辞中所反映的萨满巫教活动,确认(女)巫及其功能对于商王室礼仪活动的重要作用,如求雨、增殖和治疗的仪式。她引用汉学家谢福()的说法,把这些女巫称为实际上的“二等女神”(lesser goddesses)[15](P10)。在商周交替之际,男性的萨满巫师开始逐渐成为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角,关于仪式与神位的知识变得比巫术力量本身更加重要。然而,在周代和以后的日渐增多的文献中,有关女神崇拜的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陈阿蓝根据《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线索,主要讨论创世女神女娲、日月女神羲和的故事,描述早期文学作品中女神如何转变为“神女”(山鬼、巫山神女、湘夫人、洛神等)的情况。关于女娲,她认为直到汉代对女娲的崇拜才成熟起来,因为女娲杀黑龙和补天救世的功绩在汉代《淮南子》以前没有记载。女娲与“置婚姻”及创制音乐等母题的关联反映的是古代增殖仪式活动的情况。也是从汉代以下,女娲的形象总伴随着伏羲,表现为造型艺术中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陈阿蓝认为这种配偶神的出现体现着汉帝国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即神圣王权。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之下,世界由一位女神独自创造的说法难以维系下去了。“然而,和伏羲在一起,女娲还能以‘配偶和助手’(consort and helper)的角色保持她在神灵世界的一席之地。”[15](P12)在论述了早期文学中女神转化为神女的情形之后,陈阿蓝还描述了以西王母为主的道教神谱中的女神体系,从而使她对中国女神的历史叙述获得全景效果。尽管在资料的占有和晚近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显得不足,述而不作的性质较为明显,陈阿蓝的论文在用女性主义观点重审中国古代女神方面,仍然能够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参照和重要的启发。基于这种认识,吉拉道特在书中用主要篇幅去重构道家神话的象征体系。围绕着混沌这个原型主题,《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不断地持续讲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的回归混沌的道家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早期文本的巨大影响力,混沌族的意象象征体系积淀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反复出现在后代的文本中,并且旁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创造。《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第六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第7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混沌主题的神话基型(prototype)”,作者在此将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祖先如盘瓠(犬)、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及葫芦型方舟母题等,同汉族文本中的混沌象征联系为一个具有转换生成性质的整体,探讨道家核心神话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传播力度[19](P169—208)。这对于我们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吉拉道特影响的美国汉学家罗伯特•艾利森(Robert )著有《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Th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她非常赞同艾利雅得、吉拉道特等人从神话角度重审道家思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亦步亦趋地继续研究混沌神话,而是另辟蹊径地关注鱼鸟变形神话。罗伯特•艾利森引用汉学家格雷厄母的观点,认为《庄子•应帝王》篇的混沌君寓言并非道家神话的核心故事。恰恰相反,《庄子•逍遥游》篇首的鲲化鹏神话中才是“核心的神话”[20](P180)。鱼鸟变形神话不只是化蝶故事的某种预演,而且给庄子的整个哲学幻想打开了门径。正是这种哲学幻想后来构成了道教传统的不变的灵魂,那就是“自我转化”和“自我超越”。罗伯特•艾利森虽然也强调神话对于理解道家文本的绝对必要性,但她并不像艾利雅得和吉拉道特那样关注神话与萨满—巫教的渊源关系,她只关心神话作为“隐喻”的艺术如何形成庄子特有的思想传达,启发读者自己挣脱概念思维的精神牢笼,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获得更为自由和优越的认识方式,开启直觉理性的幻想空间。《精神超越的庄子》一书第2章“神话与怪物:隐喻的艺术”和第三章“神话的内容”,分别研讨神话母题在庄子文本中的结构素作用以及庄子文风特有的认识论意义。正像吉拉道特紧紧围绕《庄子》内篇末尾的混沌君神话大做文章一样,罗伯特•艾利森则集中关注位于庄子文本开端的鲲鹏神话,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将神话放在全书的开端呢?”[20](P 27)此问题的解说是:庄子试图以出奇制胜的开篇来暗示读者:书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直接表达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而神话以荒唐之言的形式充当着表达不可表达的道的功用。换言之,鲲鹏神话作为开篇,旨在预示读者自己摆脱概念的和分析的思维力量,跟随神话的幻想力量进入精神的超越之旅。日本的宗教学与神话学研究也深受艾利雅得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译介工作的先行。久米博、前田耕作、大室干雄、宫治昭、中村恭子、立川武藏、斋藤正二等翻译了十三册的《艾利雅得全集》(东京:3/4书房,1973—1976)。此外,还有别的单行译本。可以说艾利雅得所有重要著作都已译为日文。这对日本的文科研究和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铁井庆纪(1930—1989),御手洗胜(1924—),小南一郎(1942—),横山宏(1938—)等学者很早已应用艾利雅得“圣与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中心象征”(centre of symbolism)和“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时间观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成绩又辗转影响到台湾和香港学者。日本驹@①大学文学部教授、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的《凭灵与萨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萨满教的人类学》(东京:弘文堂,1984),大东文化学院教师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9年),佐野大和的《咒术世界的考古学——原始信仰与祭祀礼仪》(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2年),樱井德太郎等的《变身》(弘文堂,1974年),等等,都是直接受艾利雅得的萨满教理论影响的著作。集中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论著则有:御手洗胜的《神仙传说与归墟传说》(见《东方学论集》2号,1954年2月,63—84页)。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池田末利编,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一书,收录的如下论文:《昆仑传说试论》(1975年),《“中”:神话学的试论》(1980年),《道家思想乐园思想》(1980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圣俗对立》(1983年)。此外,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著有《西王母与七夕传说》、《中国神话与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4)、《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东方学报》,京都,58册,1986年3月)等。御手洗胜的弟子王孝廉(1942—),原籍台湾,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专攻中国神话学。他应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观念,研究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圆形时间结构以及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如《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表现出的“原始”、“历劫”、“回归”的三段循环。总结为一种“原型回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种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来自天上的仙女,经过人神的悲恋之后再回到天上去,来自海中的龙女再回到海中;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在人间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以后,必须再回到他们命运的原点;贾宝玉完成他的爱情历劫以后再回到他的青埂峰,石头依然还是石头。”[21]晚近大陆学者研究道家思想的著述也应用了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论。如对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归”与“返”等中心主题的跨文化解说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当爱情遭到背叛时能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因此,环境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下卷.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2]清·蒲松龄著:刘跃宵主编.《聊斋志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马瑞芳:《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东方出版社.2017年.

[4]朱一主:《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周先慎:《明清小说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7]姜维枫:《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浅议》.

《聊斋志异·青凤》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其中青凤美丽聪慧、情理兼备、知恩图报,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狐女形象;书生耿去病狂放不羁、执着痴情,富有狭义心肠;狐叟则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但同时他又具有长者风范;而孝儿是一个恪守孝道、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一、青凤形象

1、美丽聪慧

青凤在文中正式出场较晚,但作者对她的描写却极为传神。耿去病夜闯旷废已久的宅第,与狐叟一家相遇,相谈甚欢。当谈到狐叟先祖的谱系时,狐叟遂命孝儿“请阿母及青凤来”,让她们也来听祖上的功德,于是青凤出场了。作者通过耿生的眼睛来描写青凤的美丽,“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以至于让耿生一见倾心,“瞻顾女郎,停睇不转”,不能忘情。从狐叟口中得知,青凤“颇惠,所闻见辄记不忘”,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子,难怪耿生会念念不忘。

2、情礼兼备

《聊斋志异》中青凤与其他狐女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封建礼教的遵从。青凤自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对她十分严格,处处以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她,为了恪守封建礼教,她在面对所爱时内心是矛盾而犹豫的,所以青凤与耿生的感情一波三折。两人初次见面时,耿去病对青凤一见钟情,目不转睛,青凤则“俯其首”,一副娇羞之态。后来耿生故意用脚轻压她的脚,“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说明青凤对耿生并无憎意,只是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让她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狐叟一家搬走前夕,青凤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只身来见耿去病,她小心翼翼,迈着细碎的脚步。看到耿生后,她又“骇而却退,遽阖双扉”,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将青凤迫切希望见到耿生却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刻画的真实可感。幽会中的青凤羞涩、半推半就,对待爱情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结,这正是情礼之争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青凤告诉耿生“过此一夕,即相思无用矣”,依依惜别之情可见一斑。后来二人在幽会中被叔父撞见,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在叔父的责骂声中“低头急去”。此时的青凤不像一个无拘无束的狐女,更像一个知书达理、恪守封建礼教却又无比痴情的大家闺秀。

3、知恩图报

青凤同时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形象。青凤与耿去病幽会时被狐叟撞见,狐叟丝毫不姑息叔侄之情,认为两人私会伤风败俗,青凤回房中后,其叔父依然“诃诟万端”。但当狐叟有难时,青凤不计前嫌,全力以赴要救出叔父。孝儿前来耿去病处求援,耿去病故意不同意。后来耿生将这件事告诉青凤,青凤大惊失色,曰:“果救之否?”随后青凤为叔父开脱,说自己从小被叔父抚养长大,养育之恩不能忘怀;另外,之前叔父责骂自己也是家范使然,不是叔父的个人意志。当耿去病救下狐叟后,青凤不计前嫌,将黑狐抱在怀中三天三夜,狐叟方才苏醒。狐叟苏醒后,青凤恳求耿生将原来的宅第借给他们,以成全自己回报叔父养育之恩的心意,这些都表现了青凤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

二、耿去病形象

1、狂放不羁

《青凤》中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他的叔叔一家不堪诸多怪异惊扰搬离旧宅,

耿去病却嘱咐看守老翁看到或听到怪异之事就奔来相告,这种不惧邪祟的勇气表现出他的狂放不羁。闯入旧宅后,狐叟一家正在饮酒,耿去病大胆闯入,并笑说自己是不速之客。结识狐叟一家并对青凤一见钟情时,耿去病更是动手动脚,当众调戏青凤。后来竟至“神志飞扬,不能自主”,口出诳语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后来,耿去病见到偷偷与他私会的青凤狂喜不已,青凤把门关上时,耿生跪在门前恳求她,说只希望捏一下她的手。青凤开门后,耿生便抱住青凤并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耿去病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

2、执着痴情

耿去病在对待爱情上又是一个执着痴情的人物形象。初次结识青凤,耿去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老媪发现他喝醉后愈发狂傲就领着青凤离开,耿去病“而心萦萦,不能忘情于青凤也”。在爱情的驱使下,他甚至搬到旧宅中居住,只为再次遇到青凤。后来狐叟为了让耿生知难而退,幻化成厉鬼相吓,耿生却染指研磨自涂,将自己也涂黑与之对视,使厉鬼惭愧而去。之所以不避险恶,正是因为耿去病对爱情的执着痴情。

当耿去病与青凤幽会被狐叟撞见,狐叟对青凤严厉责骂时,耿去病心如刀割,大声曰:“罪在小生,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铁钺,小生愿身受之!”正是源于对青凤的痴情,耿去病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自己,生怕青凤受到一丝委屈。

3、富有侠义心肠

耿去病富有侠义心肠,清明节扫墓归途中,他见到两只狐狸被一犬逼逐,一只逃走,另外一只“依依哀啼”。耿去病“怜之,启裳襟,提抱以归”,这一细节足见耿去病极富同情心和侠义心肠,并没有因为狐狸是异类而放弃它们。同样,当得知所救狐狸就是青凤时,耿去病也没有因为青凤是狐女而憎恶她,反而“如获异宝”。

后来狐叟有难,孝儿请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耿生表面不同意,实际还是不计前嫌,救下了狐叟。

三、狐叟形象

1、严苛的封建家长

《青凤》中的狐叟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形象,他代替青凤的父亲行使家长的职权,对青凤管教甚严。青凤明知耿去病的??成钋椋?却不敢接受,原因在于“叔闺训严,不敢奉命”。当狐叟发现耿去病与青凤的深情厚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成全青凤的爱情而是怕青凤与耿去病的私情有辱门户,所以化作厉鬼恐吓耿生,好让他知难而退。不料耿生在爱情的驱使下却对这险恶处境无动于衷,后来狐叟不得不举家搬迁。在搬迁前夕,狐叟撞见青凤与耿去病幽会,便严厉苛责青凤,怒骂:“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狐叟的所作所为正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做派。

2、长者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冥顽不化的狐叟在被耿去病救下性命之后,了解到耿去病对青凤的痴情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耿去病“惭谢前愆”,冰释前嫌。后来就像一家父子一样,再也没有猜忌,和和美美地和谐共处。遵守封建伦理的狐叟也非蛮横无理之人,而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

四、孝儿形象

作者对孝儿着墨不多,却将其形象塑造的真实鲜活。耿去病私闯旧宅,惊到狐叟一家,狐叟与耿去病谈话间招来孝儿,“孝儿亦倜傥”,与耿去病一见如故。后来,冰释前嫌后孝儿还经常到耿生书房谈笑喝酒,其乐融融。后来还当了耿去病儿子的老师,“循循善教,有师范焉”。可见孝儿在文中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除此之外,孝儿又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理想化人物。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横祸时,孝儿找到耿去病,伏地不起,悲怆欲绝,希望耿生能伸出援手拯救他的父亲。耿去病佯装不救时,孝儿“哭失声,掩面而去。”

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共同书写了狐女青凤和书生耿去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演绎,青凤和耿去病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由矛盾彷徨最终上升到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相守。

题目为《企业管理人员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该沦为主要采用SCL—90量表和梁宝勇编制的《应付方式评定量表》为测量工具,对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研究表明企业管理人员应付类型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特点:1、内容的综合性: 一方面,文献综述首先表现出对大量文献的综合描述。各种类型的综述,其基础都是综合描述。另一方面,它综合描述广泛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的发展情况,既有纵向描述,又有横向对比,就比如文献中采用的样本有各个年龄段的,对象也有男女之分,而且有来自不同的企业单位,这样更容易做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了。2、语言的概括 文献综述对原始文献中的各类理论、观点、方法的叙述,不是简单地照抄或摘录,而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简洁、精炼的语言将其概括出来。3、信息的浓缩:文献综述集中反映一定时期内一批文献的内容,浓缩大量信息。比如,在应付类型的差异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这段:在对企业管理人员应付方式进行聚类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还对两种应付类型的企业管理人员的SCL—90测查结果的差异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 两种应付类型的企业管理人员SCL—90总均分及5个因子分均值都有显着差异,即“应付类型1”的SCL—90总均分及5个因子分均值都小于“应付类型2”。可见,不同的应付类型对企业管理人员心理健康有不同的影响,采用“应付类型1”的企业管理人员心理症状检出率低,心理健康水平相对更高一些。这段话就可以体现了上述的特点三和特点四。 4、评述的客观: 这篇文献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表现在:叙述和列举的各种理论、观点、方法,数据都有一定的客观性,如实地反映原文献的内容,不随意歪曲,或是不顾上下文关系而断章取义。 另一方面,在分析、比较、评论各种理论、观点、方法时有一种客观的态度,基于客观进行分析、评价,不能出于个人的喜好、倾向进行评论,更不能出于个人的感情有意偏袒或攻击。 另外,在做出预测时,以事实、数据为依据,以科学的推导方法为手段,力求客观,而不是凭空想象,出于主观愿望盲目提出。 5、形式上的特征:参考文献数量多便是其最显著的形式特征,不过,这篇综述只参考了三篇的文献综述,虽然只有三篇,但我觉得只要有用,或者说能支撑自己的论文,那数目就不在话下。还有,可能是因为该论文主要采取了问卷调查法来研究企业管理人员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用的较多的数据的比较和分析,因此文献方面也显得精炼。6、标题醒目:综述性文章的标题一般直接反映其综述类型,如包含“综述”、“概述”、“述评”、“评述”、“进展”、“动态”,或是“现状、趋势和对策”、“分析与思考”等文字的标题,该文献一般是综述性文章。标题的作用是可以浓缩信息,集中报道一批相关文献,便于了解学科、专业、专题研究的现状、发展动态及趋势。,就拿这篇文献来说,虽然没有出现综述”、“概述”、“述评”、“评述”、“进展”、“动态”,或是“现状、趋势和对策”、“分析与思考”等文字,但是从关系两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中的重点 以上就是我对该文献特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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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人对传统历史文化所起作用论文

一、文艺创作,泽被后世

许多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在嘉兴期间吟诵题赋、挥毫泼墨,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和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为嘉兴文化谱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他们与本土人士的切磋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嘉兴文风的兴盛,使得嘉兴的文学艺术创作充满了勃勃生机。南宋时期随父南渡海盐的干宝,河南新蔡人,其所著的《搜神记》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书中关于由拳陷为湖的传说,留下了远古嘉兴海盐一带海浸的宝贵信息[5]1814。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刘禹锡,河南洛阳人,早年寓居嘉兴,其诗“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钓钓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记述了其童年时代在嘉兴的生活。宋濂,浙江浦江人,明初一代文宗,早年曾隐居嘉兴濮院梅花泾上,所写的《濮川八景诗》描绘了当时濮院镇的八处风景名胜:福善翠冷、翔云高眺、荷塘晚风、西院缠霞、妆楼旭照、梅泾花舞、幽湖月满、化坛枫冷。宋濂的八景诗一出,不仅使得嘉兴濮院美景名声在外,还引发了众多名流唱和作诗,推动了镇上的诗词创作[6]2222。明末清初鄞县籍诗人张嘉昺,居海宁硖石时与周珽、郭滩等十九人结萍社,时相唱和,极一时之盛。清代的董潮本是江苏武进人,后移居海盐,工于诗作,为“嘉禾八子”之一。陈秀民、德诚、申蕙、朱之纯等人寓居嘉兴期间,皆有吟咏传世,他们的诗作被清朝沈季友、胡昌基收录于《檇李诗系》,成为了嘉兴诗词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在书法绘画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客籍名人汇聚嘉兴,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原籍河南开封的宋人王升善书法,宋徽宗时有“草圣”之称,南渡后寓居崇德羔羊;宋人释子温原籍华亭,迁居桐乡石人泾,善作水墨葡萄,世称“温葡萄”;清代吴震生原籍安徽歙县,善画山水,工篆书,移居海宁时与嘉兴文人查嗣塛、陈元龙诸耆老友好,相互吟咏唱酬。在这些客籍名流的影响下,历史上嘉兴书法绘画名家众多,代有才人各领风骚,而且各种艺术流派绵延至今。

二、收藏丰富,惠及当人

一些客籍藏书家如鲍廷博、宋咸熙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收罗典籍、校刻古书,在保存与弘扬地方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鲍廷博祖籍安徽歙县,后定居桐乡县青镇杨树湾,喜购藏秘籍,购书近自嘉兴、吴兴,远至大江南北。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诏求天下遗书。鲍廷博博览群书,对古籍真伪、版本优劣及收藏钞刊之经历知之尤详;他刊刻了《销夏记》、《名医类案》等书刊行世,其校雠之精审,极受时人称道。宋咸熙家富藏图书,有书楼为“思茗斋”。他深感于“藏书家每得秘籍,不轻易示人,传之子孙未能尽守,或守而不借阅而被鼠伤虫蚀”,因此他所藏图书,广借给他人,供寒家子弟就读,他的`这一举措受到了很多藏书家的积极拥护[8]247。宋宁宗时任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使、家居于嘉兴城南金陀坊的岳珂,藏书甚富,著作等身,是南宋著名的藏书家兼出版家;清代的藏书家陆筠,本贯吴江,后居嘉兴,富藏书,校勘精审;原籍安徽休宁而迁居桐乡的汪森,与兄文桂、弟文柏合称“汪氏三子”,有裘抒楼以藏典籍,常与黄宗羲、朱彝尊诸大家游,并建碧巢书屋以迎同好。这些客籍藏书家的收藏与交游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嘉兴地区书籍的流通与文化的传承。

三、治病救人,传承医学

嘉兴医药卫生事业历史悠久,中医中药源远流长,各朝各代不乏名医世医。其中客籍嘉兴的名医们妙手仁心,拯救了许多身患疾病的嘉兴百姓,被时人所称颂;他们还大力培养医学人才,积极撰写医学著作,为嘉兴的后世子孙留下了珍贵的医学财富。汴京人严子成宋咸淳年间随父来秀州卖药,定居嘉兴后继承家学,精研医道,以“药师”鸣于市,曾因治愈赵孟頫顽疾而获赠其所绘《杏林图》与孙思邈像。祖籍河南的戈朝荣医术精明,创“纯阳阴虚”之独特见解,开创了浙江平湖的戈氏儿科。

四、弘扬佛教,献身佛法

嘉兴是江南佛教流传最早的地区之一,嘉兴历史上名僧众多,其中的客籍僧人对嘉兴地区佛教的弘扬与延继功不可没。在客籍僧人与本土佛教人士的努力下,嘉兴佛教事业不断发展,并在清代进入繁盛,达到了“崇饰塔庙,峥嵘烟雨,不啻洛阳伽蓝”的程度[5]1963。在众多客籍寺僧中,重建楞严寺、主持刻印《嘉兴藏》的紫柏大师真可最为著名。真可俗姓沈,江苏吴江人。明万历七年(1579),真可从嵩山少林寺至平湖,后至嘉兴,时楞严寺为工部尚书吴鹏侵占,围入吴氏野乐园。十三年(1585),真可依靠万历帝生母李太后及陆光祖等重建楞严寺,争回寺址,发起铸冶大铜佛,共融铜2万斤,楞严寺重新成为规模宏大的浙江名寺。针对当时大藏经为折叠式、卷帙重且多、不易流通的现状,真可发起改为方册线装本;开始创刻于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以化成寺为贮板所,嘉兴楞严寺则为流通所。这部大藏经世称《嘉兴藏》,在我国版刻史和佛教史上具有很高的文化学术价值,嘉兴也因此在佛教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记。

《搜神记》是一部记录中国古代汉族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的故事集,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四百多篇,开创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先河,作者是东晋史学家干宝。其中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的著作。”编传作者为东晋初年史学家干宝,全书共二十卷,共有大小故事454个。作者在《自序》中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

《搜神记·自序》)。就是想通过搜集前人著述及传说故事,证明鬼神确实存在。故《搜神记》所叙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不少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主角有鬼,也有妖怪和神仙。文章设想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鬼神信仰”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它与山川祭祀、祖先祭祀并列。自商周以来,历代帝王无不亲登祭坛祭祀,而记载神鬼传说的典籍。除《山海经》、《淮南子》外,《搜神记》称得上其中的集大成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为我们保留了不少珍贵的材料,是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民间传说及神话不可多得的收藏珍本。

搜神记毕业论文

茂吕美耶是日本当代女作家 可是她中文很好 她的《传说日本》就是写日本的神话传说之类的民间故事 你可以参考一下 下面是她的博客地址

下面这篇文章讲得很详细了,你自己看看吧. 简论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 (一) 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的先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丰富多样的文学形式不能不成为其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文学形式不断地创造和融合、更新与超越,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线索之一。所以,研究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国古代的文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其每一种形式而言,都是有它独特的发展历程的。从上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到文字的长生,再到最早的文学样式——原始诗歌的出现,及至后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产生与爆炸式的发展,形成中国古代文学林林总总、汪洋澎湃的景象,可以说,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文学形式的演变史。自魏晋以来,文体研究历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许多文学批评其实也就是文体批评,如《文心雕龙》实际上就是一部文体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文心雕龙 ·体性篇》中提到了八体,实际上是文章的八种风格。 文学体裁,是指一切文学作品的种类和样式。这是当代比较普遍承认的一种观点。但这也只是一个简明概括的说法,还不能完全说清这个概念。因本文所涉及的内容是古代的文学样式的发展,所以采用此说。 (二) 中国古代诗歌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以原始歌谣的产生为标志。例如有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是原始生产和生活的再现。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篇之作。另外,早期的诗歌还有《周易》中的卦爻辞,都是我国诗歌的早期形式。 我国古代诗歌体裁形成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当属《诗经 》。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而且,这些对于《诗经》的价值没有丝毫的影响。所以这里不进行讨论了。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 “ 赋 ” ,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 “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 。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 “ 比 ” ,用朱熹的解释,是 “ 以彼物比此物 ” ,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等等,都是《诗经》中用 “ 比 ” 的佳例。进一步, “ 兴 ” 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 “ 兴 ” 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 ,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 “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诗经》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对于后代的诗歌有着极大的启发,也是后代诗歌在形式上的鲜明借鉴,对整个诗歌的发展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说过 《诗经》,我们该说说和它并提的楚辞。 楚辞脱胎于楚地歌谣 , 是楚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楚辞创作的代表人物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如果说《诗经》是先秦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楚辞则是作家自觉创作的开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创造了灿烂。屈原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 “ 骚体诗 ” ,这对后来的歌行体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继 《诗经》和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又为古代诗歌史描绘了亮丽的一笔。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作为民间的创作,是非主流的存在。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相比之下,汉乐府诗歌有以下特点: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第三,汉乐府民歌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表现了生动活泼的想象力。 汉乐府诗歌在形式上的突出特点是:打破了《诗经》的四言为主和楚辞的杂言为主的形式,形成了五言体和杂言体,而其整个趋势,则是整齐的五言体越来越占优势。这为后来魏晋以及隋唐诗歌的形式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也是诗歌体裁形成和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律诗、绝句为代表的“近体诗”和以歌行体为代表的“古体诗”。 唐诗体裁的大功臣当首推“沈宋”。宋之问与沈佺期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律诗的体制和扩大律诗的影响。他们倾大力于律体的写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了五七言近体的形式规范。一方面,他们完全避免了五律中的拗涩之病,另一方面,他们又进一步推进了七言歌行体律化的过程,截长挈短,使之趋于凝炼和完整,脱胎为较为严格的七律。沈佺期早在武后时期,便已写出全无失粘现象的七律,他的为数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规范方面堪称宫廷诸诗人之首。 沈、宋以后,律诗的规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创作中去,促成律诗形式的成熟。律诗创作成就最大的诗人应推老杜。 杜甫在律诗形式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 唐诗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歌行体。包括五言歌行、七言歌行、杂言歌行。五言歌行代表作如杜甫的 《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李白的《侠客行》等。 七言歌行如杜甫的 《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等。而最具特色的当属李白的杂言歌行。 李白的性格决定了他诗歌的形式的特点。当诗人的澎湃诗情无法为寻常的形象所容纳时,诗人就展开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以气骋词,来实现艺术的变形。这种变形的依据是诗人感情的强度,它使形象突破常规而染上了奇幻的色彩。于是,随心所欲的杂言歌行体在李白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例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全诗仅十二句,可是诗人的情感活动却出现了几度跌宕起落。 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 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可见,杂言歌行体在表现感情方面的独特之处是其他体裁无法比拟的,李白与杂言歌行体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使前者的感情得以充分表现,而在此过程中,后者的形式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我们在说说诗歌的两种特殊形式:词和曲。 词和曲是唐以后文学形式的发展。是诗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关系是:词有乐府演变而来,又演变成曲。词的形成在唐代,兴盛则在宋代。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经过晚唐五代以来许多文人的努力,在题材和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间李煜虽有所突破,但只是一个特例,总的看来变化不大。到了北宋,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这种形式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内容,在宋后亦长盛不衰。曲是由词化而来。曲与词体制最接近,都属于有固定格律的长短句形式。据王国维统计,元曲曲牌出于唐宋词牌的有七十五种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 “ 词余 ” 。散曲的形式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一般用单支曲子写成,另外还有 “ 带过曲 ” 、 “ 集曲 ” 、 “ 重头 ” 、 “ 换头 ” 等特殊形式,都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将数只曲子联结而成。套数又称 “ 散套 ” ,是用同宫调的两支以上曲子写成,和杂剧中的套曲相似。 综上,中国古代的诗歌发展从上古歌谣、 卦爻辞开始,经过 《诗经》、楚辞、汉乐府的发展,再到唐诗、宋词、元曲的兴盛,是一个纷繁复杂、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古代文学体裁演变的一条主线。 ( 三 ) 中国古代散文体裁大体走了一条由散到整,再由整到散的 中国古代散文的开端应从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说起。 就体制(这里还不能说成体裁)而言,先秦历史散文的形成,有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尚书》,除假托的部分,完全是史官所保存的文件的汇编;《春秋》虽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但仍然保持着史官记录的体式。战国初形成的《左传》、《国语》也利用了大量史官记录,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著作。至于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形成的《战国策》,其主要来源是策士的私人著作。总体说来,这个过程表现为官方色彩逐渐减弱。而愈是后期和愈是接近民间的著作,其文学成分愈是显著,而相应的,在史学的严格性方面都有所削弱。这也可以说是创作风格的特征之一,亦属于文体的范畴之内。 《尚书》就其体裁而言,是古老的文章汇编。而“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以鲁国的纪年为线索,记写了春秋时期的大事,编年体史书之祖。《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这也作为一种写作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左传》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促成文史结合,这是《左传》对散文的最大贡献。而另一部史书《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它的形式与春秋等书不同,是以国家为记叙的线索,分别记写了不同时期的大事,开国别体史书之先河。 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不同,是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正因为它是随着争辩的风气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趋向,就是从简约到繁富,从零散到严整。愈是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组织愈严密。 就本来的意义说,诸子散文是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论说文,不是文学作品。 就体裁来说,可以说历史散文是记叙文,而诸子散文则是议论文。诸子散文的风格不同,但那些不同之处都应归于文学价值的范畴之内,这里不进行讨论了。 时至西汉,以单篇的文章而言(《史记》另作别论),文章的风格总体上带有显著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质,同时也讲究文采。这一种文章,受国家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很大。直到一部伟大的著作——《史记》的出现。 《史记》是散文体裁的一次变革。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这种体裁叫做纪传体, 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散文在魏晋时期没有长足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代的“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唐代的“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 古文与时文的区别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时文由于对文章形式的要求过高,力求骈偶,讲究修辞,铺张华丽,是一种诗化的风格。但正是由于这种风格导致了内容的空泛,感情表达的不透彻。韩愈、柳宗元等提倡的 “古文运动”正是根据这个特点,欲改革文体,于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现象。就其解放文体、推倒骈文的绝对统治、恢复散文自由抒写的功能这一点来说,无论对实用文章还是对艺术散文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大致就是这样一个经过,至后来的宋、元、明、清各朝,散文的饿体裁没有发生变化,成就上也很难超过前代,散文的发展大致至此。 四) 小说是我国古代文坛上一颗明珠。真正的小说从何而起,又有哪些变化,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真正的小说诞生应当算在魏晋时期。虽然小说这一名词出现比较早,在《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高美之名声),其于大达亦远矣。”就有此说法。这里说的“小说”,指卑琐无价值的言谈,无意义的文学垃圾,还不是指文体。魏晋时期出现了志人和志怪小说,应为小说之祖。 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情节之完整与丰富、形象之鲜明生动,较以前的志怪小说有一定发展,已开始改变“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形态。其文字简洁质朴,有魏晋史家之文的特征。 之后的志人小说与此不同,记录的大多是人间发生的奇闻怪事。《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是同类著作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也是集大成的一种。该书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以类相从,创造了小说的新形式。 小说到了唐代,以“传奇”为名,唐传奇体裁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相对于志人、志怪小说,篇幅上长了许多,内容更加丰富,表现力加强,情节曲折动人。 唐传奇源于六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后者并不完全是为宣扬神道而作,它也有娱乐的目的,但总体来说,受神道意识的影响毕竟很深,作为文学创作的意识反而不明确;其中(特别是后期)虽然也有一些情节较为曲折的作品,但基本上还是粗陈梗概而缺乏深入细致的描绘。到了唐传奇,情况才有根本的改变。唐传奇中出现了较六朝志怪更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说结构,其情节更为复杂,内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态,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划,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由此,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如果把志人、志怪小说算做短篇小说,那么也可以说唐传奇是中篇小说的雏形了。 小说的高峰在元、明、清三朝,起代表是四大名著的出现和文言短篇小说的成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甚至是整个文学史的至高点,至此,长篇章回体小说的模式基本形成。而这一时期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也走向了成熟。 《三国演义》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一个相当完整细密的宏大结构,有条不紊地处理了繁复的头绪,描绘了极其壮阔的的历史画面。突出这一特点,章回体的小说形式起了不可轻视的作用。章回体的结构形式使得故事内容环环相扣,首尾呼应。 《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这是此书在小说体裁运用上的过人之处。 另一部巨著《西游记》虽是由众多零散故事传说汇聚成一部大书,但经过再创作,结构却相当完整;它的文字幽默诙谐,灵动流利,善于描写各种奇幻的场面,都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而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最高峰的 《红楼梦》,在体裁结构上更有它的独到之处。 《红楼梦》有一个宏大而精致的长篇结构,试加解析,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包含这样一些层次: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感情和婚姻纠葛,是小说的中心线索;由此扩展,大观园是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贾宝玉与林、薛及园中其他诸多女性的命运,是小说的基本内容;大观园作为贾府的一部分,这里发生的一切,又与整个贾府即宁国府、荣国府的种种活动密切联系,贾府由盛入衰的过程,以及贾府中复杂的家族矛盾、贾府中其他人物的命运,同样是小说的基本内容,且贾府中的男性与大观园这一女性世界具有对照意味;由此扩展,贾家与薛家、史家、王家的所谓“四大家族”,构成一个社会阶层。虽然除薛家外,其余二家在小说中很少出现,但这种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带及史、王两家的结构方法,足以反映出这一特殊阶层的面貌;再由此扩展,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的贵族世家,又与外界发生广泛的牵连,上至皇宫,下至市巷、乡野,时近时远地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状况;在这一切之上,又有一个隐隐绰绰的虚幻的神话世界,它不断暗示着“红楼梦”的宿命,使小说始终在花团锦簇的景象中透着幽凄的气息。 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体裁,承载了一部伟大的著作,这也成为古典长篇小说的典范。 短篇小说的成熟,无疑是以“三言”、“二拍”为代表。 “三言”中小说有不同的来源,情况比较复杂。从现在能够推断的来说,其中一小部分是经过程度不等的修改乃至改编的宋元话本,又收录了一些已有流传的明代话本,而“二拍”中已不再有收录改编旧传话本之作,而完全是作者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社会传闻创作的。总体来说,这几部书精简而引人入胜的情节要求了精短而美丽的体制,从而使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创作走向成熟。 小说的体裁变化与发展更多的体现在内容对形式、体裁的要求上,所以,整个小说史 也是一个体裁变化发展的过程。 (五) 相对与其它几种文学样式,戏剧的出现较晚,也较集中。最早的可以算得上是戏剧的文学样式应属唐代出现的变文,之后有了宋代的话本、南戏,到了元代,戏剧的发展出现了高峰,即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之中的杂剧。后明、清两朝也出现了一些艺术成就比较高的杂剧,但无论是文学艺术上的价值,还是文学体裁的完善、形成,都应以元杂剧为尊。 变文是指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自出现以来,历代学者对“变”字的解释,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和推测,有的认为是梵文的音译,还有的认为是 “变更”、“神通变化”等义,更有甚者认为是佛教语“因缘变”(因果变换)的简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 “变文”这种演艺形式当是从“俗讲”转化过来的,所以变文中有较多佛经故事,只是它不像讲经文那样分段引用经文而后加以解说,而是完整地敷演佛经中的故事。后来转为民间曲艺,内容也扩展到宗教以外。从它的体裁上来说,它还不能成为戏剧。他只有一个艺人进行说唱表演,没有特定的演员、场景,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后来戏剧的雏形。 宋辽金时期的戏剧发展并不突出,最有特色的当属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独特的曲艺形式,是一种兼具说、唱而以唱为主的曲艺,和唐代的变文不同。因其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而得名。据记载,北宋已有诸宫调;但有完整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则以《西厢记诸宫调》为最早。《西厢记诸宫调》在体裁上的最大特点是:从汉族长期的文学积累中吸取营养,作品中对唐宋诗词的大量运是早期的变文和话本之中没有的。 现在我们说说元杂剧。 元杂剧是直接继承金院本、诸宫调的多种特点,并从其它民间伎艺中吸取了某些成分而发展起来的。但元杂剧与金院本等毕竟有质的区别,到了元杂剧,才成为具有完备的文学剧本、严格的表演形式、完整而丰富的内容的成熟的戏剧。 元杂剧的基本结构形式,是以四折、通常外加一段楔子为一本,表演一种剧目。少数剧目是多本的;楔子可以没有,也可以用到两三个。一“折”意味着一个故事单元(同时也是音乐单元,见后),四折之间,大多表现出情节起、承、转、合的变化。“楔子”本意是插入木器的榫头中使之紧固的小木片,引申到杂剧中,是指对剧情起交代或连接作用的短小的开场戏或过场戏,是整部剧本中的有机部分。 这是戏剧体裁上的突破和创新,也是元杂剧的亮点。 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并一韵到底——所以说“折”也是音乐单元;四折可以选用四种不同的宫调。这是元杂剧形式上的另一个特点,但这个特点是处于前一特点的从属地位,没有“四折一楔子”的形式,也就没有唱词为中心的特色。 提及元杂剧,就不能不说说所谓“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他们对元杂剧无论是体裁还是文学价值上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我们以关汉卿为例。作为中国古代伟大戏剧家的关汉卿,迄今见于载录的杂剧共有六十六种,现存只有十八种。而他的作品按表现内容可分为公案剧和爱情剧。《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三剧,为公案剧的代表,而《拜月亭》和《调风月》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婚姻剧。 关剧的体裁特点是:广泛采用“四折一楔子”的形式,善于布置情节,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营造戏剧氛围,并使舞台演出富于动作性。本来,元杂剧四折的体制比较短小,很容易写得单薄,而关汉卿常以适当的剪裁、布置、使之能容纳较丰富的内容。这也是其他几位作家的共同之处。 元代的另一种戏剧形式——南戏,也是戏剧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戏剧成熟较早的一支,是从宋杂剧、金院本到元杂剧,另有一个成熟稍迟的分支,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的南戏。其最早产生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故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或“永嘉戏曲”。 南戏的体裁方面与杂剧有很大不同,归结为一点来说,就是它在各方面都要比杂剧来得自由。它的曲调配合,虽有一定的惯例,却没有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它的剧本结构,也不像杂剧那样因为受音乐限制而形成“四本一楔子”的固定模式,而是以人物的上下场的界线分场,可长可短,大都比杂剧来得长;它也不像杂剧那样每本戏规定只能由一个角色主唱,而是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接唱、同唱、多人合唱等各种形式,能把曲、白、科有机地结合起来。 明代,戏剧家族又出现了新的一分子——传奇。此传奇不同于唐传奇。到明中期,在戏曲舞台上,传奇已经取代了杂剧的主导地位。体制上,元杂剧的陈规已经被打破,一种戏不一定是四折,也不一定由一人主唱,而且常有南北曲混用的。 明代戏剧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在汤显祖的四部剧作中,《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又简称《还魂记》)是用力最深、也最能表现其文学思想和艺术才能的一种。如果从体裁上严格说来,《牡丹亭》的有些缺陷是很明显的:全剧五十五出,结构显得松散冗长。但因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这一缺陷是不能掩饰其光彩的。 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因其集中在宋元明三朝,受到人们的喜爱,所以成就也比较大,戏剧可称为古代文学中体裁发展最快的一部分。

第一讲 绪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中国古代小说最特别的地方应当是它具有文言和白话两种不可混淆的系统。文言起于先秦时代稗官杂记,是流行在街头巷尾说长道短的简短记录,是所谓的随笔文学。通俗白话的小说则是开始于唐宋时期说话人的话本,是对说话人口中丰富多彩的故事再加工、纪录,名清时期,更由于大量文士的积极参与而造成巨大的发展。形成了数种流派的小说,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浪漫爱情等各方面。它们面对的,是广大的平民百姓。基本上来说,两种小说不论是文体、渊源、演变等各方面发展都有着不同的系统。一、最初的小说观念其实,小说在最初的阶段是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早已奠下的基础。第一次读到「小说」这个名词是在庄子的文章中:「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远矣。」《庄子_231;杂篇_231;外物》在这里,庄子把「小说」和「大达」做一相对比较,而其中小说指的是浅薄而不重义理的学说,这个观念和古代文人眼中的小说观念很类似。但是到了汉代,「小说」这个名词被用来作为古代和当代典籍的总称。东汉班固《汉书_231;艺文志》子布中就有列出『小说家』这个门类,并且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说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其实,、这是相对应于帝王之道、政教得失等高士文人的话题。所谓的小说,只的应当是乡亲父老、食衣住行等和自己切身有关的话题罢了。二、小说的起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到是有提到,小说起源于人们闲暇休息时所讲的神话故事。基本上来说,我是相信这个说法的,那是因为上股时代的人们,对大自然存着敬畏且恐惧的心,聘且一直认为宜切自然界的现象都听命于神的旨意,而这个「神」,无所不在,他在冥冥之中安排了一切。而后人所认为复杂的问题,在上古的人们看来,却都以「万物有灵」的这个说法给解释了。并且以自己和大自然艰苦搏斗的历程给形象化、艺术化了,塑造出一个英雄的形象。而在古代神话中则有着两类神话,一是英雄神的,令一则是自然神的。后者如雷公电母、风师雨伯,前者则是如后羿射日、女蜗补天等。其实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神话被小说所吸收后,并没有保持原貌,这一点从西王母神话的演变历程就可以的到验证。《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其壮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三分约人,七分似妖,可怕极了。且在《山海经》里我们无法断定西王母的性别。到了战国时期《穆天子传》中,西王母俨然成了一为人主。后来到了《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已成了『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资掩霭,容颜绝世。』的美人了。神话被改造的过程中常被后人一点一点的加入道德的教训、人生的哲理和人情世故,在此时,神话演成了历史,中国古代的神话资料长失其粗犷原貌,我想原因应是在此吧!三、先秦小说小说做为一种文体的名称虽然一直到汉代才出现,但小说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可惜的是,这些书早已亡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小说,都是在名清时期才得以逐步确立其地位的。《山海经》今存十八卷,晋人郭璞注。至于作者是谁,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其内容上看来,应当是战国中后期巫祝方士采古代神话和地理博物传说而成的,一直到秦汉时期才被订为一书,名曰《山海经》。书中包含了很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山川博物等事迹奇怪的风格,相对的,其地理博物性质又使古人相信它是可靠的地理书。相同的,《穆天子传》也是如此。而《山海经》又被后世人认为是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四、汉代小说《神异经》,成书于汉代,但作者至今尚不确定。此书是在《山海经》的影响下产生的,不论是在内容、笔法等各方面都有模仿《山海经》的部分,只是作者加入了神仙方术和儒家思想的观念。《汉武故事》,此书记汉武帝一生遗闻,叙述他求得成仙的部分尤其详细,由于《汉武故事》把历史和幻想结合在一起,并且所表现出来的文笔较幽雅,以成了较典型的志怪小说了。较为人所知的,应属《燕丹子》了吧!他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至今仍无法正确推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其为汉代作品,应是肯定的。书中写的正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只是由于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在「道听涂说」的过程中又加入了不少的内容和情节,使剧情愈加生动曲折,但却与史实愈来愈远,这正是基于民间的传说得基础上写的。五、魏晋六朝的轶事小说所谓的轶事小说又称叫志人小说(这是鲁迅根据志怪小说的命名推论而来的),而轶事小说首推应当是《世说新语》了,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集其门下客所共撰,刘孝标作注。分政事、德行、言语、文学等三十六篇,记载东汉到东晋的奇闻轶事,其内容虽然琐碎,带却真实的将魏晋士大夫的思想及生活状况,很生动的表现出来,并且写出了士人消极厌世,放浪形骸的风气。其中有许多故事是成为后代戏曲小说的题材。六、魏晋的志怪小说志怪小说的兴起渊源应起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时代的志怪小说。其中《博物志》即是如此,与《山海经》相同,记载地理博物琐碎杂文的作品。志怪小说最高的成就作品应当是《搜神记》了吧!他和记地理博物的小说不同,他以记录鬼怪神仙的故事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野文杂记。作者是晋朝的干宝,他作《搜神记》是有感于父亲之婢和兄长死而复生的神异经历,一方面『考先志于载籍』,另一方面则『收遗逸于当时』。干宝在写此书时,有滥收他书所造成的错误,亦有他自己的意见进行加工,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的遗漏缺点,所亦鲁迅成他为『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搜神记》中,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如「干将莫邪」、「东海孝妇」、「仙女下嫁董永」等故事,其中亦有不少作品都被改编成为剧曲了。七、唐朝五代的小说在唐代,坊间流行的小说有传奇和话本两种。唐代传奇,基本上是源自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但其用来写做的笔法则是用写使的传记方式来写的。在全盛时期则有《枕中记》、《李娃传》、《莺莺传》和《南柯太守传》这些较有名的作品。但反观唐代话本,宋明时期风行的话本小说的前身,它是讲故事的,它也有可能是由于当时,唐都城长安佛风盛行,不论在公理或民间都很盛行,而僧人对世间讲法时又有分僧讲和俗讲,僧讲当然是对出家人讲说佛经,而俗讲就是对世间人阐述佛法教义,同时亦兼具有化缘的目的。由于俗讲的对向适一般大众百姓,所以必须吸取民间的说话技巧,并且演化为形式完备、内容丰富的一项技艺了。这无疑是对宋元的说话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了。唐代小说,真正使传奇开始发光发热的应当是沉既济的《任氏传》。写的也是神话鬼魅因为相爱通过了层层的考验殉人相随的故事。但沉既济较为我们熟知的名篇并不是这一部,而是《枕中记》,歧视会发觉以前的小说写的都是具有正面的教化意义的小说,藉以讽谕那些热中富贵、权势的仕人豪强。用旧的题材加上些心的创意,在用上自己的想象力丰富情节,这实在是对后事的表演艺术影响很深的一件事,如汤显祖《邯郸记》即是如此。唐代传奇最伟大的作品,应当举白行简的《李娃传》。此篇应见于《太平广记》中,故事中的三次转折让这故事紧紧的扣住人心,难怪会成为千古名篇,而李娃这女主角的塑造,亦表现了一个风尘女子的冷静和清醒,且她在看到荥阳公子悲惨际遇的时候,唤起的她的同情心,并且帮助他,而她比霍小玉更显伟大是在于她连八年夫妻都不要,在感情上更显洒脱,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门户之见造成了她们无法和心爱的人相结合,小说戏曲中常见到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熟套,就是滥觞于此的。唐代小说还有一部不可不提的,那就是影响最大的《莺莺传》,后代用它为题材写成的戏曲最多了。作者是元稹,有人说这是元稹自己亲身的遭遇,但众多考证说法不一,所以我就不加以阐述了,《莺莺传》和以往小说最大的不同即在于女主角是位知书达理的才女、名门闺秀,不同于以往尽是些妓女、妖精的角色。唐代传奇全盛时期最后一座高峰即是蒋防的《霍小玉传》。写的也是文人名士与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不停于以往的只是由于霍小欲不甘心,而要求李益要等八年后才能另取名门,没想到李益翻脸无情,导致霍小玉死后化为厉鬼并且报复。爱恨分明的写实性个,直接脸出人性的脆弱,成为唐代传奇的代表作之一。唐代后期的作品就大不如前了,后期中较好的作品当推薛调的《无双传》和无名氏的《灵应传》。虽然两者都有在手法上创新求变,但在实质的内容上和前期的作品相比,逊色许多了。八、宋元时期的话本由于宋元的小说艺术发展并不在文言的部分,所以文言小说的成就并不如通俗小说。在唐、宋、元三朝丰富的文化洗礼和经济繁荣的推动下,各种来自民间极富特色的话本形式也就孕育而生了,并且在此时期奠下了坚固的基础。在宋代,有一门艺术叫「说话」。而表演的场地则称为「瓦舍」或「瓦子」,是一种有规模的综合游艺场,其中表演各种戏曲的地方叫做「勾栏」。当然「说话」最容易为平民百姓所接受,而其中众多题材当中最为百姓所接受的,应当是历史方面的故事了,其内容讲的多和朝代之间的兴衰、军国大政等有关的事,参考的史书中有《汉书》、《五代史》、《七国春秋》等,而其中最受人欢迎的无疑是《三国志》了。到了元末明初之际还有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且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演义体长篇章回小说的先河。而宋代亦由于国家政事的关系,百姓们喜欢听「士马金鼓之事」的内容,而其中即刻反映出宋代民族征战、平民起义、抵抗外侮入侵之事,讲的多是以英雄人物为主角,主要的代表即《杨家将》、《水浒》之类的科目最受欢迎,开创了英雄小说的先河。宋代还有另一类至今仍广受民间欢迎的体裁,那就是公案小说,其中表现出百姓对贪官污吏的不满和对「青天大老爷」的期望,「包青天」至今仍符合了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另一类白话短篇小说,即以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为代表作,并无显著的成绩。在现存宋元话本中,爱情和公案这两类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爱情小说的代表作《碾玉观音》,表现出了小老百姓对爱情的坚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即使变成厉鬼也要表现的对追求自己幸福的坚决。公案小说叫具有代表性的是《错斩崔宁》。其中反映了南宋时期官吏问案的轻率、草菅人命,作者对司法弊端提出了疑义、批判。由于语词生动说话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广大听众,所以熟悉平民所用的口语,且经由说话人的熟练,表现出了人物、对白的生命力,加入俗语、方言等,想必是此一时期的一大特色吧!九、明代小说明朝是中国小说蓬勃发展、走向成熟的时期。明代小说举四本当代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分别代表四个领域的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志怪和人情小说。附带提到一点清朝人李渔江这四本书称为小说界的四大奇书。首先我先从历史演义这个方面开始说明。就其内容而言,历史演义大多是从正史当中取材,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_231;分类说明》中有提到:「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断代史者」和「通演古今事与通史同者」,这两点使我们觉得历史演义小说虽然取材自历史,但内容大多和史实不同,多加以改编,因文生事、虚构创作,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而宋代的说书业无疑是对三国故事的丰富和广泛的传播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三国至流传至今版本众多,现在看到的以清人毛宗冈的一百二十回本最为通行。由于成书的时间较其它书为早,所以他用的文体还是简易的文言文,而它的内容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我想是因为罗贯中的「拥刘反曹」契合了他们的道的观念,并且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人物性格,非常容易引起民众的认同。英雄传奇小说当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金圣叹他在《水浒传序》中有提到:「《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格物,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故不以为难也。」《水浒传》中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武松、李逵、鲁智深、林冲等,个个颜色鲜明、精雕细琢,是人物塑造上显现笔力的地方。由于《水浒传》讲的是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故事,草莽英雄的色彩严重,让人觉得富于生活的气息。神魔小说这个观念最早是由鲁迅先生提出来并且使用的(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到明代中期,其实神魔小说也应该要出现了。因为中国人对神仙鬼怪、灵异传说之事早在商朝即开始有此观念,因此民间神话发展至今,文人雅士也喜欢参与其中。而自卫进以来,志怪的小说就一直很兴旺,且由于中国式一个受宗教影响极深的国度,并且佛教、道教和一些西方文化入侵中国而来的宗教,相互融合、演化而来,在加上唐朝时即有「讲经」一家,所以到了明代中期通俗小说日趋成熟的时期,神魔小说的兴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演绎自《大唐西域记》,数是内容其实我们都很熟知,在此不再多说。其实,在故事中不乏积极劝世的一面,鼓励人们要克服困难,积极向前,虽然有神力相助,但若没有灵活的头脑又如何能成事呢?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虽然有许多人对它的印象仅止于是香艳色情的小说,但它以高妙的笔法写出的明代中后期社会的市井风情,真实的表现在具体的文字上。文中大量的运用了市井口语、俗语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让我们在阅读时格外的具有感情,因为其所应用的言语非常生活,更贴近读者的心灵。但其中间杂对于猥亵淫秽的描写,较为人所诟病,但毕竟这无法掩饰《金瓶梅》是中国通俗小说最重要作品之一的光芒,而且它也是小说界四大奇书之一呢!十、清代小说清代小说成就最高的无疑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了,这是部言情的小说,写的当然不只爱情,尚有亲情、人情、厉害之情等,写进了曹雪芹的一生,用曹家的盛衰来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其实这部小说在清朝干龙年间即广为流传,用的文体是白话的章回小说。清代尚有些不错的讽刺小说,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刘鹗的《老残游记》。《儒林外史》是以平实的笔触加以课化当时文人士子追逐科场名利的堕落与矫饰。由于作者对八股科举制度极为厌恶,所以用描写世故人情的笔触描写,故多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无肤泛之语、无淫秽之语。但由于多短篇衔接而成,是结构较松散的一部。《老残游记》虽名为游记,实属社会讽刺小说,而其中写的多和清朝官吏罪恶的揭发有关,当中写景的描述尤为独到,善于用具体的事物比喻声音这是他笔力精炼之处。另外提到清朝尚有一部文言短篇的笔记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的也是神仙志怪,但它虽文笔记小说,但却是有结构的,它是有系统的整理,编辑成册的。.....................。。。。。。。。。。。。(很多 关于古代四大名著的)要不?给你发过去

这句话出自蒲松龄《聊斋自志》。 全文: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以概以人废者。松悬孤时,先大人梦一病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赢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康熙己未春日柳泉自题。 “搜神”是指《搜神记》,由东晋时代史学家干宝(?~336)编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深远影响。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这句话既是蒲松龄的自谦之词,又表现了他在科考不顺的情况下对神鬼之说产生的强烈兴趣。……翻译成白话文大概意思就是,我的才能比不上干宝,但是我也十分喜欢神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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